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方法论问题的意义

我们认为，我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中始终存在的一个基本问题是，西方经济学和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在基本研究前提方面是一致的吗？或者说不同国家的经济问题在根本性质或基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吗？对这样的问题的不同回答，将直接影响到我们研究问题的基本思路和方法。当然，我们也认为，这样的重要而基本的问题并没有引起我国整个理论界的重视和讨论。因此，本书第一部分将阐述我们在经济学方法论上的基本观点和看法。

一、何为经济学方法论问题及其理论意义

众所周知，现代科学知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一般来说，一个人就其能力而言是不可能完全了解哪怕是一个具体学科的全部知识和内容的。此外，我们也知道，任何学科的知识系统总是由人在特定的认识下建立的，或者说是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种思想决定了学科的研究对象或角度、研究的问题或范围、研究的技术或方法等。了解和认识这种思想对于我们了解和认识任何学科知识甚至整个科学理论，就显得十分重要。与这种思想有关的知识或内容，就是所谓的方法论知识，也可以进一步说就是哲学（认识论）或科学哲学。从整个人类科学发展的历史看，我们应该知道，是先有哲学后有科学。在科学发展的初期，自然科学还被称为自然哲学。因此，从科学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看，要真正了解和认识科学或一门具体的学科，就必须认识它的思想基础——其哲学基础或方法论。

可现实情况是，现代科学庞大的理论体系，使得人们即使把有限的个人精力和时间全部花在一门具体学科的学习和思考上，也难以完全掌握其全部知识内容，这使得人们只顾得上学习具体的学科理论知识，而渐渐地忘记了科学方法论或哲学的重要性。这虽然可以理解，但却是十分危险的，是轻重不分。例如，在我们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及其对人们生活和知识的影响，使得人们往往简单地认为，既然发达国家的自然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水平是最高的，那么其社会科学的理论水平也应该是最高的或正确的。特别是西方经济学大量应用数学方法并在整个社会科学中独树一帜，使得人们往往把它看成一个非常严密的理论体系，进而自然把它也看成一种科学的理论，我们只能一心去学习它而不用怀疑它，更不用说去批判它了。但是，哲学或方法论知识告诉我们，所谓科学可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既然这样划分那么就说明它们之间是有区别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历史也告诉我们，它们的发展速度和方式是非常不同的，从世界范围看，它们实际应用的效果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因此，经济学方法论将告诉我们，在对待西方社会科学或经济学时就不能简单地像对待西方的自然科学或技术那样只需要简单学习和引进就可以了。

为什么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这样大的差别呢？从方法论角度看，这主要是由它们的研究对象非常不同所决定的。一般来说，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较为客观的自然现象，它的演变（在相当范围内）一般不受人的影响（主客体可相对分离），故自然现象既可以作为研究对象又可作为判断研究结果是否正确的客观标准（当然也只是相对意义上的）；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的行为或者说社会现象，它的形成和演变往往与人的认识或影响（还有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等）是联系在一起的，人的认识与社会现象本身难以分离（主客体合二为一），故社会现象不能像自然现象那样既能够作为研究对象又能作为判断研究结果是否正确的客观标准，由此深刻影响了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客观性，所谓“普遍适用的社会科学”或“普遍适用的经济学”是不存在的。因此，在学习和认识西方经济学的过程中，深入了解西方哲学和方法论的有关理论和知识就显得尤其重要。

如果我们深入了解和学习有关西方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经济学方法论的思想基础），就会发现任何科学理论（科学哲学研究主要是针对自然科学）根本就不是完美的，即使是在西方科学哲学界，在有关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等基本问题上也没有统一的认识和结论。例如，所谓“证伪主义”学派的基本观点就是，任何科学理论的基本特征或最终命运只能是被证伪，亦即，任何科学理论永远是存在问题或缺陷的，同时还认为，科学研究过程的一般程序是，先有人的认识或猜想，后有科学的观察或发现，科学理论并没有什么完全固定或可靠的客观基础。而所谓“历史主义”学派的基本观点是，任何科学研究的发展和成功往往深受社会历史、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即由所谓的“范式”所决定的，任何科学理论都是与社会互动的产物，因而从一个较广的范围看，很难有什么客观的高低、先进落后的标准，显然这个思想十分强调科学理论意义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我们认为，如果我们对有关西方科学哲学内容有所了解，就会重视有关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一切经济理论研究最大的问题或前提问题。

