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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年头，“上流社会”这个词所具有的含义比今天更明确。大概在每一个社群，以及在任何一代人当中，都存在社会仿效：有些家庭，或者某些个人，在其他人看来，跟他们交往似乎能让自己跻身于精英的行列。你会发现，这种仿效在今天以其最尖锐的形式存在于某些大学的联谊会当中；在成人的社会里，界线画得不是那么冷酷。社群的规模越小、流动性越差，这一现象很可能就越清楚。在大城市里以及在郊区社群当中（那里的人口始终在变化），这一现象通常是令人迷惑的，是模糊的。你可以发现大量不同类型的群体，比如古老的、受传统束缚的大家族，时尚一族，新近才发达起来、其时髦身份尚未被认可的暴发户，与其他群体接触，但又不完全属于这些群体的有良好教养的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最为热心地支持教堂和慈善机构的商人，生活舒适，但跟其他群体交往不多的第二等级的商人，以及在这个定义模糊的整个光谱上的其他人——其模式在每一个社群中都被民族血统及宗教、专业和商业联系的因素所改变。关于1900年的社会模式，当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的时候，令人吃惊的是，在大多数社群，它更清楚得多，更简单得多，阶层化被人们更普遍地认可；尤其是，人们对待阶层化的态度普遍比今天更严肃。

来自英国和法国的游客将会向他们的同胞解释：美国的“上流社会”，并没有集中在任何一个像伦敦或巴黎这样的大都会中，而是每个大城市都有它自己的“上流社会”；然而，纽约的上流社会尤其突出。1892年，沃德·麦卡利斯特发表了一番著名的评论，大意是，即便阿斯特夫人的舞厅只能容纳400人，那也足够大了，因为上流社会大约只有400人。他的这番话引来了很多人的嘲笑。但也有很多人，在他们看来，麦卡利斯特是在定义这块土地上最优等、最令人羡慕的一群人的界限。

几年之前，亨利·克卢斯很过分地写到了曼哈顿的魅力，声称：“纽约……确实是美国伟大的社交中心……这里有无可匹敌的时尚光辉，有豪华马车永不停息的滚动，有美国的布洛涅森林——中央公园。”克卢斯坚持认为：“把西部百万富翁们的妻子打造成热情洋溢的纽约人并不需要拥有这种生活里的很多东西，只要买下一幢褐砂石宅邸，然后投身于时尚的潮流，没完没了地举办和参加招待会、舞会和午后茶会，还有雅致的马车，穿着纽扣鲜亮的制服的马车夫，穿着长筒靴的跟班，女仆和男仆，以及大都会生活中其他的附属物。”克卢斯的狂热或许有点滑稽可笑，但他所描述的是一个公认的现象。已经在上流社会站稳脚跟的人都在极力保住自己的社会地位，防止被新富们所侵蚀，而新富们在轮到自己的时候，便通过举办奢华，但很注意分寸的娱乐活动，以力求获得认可。有无数的女人觉得，阿斯特夫人盛大宴会的一张请柬，简直就是一张进入天堂的入场券。

关于世纪之交上流社会攀附和排斥的戏剧，最好的材料莫过于查尔斯·达纳·吉布森的讽刺画。在他的画中，你会一再发现：那个在社交上很有把握，但在经济上却毫无把握的漂亮女孩，总是试着在又老又秃的百万富翁和英俊潇洒却一文不名的年轻人之间做出选择；那个又丑又矮的中年男人，总是被他的女儿和夫人拖去参加招待会，希望能在那里遇上“如意郎君”；那个外国人的唯一吸引力是他的爵位，但百万富翁的妻子却想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他；那个削尖脑袋想跻身上流社会的人，其最大的痛苦就是他奢侈的宴会没人赏光。吉布森有一幅画，画的是一个身材臃肿、外表粗俗的女人，独自坐在一间空荡荡的大舞厅的边角上。这幅画的标题是“斯蒂尔·普尔的乔迁庆宴”，明显是暗指19世纪末钢铁制造公司的合并在到处制造着新的百万富翁。关于吉布森的这些作为上流社会注脚的画作，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成千上万的吉布森的仰慕者，心里其实都牢记着他所讽刺的那些东西的重要性。很难想象，这个纽约人在我们这个时代还能找到对一系列表现社交渴望的戏剧性漫画如此热心的观众；已经没多少读者关心这个了。

