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剪灯三话”与作者诸谜

有明一代，中国小说得到空前发展。元末明初出现了中国最早的长篇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中叶又出现了《西游记》《金瓶梅》等长篇名著；短篇小说集《三言》《两拍》亦在明代编成，并享有盛名，足以流传千古。这些，都是明代小说发达的标志。但是，人们过分注意这些白话小说，而往往不大重视明代的文言小说。这是因为明代的白话小说确实是成就卓著，是中国小说长河中的巍然浪峰，而文言小说则相形见绌，其光芒亦掩而不彰，致使文学史家在论及明代小说时，对白话小说津津乐道，不惜笔墨，而对文言小说一笔带过，惜墨如金。

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步，白话小说取代文言小说是一种必然。从白话小说产生、发展，直到它最终取得一统天下，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国社会跨进现代文明的门槛时，这一过程才告结束。我们应当注意，在中国小说发展的这一漫长历程中，文言小说是贯穿首尾的，并且一直对白话小说的发展起着积极作用。即使在明代，文言小说已明显呈衰败景象时，它对白话小说仍然有巨大影响。我们知道，中国小说在唐代形成了以唐传奇为代表的高峰，可以说，这时中国小说发展几乎到了极致阶段。物极必反，就在这一高峰崛起的同时，俗文学已经为白话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唐传奇之后，清代出现了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为代表的另一高峰，然而它却同时宣布了文言小说的衰亡。但不管怎么说，唐传奇和《聊斋志异》是中国文言小说的两个高峰，这是文学史家的公论。

任何一个高峰的形成都不是偶然的。它必然是一种能的凝聚，力的结集，是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所使然。《聊斋》的出现也非偶然，其中有天时，有地利，也有人和，诸多因素的汇合，遂使异峰突起，蔚为壮观。这中间，明代文言小说的积蓄之功，其过渡性的桥梁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一）何谓“剪灯三话”

明代文言小说，就其数量而言，也足以汗牛充栋，而其间的佼佼者，要算是“剪灯三话”（以下简称“三话”）。“三话”是三种小说集的合称，其第一部，也是最突出的一部叫《剪灯新话》（以下简称《新话》），其次是《剪灯余话》（以下简称《余话》）和《觅灯因话》（以下简称《因话》）。

“剪灯”二字中的灯，是指烛灯而不是油灯。古时人们用以照明的灯主要是烛灯和油灯两种。人们有这样的常识，每当油灯暗下来时，把灯芯拨高一些，灯光会变亮。每当烛灯暗下来时，把烛芯顶端的“开花”剪掉，烛光就会变亮。由此可知，在夜晚，一面说话一面还要不时地剪灯，其所谈论的内容一定是很吸引人的。作者将自己的小说集命名为《剪灯新话》，用意正在于此。而《剪灯余话》中的“余”字，是“剩余”的意思，引申为“继续”，意思是《剪灯新话》的续作。至于《觅灯因话》中的“因”字，则是“由……而引起”的意思。《因话》作者自己对他的书名作过解释，他说，他书房的桌子上有一本《剪灯新话》，客人来访，非常喜欢这部书，一直读到半夜。这时，客人又为他讲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深深打动了他。这时，灯已经灭了，他叫人重新找来灯点上，把客人的故事有选择地记录下来。因灯灭而重新找灯点，又因《剪灯新话》而引起这事，所以命名为《觅灯因话》。

“三话”中以《新话》出现最早，也最有成就，分为五卷，收作品凡二十一篇。《余话》仿照《新话》，亦分为五卷，作品二十二篇。《因话》仅二卷，作品八篇。这三部书问世以后，历尽沧桑，尤其是前两种，曾因被禁而散佚颇多，后因得到日本流传的足本，才使我们今日得睹原貌。现在的版本，以周夷（楞伽）先生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新版为最佳。书名为《剪灯新话》，而另两种编在其后。这样“三话”合一，很便于阅读。下面凡引“三话”原文，皆依此本。