在现实中，我们许多认识问题的形成，往往是由我们并不了解有关哲学和方法论的基本知识所造成的。当然，这些认识问题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客观原因：一方面，我们全面接触西方经济学的时间并不长，掌握其专业理论就需要较长时间，同时其内容的数学化（科学化？）、严密性给人一种不容置疑的印象；另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高的现实使得许多人自然就想不到对西方经济学还能提出什么问题或产生怀疑了，唯恐来不及学习和了解它。因此，在上述之下我们难有独立的意识、思想，甚至时间去考虑有关中国经济学方法论方面的问题，就显得十分自然了。

但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实际发展情况越来越提示我们，中国经济改革的确有自身的特征，在一些深刻的问题上与西方经济学的要求和结论是非常不一样的。例如，现阶段，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这种经济、政治基本制度的现实存在难道与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没有深刻的联系吗？当然，中国改革总体成功下也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在我国GDP持续高速增长三十多年的背景下，各产业、各地区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不平衡；而且在市场化普及程度越来越高的今天，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严重的贫富不均，同时就业压力也十分巨大，等等。我国理论研究和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已突出表明，在中国生产力结构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正确回答如何认识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特点或研究的基本假设条件，如何认识西方经济学在我国条件下应用的基本限制，如何认识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市场机制、宏观经济调控体系等问题，迫切需要我们首先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亦即从中国的具体国情与深层次理论相结合的角度，独立地找到中国宏观经济学研究方法论或思想，在此基础上再借鉴西方经济学，最终形成自己的基本理论体系。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已经到了一个十分明显的转折期，其标志是中国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将越来越引起关注和重视，也只有这样，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才有更加光明和长远的前途。

二、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的意义

众所周知，我国经济改革的历史背景是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还不够深入的条件下，当时的国际背景以及更为复杂的历史因素，使得我国形成一种完全排斥市场机制的计划经济体制，似乎带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从哲学或思想史的层次上看，实际上任何一种思想、制度都有其不完善的地方，其发展过程中都有高潮和低潮，当然也有突然崩溃和兴起的偶然和必然。我国带有完全计划经济色彩的经济体制既有过辉煌的时期（主要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有过艰难的时期。总之，我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已经充分向我们证明，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是需要改革的，或者说我们需要引进市场机制，需要向其他文明、制度学习。关于我国经济改革的必要性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在这个方面已经不存在什么需要讨论的方法论问题。

中国的经济体制需要改革是大家的共识，但同时又始终存在着一个基本的方法论问题，即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目标和原则是什么？其合理性又是什么？众所周知，从经济制度看，社会主义与公有制联系在一起，资本主义与私有制联系在一起。同样众所周知，中央早已明确确立了我国经济改革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时也明确提出了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那么，这里出现的方法论问题就是：公有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能够获得发展吗？社会主义的政府宏观经济调控行为能够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吗？作为公有制的代表，国有企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具体地位和作用是什么？等等。显然，这些问题都是具有十分重要意义的原则性问题、方法论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将影响到我国所有宏观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和对长期宏观经济形势及趋势的判断。因此，我们可以说经济学方法论问题是经济学研究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是我们目前迫切需要重视和研究的问题。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在完全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实践中走入死胡同、中国经济长期在较为封闭的环境中发展的背景下发生的。因此，在改革之初人们看到了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别，同时也看到了国外各种理论与思想的发展，我国经济思想和理论的改革开放的确使人们开阔了视野。同时，国内外科技、经济、管理理论研究水平的较大差距也很容易使人们轻易而彻底地否定过去的一切，许多人一下子从完全计划经济的思想倒向完全市场经济的思想，如彻底否定国家计划的意义、否定国有企业的意义、极端推崇市场机制的作用等。似乎一下子我们过去的一切全都错了，人家的一切全都对了，世界上的事情难道真是如此简单而多变吗？难道真的存在什么完全错误和完全正确的东西吗？实际上，从理论研究的角度看，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最大的错误正是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认识过于教条化和极端化，难道我们现在需要走向另一种教条化和极端化吗？！难道可以简单地根据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的高低来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制度、指导理论的正确性吗？发达国家的经济、政治制度就一定是发展中国家的唯一榜样吗？难道一个国家的具体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特征、人口等因素的特殊性没有什么价值和意义吗？显然，有关问题需要进一步认真思考。所以，如何认识、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经济学方法论问题。

