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马克思的实际叙述并不只限于“从抽象到具体的方法”

还有一个需要追问的重要问题是:马克思在自己著作中运用的叙述方法是否仅限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中,马克思认为,通过分析“人口”这个“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可以“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对此,马克思以“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来描述。而后,思维的行程又从“最简单的规定”开始“回过头来”,最后再回到人口。此时,“人口已不是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对此,马克思称之为“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马克思认为,剖析资产阶级社会从“人口”开始是错误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对“人口”这一“完整的表象”进行分析是错误的?不是的。《资本论》就运用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的叙述逻辑。我们以马克思对商品的分析为例,对之进行说明。

马克思是以“商品”为起点展开《资本论》的叙述的,但作为《资本论》的叙述起点的并不是“商品”概念。马克思首先是把“商品”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对其“现象形态”进行分析。就“商品”呈现给人们的“现象形态”而言,它就已经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统一体——这也是“事实”。所以,当我们说“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统一体”时,我们只是说出了一个“事实”,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而绝不是在给“商品”下定义。对这一“事实”进行“分析”的方法是,把构成“统一体”的两个因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提取”出来分别进行考察,并指出二者的差别(即作为使用价值,商品首先有质的差别;作为交换价值,商品只能有量的差别);尤其是把商品体的使用价值暂时“撇开”,着重分析它作为“劳动产品”这一属性,从而“无差别的人类劳动的单纯凝结”、“商品价值”、“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等等被“分析”出来了。接着,马克思考察了商品的二因素与劳动的二重性的关系,尤其是考察生产商品的私人劳动所取得的“二重的社会性质”,于是,我们发现:商品不仅是“单纯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产品”这样一种很简单很平凡的东西,而且同时又是“一个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充满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东西。从而,商品就作为“融合”了平凡的自然物和神秘的社会形式的“二重物”得到了初步的把握。此时,思维、叙述的进程才涉及了初步的之所以是“初步的”,乃是因为:劳动产品的商品形式所具有的神秘性质,此时还尚未被“揭示”。商品概念。至此,我们可以明了:在达至商品概念的进程中,马克思不仅运用了“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这一“综合”方法,还率先运用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这一“分析”方法。

马克思对“资本”的考察也是如此。马克思首先是在其“实现了增殖的一定量的货币”这一现象形态上展开自己的分析的。他追问的是:这里的“增殖”是如何发生的?在相继排除了三种可能之后,马克思“找到”了“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于是,“资本”作为“实现了增殖的一定量的货币”就被置于一定的“关系”——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之中了。此时,通过货币与“资本家与雇佣工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关系”的综合,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资本(一般)”概念这里的“资本(一般)”概念之所以也是“初步的”,乃是因为:由于层层“现象-假象”“遮蔽”了“资本关系”,剩余价值的真正来源被严严实实地掩盖起来了,所以,资本具有更能迷惑人眼的拜物教性质;劳动力商品、资本关系的发现,只是“驱散”了“现象-假象”带来的一层“迷雾”,还有很多层“迷雾”有待“驱散”。对马克思剖析资本的拜物教性质的理论逻辑的详细叙述,请参见刘召峰:《拜物教批判理论与马克思的资本批判》,《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4期。

由此可知,《资本论》综合运用了“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和“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的叙述逻辑,马克思在自己著作中运用的叙述方法并不只限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