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s, comprehensive well-off society construc-tion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Standing on the junction of the old and new period, from these three perspectives, this article talks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the western region.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stern regions, we should continue to increase the investment of education, en-hance the support of the counterpart,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aching staff and promote the regional open educ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a well-off society construction, we should increase the average education attainment, improve the proportion of college graduates, popularize the characteristic cultural education and enhance the contribution of education.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we should put emphasise on the function of education in human exchange and diplomacy, promote the openness and coopera-tion of education stably, and accelerate the training of international talents.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ducation should take advantage of the general di-rection of national strategy, examine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foundation and weak.Then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realiz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a new breakthrough in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教育兴国，教育强国，只有教育优先发展才能使西部地区人民摆脱贫穷，实现西部地区经济腾飞。现代人力资本理论详尽地论述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人力资本理论之父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人们花费在人力保健、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开支所形成的资本，其中，教育占据着首要位置，它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和缩小收入差别的手段。教育发展和人力资本开发程度是决定一个国家实现成功飞跃的主要动因之一。无论是西部大开发，还是全面小康的建设，教育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一带一路”建设则对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提出了“国际化”的新要求。

一、从西部大开发看西部地区教育发展

在西部大开发视角下，西部地区教育发展的关键在于树立教育事关全局的基础性和先导性的观念，通过千方百计增加各类教育投入、加大对口支援力度、全面提高师资队伍整体素质以及推进区域开放办学，着力解决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协调的问题，夯实教育发展之基础，有效服务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战略。

（一）增加各类教育投入

教育投入是指根据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进入教育领域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总和（本报告主要围绕财力展开），包括对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及其他教育的投入。教育投入是支撑国家长远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投资，是教育事业发展的物质基础。在《教育法》中明确规定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要保证教育拨款增长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逐年增长、教师工资和生均公用经费逐步增长。

1．西部地区教育投入现状整体判断

（1）全国性教育支出增长缓慢。有专家指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投入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美国早在1999年的教育投入就已经达到了7%，印度2003年的教育投入达到了5%，而同期我国的教育投入却一直没有超过3.5%。“教育立国”提出已经很久，但教育投资永远是“剩余财政”。早在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我国就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但这个目标实现的时间点一推再推。而从2003年开始，政府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竟然持续走低，直到2008年才超过2003年占比。至此，《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再一次重申，“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直到2012年，在力度前所未有的护航下，目标才得以实现（见表0-1）。

（2）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占全国总经费的比重呈上升趋势，并且在2009年教育经费投入首次超过了中部地区，但是依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6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31396.25亿元，占GDP比例为4.22%，全国性公共财政教育经费支出26212.28亿元，西部12省（区、市）公共财政教育支出7425.14亿元，只占全国性总支出的28.3%；全国平均公共财政教育支出845.56亿元，东部地区达到了1145.16亿元，西部地区则为618.76亿元，只相当全国的73%、东部地区的54%。与此同时，西部地区只有四川、云南、广西三省（区、市）公共财政教育支出达到国家平均水平，分别为1277.45亿元、864.12亿元，850.78亿元；而作为西部教育高地之一的陕西省，其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为776.29亿元，也未达到国家平均水平；西藏、青海、宁夏三个自治区公共财政教育支出远远落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别只有175.83亿元、168.79亿元、149.71亿元；另外，重庆、西藏、甘肃、青海、内蒙古、宁夏六省（区、市）公共财政教育支出低于西部平均水平。近年来，尽管西部投入增长速度已经赶上东部地区，但是由于投入基数差距过大，对于实现东、中、西部投入均衡依然意义不大。未来，西部教育的发展，依然需要国家财政投入的进一步倾斜（见表0-2、表0-3、表0-4）。

（3）地区间各类教育经费投入差异明显。根据国家教育局统计分类，教育经费主要投向了义务教育、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校。教育经费投入增加是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基础，目前在教育经费投放使用过程中存在生均经费偏少、投入差异大、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近年来，国家虽然加大了对西部地区，特别是民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持力度，但在生均预算内事业费和公用经费方面，部分西部地区仍存在较大差距。国家对全国的生均公用经费基准定额进行了保底，明确中西部地区普通小学每生每年600元、普通初中每生每年800元；东部地区普通小学每生每年650元、普通初中每生每年850元。虽然区域之间的差异只有50元，但由于地方经济水平、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等原因，各地教育经费投入实际上存在巨大差异。根据2015年数据显示，西部地区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经费普遍达到了国家平均水平；而在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以及普通高校的投入上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全国平均为8838.44元，除广西、云南两省（区、市）没有达到国家平均水平外，其他省（区、市）都达到了平均水平；普通初中预算内教育事业费，全国平均为12105.0元，西部地区有重庆等7个省（区、市）没有达到平均水平。另外，在软硬件设施投入上，西部地区教育硬件的投入随着当地经济发展和政府的投入已逐渐改善，但在软件投入方面还远远不够。

（4）西部地区教育投入来源结构单一。我国教育经费的来源主要包括预算内教育拨款、社会捐赠、事业收入和其他收入。预算内教育拨款属于政府的公共投入，其在教育经费中所占比例反映出教育对政府财政的依赖程度。通过对西部地区基础教育经费来源的数据考察发现，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来源渠道较为单一。根据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西部地区预算内教育拨款各省份平均高达80%以上，社会捐赠、事业收入与其他收入3项收入各省份比例都非常低。贵州预算内教育拨款占比高达92.19%，西藏、广西、新疆等6个省（区、市）高于80%，社会捐赠收入占比除四川外都低于1%，事业收入占比大于1%的也只有重庆等6个省（区、市），其他收入除重庆外都低于1%（见表0-5）。就职业教育投入而言，其他渠道的经费投入对于职业教育经费短缺的缓解具有重要的帮助，特别是经费短缺的西部地区更是如此。相对来说，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达，企业数量多、岗位需求量大，职业教育的发展可以融合众多社会力量。而西部地区，经济落后，技术性劳动力需求增长不明显，社会供需矛盾不突出，出于经济效益的角度考虑，一些社会资金会选择投入到东部地区。但是随着西部产业结构的转型，特别是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的需要，未来西部地区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引入各类社会资金和力量，以此可以保证西部地区将有限的财政资金投入到发展依然薄弱的基础教育中。

2．西部地区增加各类教育投入的路径选择

（1）完善教育投入保障体系。依法不断增加教育投入，建立与公共财政体制相适应的教育投入体制，进一步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教育投入保障制度。加大中央对西部地区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省级政府对贫困地区教育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加大中央和地方专项经费投入力度，着力提升西部地区教育经费投入及解决生均经费偏少、投入差异大、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等问题。加大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助力度，建立覆盖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的助困体系。

（2）拓展教育经费来源渠道。稳步开放教育投资领域，转变政府直接生产经营教育的单一模式，实现教育生产形式的多样化，将市场机制引入教育的供给领域，在政府发挥主导作用的前提下，建立起适合西部的教育投入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投资和出资办学，推动民办教育的发展；鼓励社会资金向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产业要素配置，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优化发展高等教育。

（二）加大对口支援力度

教育对口支援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模式，是现阶段我国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等系列文件都对教育对口支援做出了明确要求，特别强调了扩大贫困地区学生接受优质教育的机会。作为一项重要的制度安排，教育对口支援仍是未来十年我国政府协调东西教育均衡发展、维护社会稳定、实现教育公平的主要措施之一。

1．教育对口支援现状整体判断

（1）我国教育对口支援形式演变路径。我国正在实施的教育对口支援形式主要有七种：一是对口支援西藏和四省藏区教育；二是对口支援新疆教育；三是利用东西扶贫协作关系加强教育对口支援；四是高校对口支援；五是中职教育对口支援；六是内地办班项目；七是本地组织的教育对口支援工作。通过教育对口支援，一是改善了民族地区教育基础设施；二是促进了各民族师生的交往交流交融，夯实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思想基础；三是提高了教师队伍素质；四是培养了各类人才；五是提升了专业建设水平。然而，随着教育对口支援工作的深入开展，以政府指令为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的局限性、激励措施的弱化、法律制度的缺失以及评价监督体系的不到位等弊端日益凸显。21世纪以来，教育对口支援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一是受援对象发生了变化。由原来全力对口支援西藏、新疆、四省藏区以及其他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等特定区域的“片性”对口支援，转变为对口支援高校、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发展的“点式”支援为主，精准性更加突出。二是支援内容发生了变化。过去主要是以义务教育为主，帮助改善办学条件、资助学生，支援方式以“输血”式为主；现在更注重内生性帮扶，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综合素质为主，内生性更加突出。三是支援机制和模式发生了变化。由原来单项对口支援转变为积极探求合作共赢模式，有效性和长久性更加突出。例如东部产业转移园区的建设，在帮助提升当地劳动者职业水平的同时，也解决了“用工荒”。

