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林外史》的思想内容

（一）《儒林外史》的情节梗概

吴敬梓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与它之前产生的我国古代通俗小说不同，它没有贯串始终的情节，也没有总绾全书的人物，作者塑造了众多的人物，描写了许多精彩的故事，从而反映了清代初期知识分子的生活、思想以及他们所生活着的科举社会的实况。对这样一部人物众多、情节各异的小说，就更有必要先行介绍一下它的内容梗概。

小说一开始，作者就塑造了王冕这一艺术形象。王冕生活在元代末年，是浙江诸暨的农家子弟，七岁死了父亲，依靠母亲做工读书。十岁去秦家放牛，自学绘画，声名渐著，二十岁时就通晓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学问。因不愿与知县时仁和乡绅危素相交，避走山东济南，卖画为生。过了半年光景，黄河决堤，百姓流离，王冕感到“天下自此将大乱了”，就收束行李回到故乡。六年后，母亲病故。王冕守制三年，又隔了一年有余，果然天下大乱。一日中午，吴王平定方国珍，到了浙江，特地去访问王冕，向他求教平天下之策。数年之后，吴王即位应天，建国大明，礼部议定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取士。王冕从中预知“一代文人有厄”，乃及时避居会稽山中。朝廷果然派遣官员征召他为咨议参军，但已人去屋空。

成化末年，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几家首富，于新年正月初八日，来到镇上观音庵中商议闹龙灯的事，夏总甲捺着荀老爹出了一半闹龙灯所需的银子，其余由众户分担。尔后又商议在庵中办学堂。夏总甲荐了老童生周进来做塾师，周进遂应聘前来薛家集坐馆。在乡人宴请席上，周进备受新进秀才梅玖的百般嘲弄。教书不久，周进又遭到举人王惠的轻视。一年过后失去馆地，周进随妹丈金有余去省城为商人记账。一日这班商人走到贡院，周进要去号房看看，不料见到号板，满腔怨嗟抑压不住，顿时倾泻而出，一头向号板撞去，以致不省人事。后来周进得到几个商人资助二百两银子，捐了监生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接着赴京会试，中了进士，授了部属，三年之后，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

在主考南海、番禺两县童生时，周进识拔了五十四岁的老童生范进入学。范进听从周进的诱导，去参加乡试，中了举。捷报传来，范进喜极而疯，却被丈人胡屠户一个嘴巴打醒。不久，范进老母病逝，在退职知县张静斋怂恿之下，一同去高要知县汤奉处打秋风。汤知县虽然讨厌张静斋，但不好回绝新中的门生范进，乃设宴招待。席上，范进表现出居丧尽礼的样子，但却拣大虾元子吃。

高要县有个严贡生，名严大位，横行乡里，拦人的猪，讹人的钱，被告到县里，汤知县准了状。严贡生情知不妙，逃避省城而去。县中差人找到严大位的老弟监生严大育。严监生虽然富有，却十分悭吝，又胆小怕事。请来舅爷廪膳生员王德、王仁，花了十几两银子，方才了结了乃兄的官司。不久，严监生妻子王氏病逝。严监生花了几百两银子打动两位舅爷，将妾赵氏扶正。因婚、丧两事共用了四五千两银子，严监生宿疾加重，临死之前，他看见灯盏里多点了一茎灯草而不瞑目，直到赵姨娘挑去一茎方才断气。不久，赵姨娘唯一的儿子夭折，要立严贡生的第五个儿子为嗣子，严贡生借此谋夺乃弟遗产。官司一直打到县、府、省按察司，最后严贡生又赴京控告，终于夺得乃弟七分家财。

严贡生入京大兴讼事时，周进已升任国子司业。周进早年识拔的弟子范进此时被钦点为山东学道。范进赴任之日，周进以昔年薛家集私塾弟子荀玫相托。

荀玫与王惠老少二人同榜中了进士，都授了工部主事，一齐转了员外。不料荀玫母死，适值考选科、道在即，王惠劝荀玫谋求在任守制，被驳回，荀玫不得不返乡办理丧事。

王惠被特旨选任为南昌知府，与前任太守蘧 之子景玉办理交接，不久又升任南赣道。其时宁王谋反，王惠降顺。后王守仁擒了宁王，王惠更衣逃走，直走到浙江乌镇，路遇蘧景玉之子蘧公孙，得其资助二百两银子，又继续远逃。一直逃到四川成都府城外庵中，从此隐姓埋名。临别之际，王惠将一个枕箱交与蘧公孙。蘧公孙从枕箱中发现一本《高青邱集诗话》，在作者高季迪名下，署上“嘉兴蘧来旬夫氏补辑”，刻印了几百部遍赠亲友，从此成了少年名士。

