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前文选

公众史学或公共史学辨

钱茂伟 宁波大学历史系教授

当下中国正处于“公众史学”学科的建设期，相当多的基本问题需要学界来回答。譬如，在中国到底是用公共史学还是公众史学？大众史学与公众史学相通吗？公众史学是中国史学发展的内在需要抑或是外来输入的结果？中国的公众史学能成为一股新的史学思潮吗？本文拟对这些问题作更为周详的学理回答。

一、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

英语世界的“public history”，到中国大陆以后，有人译为“公共史学”，有人称为“大众史学”。到了中国香港，喜欢使用“公众史学”。到了中国台湾，喜欢用“大众史学”。

“名”是“实”的提炼。如果名称不统一，则学科的推广会受到很大的制约。那么在中国，到底是用公共史学好？还是公众史学好呢？笔者主张有必要对两个概念作明确的辨析，只有指出了公共史学术语的低合理性，说明了公众史学的高合理性，才能引导大家使用公众史学。为了说清楚，笔者拟从直接的概念与间接的内涵两个方面加以辨析。

英语的public，作为形容词，主要有“公众的；公共的，公用的；公务的、政府的；公开的，当众的”等解释。作为名词，表公众、民众、大众。至于汉语中的“公共”，从相关的古汉语文献来看，主要有三种解释：（1）公有的；公用的。如“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2）犹公众。如“盖陶唐欲推大器于公共，故先以不肖之名废之”。（3）犹共同。如“臣愿陛下明诏臣等公共商议”。古汉语中的“公共”，按其词性，可分三种，一是作形容词，表示“公有的”“公用的”；二是作副词，表示“共同”；三是作名词，表“公众”。从“公共史学”概念讨论来看，作副词用的“共同”含义可以排除，需要讨论的是作形容词与名词的两层含义。

中文“公共”与英文“public”基本可以对应起来，均可作形容词或名词使用。如果将“公共史学”之“公共”理解为形容词，则表示“公用的史学”；如果将“公共史学”之“公共”理解为名词，则意为“公众史学”。从直观的字面意义来理解，将“公共史学”理解为“公用的史学”或“公众史学”，两种用法均是相通的。不过，从其他领域的使用来看，则以形容词为主，譬如公共空间、公共权力、公共管理、公共英语、公共服务、公共事务、公共记忆、公共关系。在这些场合，显然“公用的”与“公众”两层含义是无法替换的。如此，将“公共史学”理解为“公用的史学”，似乎更符合汉语表达习惯。如果“公共史学”就是“公用的史学”，那么，“公用的史学”又到底是什么史学呢？这是颇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从性质上来说，凡是史学都是公用的，难道还有私用的史学吗？希望通过使用“公共史学”概念来强化史学的公共性，完全是多余的。而且，“公共史学”的内涵过于宽泛，让外行不知所指。美国的公共史学有特定的含义，是指在公共领域应用的实用史学。这必须作专门的解释，别人才能理解。

相反，使用“公众史学”概念的好处是，主体明确，建设目标明确。汉语的“公众”，早在南宋时代已经出现，如“譬如一事，若系公众，便心下不大段管”。西方的“公众”出现于17世纪的法国，指宫廷与城市中上流阶层。“公众”的重心在“众”字，而非“公”字。“众”是会意字，三人为众。“三”表示众多，“众”表示众人站立。在甲骨文中，，像许多人在烈日下劳动。所以，“众”的本义是“众人”“大家”，从词性来说，它是一个名词。“公众”是一个由公民个体组成的群体概念，可以理解为“公民大众”的简称。从史学的服务对象来看，它有向上（政府）与向下（公众）两大方向。“公众”与“史学”组合成“公众史学”，体现的是史学与公众关系的重新建构问题。公众史学是公众本位的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帝王本位的旧史学。公众史学是“公众自己的史学”，是“我们的历史”。从历史大类相关的学科来看，考古学中已经出现“公众考古学”。甚至，今天整个人文学科都面临着与公众关系的重新建构问题，出现了“公众人文学科”。由此来看，当然使用“公众史学”好。

二、公众史学与大众史学

要想辨析两者的不同，须对“大众”作一辨析。在西方，大众是上层精英之外的多数下层“民众”，带有较多的轻蔑色彩。近代以后，随着民主化进程的加快，轻蔑色彩逐步被洗白，成为“普通民众”。在汉语中，“公众”与“大众”是可以通用的。当然，从语意来看，“公众”比“大众”更为正规些，“大众”一词过于通俗化，难以成为学术语言。在中国，“大众”的使用更早，也更为普遍，譬如“大众文化”“大众电影”“大众文艺”。相比之下，“公众”的使用是在近十多年频繁起来的。

20世纪80年代后期出现的“大众史学”概念，有两种不同的理解，有人将其理解为大众文化意义上的史学。“大众史学具有通俗易懂，文字生动活泼，语言简练，选题广泛，同时集知识、趣味和科学性于一体，很容易为多种不同层次文化水平的读者所接受和喜爱的特点”。如此，更接近于“通俗史学”，即历史知识的普及化与通俗化。张广智曾对比精英史学，详细讨论了两者间的五个方面的不同。

也有人将美国公共史学译为“大众史学”。周梁楷的突出贡献是将“public history”的内涵作了扩充，认为“大众史学”应包括三个部分：大众的历史、写给大众阅听的历史、由大众来书写的历史。他将学术史学定位为“小众部”，而大众史学则定位为“大众部”。

最近，王记录在教育部“爱课程”网开讲的视频课程“走向大众的历史”，也涉及了“大众史学”的概念。他是从学术型史学与普及型史学的二元概念来划分的，涉及了历史知识的大众化与历史书写者的大众化，不过重点仍是传播层面的通俗史学。

如果将“大众史学”局限于通俗史学层面，则范围过狭，无法涵盖“公众史学”；如果将“大众史学”等同于“公众史学”，则不必过多辨析了。从目前中国语境来看，“大众史学”的出现频率不多。从未来社会的发展趋势来看，使用“公众史学”更为理想。

三、公众史学的中国本土性

几位在美国工作的华人学者以为，当下中国公共史学学科建设存在一个“public history”如何翻译、如何中国化的问题。2014年3月的美国公共史学年会，甚至提出一个话题“中国有可能有公共史学吗”？这样的提法，当然是不受国内学界欢迎的。我们发现，中国人理解的公众史学内涵与美国的公共史学很不相同，中国仅在名称资源上、学科化建设路径上有所借鉴而已。

美国的公共史学是指在公共领域应用的实用史学，主要用于三大领域，即博物馆、历史遗址、历史剧制作等与历史学关系紧密的领域；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制定等公共领域；家族、公司等私人领域。这是近年多数中国学人对美国公共史学内容的理解所在。也有人有不同的理解，称其内部主要有三派：一是历史题材创作，二是应用历史学，三是写人民史。鉴于此，主张将public理解为公众、大众。如果这样的理解不错的话，美国的“公共史学”译为“公众史学”更合适。

香港梁元生将“公众史学”定义为三个方面的内容：“应用的历史”“公众的/人民的历史”和“公共事务及全体利益的历史”。这三大内容，体现了美国公众史学的核心精神。

中国的公众史学内涵应包括哪些东西？不同的学人会有不同的理解。笔者理解的“中国公众史学”内涵，至少包括六个部分：通俗普及史学、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历史写作、公众影像史学、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是一个文化领域传播概念，提供的是史学精神食粮；公众历史书写是一个书写对象扩大概念，提供的是人人动手书写小历史的机会；公众历史写作属历史解释权的开放，提供的是人人可以解释、书写历史的机会；公众口述史学是大众历史书写的入门之道；公众影像史学是用图像记录历史与再现历史；公众文化遗产是“大众可以触摸的历史”。可以说，公众史学是一个个体兼群体、书写兼研究、专业兼业余于一体的综合概念。公众史学是一个多层面、多视角的学科框架，所以梁元生教授将其称为“一个崭新的史学范畴”。这样的概括是非常到位的，否则也无法建立一个公众史学专业硕士学位。

如果以上框架界定不错的话，则可以发现，这些史学资源多来自中国本土。通俗史学早在宋代以后就逐步出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颇盛；近三十年，公众历史书写（个人史、家族史、社区史）在大陆与台湾发展昌盛;21世纪初以来，因网络而崛起一批民间历史写手；中国不少大学建立了博物馆学专业、文化遗产学专业，这些均是当下中国正在进行着的与公众史学相关的史学实践活动。只有口述史学，可以确定来源于西方。

由此可见，中国公众史学内涵有自身的形成过程，有着自己的史学资源与实践活动。它是中国物种，不是外来的。美国的历史才三百多年，中国的历史学有着三千多年的悠久历史，中国的史学资源更为丰富。只是，中国人一直不加区分，将之放在历史学中，没有独立出分支学科而已。现在，我们只是从美国的公共史学的学科化发展中得到灵感，借用其名称，借用其学科化建设思维，努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学科而已。我们仅是借助美国“公众史学”术语，将当下中国这些民间史学活动概括为一个“公众史学”框架，即在几个小房间上面加了一个公共的屋顶，这个屋顶取名“公众史学”。对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来说，美国的公众史学是值得借鉴的“它山之石”，而不是如何将它移植到中国、积极推广应用的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公众史学学科体系。

四、公众史学是一股史学思潮

美国的公共史学从1978年以来，已近40年历史。然而，遗憾的是，系统的学科建设成果并不多见。何以如此？原来，美国的公共史学偏重“应用的历史”，是史学在公共领域中的应用，是从史学专业学生出路角度提出的改革方向。20世纪70年代，因为经济危机影响，美国大学的历史学专业毕业生面临就业危机，得改行才能找到就业机会。这对大学生来说是一种专业学习的浪费，对大学历史系来说是一种专业教学存在的怀疑，那样的结果必然会陷入恶性循环之路。为此，部分大学历史系教授主动寻找适合的新的专业出路，于是有了公共史学。由此可知，美国公共史学的出现，正是史学研究职业化所带来的问题。于是，只好目光向外，在其他公共领域中寻找更多职业发展方向。学了公共史学的历史系毕业生，毕业以后不需要改行，可以在公共领域直接找到继续靠历史学专业知识吃饭的职业。它与“学院派史学”相对应，要求将史学知识应用于公共生活领域，不做纯粹的知识生产，而更重视知识的社会应用。不过，由于过度重视其应用性，实际难以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思潮。

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起步虽晚，但起点高，学科建设成就不容忽视。一个学科要想生存下来，不能没有自己的学理。中国的公众史学建设更关注史学主体的大众化，其学理来源有二：一是20世纪初以来的“民史”思想资源，二是后现代主义理论，强调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使用“公众”，意味着门槛的降低。只要个人愿意，人人都有资格参与进来，从而有可能实现史学主体的大众化。公共史学，没有自己的学理，难以长存。公众史学，主体明确，目标明确，那就是一切围绕“公众”来建设新史学，将史学由“小众之学”建设成为“大众之学”，让史学由小道走向阳关大道。而且，不同于美国公共史学初始的改革动力来自高校，中国公众史学的发展动力来自民间社会。今日中国，网络历史写作、通俗历史写作、小历史的书写、影视史学，均处于兴盛发展之中。高校专家们是在民间史学蓬勃发展之后才关注这种现象的。公众史学应是大家共同拥有、共同使用、共同解释、共同书写的史学形态。中国的公众史学是一股学术思潮，它期望能创造出一种全新形态的民间化史学，自然会更有发展前途。

未来中国，会在高校开设公众史学的本科课程模块，也会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下开设公众史学研究方向，甚至会开设公众史学的专业硕士课程。在习惯了“公共”概念的中国，很多人会一时难以接受“公众”这个新概念，但只要公众史学圈内部统一，持之以恒地推广使用，相信在未来的岁月里，“公众史学”会逐步被大家接受。那是中国历史学社会化的希望所在。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4年第4期）

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

姜萌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提要：概念使用混乱、与史学的关系不明和对发展方向意识不清已经影响到中国普及应用型史学的发展。在“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三个概念中，只有“公共史学”能同时满足范畴内容明晰准确、立义高远通达、言辞易懂雅顺的条件，当是描述普及应用型史学最恰当的概念。“公共史学”在学科架构上包括了口述史学、影视史学、应用史学和历史通俗读物四个部分。立足于普及应用的公共史学和创造知识的学院派史学构成了历史学的两翼，要想历史学健康繁荣发展，就必须集合各种有益力量促使“两翼齐飞”。

经济的发展和体制的松动，促使社会意识突破了禁欲观念的束缚，轻松愉快的文化产品成为普通大众的需求；社会的复杂和人生中不断出现的问题与困惑又促使人们从历史和他人处寻求有助益的经验教训。那些看不见、摸不着、冷冰冰、死板板的历史研究对普通民众已经没有丝毫的吸引力，他们对于历史学的要求在高层次上可以解惑借鉴，在低层次上可以解闷消遣。所以，普及应用型史学的兴盛，是“人”被唤醒的时代对学术的要求，是社会发展推动学术变迁的结果，有其充分的社会基础。

近百年来，尽管有不少史学家提倡过“通俗史学”，但是历史学的主体仍是受西学影响的“精英史学”，即要将史学发展成为以确定不移的知识为基础的“科学”，而将史学求通、鉴戒和重趣味的人文传统摒弃。史学这种长期的单向发展，在越来越“科学”的同时也越来越远离普通民众，给自身带来了“危机”。为了摆脱“危机”，历史学界将目光投向了史学的普及和应用。早在1988年10月召开的“历史学改革与发展战略研讨班”上，与会者普遍认为必须拿出“敢于开辟新路”的勇气进行史学改革，“使研究内容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使历史教学与社会需要结合起来”。所以，普及应用型史学的兴起是对历史学长期单一追求“科学性”的反动，有其坚定的学术基础。

虽然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史学理论界已经关注到了国外普及应用型史学的发展，并提出借助此类史学使中国史学走出“危机”的倡导，但是“思想淡出，学术突显”学风的突然到来，使学术界趋向专深研究，史学萌生的普及应用冲动被遏制。与此同时，世风却日趋活跃，面向大众的普及应用型史学在体制外渐次发生，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公共史学”已经蔚然壮观。仅从《品三国》《明朝那些事儿》等论著的畅销和引起的读者、舆论的关注与热议就可见一斑。对于这一现象，有人鼓掌叫好，有人拍案叫骂，有人嗤之以鼻，却少有人进行冷静的批判总结。也正是因为如此，此类史学的概念使用便显得有些混乱，理论的建设也显得有些滞后。当前中国的不少史家，对于“公共史学”已经从反感、被动接受发展到主动参与。在此情况下，史学理论界也应当主动地承担起有关“公共史学”的理论建设责任。基于各方面的考察，笔者认为当前中国普及应用型史学在理论层面有三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概念使用混乱，二是缺少理论体系的建设，三是与历史学的关系不明。