（2）教育对口支援的做法与成效。近年来，我国的教育对口支援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全国援藏、援疆系统工程中的教育支援。这种对口支援模式规模最大、涵盖面最广、支援方式最多，包括职业教育培训、高校对口支援、基础设施投入等对口支援各个方面。二是专门领域内的对口支援。重点为东部发达省份对口支援西部教育和东西部高校对口支援。例如高校对口支援，2001年5月，教育部颁布《实施“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的通知》，根据西部地区建设高校的学科特点和意愿，指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13所高校为支援高校，采取一对一的方式，实施对受援高校的支援，并采取全方位的合作。以受援高校青海大学为例，在支援高校多层次、宽领域的支援帮扶下，青海大学科研水平不断提升，学校在三江源、生态、盐湖化工、高原医学、藏医藏药等学科领域已形成鲜明的研究特色，学校已经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普通高校，发展成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和“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入选高校。除了高校对口支援成效显著外，职业教育对口支援的成效也是相当显著的，有效实现了贫困地区劳动力的技能提升以及就业转移。三是省（区、市）内的教育对口支援。主要是指发达区域对口落后区域、城镇对口农村、优质学校对口薄弱学校，通过完善基础设施、提升教学水平、共享教育资源、实施教师轮岗等方式，推动区域内教育均衡发展。

（3）当前教育对口支援存在的问题。我国目前的教育对口支援主要以政府为主导，依靠行政指令来实行，在工作的深入推进中，存在着动力不足、内生性不强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效率低，对口资源配置方式仍以政府计划为主导，导致不同程度地存在各种形式主义、走过场现象。政府计划主导的对口支援由于资金来源渠道单一，尽管近几年随着中央经费投入的增加，资金的问题有所缓解，但是资金缺口问题依然存在。二是效益弱，教育对口支援项目多以短期培训，定期支教、挂职为主，具有针对性的支援方式较少，使得对口支援成果的内生动力不足。三是监督不足。在缺乏必要评估和监督的情况下，使得对口支援双方在开展工作中的随意性较大，从而造成资源浪费。以高校对口支援为例，从目前来看，对口支援工作更多的还是依靠两所学校自己的热情，现有的考核和评价手段无外乎提供一些计划、年度报告，以及几年工作后的汇报总结，一些监督检查也基本针对各高校的专款专用情况，并不存在专门针对对口支援的考核和评价工作。

2．加大对口支援力度的路径选择

（1）创新教育对口支援体制机制。一是完善对口支援工作机制。深入研究教育对口支援过程中存在的资源配置问题，逐步矫正要素配置扭曲问题，不断扩大有效供给，促进西部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积极探索“内生性”对口支援机制，增加“造血式”对口支援项目，提升受援方自我发展能力。建立动态评估监督制度，全面监督援助项目实施进程，对援助项目进行检查、考评，做到及时诊断、反馈和矫正，逐步提高教育对口支援的质量和效益。二是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充分发挥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等各方面的资源和力量，有效引入市场竞争、协作机制，增加供给主体，改变以往相对稳定、缺乏活力的支援体系，共同形成教育对口支援项目库和资金库，促进优质教育资源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三是完善对口支援激励机制。逐步健全对支援方的激励机制和补偿机制，在税收、项目审批、经费划拨、学科建设等方面给支援省市、支援学校一定程度的政策倾斜。各级政府应加大公共财政对对口支援的投入，建立教育对口援助专项保障金及相应的增长机制，以确保激励举措发挥引导功能。

（2）创新教育对口支援模式。一是大力开展信息化教育对口支援。以信息化带动教育现代化，大力推进信息化同教育对口支援的融合，支持受援地网络学校及网络教室等基础设施建设，构建网络一体化互动平台，开展远程教学、师资培训等现代化教学活动。通过互联网云平台为受援地区免费提供微课、教案、电子课件等教学资源，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二是开展中职学校联合招生订单培养。根据受援地实际需要，组织双方中等职业学校开展联合招生，探索实行订单培养，重点利用发达地区优越的实习条件提升其就业技能，毕业后根据学生意愿优先推荐当地就业，实现就业脱贫。三是大力推进科研兴教。设立对口支援科研项目专项资金，由受援高校和支援高校联合申报，在共同课题参与过程中促进受援高校科研水平的提高。

（3）着力做好教育薄弱领域对口支援项目。一是着力提升西部地区高等教育水平。针对西部高等教育发展不平衡，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的现状，国家高度关注西部高等教育问题，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37号），明确指出“继续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面向贫困地区定向招生专项计划和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在提升西部高等教育水平方面，除了通过定向招生政策倾斜外，更要从扩大西部高校规模，提升西部高校教学质量上，扩大中西部学生公平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二是着力做好职业教育对口支援。充分发挥支援省市作用，结合西部实际需求，着力推进以提高综合素质为路径的长效支援，以提高专业技能为手段的职业教育支援，以技术成果转移为核心的支援帮扶，助力西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支持对口支援职业院校集中优势资源打造3～5个特色或骨干专业。按照教育部中、高职专业教学标准等相关文件要求，结合区域产业特点和学生国家通用语言水平及文化基础，建立以能力为本位、以就业为导向的课程体系，因地制宜开发专业实用课程教材等教学资源。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教师是教育供给端重要的资源，师资队伍的数量质量以及供给的方式等影响着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师资队伍的整体水平体现着一个区域的教育水平。受地域、经济等因素的制约，西部地区师资队伍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严重影响了西部地区教育的发展。加强西部地区师资队伍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是保证西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根本保证，是实施西部人才战略的关键所在。

1．西部师资队伍现状整体判断

（1）教师数量缺口大。首先表现在东西差距甚大，以义务教育为例，东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师生比是1∶15以下，而西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的师生比一般在1∶20以上，农村边远地区远远高于这个数据。而在高等教育中，按教育部实施本科高校1∶16师生比的标准和要求，西部地区很多高校的师生比都严重偏低。同时，也表现在西部地区内部教师队伍数量的不平衡，以中职教育为例，2015年，西部12个省（区、市）中，内蒙古、重庆、云南、西藏、陕西、甘肃、新疆7个省（区、市）的生师比均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其中西藏、内蒙古、甘肃的生师比仅为14∶1、15∶1、15∶1，师资力量配备比较充裕。四川拥有西部地区最大规模的师资规模，但生师比仍稍低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虽然广西、贵州拥有较大规模的教职工和专任教师，但生师比高达36∶1、34∶1，与西部地区平均水平（24∶1）存在较大差距，与西藏、内蒙古、甘肃存在显著差距。

（2）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学历普遍较低，据统计，具有中专以上学历及初级以上职称的人员，东西部的差距超过十倍。以广西高校为例，博士占专任教师比例不及10%，有的三本院校甚至还没有正式引进的博士。其次是职称结构失衡，高职称教师人数少，老龄化问题严重，出现断层。2014年，在各级学校中，民族八大省区高级中等学校教师学历未达标率最高；在普通高校中，青海的高级中学教师学历未达标率最高达5.44%，新疆高级中学教师学历未达标率最高达4.14%，内蒙古普通高校教师学历未达标率达2.25%，云南普通高校教师学历未达标率为1.99%。民族地区高校具有高学历（硕士、博士）的教师人数少，远未形成稳定的高学历群体。教师结构性短缺现象严重、教师培养形式单一，教师的补充主要以特岗教师为主，而且非师范类毕业生比重过大。从年龄结构上看，西部很多学校缺乏中坚骨干教师，教师队伍已经出现梯次断层。

（3）整体教学质量有待提升。在西部中小学教育中，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育中，高学历教师占比小，知识结构单一，教师只局限于传统的教学方法，极少参加教学交流和参加教学水平提升进修，有些农村教师甚至不会使用现代化教学设备，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基础教育的发展。在西部高校中，不少西部高校通过增加教师工作量、新教师提前上岗等办法解决师资短缺难题，大大加重了教师的工作任务，极大地影响了教学质量和科研能力的提升。在职业教育中，教师缺乏实践性，教学理论和实践脱节，培养的学生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从教育部对西部高校的评估结果来看，其教师的教学质量明显偏低，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较差，学生补考率和重修率居高不下。

