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北大世本的意义

无论北大世本的性质是上述推测中的哪一种，有一点可以确定无疑：这个本子是明代后期商业出版文化的一个产物，反映了当时各地、各家书坊，尤其是建阳和金陵书坊之间的商业往来乃至竞争关系。

金陵和建阳书坊之间的联系，是一个饶有兴味的问题。肖东发(1949—2016)以建阳余氏为例，对此总结说：“福建书林余氏所经营的刻书事业是与‘金陵’有着多方面的联系的：一种情况是‘金陵版’书籍传到福建，由余氏重刻；一种情况是建阳余氏刻本，传到南京，由金陵书坊翻刻；第三种情况是福建余氏族人在南京开设书肆，从事刻书售书。”这里不妨举一些实例：

（1）双峰堂本《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每卷题“书林双峰堂刊行”，而卷七题“书林万卷楼刊行”，版心又题“仁寿堂”。万卷楼、仁寿堂是金陵周氏堂号，该书图记刻工“王少淮写”。应是金陵周氏重刻余氏本。

（2）《英烈传》杨明峰刊本卷一题“原版南京齐府刊行，书林明峰杨氏重梓”。

（3）《盘古至唐虞传》《有夏志传》二书署“书林余季岳识”，封面左下题“金陵原梓”。

（4）三台馆本《大宋中兴岳王传》与南京万卷楼本同，但不附《精忠录》。

（5）三台馆本《唐书志传》的正文、序文和金陵世德堂本相同，三台馆本序署“三台馆主人题”，世德堂本序文后题“癸巳阳月书之尺蠖斋中”。

（6）辽宁省图书馆藏《新锓评林旁训薛郑二先生家藏酉阳搜古人物奇编》原题“闽书林陟瞻余应虬梓行”，该书每叶版心下均刻有“南京版”三字，卷末牌记云：“万历乙酉秋月南京原版刊行。”

（7）国家图书馆藏《艺林寻到源头》原题“潭阳尔雅甫余昌宗汇辑”，卷首有朱永昌序，称“余友（指余昌宗）寓金陵有年矣”。王重民（1903—1975）据此推测：“昌宗殆为建安余氏之设坊于金陵者。”

（8）闽建书林叶贵刊焦竑《皇明人物考》，同时在金陵三山街设肆，名“金陵建阳叶氏近山书舍”，又称“金陵三山街建阳近山叶贵”。建邑书林萧腾洪《新刻太医院校正痘诊医镜》，又在金陵萧腾洪有书肆名师俭堂，刻《玉簪记》等书，疑为一人。

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新锓朱状元芸窗汇辑百大家评注史记品粹》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辛卯之秋，不佞斗始辍儒家业。家世书坊，锓笈为事。遂广聘缙绅诸先生，凡讲说、文笈之神业举者，悉付之梓。因具书目于后……余重刻金陵等板及诸书杂传，无关于举业者，不敢赘录。双峰堂余象斗谨识。”可见余象斗并不否认他重刻金陵书板的事实。

当然，正如学者已指出，建阳书贾往往以“京本”标榜，“其作用大约不外于表明这部书并不是乡土的产物而是‘京国’传来的善本名作，以期广引顾客的罢”。这一现象反映了两地书坊还存在出版竞争关系。仍以余象斗为例。金文京(Kin Bunkyo,1952— )指出，余象斗于万历二十年(1592)出版《三国志传》，也许意识到上一年南京刊刻的周曰校本，有与之对抗的意思。他第二次出版《三国志传评林》时，似乎受到了周曰校本的影响。以后，建安书坊向南京本的倾斜越来越强烈，出现把南京系的“通俗演义”和建安系的“志传”两种书名合并作一个书名的版本(郑少垣本、杨闽斋本等)。到了吴观明本，就舍弃建安系的本子，完全接受周曰校本了。这层意思，余象斗的“夫子自道”传达得更加显豁。

明刊本《八仙出处东游记》余象斗序云：“不佞斗自刊华光等传，皆出予心胸之编集。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乃多为射利者刊，甚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之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袭人唾余，得无垂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故说。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言。”

双峰堂本《三国志传》扉页有一段识语说：“余按《三国》一书，坊间刊刻较多，差讹错简无数。本堂素知厥弊，更请名家校正润色批点，以便海内一览。买者须要认献帝御位为记。余象斗识。”眉栏又镌有余象斗撰写的《三国辩》，全文曰：“坊间所梓《三国》何止数十家矣。全像者止刘、郑、熊、黄四姓。宗文堂人物丑陋，字亦差讹，久不行矣。种德堂其书极欠陋，字亦不好。仁和堂纸、板虽新，内则人名诗词去其一分。惟爱日堂者其板虽无差讹，士子观之乐然，今板已矇，不便其览矣。本堂以诸名公批评圈点校证无差，人物字画各无省陋，以便海内士子览之。下顾者可认双峰堂为记。”

痛骂那些翻刻自家书板的人，贬低其他书坊所刻的书籍，抬高自家所刻的小说，无非是激烈商业竞争背景下的销售策略罢了。

作为明代的两个出版中心，建阳和金陵书坊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前文对北大世本性质和来历的推测，正是基于这样的出版环境而考虑的。反过来，北大世本的出现，自然也可以说是这种复杂关系的一个折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