一

当前汉语史学界用于普及应用型史学的工具性概念主要有“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公共史学”“公众史学”等。不过由于“诸概念内涵的宽泛，致使学者们使用时，出现混乱局面”，而且综合各种情况来看，学术界对概念的混乱使用已影响到大众传媒，并有扩大的趋势，故有必要对这些概念进行辨析。严复曾指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译文要努力做到“在己能达，在人能喻”，具体来说就是信、达、雅，以及“取明深义”。其实，严复对于“文辞”和“译文”的要求，也适用于评价一个概念是否恰当合适：（1）范畴内容是否明晰准确；（2）立义是否高远通达；（3）言辞是否易懂雅顺。以此标准来考察“通俗史学”“公共史学”“大众史学”三个概念，虽然“通俗史学”和“大众史学”在某一方面较为突出，不过综合起来看，只有“公共史学”最能符合三个标准。

舒焚曾经对“通俗史学”有所定义，认为“通俗史学是各个历史时期民间的或人民群众的史学”，并进一步解释说“俗史学带有很大的原生性质，和俗文学分不开。俗史学常常以俗文学的名义出现，以俗文学的重要构成成分的身份出现”，它“常常保留许多古代和近现代的民间传说，以及民间对历史、对刚过去的现实的看法或评议”。以此可知，“通俗史学”的立义点在于和“雅”“朝堂”对立的“俗”“民间”，从它和“俗文学”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引申出来对于语言通俗易懂的要求。总结以上各点，“通俗史学”或可概括为：“通俗史学”就是不用专业的学术性话语系统而用民众通俗易懂的日常生活话语系统叙述、表达富有趣味的历史知识，以期民众可以轻松理解接受的史学形态。

用源自本土的“通俗史学”作为表述普及应用型史学的工具性概念具备突出的优点：一是方便和传统对接，二是顺口易懂，三是体现了对表现手法和趣闻性的侧重。不过这个概念也同样具备较明显的缺点：一，范畴过小，难以涵盖全部普及应用型史学；二，立义不能高远通达，有强调史学的娱乐作用而忽略史学对社会建设高层次功能之倾向。从近些年的情况来看，通俗史学读物的热潮可以说已将“通俗史学”的优点展现得较为淋漓尽致，如让“史书成了畅销书”“让百姓亲近历史”,不过，同时也将“通俗史学”的缺点展现了不少，如“通俗史学”被“香艳隐私掩埋”，将要从“通俗史学”走向“八卦史学”。

大陆学界对于“大众史学”的概念缺少辨析，仅有罗义指出“大众史学”具有“通俗易懂，文字生动活泼，语言简练，选题广泛，同时集知识、趣味和科学性于一体，很容易为多种不同层次文化水平的读者所接受和喜爱”的特点，具备使工人、农民、干部及从事其他科学研究的人们增长知识，开阔视野，提高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素质的作用。在台湾学界，周梁楷给“大众史学”下的定义比较明晰：“在不同的文化社会中，人人可以以不同的形式和观点表述私领域或公领域的历史。大众史学一方面以同情了解的心态，肯定每个人的历史表述，另一方面也鼓励人人‘书写’历史，并且‘书写’大众的历史供给社会大众阅读。”他认为“大众史学”是“史学里面的‘大众部’”，所以要将“public history”翻译为“大众史学”而不采用“公众史学”。罗义和周梁楷二人关于“大众史学”概念的阐述实际上可以更简练地概括为：大众史学就是大众站在个人的立场，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书写大众的历史，并给社会大众阅读的史学形态。

“大众史学”这个概念的优点非常明显：首先，极大地突出了大众作为“历史主体”“历史书写主体”“史学服务主体”的地位，是对书写“自下而上的历史”观念最彻底的体现；其次是突出了传播受众的范围，即这种史学传播的范围不是某个特定的集团，而是整个社会；再次，明确了“大众传媒”作为历史学知识传播工具的角色。不过此概念也存在着比较严重的缺陷：一，仅有“大众”的历史是难以想象的。“精英”和“大众”紧密交织在历史进程中，无论谁来书写历史，都不能将另一方完全“屏蔽”。二，掩盖了历史学的真价值。周梁楷自己也认可“历史的意义在于历史意识、社会意识和生命意识的不断锤炼与升扬”,不过“大众史学”这个概念却很难将对“历史意识”“社会意识”“生命意识”的强调显现出来。三，未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为历史学规划未来。在当今这个时代，历史学要确保自己仍然是一个有价值、有意义的学科，就必须以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贡献于社会，显而易见，“大众史学”还欠缺这方面的考虑。

美国学者对于“public history”的定义存在几种不同的观点：Robert Kelley认为“从最简单的意义上说，公共史学就是史学家受雇于高校之外，并以史学技能为高校以外的机构甚至私人活动服务”; Ronald J.Grele则不赞成这种过分强调应用性和与学院派对立的取向，认为公共史学“是对史学家作用一次全新的阐述，使我们可以借此创建一个广大公众都能参与自己历史书写的社会”，并认为如果公共史学的发展能如期望的那样，那么“我们这些置身于公共史学领域的人会明白，我们是在为使历史意识变成美国社会生活中的实际组成部分而斗争的伙伴”；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界又出现了综合以上意见的一个新定义：“公共史学通常指的是史学家在学界以外从事的与历史相关的工作，特别是通过各种方式向公众或与公众一起再释和重现历史的工作。”在目前的美国史学界，最为流行的“公共史学”定义已经演变为“公共史学是指普通读者能看到、听到、阅读和解释的史学形态”，公共史学家“扩大了学院派史学的方法，强调非传统的证据和报告格式，重新规划的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一种独特的历史实践模式”。

从强调史学的实用性、和学院派史学对立到强调向公众传递普及历史意识，从重视“在学术界以外”这些外在限制到重视公共史学产品为公众服务的内在因素，可以说美国“public history”已经越来越走向成熟和完善。相比于“通俗史学”和“大众史学”，“公共史学”这一概念的优点比较突出：在范畴内容上，“公共史学”可以包容普及型、应用型史学；在立义上，“公共史学”不仅倡导轻松愉快，而且注重公共历史观念、历史意识的建构，使史学在公共社会的建构中体现自身的价值；在书写手法上，“公共史学”也突出了用民众的日常生活话语系统叙述、写作；在参与范围上，“公共史学”真正体现了“人人都是史学家”的观念，模糊了职业史学家与非职业史学家、学者和公众的界限。

二

现代学术形态确立以后，由“小众”从事，为“小众”服务的专深的学院派史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但是史学和公众的关系也越来越远：皓首穷经的考据校勘只是极小一部分人的“名山事业”，枯燥无味的学院派史家也有不少人不爱读；动辄涉及“规律”“形态”的大历史，不仅和普通大众距离太远，而且很长一段时间“太功利”，“变成了政策讲解员”。就连传播历史知识的主要途径——历史课程，也被人讥讽为“只有历史课，没有历史”。

造成史学如此困窘的原因有很多，不过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可能就是我们的史学只靠学院派史学单飞，而忽视了普及应用型的“公共史学”。从学术发展的轨迹来看，只有将创造知识的专深研究和专注于将知识转化为常识、智慧及其传播应用的公共史学较好地结合起来，才是较为健康的学术形态。就史学而言，学院派史学专深的研究无疑是创造历史知识的主力军，但是对于如何将这些历史知识传播给公众，如何将这些历史知识变成常识、智慧，学院派职业史学家所做的努力是不多的。由于学术评价体制等问题，他们对于通俗的读物“不稀罕做”。所以，史学要想真正健康地发展，真正在公共社会的建构中发挥作用，体现价值，就必须意识明确地发展能将历史知识转化为常识、智慧的“公共史学”。换句话说，从事专深研究的学院派史学和从事普及应用的公共史学构成了史学的两翼，只有“两翼齐飞”，史学才能健康发展！

虽然《百家讲坛》《明朝那些事儿》等引起的热潮已经持续了几年，不过这可能只是一个发展公共史学的契机，而不是高潮，更不是结束。虽然当前公共史学发展的状况尚处于自发的萌芽状态，不过已出现了一些值得肯定的现象：尽管仍有一些职业史学家在“痛斥”易中天等人，但是也有一些职业史学家开始涉足“公共史学”领域；尽管有一些打着“香艳隐私”噱头来赚钱的所谓“历史通俗读物”来浑水摸鱼，但是也出现了一些将历史知识转化为历史智慧且好看耐读的作品；尽管要将“公共史学”作为学科来发展还遥远无期，但是至少已经出现了以“有识、有趣、有用”为宗旨，具有“公共史学”取向的刊物。不过也应清醒地看到，中国“公共史学”的发展还存在不少的问题，其中“公共史学”的架构不明当是比较重要的一个。借鉴美国公共史学的发展经验和中国史学的实际，笔者认为中国公共史学应该包括口述史学、影视史学、应用史学、历史通俗读物四个部分。

口述史学具有“生动性、广泛性、民主性的特点”，是“一种由大众直接参与而又为大众建构历史的历史学”，所以美国公共史学家将口述史学视为公共史学的一部分，认为其是为公众提供准确又富有意义的历史的最理想工具。汉语史学界的口述史学开始于唐德刚对胡适、李宗仁、顾维钧等人口述自传的实践，此后我国逐渐有人从事口述史学的工作，并取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从事“口述史学”的人多还是职业史学家，公众主动参与的较少；认为“口述史学”的价值在于寻找、抢救史料，而不是要通过口述史学书写公众的历史。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丰富多彩”使口述史学具备了大量的资源，而且不少重大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们都还健在，所以在书写20世纪中国公众历史的事业中，口述史学一定会是最耀眼的部分。

作为历史学的“新生代”，“影视史学”已引起一些学者的关注和探讨。在卫星电视、网络技术日渐成熟的今天，“影视史学”也成了传递历史知识、解释历史最迅速有力的途径。就连史学界也承认“历史影视作品已经成为社会大众了解历史、认识传统文化的主要途径之一”。作为公共史学构成部分的“影视史学”，主要由历史纪录片和历史专题片组成。历史纪录片将历史资料变成了解说词，将当事人的回忆变成了同期声，能够感性、直接地将历史呈现给大众。如果说历史纪录片要受制于对“当事人”采访限制的话，那么历史专题片则能够摆脱这种限制来再现历史、诠释历史。至于充斥荧屏的“历史剧”，并不是“影视史学”的组成部分，因为“影视史学”尽管借助了“影像”来通俗、感性地建构、阐述历史，但是它必须坚持一个不能退让的原则——“真实”，“历史剧”不得不存在的虚构显然是和这条原则相违背的。当然，也必须指出，“历史剧”和“公共史学”的关系也较为紧密，即“历史剧”所涉及的基本史实、语言、道具、场景等，正是“公共史学”构成部分应用史学的工作内容之一。

一般而言，应用史学主要出现在三个领域：博物馆、历史遗址、历史剧制作等与历史学关系紧密的领域，城市规划、社会教育等公共领域，家族、公司等私人领域。在这些领域里，史学家以他们深厚的历史知识来讲解文物、诠释档案、介绍遗址、确保历史剧剧情史实正确、复制历史剧中的服装道具场景、梳理城市规划历史、分析社会教育等公共政策的得失、撰写家族史、公司史等。这种以历史知识直接参与到社会生活中的史学，被美国学人称为“applied history”或“practicing history”，已经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果，比如在“城市史”领域，不仅有关城市变迁、社区、郊区、城市文化的专项研究的专著、教科书、各种图册刊物纷纷出现，面向大众的城市家庭史、阶层史、族群史等领域方兴未艾，而且城市史研究会、城市遗迹保护会、地区与城市规划史学会、大众史学会等组织也都建立起来。在中国，这种史学尚处于散乱的状态，或是附属于体制内的博物馆、档案馆等机构，或是附属于“社会史研究”等学院派史学，或是由缺少深厚史学修养的编剧、美术师来客串，也因此导致了不少的问题。

作为公共史学四个构成部分之一的“通俗读物”，情况相对复杂，大致可分为故事人物类、历史评论类、图册类三部分。目前这三类“通俗读物”在中国都已出现了代表性成果，并已经取得了公众的关注：易中天的《品三国》、当年明月的《明朝那些事儿》等无疑是故事人物类中的佼佼者；吴思的《潜规则》、张鸣的《历史的坏脾气》等是历史评论类的优秀作品；《老照片》《图说中国历史》等都是图册类的勇敢尝试。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有职业史学家看到“时代呼唤通俗史学”的萌动。进入21世纪，又有史学家指出史学家应当“转变观念，在社会及大众对史学的多元需求中各尽所能，多项发展”，才能避免让史学的路子越走越窄。从当前中国史学界的情况来看，不少职业史学家已开始对于这些历史“通俗读物”产生了较浓厚的兴趣，仅看看《历史学家茶座》十多期的内容，就能感受到学院派史学家史学观念的转变及他们参与“公共史学”的热情。

三

公共史学日益成为史学参与社会发展的工具，史学也需要通过公共史学和社会结合，才能摆脱被冷落遗忘的危机。在公共史学从“自发”向“自觉”，从“散乱”到“系统”发展的过程中，有志于提倡、从事“公共史学”的人们必须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处理好学院派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关系。对公共史学的肯定和提倡，并不是鼓励所有的历史论著都做文学化、通俗化的处理，更不是否定专深的历史研究。学院派史学不仅能为社会、大众制定相关政策、决定提供参考帮助，也为公共史学的发展提供不可或缺的知识支持。所以，专深的创造知识的学院派史学研究和专注于普及、应用、传播历史知识及历史智慧的公共史学应该是历史学同时重视且能同时注意的两翼。倘若将历史研究变成了“历史书写”而回避对“历史本身”的研究这个史学的主体性问题，那么这样的史学就会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的不健全的史学。也就是说，只有有意识地促进学院派史学和公共史学的合作和合流，才能使公共史学具备更深厚的基础，才能纠正“体制内史学日益疏离现实社会公共生活的趋向”，并促进“既具有历史意识，又运用公共词汇的新型史学者”的产生。

第二，有意识地将公共史学引入历史教育体系。从欧美、东亚公共史学发展的经历来看，要真正使公共史学健康发展就必须使公共史学纳入史学教育体系。当前，中国大学的史学教育分为旨在培养中学历史教师的师范学校系统和旨在培养职业历史学家的综合性大学系统。虽然二者的教育目的不同，但是在课程设置上并无太大的不同，都是延续“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历史文献学”与各专门史等授课模式，并未有培养公共史学家性质的课程。公共史学倘若要真正步入健康的发展轨道，就必须有自己培养人才的课程和模式，而对当前史学教育系统进行适当改造可能是最简捷有效的方法。