（4）高层次人才引进困难、流失严重。近年来，西部高校加大了对高级职称、高学历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但是由于受地域偏远、经济落后等因素影响，人才引进相对困难，导致西部高校教师队伍在学科结构、学历结构、职称结构、年龄结构上都很不合理，如人文社科教师比重高、职称结构在学科上分布不均衡，导致了专业、学科发展的不平衡等。除此之外，人才流失也比较严重，西部地区人才流动具有单向性的特点，流失的教师以骨干为主，流失的人才恰恰是本校难以引进的。许多教师为了改善生活或为了更好地实现自身人生价值，纷纷流向发达地区或城市，尤其表现在西部高校及农村中小学中。据统计，在1996年至2000年期间，西安交通大学调出的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多达599人，而同期引进的同类师资仅93人。同为西北地区“985”高校的兰州大学，甚至称其流失的教授可再建一所“兰大”。这一说法虽没有确切统计数据支撑，但也生动地反映了西部高校人才流失的困局。

2．加强西部地区师资队伍建设路径选择

（1）国家宏观调控及政策倾斜。国家应在保障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本着“西部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通过优惠政策、高薪吸引、晋升保障等措施，吸引高素质的教师到西部地区去工作，稳定和充实西部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边远地区的中小学教师队伍。扩大农村教师特岗计划中乡村学校特设岗位数量，增加优秀大学毕业生到乡村学校任教比例。国家财政奖励去往西部高校任教的高等教育人才，对于该类人才在课题研究、科研项目开发中给予资金补助，在课题和项目申报上给予一定程度的倾斜。

（2）多渠道补充优化教师资源。一是依托国家政策继续推广“免费师范生”“特岗计划”“东部退休西部返聘”等政策来补充西部师资。依据西部地区学校发展的师资需求，实施地方师范类高校“免费师范生”定向招生，定向分配计划。二是面向社会高薪招聘，广开纳贤路，改革教师编制管理制度，突破传统人才使用方式的局限，招聘对象可扩大为东部在职、退休教师等有优秀教学能力的人员。三是积极培养本校的高层次、高素质人才，制定本校的培养计划和培养管理规定，进一步体现对本校教师的关心和培养，促使教职工取得更高的学历、学位和职称。同时还要抓好教师上岗前的业务能力培训，组织教师参加相关类型的培训，请优秀教师向新教师传授教学经验和教学方法等。利用互联网技术搭建教师供需大数据平台，有效解决供需信息的不对称问题。

（3）着力提高教师队伍管理水平。一是建立教育培训体系。包括健全校长培训制度，培养一批能够引领教育改革创新的优秀校长和实施素质教育的带头人；启动实施教育局长国家培训工程，提高教育局长理解和把握国家教育政策的水平，创新工作思路和方式的水平；实施教师培训工程，包括素质培训、师德培训、能力培训、技术培训等方面，全面提高西部地区教师教学水平；重视中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和使用，积极开展青年教师学历提升、进修培训工程，夯实教师队伍基础。二是灵活管理教师编制。全面推进义务教育教师队伍“县管校聘”管理体制改革，确保一定比例的骨干教师到村小学和教学点任教。创新民族地区教师资源配置形式，提高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和边远地区教师编制标准，加大倾斜力度安排适量的附加编制，根据实际需要配齐、配足教师。

（4）加强西部教师队伍建设研究。依托高水平师范大学，建立西部教师研究中心，从教育供给侧改革的角度出发，开展西部教师需求与配置研究，从教师教育课程体系、教师资格制度、教师队伍管理等方面推进教师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针对农村地区、偏远地区、民族地区教师队伍建设，开展教师队伍现状的追踪调查和过程监控，建立教师队伍数据平台，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制定教师队伍建设的各项政策，提高教师队伍整体素质等提供咨询和服务。

（四）推进区域开放办学

所谓开放办学，是相对于封闭式办学而言的一种新的办学模式，包括向社会开放、向政府开放、向企业开放、向国际开放，也包括区域开放。现阶段，社会对教育的需求呈现出多层次、多样化的趋势，但教育资源的供给总量和结构与社会需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开放办学通过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推崇教育均衡发展，从而有效解决教育资源非均衡配置问题，着力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覆盖面。国家教育事业“十三五”规划高度重视教育的“开放合作”问题，明确提出了“扩大教育开放合作”的理念。

1．区域开放办学现状整体判断

（1）西部地区教育发展不平衡问题严重。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原因，学校教育的发展受环境资源、资金设施、专业师资等多种因素的制约，尤其是对于西部落后地区而言，教育整体水平还处于低级阶段，面临着教育总量相对不足且布局分散、基础设施条件整体较差、部分资源配置失衡、高水平教育人才短缺以及区域校际发展不平衡、优质学校对办学薄弱学校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等多重问题，要加快发展，必须集聚各方力量，借梯登高。

（2）西部地区开放办学的举措与成效。总体来说，西部地区对于教育区域开放合作进行了一定的探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一是政府积极推进。例如，为全面提高贵阳市优质教育资源的占比和覆盖率，早在2014年，贵阳市就发布了《贵阳市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开放合作实施方案》，明确了贵阳市扩大教育对外开放合作的路径：未来三年，将通过刚性和柔性的方式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加大教育对外开放合作力度。通过政策引导，贵阳市先后引进了12所北京优质学校，涉及学前、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职业教育、社区教育，合作办学形式有建立分校、基地校、联盟校，办学特色上也各有亮点。二是校际合作不断拓展。包括中外合作学院，例如川大匹兹堡学院，作为西部首个中美高校合作办学机构，于2016年9月迎来了160名新生；包括大学城建设，例如宜宾大学城在建设过程中，已经与西南交通大学、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等区域内的重点高校签订了合作协议。三是民办教育加快发展。以陕西为例，民办高等教育被誉为陕西改革开放的标志性成果之一，早在2009年，全省就有各类民办学校4853所，民办本科院校和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的民办高校数量等核心指标均位居全国前列。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开放办学由原来只是停留在教师交流、培训与帮扶的阶段，逐渐向独立办学、联合办学、委托承办、学校联盟、特约专家等多种形式发展。

（3）西部地区教育开放合作存在的问题。一是相关政策及管理机制不健全。西部地区现有的关于中小学及高等院校教育对外开放合作的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还很少，是教育开放合作进一步发展的最大瓶颈。二是开放合作的层次依然不高。西部地区教育开放合作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虽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是层次依然不高，大多数还是以交流、培训和帮扶为主。三是教育开放合作发展不均衡。当前开放合作大多集中在部分重点学校，一些郊区的普通学校几乎没有机会参与，学校之间呈现不均衡局面，区域间也存在严重的不平衡。

2．推进区域开放办学的路径选择

（1）改革阻碍开放办学的体制机制。强化教育开放体制机制改革，疏通优质教育资源供给路径，出台与西部地区开放办学相适应的政策体系，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大力构建学校主体、行政推动、社会参与的新型办学关系。鼓励社会力量和民间资本举办学校和教育机构，探索对非营利性和营利性民办学校实行差别化扶持。简政放权，扩大市场准入，逐步实现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充分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政府角色转变为一个更好的服务者，实现更广泛和更深刻意义上的教育开放合作。

（2）调整西部教育资源结构布局。加强西部教育政策沟通，探求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对策，积极签署区域教育合作框架协议，建设教育共同体，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序流动。大力推进优质学校跨区域合作办学，通过名校办分校、集团化办学、全方位合作等方式，将优质学校先进的办学思想、教育理念、管理方式和教育教学方法等，向教育不发达地区学校输送。继续探索联合办学、委托承办、学校联盟等多种形式的教育开放合作模式。

（3）创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方式。一是发展“互联网+教育”新业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教育信息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构建利用信息化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机制，逐步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差距”。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开展校本教研、校本培训，共享重要教育教学会议及研究课、优质课等交流活动，丰富教育供给形态，实现教育资源和服务的差异化、共享式、开放性供给。二是搭建信息交流平台。成立区域范围内的优质教育资源共建共享联盟，以联盟为平台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在“共建”与“共享”之间的良性互动，提高教育资源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二、从全面小康看西部地区教育发展