总之，要认识各国经济学方法论的一般性和特殊性，要认识中国宏观经济问题的基本特征及与经济学的关系，要正确认识和借鉴西方经济学，都需要我们十分重视对经济学方法论有关问题的深入思考和认识，而这是正确研究一切中国经济问题的前提。

三、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学方法论的途径和困难

在长期的学习和研究中，我们既深深感到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学方法论的重要性，同时也深深感到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学方法论的困难。

首先来谈谈认识和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学方法论的困难。从学习和认识的角度看，无论如何西方经济学对于研究经济学的人来说都是有相当大的吸引力的，毕竟西方经济学经历了两百多年的发展，其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都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显然，我们很容易认识和接受这一点，但是如果要我们指出它还存在什么基本问题，也许就不那么容易了。从经济学方法论的角度看，我们认为在如何客观认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方面主要存在两大困难。

第一个困难属于一般经济学的方法论的学习问题。我们认为西方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长期的基本指导思想是企图把经济学作为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学科来研究，大量引入物理学概念和数学方法就是明证，但问题是这个基本思想是否存在问题呢？自然科学方法论有什么客观标准吗？西方科学哲学“历史主义”学派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这类基本问题。因此，我们要较为全面地了解和认识有关问题及其意义，既要全面学习西方经济学的内容，特别是要深入思考和认识其研究方法（实证方法）的哲学基础和存在的问题，又要学习和了解有关西方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的内容（这一方面国内理论界相当落后），显然要同时做到所有这些是不容易的，也就是说，我们要进入经济学方法论的学习和思考阶段是十分不容易的。

第二个问题属于如何认识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适用性的问题。仅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待这类问题，有一点是大家都承认的，那就是发达国家长期以来其生产力相对来说是一元结构，而发展中国家生产力却是多元结构，实际上这两种生产力结构在现实中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但二者却又有本质的区别。我们认为，在这两种不同生产力结构下的市场经济，将形成市场机制的不同特征并演变出不同的宏观经济问题。例如，发达国家的宏观经济问题主要是总量问题，因而西方经济学采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总量分析方法；而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从分析方法上看应主要采用结构分析方法。从理论研究角度看，结构问题的分析方法比总量问题的分析方法要难得多，而且所谓西方经济学的“均衡”分析方法几乎难以分析生产力多元结构的“均衡”问题。

其次，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即使我们认识到西方经济学不适合用于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但目前人们的认识相对落后于改革形势的发展的现状和理论上“结构分析方法”的学术难度，也会影响到研究中国宏观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的意义。

一方面，中国经济改革实践已强烈地显示了一种新的市场经济模式的生命力，同时也呈现出了大量新的问题，很有必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和创新。但现实情况是，在西方经济学“学术权威”和“研究方法榜样”无处不在的影响下，我们要提出新的研究思想或方法的确有相当大的困难。实际上从目前理论界的状况看，人们还没有完全认识到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生产力不平衡结构条件下应用的深刻局限性，没有认识到中国市场机制特征的客观性，也没有充分意识到中央一再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的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因此，首先从指导思想、观念上形成我们的经济学方法论及研究思路是当务之急。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相信有关方法论问题终将引起人们注意，改变人们许多现行观念。

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力一元结构下的市场机制的特征非常不同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市场机制的特征，生产力一元结构下的“均衡”思想、含义和分析方法也完全不同于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均衡”思想、含义和分析方法。仅从研究方法上看，生产力不平衡结构下的“均衡”永远只能是生产力结构不平衡发展下的相对“均衡”，在这里，其产业、地区和人口结构的不平衡发展是正常的，远离所谓“均衡”状态也是正常的，这种现象根本就不是西方经济学研究的内容。在这里西方经济学中所谓总量的、平均的、边际的分析方法意义不大，而必须采用所谓的“结构分析方法”，这里所谓的“结构”应该是对应那种生产力多元结构的“结构”。可以说所谓的“结构分析方法”将非常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从学术研究角度看，建立“结构分析方法”的难度很大，同时也许难以在理论上得到像“均衡”分析那样的漂亮而精巧的结论。因此，在成熟的西方经济学面前，一种新的研究思路、研究方法的形成或得到承认显然是十分不容易的。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也许是因为西方经济学的数学化、体系化，其研究思想、方法已经相当成熟，许多研究经济学的人难以摆脱其影响和指导，整个国际经济学界显然也只能是西方经济学统治的世界！这实际上也是现实中所有发展中国家在研究本国经济问题时，难以有“自己的话语权”，难以形成有自己特色的理论的现实经济、学术、政治背景。

