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医大毕业从事临床医学以来，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我，达十余年之久。即:中华民族诞生之初，我们的古人是如何治病的?如果时空倒退四千年，作为一名大夫我将有何作为?我又能用什么方法给患者诊治?首先有一点我可以肯定，那就是当初的古人也会生病，也需要大夫，同样也需要治疗，因为中华民族要繁衍生息就不可避免地要与疾病进行斗争。设想当时我们人类在居住环境简陋、生活条件低劣、食物药品稀少的情况下，他们又是如何除疾祛苦的呢?那时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有先进的医疗器械和设备，有琳琅满目的中药种类和制剂，同样也不会有精致的针灸和火罐产品，但古人居然用他们的方法治好了疾病，使中华民族在天地之间得以生存，并且不断发展壮大，这不能不归功于最初的、原始的大夫们。他们是用什么方法使人们的生命得以延缓，使疾病得以消除?我百思不得其解……

四千年前的大夫 (我们暂且这样称呼)居然能用极其简陋的设备、极其匮乏的药材、最原始的治疗方法保证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繁衍，真乃“医坛高手”也!因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然，时光流逝数千年，我们却很难寻觅到古人的治疗方法，探索不出前人的疗疾真谛，这让我们深思:我们的中医是进步还是倒退?在先进的医疗设备堆满医院的时候，在目不暇接的中西药充斥市场的今天，在西方医学思维和技术大举进入我国和占领世界的时期，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的中医怎么了?

难道有几千年文化底蕴的中医不合时宜了?还是我们这些炎黄子孙的脑子落后了?是中医跟不上时代，应该退出历史舞台了?还是我们这些后代们急功近利，把老祖宗流传下来的瑰宝没有传承下来?这个责任由谁来负?是我们的祖先，还是我们这些后人?

带着这些疑问，我踏上了研究原始古人治疗疾病的方法和他们的医疗思维的道路。这是一条不归路，只有将振兴中医的历史使命为己任的人才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我要探索和证实中医的治疗精髓;我要“正本清源，还中医本来面目”;我要用自己的医术向世人展示中医的伟大之处。这是我创立“齐氏实用易医学”的初衷!

在十余年的研究实践中，我的“实用易医学”已初见端倪，诸多治疗方法在临床疗效中得到证实。最关键的是，我发现现在所谓的中医与古人的原始中医相去甚远，真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为了将现在的中医与我研究的原始中医相区别，我暂且将其命名为“易医学”。又为了不和现在社会上流行的“医易学”、“易医学”等一系列书籍混淆，故特别将我的研究发明称之为“齐氏实用易医学”。

“齐氏实用易医学”是一个系列，目前包涵齐氏实用易医基础学、本草学、方剂学、针刺学、诊断学、治疗学、环境学、养生学等八个方面。每个方面又有自己的系列，比如，我们今天出版的《脐针入门》一书，就是“齐氏实用易医学”里的一部分。相继还有《脐诊图谱》、《脐针临证参考》等著作陆续出版，与有缘者相见并共同分享。

在“齐氏实用易医学”系列里，为什么先出版《脐针》一书?第一，“易医脐针”是我研究“齐氏实用易医学”的入手，是一个6切入点。第二，我于“易医脐针”已倾注了十余年的心血。在这本书里，我尽可能地将中医、西医和易医融合在一起，以便让不同学历、不同医种、不同水平、不同年龄的学员都能接受和认同。第三，“易医脐针”是“齐氏实用易医学”的入门之法，只要学好了“易医脐针”，对书中的内容和思维方式有一个大概的了解，就可为自己今后进一步学习“齐氏实用易医学”系列内容打下一个好基础。虽然“齐氏实用易医基础学”也是整个易医系列的基础，但相比之下“易医脐针”介绍的内容更简便，且更具操作性，可以将易经的深奥理论直接通过脐针转化为直观的临床疗效，从而验证易经理论的伟大和实用。第四，“易医脐针”在临床上更加体现了“齐氏实用易医学”坚持的四大原则:实用、简便、快速、高效。一般来讲，只要通过三天系统学习，就能基本掌握，真可谓是快速培养医学人才的好方法。

探索和研究“易医学”对我这样一名多年来一直从事西医外科工作的医师来说是十分困难的，是什么原因使我的热情一直未减，持续不断地“上下而求索”?因为我坚信:

近年来，医学界对中医的发展现状开始了反思，不少人认为中医已生存了几千年，其理论和治疗都已不适应现代社会，甚至可以说是格格不入，理应退出历史舞台;还有一些人，不但将中医扭曲，打成“伪科学”，甚至否定中医乃至否定整个中国传统文化，认为社会不良现象以及他们不顺的人生处境都是由中国文化所造成的。更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人往往身处要职，影响巨大，不仅仅是影响一代人，还将造成中国文化的断层。我十分疑惑，这些有影响的中国人，不仅不为振兴中国文化出力，还处处以扼杀中华文明为快事，那为什么还要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为什么还做中国人?