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五个方面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提出了新的更具体要求。从地区来看，西部地区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目标的主要难点区域；从领域来看，文化（教育）是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的主要难点领域。我国全面小康的实现关键在中西部，重点在中西部，难点也在中西部。加快西部地区发展是全面小康的关键所在，加快西部地区教育发展是全面小康的重要突破点。《关于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6〕37号）明确提出：确保到2020年中西部所有地区的教育发展达到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一致的水平。该指标不仅是反映地区人口平均教育水平的一个指标，也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源文化素质的重要指标之一。

（一）提高西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

“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今后五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从10.23年提高到10.80年。这提高的0.57年，表明我国将用教育、人力资源红利抵消人口红利下降的影响，进而形成“升级版”新人口红利。分析人士指出，“十三五”规划首次单独提出未来五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提升目标，意味着对人才教育和对人力资本的改善，将是政府工作的一个重点。

1．西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现状整体判断

（1）地区人均受教育程度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按现行学制为受教育年数计算人均受教育年限，即大专以上文化程度按16年计算，高中文化程度12年，初中文化程度9年，小学文化程度6年，文盲为0年。张邦辉等人（2007）运用人均受教育年限法度量了中国的地区不同年份的劳动力受教育状况与经济状况的关系，研究指出地区的经济发展与该区的人力资本状况即人均受教育年限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有关数据显示，1980年，中部、西部地区人均GDP分别是东部地区的65%和53%，但到2003年，这一比例分别变为47%和36%。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差异的扩大（见表0-6），是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的课题，许多学者都认为，教育变量在经济发展中起着关键，甚至是主导作用，也就是说人力资本的开发与投资是东西部经济差异扩大的决定性因素。

（2）西部地区国民教育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十二五”期间，西部地区国民教育水平得到了较大的提高，受教育的年限也得到了提高。中国教育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我国西部地区的九年义务教育实现率接近99%，特别是“两基”攻坚计划的大力实施，卓有成效地实现了西部地区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大大提高了西部地区的基础教育质量和普及程度，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教育也得到了长足发展。根据相关数据统计，2014年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经达到了近23.5%。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得益于国家“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一省一校”等的实施，西部高校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取得了长足发展。截至2013年，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高校本专科在校生和在学研究生达到594.09万人和37.45万人，较2007年分别增长41.29%和50.76%。2000年以来，西部地区受过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才数量稳步增长，从2000年的986.1万人增加到2010年的2699.2万人、2014年的3358.2万人，14年间净增2372.1万人，年均增长率为9.1%，快于全国总体9.0%的增长速度。西部地区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才数量占全国的比重也从2000年的22.4%提高到2014年的22.8%。

（3）西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低于全国水平。西部开发政策实施以来，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尤其是教育投入非常明显，也使西部地区的教育水平大幅提高。2013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048年，东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为9.719年，而西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仅8.189年，仍然明显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见表0-7，为了便于分析，将西部12省（区、市）划为4类地区）。

按类别看受教育程度，西部地区四个类别人均受教育年限均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类别Ⅰ、类别Ⅱ总体均全部高于西部平均水平，类别Ⅲ略低于西部平均水平，但是类别Ⅳ为中国受教育水平最低的地区，其人均受教育年限仅为4.367年，远低于西部地区的平均水平，因此西藏地区教育应该受到更大的重视。在重视西部地区教育的同时，也要平衡好各个类别之间的关系，不要让各类别之间差距太过悬殊。另外，在类别Ⅱ中，内蒙古和陕西人均受教育年限较高，达到9.010年和9.283年，为西部12省（区、市）中前二高，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9.048年）。类别Ⅱ的其他省份均介于西部和全国水平之间。类别Ⅲ的4个省（区、市）中，甘肃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介于西部和全国水平之间，其他3个省区人均受教育年限均低于西部平均水平。不难看出西部省（区、市）除青海、贵州、云南和西藏4个地区以外，其他省（区、市）人均受教育年限均高于西部平均水平，而西藏地区的低水平是拉低西部平均受教育水平的重要因素。

2．提高西部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的措施

（1）普及基础教育。在全面小康的进程中，要大力普及各种基础教育，包括幼儿教育及普通中小学教育等，明确发展基础教育是各级政府的责任，尽快通过增加公共财政资源解决投入问题。政府应通过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和安排专项资金的方式给予支持，扩大社会资金进入基础教育的准入机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丰富产品供给方式和内容，满足各类基础教育需求。特别加强基础教育师资队伍建设，从根本上解决西部地区师资队伍存在的单一、数量少、层次低等状况。同时，完善必要的基础教育设施，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加大信息技术教育投入，如开展远程教育。

（2）优化高等教育。一是加大对中西部高等教育的政策投入，增加西部高等教育资源的占有率，促进区域高等教育平衡发展；加大对西部高等教育的政策倾斜，为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和人才吸引战略提供政策保障，支持高水平大学和学科建设，支持西部高校创建“双一流”大学。二是高校必须坚持学校教育与以市场为导向的知识机制的有机结合，在知识体系、能力结构和知识意识等方面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3）深化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在促进劳动力转移、解决“三农”问题、促进社会公平、实现教育均衡发展方面以及在对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规律的探索上都做出了积极贡献。以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目标，确保经费投入，加强分类指导，整合西部职业教育资源，推进内部管理和教学改革，增强实践和就业创业能力，为承接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创造条件。依托当地资源和产业优势，凸显地域和民族特色，巩固和扩大东西部合作办学成果，办好大职业教育，适当发展劳务输出型职业教育，让职业教育造福更多的人口和家庭。加大职业教育对精准扶贫的贡献度，着力推进以提高专业技能为手段的职业教育支援，引导农村贫困家庭劳动力接受职业教育和各类技能培训、农村实用技术培训，提高扶贫对象自我发展能力，实现持续稳定就业。

（4）加强继续教育。继续教育是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延续，是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西部教育发展，增加人均受教育年限，提升人力资源质量的有效手段。一是加快推进继续教育转型升级。依托四川大学、西南科技大学、西北大学、西藏大学、新疆大学等“继续教育示范基地”实施继续教育课程体系创新、教学模式创新，以深入对接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需求。二是扩大继续教育受众群体。加强企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继续教育，提升在职人员教育水平；加强农业工作者继续教育，造就一批高素质的农业干部、科技人员和职业农民；加强农民工继续教育，提升农民工服务城市建设的水平。三是创新继续教育供给方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将继续教育与数字化、多媒体和交互式的远程教育平台相结合，构建数字化培训课程体系，突破继续教育时间空间限制，有效扩大继续教育的覆盖面。

（二）提高大中专毕业生比例

“大中专毕业生”是指“大学生”和“中专生”，其中“大学生”包括（博士、硕士）研究生、本科生和大专生。人均受教育年限更多的是关注人力资源数量的提升，而大中专毕业生更多的是关注人力资源质量的提升。西部地区教育发展必须要在实现量的提升的同时，注重质的提升，以为全面小康的实现奠定人力资源基础。

1．西部地区大中专毕业生比例现状整体判断

（1）西部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人才情况。比较西部地区各省（区、市）的情况。从拥有人才数量看，2000—2014年间，四川、陕西、广西三省（区、市）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才数量在西部地区一直保持前三位，2000年三省（区、市）人才规模之和占西部地区的46.4%,2010年占44.7%,2014年占42.7%。宁夏、青海、西藏则一直处于最末三位，2000年、2010年、2014年三省（区、市）人才规模之和仅占西部地区的4.0%、4.6%和4.3%。从人才增长的速度看，14年间各省（区、市）拥有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才数量都有较大幅度增长，其中增加最多的是四川省，净增490.3万人，其次是重庆市，净增277.9万人。净增量最低的西藏，仅4.0万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甘肃、青海6个省（区、市）的人才数量年均增长率均大于或等于西部地区总体水平，内蒙古、广西、西藏、陕西、宁夏、新疆5个省（区、市）的年均增长率低于西部地区总体水平（见表0-8）。

（2）西部地区大中专生比例不断提升，但远低于全国水平。截至2013年，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高校本专科在校生和在学研究生达到594.09万人和37.45万人，较2007年分别增长41.29%和50.76%。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为78.95万人，比2010年增加14.36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5.8%，比2010年的20.02%提高了5.78个百分点，每万人口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为166.2人。纵向比，西部教育发展成绩显著；但横向比，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很大，距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存在一定差距。就全国范围来说，各类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达到3460万人；全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了34.5%，每万人口中高等教育在校生人数为241.8人。全国在学研究生179.40万人（其中博士生29.80万人，硕士生149.60万人），全国普通、成人本科、高职（专科）在校生为3094.50万人（见表0-9）。统计分析显示，西部地区拥有的大专以及上教育程度的人才仅为东部地区的52.20%。西部地区人才质量较低，人才学历以大专教育为主，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水平的人才占比低。

