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本书结构与主要内容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篇，上篇包括第一至五章，中篇包括第六至九章，下篇包括第十至十四章。

上篇首先对马克思“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进行了辨析和拓展运用，而后，以“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解读了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资本论》的哲学意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科学社会主义的具体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统一性。

第一章的核心观点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叙述方法，“理论地再现”了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这一“现实的历史进程”；“理论抽象”之于说明“现实具体”是“不够用”的，因而需要“上升”至“理论具体”；研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正确思维路向，不是把具体“归结”为抽象，而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

第二章对马克思的“人的解放”思想进行了“具体化”解读：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有着鲜明的无产阶级立场，它意味着胸怀为（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群众谋福利的情感，投入到“劳动解放”的实践行动中去；它内蕴着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要求信奉者致力于对“现存世界”世俗基础的内在矛盾的理论剖析，并实现对这个世俗基础的实践改造；我们应该基于《资本论》及其手稿来把握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消灭私有制（从而消灭剥削），消灭商品、货币和资本（从而消灭“盲目性”对人的统治），消灭分工，缩短工作日，从而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第三章从哲学与经济学类比的视角，回应了我国研究者们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分歧，对《资本论》哲学意蕴进行了新的阐发：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唯物主义，而非唯心主义，正如其经济学是一种劳动价值论，而非效用价值论；为与旧唯物主义相区分，我们需要明确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是辩证唯物主义，正如为了与古典经济学的劳动价值论相区分，我们需明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奠基于劳动二重性学说之上的；马克思追问了青年黑格尔派从未提出过的问题，创立了实践（和历史）唯物主义，正如马克思追问了资产阶级经济学“从来也没有提出的问题”，创立了拜物教批判理论；我们不能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但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无法充分说明社会历史区别于自然的独特发展规律，因而有必要将辩证唯物主义“上升”为实践（和历史）唯物主义；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历史性”思想都获得了自己的具体化形态，马克思的资本批判、形而上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也都得到了具体化和深化，因而实践（和历史）唯物主义有必要“上升”为“《资本论》哲学思想”。

第四章探讨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从“劳动一般”到“形成价值的劳动所特有的社会性质”；从“生产劳动一般”到“创造价值的生产劳动”，再到“生产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从《资本论》第1卷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到《资本论》第3卷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价值到生产价格的“价值转形”。

第五章梳理了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三个事关全局的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如何认识和开展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夺取政权的革命、如何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阶段、“现实社会主义”如何对待私有制和商品生产。本章论证的核心观点是：从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以及通达这未来社会的道路的原则性论述（“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到后世马克思主义者创立的一个又一个的“科学社会主义特殊”（比如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也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上升”过程——这可以理解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统一性的核心意蕴。

中篇回顾了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和研究史，考辨了社会形态、经济的社会形态、社会形式等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核心概念，考察了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蕴含的具体的历史的思维方式，评论了相关学术争论。

第六章的核心观点是：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的百年传播和研究史，大致经历了“五形态说”传入进而被定为一尊、“三形态说”引起大家关注而“五形态说”被广为质疑这样两个大的阶段；我国学者研究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历史进程，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相关论著在中国的翻译、出版和传播密切相关。

第七章的概念考辨得出的结论是：“社会形态”（Gesellschaftsformation）是马克思仿照“地质层”（geological formation）概念而创制的用以标示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的新概念；“经济的社会形态”（ökonomische Gesellschaftsformation）概念中的“经济”，既可以理解为观察“社会形态”的“视角”，也可以理解为“社会形态”的“经济”方面或部分，但是，不能把“经济的”理解为“社会形态”的“特征”限定，认为除了“经济的社会形态”，还有“非经济的社会形态”；“社会形式（Gesellschaftsform）”与“社会形态”的内涵既有同也有异——它们都可以在“社会发展阶段”的意义上使用，“社会形式”还可以在“社会形式规定性”（gesellschaftliche Formbestimmtheit）的意义上使用。

第八章强调：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所谓“社会”，而是需要运用具体的历史的思维方式，在“一般社会——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这一上升逻辑中来把握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我们不能像“三形态说”的主张者那样，仅仅从“商品生产普遍化”的角度理解资本主义，而是要像马克思那样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性——“剥削与商品生产的内在结合”。