第三，应对危害公共史学发展的现象予以斗争。在这股历史“通俗读物”的热潮中，也存在着一股不小的破坏力量，那就是在商业利益刺激下的粗制滥造。一些书商用较低的价钱雇用一些在校的研究生，追着学术界、出版界的热点来炮制一些外表装帧精良，内部注水剽窃的书籍，其结果不仅伤害了读者，伤害了类似出版物的市场，更是败坏了公共史学的名声。要遏制或杜绝这一现象，除了从法制上加强对剽窃等行为的制裁，学术界中的有识之士也应该站起来，通过书评等形式“惩恶扬善”。

（原载《史学理论研究》2010年第4期）

应当厘清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区别

王旭东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摘要：从学术严谨性的角度讲，“公众史学”和“公共史学”这两个概念不应是可以随意互换的，其内涵定义和外延的界定都应有所区别，否则便沦为了一字之差的词汇游戏。所谓“公共史学”，应当是特指美国的“public history”，而“公众史学”客观产生及存在的历史渊源，实际上远远超越了公共史学，为此其所形成的定义不仅有别于后者，涵盖范围也自然是大于后者的。当然，21世纪的今天，随着社会的进步，公众史学在公共史学的启发下，也应进入高校历史专业的殿堂并引起专业史学家的关注和参与，从而能够成为历史学的新兴分支学科，尤其是在拥有数千年历史传统的中国。故而，有必要对两者的区别作些探讨，予以厘清。

作为两个看似一字之差的概念，“公众史学”完全等同于“公共史学”吗？倘若并非完全等同的话，那它们的区别何在？当然，笔者认为这两者之间实际上是有区别的，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为此，应当厘清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区别。

一

首先想谈的一个问题是，公共史学的本质所在是什么。国内对应地译作“公共史学”（当然也有依据public原本就有的多层含义，译成“公众史学”）的英文“public history”，是近些年由美国传入我国的。大体来看，这个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史学，实际上发端于美国的历史教学领域。如此便需要我们注意两个重要的关键点。其一，起步时的背景所反映的倡导、推动和实施公共史学的主体。公共史学的首倡和推动者并非来自民间，而是来自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历史学教授或教师。毫无疑问，这些人应属于专业的历史学家或史学工作者，不能归类为业余的历史爱好者。其二，公共史学创立的初衷和目标规定的首要任务。从一些文献中讨论或表述的内容我们不难看出，美国一些从事历史教学的工作者最初发起公共史学的首要任务和目的，是为了解决大学历史专业的毕业生所面临的社会出路难的问题。

既然如此，我们便不能过于简单地把公共史学的起点看成或臆测成，那些“高、大、上”的史学家们主动地从象牙塔走向民间，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社会大众成为历史的书写者而最终能够书写大众自身的历史。正因为有上述这两个关键点在起作用，所以美国公共史学才会带有更加看重社会应用、实用性这样的特点。这样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着眼于社会用人单位如图书馆、档案馆、城市规划部门等的具体需求来培养历史系毕业生。为此，公共史学通常尤为注重探讨如何将传统的历史学同当代的影视技术和信息化应用技术（诸如数字化、网络信息化和信息可视化技术等）更好地结合起来的问题。二是刻意且培养目标明确地（具有明显的就业针对性）对历史学专业的学生进行与社会需求相接轨的知识技能方面的培训，通过传统知识和新技能之间的交汇融合，来系统强化历史学服务于社会的功用性。对此，我们只要查阅相关的网上资源如美国一些设立、开设公共史学专业或课程的大学网站，便不难看到，美国的公共史学的确比历史学的其他领域更加强调历史系的学生应当如何去掌握先进的影视手段，通过与之结合来实现历史内容的最佳效果的呈现；应当如何利用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以基于互联网或局域网的数字虚拟图书馆和数字虚拟博物馆等形式，去展示、传播历史知识；应当如何让历史学知识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公共机构当中的历史档案管理等。现在看来，正是这样的起点，赋予了美国长期持续的公共史学看重社会应用功能和实用性的传统。而这一点，我们是能够从美国公共历史全国委员会（NCPH）网站发布的“我们的任务”中清晰地看到。例如其明确宣称：“拓展专业技能和工具”：“激发公众参与”，使之“通过历史实践来培养批判性反思能力”，等等。

鉴于以上所述，我们可否能够以这样的一种从特殊到一般的抽象理解，来解释兴起于美国的公共史学。即，所谓的“公共史学”，是专家引领、教育导入、公众参与互动，侧重于多样且个性化表达的一种在公共领域进行历史建构的历史学实践活动。将这种历史学实践活动纳入大学的历史学教学体系之中，便形成了历史学的应用学科。当然在今天看来，公共史学兴起的理论意义和社会价值，可能还不仅仅在于其所主张或强调的公众对历史学领域的参与，而更在于专业历史学服务对象意识的增强所带来的历史学“公共转向”（public turn）。其实也正因如此，“public history”才更应译作“公共史学”，而非译成“公众史学”。上述的思考实际上还使我们得以进一步概括出如下的结论：通过对美国的公共史学产生及其存在的学术生态和状况的考察，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公共史学的确是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这里所说的自上而下，是指大学里的历史学专业权威，受毕业生就业形势所迫不得不放下了架子、降低了身份；而所谓的由内而外，则是指历史教学的课程编排和内容设计，不得不为开拓或满足社会的应用性普通需求，而从专业史学象牙塔里走出来，去更加直接地贴近服务于社会的公共事业。这便是笔者首先要谈的问题，即公共史学的本质所在。

二

现在国内学术圈里时而会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在谈论或使用某一概念时，为了让人们“更明白”些，往往会在中文用词之后附加上英文词汇。对于那些海外舶来、引入的概念来说，如此之举无可厚非，甚至有时称得上是必要的。但具体到一些中文里原本就有且含义界定早已明确了的概念来说，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难道中文词汇唯有附上了英文词汇才算具有“正确、准确”的概念内涵吗？就某些人而言，“公众史学”这一概念用词的认知和使用，似乎就落入了这一“用英文来解释、理解中文”的怪圈之中。“公众”一词无须加注任何英文词汇，国内的人都会有一个共识，将其理解为“社会上大多数的人”。至于“史学”这一概念用词的含义所指，在国内更不会产生歧义。既然如此，这两个词汇组合成的“公众史学”概念，理应有着自己的一个不难定位的概念释义，而无须假借英文来附署。并且，倘若非要认定“公众史学”这一概念用词的提出必须是而且也只能是用作英文概念“public history”的对应译词，那么还要费尽周折地转义论证做什么，直接使用“公共史学”一词不是更好些吗？为此，今天的一些学者选择“公众史学”而不是“公共史学”来称谓自己竭力倡导和努力建构的学科理路，一定是在潜意识里就明白区分出两者——中国的公众史学与美国的公共史学是不能等同的。或者，至少是想建立一个不同于美国的、属于中国自己的公众史学。所以，在这里笔者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公众史学的本质所在是什么。

在中国，虽然“公众”这个概念只是20世纪里才形成的概念，且“公众史学”更是21世纪最近若干年里才提出、使用的概念用词，但从客观的角度看，笔者认为就概念指代的事物源流而言，公众史学实际上发端于民间的历史传统，例如民间说史、民间写史和民间传史，均表明民间有这样一个历史传统的存在。而且不论西方还是东方，这样的历史传统其实都存在。世界各国都有，尤其以中国最为突出。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原因有二。第一，西方的历史学起源于民间。从留存至今的一些史著来看，像古希腊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恐怕都不能说他们是在以官方身份写史；古罗马帝国时代的权力者撰史，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官方”修史性质，但这些人的身份是统治者而非“史官”；西方中世纪时期的教会史，可以视作带引号的官方修史的产物，因为同教廷的用意、目标明确的安排纂史有关系。有意思的是，这些近似“官方”的色彩却没能直接导致西方的历史学的专业化。我们现今常常提起的西方历史学专业化进程，真正开启却是很近时候的事情，即到了19世纪，才以历史学的学科化趋向表现出来。不过，尽管学科化是专业化的表现，但也不能直截了当地将其视作官方化。因为相当一段时间里，西方历史学中的学科专业化趋向并非是官方所为，如19世纪的兰克史学，应当属于大学里任教的专业历史学家的自发产物。如此来看，西方修史的民间传统还是很浓的。第二，我们再来看一看东方。总体上讲，东方的历史学与西方一样，也是起源于民间的。但是，具体到中国却有所不同。在中国的民间，应当说历史学很早就有一种专业化的分离趋向，而恰恰是这种专业化分离趋向，培育、发展成官方修史的传统。例如，史学史中讲到的“孔子作《春秋》”（当然不是孔子一个人，而是他那个时代的一批人），便可归类为专业学者治史的行列。至于中国历史上的职业史官修史，不仅属于专业性质的修史、治史，更是在以官方的身份从事专业修史、治史了。倘若统观中国的史学史，我们还可发现官方治史的特点存在着一条基本的演进路径。一句话来表述，便是由早期的“撰”史，到后来的“修”史，再到更加后来的“纂”史。撰、修、纂这三个字，构成了中国官方治史所经历的三个阶段。具体来说，“撰”写历史的最杰出的典型代表是西汉的司马迁。司马迁治《史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来自民间。一些资料的采集，可以说是通过某种社会调查的方式获得的。《史记》不论体例还是内容的表述，都具有开创性，是司马迁凭借自身独具的文采和史观，以其个人的观察现实、思考历史的视角和评判观点写出来的。所以，我们对其治史采用“撰”这个字来概括。那么，“修”写历史最典型代表是谁呢？笔者认为是宋代的司马光，因为他以其《资治通鉴》为自己奠定了这个位置。在司马光所处的时期，已经有了不少的前人历史学成果问世，而他又据此重新按照编年的方式修写了一部通史。至于“纂”历史的代表，就是如我们常说的二十四史或二十五史中把“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拿掉之后，剩下来的那些历朝历代的正史。它们都可谓是“纂”出来的。因为前朝先做好了实录，后朝的史官只不过再把实录汇集在一起整理编纂而已。这便是我们在前面说的中国历史学官方治史特点的一条基本演进路径。有了官方治史，不被吸纳其中的社会上其他任何人所治之史，便“理所当然地”被划归为“野史”了。这些“野史”的成书过程乃至最终流传下来的历史文本，倘是以今天的眼光看，不正可算作当时的“公众史学”及其“成果”吗？面对历史现实的我们确实可以，也应当这么看。因为仅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民间社会对于历史的发掘、处理和承袭，也完全称得上源远流长。为此，若将民间的历史书写和历史知识的社会应用实践，看作当今的公众史学的前身或“早期的公众史学”，那么在中国，公众史学实际上始终都在以下面这样的两条线形式而存在着。第一条线可谓自下而上、由外到内，即从民间专业历史家的史述、史著，到后来的官方历史学家的史学；第二条线则为，民间历史说书者（民间说书艺人口耳相传和戏剧艺人的演绎）和民间历史家（中国的典型代表如蔡东藩），他们以讲述历史故事这种扎根于社会的行为，始终如一地书写、“说”（叙述）、“传”（传播）着历史知识（包括历史阐释）的学问。其中，民间的不论专业历史家，还是历史说书者（包括史诗吟诵人）及历史戏剧创作者，恰恰是连接甚至是沟通正史与“野史”的桥梁或管道。成书于朝廷的正史所记载的历史内容，通过这些人散布到了民间；而成形于民间的“野史”所讲述的历史内容，也是通过这些人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以至于被官方的职业历史家所知晓（司马迁的《史记》便有很多素材采自这些民间讲述的历史内容）。所以，从这两条线来看公众史学（不论是“早期的公众史学”还是现今的公众史学），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专业或职业历史学家的“治史”同民间“书写”历史，相互之间的交汇、交互或互动的问题。

将东西方的有关历史情况予以综合比较，我们获得的总体印象实际上会变得更加清晰起来。宏观上讲，西方社会本应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民间治史传统，因为非官方的专业历史学家是后来的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力量，且不具备官方治史的传统，故而也就应当形成不了对民间治史的压制。但实际情况似乎并非如此。由于西方历史上官方治史传统的缺乏，倒是造成了长久以来社会的治史意识较之东方的中国淡漠了不少。反观中国的历史，恰恰是悠久的官方治史传统直接影响着社会，从而使得社会的治史意识较之西方来说要浓郁了许多。例如长久以来，中国的百姓几乎尽人皆知“青史留名”“名彪青史”“留取丹心照汗青”和“遗臭万年”等警句名言。当然与此同时也不可否认，亦是由于官方垄断着正史的书写，结果使得民间社会的治史只能流于“野史”、演义或假借其他艺术表现形式而寓于戏曲之中了。

如今看来，公众史学作为某种中间环节，已然成为一种存在的必要。因为其可以变成为专业史学家走下象牙塔、走向民间、走入社会大众，民间业余的历史爱好者为提升自身史学素养水平和研史、写史方法技能的专业化水准而走近专业历史学家，双方相互沟通、融合的桥梁。在职业历史学家的参与和专业指导下，社会公众自主地撰写出关于自己的具有专业水准的历史著述，以此来弥补职业历史学家和官方治史之遗缺疏漏，进而让人类社会的历史变得更加丰满充实。这，或许就是公众史学的本质所在。总而言之，正是上述从历史到现实各自具有的差异性，决定了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区别。并且，仅凭中国悠久的治史传统，以及数千年来民间的社会大众对历史书写特有的喜好和对历史述说表现形式拥有着丰富多彩的传承，中国的公众史学就应当有自己的理论和体系，而不该去扮演一个舶来品的角色！

（原载《徐州工程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公众史学的定义及学科框架

钱茂伟

摘要：学科意义上的公众史学是研究公众历史的写作及通俗传播的学问体系。实践层面的公众历史是指公众可以消化的历史作品，它可以是写公众的小历史作品，也可以是公众写的大历史作品。公众史学的学科框架主要有五个部分，即通俗史学、应用史学、小历史书写、公众写史、口述史学。公众史学涵盖了小历史书写。