（3）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严重滞后。由于历史原因，我国现有的39所“985”工程院校、112所“211”工程院校，主要集中在北京、江苏、上海、陕西、湖北、四川、湖南、广东等省（区、市），分别达到26所、11所、10所、8所、7所、5所、4所、4所，而山西、内蒙古、江西、河南、海南、青海、宁夏、西藏、新疆、广西、云南、贵州等12个中西部地区的省（区、市），“211”工程院校一省只有1所。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已经成为中西部地区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西部的高等教育在资源和平台上严重落后于东部发达地区，主要表现在高水平人才队伍及高层次学术平台严重缺乏、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优势特色学科明显偏少、国际化水平低等。软硬件条件的滞后，直接影响了大中专生的就读人数，也就造成了培养不出高水平人才，无法吸引高水平人才，留不住高水平人才的窘境。可以说，西部高等教育严重落后于东部是制约西部发展极大的因素。

2．提高西部地区大中专生毕业生比例的路径选择

（1）支持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大学和学科。加大力度建设一批高水平的大学和学科，进一步深入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中西部高校综合实力提升工程”等，在没有教育部直属高校的西部省份，专项支持一所本区域内有基础、有特色、有优势的学校，合理定位、创新发展，打造高水平大学；下大力气破解“中西部塌陷”的教育困境，重点支持云南大学、贵州大学、青海大学、西藏大学、内蒙古大学、广西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石河子大学建设，重点扶持以上高校（特色学科）进入下一批“双一流”建设名单。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公布的“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中，两所西部的非“985”高校云南大学和新疆大学入选，体现了国家对西部高等教育发展的支持。

（2）增加西部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2014年教育部通过积极推进“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划”提高西部高校的师资质量，共有1183名受援高校教师和管理干部到北京大学等52所支援高校进修学习和挂职锻炼，向支援高校划拨了为受援高校定向培养博士研究生计划314名；通过推进“本科教学工程”、“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教育培养”工作、“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等，资助西部地区高校4706项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经费达到7916.7万元，参与学生累计达到18719人）、建设国家级实验教育示范中心和虚拟仿真实验教育中心等措施，全面提升西部地区高校办学水平和办学质量；通过高校招生计划倾斜、支持地区所属高校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努力扩大西部地区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机会。2014年，西部高校招生计划增加1.5万人，占全国招生总增量的37.5%。西部12省（区、市）共新增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264个，新设87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三）普及特色文化教育

特色文化往往是基于历史的前提和地域空间的基础，综合区域历史、民俗、自然等形成的一种地域专属性文化样态，包括生态、民俗、传统、习惯等物质与非物质文化，而民族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特色文化。西部地区特色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圈层分布、块状分布特征鲜明。然而受主客观原因的制约，西部地区的特色文化挖掘还相当滞后，特色文化价值尚未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释放出应有能量。西部地区有一些非常优秀的特色文化，例如民俗、曲艺、传统节日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更有一些物质的或非物质的文化遗产是文化以及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生生不息的源泉。普及特色文化教育既能保护传承特色文化，又能创新发展特色文化，依托教育手段，通过科学规划、合理利用，更好地体现特色文化的社会和经济功能，使特色文化进一步融入经济社会发展、融入百姓生产生活。

1．西部地区特色文化教育现状整体判断

（1）特色文化教育做法与成效。依托丰富的地域文化资源，西部地区围绕本地优秀文化资源特点，以学校为主体，在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中，因地制宜地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歌舞、声乐、戏曲、体育、工艺、绘画、语言文字等教学活动和实践活动。贵州省教育厅、文化厅、省民宗委自2002年起，先后发出《关于在全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关于大力推进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意见》《贵州省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创新工作实施办法》《关于全面推进各级各类学校民族文化进校园工作的实施方案》等文件，省内共有近5000所学校开展了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实现了民族文化的传承创新和有效转化，增强了师生的民族自豪感，丰富了校园课程体系。内蒙古自治区已在全区范围内的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幼儿园、小学、中学以及高校设立了民族文化特色教育，马头琴、呼麦、蒙古长调歌曲、蒙古文书法、民族舞蹈、民俗礼节等都进入了课堂。尽管近年来特色文化逐步走入中小学的课程教育体系，但是特色文化进校园活动仍然存在活动内容单一、教学水平不高、文化特色不明显、保障能力不足等问题。

（2）特色文化教育存在的不足与问题。一是教育内容系统性、整体性不足，主要表现为课程体系和教材编写缺少统一的规范指导；课内课外对接性较差，课程门类孤立化、教学内容碎片化、教学设计随意化现象突出。西部地区特色文化教育，大多作为学生兴趣班或者放在每周一次的班会课开展，多数以完成教学任务为主，并没有把特色文化教育提升到文化传承、创新和发展中来，特色文化教育价值认知不够。二是教育教学中技术性问题突出，主要表现为从事特色文化教育教学的师资力量不足，教育教学感染力不强，教学方法和手段相对滞后。由于特色文化教育内容的特殊性，需要有更加丰富和形式多样的教学手段，但是目前西部地区大多以传统的教学方法推进特色文化教育，使得特色文化教育缺少本该有的趣味性和参与性，特色文化教育活力不足。三是特色文化产业化教育落后，特色文化尚未充分转化为产业资源，文化的价值效益有待进一步开发。

2．西部地区普及特色文化教育的路径选择

（1）深化学校特色文化教育教学改革。《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各地都蕴藏着自然、社会、人文等多种课程资源，教师要有强烈的资源意识，去努力开发。博大多彩的西部特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必须通过教育才能得以实现，教育是地域文化传承的内在动力。为使西部地区的特色文化代代传承，实现中国文化的振兴和发展，建议在大中小学普遍开设特色文化教育课，将特色文化教育作为学生必修课程，列入教学大纲，纳入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探讨教育与特色文化的关系，探讨教育促进特色文化传承的有效途径，除进行理论研究之外，必须在教育实践中进行研究，让特色文化走进校园、走进学生中。要通过开展具体的实践活动，找到教育促进特色文化传承的新路径和新方法。在实施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当地特色优秀地域文化资源，以促进特色文化传承和发展为目的开发特色文化校本课程。突出地方特色文化在校园文化中的建设地位，要充分利用学校的空间、师资、设备等条件，开展系列特色文化活动，促进特色文化传承。不断探索新的载体，探文化之本、溯文化之源，结合教学、树立学生的人文关怀意识。依托现有资源，搭建开放平台，拓展特色文化教育空间。在特色文化进校园项目学校取得一批综合改革的重要成果，让其发挥示范带动作用，推动学校特色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教育的整体发展。

（2）拓展特色文化应用开发体系。积极推动民族地区特色优势文化产业化发展，把保护、发展特色文化与促进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构筑保护为先、符合规律、多元创新的特色文化开发应用体系。推进特色文化产业园区、示范基地、研究基地建设，合理利用特色文化的宝贵资源，加快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打造具有唯一性、排他性的文化品牌，使特色文化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亮点。大力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抓好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等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建设，创新打造一批国家级的特色文化产业项目。针对西部地区民间艺术、传统手工技艺、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等适合开展生产性保护的项目，结合当地相关的企业或个体生产者生产，根据项目具体需求，建设生产制作展示、传习培训等的准公益性场所。

（3）加强特色文化教师队伍培养。教师在特色文化教育中承担着重要的角色，由于一直以来忽视地方特色文化教育及教师队伍建设，西部地区的特色文化并没有充分释放出文化价值。搞好特色文化教育，需重点加强三个维度的师资队伍建设：一是加强校园特色文化教师队伍建设。根据所处教学阶段，开展系统的特色文化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的培养训练，形成一支熟悉区域特色文化、熟悉教学方法、有独立教学能力的中小学教师队伍，一支高学历、高水平、学者专家型的大学教师队伍。二是加强民间特色文化教师队伍建设。各地在特色文化进校园的过程中要首先对本地民族文化资源进行调研摸底，鼓励有特殊技艺和传承能力的民间传承人进校园担任初始的传承教师。鼓励支持非遗传承人依托非遗资源优势在遗产原生地因地制宜地开展传承传习活动；鼓励成立民族文化创新工作室等，研发民族文化品牌、培育民族文化传承人。