（二）灯与话的回顾

在现代汉语中，“话”的意思是口头表示的声音，是“话语”的意思。但现在要讨论的“话”不同，是指故事或小说。“小说”一词出现较早，最早见于《庄子·物外篇》，但最初并不是指一种文学体裁，而是指小的、不重要的话语和事理。“故事”一词最初也不是一种文学体裁，而是指“过去的事情”。后来，大约汉晋时代的《汉武故事》一书问世后，“故事”一词才开始有成为一种文学体裁的迹象。至于“话”，成为一种文学体裁则是较晚的事。唐代出现了“说话”，这个“话”就是故事。这些变化，从古代小说集的命名上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隋以前的小说集通常不使用“话”字，而是使用意义相近的“说”和“语”字。例如《汉书·艺文志》著录有《伊尹说》《鬻子说》（均失传），南朝刘义庆有《世说新语》，殷芸有《小说》十卷等。隋以前的小说还常以“记”“录”“传”“志”等字命名，如《玄中记》《搜神记》《幽明录》《近异录》《灵鬼志》《冤魂志》《东方朔传》《列异传》等。这些恰好证明了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所作的“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论断的正确。他还认为，中国古人开始有意识地做小说是在唐代。也正好是在唐代，“话”字开始被用于小说集名称。题为唐人刘餗撰的《隋唐嘉话》一书，首次使用了“话”字。不久，又有了赵璘的《因话录》、韦绚的《刘公嘉话录》。同时，“谈”字也开始使用于小说集总名，如韦绚的《戌幕闲谈》《佐谈》等。

由此可知，“三话”中的“话”字是从唐代因袭下来的，是唐人开始有意做小说的结果，而其前身，“说”和“语”字作为小说的意义，则可以追溯得更远。

我们还注意到，“剪灯三话”中又都有一个“灯”字。为了说明灯与话的关系，同样需要从古代小说集的命名上寻找些线索。唐代小说集没有以“灯”字命名的，宋代才出现了一部无名氏的《灯下闲谈》，灯和谈同时并举，“谈”就是“话”。其后，一个叫惠洪的和尚撰了《冷斋夜话》，夜与灯似乎关系密切。可知，将“灯”与“话”同时用于书名的，《剪灯新话》并非首次。然而，在《新话》之后，却有一大批继作，形成了洋洋可观的灯话系列小说。例如，明代有周礼的《秉灯清谈》和《剪灯余话》（与前述《余话》同名）、丘燧的《剪灯奇录》、周八龙的《挑灯集》、陈钟盛的《剪灯纪训》、无名氏的《剪灯续录》；清代又有戴延年的《秋灯丛话》、王椷的《秋灯丛话》、蒋坦的《秋灯琐记》、宣鼎的《夜雨秋灯录》，等等。

到这里，人们也许会问：把灯和话拉到一起来谈，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仅从书名来看，至少能说明以下几个问题：

1．“三话”的出现，是受了唐宋传奇影响，是唐宋传奇在明代的继续；

2．“三话”是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一环，应认真加以分析和评介，而不应当受到忽视和冷落；

3．灯和话的关系还告诉我们，这类故事都是夜间讲的，夜晚是人们整日劳作后需要休息和消遣的时刻，当时又没有影视节目和酒吧、夜总会之类去处，听故事便是一种好的享受，而在夜晚讲些灵怪粉脂类故事，更容易创造出一种扑朔迷离、不阴不阳的氛围，使听者进入一种幽深玄秘的境界，从而激发情趣，展开联想。

（三）“三话”作者诸谜

“三话”成书以后，曾遭禁止，再加上一些记载不详，所以给后人留下了一些不解之谜。

1．《新话》的作者是谁？

从现在已掌握的资料看，《新话》所收二十一篇作品似乎并不都出于一人的手笔。多数史料上都说《新话》的作者是瞿佑（字宗吉），但明代即有人提出疑问。都穆在他的《都公谈纂》中说：