古人云:“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这块土地养育了生生不息的中国人，也传承了与西方不同的东方思维。中国古文化、中国传统医学都是东方思维的产物，其中包括中国人的道德观念、社会价值、精神信仰乃至于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居住环境、人生追求、世界观等都充满了东方色彩，这就是中国，这就是中国人!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方位，不能混淆。这也是易经的原则，也是易医学的“分方归类”，是大自然的规律之一。就像人类一样，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不能混为一谈。

东方文化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将最好的东西留给子孙，许多家庭里留有“传家宝”即为实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许多人宁可冒被杀头的危险，也要把祖宗留下来的瑰宝传承下去。这种行为说明了东方思维和东方文化的影响是深入人心的;说明在中国历史长河中，东方思维的传承、东方文化的渗透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从这个理论出发，我们就应该明白我们的祖先所传承和遗留的知识、经验乃至于教训都是先人用心血凝集而成，都是我们历史、文化的瑰宝，绝不可等闲视之。可它的价值在哪里?为何时至今日我们未能充分发掘其有效价值?我个人认为，这是因为我们并未从心里真正认识及重视我们祖先所遗留的财富;并未静下心来研究和挖掘、探索和开发而已。

对于中国传统医学、传统文化的态度，首先，我们强调继承。只有老老实实地继承了，才能进一步谈创新，创新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发挥;其次，我们强调术业有专攻。评价中医的优劣只能由研究中医、传承中医的内行人来鉴别，只有他们才有资格来评论，对那些从未接触过中医、从未学习过中医的人是无权来大谈中医“不科学性”的。这种行为本身是对中医发展极端不负责的表现。

人类有一种弊病，即得到的未必珍惜，失去了才知惋惜!因为我们没有足够重视，使得世界上许多物种都已灭绝了;因为我们没有足够重视，使得中国古代的许多技艺都已失传了!我们不能再让中医重蹈覆辙，让中医败坏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这是对历史的犯罪，对中华民族的犯罪!

我国自古就有许多明智之人、有识之士一直在探讨和研究先人的治医之道，但却少有成效。原因何在?这里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他们忽略了要与先人沟通，必须置身于古人当初相类似的情境。如果我们用现代的医疗设备，用现代的药理手段去研究古人当初的治疗思维和方法，我认为是十分困难甚至无法窥探其真谛的。所以，我在探索古中医过程中一直不用任何西药、不用现代医疗设备、不用中药成药，尽量用可以随手拿来的食物，或用手法来进行治疗。在长年累月的研究探讨中，在成千上万次的临床验证里，我发现古人在治疗疾病时是有其严格的规律和治疗依据的。这个规律和依据就是古人疗疾是以天地为框架、以易经为原则，将人体的疾病置于这个框架中、这个原则里来进行治疗的。他们用的是大手笔，行的是“宇宙流”，真乃是高人圣手也!总结出古人的治疗原则和规律，我真有一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在边学习、边探索的过程中，我曾遇到过诸多困难，有时的确有“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感，但每每到此时都能咬牙挺过来。

我的研究是自己的业余之作，初时完全是利用业余时间来进行研究和实践，在这个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我利用自己的揣摩、悟性，尽可能地去思考我们先人当初治疗时的思路:为什么用此种方法来治疗?为什么出这个方子?当初他们是怎么考虑的?我要找到治疗思维的主干，也只有如此，才能明白古人之用意。我把这个主干叫做“理”，只要抓住了这个“理”，就能“纲举目张”，就能“举一反三”了。因为“理是常理，法无定法，法由心生”，要重理而轻法。

在揣摩出这个“理”之后就必须用一种“法”来验证其正确性，这也是最重要的，因为“理”必须通过“法”来进行验证，这个验证就是用临床疗效来讲话，只有疗效和“理”相符才称其为正确方法。“疗效就是硬道理”。但这个验证只有两个结局:其一是成功，其二是失败。而且在研究中常常是失败几率比成功高。在每次的验证中我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这种时候给我力量的往往是我的自愿受试的患者，是他们将自己的健康和生命交付于我，让我在他们的身上进行试验，并详细地告诉我治疗中的感受，他们已经不是我的患者，而是我的同事，是我的合作者，是我的精神支柱，也是我力量的源泉!失败的安慰来自他们，成功的祝福来自他们，在这里我感谢十几年来给我支持和帮助的受试者朋友们!