不久，蘧公孙的两位表叔湖州娄中堂的三公子玉亭、四公子瑟亭从京中返乡，路过蘧府，拜见姑丈蘧，蘧 乃以公孙姻事托付娄三、娄四。次日，二娄上船回湖州，途中经过新市镇，上岸闲步，忽然遇见看守祖坟的邹吉甫，被邀到家中小饮。闲话中，邹吉甫说起读书人杨执中为人记账，亏损银两，被寄监收禁一事。娄三、娄四愤愤不平，回到湖州后即命家人晋爵前去营救杨执中出狱。三公子、四公子在家守候杨执中来访，杨却不知道自已是娄三、娄四所救出，自然未去娄府。三公子、四公子决意亲自前去拜访，却又一时未能见面。访杨归途中，又遇着鲁编修，一路吃酒回到城里，正好蘧公孙从嘉兴来访。

次日，娄三、娄四宴请鲁编修。席上，鲁编修见了蘧公孙，颇为留意。过了数日，托山人陈和甫前来娄府说亲，要将自己女儿嫁与公孙。娄三、娄四征得蘧 同意，替公孙操办一切。公孙赘入鲁府后，究心举业的鲁小姐见蘧公孙于举业全不在意，颇为不悦，无可奈何，后来乃将全副精神用来拘管儿子。

蘧公孙随同娄三、娄四两位表叔去乡间拜会杨执中，杨执中又介绍了萧山权勿用，说他“处则不失为真儒，出则可以为王佐”。娄三、娄四急欲相见，一时抽不出空来，就派家人晋酹的儿子宦成去敦请。从此，各地名士闻风而来，一时蘧公孙、牛布衣、杨执中、权勿用、张铁臂、陈和甫等人齐集娄府。娄三、娄四做主人，邀请他们畅游莺旺湖。数日之后，张铁臂用猪头冒充人头，自称侠客，正在雪仇报恩，讹诈了娄府五百两银子而去。随后在娄府宴席上，权勿用又被萧山县差人当场捉去。经此变故，娄三、娄四意兴顿减，闭门谢客。

其时，鲁编修先已病故，蘧 病情又日渐加重，蓬公孙挈带妻子鲁小姐、丫头双红回嘉兴侍疾。不久，蘧 去世，公孙做名士之心也有所收敛。偶见报帖，文海楼来了一位选家马纯上，乃前去拜会。这位马纯上马二先生对他大谈八股文章，反复阐说举业的重要，因此，当马二回访时，鲁小姐盛情招待。不料宦成拐带双红出逃，被差人捉回，在差人唆使之下，以“钦犯”王惠的枕箱为要挟，准备出首蘧公孙。幸得马二先生用身边所余的全部束脩九十二两银子赎回枕箱，方才了结此案，救了蘧公孙。马二选事已毕，离开嘉兴，到了杭州，借住在书坊文瀚楼。

马纯上游西湖时，遇到拆字少年，交谈之下，知道他是温州乐清县人，名叫匡超人。匡超人排行老二，为人乖觉，家境虽然贫寒，却肯努力上进。马二颇为赏识，资助他十两银子，又送他几部文章，劝他回去好好读书，将来应举，以图前程。

匡二返乡后，奉事父母，攻读文章，得到知县李本瑛的识拔，入学成为秀才。不料，李本瑛被诬告，匡超人急忙离开乐清，去杭州投靠潘保正的房分兄弟潘三。在去杭州的船上，遇见杭州名士景兰江。景兰江虽是头巾店老板，却喜吟诗，专一与杭州名士相与。匡超人到杭州后，由景兰江介绍，与赵雪斋、支剑峰、浦墨卿等西湖名士相识。他们簇拥着胡三公子作西湖诗会。潘三在匡超人来访时，外出公差，没有见着。及至潘三归来回拜，见到匡二与西湖名士唱和来往，告诫他不必相与这等人，劝导他要“做些有想头的事”。于是匡二在潘三指点下，假造文书，替人代考，积攒了一笔银两。潘三又替他操办一切，娶了抚院衙门里的差人郑老爹的女儿为妻。一日，原乐清县知县李本瑛因案情雪清，升任给事中，派人前来寻找匡二。其时，潘三事发被拿，牵涉到匡二，匡二赶紧送妻子回乐清，自己则赴京去拜老师李本瑛。李给谏见到从前的学生，又知道他以优行贡入太学，十分高兴，一面将外甥女嫁给他，一面又帮助他考取教习。教习考取后，要回本省取结，匡超人无可奈何，只能返乡。恰巧此时，原配郑氏娘子病死，匡二一头心事放了下来。狱中的潘三得知匡二归来，请蒋刑房邀他一会，匡二不但严词拒绝，还说潘三所做所为，正该“访拿”。蒋刑房无奈，只得回复潘三。匡超人取定了结，也便上船北上。