予尝闻嘉兴周先生鼎云：“《新话》非宗吉著。元末有富某者，宋相郑公之后，家杭州吴山上。杨廉夫在杭，尝至其家。富生以事他出，值大雪，廉夫留旬日，戏为作此，将以贻主人也。宗吉少时，为富氏养婿。尝侍廉夫，得其稿，后遂掩为己有。唯《秋香亭记》一篇，乃其自笔。”今观《新话》之文，不类廉夫。周先生之言，岂别有本耶？

这条材料只是记下了周鼎的话，连都穆本人都表示怀疑。周鼎认为《新话》的作者是杨廉夫，而都穆却认为《新话》的文笔不像是杨廉夫的。事实上，杨廉夫在杭州逗留仅旬日，似乎也不大可能一口气写出二十篇作品。

时隔不久，明人欣欣子在《金瓶梅词话·序》中又提到“卢景晖之《剪灯新话》”，似乎《新话》的作者是卢景晖。

今人戴不凡先生在他的《小说见闻录》中又提出一条材料，说他有一明刊小说残本，书根有“剪灯”二字，残留的第一至第七篇均见于《新话》和《余话》，且各自标明作者如下：

芙蓉屏记：庐陵李桢

秋千会记：庐陵李桢

联芳楼记：阙名

聚景园记：山阳瞿佑

牡丹灯记：元 陈愔

金凤钗记：元 柳贯

绿衣人传：元 吾衍

由此，戴先生认为：“《剪灯》并非一人之作，实系编辑成书者也。”

与戴先生材料相印证的是谭正璧先生《古本稀见小说汇考》中所载：董康《书舶庸谈》卷八下，说有日本藏明刻《剪灯新话》十二卷，其卷三前七篇题目、作者皆与戴先生藏本同。

相反，认为《新话》是瞿佑作的也大有人在。明代郎瑛的《七修类稿》、高儒的《百川书志》、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以及清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等，都说《新话》是瞿佑所作。尤其是为《新话》写序的几个人，如凌云翰、吴植、桂衡及《余话》作者李祯，为《余话》写序的曾棨、张光启等，均与瞿佑大体为同时代人，且都属名士，皆以《新话》为瞿氏手笔而不疑。

那么《新话》到底是不是瞿佑的作品呢？我们觉得，说《新话》是杨廉夫所作，而瞿佑只是将杨作“掩为己有”，言近于诬，且证据不足；说《新话》是卢景晖所编，则仅有欣欣子的只言片语，亦不足为凭。如果说《新话》是瞿佑编辑加工，中间掺杂着他个人的作品，似乎比较可靠。因为瞿佑自己在《新话·序》中明确声称，“余既编辑古今怪奇之事，以为《剪灯录》……”可见他并没有贪天之功据为己有的意思。

2．瞿佑小传

明清两朝，关于瞿佑生平的文字材料不算少，但其中仍有一些谜。明人的资料有郎瑛的《七修类稿》、万历年间的《杭州府志》，清代的资料有钱谦益的《列朝诗集小传》、朱彝尊的《静志居诗话》、徐釚的《词苑丛谈》及《浙江府志》《钱塘县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这些书中对瞿佑均有提及，但都很简略，且有不少属因袭前人成说。归结上述资料，介绍瞿佑生平如下：

瞿佑，字宗吉，钱塘（今杭州）人，元末至正元年（1341年）生，明宣德二年（1427年）卒，终年八十七岁。他自幼聪慧，受过良好教育。十四岁时，当时的一些名士让他即席作诗，他便吟出《鸡》绝句一首：“宋宗窗下对谈高，五德名声五彩毛，自是范张情义重，割烹何必用牛刀。”四句各出一个关于鸡的典故，备受称赞。洪武中（约1382年前后），瞿佑由贡士被推荐为仁和县训导，后又任临安教谕；洪武末（约1389年）任河南宜阳训导，不久又升任周王（朱）府右长史。永乐中（约1415年），他因诗蒙祸，被流放到保安十年。洪熙元年（1425年），因英国公张辅奏请，皇帝赦免瞿佑。于是他回到北京，在英国公府上主持家塾三年，尔后被放回杭州，不久即死去。