（4）加强特色文化教育科研工作。各地应鼓励教职员工和高校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积极从事特色文化研究，并为他们创造研究条件。西部地区有个别高校已经着手特色文化研究，如，贵州省依托丰富的特色文化资源，从2016年起省民宗委设立民族文化教育专项课题，鼓励各级各类学校师生深入研究民族文化进校园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打造高校民族文化教育研究的高地和决策咨询的重地。

（四）提升教育对就业的贡献度

教育对就业的贡献度其实是一个标准的供需关系，贡献度的高低取决于教育结果（人）与社会的需求的适应度。有学者指出“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在数量、结构和类型上的不匹配和区域分布的不平衡，是造成失业增加、经济波动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教育的成功并不是靠考试成绩和毕业证书来证明，而是在于它是否能够帮助学生就业，更好地实现社会服务功能。教育发展对就业增长的一般作用与贡献机制主要体现在直接和间接两方面：直接方面就是提高就业率；间接方面是指教育（人力资本）、经济和就业三者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机制。当前，西部地区劳动力供给规模庞大，经济增长方式、经济结构出现的深层次矛盾集中体现在劳动就业问题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不一致，就业结构转换滞后于产业结构转换，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低下，就业形势不容乐观。

1．西部地区教育对就业贡献度现状整体判断

（1）西部地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由于观念、体制、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原因，西部教育体制机制以及课程体系改革落后于经济社会发展，向社会输送的人才不符合市场的需求，不仅表现为就业率低，同时也表现为就业效益低。有关资料显示，我国东部地区科技人才资源经济效益系数为1.29，即一个人发挥着1.29个人的作用，而西部地区科技人才资源经济效益系数为0.68，即一个人实际上只发挥了0.68个人的作用。与本科相比，2001—2012年西部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55%，同期本科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96%。与东、中部地区相比，同期东部地区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78%，远高于西部的0.55%（见表0-10）。

（2）西部各省区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差别明显。西部12省（区、市）中，高职教育贡献率最高的是青海1.06%，最低的是贵州0.34%。具体来说，贵州、四川、广西三省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小，均在0.5%以下；内蒙古、云南、宁夏、陕西、甘肃、新疆及重庆7省（区、市）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0.56%～0.78%，介于东西部之间；西藏、青海两省（区、市）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高达0.79%和1.06%，均高于东部地区的0.78%，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大，这主要源于西部大开发实施以来国家对西藏、青海的一系列特殊政策（见表0-11）。

2．西部地区提高教育对就业的贡献度的路径选择

（1）优化高等院校教育产品结构，增强专业与经济发展的契合度。西部地区已经出现大学生就业难的情况，其实是供需不匹配的问题，具体来说是大学教育与市场需求脱节，特别是围绕经济前沿的教育没法满足经济发展新需要。要坚持学校教育与以市场为导向的知识机制有机结合，扩大劳动力市场对教育结构的引导和制约作用。在知识体系、能力结构和知识意识等方面转变人才培养模式，加强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重视对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将大学教育与各专业的社会实践紧密结合，有效解决大学教育与实际工作脱节的问题。调整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使高等教育在层次上符合西部地区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整合区域内高等教育的科类结构，依据西部地区人才需求实际，推动农林、医学、师范等类别的人才优先发展；优化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使其同区域人才需求相适应，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最大限度地促进西部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改革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对市场的人才需求进行合理的科学的预见，进而在专业设置上进行合理的调整。

（2）加强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毕业生质量。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和实践性特点，决定了职业学校的专业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业能力。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提高职业学校教育教学质量，办出职业特色的需要，也是培养高素质的技术实用性人才的根本保证。一是加强培训，围绕专业理论知识、专业职业技能、职业教育教学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职业指导和创业教育能力，着力提高教师的双师素质。二是拓宽“双师型”师资渠道，努力改善师资队伍结构，制定有关政策引进行业企业或东部高校既有工作实践经验，又有扎实理论基础的高级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到学校任教，以适应专业变化的要求。还可以吸收一些知名专家担任客座教授、兼职教师，提高“双师型”教师的比例、优化高职院校教师队伍结构。三是校企合作，共同培养“双师型”教师队伍，充分利用产学合作的契机，直接从生产一线获取先进的技术与管理经验，为实现教学目标打下良好的基础，为企事业单位培养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3）强化创新创业教育，有效增加就业岗位。培养创业精神和鼓励创业是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的有效途径，不仅可以实现毕业生更高质量就业，同时可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一是坚持把创新创业教育提升到学校发展战略的高度，有效提升西部地区高校的创新创业水平。二是积极构建学生创新能力提升体系，基本形成教育、训练、实践三位一体的创新创业实践教育模式。三是努力搭建全链条创新创业实践孵化平台，促进创新创业实践和成果转化。四是大力引导学生基于创新的创业，通过资金扶持、政策推动，营造有利于学生创新创业的环境，有效拓展创业空间，提高创业质量。

三、从“一带一路”建设看西部地区教育发展

教育是西部地区依托地理区位优势及特色人文资源优势，跨越经济及产业弱势，有效对接“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领域。为深入对接“一带一路”倡议，充分释放教育在国家对外开放战略中的重要作用，谋求与沿线国家教育发展最佳契合点和教育合作最大公约数，2016年7月，教育部牵头制定了《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致力于加快构建“一带一路”教育共同体，形成平等、包容、互惠、活跃的教育合作态势。“一带一路”建设将我国西部地区推向了对外开放的前沿，成为中国面向南亚、中亚、西亚和欧洲开放的重要门户。西部教育发展应站位国家大战略，积极对接沿线国家及区域发展需求，发挥教育在人文交流中的基础性作用，发挥教育外交的特殊功能，加快推进教育开放合作以及人才培养，在有效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同时，实现西部地区自身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教育发展新突破。

（一）发挥教育在人文交流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带一路”沿线覆盖东亚、西亚、南亚、中亚、东盟、独联体、中东欧等区域的65个国家及其他辐射区域，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不一、历史文化不同、宗教信仰各异、政治体制多样、地缘政治复杂，“五通”的实现，首先是“民心相通”“民心相同”的实现，关键在教育，即发挥教育在人文交流中的基础性作用。

1.“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制约因素分析

一是人文交流人才的匮乏。人才培养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基础，现实情况却不理想。国内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研究，无论是国家制度、典章规范、语言文化以及宗教信仰、社会风俗、礼仪民俗等诸多领域，都存在程度不同的缺失情况；语言和文化内涵的研究相互剥离，分散在不同的学校、不同的专业。以上现状导致了跨文化沟通人才的匮乏，比如，我国掌握东盟国家语言并了解当地民俗文化的人才较为稀缺，同样东盟各国精通掌握汉语并谙熟中国情况的人才也不多。“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困难之一，就是小语种高端人才的匮乏。“一带一路”沿线覆盖区域的官方语言数量超过40种。而我国2010年至2013年高校外语专业招生的语种只覆盖其中20种，且在读学生人数偏少，在已招生的20个小语种中，有11个语种的在读学生人数不足100人，其中波斯语、土耳其语和斯瓦希里语3个语种在50人到100人之间，其他8个语种均不足50人。例如与一些独联体国家的交往，我们都还是依靠俄语来进行，而这与其官方语言和文化传统往往是不一样的，甚至是格格不入的。与马来语系的国家交往也同样，往往用的都是英语，对马来语知之甚少。

二是地缘政治因素存在的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合作伙伴中，许多是正处于社会和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的发展中国家，它们在安全和发展方面普遍存在不确定性矛盾，其中地处中东、中亚以及南亚这一“战略不稳定弧”的国家尤其如此。由此带来的政治风险和经济风险值得我国高度重视。“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中，特别是东南亚国家，与我国在南海领土争端等问题上还存在许多分歧；美国在“重返亚太”战略下与东南亚国家经济、军事、政治关系密切，“围堵”中国，存在较大的隐忧。介于上述这些因素，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很容易被误读为霸权战略或是转移过剩产能的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加上长期存在的恐怖主义、分离主义和极端主义威胁，亟须通过教育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民众传播中国真正的声音，讲好中国的故事，以摒弃各类不安全不稳定的因素，实现合作共赢。

