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具出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繁荣使主张变革的“左派”对经济失去了兴趣，将重点从劳工转向更大范围的解放计划，通过揭露和怀疑各种形式的文化权威来实现这一点。回顾过去，这似乎是在为一项新权利扫除障碍，这种权利仍然致力于达成没有自我负担的理想状态，即成为理想化的自由市场行动者。只有在公共空间内扫除不良的扭曲影响，我们的自由才能通过放松管制得以实现。

道德权威机构几乎都没能在“左派”的批判中幸免于难，父母、老师和选举产生的官员，几乎没有什么值得拥护的。人们在缄默中环顾四周，左顾右盼，最终发现共同之处：我们达成了新自由主义共识，同意让市场静静溶解掉自然选择者面对的所有障碍。

另一种解读方式就是，“左派”的解放计划引导我们拆除了一路传承下来的文化夹具，尽管它们曾经为个人生活带来过某种或好或坏的连贯性。但由此造成的文化权威的真空已经被人伺机用注意力设计填满，由“具有选择权的建筑师”费尽心力安装植入。这样做通常是因为有利可图。

在左右双方释放自由、消除管制的共同努力下，自我管理的压力更大了。⁷人们现在更胖了、债务更多了、离婚率更高了，由此不难看出人们对这种压力的承受能力如何。

这种影响分布不均。若想成为身材苗条纤细、经济上有偿付能力的中产阶级，并且保持这种身份地位，就必须学会自律。这种自律通常来自家庭的谆谆教诲。两个自律的成年人相识于研究生院，然后结婚，再将自律传承给下一代。但有条件的人也会利用他们可以获得的外部支撑，比如租用夹具。

对此，我曾有过亲身体验。我有七八年没填过税务申报表，不是故意避税，只是因为一想到要面对一堆费解的纳税证明，我就觉得自己会崩溃。也是因为自己的粗心，我一直没有做记录。然而我担心自己因此锒铛入狱，所以最终选择直面难题，通过巨大的努力和美国国家税务局一起处理好了这件事。

我现在的经济条件比那时候好，所以我雇了一个会计。我把守法纳税的重任完全托付给了她。这个重任不仅是理解上的重任，还有法律上要赶在截止日期以前缴纳税款的重任。我付她薪水让她来催促我，每个季度都到她办公室一趟，签一些我几乎一眼都不会看的文件。我太喜欢这种安排了。

重点在于花钱雇了会计，我就不会受牢狱之苦了。我们需要遵守的要求异常复杂，注意力分散的机会又如此之多，最终造成在过度刺激之下选择躺在沙发上逃避一切。如果你曾经在市法院等着面对法官，你会听到其他人的哀叹，“未能出庭”是那里最常听到的话。

我们都知道，当设备“设定”了我们的时候，生活很容易脱离正轨，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有条件的人会尽其所能为孩子设定好一生。我在一家考前辅导机构工作过6个月，指导学生准备美国大学入学考试（SAT）和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我几乎不提供任何智力知识，只有一些可以写在索引卡上的应试技巧而已。但是课堂和辅导提供了一种制度环境，逼迫学生出勤、做练习。好处可能主要就在于通过租用夹具减轻了学生自我管理的负担，也同时减轻了父母管束孩子的负担。父母权威就是美国20世纪60年代反主流文化的主要攻击目标。现在父母希望成为孩子的伙伴，因此把管束孩子的责任转嫁给更容易与孩子打成一片的人。管束孩子是婚姻中最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也是夫妻之间矛盾不断的源头。尤其当离婚的法律或文化阻力特别小时，单亲家庭的父母更要感谢这些专业机构的帮助。

有了类似于我在考前辅导机构提供的帮助，学生最终得以进入研究生院学习、找到另一半、生育后代。其实，真正不断繁殖的是社会资本，即一个人成功所需的所有能力、习惯、人际关系、资格证书。这种社会资本正越来越紧密地与金钱资本联系在一起。一个原因可能是，中产阶级曾经依赖的文化夹具已经在个人自治的名义下变得分崩离析。例如，婚姻夹具的作用就因20世纪70年代的无过错离婚政策而削弱。这种自治的成本和收益并不总是由相同的社会群体承担，我认为这是因为事实上文化的约束功能并不像私有化那样已经消失。在共享有意义的规则时，它的存在相对比较少，比如新教徒的节俭、父母的权威、暴饮暴食的禁令，以及理财人士、家教和私人教练的专业服务。无论是自由意志主义者还是“左派”支持者，他们都通过某种途径引导舆论，有力地表达对自治的推崇。

让我们回到厨师这个话题。当他欢欣鼓舞地说出“我是一台机器”的时候，他想表达的是他正尽情享受着他的特长和优势。延展心灵的好处在于，它为理解最基础的人类发展模式提供了框架。在这种模式下，我们充分融入使自己与世界和他人建立联系的活动之中。厨师为他烹饪上的神来之笔而感到喜悦；在厨房的架构中，他满足了不可预知的要求。这个例子是否能帮助我们辩证地理解解放论者希望拆除我们共同的文化夹具呢？要想在生活中具备技能，必须先解决一些问题。至少，厨师的例子应该提醒我们，免于外部影响的理想化自由并不涵盖成就了人类卓越行为的全部要素。但是在现阶段我们的论点中，很难由此得出大范围的文化结论。我们需要更加全面地考虑我们获得技能时的认识延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