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学、科学和新经济环境

承担着教学和研究的现代大学出现于19世纪早期。历史上，大学机构在19世纪末经历了一次革命性的转变：大学最初作为一个基本高等教育机构，逐渐发展，开始具有研究和教学的双重社会功能。事后来看，如果考虑到知识基础结构的变化，这种功能上的变化就很容易被理解。工业研究实验室和产业生产科学化的兴起为培养知识分子创造了劳动力市场（Noble，1977；Van den Belt和Rip，1987）。大学为知识基础结构之间的各种功能（如学术研究、理论化、实验性的实践功能）提供了整合和分化的特定场所。

20世纪上半叶被认为是高等教育系统在国家支持下的扩展时期（Parsons和Platt，1975）。在20世纪下半叶，高等教育系统以更大的规模进行扩展，希望能够实现长期与实践相关联这一目标（Bush，1945）。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冷战”的结束以及基于知识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的兴起使大学这个理所当然的“象牙塔”角色受到质疑。

大学和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正在以比过去更加具体的方式协商（埃兹科维茨1994b）。之前的契约是基于创新的线性模型，假设只有长期的学术知识才会对经济做出贡献。根据在生物科技和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公司创建和应用领域研究契约的例子，现在看来长期和短期的贡献都是可能的。

在知识资本化的不同阶段，我们需要创新的螺旋模型来抓住不同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Etzkowitz，1994c；Leydesdorff，1994）。这个过程涉及动力学是什么，产业和研发的政策又是如何被影响的？政府战略是否应该专注于信息渠道，以期在不直接参与特定技术或项目的情况下，便能系统地创造一个有效并且动态相互依赖的关系？或者，政府政策是否应该专注于鼓励和资助企业和大学之间的战略联盟，以此来克服未来产品开发至关重要的技术中的障碍或者“反向凸角”（reverse salients）？

在不同的科学科目、技术领域和产业部门之间协调和匹配这些策略有更深层次的可能性。然而，在特定的领域，由于水平的判断和干涉的类型越来越重要，因此就国家、产业和学术而言，这样“亲自动手”的策略需要更强大的科学和技术政策能力。在不同的政治经济传统、经济发展水平和类型的社会中，这些都是学术界、产业、政府关系面临的核心问题，也是我们希望在研讨会上提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