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由大人物而小人物：历史记录对象的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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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明确了我们要建设的是中国的公众史学，接下来我们来讨论一下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这是一个关乎学科生存的理论问题。由于对公众史学的来源看法不同，所以对其理论基础也有不同看法，有人以为是后现代史学，我以为应该是中国的民史理论。

一、民史的初型：国民史

讲“民”的时候，离不开国家形态的变化。根据我的研究，我把我们几千年的国家形态分为两大类型，一个称之为“政府型国家”，一个叫作“社会型国家”。因为国家形态不一样，下面“民”的社会地位也是不一样的，在前者形态下只能称之为“臣民”，在后者形态下才会有“公民”。

古汉语的“民”字，据说有两种意思：一说是“奴隶”，后来成为自由民；还有一说是“土著”。在中国几千年中，“民”基本上是“国家臣民”，所以在我们古汉语里看到的名词，多是庶民、臣民、草民、子民。这种状况到了近代以后才有根本性的变化，西方最早进入近代社会，所以，西方“民”的变化，首先就出现了citizen这个词，我们把它翻译为“市民”。

很有趣，这个词传到中国，翻译时没有可匹配的术语，所以把它翻译为“庶民”“臣民”“草民”和“子民”。到了19世纪末才有变化，日本人把它翻译成“国民”。后来，这个词通过中国留日学生和学者，也开始传到中国来。1895年以后，很多晚清知识分子如梁启超就开始提倡用“国民”。梁启超提倡“新民”理念，新民，原来是《尚书》中一个词，是“使民向善”的意思。梁启超提倡的“新民”，用今天话来说，当然是“将传统的臣民改造成为现代的国民”。为此，他们当时办了杂志《新民丛报》，当时还有不少类似这样的东西。甚至今天上海还有一个报纸叫《新民晚报》，“新民”就是从这儿来的。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更高，如国民学校、国民政府、国民党、国民性。既然“民”是“国民”，自然编的历史就叫“民史”。梁启超当时提倡的“民史”，用我们今天的观念来解读就是“国民史”。什么是国民史呢？就是以国民为主体的国家史。

二、人民与人民史

“人民”，在《诗经》中已经出现。欧洲最早进入近代社会，所以他们最早有“人民”这个概念。

马克思主义特别重视“人民”，苏联也广泛流传这个词，后经过苏联又传播到中国，国内开始广泛使用“人民”。20世纪40年代，“人民”的出现频率增加。到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人民”成为出现频率更高的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人民银行、人民医院、人民公社、人民币等，都使用“人民”。因为广泛使用“人民”，所以我们的历史编纂模式也跟着变，可称之为“人民史”。

欧洲最早有人民史，譬如英国人莫尔顿编了《人民的英国史》，美国人津恩写了《美国人民的历史》。到了20世纪，中国学人也开始尝试着写人民史。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大论战时，其中一个很大问题就是讨论人民问题。20世纪40年代，一些进步学人如范文澜写的《中国通史》里面，也开始广泛使用“人民”。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战争年代产生的，所以当时讲“人民”的时候，比较突出人民与阶级斗争。到了和平时代，它有不足的地方，因为人与人之间除了斗争，更重要的是如何和谐相处的问题。

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有人就开始尝试着写中国的人民史，代表是张舜徽的《中华人民通史》。张舜徽是华中师大非常有名的教授，这位老先生平时写文章喜欢用文言文写，但是他写《中华人民通史》却完全是用白话文写，并且他用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来写，所以叫《中华人民通史》。这部书基本上就体现了20世纪以来中国人对“民史”的想象方式，但很有趣的是这本书出版以后，学术界的反响不是太大。为什么呢？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时代变了，史风也跟着变。其实，“民史”是一个史学形态建构问题，不是简单地编纂一部人民史的问题，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三、公众与公众史

进入21世纪，时代又变了，最大的变化是中国重新崛起。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说“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了”的时候，那是中国人的自我宣告。而到了21世纪，那是欧美人承认中国崛起了。在这个过程中，公众的力量越来越突出，用毛泽东的话说：“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个社会在变，进入薛涌所称的“公众时代”，更喜欢用“公众”代替“人民”。那么，这两个概念有什么不同呢？“人民”是一个大的集体概念，“公众”是由一个个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人人是“人民”的一部分，但它是不能量化的，个人不能代替“人民”，而“公众”就解决了个体与群体两者的兼容问题。我们借用公众微信平台的口号，“再小的个体，也有自己的品牌”。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也就是说每一个公众，都有他自己独立的历史。既然时代变了，进入了公众时代，我们的历史想象方式也要跟着变，我们以前是编“人民史”，现在要突破“人民史”概念，思考史学和公众两者如何结合的问题。

