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

若一个木匠想把6块木板切成同一长度，他不会丈量、标记每一块木板，再小心翼翼地用锯子沿着每一块板上的线锯开。他一定会制作一个夹具。夹具就是一种可指导重复性行为的装置或程序，通过控制环境，使行为顺利进行，并且不费脑力。如果是在施工现场而不是在工作室内，木匠会利用手头的任何物件来制作夹具，可能通过将新砌起的煤渣砖墙整齐的边缘抵住每一块木板，把木板并排放在锯木架上。然后测量第一块和最后一块，点出切割线，再将一块笔直的夹板沿着线钉在上面，使其穿过整排木板，作为切割时的参照物。接下来，只要沿着夹板边缘推锯，6块木板的长度便一样了。

夹具的使用减少了环境造成的自由度，使过程更加稳定，并且减少了记忆和肌肉控制上的负担。夹具的概念可以延伸至手工制造领域之外。大卫·基尔希（David Kirsh）在其经典文章《空间的智能使用》（The Intelligent Use of Space）中指出，夹具是实践者经常使用的工具，如果我们也使用夹具，我们可以对环境进行“信息化”加工。

一个调酒师从服务员那里接到酒单：一杯伏特加加苏打、一杯精选红酒、一杯马提尼和一杯莫吉托。调酒师会怎么做？他会将四种酒所需要的四种不同酒杯排成一排，这样就不需要再记住酒的名字。如果在调制第一张酒单时又有顾客下单，他就继续把杯子摆好。如此一来，下单顺序和单子内容都能通过空间放置呈现，尽可一览无余。而且都摆在眼前，而非在他头脑之中。人的脑容量是有限的，因而这种做法值得嘉许。

假设有一个上早班的快餐店厨师。他在享用完自己的咖啡后，早晨的第一张订单就来了：香肠、洋葱、蘑菇煎蛋卷配小麦吐司。厨师将切好的香肠放在锅旁，把洋葱放在香肠旁，接下来摆着的是面包，最远的是蘑菇。材料摆放的空间顺序和烹饪它们的时间顺序一致：锅热了以后，香肠溢出的油脂可以用来炒洋葱，洋葱的煎炸时间相较蘑菇要长。他把面包放在洋葱和蘑菇之间，以提醒自己何时开始烤面包，面包烤好之时恰好煎蛋卷正要出锅。下一步出锅的是什么就要看火候如何了。他轮班时火一般都调在同一挡，这是他在长期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套自己的烹饪规律。煎蛋卷的声音和香味提醒他该把火关小，然而他会将平底锅移开，在边上放一会儿而不会把火关小，这可能正好是他找滤器的时间。这样，火的热度通过空间编码进入了环境之中，可以通过余光观察到。这里也有时间维度，时间变成了在厨房里忙碌时身体节奏的一部分。他不需要弯腰去看火苗，也不需要转动旋钮调整火候。他煎蛋卷时的脑力工作得以减少，而且具体呈现在实体空间的安排上。

基尔希发现实践者会不断重新安排物件，使得以下活动更便捷：（1）对任务进行跟踪；（2）想出、记住或注意到能提示下一步行动的特征；（3）预测行为的效果。他观察到，厨师会将刀或其他器具放置在接下来要使用的食材旁，有经验的厨师一看便知需要依靠有意识的分析过程来完成记忆。而通常没经验的新手厨师在操作过程中会犹豫不决，费时思索。专业人士懂得化繁为简，他们会部分加工或信息化重组周遭环境。¹

一块具体的夹具降低了人们必须应对的物理空间自由度。通过在环境中置入吸引注意力的物件，比如把刀留在某处；或者将环境变为有利于将注意力从某处移开，如节食者会把某些食物摆放在目光不可及之处，人们就可以信息化地加工周遭环境来控制自己的精神自由度。最终的结果就是要保持各个行为按部就班，根据特定指导目标，合理掌控自己的注意力。这样做利于人们对环境做出相应的调整，而且事实上这是技能活动从事者习以为常之事。一旦我们足以胜任一项技能，我们通常不会再依靠集中注意力和管理自我的能力，这些高端的“执行”功能是极易被损耗殆尽的。相反，为了最低限度地利用这些珍贵的脑力资源，并达成目标，我们会寻找利用环境信息的各种途径。