同样的戏剧也在全国各地的其他城市上演着：对社会精英集会的入场券有着同样的热心，不管是聚会、舞会、缝纫组、某个地方协会的集会，还是豪门望族的年度舞会。当然，今天它依然以略有改变的形式在继续着；不同之处在于：严肃对待把社会分为三六九等这种把戏的人相对较少，而且，整体现象由于新闻摄影记者、杂谈专栏作家、电视观众以及渴望公众注意的餐馆老板和演艺人员的偏爱而变得更加复杂。在1900年，上流社会确实是上流社会。他们瞧不起公众娱乐表演者，他们瞧不起媒体的关注；事实上，甚至有这样的父亲，他们告诉自己的儿子：“一位绅士的名字出现在报纸上只能有三次：出生的时候，结婚的时候，以及去世的时候。”他们自信，他们代表了美国生活当中最贵族的、最显赫的、最重要的东西。

那是美国女继承人与外国贵族之间的跨国婚姻的解释之一，在那年头，此类婚姻经常出现。第一桩重要的跨国婚姻于19世纪70年代发生在纽约的珍妮·杰罗姆和伦道夫·丘吉尔勋爵之间（这桩婚姻产生了未来的一位伟人温斯顿·丘吉尔）。到19世纪90年代，跨国婚姻变得流行起来。在1903年11月号的《麦考尔》（McCall’s）杂志上，有一份清单，开列了到当时为止的57桩跨国婚姻，包括玛丽·莱特小姐与柯曾勋爵，安·古尔德小姐与卡斯特兰伯爵，以及路易丝·柯宾小姐与牛津伯爵；也是在1903年的11月，梅·戈莱特小姐嫁给了罗克斯堡公爵，圣托马斯教堂外面的第五大道上挤满了人，争相一睹公爵和他新娶的公爵夫人。

这一轮跨国婚姻的大潮有两个原因。首先，亲王、公爵或伯爵们非常乐意在得到一位迷人女孩的同时还得到一大笔钱。有时候，关于金钱的想法并非是人们的胡乱猜测。例如，你不妨读读1895年11月6日签署的一份婚约，那一天，康斯薇洛·范德比尔特嫁给了嘉德勋章骑士、马尔伯勒公爵查尔斯·理查德·约翰：

鉴于该马尔伯勒公爵与该康斯薇洛·范德比尔特之间所订立的这桩婚姻，总价值250万美元的5万份比奇克里克铁路公司的股票（其4%的年度分红由纽约中央铁路公司担保）于今日移交给受托人。在与该马尔伯勒公爵共同生活期间，康斯薇洛·范德比尔特应该支付上述250万美元资产所产生的收入，直至马尔伯勒公爵生命终结，在该马尔伯勒公爵去世之后，应该将上述托管基金的收入支付给该康斯薇洛·范德比尔特，直至其生命终结。

然而，这样的联姻也还有另外一个理由。美国女孩的父母都觉得，跟贵族联姻将给他们打上值得信赖的贵族印记。就算这个国家在传统上是民主国家，并且它的《宪法》也明确宣告“美国将不授予贵族头衔”，那又怎样呢？当然，有一些在财富和社会地位上都完美无缺的美国人，很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些传统，并以轻蔑的姿态看待那些攀附贵族女婿的行为；但另有一些人则觉得，美国人实际上组成了一个社会的金字塔，上流社会在它的顶端，在所有方面都算得上贵族，除了没有贵族的名号；而且，如果这些贵族家庭与其他国家的贵族通婚，这种联姻就会给予他们真正的贵族价值以恰当的认可。正如有些富有的美国人（尽管他们也很爱国）觉得，最好的艺术和文化都是欧洲的，他们也承认，贵族的徽章也是欧洲的——都同样值得拥有。确信自己属于美国贵族没什么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