第九章评论了我国学界关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争论。该章的核心观点有：“社会-历史”规律并非外在于人的规律，而恰恰是只有在人的活动（其中当然包含了“主体能动性”的发挥）中才能存在的规律，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主体能动性之间并不存在非此即彼或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考察社会发展的“似自然性”问题，需要明确哪些是贯穿人类社会发展始终的“永恒的必然性”，哪些只是存在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暂时的必然性”；运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剖析当代现实，我们有必要区分“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没有剥削阶级的社会主义”、“允许私有制和剥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属于“允许私有制和剥削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社会主义”，尚处于向“没有阶级的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过渡的时期；我们需要着力捍卫的是内蕴于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中的思维方式，而不是其个别具体结论；运用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分析当今世界与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回应学术研究中的“非社会形态化思潮”是我们当前的两项重点工作；为了更好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者们亟须提升自己的素质，特别是要把自己培养成具备“学科贯通视野”的“通才”。

下篇是笔者介入我国学界一些专题讨论而写就的论文的汇集。笔者对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评析，对毛泽东社会主义商品生产思想的反思，对于王学典教授关于唯物史观、历史主义和阶级观点的论述的商榷，对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的梳理，都以《资本论》及其手稿中的相关论述为主要理论依据，都力图展示马克思主义的学科贯通视野之于研究具体理论问题的重要意义。

第十章对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评析，得出的核心结论是：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空前全面、系统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同时传播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诸多根本误解。

第十一章探讨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论述，肯定了毛泽东的如下新贡献：在深刻地领悟马克思关于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的历史性质的论述的基础上，为社会主义商品生产的存在补充了“生产力条件”；提出了区分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与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的新标准；突破了斯大林关于商品的活动范围“只限于个人消费品”的限定，肯定了“一部分生产资料”可以是商品；提出了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的新论断。

第十二章梳理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对于人才的论述。本章提出了以下观点：马克思以强烈的历史性自觉来考察人类才能的发展史和未来前景，指出了“人才问题”存在的历史暂时性质，指明了“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趋势，剖析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条件和历史途径；在苏俄人才匮乏的特殊情况下，列宁提出了利用“旧专家”来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具有鲜明的历史阶段性特征的人才政策；“任人唯贤”的用人路线、“与工农群众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又红又专”的人才标准论，构成了毛泽东人才理论的底色；探究“人才”与“非人才”的差别赖以存在的社会条件并消灭它，这是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独有的问题意识与高远境界；马克思主义人才理论研究需要避免使用“人力资本”等把资本永恒化的有害概念，需要致力于人才史研究——不仅要探究人才“思想理论”史，而且要致力于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才政策制定、人才制度设计及实施效果的研究。

第十三章对王学典教授《唯物史观与伦理史观的冲突——阶级观点问题研究》一书中的观点提出了商榷意见。该章的核心观点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的生产力表现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力，若被这种“假象”迷惑，就会把资产阶级也视为物质生活资料生产史的不可或缺的创造者；在历史研究中坚持历史主义原则，必须把“历史与当下现实之间存在差别”这一“差别意识”时刻留存在头脑中；明了马克思的生产关系分析与阶级关系分析的密切关联，是我们具体地而不是抽象地理解唯物史观的重要前提。

第十四章是网络问卷的分析报告。基于对从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研究或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109位教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业的41名博士生和116名硕士生阅读与研究《资本论》的情况及关注“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相关数据，笔者分析了当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研究基础，发现了以下问题：专业教师与研究生进行“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积极性不高；研究者的主体素质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要求之间的差距明显；教师的授课模式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所要求的“通才”培养目标有不协调之处。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各级科研项目立项支持“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增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的教科书编写组专家的学科代表性；研究者自觉在经典原著上下苦功夫，密切关注相关学科研究动态，广泛参与多个马克思主义学术团体的交流活动，以改善知识结构、开阔学术视野、提高学术水平；研究者主动承担多门课程的教学任务，以教学促研究；多环节培养“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的后备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