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他者错觉”——我们理解中国的方式

也许出自人的天性，我们一方面总喜欢把自己看作独一无二的，另一方面又总希望把别人都变得跟自己一样。越是对于那些不熟悉的国家，我们人性中的这种偏执越是强烈。

其实中国没有那么特别。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也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差异。我们说中国是个高度复杂的国家，但是哪个国家又不是复杂、变化而充满矛盾的呢？哪一个像中国这么巨大的国家，又不是由几种甚至几十种不同图景组成的综合体呢？在美国，即使是在一个小小的纽约市曼哈顿岛上，中央公园以南和中央公园以北都是截然不同的图景。只不过外国游客通常只是到时报广场或者自由女神像的河边拍一张照片，然后就回去告诉自己的朋友：这就是美国了。

许多人告诉我，他来中国之前，想象中国人都穿着一样的制服，有着一样的发型，整个国家像一个精密而沉重的巨大机器，每个人就像一个小齿轮一样在其中沉默地转动。我告诉他，这不是中国，这是乔治·奥威尔笔下的“大洋国”。在中国，也有一些人认为每个美国人的卧室里都放着一把枪。这也不是美国，这是好莱坞的电影。这些可笑的想象都出于我们人性中对于“与自己不同”的世界的幻想和自我认同的偏执。

我时常想告诉对中国感兴趣的外国朋友，不要用强烈地研究“客体”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就像自然学家研究某种动物或者植物一样。诚然，中国是一个“客体”，但她与“主体”的差别，没有自然学家所默认的那样大。让我们在谈论中国的不同之处的时候，看看中国与别的国家在多大程度上相同吧。

中华民族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民族之一，秉持着人类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观。千百年来，中国人崇尚勤劳、节制，并充满着奉献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中国人认为，每个人应该先与自己作战，克制过度的欲望，同时又必须兢兢业业地工作，追求人生的成功，最后贡献给家庭、社会和世界。中国人把这称作“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这些中国价值观很特别吗？不，它看起来既可以是17世纪北美东海岸清教徒的价值观，也可以是欧洲中部日耳曼家庭教给孩子的信条，甚至美国犹他州的摩门教徒也分享着类似的想法。我们喜欢区分这种文明和那种文明以寻找其中的差异，却往往容易忽视人类文明之间大部分的共同点。这可能使我们彼此之间缺乏沟通和理解。

时常会有人问：你们中国人不信宗教，如何保证这些人类所共有的美好品质得以实现呢？首先要澄清一个误解：中国人并没有不信宗教。数千年来，宗教一直是许多中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直到今天仍是如此。在我的家乡四川省的峨眉山，每个月某些特殊的日子里，你都会看到许多年事已高的老人，他们数百人结伴而行，用两天的时间从海拔500米的山底徒步爬到海拔3000米的山顶，目的是为了到山顶的佛教寺庙朝拜。这些朴素、虔诚而自由的信徒，在极其陡峭的山路上攀行，口中念着佛教的祷语，上百米长的队伍缓缓前行，几乎从不休息，其信念可以压倒大多数自恃强壮的年轻登山者。在中国的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宗教的存在和宗教在中国人身上产生的能量。中国西部1/3的国土，甚至还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宗教社会。

有些人把宗教今天在中国的地位，归因于几十年来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影响。这是错误的。中国人很早就学会了政教分离。在中国历史上，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一些教派在社会中长期、普遍地存在，甚至许多中国皇帝都是教徒，但是他们不会用宗教的原则来治理国家。跟欧洲一样，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宗教势力与政治权力的争斗。当宗教干涉到政治的时候，中国的皇帝——即便他本人原本笃信宗教——也会选择用强硬的手段，将宗教势力排除到政治之外。到了宋朝（公元1000年）以后，中国人发展了更加完善的、理性的哲学体系和政治统治体系，政教分离的原则就再也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挑战。几百年后，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曾经对中国人处理宗教和世俗政治关系的理性表示过热情的赞叹。到今天，政教分离也是西方社会普遍奉行的政治原则。

当然，跟历史上一样，还有很多中国人并不信教。实际上，今天大多数汉族人都不把自己归属于某个宗教。但是，不信宗教的中国人并非没有信仰。中国人普遍地、或多或少地相信“天道”。这是一种有些类似黑格尔所说的“绝对精神”的东西。中国人在3000年前就建立起了基于某种先验意志的伦理，这套伦理有时体现为一些宗教式的组织、教义或仪式，但更多的是深入到中国人的教养、习俗、谚语和哲学之中。数千年来，尽管没有一种占统治地位的宗教，中国人仍然与世界上其他古老民族一样，过着有道德、有尊严、自律的精神生活。

不过，今天的中国人正在为自己的价值观问题而反思。许多人认为，在经济快速发展、个人追逐财富的时代里，中国人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冷漠令人感到担心。一场场关于个人权利与社会贡献关系的讨论正在媒体和互联网上成为焦点。就像西方工业化历史所表明的那样，经济发展越快速，社会的挫折感和道德空虚感可能越强烈。但到最后人类社会所共有的那些价值观和基本精神生活方式最终会反弹。这在西方表现为宗教和传统价值的复兴，而在中国将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我们还不得而知。