匡超人在船上遇到了牛布衣。牛布衣曾经是范进主试山东时的幕客，如今流落江湖，去芜湖访友，因与新科举人冯琢庵相好，同船而行。在旅途中，冯琢庵提及匡超人的选本，匡二立即兴高采烈、信口胡柴地吹嘘起来。

船到扬州，冯、匡二人换了淮安船北上进京，牛布衣则独自搭江船，经南京到了芜湖，寄寓在甘露庵中。不料牛布衣一病不起，庵里老和尚请庵邻协助，替牛布衣办了后事。

甘露庵附近开小香蜡店的牛家一个叫浦郎的少年，晚上来庵中借着佛前灯火读书，老和尚见他谈吐不俗，准备将牛布衣遗下的诗稿给他看，他却等待不及，趁机偷了出来。不久，老和尚入京去了，牛浦郎索性冒充牛布衣，请郭铁笔刻了图章印在诗稿上，在芜湖地面招摇起来。新补知县董瑛慕名来拜，匆匆一面而别。牛浦郎祖父牛老爹已七十余岁，与间壁开米店的卜老爹相友好。卜老爹将外甥女嫁与牛浦郎为妻。不久，牛、卜两老爹过世，牛浦郎学了一身势利，与卜家相处不谐，乃搭船去淮安府安东县投靠董瑛。

牛浦郎在船上遇到盐商万雪斋门客牛玉圃，两人认作祖孙。牛玉圃带着牛浦郎去扬州盐商万雪斋家，牛浦郎不小心跌进池塘，被牛玉圃斥回子午宫住处。牛浦郎从子午宫道士处知道万雪斋是书僮出身，就故意让牛玉圃当着众人的面说出来，万雪斋因而将牛玉圃辞退。牛玉圃知道上了牛浦郎的当，在船上将牛浦郎痛打一顿后抛上岸去。幸亏有黄客人的救助，牛浦郎才得以与黄客人一路到了安东。在安东，牛浦郎得到董瑛的照顾，又被黄客人招赘为婿。董瑛在升任离开安东时，交代接任的向知县，请他关照牛浦郎。不久，真牛布衣的妻子一路寻夫而来，见到牛浦郎不是自己丈夫，遂向安东县告状。向知县见这无头官司实在难以处置，就差了两个解役把牛奶奶解回原籍浙江绍兴去告，同时也请牛浦郎回去，不再理会。

向鼎知县断了牛浦郎这一官司，上司知道后，说他连人命大事都不问，向按察司参处，按察司崔大老爷门下的戏子鲍文卿代向鼎求情，解救了向鼎。向鼎悉知详情后，要重谢和款待文卿，却被文卿一一谢绝。不久，按察司崔大老爷在京病故，鲍文卿回南京，依然重操旧业。在南京，文卿对一些不守规矩的戏子颇多贬斥，又过继落魄的老秀才倪霜峰之子倪廷玺为义子，改名鲍廷玺。向鼎升任安庆府知府，路过南京，邂逅鲍文卿，邀他父子前来衙门相会，并为廷玺娶妻。后来，廷玺妻因分娩而死，廷玺又不得义母欢心，分家另过。倪家大哥廷珠寻来，兄弟会过后，廷珠让廷玺去苏州寻他商量日后生计。不料廷玺到苏州，廷珠已突然病故。鲍廷玺进退失据，只得去扬州投靠季苇萧。

季苇萧名萑，原是鲍氏父子在安庆向知府席上认识的。他放着一房妻室在家，如今又来到扬州尤家招亲。在婚宴上，鲍廷玺结识了扬州一班名士如辛东之、金寓刘、来霞士等人。次日，季苇萧封了五钱银子打发鲍廷玺回南京，还托他捎了一封书信给同宗季恬逸。鲍廷玺回到南京，将季苇萧的信交给季恬逸。季恬逸已困窘得有上顿无下顿，又无盘缠回安庆。恰好盱眙县的诸葛天申有二三百两银子，来到南京要寻名士选书。季恬逸如获救星，一力承揽，找到安庆来的萧金铉，一同借住在中华门外一所僧寮中选书。

