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能源产业管制强化国家竞争优势

国家的竞争优势来自哪里？怎样提升或维持国家竞争优势？国家竞争优势是产业、企业竞争优势的加总吗？在国家竞争优势形成过程中，政府应如何担当？这四个相互关联的疑问是进行产业管制的核心。作为传统的战略分析方法，SWOT理论关注个体的企业，从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四方面剖析一家企业获得竞争力的路径。而波特国家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一国的国家竞争优势来源于产业竞争力，而产业竞争力来源于企业竞争力。因此，为了提升国家竞争优势，应首先提升产业竞争力。为此，波特钻石模型理论刻画了提升国家竞争优势的途径。

产业管制理论对我国能源产业管制理论建构具有指导意义，而我国能源产业竞争力则关联着国家竞争力，能源产业竞争力强则国家可获得竞争优势。在新的能源革命中，抓住能源竞争优势的制高点就奠定了国家伟大复兴这艘巨轮的“压舱石”。

一、产业管制是政府重要职能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的本质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所以阶级统治职能是国家职能的本质特征。恩格斯关于国家职能的认识与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虽然有所差别，但均强调了国家在社会管理中的重要性。“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恩格斯关于国家职能的论述，揭示了国家阶级统治职能之外社会职能的重要性。在和平、发展、全球化成为主旋律的背景下，国家的阶级统治职能有所弱化，而经济发展、社会管理职能随之越来越广泛、复杂。作为成熟市场经济代表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在美国，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管制在19世纪就开始迅速发展扩大，从经济领域的反垄断到环境保护、食品安全等各个领域。

非传统安全问题随着世界多极化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展产生了。冷战结束使得世界格局由两极对峙向多极化发展，军事力量和军事建设的绝对重要地位有所下降。经济、文化、能源、人才、环境、生态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影响不断上升，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应对非传统安全要求国家职能转变，国家的对外职能与对内职能同等重要。非传统安全发生引发的一个后果就是人们对国家对外职能的再思考和再认识。能源安全是非传统安全的组成部分，同样要求政府有所为。

二、产业竞争力奠基国家竞争力

竞争是一个开放的概念，在一个垄断和封闭的体系中不存在竞争的可能和必要。国家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产业的竞争。一个国家或地区整体经济竞争力的强弱，正是由其主要产业竞争力的强弱决定的。产业的发展和成长最终要突破国家，形成国际竞争力，产业竞争力最终体现在国家之间的市场较量上。一个具体产业的竞争力取决于这个产业发展战略层面的竞争力因素、产业价值链层面的因素和区域集群层面的因素，而这些层面上的具体竞争力又表现在不同类型群组企业或公司竞争力上面。

哈佛大学教授迈克尔·波特在其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提出了分析一国产业竞争优势形成原因的“国家钻石模型”、产业发展四阶段理论及产业集群理论。波特认为，一个区域的某种产业之所以能在竞争中崭露头角，必须研究各个区域都有的四个要素：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与支持性产业及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同业竞争。由这四个要素所构成的“钻石体系”关系到一个区域的产业能否成功。同时，这个体系是一个相互强化的复杂系统，其中任何一个因素的效果必然影响到另一个状态。拥有该体系的各个因素并不必然等于就拥有竞争优势，需要将这些因素交错运用形成自我强化、自我发展的系统，才能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波特非常重视政府在发展产业竞争力中的作用。但是除非是处于竞争发展的初期阶段，否则一个成功的政府应是创造企业能从其中获得竞争优势的环境，而非直接介入竞争过程。政府最有影响力的作用往往是间接而非直接的。政府要扮演好角色，最应该做的事是成为放松或扩大钻石体系的力量。政府该做的并且真正有助于产业的，是创造生产要素，制定鼓励竞争、提升需求质量等政策。一个国家要从生产要素中获得优势，现在拥有什么资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一套能持续提升生产要素的机制。对国家而言，通过产业竞争优势维持或提高国家竞争优势需要产业集群优势。波特还认为，在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下，“繁荣是一国自己的事情，竞争力的大小也不再由先天继承的自然条件所决定”，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政策、法律与制度是一国竞争优势的根源，财富因此而聚积；如果一国的制度破坏了全要素生产率，贫困也就成为必然。