另一个存有争议性的问题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国实行着与大多数西方国家截然不同的政治体制。西方的大众舆论在这方面的分类法非常简单：民主与专制。就此得出的结论也非常清晰：专制是不可能取得持续的经济和社会成功的；专制短时间的成功必然是邪恶的；邪恶而成功的专制是对西方民主生活和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

真实的世界远非如此泾渭分明。实际上中国人分享着与其他国家同样的政治伦理：民主、对普通个体的保护和尊重、对权力的制约；也许中国人没有那么清晰、成文的法治传统（主要是在民法领域），但在上述的几项上绝对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人早在3000年前就建立起了一种关于政治权力和民众关系的政治伦理，并很大程度上流传至今。在漫长的帝国时代，中国的皇帝并不是西方所熟悉的那种如同罗马帝国后期的军事“暴君”、或者路易十四那样“朕即国家”的绝对君主。中国的皇帝在他童年的启蒙时代，要学习的头等事务就是如何节制自己的权力，保持对被统治者的敬畏。负责对其进行教育的是儒家的大臣们。在政治生活中，这些大臣跟皇帝分享权力，有的时候还要形成类似欧洲历史上君主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而普通的平民阶层实际上有相当大的自由空间。他们很多时候生活在本地家族所规范的生活秩序中，而不是在一个遥远的皇帝无所不在的压制之下。通过严格而公平的考试制度，平民阶层还有可能加入到统治阶级之中。不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相信前者不能为所欲为，并要对后者负责。如果统治者不能对被统治者负责，“天道”就会换一个更有责任感和能力的新统治者，这比至高无上的皇权更不可违逆。

我们详细地描述中国古代帝国的政治伦理，是想说明今天“民主”与“专制”的简单划分只是迎合了“我们”与“他们”的对立，但却忽视了在政治问题上实际存在的复杂性。在但丁的《神曲》中，在地狱的最底层只有两个人：一个是背叛耶稣的犹大，另一个是背叛恺撒的布鲁特斯。犹大的罪恶可以理解，但丁为什么要把布鲁特斯放在这里呢？恺撒——如果用今天的话来说，是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独裁者。实际上是恺撒把罗马从一个“共和国”变为了“帝国”。但西方人到今天仍然喜欢恺撒，他结束了“共和国”的争吵与内乱，让罗马达到了西方古代史辉煌的顶峰。从严格意义上说，拿破仑也是个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是军事专制的法国，但是拿破仑却把“民主”传遍了欧洲。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有魅力和仁慈的女君主之一，但是她仍然被置于专制君主的行列中，由此也带上了某种邪恶的色彩。

如果我们放弃“我们”与“他们”的争执，就会发现中国的政治发展和西方国家一样，不是一个静止的“民主”对“专制”的选择，而是一个不断变化、受挫和完善的进程。让每一个人在政治生活中得到保护和尊重，并建立一个对整体社会进步有利的政治秩序，是人类共同的政治理想。但是时至今日，人类仍然在为此而奋斗的路途中。美国在18世纪就建立起了民主制度，但在将近一百年后才废除了黑奴制，到了20世纪，许多人仍在为争取公平、自由和和平而呐喊。直到今天，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美国人民还在为此而奋斗，不然就不会有150个城市的人们走上街头要“占领华尔街”了。

在不断地自我否定和变革方面，中国的政治也是一样，甚至中国人民的奋斗比美国人民更艰难、更曲折。19世纪末，面对来自欧洲殖民主义的冲击，中国古老的政治体制在与西方的战争中失败，并迅速失去其合法性。清朝灭亡后，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混乱、分裂和战争，包括两次世界大战。中国人在艰难的环境中开始探索现代化的政治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民主”成为了最响亮的口号。但中国人要解决的问题，实际上不是为一个暴政国家引进从未有过的民主，而是建立符合现代工业社会要求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要把农业时代游离于中央皇权边缘的广大农民，变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和市民，满足他们新增的政治需求，并赋予他们相应的政治权利。

中国人在早期选择了一条激进民主的道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早期历史，跟西方今天对其的普遍印象是不同的。比如最激进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并不是西方所想象的奥威尔式的专制，而是任何一个普通学生、农民或者市民，都可以冲到校长、市长或者部长家里面示威的混乱街头民主。精英阶层被打倒，大多数造反的“革命组织”机构都是选举的；个人财产被收归集体所有，全部是以“人民大众”的名义来实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全国各地的“造反派”，不是在专制独裁的压迫下呻吟，而是在肆意妄为的自由和“无产阶级的民主”中欢呼。直到他们感觉到肚子饿的时候，才开始厌恶社会失序带来的经济衰退，并转而支持由邓小平领导的改革。

西方人对中国政治秉持着某种一成不变的理解框架，坦率地讲，这是出于一种对“他者”的错觉。如果西方人愿意以理解本国政治的态度来理解中国政治，就能像中国人一样感受到这其中的复杂性、变化、动力、风险与希望。今天，中国政治仍然有许多问题，在很多方面仍远远落后于西方，但中国人仍然像历史上那样向往着民主、良治和政治进步，并以一种近乎严苛的态度看待自己，急切地追求着改良。这一切都无法用简单的“民主—专制”两分法来加以概括。中国人想要的实际上和西方人没有什么不一样，跟非洲人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有胸怀人类共同的命运和使命感、而不是简单地站在“我们”与“他们”的立场来看待现实政治的不完美，才能真正理解别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