一日，诸葛天申、季恬逸、萧金铉三人闲走，遇着天长杜慎卿，诸葛天申与杜慎卿相识，即去拜望。鲍廷玺此时已投到慎卿门下。杜慎卿宴请诸葛天申、季恬逸、萧金铉，鲍廷玺吹笛助兴。选家与名士从此集会在一起。不久，季苇萧等人也先后来到南京。杜慎卿邀了城里一百几十班做旦角的戏子，齐集莫愁湖赛艺。参加此次盛会的名士有宗姬、辛东之、金东崖、金寓刘、萧金铉、诸葛天申、季恬逸、郭铁笔、僧官老爷、来霞士、鲍廷玺，再加上杜慎卿、季苇萧两个主人，共十三位。花了无数银子，共选了六十多个旦角，张榜列出名次。鲍廷玺在张罗中，见杜慎卿如此慷慨，就向他商借银两重组戏班。杜慎卿却将廷玺转荐给族弟少卿，鲍廷玺于是投奔天长杜府而去。

杜少卿为人豪爽，又极重孝道，凡是父执，无不热情款待。韦四太爷前来，不但招待他痛饮老酒，又赠他玉杯、衣服。家人王胡子深知其性格，伙同张铁臂、臧荼、杨裁缝、黄大等人讹骗他的财产，杜少卿无不照给，甚至卖田卖地供他们使用。鲍廷玺也趁机索讨了一百两银子而去。不久，杜少卿的家产行将用尽，听从老管家娄太爷的告诫，移家南京。先去外祖卢家，在表侄卢华士的业师迟衡山的带领之下，在东水关寻了一处河房定居。一班名士、选家诸如季苇萧、马纯上、蘧夫、景兰江、萧金铉、诸葛天申、季恬逸、郭铁笔、来霞士、金东崖等人均来拜会，鲍廷玺也前来侍候。杜少卿携娘子同游清凉山，自由自在地生活着。

巡抚李大人向朝廷荐举杜少卿，杜少卿不得不去安庆致谢并面辞，但李大人不允所请。归途中杜少卿盘缠用光，到了芜湖地面，幸亏遇见来霞士和韦四太爷，得到接济，方才回到南京。次日就去拜访庄绍光，却未能见到。迟衡山倡议修祭泰伯祠，杜少卿等人大表赞同，并捐资以襄盛举。其时，李大人已令天长邓知县差人催促杜少卿赴京，少卿装病辞掉了。

在南京文士中，杜少卿曾引用汉儒的见解，阐明《诗》义，受到一些陋儒的讥笑；他却不屑一顾，忙于赞助迟衡山筹措修祠祭祠的活动。庄绍光已从浙江归来。杜少卿乃去拜见，并请他修订祭祠的礼乐。因庄绍光被礼部侍郎徐穆轩荐举入朝，答允归来后细细考订。庄绍光赴京途中，又先后结识了萧昊轩、卢信侯两人，彼此谈论治世、治学之道。由于庄绍先到京入朝引见之后，不愿拜在太保公门下，仍被放归南京，皇上将玄武湖赐他居住著述。庄绍光回到南京，搬进湖中，迟衡山、杜少卿闻讯来访，庄绍光拿出所修订的祭祠礼乐交与二位。迟衡山提出泰伯祠由虞育德来主祭。虞育德是南京国子监博士，襟怀冲淡，乃伯夷、柳下惠、陶靖节一流人物，得到大家的赞同。

经过多时准备，选定四月初一日举行祭祠大典。虞育德主祭，四方齐集南京的名士、选家，全都参与盛会。南京的民众挨挤着前来观看。祭毕，与会的诸人先后星散各地。此时，却另有一人来到南京，这就是二十年走遍天下寻访父亲的郭孝子。其父就是当年降顺宁王的王惠。南京以杜少卿为首的名士，并不因他是王惠之子而冷落他；相反，都竭力赞助他的孝行。郭孝子在南京住了一宿，带着大家所赠送的银两，以及虞育德、庄绍光的两封书信离开南京，前往陕西、四川。