时代与史学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时代变了，史学内涵自然也要跟着变。历史书写在本质上是为国家主人服务的，历史主要是国家主人的历史。当君臣是国家主人的时候，历史自然写君臣；当百姓逐步成为国家主人的时候，历史自然要写百姓。服务君臣的史学就是“君史”，服务百姓的史学就是“民史”，这是两种不同形态的史学模式。今日中国，人民大众的主体作用越来越凸显。由君史而民史，由精英史学而公众史学，无疑是一个不可更改的发展趋势。公众史学的产生，将极大地扩充史学内涵，从而建立真正的现代史学发展模式。当下中国正处于公众史学建设期，要求“以职业化的方式建立一个公众史学学科”，这是笔者十分赞成的。什么是公众史学？什么是公众历史？公众史学学科包括哪些内容？为什么要提倡涵盖小历史书写的公众史学？这些问题，有必要在此作一些回答。

一、建立统一的公众史学学科名

目前，有“通俗史学”与“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公众史学”几个相关术语，有必要对此作一个辨析。

“通俗史学”，中国人比较熟悉。中国自宋以后，重视史学的通俗传播。20世纪80年代后期，有所谓“通俗史学”，始于舒焚《两宋说话人讲史的史学意义》。90年代以后，媒体使用频繁，多是从史学的普及与通俗传播而言的。90年代以后，又有相关概念“大众史学”，如罗义《“大众史学”：检验和实现史学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方面》、解玺璋《大众史学的短与长：“想当然耳”的内容太多》。从内涵可知，此所谓“大众史学”与“通俗史学”十分接近，多是学界或文艺界提供的通俗历史读物。

而在美国，史学界关注史学在公共领域的应用，人称“public history”，始于20世纪70年代。1987年，朱孝远将之译为“大众史学”。1989年，王渊明将此翻译为“公共史学”。香港学界则将之译为“公众史学”。香港中文大学的马木池博士认为，公众史学与精英史学不同，公众史学就是要让从前那些没有发声权的人，重新得到注意，让他们也进入历史。公众史是公众的历史，它是为公众写的历史，能让公众理解的历史，而且是由公众参与编写的历史。至此可知，“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公众史学”实属一类，仅是译法不同而已。此外，有“平民史学”说法。

严格说来，“公共史学”“大众史学”“公众史学”，有别于“通俗史学”，它是史学在公共领域的使用，可能仍是比较严肃的；而后者则是历史知识的通俗传播，往往是娱乐化的、消遣性的。

那么，“公共史学”与“大众史学”或“公众史学”三个概念，哪个更为合适呢？姜萌在《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和公共史学》一文中对此作了辨析，结论是“公共史学”可以涵盖“通俗史学”“大众史学”“公众史学”，建议统一为“公共史学”。笔者一度觉得可以考虑用“公共史学”统一史学的应用层面。2012年6月，在替本校设置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专业研究生课程时，列了两门课程：公共史学、小历史书写。到了2012年7月初编纂正式的课程教学大纲时，觉得两者可以合并，选择了“大众史学”。回观史界同行，多使用“公众史学”。2002年始，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明确设立了“比较及公众史学文学硕士课程”，据说课程相当红火。陈新以为“公共史学”不合适，因为“公共”一词多指公共空间，是同一性的地方。“大众”在这个意义上比“公共”要好些，因为三人为众，公众意味着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观点，是指多元性。笔者可以补充的是，“大众”是中国人习惯的说法，而“公众”是稍为正规的说法，“公众”可以重新定义为“公民大众”。为了便于学界的沟通与交流，笔者放弃了容易引起歧义的“大众史学”概念，转而接受“公众史学”，作为统一的学科名称。

二、定义的扩充与学科框架建构

既然统一使用了“公众史学”作为学科名称，那么，什么是公众史学？其研究对象是什么？包含哪些内容呢？这是必须要回答的。

考虑到中国学人之前用的是“大众史学”概念，所以回溯“公众史学”定义的讨论，有必要从中国学人对“大众史学”的理解开始。受传统观念的影响，相当长时期内的多数中国学人停留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化与通俗化层面。不过，也有学者注意到了大众化的史学形态问题。1987年，舒焚首次对“通俗史学”概念作了界定，认为通俗史学是指“各个历史时期民间的或人民群众的史学”。这种解释，已接近“大众史学”。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期，李小树从史学的大众化角度，对通俗史学作了较为系统的梳理，称“史学是生发于大众实践活动的需求并以大众化形态降生于世的一门科学，中国史学也不例外。进入阶级社会之后，由于统治者不断强化的控制与利益，史学的贵族化倾向日益严重并最终形成庙堂史学垄断史坛的局面。”“在庙堂史学达于极盛而再无发展余地的时候”，就“引发史学向自身本性的回归，从而开始了中国史学的大众化进程”。可见，作者将史学的初生状态定位为大众史学，中间异化为贵族史学，后来复回归为大众史学。李小树的思路，简化一下，就是“大众—贵族—大众”。实际上，作者不是史学传播形式研究，而是史学形态史嬗变研究。这与笔者所讲的由国家史学而民间史学、由精英史学而公众史学有相近之处。

台湾的周梁楷对“大众史学”概念作了详细的界定。他将“public history”译成“大众史学”，并于2003年召开学术会议，发表《大众史学的定义与意义》。周梁楷的定义较长：“每个人随着认知能力的成长都有基本的历史意识。在不同文化社会中，人人可能以不同的形态和观点表达私领域或公领域的历史。大众史学一方面以同情了解的心态，肯定每个人的历史表述；另一方面也鼓励人人书写历史，并且书写大众的历史供给社会大众阅听。大众史学当然也应发展专属的学术与文化批评的知识体系。”核心的观点是，大众史学是“史学里的‘大众部’”。周梁楷的突出贡献是将“public history”的内涵作了扩充，认为“大众史学”应包括三个部分：大众的历史（history of the public）、写给大众阅听的历史（history for the public）、由大众来书写的历史（history by the public）。

2010年，姜萌借鉴美国、中国台湾、中国大陆的实际情况，对公共史学的学科内涵作了界定，主张包括口述史学、影视史学、应用史学、历史通俗读物四个部分。有人批评姜萌“分类标准模糊”，这属理解问题。将口述史学归入公众史学，这是美国公共史学的做法。所谓影视史学，偏重历史纪录片与历史专题片，不包括历史类影视剧。“影视史学”概念，初由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提出，他在《美国历史学评论》（1988）上发表《书写史学与影像史学》称“以影视的方式传达历史以及我们对历史的见解”。这个概念范围稍狭，不如换成“影像历史”或“影像史学”，适用面更广泛一些，可以包括各种静态的图像。影像文本是指运用现代技术手段记录的外在事物形象文本。应用史学主要用于三大领域，即博物馆、历史遗址、历史剧制作等与历史学关系紧密的领域，城市规划、公共政策制定等公共领域，家族、公司等私人领域。这完全是美国公共史学关注的内容。美国公共史学本质上仍属学术史学，只是学术史学在公共领域中的实践应用而已。历史通俗读物，主要有故事人物类、历史评论类与图册类。这套学科体系的不足之处是，没有凸显历史书写层面，仅在应用史学中提到了“撰写家族史、公司史”。如此，将口述史学列入公众史学，也就显得理由不充分了。在笔者看来，口述史学是实现公众小历史书写的不二门径，将口述史学纳入公众史学框架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2012年，陈新给出的初步定义是，“公众史学是职业史学人士介入的、面向公众的历史文化产品创制与传播”。经过讨论，最后的定义是“公众在反思自我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生成的情形下进行的历史表现与传播”。至于研究对象，没有明确讨论，不过可以通过推断得出。他说“以学术学科的建制与专业性的眼光来关注针对公众层面的历史知识生产、传播与组织，以达到培养公众历史意识、提升公众历史认识及反思能力的目的，现在应该说恰到时机了。”据此可以推断出，公众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公众层面的历史知识生产、传播”。他对“public history”的翻译作了区分，在学术圈内谈学科建设用“公众史学”，在传媒界涉及实践性作品用“公众历史”来称呼。笔者以为，“公众历史”术语比前文所谈的“公众层面的历史知识”更为简洁，值得肯定。至于学科内涵，陈新的设想是：“我们可以按照培养目标来进行公众史学学科架构，它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分析与培育，二是传统职业历史学方法论与实践性训练，三是跨学科（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知识储备，四是公众历史知识生产的组织和课后实务操作。”这是一种按照培养目标来建构的单一的公众史学学科框架，可以作为公众史学素养训练阶梯来用。

以上三位学者提供了三种完全不同的学科内涵模式建构。两相比较，周梁楷、姜萌的模式更接近于笔者内心的理解。经周梁楷扩充的“大众史学”含义，最接近笔者的理解。周梁楷的“大众史学”含义，最亮眼的是加入了“大众的历史”。因为，“写给大众阅听的历史”这种通俗史学活动，历史上早已存在。“由大众来书写的历史”，就是网络上出现的“民间写手”或业余工作者书写的通俗历史创作，历史上也有类似行为。至于书写“大众的历史”层面，笔者称为“小历史书写”，这是全新的史学活动。

经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对公众史学的定义、对象、目标、学科框架重新定义了。简单地说，公众史学的研究对象是公众历史的写作及传播，公众史学是研究公众历史的写作及传播的学问体系。所谓公众历史，指公众可以消化的历史作品。所谓公众可以消化的历史作品，是指用白话文写作的、叙述性的历史作品。学者写的分析性论文论著、古人写的文言文历史作品，公众往往消化不了。公众历史的形式，可以是写公众的小历史作品，也可以是大历史的通俗作品。参与公众历史写作与研究的主体，可以是公众，也可以是专家。至于研究公众史学的目标，除了培养公众历史意识、提升公众历史认识及反思能力，更为重要的应是提升其历史写作能力。公众史学的学科框架可以包括五个部分，即通俗史学、应用史学、小历史书写、公众写史、口述史学。

这样的学科框架，厘清了几层对应关系，将大大丰富公众史学的内涵，这表现为六个方面：一是由应用到书写层面。美国的公共史学是学术史学在公共领域中的实践应用，多数中国人局限于历史知识的普及，当下中国专家的通俗讲史也属于学术史学的推广，可能过于狭小，笔者设计的学科框架中下延到了历史书写层面，凸显了历史书写的分量。二是由大历史到小历史。前人讲历史，偏重国家大历史，遮蔽了小历史；我们重新定义了“历史”，兼大历史与小历史于一体。如此，公众写史，既可以写国家大历史，也可以写公众与民间的小历史，书写对象大大扩大了。三是由前代史到当代史。前人讲的大历史，往往偏重前代史；而公众写的小历史，则偏重当代史，书写内容大大扩大了。四是关注了由专业到业余的史学工作者队伍建设。美国的大学建设公共史学专业的初衷是为历史专业青年人在公共领域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这是一种研究主体与专业方法论的扩散”，而我们除此之外更多地鼓励广大业余爱好者来参与大小历史的书写与解释活动。这样，公众史学就是一项公众与专家均可参与的活动，这将大大扩大历史学队伍。历史写作队伍的扩大，将做实人人是历史学家的理想，从而有可能使史学由小众之学成为大众之学。五是由学术分析到通俗写作。如果将史学分为学术史学与公众史学两翼，则公众史学偏重的是与学术史学相对的公众层面的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六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公众史学。公众史学的实践层面，即公众历史是非学术性的作品，属中下游层面的历史；但对公众历史的理论思考却是学术的，又可称为上游层面。我们现在做的公众史学建构，完全是理论化的、学术化的研究工作。

总之，公众史学不是单一学科，而是一个框架，是一个学科群，是几门相关分支学科的组合；否则，也无法成为专业硕士课程。只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组合的成分不同而已。因为公众史学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学科概念，所以要想一句话说清楚，真好不容易。

三、凸显“小历史书写”的旨意

笔者讲的“公众史学”，凸显了小历史书写，这与其他人理解不同。中国的公众史学为什么必须加入小历史书写内容？

笔者提倡“大国家史学”，主张将其区分为“国家史学”与“民间史学”，将“历史书写”分为“大历史书写”与“小历史书写”。小历史，是谦虚的说法，说明影响小、范围小、主题小。这样的区分，相当于梁启超的“君史”与“民史”，是为了突出民间历史书写的时代意义。以民间历史书写为己任的“小历史书写”，是很多人一时不太理解的。不过，如果换个通俗的说法，提倡人人写传记，家家编家谱，想来就能理解了。之所以将传记与家谱打包成一个“小历史书写”，是为了要将两者的书写性质与意义定位为“历史书写”，而不是普通的创作。显然，笔者的“小历史书写”，比“个人史”更为丰富，包括了家族史。甚至，主张包括其他组织史，如村史之类。完整的说法，小历史主要有个人史、家庭（家族）史、乡村（小区）史、公司（企业）史、特殊群体史（女性、劳工等）。

中国学人重视史学的传播，而美国学人重视史学在公共领域的应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史学推广活动。前者偏重人人要做一个史学教育工作者，要教育社会大众，或者直接拿历史知识娱乐社会大众，体现出中国国家形态的“强国家性”；而后者则是历史学界想将史学知识应用于公共生活领域，不做纯粹的知识生产，而更重视知识的社会运用，对应的是“学院史学”，体现了美国现代国家形态的公共性。王立桩《“应用史学”还是“史学应用学”——浅论公共史学的学科属性》认为公共史学的学科属性是史学应用学，这个观点是可以成立的。

理论上说，西方社会经历了三百多年的现代民主国家时期，“小政府大社会”特征明显，应该有更多的体现“强社会性”的“小历史书写”作品。但我们发现，西方社会没有产生小历史书写，欧洲国家甚至不喜欢使用“public history”（法国用“集体记忆”，德国用“历史意识”）。西方有发达的精英长篇传记，曾经有《英国人民史》之类作品，也有勒华拉杜里《蒙塔尤》这样的微历史。西方人喜欢用新文化史，从整体上把握大众的集体历史，就是没有民间小历史书写活动，尤其是没有家族、地方志之类作品。1931年，美国历史学会会长贝克提出“人人都是史家”的观念，重点是强调每个人都有权力对历史发表自己的独到看法。显然，尚不及书写公民自己的个体历史。这是为什么呢？笔者想，显然与西方民族史学传统缺陷有关。西方史学发展过程中，没有传记、家谱、方志编纂传统。相反，中国的公众史学或大众史学的含义之所以会被扩充加入“小历史书写”内容，是与中国史学传统有关的。国人有编传记、家谱、方志的传统。这个传统，经过现代转型以后，变成了由底层看历史、直接写底层百姓的历史，笔者称为“小历史书写”。

中国台湾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重视地方史编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重视家谱的编纂。近年来，民间个人史写作风越来越盛，开始影响文学界，也将影响史学家。后现代主义的发展，也有重视个体史书写的意思。所有这些，为我们建构公众史学的学科内涵提供了实践基础。

