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

自20世纪90年代我国从国家层面推进产学研合作以来，产学研合作成为一种社会普遍认可的推进自主创新的方式或手段。随着产学研合作的深入，合作的形式已从传统的技术转移、技术咨询等形式，慢慢发展成联盟、协同创新中心等形式，并且后者越来越被认为是发展的主流模式。但是，产学研合作看似热闹，实际问题不少。无论是学术界还是产业界，对产学研合作中存在的问题都是有共识的，产学研合作始终脱不掉“产学研用结合不紧密”“教育与科技‘两张皮’”的“帽子”。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专利转化率较低。我国每年省部级以上的科技成果仅有10%～15%能产生规模效益，每年专利技术实施率仅为10%，远低于国际上40%左右的水平。

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其背后的机理是学研与产之间的互补是基于异质性资源的互补，但是在研究中却忽视了知识的互补，这种知识既包括科学技术知识，也包括商业知识。高校、科研院所占领科技知识的制高点，是作为科技知识的掌控者存在，而企业被认为是科技知识的洼地，是作为科技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存在。于是，产学研之间的合作变成了企业以经济资本换取科技知识资本，从而填补科技知识洼地的过程，在学研与产的知识扩散方面，表现为学研对企业的单向转移，科技知识流从高校、科研院所到企业，而企业的商业知识流向高校、科研院所的事实被严重忽视。这种单向的知识扩散，也就是线性的创新模式，制约了当前产学研合作的深入。线性的创新模式，是以假设产学研各方掌握技术的经济价值的全部信息为前提，但是事实上掌握这种所谓的完全信息的假设是不存在的。针对线性创新模式存在的问题，学术界也提出，创新的过程是非线性的，创新是一个系统，更是一个生态，而系统内部的技术转移受多种因素影响。但是，由于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人们还是习惯从转移的视角去研究知识、技术扩散问题。从转移的视角去研究，即使克服线性问题，但是由于体现不出合作的系统性，因此还是会暴露出单向性的问题。所以，解决产学研内部的知识扩散问题，还需要另辟蹊径。

产学研合作存在的问题，引起了人们对产学研合作模式与方式的质疑和反思，一种新的产学研合作方式——协同创新中心逐渐走入决策者的视野。2012年，教育部推出“2011计划”（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被认为是推进产学研合作的新尝试。该计划被评价为“产学研一体化”的升级版本，被认为是推进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举措，有助于深化我国的科技创新体制改革。随着国家层面“2011计划”的实施，全国各地也都进行了跟进部署，纷纷推出了地方版本的“2011计划”，产学研协同创新中心的建设一时成为热门，不少非“985”“211”的高校，纷纷以拥有国家级的“2011协同创新中心”为荣。

产学研合作的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创新的过程。根据生物进化学说的观点，进化依靠变异，没有变异就没有进化，而变异是偶然随机的，是不可预测的。从某种程度来理解，创新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变异，它也具有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越是原始性创新，越具有风险性，越具有不确定性，这也是创新的魅力所在。正是因为创新的这些特点，我们看到美国很多创新，例如微软、谷歌、苹果、亚马逊、惠普等全球著名的企业，都是从不起眼的车库或地下室“捣腾”起来的，以自由而随性为主要特征的车库文化成为美国创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现美国的创新特点并学习美国的创新优点，并不是什么坏事，但是如果只看到人家成功的表面而不是成功的精髓，那由此出台的政策就会差之毫厘，谬以千里。“2011计划”本意上是聚集各类创新资源，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解决国家的重大发展问题，应该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用动员同质性资源的组织化方式去组织异质性资源，用行政干预的方式而不是用市场的手段去解决产学研的运行问题，将创新的自生秩序硬生生地纳入到管理秩序中去，这在基本思路上就是有问题的。

由此导致的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2011计划”实施以来，各个高校都是挤破脑袋要成为“2011协同创新中心”牵头高校，“2011计划”俨然成为继“211”“985”工程后的又一个高水平大学建设工程。而一旦成为“2011协同创新中心”牵头高校后，高校又利用这块招牌提高“身价”，争取政府的资源，例如，一高校的协同创新中心，从省政府争取到了正厅级事业单位的待遇。政策制定者原本是希望“2011协同创新中心”通过体制机制的创新探索出一种新的产学研协同发展模式，最后反而是以强化现有体制机制的方式“锁死”了创新路径。从对部分“2011协同创新中心”的调研情况来看，大家基本上还是各干各的，没有实现真正的协同。2015年，《国务院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5〕27号）文件出台后，教育部调整了行政审批事项清单，将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认定审批从清单中删除了。

面对产学研合作过程中的知识扩散存在的理论困境与实践难题，我们该如何破解？这是当前产学研研究中亟须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