瞿佑一生坎坷，虽满腹文章，多有著述，但始终不得志。他当过训导、教谕之类不入流的小官，实际上是教书匠；他所得的最高官位是王府右长史，充其量不过是个正五品的官。他因诗蒙祸的具体情况亦不可知，十年的流放生活也记载很少。据《列朝诗集小传》记载，瞿佑谪戍保安时，“当兴河失守，边境萧条，永乐己亥（1419年），降佛曲于塞下，选子弟唱之，时值元宵，作《望江南》五首，闻者凄然泪下。又有《漫兴诗》及《书生叹》诸篇，至今贫士失职者皆讽咏焉。”据记载，瞿佑一生著述颇丰，达一二十种之多，其中有诗作，有小说，也有研究专著。但可惜的是多已散佚，今存的除《新话》之外，还有《香台集》《归田诗话》《天机云锦》《咏物诗》《四时宜忌》等几种。

瞿氏生平中有这样几个小问题需要辨明：

（1）瞿佑到底是钱塘人还是山阳人？

许多材料上都说瞿佑是钱塘人，这当是没有问题的。但瞿佑本人却自称“山阳瞿佑”，桂衡在《新话·序》中称他为“山阳才人”，戴不凡藏本《剪灯》中也称他为“山阳瞿佑”，这似乎又证明瞿佑确实是山阳人。

瞿佑为钱塘人，这有许多证据。凌云翰在《新话》的序中称瞿佑为“乡友”，而他自己的署名也是“钱塘凌云翰”。瞿佑的家在杭州，他的《新话》自序就写于杭州吴山大隐堂。他十四岁在杭州，这是确定的，而当时其父、其叔祖都在杭州。其家当时曾建传桂堂，与许多名流交接，说明瞿氏是杭州有名望的家族，而这不是经营三年五载就可以达到的。瞿佑在谪戍保安时写过《望江南》五首，这显然是模仿白居易《望江南》而写，白诗有“忆江南，最忆是杭州”句，这又可以作为瞿佑怀念故里杭州的旁证。

明代山阳有二：一在今陕西商县南，一在今江苏淮安，瞿氏的山阳为后者的可能性大。古人有个习惯，署名时喜欢把自己的籍贯署在名前。古人称籍贯为“郡望”，是祖上的出生地和居住地。瞿佑正是这样，自署山阳，是把籍贯列于名前，表示自己不忘祖先故地，这是旧时宗族观念的反映。由此可知，钱塘是瞿佑的故里，而山阳则是其祖上的故里。所以，我们应当肯定，瞿佑是钱塘人。

（2）瞿佑流放的保安在今何处？

明代的保安有二：一是今陕北保安县，二是今北京西北河北境内的新保安一带。瞿佑是永乐中被流放到保安的，当时元朝覆灭不久，北方边陲不安宁，朱元璋时曾在北京四周设立四卫，以保北京安全，其中之一称“保安卫”。《列朝诗集小传》中有“兴河失守，边境萧条”字样，其“兴河”当为“兴和”之误。兴和地处今内蒙古靠近河北宣化的地方，又确于永乐年间失守，而宣化、保安一带成为边境，这是符合史实的。今查陕北保安范围并无一个叫兴河或兴和的地方，因此，瞿佑所戍之保安应在今河北新保安一带。