三是国家（地区）间的文化认同存在较大差异。“一带一路”沿线存在着语言、历史、文化、宗教、制度、族群等各方面的深层隔阂，相伴相生的民众思维方式和文化认同的差异性，给沿线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在宗教差异上，沿线国家各地信仰差异较大，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等各种宗教在各地区中都有分布，特别是中东国家，宗教冲突频发，对于宗教问题较为敏感；在意识形态差异上，沿线国家因为历史文化差异、国情差异，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方面也大相径庭，各地能否超越不同价值观追寻共同的理想面临挑战。

2．教育在人文交流中的基础性作用

“一带一路”人文交流包括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媒体、青年等相关领域，教育是人文交流的重要载体，是培育人文修养、传承人文精神和人民力量的重要途径。从我国目前开展的人文交流的实践来看，与文化、体育、旅游等交流形式比较起来，教育领域的人文交流不论从形式、内容和影响来讲，都是效果最突出和最明显的。教育是人文交流的一个重要领域，又是推动其他形式的人文交流的关键基础，既具备人文交流属性，又具有推动人文交流的功能。教育在人文交流中的基础性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语言教育；二是文化教育。

一是加快推进“一带一路”小语种教育。语言不通则人心难通，推进“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语言人才的培养不容忽视。应尽快从国家层面上制定详细规划，统筹部署，抓紧着手深入开展调研，确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使用语种的数量及未来可能需求的各个语种人数，做出相应招生计划和人才培养实施方案。出台政策鼓励有条件的高校外语院系及地方外语学校设置或扩大小语种专业及招生人数，加强小语种师资队伍建设。针对可能有很多学生不愿选学小语种专业而导致招生难的问题，可借鉴师范院校招生模式，对报考小语种专业的学生给予一定的学费减免及其他特殊补贴，鼓励和引导学生报考小语种专业。支持自主开发语音类型的学习课程和跨国家地区的在线教学服务，解决语言人才匮乏带来的沟通不便。加快建立具有地域特色的语言服务市场，更加高效地调配区域内的语言人才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二是加快推进“一带一路”文化认同教育。“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顺利推进不仅急需大量通晓沿线国家语言的人才，同时也亟须培养一批熟知当地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国情的专门人才。在培养各类了解其他国家历史和文化“外国通”的同时，也要协助有关国家培养更多的“中国通”。在这一过程中，一要注重发挥“一带一路”潜在市场对人才需求的引导作用，激发这些国家政府和民间的内生动力，使学习、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成为其自然需求和自身愿望；二要侧重在当地既有平台上开展中国语言文化的推广，例如，在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居住着许多华侨华人，由他们兴办的华文学校历史悠久、分布广泛，在校学生中既有大量华裔青少年，又有许多非华裔学生，是培养跨文化人才的理想之所。另外，通过实施“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等政策措施，派出优秀青年学子赴海外高水平大学留学深造，宣传中华文化，最大限度地展示当代中国文化和软实力，在我国与国外普通民众间架起沟通的桥梁。

（二）积极发挥教育外交的特殊功能

教育在“一带一路”倡议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发挥着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的作用。教育外交是政治外交、商务外交、文化外交外，有效增进两国文化理解的公共外交方式之一。教育外交通过文化交流、思想传播等形式为国家的公共外交做出了特殊贡献，对世界民族文化融合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1．教育外交的特殊功能与主要途径

（1）教育外交的特殊功能。首先，教育外交有利于推进沿线不同文明的传播、交融和共享。丝路沿线文明璀璨、文化繁荣、历史遗迹众多，由于各类政治、历史的原因，很多文明正在消退、文化正在隐没、遗迹正在衰败，依托教育可以有效唤起沿线民众对于各类人类文明的保护传承意识，推进保护共同体建设，实现沿线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其次，教育外交有利于夯实合作的民意基础。教育外交相较于其他外交形式，是一种可以超越文化障碍，奠定民意基础的有效途径，可以深化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非政治和非经济关系方面的互相了解和互信，使得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关系有更加深厚的社会和人文根基。最后，教育外交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通过教育外交，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打破各种中国威胁论，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同周边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相关联，增强命运共同体意识，促进世界和平发展。

（2）教育外交的主要途径。我国目前存在的教育外交途径主要有留学生教育、孔子学院、语言文化中心、国际学术交流等几种模式。留学生教育是教育外交中成效最显著的项目，按照规划，到2020年，我国将成为亚洲最大的国际学生流动目的地国家，外国留学生数量达到50万，这些留学生将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民间大使”。孔子学院推广汉语国际化是开展教育外交的重要载体，为传播中华文明提供了实体依托。在其他方面，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中国教育外交的形式和内容也在不断拓展，如共建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等各类科技平台，合作开展重大科技攻关，共同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特别是在科研合作上，已经进行了很多载体探索，新疆着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科教中心，向中亚、南亚、西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开放。

2．教育外交的特殊功能

（1）积极创新教育外交形式。除留学生教育、孔子学院、“丝路工匠学院”、国际学术交流、科研合作等方面的传统教育外交外，还应进一步探索创新教育外交形式，从而充分发挥教育外交的特殊功能。例如，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教育外交”新模式上的探索，走出了一条以教育交流为契机，以品牌形象为先锋的切实可行的道路。依托这个品牌，中国高校更快地走向了世界舞台，中国的教育产业得以更快速的发展，东盟十国相互之间以及与中国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显著增强。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已吸引来自中国及东盟国家的参会者近万人，参会学校及教育机构1800余所，成功签署794份教育合作协议或合作备忘录。“交流周”作为一个对外宣传的品牌，实现了短期内塑造良好形象，展示大国风采的外交目标，有力地展示了民间外交、公共外交的优势。鼓励中阿合作论坛等现有平台，借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教育外交经验，积极探索创新教育外交形式。孔子学院是当前我国对外教育“走出去”的重要平台，在此基础上，需要同步推进“丝路工匠学院”的建设，通过在全球范围内建立孔子学院和“丝路工匠学院”，一文一工，两翼齐飞，扩大国际教育交流的深度、广度和受益度。

（2）不断丰富教育外交主体。有序引导西部各省（区、市）结合自身地理区位优势和资源优势，以“教育”为主题，积极与沿线国家建立“友好省州”“姊妹城市”关系，共同探讨教育发展之路，推动优质教育资源共享，推进双方教育发展。支持西部中小学广泛开展师生交流、教师培训、丝路文化认同教育等，特别要将丝路文化遗产保护纳入沿线各国中小学教育课程体系，强化丝路文化认同感。支持西部高等院校依托学科优势专业，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产学研用结合的国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国际技术转移中心，共同应对经济发展、资源利用、生态保护等沿线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与机遇。举办沿线国家校长论坛，推进学校间开展多层次多领域的务实合作。

（三）稳步推进教育开放合作

教育开放合作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建教育共同体的主要方式，中国必须秉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理念，积极发挥自身在推进沿线各国教育开放合作中的关键作用，引导各国共同探索教育开放合作机制与模式创新，增进教育开放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提升教育开放合作的质量和效益。

1.“一带一路”教育开放合作现状整体判断

（1）“一带一路”教育开放合作的举措与成效。一是加快推进“双向”留学。包括鼓励中国学生前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来中国留学。据统计，“截至2016年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华留学生就达20多万人；2012年以来，我国共有35万多人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留学，仅2016年就有7.5万人，比2012年增长了38.6%”。二是合作办学取得新突破。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是西部地区教育对外开放的重要路径，也是开展“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培训的重要方式。如陕西2016年与俄罗斯高校合作，分别成立了渭南师范学院莫斯科艺术学院、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中俄交通学院，未来还将开展与西班牙、埃及等国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2013年，云南财经大学与泰国兰实大学合作创办曼谷商学院，成为我国第一所在泰国开办的学历学位教育机构。三是打造重要平台及品牌活动。教育部“根据国家确定的‘一带一路’节点省（区）战略定位，确定与部分省（区）开展重点合作，以分批签署共建合作协议方式，搭建省（区）部‘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合作推进平台”，先后与甘肃、宁夏、福建、贵州、云南、海南、新疆、广西等8省（区）签署了合作备忘录。目前，已经形成了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教育部长圆桌会议、大学校长论坛等重要平台，尤其是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已经成为常态化项目，2008年以来，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在贵州连续举办10届，已成为中国与东盟国家人文交流的主要平台之一。四是相关战略合作体系初步建立。“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同沿线国家先后签署了不同层次的合作条约、关系协定、联合声明，为以“教育”为主题的人文交流提供了合作保障。目前，“一带一路”沿线与国内学历互认的国家包括中东欧8国、东南亚5国、中亚5国、独联体3国、南亚1国、东亚1国、北非1国。此外，学校间战略合作也不断推进，例如欧洲学院与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四川大学三所中国著名高校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协议，进一步拓展了中欧关系的研究，增进了欧中之间的理解和互信。