可以说，高水平发挥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绝佳位置。当我们看到一个厨师完成一整套流程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栖居于厨房中的人，厨房这个行动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已经成为他自我的延伸。

餐馆的订单不断增加，且订单上的菜品多有重复，由于厨房内的可用工作空间非常有限，因此不能一张一张订单分开处理，也不能按照既定的时间顺序来摆放食材。对一个偶然的观察者而言，这看起来似乎是杂乱无章的，而且厨师必然会即兴发挥，因为他制作菜品的顺序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是按照接单顺序，还是合并一模一样的订单以求高效，还是类似订单同时处理，又或者按照食物的不同烹制时间顺序处理订单，再或者同一单食物同时完成，以保证每一道菜都保持美味和热度。

可能新来的助理厨师昨晚把青椒切得太厚了，导致烹调时间变长了。对厨师而言，他全神贯注于大火爆炒的排骨，这个小插曲对他不会有什么影响，只会稍稍延长青椒的烹饪时间。在这段延长的时间里，他可能会趁机踮脚转个圈，跳一小段电影《机械公敌》（I，Robot）里的舞蹈。也许在把青椒煮熟需要的额外45秒钟内，刚好能煎个蛋。“我是一台机器！”他让餐厅的服务员了解这一点。生意越繁忙，他就越多地处于“开机”忙碌的状态。

这种情况或许不会出现在按键式操作的麦当劳厨房，那里所有的食物都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在这种情境下，夹具的功能是非常精细的，而且是由发明者之外的其他人来进行严格操作的。流水线的意义在于，用非技术型工人就可以完成的程序化工作来取代原有的技术性工作。20世纪早期，流水线出现后有了这样一句话：便宜工人用贵夹具，贵工人只要有工具箱就够了。

在一项技能实践中，夹具处在坚持流水线和理想化自治这两个极端情况之间。自由与制度的较量，在技能实践中显而易见。在这种较量中，我们可以了解人类能动性的重要一面。

我所描绘的这类厨房，可以视作一个注意力生态系统，及时为顾客提供食物的外部需求导致了一种松散的组织结构。在这其中，厨房人员自己建立了内部流畅、适用的行为顺序。在行动过程中，他们依靠不同的夹具使其注意力得到合理分配。

这与认知科学中正在发生的一项转变一致，即人类是具有“延展”认知或“嵌入式”认知的。目前，这个说法仍有争议。意识延展论领军人物安迪·克拉克（Andy Clark）提到过：“高级认知关键取决于我们分散推理的能力，即通过复杂结构结合已有知识和实用智慧，将脑力置于语言、社会、政治和制度约束的复杂网络之中，以此减少个体脑力的负担。”²上述约束即可被称为“文化夹具”。

举一个环境如何决定“高级认知”的典型例子：做算术。心算18×12并不难，比如18×10=180，18×2=36，36+180=216。我们可以把复杂问题化为几个简单问题，最后再进行重组。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的“工作记忆”每次可以同时应付3～5项任务，但对大多数人而言也仅限于此。这是认知科学中较为可靠的一项发现。³如果要求一个人心算356×911，这需要同时处理多项任务，就变得颇具挑战，那我们会怎么做？我们会依靠纸笔。

借由这种权宜之计，我们的智能得以大幅提升：长除法、代数、计算建筑构件的承重、造宇宙飞船。有些读者可能会有这样的经历，手里没有笔或者电脑没打开就无法思考。对此有很多的比喻：我们将部分思考“卸载”到周边环境中，或者我们吸收外界事物的方式就像外科修复术一样。重点是，若想理解人类认知，就不应只关注脑壳里面发生了什么，因为我们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是以环境为“支架”的，包括技术和文化实践，这是我们认知系统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⁴

这种论点同样适用于道德能力吗？我们已经认识到，精神集中时纯粹的认知能力与自我调节中的道德能力之间并非界限分明。让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来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提取出我们面对公共政策领域的争议时所采取的态度，然后用在特定环境中的自我，来看看有什么有趣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