只有包涵小历史书写的公众史学，才是完整的史学形态。以精英为核心，用精英眼光看历史，书写精英，这就是精英史学形态。以公众为核心，用公民眼光看历史，书写公民的个人史、家族史，这是公众史学形态。建设公众史学形态，才是改革的核心所在。有了这种形态的理论，我们的影视剧之类的通俗传播才会在内容与主题上有根本性改变。有了这种形态的史学，才会对大历史的认识有所改变。有了这种形态的史学，才会真正关注公众的生活，书写公众的个人历史。今天的历史普及与通俗，仍停留于精英史学形态，必须转型到公众史学形态，才会有根本性的改变。

但不得不承认，史学界同行们少有人注意到公民个人、家族历史书写的重要性。海内外学界之所以一直无法关注到小历史书写，是因为这属于书写领域，不属于学术研究领域。个人史、家族史书写，有着更多的业余性，是社会生活领域的，是第一领域的。历史研究，属学术领域，是第二领域的。换言之，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分属两个领域，一属生活世界，一属科学世界。所谓通俗史学，因为是历史知识的社会化，所以学界才会关注。传统史学要保持等级，要离开人间。许多学者有一个观念，以为离生活越远，越能显示档次。其实，这是一个误区。在笔者看来，离开人间的史学，是没有生命力的史学。因为，历史书写是对历史事实的记录。没有了生活的丰富内涵，对文献的理解会陷入枯燥之道。只有将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联系起来思考，才会注意到历史书写的意义，有意识地加以推广。笔者的理想是将历史书写、历史研究统一起来，这样形态的历史学才是完整的历史学，也是与公民生活紧密结合的历史学，而不是脱离生活、不食人间烟火的纯学术形态的历史学。

从国家与社会来看，与政府接轨的史学是传统精英史学，与大众接轨的史学是公众史学。未来中国，社会建设是以发展为中心，小历史书写正是配合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与途径。历史学研究，仅有政府的档案资料是不够的，必须有更多的社会档案资料。小历史书写，就是留下社会资料的最好途径。

小历史书写培养，也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历史学的教学目标要往下移，从单一的“历史研究”目标走出来，增加一个“历史书写”的目标，要提倡、培养小历史书写人才。可以做一些短期培训，开办传记家谱编纂培训班，甚至可以在本科中开设这种课，开设全校性的通识课，以推广小历史书写活动。历史书写是可以业余做的工作，不会妨碍其正常的社会职业。历史研究的队伍肯定不需要太多，但历史书写队伍越庞大越好，这就是历史教学改革方向所在。历史专业的学生，首先可以成为公众史家，其次才考虑成为专业史家。专业史家成才之路较长，门槛较高，至少要读到博士毕业，才能成为好的专业史家。而公众史家的培养，门槛稍低，有中学以上水平的人即可胜任，所以有“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培养民间史家，培养更多的业余史家，才是更为重要的任务。这是一项双赢的活动，历史学将与公众的关系更为紧密。只有可以互动与参与的活动，才是大众性的活动。

四、中国公众史学学科建设意义

今日何以要建设公众史学学科？仔细想来，至少有以下诸端意义：

一是用学科建设推动其发展。当代世界是科学的世界，一种东西不能成为学问，社会地位就不会高。公众历史不能建设成为公众史学，永远难容于历史学。而一旦有了公众史学，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其送入历史学中。公众史学可以成为未来中国新增的专业硕士点。至2012年，中国有39种专业硕士，与历史学比较接近的是文物与博物馆硕士、教育硕士。美国有发达的公共史学硕士与博士学位制度，中国香港有比较与公众史学文学硕士学位课程，中国内地也可以考虑建立类似的专业硕士学位，希望国务院学位办关注此事。

二是可以提升公众历史的写作与传播水平。“专业史学工作者不仅要重视草根史学的研究成果，而且应该深度介入草根史学的工作平台，和他们一样在同一个平等的工作平台上对话，这样不仅有利于引导草根史学走向理性，而且有助于及时纠正草根史学的先天缺陷和知识性错误。”

三是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参与公众史学，尤其是学生（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研究生）与老人要重点培养，他们应是小历史写作的主要队伍。

四是为了将历史学建设成为大众之学。历史学如何走？无非是往高走与往低走两条路。往高走肯定不行，因为没有多少人可以跟得上，前景必然萧条。只有往低走，后面跟随的人才会多，香火才会旺盛。那么，历史学如何往低走？以前多数人的想象方式是历史知识的普及与通俗。现在看来是不够的，那仅是传播层面而已，本质上仍是少数人在玩的事业。历史学的主体活动是历史研究与历史书写，前者高端，后者低端一些。我们要由高端的历史研究下移到低端的历史写作层面，大力发展历史书写，培养更多的历史写作家，写出更多书写层面的历史作品。同时，在书写对象上，由国家到民间、由大历史到小历史，那样历史书写的内涵会越来越丰富。如此，历史学就从高端的学者层面走到了低端的大众层面，变成了大众也可参与的文化活动，成为大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成为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部分。如此，历史学也就成了大众之学，而不再是小众之学。历史学有必要成为大众之学吗？这不是学者想不想的事，而是大众提出来的要求。大众的成长，要求历史学为大众服务，成为大众的服务工具，记录大众，写给大众看。

在公众史学中，学术的成分相对较少，只有少量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工作。公众史学的主体是历史写作与历史记录。小历史记录是历史书写，通俗历史是历史写作。历史书写与历史写作可以用通俗易懂的大众话语体系，这是大众可以理解的方式。因为历史写作不属于学术体系，所以不是学术界关注的领域，只有少数学者关注此事。仅有科学研究是不够的，因为科学研究永远是少数人玩的事业，只有历史写作才是多数人可以玩的事业。今日中国，必须发展历史写作，最终才可能将历史学发展成为大众之学。

历史学如何走近公众，是未来新史学要不断努力的方向。建立一种可以涵盖通俗史学、应用史学、小历史书写、公民写史、口述史学于一体完整的“公众史学”体系，这是笔者的一大愿望。古代中国的国史建设，是从国家历史记录积累开始的。今日的民史建设，也当从公众历史记录积累开始。人人书写自己的小历史，写自己所见所闻的社会大历史，这就是小历史记录工作。人人参与，民史资源自然丰富。未来的史家，才可以建构出新的民史来。历史学几千年来一直是精英史学形态，今天要提倡公众史学形态。历史学既是小众之学，也可以是大众之学。“历史学只有在专业史学和大众史学兼而有之的状态下，才是真正具有完整意义的一门学科”。如此，历史学的发展就完美了。

（原载《浙江学刊》2014年第1期）

论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

陈新 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

摘要：公众史学是指公众在反思自我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生成的情形下进行的历史表现与传播。在当前新媒体急速发展、自媒体传播渐成趋势，而公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日益增强的状态下，职业历史学家有两条出路：一是自觉地反思和分析自我历史认识、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扬长补短，成为公众史学的参与者或引导者。二是继续保持圈内人并只面对内行的身份，等待公众这些圈外人或外行在新型知识传播方式下自我提升，然后被取而代之。以学术学科的建制与专业性眼光来建设公众史学学科乃当务之急。我们可以在历史认识形成过程研究与分析的基础上，超越国外公众史学学科建设在理论设计上的零散性；同时充分考虑自媒体传播的趋势，结合史德、史学方法论、跨学科交流、课后实务操作四个层次进行学科框架设计。历史知识的公众生产与传播既可促成社会的有序和健康，也可导致社会的混乱和病变；在自媒体传播状态下，历史的这种双面刃功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变换。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众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做出战略性思考，尽可能使之形成一个可控而又开放的健康环境。

以学术学科的建制与专业性的眼光来关注针对公众层面的历史知识生产、传播与组织，以达到培养公众历史意识、提升公众历史认识及反思能力的目的，现在应该说恰到时机了。中国的历史学界曾在过去数十年中多次讨论应用历史学的可行性，那时的语境与现在有着明显的差异，即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话语权力一直掌握在历史学家和官方机构的手中，公众处于给什么读什么的状态；现如今，历史题材影视剧、历史杂志、历史讲坛与说书、BBS/博客/微博历史写作与评论、民间博物馆、人文与历史景观的重塑等等，所有这些与历史相关的内容展示，正急速满足公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并借助于资本、新技术和新媒介的力量大批涌现。此外，自媒体传播环境下的历史知识生产和表现也在逐渐成形中。当前历史知识生产与公众传播，可以说步入了一个“繁荣”时代。不过，在这十年的日渐“繁荣”之中，一些民间历史产品的盛行也带来许多隐忧，它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近一轮公众历史知识传播热潮中，以商业价值为核心的历史文化产品创作占据主导，体制内的历史教育因其产品的枯燥无趣及表现形式的落后而日渐缺位。二是职业历史学家在政府资助下，科研经费增长，无须主动关注公众层面亦可获得圈内认同；虽然某些公众历史产品的低劣表现偶尔引发少数职业历史学家的批评，但职业历史学家大多无意介入这一领域，要么保持高傲姿态，要么轻于探索和实践，最终导致历史知识与真实性、价值取向的传统关联在公众层面渐被忽略，公众历史作品中呈现出劣币驱逐良币、重感官愉悦轻陶冶情操的倾向。历史学的价值与意义何在？这是历史学存在的终极问题。如果职业历史学家为体现历史学的价值和意义在圈定的范围客观上将公众排除在外了，那么公众自然会以调侃、调戏历史的方式否定历史学家存在的必要性。排斥应当转为合作，讥讽应当化为批评，以职业化的方式建立一个公众史学学科，培养一种更为严肃地、批判地对待历史文化的大众传播氛围，是当前国民素质教育的迫切任务。笔者在此文中将对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和学科框架进行尝试性说明，借此抛砖引玉，希望引起历史学者和相关人士的关注，为历史知识的生产与公众传播架构更理性、更有效的渠道。

一、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

什么是公众史学？我在此先给一个暂时性定义：公众史学是职业史学人士介入的、面向公众的历史文化产品创制与传播。这里所说的职业史学人士，是指接受过职业历史学系统训练的人士，我们不需要问他们的训练如何获得，而只需注重他们是否掌握了职业历史学所运用的理论和方法，是否养成了一种面向事物的历史性思维，是否对自己进行的史学实践行为所具有的限度与效果具有反思和预估能力。

在美国，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公众史学（public history）运动，如今被视为公众史学发展的标准模板。美国公众史学运动的兴起，最初与历史学专业博士生培养过剩直接相关，但解决就业并保持历史学科研究生项目的活力，这或许是公众史学运动得以成功展开的一个直接原因；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卡尔·贝克所称的“人人都是自己的历史学家”这一命题中隐含的那种对于职业历史学话语权力的分散性力量一直存在，它以历史解释（追求意义）的相对主义来确保每一位言说者进行历史解释（作为行为）的合法性。到20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信息技术的急速发展导致信息传播的快速、廉价、互动，更令公众创制历史有了越来越多的机会来挑战职业历史学家的权威；此外，一部分职业历史人士在处理公众生活中的历史要素这一导向下，他们作为公众史学的组织者，以公众便于参与的方式大大提升了公众理解历史的能力；最终，公众史学运动的开展不仅令原先由知识精英相对垄断的历史解释话语权力被分散，而且公众史学对于微观事物，如小人物、社区历史、地方历史等方面的关注，也带来了职业历史学研究主题的局部转换，反向促成了职业历史学的发展。

从美国公众史学的发展史到它所涉及的领域包括博物馆、档案馆、企业、政策咨询部门、社区或地方历史文化组织等，换言之，凡是与历史相关，需要接触未受过职业化历史教育的公众的领域，均是公众史学可以涉足的领域。这样，职业历史人士便根据他们的理想读者和面向对象，被分成了学术型史家和公众史家两类。这种在圈内还是圈外、面对的是内行还是外行的区分，是以传统历史学科的框架为背景来进行的。

如今的历史学会不会随着传统与现实的情境转换，其本身的学科特征也正在悄然变化？我们作为传统历史学科的传承者，有没有意识到学科处境的变化，以及公众对历史的需求有所不同？我们应该在什么样的情境下来理解公众史学的学科位置？按照美国的模式，我们已经了解到，公众史学的主题词是应用或实用，即职业历史学服务于公众，将历史学方法应用到公众与历史交集的领域并达成相应的效果。然而，这是一种研究主体与专业方法论的扩散论，并不能从人与历史的关系这个更根本的问题上去定位公众史学，并且，我们也没有看到有史家为公众史学做出适应当代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的系统性理论奠基。

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或多或少具有历史意识。历史意识的作用在于为每个人的人文意向组织建立时空坐标系并加以定位。多一点历史意识，用历史来解释现实的能力就强一点；反之，少一点则弱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历史教育，令人们的历史意识多一点，历史学家应当引为自豪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被培养出来的。历史意识的生成和加强过程，就是历史认识的循环提升过程。下面，我提供一幅历史认识形成过程结构图，如图1所示。

设计这幅历史认识形成过程结构图，不只是用来描述职业历史学家所具备的历史认识能力的形成过程，也可以描述一个普通人的历史认识形成过程。它不是一个一次性完成过程，而是生成和变迁的动态循环。

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公众中的个体，作为历史认识者，认识的循环都是从他作为受众（读者或听众、观众）开始的。他（或她，以下类同）首先是一位读者和接受者（1），最初的阶段始于他的孩童时期。例如，当他被教导“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时，他以记诵的方式接收这个含有历史意味的信息单元，之后或有体悟，开始刻苦读书、操练。如是，特定文化中包含着的历史意识便通过这脍炙人口的诗句，在日常生活中向他传导，他根据自己最初接受的简易历史观在社会生活中开始自己的实践（2），并可能形成特定的习惯、获得个体性经验、保留独有的记忆（3）。之后，他从这些以特殊性为其属性的众多的习惯、经验和记忆中，通过类比、比喻和想象（4），归纳而得出自己的经验主义教条（5）。在进行历史解释和论证时，史料之所以能够成为证据，其合法性依据便是这各式各样、源于生活的经验主义教条（6）。例如，我们相信司马迁在《史记·陈涉世家》中“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为陈涉所言，是因为除了单纯相信司马迁之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或经历过类似有鸿鹄之志者被人藐视的情形，或对于鸿鹄高飞遥远、燕雀绕家安巢的认知。一旦史料成了证据，这就意味着它与某个历史研究的主题关联在了一起（7）。每一条史料原本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获得不同的解释，一旦它被置入研究者或解释者为它选定的那个语境之中，它本来具有的多样解释的可能性就在这种语境关联中被限定了，成了一元的和被确定了的（8）。证据被确定与研究者依据理性和逻辑的原则进行的历史分析相配合（9），在历史编纂中构成叙事，同时采用了各种叙事策略和表现方式（10），向他的理想受众传递自己的政治、伦理和审美的意向（11）；而这个历史文本的受众却是以自己原有的史观作为理解的前提，以解释学循环的方式接受这个历史文本，从而构成自己新的历史认识，得到一种新的历史意识、历史认识，以及历史观（1）。在这个循环中，有三个环节具有多向性、多元性和多义性（12）的认识可能，认识者经过选择，将多种可能性中的一种现实化了，从而完成那个环节中的认识过程，同时也通过这种实际选择来克服多向性、多元性和多义性在理解层面会导致的相对主义。