（2）“一带一路”教育开放合作中存在的不足。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推进，中国同沿线国家的教育交流与合作逐渐增多，但就整体而言，仍存在规模小、合作形式单一、投入不足等问题。从参与主体上看，主要以政府层面的教育考察、互访为主，高校间合作规模不大，企业及民间组织间的合作甚少；从合作内容上看，以人文类语言学习为主，自然科学类科研合作、专业知识学习及高层次人才培养份额不大。具体来说，主要有三点：一是特色不鲜明。西部地区地域辽阔，拥有我国最长的陆地边境线，通过路海要道与东北亚、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相连；区域内部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特色明显，而在实际教育的开放合作中，西部特色并没有充分显现出来。二是地区间发展不平衡。据统计，我国西部地区各省（区、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办学机构数量还是不多，合作国家以周边发展中国家为主；赴境外开展正规学历教育的只有一所云南财经大学曼谷商学院，培养层次为学士和硕士两个层次。与我国东部地区开展的涉外办学相比，西部地区薄弱很多，这与推动西部地区开展涉外办学的实际要求明显不足。三是缺失相关政策法规。各国教育体制的差异使得合作双方在课程、学分、学历以及资格互认等方面存在诸多障碍，急需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统一规划。尤其是在境外办学方面，我国高校开展境外办学的时间不长，经验不足，急需国家层面的战略部署和统一规划。

2.“一带一路”教育开放合作对策与建议

（1）构建特色鲜明的开放合作格局。在国家和地方政府层面需进一步根据教育对外开放的实际需求，平衡不同类型、不同区域的对外开放实践，分层分类、布局重点，有序推进教育对外开放。在广西，发挥与东盟国家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推进与东盟的教育合作。在云南，发挥区位优势和人文优势，积极打造面向孟中印缅的教育辐射中心。发挥新疆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作用，深化与中亚、西亚、南亚等国家在教育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形成丝绸之路文化科教中心。发挥陕西、甘肃综合经济文化和宁夏、青海民族文化优势，推进穆斯林文化交流和教育合作的开展。立足内蒙古、北疆，辐射蒙俄，全面加强同蒙古和俄罗斯等国家在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2）培育教育开放合作参与力量。一是先行先试，充分调动地方积极性。在国家总体外交政策的指引下，支持中西部省（区、市）制定有关规划，依托地理区位优势和人文资源优势，率先开展教育开放合作，发挥开放桥头堡作用，引领教育开放合作。二是发挥高校主体性，增强校际开放合作。切实发挥高校在教育开放合作中的主体性地位，立足学校特色和区域特色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求，集中优势资源，做强与“一带一路”倡议密切相关的特色学科，扩大留学规模，深化科研合作、丰富学术交流等，打造一批具有民族特色的教育合作交流项目。三是整合资源，调动民间资本积极性。发挥企业实践载体作用，以产业合作相关布局、项目建设作为合作办学的着力点和方向，推进产教融合性的教育合作，增强教育开放合作与沿线产业发展的契合度。

（3）打造独具特色的对外合作项目。西部地区涉外办学规模小、层次结构与理想状态相距较远，办学基础和能力总体上与东部地区具有一定的差距，对外办学竞争优势不明显。但是，西部各省（区、市）天然的区位特点和人文、自然资源亦是其他国家和地区所不具备的独特优势。西部地区特色历史文化和自然资源是我国教育对外开放的瑰宝，与沿线国家互补性强，是西部地区各高校特色课程开发与优势专业建设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所以，西部地区教育开放合作的着力点在于将地方的特色资源转化为多元的教育资源。通过深入挖掘地方特色，建立相应的激励机制，激发院校活力，鼓励各高校积极参与，打造特色优质教育对外合作项目。

（四）加快人才培养培训，有效助推“一带一路”建设

国际化人才是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关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的教育必须要面向国家对外开放的需要，紧密结合“一带一路”倡议推进，深刻研判丝路人才需要，充分调动各类资源，从教育供给侧改革的角度，改革人才培养方案、机制以及模式，以有效实现面向国际的人才供给。

1.“一带一路”人才供需现状分析

（1）人才需求端分析。“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要与丝路沿线国家实现“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五通”涉及工程建设、货物交易、产业联动、资金融通、金融改革、人文交流等各个领域，每一个领域的“通”都需要人才来联通，都需要人才来拓宽合作范围、提高交流水平，这就对人才的多元化和专业化提出了较高要求，人才需求的广度和深度由此可见。对于“一带一路”人才需求侧的分析，目前是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研究的课题，《“一带一路”战略的人才支撑与教育路径》一文认为，“一带一路”愿景与目标的实现离不开创新创业人才、国际组织人才、非通用语言人才、华人华侨人才、海外高端人才以及急需领域专业人才等各类人才的支撑和保障。《中国教育报》的文章《“一带一路”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认为，“一带一路”急需跨文化人才、政治法律人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人才、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另外还有一些研究者，针对某一领域的人才供需做了详细分析。可见，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人才因素将成为关键。

（2）人才供给端分析。“一带一路”深刻地改变着世界和中国发展格局，也给予了中国人才体系一次意味深远的考试，而中国目前所具有的人才结构远远不能满足或者适应“一带一路”人才所需。一是在供给数量上与需求存在严重的失衡。数据显示：中国近年来已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培养各类人才10万余名，涉及交通、钢铁、教育、电力、农业、医疗、金融等领域。尽管如此，人才数量远远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倡议推进的需求，以翻译人才为例，目前我国拥有正式翻译在岗人员约6万人，根据目前经济与市场的发展，市场对于翻译的需求约50万人，翻译人才缺口90%，人才数量短缺显而易见。二是在供给质量上与需求存在严重的不匹配。主要表现为原有人才结构不能适应“一带一路”对人才的需求，专业人才短缺，复合型人才短缺更甚。同时表现为现有培养模式不能适应“一带一路”对人才的需求，高校是培养国际化人才的主要阵地，目前高校培养模式改革滞后，课程设置、教师结构以及教学理念远不能适应国家化人才所需。

2.“一带一路”人才培养对策与建议

（1）改革创新既有人才培养规划。紧密结合“一带一路”人才需求及西部自身特色，完善人才培养机构，创新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人才培养模式，以培养各类急需领域专业人才以及复合型国际人才为重点，加快形成与“一带一路”人才需求相适应的科研、教学、实践体系。加强政府、院校与民间机构之间的协作，转变人才培养理念、明确培养目标，改革创新既有人才培养规划，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有效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2）拓宽“一带一路”人才培养渠道。一是实施双向留学工程。建立一个与“一带一路”倡议相适应的留学生教育政策规划，为留学教育发展提供更加全面的政策支持。鼓励出国留学和海外实践，制定优惠政策，大力发展留学教育。二是开展对外合作办学。继续扩大孔子学院办学规模、丰富办学模式；探索建立并加快推进“丝路工匠学院”建设；国家还需适度增加教育资金投入，扶持境外办学项目。三是成立“丝绸之路大学联盟”。建设联盟学校成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教育交流与合作的桥梁和纽带。通过联盟的方式，聚合优质教育资源，探索不同类型大学的合作和不同学科的整合，建立跨专业、跨学校、跨区域、跨国家的人才教育平台，以培养满足“一带一路”倡议推进过程中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行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共同推进中国与沿线各国的教育合作。四是更新现有西部人才工程。紧密结合“一带一路”人才需求，创新西部地区现有的如“西部之光”等人才计划项目，使其人才培养方式和内容与沿线人才需求相适应，在推进西部发展的同时，助力于沿线经济发展。

（3）完善国际化人才培养机制。加快建立包括专家人才库、项目库、企业数据库在内的“一带一路”人才信息库，及时了解掌握国际人力资源和企业发展动态。结合西部产业特色和丝路产业发展需求，探索建立丝路产业课程开发机制，共同推进人才培养模式不断改革创新。联合探索课程互认、学分互认、学历互认、资格互认，建立开放互通的教育合作机制，构建教育发展共同体，推进各国人力资本的跨区域配置与流动。在人才培养机制上，主动对社会开放，探索政府、院校与民间机构为主体的多元供给模式，提升人才供给效率与效果，实现国际化人才的有效供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