4 补贴

图2显示了从1950年到1978年期间，美国联邦政府对各种能源补贴的金额。晶体管的案例显示了政府是如何通过大量订购产品来刺激技术发展的，从而创造一个市场。随着学习过程产生降价，新买家进入市场，发现以前使用的设备，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是否使用一个可行的技术取决于其经济可行性。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中的自主技术模型，市场中的竞争，并不受外力的影响，而是取决于替代技术的选择。必须采用成本最低的技术。但事实上，技术之间的竞争是由机构的决策决定的。因为公司的相关成本是实际成本减去补贴，所以政府对行业的补贴可以改变竞争技术的相对价格。即使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补贴至少可以暂时将一个经济上不可行的技术转化为看似可行的技术。

对能源行业而言，除进口限制和关税外，还有两种政府激励的措施：①鼓励生产商增加生产，如减税或免费的政府服务；②提供补贴，以降低消费者的成本。比如：允许企业将传统燃料的成本作为直接业务费用的美国企业税法，使消费者的成本降低了50%。因此，补贴生产者可以降低市场价格，补贴消费者可以减少消费者实际支付的市场价格比例。这两种类型的补贴通过价格效应间接地增加了需求和生产。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就存在能源补贴。1913年，联邦政府给予石油行业特殊损耗的津贴，降低了石油征税利率（Cone等，1980）。实际上，这种税收优惠为石油产业提供了一种免税贷款，使得企业扣税后的收入增加。1918年，国会允许企业对无形钻井的费用进行摊销，进一步减轻了石油产业的税收负担。

石油行业的补贴是一个将联邦政府与行业的目标联系在一起的复杂的关系网络的结果。恩格勒（Engler，1961）记录了集中在少数公司的石油行业是如何通过众多协会行使权利的，其中最著名的是美国石油协会（API）。API通过公共关系计划来影响国会议员、联邦监管和行政机构（Medvin，1974）。政府机构与石油行业合作，石油行业内有很多可以提供政策建议的咨询委员会。联邦咨询委员会的第一年度报告表明：在这些委员会中，埃克森石油公司有58位代表；南加州，41位；美孚，33位；Arco，29位；德士古公司，26位；海湾，25位（U. S. Congress Senate，1973）。石油公司也能够通过人才交流来影响联邦政府（Medvin，1974）。通过机密和开放度来推动政治运动，除了国防工业外，与其他任何行业相比，石油行业一直和国会保持着相对紧密的关系（Melman，1970）。

几项研究试图量化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石油工业的大量补贴。1980年巴特尔的研究表明，在美国，从1950年到1980年，石油是补贴最高的能源技术（Cone et al.，1980）。到1973年，石油补贴至少是其他能源技术补贴的三倍。

例如，最不受关注的能源产业——煤（U. S. Congress: Senate，1962），与石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20世纪初以来，煤炭行业一直寻求联邦政府的支持来处理生产过剩和价格下降问题。然而，因为缺乏团结，阻碍了这一行业内政府政策的生成（Johnson，1979），并且煤炭行业的相对较小的补贴反映出该行业缺乏政治影响力。

从1973年到1974年，石油补贴增加了336%，而煤炭仅上升了54%，天然气上升了5%。巴特尔研究低估了核能源的补贴量，即便如此，核能仍是补贴第二高的行业。政府的大力支持使电子设备行业和电力公用事业参与到核电行业之中（Novick，1976）。在保证政府补贴的情况下，电力公用事业公司只愿意对核电站做初始投资（Sporn，1968）。据估计，补贴减少了核能发电的成本，约减少了2.5美分/每千瓦时。“在核电缺乏补贴的情况下，成本变动的范围可能是当前成本的1.5到2倍。”（Bowring，1980）

对于核工业的生存而言，补贴是至关重要的。20世纪50年代，在核能行业发展刚起步的时候，保险公司不愿意承担为核电站提供保险的风险，但是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是不能进行反应堆的建设的。1957年，国会通过了安德森的价格法案（the Price Anderson Act），由联邦政府和私人保险共同成立了一个5.6亿美元的保险金，用来支付核事故的损害赔偿。该法案中的“免受损害协定”规定任何人或公司对核事故负责，从而消除了原在设计、施工和操作方面都要确保安全的市场激励机制。自从国会在1967年和1975年两次更新法律以后，免除行业所需承担的责任这一措施，实际上是对核工业的永久性支持（Berger，1976；Kalt和Stillman，1980）。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由Ottinger（D-NY）和Abourezk（D-SD）领导的几个来自众议院和参议院中的成员的推动下，太阳能产业才收到了相当可观的补贴（Yokell，1979）。1973—1974年的阿拉伯石油禁运导致了人们对太阳能研究兴趣的增加。然而，虽然尼克松总统的能源独立计划为太阳能的研发提供了联邦支持，但也强调了核能源的发展（Commoner，1976）。1980年，联邦政府对太阳能的研发兴趣达到顶峰。来自民众的压力迫使Carter为太阳能的研究与发展提供了额外的基金；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基础上，与联邦能源补贴总量相比，太阳能补贴的比重仍是微乎其微的。

有两个因素可以解释这种短暂的、小规模的太阳能产业的补贴。首先，石油和核能行业反对短期太阳能开发，并以此维持他们行业内联邦能源补贴的集中度。第二，与其他能源产业的活动量相比，代表太阳能的活动相对适中。虽然背景研究已经展示了太阳能发展在创造就业机会，减少环境恶化，降低能源成本等方面的潜力（Commoner，1976），但是能够为太阳能发展提供潜在支持的力量尚未被动员。在华盛顿特区，公民能源劳工联盟以游说组织的形式而存在，但劳动力、有关环境的运动和消费者运动尚未有效地联合起来，不足以推动太阳能的发展（Etzkowitz，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