这幅结构图是我在过去近二十年中对历史认识形成过程进行研究获得的一种理解，它或许不是一个完美形态，描绘它，是为了说明每一个普通人，特别是历史学家的历史意识获取的方式，说明人们是如何一次一次地通过这种历史认识的循环，提升自我对历史的认知，或者按日常的说法，“读史使人明智”是怎样实现的。

这个历史认识生成过程结构图是不是可以用来解释公众中每一个人的历史认识生成或提升过程，我们需要通过不断地实践和试错来证明。不过，在我不能提供更好的模式的情形下，它作为本文的立论前提，可以判定的是：以往，职业历史学家们在这个结构图中大致只出现在（7）、（8）、（9）、（10）四个环节中。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在分析从证据到历史叙述/叙事的过程，例如史料搜集与考证的原则、历史分析和解释的方法、历史编纂的规范；至多在论及历史学研究作为整体对于社会的效用时，还会讨论史家的素养与历史学社会功能的实现方式。

现在，我们如果结合前述公众史学的定义：“公众史学是职业史学人士介入的、面向公众的历史文化产品创制与传播。”那么，公众史学应该包括从（7）到（11）再到（1）的诸环节。这个定义首先旨在确保公众史学学科的主导参与者为职业史学人士，意指职业历史人士相对公众起着一种类似于服务提供者或实践指导者的身份。倘若我们换一种角度来思考，如前所述“凡是与历史相关，需要接触未受过职业化历史教育的公众的领域，均是公众史学可以涉足的领域”，那么，从（1）到（11）诸环节，包含不同阶段的（12）环节，再回到（1）环节，均可以是公众史学涉足的范围。正如这个历史认识生成过程结构图不只可以用来解释职业历史人士的历史认识流程，也可以说明普通人的历史认识形成发展过程一样，假如我们将职业史学人士的限制取消，把公众（包括历史学家）分解成各类处在不同历史认识或历史意识阶段中的独立个体，那么，我们便知道，公众史学实则有一个极其广阔的施展天地。事实上，公众历史意识是职业历史学依托的基础所在，因为许多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经验主义教条往往未经反思便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叙述的前提。公众史学之所以在过去许多年中不成气候，是因为普通的个体从（1）到（7），以及从（10）再到（1）的历史认识诸环节并没有被人们充分地意识到，更不用说给予系统的理论说明。据此，我们或可以重新定义公众史学，即公众在反思自我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生成的情形下进行的历史表现与传播。

20世纪4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于自由意志、历史决定论、集体无意识、历史相对论、哲学解释学、实践哲学、晚期分析哲学、历史证据、叙事主义、历史表现理论等主题的深入研究，令我们逐渐明白了历史认识过程的大致轮廓。所有这些研究可综合起来支撑对于公众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的生成论说明，它们已经远远超出了职业历史学以往的历史认识范围。这样，提供给职业历史学家的有两条出路：一是自觉地反思和分析自我历史认识、历史意识的形成过程，扬长补短，成为公众史学的参与者或引导者；二是继续保持圈内人并只面对内行的身份，等待公众这些圈外人或外行在新型知识传播方式下自我提升，然后被取而代之。

假定公众进入前述历史认识生成的循环并自觉养成反思习惯，而职业历史学家仍然故步自封，那么，后者被前者取而代之的结果在理论上是存在可能性的。它有没有现实性呢？应该说，这种现实性已经日渐急切地展现出来。我们不妨思考一下：历史学科过去有些什么门槛呢？自古至今，曾经成为历史学门槛的有：聆听的机会、识字、阅读成本、文献资料占有、写作能力、发表和传播渠道、获取评价的渠道等。当然，近代以来，可以将这些门槛整合在一起的便是大学历史系与专业历史协会。可是，我们现在环顾四周，这些门槛已经没有哪样是职业历史学家独占的了，只不过新媒体与历史知识的公众传播尚在起步阶段，对于历史内容的组织和提供还稍显稚嫩。但是，互联网与自媒体传播方式的出现，网络公开课与视频讲坛、共享资料平台、共同兴趣讨论组和读书会、历史作品的写作和发布平台、跨学科整合与评论介入等，都为公众主动介入历史领域，跨越历史学科门槛提供了便利，整个历史学科即将面临全新的整合。

二、公众史学的学科框架

公众对于历史知识的需求往往出于自身，或为兴趣嗜好，或为休闲娱乐，或为谈资交友，或为寻根定位，或为励志图强，或为资治经世，或为崇高神圣，等等。不论是哪一种，公众都相信历史可能提供他所需要的内容。个体需求的多样性，显然不是当前职业历史学科能够充分满足的。印刷术的出现推动了历史知识的传播。而过去100多年中，广播、电影、电视、互联网等新技术方式的相继出现，令历史知识的传播一直处于一种持续加速度的发展态势之中。如今，各类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如百家讲坛、公众历史杂志、公众历史著作、网络历史公开课已经成为公众历史知识传播的重要方式，但从互联网技术的发展来看，这些仅仅是前奏。在现有互联网技术和历史知识组织方式下，可以预见，自媒体历史知识的组织与传播，将真正打开公众与历史知识交互融通的大门。公众史学如果要成立，它首先是以自媒体创作与传播为核心。

自媒体信息传播的核心方式是点对点的方式。当每一个个体都可能是历史知识或信息的发布者时，接收者在网络上数量的不确定性，以及接收者重新作为编辑者、转发者、推荐者的可能性，会使得自媒体历史作品的传播量及影响力呈几何级数跃升。自媒体传播在技术上已经成为现实，微博是其典型表现。另一方面，手机、电脑、摄像机等硬件，电子数据库、搜索引擎、共享互助百科等软件，也为个人成为自媒体历史知识的创作者提供了各类资源。我无须在此占据更多篇幅来对当前信息制作与传播的效果详加说明，因为对多数读者而言，这已经可以用自己的日常经验来证明了。

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历史学科如何适应？职业历史学还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我们无法在此讨论永久性话题，即职业历史学未来相对公众史学能够保持什么样的杀手锏？因为自媒体历史创作从更长一段时间范围内来说，它要给出的回应不是它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达到专业水平，而是它在哪些领域先达到专业水平！在公众史学达到专业水平，或者说专业水平普及化之前的瓶颈是什么？如果说我们现在要组织起公众史学学科，就应该以这样预设的终点作为思考的起点。

不可否认，职业历史学的方法论是历史学科的宝贵财富，因为进行考证、分析过往文献的技艺仍然需要以经验主义的方式进行反复练习，这将是未来公众进入历史领域最艰难的门槛；不过，它们也是类似于作为一名具有高超技艺的工艺师的门槛，其艰难只在于它们需要用参与者的生命来积淀，那是一个精益求精的过程。这种积淀的经验可以传播，但其上手不可遗传，需要每一个个体生命重新经历。尽管我们可以通过数字化检索很快得到文献资料，但是在阅读和理解中获得的意义，总是与读者的人生经验相关联。这并不是说历史学是一个有着某种神秘性的学科，而是领悟和理解本身就不是一个纯粹逻辑的过程。我们虽然没有一般性的证据可以证明历史学家就比公众要聪明，但是，要证明普通人有了历史知识的熏陶和历史性思维训练通常更容易具有说服力，这却不是件难事。读史使人明智，所明之智，实则来自于历史知识中内涵的经验可以被人娴熟地用来与日常生活中的现象进行类比、归纳，然后在普遍以经验主义为人生指南的公众那里获得认可，发挥影响力，进而反过来被公众称为智者，获得历史解释权。丰富的历史经验，事实上是以往无数具体个人在其处境中所实现了的那种可能性，如今它们呈现在公众面前充当参照系，帮助他们确立教条，并在现实中面向未来的多种可能进行决策。

自媒体时代为人人成为历史学家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可这并不意味着人人马上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为一个具有史料甄别能力和历史反思能力的历史人，更不能就此认为人人都可以迅速具有一个理想社会所追求的价值观，何况这样一种价值观是什么，也不是能够脱离现实和历史想当然就得到的。从当前现实到人人成为历史人的理想状态，还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需要由公众史家作为引导者，引导公众参与到公众历史意识和历史反思能力的培养中来。

既然我们当前的现实是现代教育制度与自媒体传播方式共存，我们完全可以充分利用二者的有利条件，按照对于理想的公众史家的设想培养相应的职业人才，来促成公众历史意识和历史认识及反思水平的提升，最终实现令职业历史学消亡的任务。因此，设置公众史学学科的最终目的倒像是要以其自身的消亡为荣耀了。如果说公众史学学科也是在进行职业化建构，那么它与传统职业史学的差异还在于，它不会只是一批传统职业史家分流或转换角色的结果，更不是只想办法将传统职业史学的成果应用到公众之中，它应是一群明确的为着自己的目的而投身于历史领域的人在自媒体环境下创立而成。这群人或许有一部分曾经是职业历史学人士而成为公众史学的试验者，或许更多一些来自“圈外”。鉴于过去100多年中，职业历史学不断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吸纳方法和思想，这些“圈外人”尤其可能来自其他学科领域。事实上，在当前社会中，各种行业的专业化仍然是大势所趋，跨学科专业的兴起，并非弱化了某一学科的专业性，而是对于从业者提出了多学科组合的专门要求，公众史学学科恰恰可以通过吸纳传统职业历史学圈内外的优势来构成。不论未来的公众史家曾经是怎样的身份，他们要承担起责任来提升公众历史认识及反思能力，这就需要满足一定的要求超越自我，这些要求或源自历史学的本质，或出自现实的需要，在此，我大致表述如下：

一是史德立身。一方面，在自媒体环境中，公众史家首先承担的是一种社会责任和公众历史教育的职能；它不同于纯粹的私人历史写作，而是致力于将自己认为有益于社会的历史资源呈现、推荐给更广大的社会公众。这样，在假设公众史家能够具备良好的传播手段的情况下，判断什么样的历史作品具有社会价值并有助于建构和培养一种健康的人文精神、宣扬社会正义等，这就需要公众史家具有自己的选择标准和自主的价值理想，以确定什么是“健康的”，什么是“正义”的。另一方面，以往各种历史中不乏恶意篡改史实，编撰伪史以达成私利的例证，后现代主义为历史主观性正名的逻辑推导，同样可能变成“恶史”获得其合法性的托词；因而善用历史并以历史引导公众向善，这一过程中对于公众史家提出的道德要求，需要建立在公众史家的良心和自觉基础之上。我们必须承认，史德的确立并不是理性与逻辑的推导就能够确实完成的，公众史家在日常生活中的经历与情感要素，都会参与到其史德的形成过程之中。如果我们不可能保证单个公众史家可以准确地把握这样一种史德标准，我们必须相信作为群体的公众史家在其实践中会呈现出相对稳定的史德标准，因为，作为这样一个群体，其价值观也在日常生活中受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存在的社会伦理和价值取向的引导，受众对于公众史学作品的道德批判，也会通过自媒体传播的方式最好地发挥出促成公众史家改善的功效。与一种模糊存在的社会伦理和价值观相区别的是，公众史家总是以促成其清晰化，并消除其模糊性中可能引发社会变质的那些毒素作为自身的理想。

二是多技之长。柯林武德认为，一位历史哲学家首先应该是一位历史学家，其次才是一位哲学家；因为只有在作为历史学家的情形下，他才能够为哲学思考提供在经验世界中实际存在的问题。类似的是，公众史家首先需要经历过职业化历史学的基本训练，了解职业历史学作为现实存在的价值所在，体验过历史学研究的艰辛，感悟历史学那崇高的求真理想。这种训练可以来自教育体制内，也可以在自媒体环境下自学积累。进而，他一方面可以帮助那些埋头于传统职业史学研究的历史学家在更大范围内彰显其价值，实现其理想；另一方面可以帮助自媒体环境下的历史创作者获得更丰富的文献资源、更强大的文献辨读能力、更深刻的历史认识及反思能力、更多样的历史表现策略、更广泛的作品传播途径。既然要涉及更大范围的历史知识传播与历史意识的培育，公众史家就需要对于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有更多钻研，不把自己局限在以现代性为主导的学科和专业区划之内，而是将一切有利于实现公众史学目的的技能与专业整合到其中来。

三是广纳博采。职业历史学研究以精深为其要求，这种精深曾夸张地说成对于一个无限小的问题了解得无限多。公众史家作为直接与公众接触的新型专业化人士，其专业化表现之一是要求有广博的知识。他对历史学的更多领域要有尽可能多的了解，首先必须是一位包括职业历史学研究成果在内的各类历史作品的好读者。他对于许多史学具体研究领域所了解的深度可能不如那个领域的专家，但他却要有能力广纳博采，成为历史学研究精粹的整合者和传播者。其精深就表现在策划与沟通历史作者与公众的能力之上，明了对于不同类型的历史知识可以采用不同形式的传播手段，以实现最有效的传播。如果他了解后现代主义有关形式与内容的辩证法，那么他会知道，一种好的历史表现形式，事实上已经改变了内容的实质，这就好比我们时常会将文本的改编与翻译视为二次创作，公众史家需要利用自身高超的整合能力来达成他在历史知识传播上的目的。

四是前沿定位。公众史学直接面向公众，我们却仍然希望它得到专业化的指导，这其中似乎是存在着一种对于后现代主义的反叛。其实不然，后现代主义在倡导多元历史表现之时，并不排斥主体的积极选择。既然如此，在诸多认识主体以自己的意志为核心参与历史表现时，公众史家也可以大胆以自己的面目出现，这不过是后现代主义精神的一种实践。后现代主义并不反对宏大叙事本身，而是反对用权力确保某种宏大叙事充当唯一性的历史叙事，这样，如果公众史家将公众史学定位在传播民族文化、异域文化，承担起全球化时代文化融合的任务，这同样是其自由的选择。公众史家要将自己定位在文化趋向和脉搏的观测者的位置，这就需要在历史表现中不断反思他身处的文化、反思自身，以怀疑和敬畏的心态面对正要表现的题材；他需要了解在自媒体环境下历史意识生成和传播的不同方式，了解当下受众的接受心理，然后以自主的价值取向加以引导，避免从众媚俗，从而带给受众专业性的历史解读，服务于一种社会价值观的转变和重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按照培养目标来进行公众史学学科架构，它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次：一是社会道德与价值观分析与培育，二是传统职业历史学方法论与实践性训练，三是跨学科（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知识储备，四是公众历史知识生产的组织和课后实务操作。这样的培养目标是对公众史家的理想要求，而它的效果如何在实践中检验，需要根据公众的反应来不断调节。公众在历史意识水平和历史认识、反思能力上的多层次性，注定了公众史学也需要采用各式各样的手段和方法来达成引导的目的，这些都只可能以经验主义的方式逐步积累、归纳、升华。作为一个强调实践性的学科，在公众史学学科尚未成形之前，要求我们对它做出更为精确的描述恐怕是难以达成的。

