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序

中医学是人类共有的财富和宝藏，其继承和发扬主要是通过中医药古籍的流传而实现的。中医药古籍是中医学术的根基所在，通过研读中医药古籍来探寻理论发生之源，总结前人的临证经验，提升自身的临证水平，乃至形成新的学说理论，是历代医家的共识和必由之路。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中医药事业发展，重视古籍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工作。早在1958年，国务院成立了首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任组长并主持制订了《整理和出版古籍十年规划（1962—1972）》。考虑到中医药古籍的特殊性和专业性，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由卫生部另行制订规划，并着手进行重点中医古籍整理工作。后来，该项工作因“文革”而中断。1981年，根据陈云同志提出要恢复和重视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建议，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国务院恢复成立第二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李一氓任组长，拟定了《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1982—1990）》。规划依然侧重于文史哲古籍的整理出版，中医药古籍整理未列入其中。1982年7月，李一氓邀请卫生部中医司相关人员进行座谈，听取了关于中医药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的汇报，对中医药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出了建议，强调了中医药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同年9月，卫生部将《1982—1990年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发至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发动全国中医学术力量参加这项工作。1983年1月，中医古籍整理出版办公室正式成立。同年，先后召开会议下达两批中医古籍整理任务，落实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91年7月，国务院任命匡亚明为新一届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组长，着手编制古籍整理出版的第三个规划，即1991—2000年的十年规划和1991—1995年的“八五”计划。与以往的两个规划相比，该规划扩大了古籍整理出版的范围，将中医药等科技类古籍列入其中。2002年2月，《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五”（2001—2005）重点规划》经新闻出版署和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批准，颁布实施。其后，又陆续制定了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十一五”和“十二五”重点规划。中医药古籍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关注和重视。2003～2010年期间，国家财政多次立项支持中国中医科学院开展针对性中医药古籍抢救保护工作，文化部在中国中医科学院图书馆专门设立全国唯一的行业古籍保护中心，国家先后投入中医药古籍保护专项经费超过3000万元，资助影印抢救濒危珍、善、孤本中医古籍1640余种，整理发布《中国中医古籍总目》，影印出版《中医古籍孤本大全》，推进了海外中医古籍目录调研和孤本回归工作。

2010年，国家财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安排国家公共卫生专项资金，设立了“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建设项目”。本项目是继1982～1986年第一批、第二批重要中医药古籍整理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古籍整理工程，重点整理新中国成立后未曾出版的重要古籍，目标是形成规范的通行本、传世本。

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项目办特别成立了专家组，聘请了古籍整理方面的资深专家承担咨询、技术指导，以及古籍出版之前的审定工作。专家组中的许多成员虽已逾古稀之年，但老骥伏枥，孜孜不倦，这不仅仅是为了对项目进行宏观指导和质量把关，更重要的是想通过古籍整理项目，以老带新，言传身教，争取以项目促进人才建设，培养一批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后备人才，建设中医药古籍保护和研究机构，全面提升我国中医药古籍保护与利用能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从中医药学的传承发展而言，这远比具体的整理工作要意义深远。

作为项目组顾问之一，我深感中医药古籍保护、抢救与整理工作的重要和紧迫，也同样深知传承中医药古籍整理经验任重而道远。令人高兴的是，在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我看到了老中青三代的紧密衔接，看到了大家的坚持和努力，看到了年轻一代的好学敏求。相信中医药古籍整理工作的将来会越来越好，中医药学的发展会越来越好。

欣喜之余，是为之序。

中国中医科学院　马继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