拥有资源是获取竞争优势的必要条件，但并非充分条件。作为财富，资源以其价值巨大、位置固定、投资规模而最早成为民法中的物。从罗马法开始，民法上有关所有权和用益物权的规定就是围绕资源展开的。拥有资源就是拥有财富，资源富足成为比较优势、率先发展和国家博弈的物质基础与国家实力的象征。但是随着竞争市场逐渐打开，依靠资产垄断的优势将逐渐丧失获取高额利润的能力。单单专注于资源垄断优势的公司，就像一个身材魁梧、动作迟缓的橄榄球前锋突然发现自己置身于足球赛场时的情景一样，他根本不知道比赛规则，他的大块头和强大的蛮力顿时成了负担，而不是“资产”。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掌握有竞争优势潜力的资源，以及如何发挥资源优势使之成为竞争优势甚至持续竞争优势？对这个问题的探讨涉及不同学说和理论的长期发展和争论。事实上，战略管理领域最古老的SWOT分析框架给出了总括性指导，其思想是扬长避短，即企业要识别自身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并开发内部强项以呼应环境中的机会，化解外部威胁以避免自身弱项。实践操作中，这种看单决策方法演变成了“菜单”式诊断，不少学生甚至实务界对照这个单子便能开出自己的“药单”，进而提出认为可以操作的对策建议。

以巴尼和克拉克为代表的资源基础理论（RBT）将竞争优势界定为某企业比产业中的边际企业（收支相抵企业）能创造更多经济价值。很显然，竞争优势可能是暂时的或持久的，静态的或动态的。每个企业都拥有不同类型的多种资源，要成为持续竞争优势来源，这项资源应具备四个属性：（1）价值性；（2）稀缺性；（3）不可能被完全模仿；（4）可利用性。其中第三个属性受到三个原因影响，即独特的历史条件或路径依赖；因果关系不明；社会复杂性。

然而，企业拥有持续竞争优势并不能使企业永久性地占有竞争优势。企业经营环境、市场需求、制度变革、政府法律政策的变化都可能使曾经的竞争优势来源贬值，即“熊彼特式冲击”。熊彼特创新理论认为，企业的竞争优势是基于创新，尤其是破坏性创新。企业家成群的出现是繁荣产生的唯一原因，会对均衡状态的经济系统带来跳跃式干扰，使得经济朝向新的均衡状态发展。企业家活动是除劳动和土地之外的第三种生产要素，它们能通过实现“新组合”创造出新的价值，而付诸实施的创新是企业家的职能。

三、能源产业竞争优势成为国家竞争优势制高点

能源竞争优势与国家竞争优势的关联可以从历史上的两次工业革命中寻找规律。历史发展表明，能源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先导和基础。人类已经经历了两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开启。每一次工业革命的原动力看似是科技发明，实则是能源革命。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英国人成功地用煤炭替代了木柴作为动力燃料，成就了大国崛起的梦想。一般认为，瓦特改良型蒸汽机的大规模使用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事件。但是蒸汽机的使用需要充足的能量，而当时英国丰富又廉价的煤炭成为首选。至1738年，煤炭已被视为“英国制造业的灵魂”。1800年，英国生产的煤和铁比世界其他地区加起来还要多，煤产量从1770年的600万吨上升到1200万吨，进而上升到1861年的5700万吨。1840年前后，英国的大机器生产基本上取代了传统的工厂手工业，工业革命基本完成。18世纪末，工业革命逐渐从英国向西欧大陆和北美传播。后来又扩展到世界其他地区。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引领世界发展方向，人类进入到煤炭时代。煤炭工业对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巨大。英国的经济结构发生质的改变，生产力获得前所未有和无可匹敌的提高。首先，煤炭工业促进了蒸汽动力的广泛应用，带动了纺织业、以钢铁业为代表的高能耗产业、交通运输业及建筑业等行业大发展。其次，煤炭部门的发展对英国不同地区的“原工业化”向“工业化”的过渡结果产生了近乎决定性的影响。以煤炭为代表的能源也是英国近代城市发展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对推动城市化水平至关重要。工业革命全球史维度的研究表明，煤炭开发利用使得英国率先开始了工业革命，而不是荷兰这个在相当长时间内经济称雄欧洲大陆的沿海国家。荷兰能够取得国家经济成就，与其丰富的泥炭能源分不开，大规模使用廉价的泥炭资源促使荷兰经济、军事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而荷兰是随着17世纪末期开始的泥炭资源的耗竭而一起衰退下去。