过去十年中，我国官方体制内的历史知识传播逐渐退缩到两个相对稳定的领域：一是中小学历史教育与高校中国近代史教育；二是官方教育体制支持的职业历史学教育，以及由此形成的职业历史学圈。这两个领域中的历史知识传播与生产和自媒体状态下逐渐形成的公众历史知识生产与传播越来越显示出分离之势，这不禁令人担忧。

历史知识从来与价值相关联，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既可以促成社会的有序和健康，也可以导致社会的混乱和病变；在自媒体传播状态下，历史的这种双面刃功能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变换。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必要对公众参与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做出战略性思考，尽可能使之形成一个可控而又开放的健康环境。因此，体制内历史教育的改革如何与自媒体状态下历史知识的生产与传播相协调，就成了我们需要面对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也是本文的意图所在。

（原刊《学术月刊》2012年第2期）

公众史学：从根本上解决史学的应用问题

钱茂伟

从业三十余年，教授“史学概论”二十余年，始终会面临一个历史学有什么用的问题。前辈在教科书上写了一大堆的理由，似乎解决了问题，但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因为大学中谈论这个话题，多是从大学生就业角度来思考的。如能解决就业，就不成问题；反之，如果就业有问题，就会引起怀疑。至于超越职业，对历史学作宏观的思考，就会发现用处多多，历史的作用是广泛的。当然，历史学的作用是分层的，历史学的作用是间接的。历史记忆是人类的过往信息库，历史是现实活动的参考物。一个人没有自己常态的过往信息库储存，将迷失方向，缺乏熟悉感与安全感，不知如何走路，如何做事，如何说话。有了历史所储存的人类信息库做参考，人类才会找到合适的做事、说话方式。同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也如此。大历史，尤其是民族史、国家史，对管理层是相当重要的。没有这种公共历史记忆的储存，将是十分可怕的。尤其是，到十字路口时，得仔细考虑一下，才能找到正常的发展路径。历史记录要解决的是人类的路向问题：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将到哪里去。

我一直在思考历史学与社会、公众的结合问题。历史学有什么用，完全是一个个体使用者提出的相对的实用问题，言人人殊，并不是某个人可以说话算数的，一个正确的论述无法自然传递给每一个人，让每个人接受。要知道，历史学面临的使用者，是一个一个的个体概念，个体的数量是浩瀚的。个体的思想又是时空产物，受特定的时空影响。不同时代的不同人，对历史学用处的理解是不同的。即使同一个人，对前后时空条件的变化，理解也会不同。有用无用是一个外在应用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内在的自身价值问题。书到用处方恨少，用到的时候就是有用的时候。

国家历史知识的使用者主要是士大夫，其圈子的大小，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时代越早，圈子越小；时代越近，圈子越大。21世纪的中国，逐步进入公众时代，圈子自然也扩大到大众，不再是小众。目前来看，关注历史学的主要有三股力量，一是统治阶级，二是学术界，三是大众。从国家与社会二分视野来看，史学的服务对象无非是政府与公众两大“买主”。传统史学解决了史学与国家上层的关系问题，但没有解决好史学与下层公众的关系问题。

大众多数是一群眼睛非常近似的人群，信奉实用至上理念。如果在他们的生活中看不到其用处，他们就会说这东西没有用；反之，没有人会说没有用。理论上，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与人人相关，其用处毋庸怀疑。但今日学院派史学强调科学主义至上，其高端作品无法进入日常生活世界为大众所用，自然会让人产生无用之感。历史学必须进入生活世界，才有存在价值。自然科学在科学之外有技术、有产品，可以进入生活世界，所以人们能感觉其用处。而历史学科学化，只学到了科学，而忘了技术与产品。其结果，弄得历史学远离生活，不食人间烟火，自然让人产生无用之感。只要生活中没有的东西，就会不断被要求在理论上加以论述，那就陷入万劫不复之路了。可见，是我们对历史学内涵与功能的想象方式出了问题。

如何解决史学与公众的统一问题？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我的答案是要提倡公众史学，发展公众史学。专业史学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小众，公众史学的主要服务对象是大众。公众史学是生活中的史学，是百姓的史学。公众史学核心要解决的是史学与公众的关系问题，它别出心裁地想从三个维度解决这个问题：一是书写公众历史，二是让公众参与，三是写给公众看。

书写公众历史，解决了一直没有解决的书写下层人民历史问题。中国史学是从书写“君史”开始的，几千年的主流是“君史”。19世纪末，梁启超提出“史界革命”，要求打倒“君史”，提倡“民史”。20世纪以来，中国史界便尝试着转型为民史写作，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因为，它面临了历史的学科化与政治化两大冲击。直到21世纪，中国才可以真正开始了民史的书写，这就是公众史。公众史的提出，解决了史学与公众间的悬空问题，使他们认识到，这是我的历史，我家的历史，是我所在社区的历史，是我所在城市的历史，是我所在工作单位的历史，甚至是我生活时代的国家历史，这样的贴身服务，就会让公众产生不一样的想法。由君史到民史，这是一大革命。

让公众参与，解决了由小众参与到大众参与的转型问题。在笔书时代，必然是小众的，因为大多数人不识字。在史学科学化时代，它也必定是小众的。因为专业的史学研究门槛较高，不是谁想进就进的事，须得有坐上十多年冷板凳的工夫。公众参与的提出，他们不再是消费者，也可以是生产者，这就是角色的转型，他们既可生产公众史，也可生产通俗史，这是一大革命。公众参与，解决了一个公众记忆的保存问题，解决了一个代理与自理问题。公众参与，不是简单地参与做事问题，最要紧的是可以主动建构自己的历史记忆，可以主动地建构自己眼中的历史，意味着公众大脑中储存的公众所历、所见、所闻的历史记忆资源都可以派上用场，可以用来书写个人、家族、社区、单位的小历史，也可以部分写出大历史如城市、中央与地方政府历史。小历史讲述的是老百姓的故事，是人类个体生活经验的回忆。这样一来，公众眼中的历史就可以呈现出来了。普通人的命运被真实地记入史册，不仅还原了历史的真相，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人民群众创造了历史”这一历史观的回归。

写给公众看，解决了史学作品的消费对象问题。在学术史学视野下，史学知识的生产、消费是同一群体，是学术圈内的自我生产、自我消费。在公众史学视野下，史家走向社会，生产出可以让普通大众消费的产品。消费对象的改变，逼着史家改变文体与写作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在现代传媒背景下，不仅仅是看文字作品（文字作品有较大的局限性），更是看视频、图像，甚至是听录音。现代传媒手段使不识字的人也能看、能听。而且，借助影视传媒，直接进入千家万户。它们就是有用的历史知识，可以给人消费、给人娱乐。如此，也就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世界。

这三样东西都是解决史学应用的利器。经过上面三大方向的革新，历史学就会以全新的面目展现在世人眼前。不过，仅有这些领域的学理探索仍是不够的，公众史、通俗史必须进一步项目化、流程化、技术化、新媒化、产品化，才能真正进入生活世界。公众史学偏重历史记录及通俗传播，这两大内容是面向社会的，是可以市场化的，可以产品化的。2016年9月25日举办的中国公众史学研讨会，最大的亮点是肯定了公众历史是产品。可以进入生活世界的历史知识，一是公众史，一是通俗史，前者是小历史的生产与消费，后者是大历史的生产与消费。公众史可以开发出个人史、家族史、社区史、城市史、单位史、专题史等，而通俗史可以开发出通俗写史、历史影视剧、网络通俗写史等。这些类型都可以进一步细化为更小的项目，如家春秋大学生口述史摄像比赛、青少年历史写作大赛、小历史书写、口述传记等。每个项目又必须提炼出其基本的流程、技术，使之成为一种历史文化产品生产机制。这些应是专家的任务。根据这种公众历史产品生产机制，大众就可以生产出无数的公众历史文化产品。产品是可以进入生活世界，为人所用之物，自然也就有了社会价值，复借助新媒体，加以迅速传播。当公众历史产品与个人、家族、社区、城市、单位建立了关联，就有可能彻底解决史学与公众的统一问题。在人类从生到死的过程中，处处有历史学，时时有历史，人人懂历史学，人人会历史学，有谁会再来怀疑历史学的用处呢？

公众史学是公众本位的新史学，区别于传统帝王本位的旧史学。“公众史学”是“民史”的最新形态，是一种以“公众”为中心可以多层次建构的史学形态。公众史学概念的提出，将完善传统的“国家/政府史学”，使历史学更为开放与多元，与公众的距离更为接近。只有政府政治与民间生活得到共同记录的历史，才是完整的国家“总体史”。公众史学使历史学内涵更为丰富，更接地气，成为真正的“大众史学”“普罗大众的史学”，不再是少数人的历史学。至此，史学也就成为真正的大众之学。君史与民史的共存与融合，将是21世纪中国史学的特点所在。由“君史”到“民史”，再到“总体史”，是人类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原载《社会科学报》2017年3月24日）

与专业史学相得益彰的公众史学

钱茂伟

一、专业史学之外存在繁荣的公众历史活动

之所以要研究公众史学，是因为当下中国存在一个公众历史活动领域。所谓公众历史，指公众可以消化的历史作品。所谓公众可以消化的历史作品，是指用白话文写作的叙述性的历史作品。公众历史的形式，可以是写公众的小历史作品，也可以是大历史的通俗普及作品。直接地说，主要是普及通俗史与公众史写作两大块。

对中国来说，在近代西式历史研究兴起之前，传统史学主要有三种类型：叙事史学、义理史学、考据史学。20世纪以来，考据史学转型为专业史学，历史研究成为学院派的主流模式，而传统的叙事史学成为次流模式。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转型、民间的发展、公众的成长，服务民间公众的史学也在发展之中，公众早在自发从事公众历史的写作与传播活动了。公众社会，就是市场社会。在市场时代，公众史写作红火，普及通俗史红火。公众历史在中国的腾空出世，就在专业史学之外树立了一个新的史学物体。公众历史的发展完全市场化，由于少了专业史学的约束与训练，难免存在不少问题。许多专业史学家态度消极，不敢也不想参与普及通俗史学，因为这样的作品在学术圈内得不到承认，他们至多做一个志愿者，写写随笔，做个小札记。由于职业史家不肯参与进来，大众写史水平也就提不上来。

二、专业史学之外必须建立一个公众史学体系

面对圈外公众历史发展的红火现象，许多有先知的史学工作者，近年纷纷提出了积极介入的思想，强调不能等闲观之，得管好这片民间史学天地。大家一致认为，公众历史是公众、专家均可以参与进来的新史学形态。只有公众，没有专家的指导与参与，公众历史会滑向边缘。专家介入之道，可分低中高三个层次。

低级介入之道，就是扮演批评家，挑公众历史作品存在的毛病，使之更严谨一些，生产成本更高一些。

中级介入之道，要沟通，要引导，让其健康发展，成为公众历史的参与者、引导者。马勇称：“专业史学工作者不仅要重视草根史学的研究成果，而且应该深度介入草根史学的工作平台，和他们一样在同一个平等的工作平台上对话，这样不仅有利于引导草根史学走向理性，而且有助于及时纠正草根史学的先天缺陷和知识性错误。”职业史家与业余公众史学工作者要加强沟通，不是简单地出面批评，更精确地说是在沟通中加强规范。专业史学有专业史学的规则，公众史学的发展也应有自己的规则。因此要由专业公众史学家与普通人协商沟通，建立共同的规则。这种参与式的帮助与提升，比简单的批评来说效果更为理想。

高级介入之道，就是要成为公众史学学科的建设者。引导的最高境界就是建立公众史学学科与专业，学科与专业是现代社会中知识体系生存与发展的普遍模式；无法以学科与专业方式进入大学教育体系中，就无法建立起永恒的发展保障机制。公众历史如不能建设成为公众史学，永远难容于历史学；一旦有了公众史学，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在历史学体系中找到自己合法的位置。理论工作者必须对实践活动作一个学理的思考，这就是我研究与写作《中国公众史学通论》的背景所在。在这个过程中，理论工作者可以为公众历史提供学理。理论的梳理与提炼必须由理论工作者来承担，专业史家的公众史学理论研究可以提升公众历史的生产与传播水平。在这个过程中，还可以对公众史学学科进行顶层设计，设计出简洁明白、新手立马可接受与操作的公众史学框架及其分支体系来。有了学科，进入大学专业教育，就可以培养师资与写手队伍。有了公众史学学科，这些公众历史实践活动也就提升了，也从侧面告诉学界，它们不是“下三烂”的东西。

公众史学的建立，可以承上启下，可以将专业史家和普通大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完整的历史认知实体，公众历史活动能够在专家的掌控之下进行。

三、与专业史学互补的公众史学

有了公众史学，它会给专业史学带来什么影响？姜义华称：“公众史学的勃兴，并不影响专家治史学……公众史学与专家之学应相得益彰。”这个观点完全可以成立。专业史学无法包打天下，管好全部史学。20世纪以来，说及史学就是专业史学，内涵大为缩小。建立公众史学，就是让人知道专业史学不是史学的全部，它有着更为丰富的内涵。扩大历史学的视野，建立包含专业史学与公众史学两大阵营于一体的大历史学科概念，就成为可能。有了公众史学，史学的体系才是完整的。

公众史学与专业史学是互补的。专业史学是往上走的，用来提升历史学水平的，它解决历史疑难问题，探索发展规律及原因；而公众史学往下走，是普及的、基础的层面。它让普通人的历史认识得以尊重与应用，人人留史，人人参与，人人享受。

公众史学是公众可以分享、参与、书写的史学。谁拥有历史书写权？学术圈曾为之而争论。如果从责、权、利三者和谐统一关系来看，公众史学是大家共同拥有、共同解释、共同书写、共同使用的史学形态。也就是说，专家与公众均拥有历史话语权，只是程度有高低之分而已。