关于公众的历史，我比较早想到的是“小历史”，其他人用的是“微历史”。“小历史”和“微历史”这两个概念，都是借鉴了黄仁宇提出的micro history, “大历史”对应“小历史”，或者“宏观历史”对应“微观历史”，意思都是差不多的。最近，我喜欢用“公众史”概念，因为“小历史”概念也有一些问题，大、小是一个相对概念，没有明确的定义，不是特指。小历史是什么，我们必须加以特定限界以后，才知道是什么东西。公众史的话，就是讲公众个体或群体的历史。公众史是什么，得找到它对应的东西。“公众史”对应是“组织史”，特别指的是“国家史”。也就是说，公众史是个人的历史，既可以指精英，也可以指大众，所以“公众史”这个概念就比较好。

那么，公众史怎么做呢？我们应该注意这么几点。

第一，要脱离学术研究层面，进入历史书写层面。20世纪进入学术史学时代，所以很多人动不动会用“历史研究”思维来想象，这是不够的。我现在更喜欢把历史活动划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叫历史书写，第二个层面叫历史研究。公众史的话，首先要进入历史书写层面去理解，新历史合作社提出的三个口号：“我的历史”“我家的历史”“我们的历史”。这三个概念非常有趣，它由小而大、由近而远，这是公众史书写应该遵循的三大环节。

第二，公众史要走出公众群体史的曲径小道，走入公众个人史记录的阳关大道。人民史，最大的问题是没法量化，而公众史可以量化。最要紧的是，把公众史划分为个人史与群体史两个层面。从个人史开始做起，然后再做群体史。个人史概念提出以后，公众历史书写的前景就非常大了，所以我把它称之为阳关大道。

第三，重精英个人史，更重大众个人史。个人史可以进一步把它细分为两大类型：一是精英史，一是大众史。精英史，以前就有了。今日特别要提倡写大众史，要提倡普通大众来写自己的个人史。一旦这个群体动员起来了，那就非常可观了。

四、公众史的意义

公众史书写的意义很大，至少有这么几个层面。

第一，可以更新人们的历史观念。以前讲到历史书写，总是国家大人物。现在，我们普通人物也可以写，不是只有国家的历史是历史，民间的历史也是历史，每个人的历史都是历史，这就是历史观念的一个解放。

第二，扩大历史学的实用功能。以前历史学的功能讲得很多，归类一下，无非是两大类：一是为政府，一是为民众服务。传统的史学是服务政府的，服务国家的；公众史学是服务公众的，服务小老百姓的，当然可以增强它的实用功能。

第三，可以强化史学记录功能。历史研究不是历史活动的全部，更重要的是历史书写，历史书写也是传统史学的强项，今日要继续发挥。历史学科学化，从认识水平上说是提升了，但是从社会地位上说是降低了。为什么这么说？历史研究，就成了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学科之一，而历史的书写不一样，人类的所有活动，如果不记录下来，就没法进入文本世界，就是不存在的。这个特点是历史学的独特性，其他的学科都不具备这样功能。所以历史书写的强化，可以提升我们历史学的社会地位。

第四，让历史学走入寻常百姓家。以前的历史，都是史官在写，史家在写，是高高在上的，好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而今日提倡人人都是历史学家，人人来参与历史的书写，参与拍照，参与录像。这样，历史学就进入寻常百姓家了。

第五，公众个人史的大量出现，形成网络状历史记录格局，就有可能出现真正的全史。以前的历史，都是写在纸上的，一本书都是有容量限制的，几十万字或几百万字，很多东西就没法写。今日网络出现以后，储存是无限的，这样就突破了原来纸本的容量限制。一本书里的一个画面，选择了这个镜头就不能选择那个镜头，而网络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用点击的方式来留下每个人的历史，可以用链接的方式点一下，这个人的资料就可以出来了。所以就可以进入一种网络状的历史记录格局。很多个人史留下来以后，真的可以出现全史。美国一个经济学家杰里米·里夫金写了一本书叫《零边际成本社会》，里面提出的一个概念叫“共享社会”。历史书写，上层要写，下层也要写，精英要写，凡人也要写。这样，历史就比较完整，这是我们21世纪要非常提倡的历史写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