煤炭工业兴衰同样预示和伴随着英国在近代历史上的“盛衰循环”。到19世纪中叶时，英国煤炭供给严重不足，出现了“能源危机”和“能源安全”问题，出现了对更高效率能源的需求。到19世纪70年代，石油和电力成为人类开发利用的新能源新动力，英国便因固守传统而落伍了。随着对石油和电力技术的开发与利用，德美逐渐成为世界新经济的带头羊。在新一轮能源与动力开发技术领域的落后，预示着英国世界工业霸主的地位即将过气。在新能源新动力的开发与利用方面，谁抢得先机，谁即可引领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美国发现阿巴拉契亚煤田以后，煤炭产量逐渐超过了英国。至1920年前后德国的煤炭产量也曾凌驾英国之上。第二次界大战后，苏联的煤矿工业有了很大发展，煤炭产量也已大大超过英国。随着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机车、轮船、飞机的不断涌现，以石油作为基础动力推动了石油业大发展。人类进入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和石油时代，本质是石油取代煤炭成为人类第一大能源。石油时代是美国主导的时代，美国也创造了领先世界的辉煌。前两次工业革命既是技术经济“破坏性创新”的历史，也是效率更高的能源替代低效能源的能源革命史。英国、美国在这两次工业革命中做出了表率，引领、推动、主导了这两次能源革命，成为两次工业革命的弄潮儿，也铺垫了国家兴旺发达的坚强基石。

反观中国在两次工业革命和能源革命中的“战绩”。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中国处于清朝前中期的“康乾盛世”时代，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然而这并未促成中国从此走向世界强国之路，反而在之后西方列强侵染和殖民中一发不可收拾地走向衰落，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时都没能抓住历史性机遇。中国与两次工业革命失之交臂的后果就是在国际上落后挨打，根本谈不上国家独立、民族自强，大国、强国梦成为天方夜谭，国家竞争劣势尽显。在能源利用上，中国始终没有摆脱以木柴作为主要原料的原始境地，不管是煤炭还是石油，这些高效能源都没能在当时落后的中国这个农业大国发展成为主导能源。由此观之，大国的兴衰从能源替代上可以找到历史性脚注。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脚步已经迈开，同前两次工业革命一样，它将对21世纪人类的生产生活产生深刻变革。新的工业革命要求有新的能源替代，实现新的能源革命。与这次工业革命相伴的能源革命与之前有两个根本不同。首先，前两次工业革命是用一种化石能源替代另一种化石能源或木柴，而这次新的工业革命是用性质完全不同的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将来也不会有更新的能源来替代可再生能源，所以是一次“终极替代”。其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能源替代不再以单纯追求财富为终极目标，而是把改善人类生存质量和促进社会文明可持续发展放在主导地位。

未来学家里夫金（2011）提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可再生能源和互联网融合模式为特征。这一观点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和实务界的认同，近年来的实践发展也展现了两者深度融合的大趋势。能源专家海夫纳三世（2013）预测，随着技术的发展，世界将快速进入气体能源时代，达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终极能源目标。21世纪的赢家将是借助能源转型加速向气体能源时代迈进的国家。虽然每个国家能源革命和转型的目标不同，但是能抓住能源转型方向的无疑是这个时代的赢家。大概从2006年起，日本和欧盟就制订并实施了雄心勃勃的可再生能源计划；由于代表石油集团利益的小布什政府的阻挠，美国直到2009年初才颁布了有利于新能源发展的法案；中国在2008、2009年之交将新能源产业当作用于救市的新经济增长引擎，但是到2009年末才调高可再生能源利用目标。在能源革命的角逐中，大国之间孰兴孰衰尚难预料。中国要想后来居上，绝非易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中国能否抓住这次能源革命的契机成为能否在21世纪成就大国崛起和复兴伟大中国梦的关键一环！中国已经同一些发达国家一样，站在了这次新的能源革命起跑线上，能源革命的号角已经吹响，以能源革命赢取国家竞争优势的合作和竞争大幕已经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