专业史学往往是职业化的，只鼓励专家参与；公众史学虽也需要职业化的研究，但主体的活动是在业余进行的。公众历史是一项人人可业余参加的史学活动，不影响普通人的正常职业工作。人人参与的表现为人人说史、人人写史、人人传史、人人评史。普及的东西，专家要参与，公众也可以参与。公众史书写，专业史家要参与。通俗史的研究，专业史家也要参与。从事正常职业工作之外，之所以还要关注公众史学，是因为它是与人人相关联的一种大众性的史学活动，关乎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社区、每个组织历史的保存。

专业史学主要是国家史之学，而公众史学是民间史之学。专业史学服务国家组织，这与它处于“国家史学”时代有关。官员是一方主人，所以他是大空间者，喜欢由上而下观察现象。学者是更大空间的主人，也喜欢由上而下观察问题。这两种人的眼光均是由上而下的。传统的历史研究，都是从组织档案那儿来的，所以史学形态也是君史。这个时期的专业史学受“国家史学”影响，偏重国家史、制度史、事件史。公众史学服务民间个人，美国用公共史学，我们用公众史学，为什么不用公共史学而用公众史学？简单地说，“公共”对应“私人”，“大众”对应“小众”，“公众”对应“组织”。所以，不用公共史学，是因凡史学均是公共的；不用大众史学，那是为了防止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公众”对应“组织”，是从国家与社会二分理念中提炼出来的，正合梁启超提出的“君史”与“民史”。民间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其眼光是由下而上的，只关注个人的故事，而不太喜欢大空间的宏观概括。由个体而个体，讲个体故事，所以更适合生活世界的个体享受。

从平面角度来说，公众史学是多学科多层面组合而成的。具体地说是由六个分支（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组合而成的。对此，专业史家提出了两种质疑，一是近于平面叠加，二是分支名称早已存在。公众史学框架的建构，不是简单地叠加，而是新理念下的重新组合。各分支名称确实早已存在，但我们要的就是这种既存在又不完全相同的效果。要知道，各分支前面多了“公众”两个字。也就是说，我们只取部分内涵，作了全新的组合。有了六个二级学科，公众史学才更像是一级学科。

从纵深角度来说，公众史学是一种历史书写、历史研究、历史理论相结合的活动，不同层面需要用不同的方法。上层的公众史学理论研究，要遵循由实践到理论的常法；中层的公众史学学术研究，如新社会史、新文化史研究，也要遵循正常的学术研究之法。公众社区史的编纂，会涉及较为复杂的技术，会用上史学的主要方式，如时间与空间的结合。至于下层的公众历史写作，则复杂得多，可以是专业的，也可以是非专业的。公众史与通俗史写作均是叙述作品，虽然也有一定的分析，但主要是搜集资料，建构文本。叙述的核心是故事化、口述化、个体化。

作为历史学之一的公众史学，它的方法是什么？这是习惯研究方式的专业史家马上会提出的。说及公众史学的方法，要注意三点：一是公众史学属于历史学门类之一，所以凡是历史学可以用的方法都可以用上。二是公众史学方法的自身特点。公众史学既然是新史学，就会有新的表现方式。专业史学以文字为主，而公众史学会以影音为主。它会突出个人本位、叙述之学、口述史、影像史、新媒体、大数据、以图证史等方法。口述史是一种直接研究历史存在的方法。公众史学作品的建构方式，会更强调可读性与可视性，要求用大众个体可以接受的方式来讲写故事。适应大众的作品，必然是个案性的，甚至是可视化的。个体化、可视化的历史作品，是人人看得懂的作品。个体化消费是人类消费的主流模式，所以人类故事也得是个体本位的。上层故事与下层故事，人人喜欢，这是人类共享的故事，故事是古今中外人类共通的历史接受方式，这是以前学术史学忽视的领域。今日公众史学的提出，让我们可以重新认识此问题，而且将其上升到理论思考的层面。要研究讲故事的技艺，得以人物为中心来展开，这涉及生活语言、个体、故事、细节诸要素。口述史与影像史，可以理解为两种不同方式的记录。除了文字文本外，公众史学会更重视听录音、看视频的方式研究历史。传统史学偏重文字表达与传播，对现代传媒技术的依赖度较低，而公众史学的依赖度则较高。公众史学让史学与新闻、传媒、摄像技术有了联姻的可能。

如果承认公众史学的合法学科地位，则它该放在历史学的哪个分支下面？它不在当下专业史学的分类体系之内，应与专业史学相对应，自成一体。在无法实现这种理想分类情况下，可以考虑要将其挂在专业史学内，勉强可以挂在中外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下面，当然也可以挂在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下面。

结语

我们在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下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可称为“公众史学理论及公众史学史”研究。目前，专业史学是中心，公众史学是边缘。未来，公众史学的发展将前途无量。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市场社会，公众史学有市场，书写人数多，参与人数多，消费人数多，自然有更好的发展前途。有了公众史学，也可改革历史学专业学习顺序，主张先学公众史学，后学专业史学。由个人史到群体史，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家庭，认识自己所在的社区，公众史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适合普通人掌握的历史认识路径。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3期）

公众史学学科推广的理论与方法

周俊超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

由实践到理论，这是学科建设；复由理论到实践，这是学科推广。在钱茂伟《中国公众史学通论》出版以后，公众史学的学科推广被提上议事日程。学科推广是公众史学建设所不可或缺的一环。如何推广公众史学？这是一个大问题，可细化为多个基本问题和复杂问题。基本问题包括推广的方向、目标、意义等。而复杂问题包括公众史学与专业史学在推广上的不同、推广所面临的困难及解决之道、推广的基本路径及可能新辟的路径。

一、公众史学推广的基本问题

推广不仅靠实力，也凭手段。公众史学的推广，既是一个学术问题，又是一项宣传工作；不只需要理性讲解，也需要感性鼓舞。

公众史学是由公众史学理论研究者提出并建立起来的专业学科，它的推广包括了三个方向：面向全体公众史学者的推广，面向公众的推广和面向专业史学者的推广。公众史学者包括了来自专业史学研究团队的公众史学理论研究者，来自社会上的、自发参与的公众史学实践者，以及从事公众史学分支领域实践和研究的学者，如口述史学者、民间历史写手、通俗历史传播者、公众文化遗产保护者等。

目前三个方向现有的推广活动有“当代历史记录者大会”等“英雄不问出处”的公众历史交流活动，为公众史学理论研究者、实践参与者提供了互动平台。宁波大学公众史学研究中心等高校科研中心和永源公益基金会等民间历史公益组织，是目前公众史学面向公众推广的重要媒介。《中国公众史学通论》的出版，引起了部分专业史学者的关注；同时，2015年公众史学研讨会的召开，邀请专业史学专家来讨论，皆是为公众史学和专业史学搭起对话平台的开始。从另一个角度看，面向公众史学者、专业史学者的推广是面向小众的推广，而面向公众的推广则是面向大众的推广。

学科推广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专业教学的过程。借助美国学者布卢姆等人提出的学习分类学说，学科推广的目标由低到高包括三个层面：知识、了解、应用。知识，即让推广对象知晓公众史学的存在；了解，是使推广对象了解公众史学的内涵、框架及意义；应用，是使推广对象能够参与公众史学的实践与研究，或者能够使用公众史学的实践与研究成果。

公众史学推广的意义包括利己、利人两大方面。首先对公众史学自身而言，学科推广可打破“自弹自唱”的困境。在2015年中国公众史学研讨会召开之前，从学理的角度研究公众史学，基本仅限于一小部分公众史学理论研究者，专业史学者、公众史学实践者以及公众很少有了解公众史学究竟为何物的。如此下去，公众史学的理论思考与创新将受到严重制约。公众史学需要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学科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如此才能收获新的启发和持续发展的动力。公众史学是大众之学，对学科推广有必然的要求；使更多人参与进来，公众史学才能做强做大。否则，仅限于理论探讨就是纸上谈兵。

再者对推广对象而言，也有益处。一是对全体公众史学者而言，不仅包括了具体的方法论指导，同时其所参与的实践与研究活动也被赋予了更多意义和更高价值。二是对公众而言，公众史学的推广表现在引导公众参与历史书写和历史知识获取的实践上，帮助公众完成、完善历史书写，获取真实的历史知识，树立起科学的历史观。三是对专业史学者而言，公众史学可以为专业史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提供新的视野、材料、思路与方法，如现当代史、新社会史、新文化史、历史人类学等学科专业。目前相关专业和学科的学者已经开始涉足公众史学。如现当代史研究者已经有意识通过口述采访向公众征集相关资料。当然，这只是参与和应用公众史学的方式之一。对于公众史学的应用不仅限于公众口述历史（虽然口述历史是公众实现历史书写的便捷途径），公众的历史写作、家庭档案、文化遗产、影像记录等，均可为专业史学研究提供新的视野、方法和资料。

二、公众史学推广的复杂问题

专业史学的学科发展，一般得遵循先自强再推广之道。一个新学科、新专业的成果越来越多，参与的人越来越多，自然便能推广开来。当有足够的权力与财力吸纳人才以后，就可做大做强。与专业史学不同的是，公众史学是大众参与的史学，唯有先行推广，方能发展壮大。那么，在学科发展之初缺少权力和财力支持的情况下，公众史学如何实现推广？这就需要进一步探讨推广中所面临的困难及解决方法。

困难之一，缺少权力和财力的支持，公众史学的建设尚且困难重重，谈推广似乎为时尚早。但上文已经提到，公众史学唯有先推广起来方能做强做大，所以不得不先行解决推广问题。认为公众史学推广难，其实只难在面向专业史学者的推广。依传统的专业史学眼光，唯科研成果是论，成果多自然受关注和重视；反之，尚处建设初期的公众史学，自身理论尚未完备，在专业史学者看来可谓“漏洞百出”。如此一来，想通过理性分析来说服专业史学者是非常困难的。而且专业史学者不爱听人“讲故事”（用公众历史实践中的感人故事打动听众），用感性的方式也难以奏效。欲解决这一难题，需转换思路。面向专业史学者的推广是面向个体的推广，因为每一位学者都是拥有独立的思考力和判断力的独立个体。面向个体的推广即使达到了推广目标，推广效率也是极低的。公众史学应面向群体去推广。这里的群体主要指公众群体，最好能够把公众集中或联系起来进行推广，如举办大型公开讲座，辅以可视化的传播工具。此外就是通过建立有效的推广渠道进行推广，如成立社团、拥有固定的媒体刊物等。公众史学应先面向公众群体实现推广，将影响力扩大到民间，再反过来吸引象牙塔里的专业史学者关注，如此自下而上的推广更为理想。按照古斯塔夫·勒庞“群体心理学”观点，群体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特征（如传染现象）使得它比孤立的个体更容易接受知识的推广，更容易受到来自感性宣传的影响。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那些擅长“讲故事”的民间历史爱好者，总能够带动起一批拥有共同兴趣的人一起工作；而学者想要在学术界组建起一个科研团队则没有那么轻松（因为每位学者都有自己的打算）。如此看来，公众史学在面向群体推广时，“讲故事”确有其价值。而在此之前，“讲故事”一直被公众史学理论研究者所轻视。但“讲故事”的水平也有高低之分，真正高水平的“讲故事”带有思想性的启发，是富有理性的，不是纯感性的鼓动。因此，高水平的“讲故事”是理性思维与感性思维的完美结合，这也是学科推广所要达到的一种境界。

困难之二，公众史学的相近学科在推广方面做得更好，尤其是口述史学，但这似乎对公众史学帮助不大。虽然公众口述史学也是公众史学的分支之一，但有不少口述史学者还不了解公众史学，也不谈公众史学，只对口述史学感兴趣。如此一来，他们对口述史学的推广就不能等同于对公众史学的推广。要解决这一困难，必须要在学科推广中统一标牌。即按照公众史学的六个分支：“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将分支领域的实践和研究活动统统纳入公众史学门下，赋予它们统一的标牌——公众史学，它们的参与者也便有了统一的身份——公众史学者。唯有统合各方优势资源，方能集中力量做强公众史学。反之，分散力量则造成资源的浪费，因此公众史学的推广需要打出统一的标牌。

公众史学现有的推广路径主要来自媒体和大学，虽然沿此两条路径可继续走下去，但就目前看来效果并不是特别理想。媒体宣传不力，主要原因还在于标牌不统一。但这里并非身份认同问题，而是各种相似概念混用的问题。如自传、口述史、回忆录、个人史等，在媒体中经常被提到，但却不被统称为“公众历史”。大学路线目前看似很有前景，如针对大学文史类教师进行培训，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回到各自学校开设公众史学课程；发动大学生来参与公众史学的实践活动，协助推广公众史学。但大学路线也存在缺陷。首先，针对大学教师的培训以及开设公众史学专业课程，并不能直接面向公众推广，反而是在建设一个象牙塔里的公众史学。面对大学生的培训看似是一种可行性很高的路径，因为该路径门槛、成本低，且容易上手操作。但能够发动起来的大学生暂时还是少数的，他们只能一点点做个案的实践，这仍然是一种面向个体的推广，欲实现全社会范围的推广，颇有杯水车薪之感。

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新的路径可供探索和尝试？其实，中学生或许是更为理想的推广媒介。目前“青少年历史记录者大赛”已经关注到中学生，但这种社会上组织的活动还不能够深入校园里的每一个学生，而中学教师则可以做到这一点。对中学文科教师进行公众史学的培训，或许是一个可以尝试的切入点。现在大学里重视对中学教师的培训工作，公众史学可借此机会作为一门培训课加入进来。受过培训的中学文科教师可通过课程讲授、课下作业及课外活动的方式，让中学生参与到公众史学的实践活动当中。中学是全社会普及的教育阶段，每个家庭都会有中学生，中学生只需走回家去便能实现推广。中学生比大学生更有集体意识，是更容易被推广的群体。

三、结语

公众史学的推广，要将理性讲解与感性鼓舞相结合。推广的目标在于，增进学术交流，为公众史学的建设广泛征集意见，为专业史学的建设提供新的视野、材料、思路与方法，为公众提供理论方法指导。目前，公众史学的推广主要面临两大困难：一是缺少权力和财力的支持；二是标牌、概念不统一，缺乏身份认同。前者需采取面向群体推广的思路，可采用“讲故事”、可视化传播技术等手段，由下而上，先面向公众群体推广，反过来再吸引专业史学者关注。后者则要求统合公众史学的分支领域，统一标牌和概念，避免分散力量。此外，公众史学的推广路径也有待拓新，通过培训中学文科教师来发动中学生，或许是一条可以尝试的新路径。公众史学推广的目的就是要把学科做强做大。只要做好推广工作，公众史学的建设将大步前进。

（原载《中国史研究动态》201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