最后，我们应该也必须认识到，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基本思想、深层次的观念必然也必须是我们自己的独立认识和创造，不可能依赖别人。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既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又有近代以来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历史经历和精神，更有经济改革三十多年来独特的成功经验，如果我们这样的大国都不能具有自己的精神、思想和理论，那么还有哪个国家能够做到呢？

从我国三十多年较为成功的改革实践看，我们认为，中央在政治指导思想和重大决策方面，完全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基本原则，并逐渐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正是因为在最重要的思想和原则上或者说在政治上，我们党对中国国情有自己的深刻而独立的认识，因而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能够较好地（当然中间也有过波动）把握和控制国家经济改革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也正是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最重要的基础和原因。政治方向是整个国家发展的大问题，其正确与否决定了整个经济改革的成败；经济学方法论是经济研究的大问题，同样也将决定我们的经济研究究竟有多大的实际意义。实际上可以看到，我国经济学界并不太重视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或者说在方法论问题上基本接受了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因此改革以来，在经济学的一些基本问题上我们并没有什么创造性的、独立的认识，更多的只是西方经济学的东西，而且在经济学界许多基本思想和认识与中央基本政治原则和精神并不一致，这是十分值得我们深思的。

通过长期的学习和研究，我们深深感到，中国文化传统、经济发展历史、生产力及人口等方面的独特性，决定了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产生的根源、特征及发展趋势非常不同于发达国家，也非常不同于西方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条件（即生产力一元化和多元化的区别），因此，研究中国宏观经济问题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经济学，而必须首先把中国经济的基本特征或方法论问题搞清楚，因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前提正确与否基本决定了研究结果的意义。当然，我们也充分认识到，中国宏观经济理论研究基本条件的改变将对其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产生深刻的影响。在新的研究思路、内容和方法问题得到解决前，在理论研究中应用较为精致、流行的西方经济理论和数学方法将受到限制，而只能应用分析形式较为简单、初级的研究方法。但我们认为，这也许正是中国宏观经济理论发展必须经历的初级阶段，也是与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实践中应用理论研究成果的实际水平相一致的。我们必须在较为充分认识中国经济问题的基本特征或方法论问题的基础和立场上，学习和借鉴西方经济学，我们不可能没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因为现实世界已经告诉我们，并不存在什么“世界经济学”。

改革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学研究更多地是引进和学习西方经济学，用西方经济学有关理论来指导和研究中国宏观经济现实问题。应该说这样的状况对于我国经济改革的初期阶段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我们也正是通过西方经济学了解和学习一般市场经济理论和经验的。但是，如果深入了解西方经济学，特别是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和西方科学哲学，那么我们将发现，西方经济学实际上并没达到科学的标准，并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理论，也存在着其基本的问题，特别是不同国家的经济问题并不真正具有所谓的同质性。因此，我们认为，不同国家，特别是像我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和传统的大国，具有自己的基本经济特征应该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因此，本书研究的基本思路是，首先研究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有关基本问题，特别是所谓“实证研究方法”问题，由此说明经济研究中基本假设条件的极端重要性。其次，在此基础上，初步提出我国宏观经济问题研究的基本假设条件——生产力不平衡结构等，并对基本假设条件进行深入的理论解释，同时对我国一般宏观经济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进一步论证基本假设条件的重要意义和正确性。再次，根据我们提出的基本假设条件，展开对“五统筹”思想及其经济学意义的解释，并初步提出有关理论分析的基本框架，得到一些有价值的结论。最后，在前面一系列讨论的基础上，在“五统筹”原则和思想的指导下，初步提出我国宏观经济调控理论的基本体系，并进行有关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

总之，本书的基本思路是全新的，有关研究成果绝大部分是原创性的。当然，正因为如此，本书的不成熟性也是明显的。我们将坚持我国经济理论必须创新的思想，在不断总结经验、接受批评的基础上，继续研究下去，期望取得更加有意义和价值的理论成果。

本书写作情况如下：引言，第1、2、3章，陈璋；第4章，杨希、陈璋；第5章，伍艳艳、陈璋、王继源；第6章，陈璋、李学林、唐兆涵；第7章，伍艳艳、胡国良；第8章，廖海勇；第9章，龙少波、黄林、胡国良；第10章，袁海霞、王继源；第11章，袁江；第12章，袁海霞、钟雨龙；第13章，蒋益民。朱源对本书部分数据进行了补充和计算。最后陈璋、龙少波对全书进行了调整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