（3）瞿佑说“余既编辑古今怪奇之事，以为《剪灯录》，凡四十卷矣”。其中，《剪灯录》当为《剪灯新话》之别称，而非另有《剪灯录》一书。“四十卷”当为“四卷”之误。

3．李祯小传

李祯，字昌祺，明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其父李伯葵有诗名，号盘谷钓叟。可见他出身于书香门第。李昌祺生于洪武九年（1376年），卒于景泰二年（1451年），终年七十七岁。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参与撰修《永乐大典》，当时，同事们都认为他学问渊博，每有疑难便找他请教，往往都能得到正确答案。后来，他被提升为礼部主客郎中，因才能和名望突出又被派往广西任左布政使。在广西因事犯法，被贬官服役，不久遇赦。但事隔七年，他又被流放到房山（今北京房山县）服役。遇赦后，于洪熙元年（1425年）被官复原职，派往河南任左布政使。在河南，他与右布政使萧省身一起，法办当地豪猾，革除贪残，疏滞举废，救灾恤贫，在数月之间使政化大行，深受百姓拥戴。但不久，因父母丧事归故里居丧。当时按古礼守丧，一般三年，其间不出外经商或为官。但因朝廷大臣们以他为政廉洁，待民宽厚，河南百姓非常怀念为理由，请求朝廷尽早起用他，所以明宣宗又特地命他停止守丧赴河南上任。正统四年（1439年），他因病坚决请求辞官归乡，当时他还不到告老还乡的年纪。回乡后，家居二十年，从不在官场抛头露面，他家的房子简陋得仅可遮蔽风雨，生活并不富裕。

李昌祺所获最高官位为左布政使，为从二品官阶，相当于一省之长，时人称之为“方伯”。他自幼有才情，弱冠之年便文誉蔚起。其著作除了《剪灯余话》外，还有《运甓漫稿》《客膝轩草》《侨庵诗余》等。他虽然做过高官，但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两涉忧患，饱食之日少”（《余话》自序），可见其一生并不顺利。然而，戏剧性的事情发生在他死去之后。当时，韩雍巡抚江西，要在学宫祭祀先贤，而当地的故老以李昌祺写过《剪灯余话》为由，坚决反对把他列为先贤。

根据李昌祺的有关史料，其生平中也有几个小问题：

（1）《明史》本传和《听雨纪闻》中都说李氏为永乐二年（1404年）进士，而《列朝诗集小传》中说他为永乐癸未年（1403年）进士，孰是孰非？《余话》王英序中曾提到他与李为同年进士，查《明史》卷一百五十二《王英传》，记王英为永乐二年进士；又《明史》卷七十《选举志》二中亦记王英、曾棨等为永乐二年进士。由此可证，《列朝诗集小传》有误。

（2）《列朝诗集小传》乙集《李布政祯》条还写道：“父丧服除，改河南。丁内艰归。宣宗命夺丧乘传赴官，风疾增剧，不待引年，坚乞致仕。”而《明史》本传记曰：“……命夺丧赴官，抚恤甚至。正统改元，上书言三事，皆报可。四年，致仕。”前者说李昌祺不到引退之年而坚决辞职的原因是“风疾增剧”，这与《明史》所记有出入。据《明史》，李昌祺从赴官到致仕，中间至少隔了四年，这期间，没提他病情增剧的事，反而说他屏迹乡里后“家居二十余年”，看来他致仕后身体相当不错。如果不是因病重退休，那么他为什么会过早引退呢？这恐怕与他的人生哲学有关。明人叶盛在其《水东日记》卷十四中说李昌祺“为人耿介廉洁，自始至归老，始终一致，人颇以不得柄用惜之。尝自赞其像曰：‘貌虽丑而心严，身虽进而意止；忠效禀乎父师，学问存乎操履；仁庙称为好人，周藩许其得体：不劳朋友赞同，自有帝王恩旨。’盖亦有为之言也。”这里，“身虽进而意止”就是李昌祺人生哲学的概括。他大约从数十年的仕宦生涯中看到了些什么，适可而止，毅然引退。

4．《因话》作者邵景詹

有关邵景詹生平的资料极少，今只有书前《小引》一篇，其开首写道：“万历壬辰，自好子读书遥青阁。”从这句话可知，邵景詹生活于明万历年间，《因话》作于公元1592年，他自号为“自好子”，遥青阁是他的书斋。但邵氏为何许人，生平如何，有何亲朋好友，是否有其他著作，一概不得而知。据《因话》所写的故事发生地来看，邵景詹有可能是江浙一带人。但在没有发现新材料的情况下，这一切都只是些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