在易医脐针成功和定型之后，我在世界各地传播的同时也与当地的医师们进行交流，在此过程中我也遇到诸多被认为不治之症的疑难杂症患者，每当用我的脐针或易医方法治愈他们，或刚开始治疗取得一些疗效的时候，他们往往拉着我的手，流着泪感谢我，说我给了他们生的希望，此时此刻我也同样被激励着、被感动着。我感谢上苍给我智慧，赋予我医治疾病的能力。我感谢患者给我的肯定和认可，这也是我孜孜以求的情感动力!

自2005年4月开始与《中国针灸》杂志社合作举办“脐针疗法”学习班以来，一批又一批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在中国北京接受脐针学习，在短短的三天学习中我时时被他们感动着。我们的学员论年龄有许多人都已年过花甲，论资历有许多人都是中医的老前辈，论学历有许多人是硕士、博士，而且还有许多人拥有中西医两种学历文凭，论职称有许多人都是教授，论名望有许多人都是我还在读书时就已是医坛声名显赫的大人物，但他们为了学习一种新的知识不远千万里汇集到北京，不耻下问、虚心学习的态度令我十分感动。面对这些老前辈、老先生、老教授，还有来自全国各地、世界各国的学员，我有什么理由可以保守不教的呢?我唯有尽心尽力，倾我所能，尽我所有，将研究成果向他们展示与他们分享，让他们尽可能多地获得易医知识和脐针技术。同样，在教学的同时我也学到了许多中医绝技，这是学员赠予我的礼物，也是学员对我的信任，我十分感谢他们，我说过，“在上课讲脐针疗法时我是老师，但下了课后我们都是哥们儿!”我国中医界藏龙卧虎，在所教授的学员中，医疗水平远远高于我的大有人在，这是我的真心话，绝不是在作秀!我只不过是在讲台上说自己的经验和体会而已，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很多同学自从学了脐针后便与我结缘，脐针使我们成了“莫逆之交”。我们之间不是师徒关系，我们是朋友关系，我们是哥们儿，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那就是振兴中医!

易医脐针今天之所以能够得到普及、发展和壮大，得益于同道的支持和领导的鼓励。我在研究脐针和易医学的初期更多的只是一种兴趣、一种好奇，并没有一种伟大的理想，脐针和易医学的出山也完全是一种偶然。在这里我要感谢两个人，她们是《中国针灸》杂志社的马兰萍编辑和刘炜宏主编，如果没有她们，我想脐针和易医可能至今依然是藏在深山人不识。

记得在2002年，我的脐针已经经过十余年的探索与研究，治疗效果和理论体系都基本成形，一天一个偶然的原因我写了一篇约几百字的小文章寄给《中国针灸》杂志社，当初我并没有对发表这篇文章抱有多大希望，因为我认为文章中的易经、洛书理论可能会阻碍文章的发表。这里有两个因素，其一，当时社会上对易经还是比较敏感，其二，对杂志社是否能看懂和认同我的文章我还抱有怀疑。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杂志社收到我的文章之后，立刻由马兰萍编辑给我来了一封信，对文章中有些问题进行了咨询，并提了一些问题。当我看了来信，首先给我的感受是马编辑对易经还是颇有研究的，我们是完全可以沟通的。这样文章一经发表，虽然只是“一小块豆腐干”，但在全国针灸界这个池塘里已经泛起了阵阵漪涟。这篇文章发表后的两年里，我陆续收到全国各地同道同行的来信多达数百封之多，有的祝贺、有的鼓励、有的索要脐针资料、有的来信切磋等，使我感动!

在2003年的上半年，我又接到《中国针灸》杂志社刘炜宏主任的亲笔来信，鼓励我参加10月份在张家界举行的“全国针灸特技针法大会”，并要求我上台演示，我欣然赴会并获得了二等奖，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针灸界的大会，取得了针灸同道的认可和专家们的好评。至此，“易医脐针”真正地出山了，在神州大地与其他针法一样为人民的健康承担着自己的义务。

2004年由刘炜宏主任推荐，我作为中国针灸专家赴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参加世界针联第六次学术大会，并在会上作主题发言。我没有辜负组织和领导对我的期望，脐针疗法在大会上取得了圆满成功，会议期间就接到5个国家的邀请，为脐针走向世界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2005年，为了普及脐针弘扬中医，又是刘炜宏主任出面推荐由《中国针灸》杂志社与我合作共同举办“脐针”学习班，让更多人受惠于这一新疗法。

我感谢你们，我的中医针灸同道!我感谢你们，《中国针灸》杂志社的领导与同志们!并借此书出版之际，向关心过我、鼓励过我、支持过我的前辈王雪苔教授、邓良月教授、李维衡教授以及齐淑兰主任和已故的魏明峰先生表示深深的谢意!同时感谢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一直帮助我的美国加州同仁杨磊先生、温州二医的孙小虹女士和北京的薛志英女士!

将此书献给我最敬爱的父母——齐景民先生和常慧贞女士。献给我最亲爱的妻子——董志航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