郭孝子经过深山，遇着短路的木耐夫妇，郭孝子劝说他们改过，继续赶路，终于在成都府四十里外一个庵里找到父亲王惠。王惠坚不承认自己与他有父子关系。不久，王惠病死。其时，当年在山东道上劫饷银而被萧昊轩击退的赵大，也避居在此处山中庵里，要杀老和尚，取其脑下酒，萧昊轩之子云仙弹射赵大，救出了老和尚。萧云仙在客店中遇着背着骨骸归乡的郭孝子，郭孝子劝说萧云仙为朝廷效力；萧昊轩也要儿子去松潘卫平少保处投军。云仙奉父命前往松潘，路上收了依旧短路的木耐同往。在平少保帐下，萧云仙率先破了青枫城，授千总之职，又奉命督修城垣。萧云仙用了三四年工夫，在青枫筑城池，修水渠，垦田地，兴学堂。不料后经工部核算，说他浮开银两，要严比归款，幸亏有平少保的帮助，才得了结。平少保又替萧云仙活动，萧云仙被推升为应天府江淮卫守备。

萧云仙在南京拜见了武书，以及虞育德、迟衡山、庄绍光、杜少卿诸位大名士。随后赴江淮卫任所，在扬州码头上遇着当年在青枫城学堂教书的先生沈大年。交谈之中，知道沈大年正在为女儿沈琼枝送嫁。

沈氏父女到了盐商宋为富家，不料宋为富却娶沈琼枝作妾。沈大年告到江都县，宋为富重贿知县，沈大年输了官司，被押解回原籍常州。沈琼枝不服，私自逃出宋家，到南京王府塘公开挂牌卖诗、卖字、卖刺绣。她的举动引起南京名士的注意，杜少卿等人都前往访问。沈琼枝到河房向杜少卿娘子诉说自己的遭际，正当其时，江都县的差人前来缉拿她，杜少卿就赠她一本自己的诗集和一些银子，送出门去。

沈琼枝在被押往江都的船上，遇到一个汉子带着两个婊子去仪征。那汉子和两个婊子一到仪征，汤总镇的侄子汤六老爷就前来厮缠。汤六老爷又勾引汤总镇的两个儿子汤由、汤实来厮混。随后二汤去南京参加乡试，双双落第归来。

其时，二汤的父亲总镇汤奏派人从贵州镇远府写信来，令他们弟兄到镇署相会。汤由、汤实到了镇远府，正值苗民作乱，汤奏平了乱，却被朝廷认为“率意轻进，糜废钱粮”，降三级调用。父子三人一齐回到家乡仪征。

汤镇台见两个儿子读书不成，想请个先生精心教导，由萧柏泉介绍，命大儿子去拜余特为师。余特见汤大公子不是存心拜师，乃谢而不往。

余特与弟弟余持在五河县家中闭户读书，因为安葬先人需要费用，余特乃去无为州打秋风，和了一桩人命，分得一百三十多两银子。后来事发，五河县提审余持，因关文误写余特，乃弟强行辩护，遂得蒙混过关，糊涂了结官司。

二余安葬先人后，余特去到南京，庄绍光、虞育德、迟衡山、武正字、杜少卿、汤奏、萧云仙等等来自四面八方的人，齐聚在庄濯江家晤会，大家叹息虞育德即将离去。不久，虞博士终于乘船离开南京。杜少卿不胜凄然，送别之后，归来与余特说起，余大先生不禁称赞虞博士真是天怀淡定的君子。其时，余二先生有信给乃兄，说表弟虞华轩请他回去教训儿子。余特即日离开南京回到五河。虞华轩也是讲究品行文章的世家子弟，与余特相处甚好，只因盐商典当饶富赀财，一些势力文士和驵侩之徒，诸如唐二棒椎、唐三痰、姚五爷、成老爹之流，在修元武阁、祭节孝祠等活动中做出种种令人作呕的表现，使得余、虞二人愤慨不已，认为“我们县里，礼义廉耻一总都灭绝了！”不久，余特被选为徽州府学训导。

余特去徽州赴任，当地六十余岁做了三十年老秀才的王玉辉闻讯前来拜见老师。这位王玉辉老秀才穷困不堪，不去谋生，却在著作礼书、字书、乡约书，用以“嘉惠来学”，余大先生因此对他颇为看重。王玉辉的第三个女儿殉夫绝食，王玉辉非但不加阻止，反而极力鼓励。女儿死后，王玉辉转觉伤心，遂决意离乡去南京作游，借以排遣。王玉辉带着余特的介绍信到了南京，没有能见到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迟衡山、武正字等人，因他们都已离开南京了。幸亏遇着一个同乡邓质夫，陪王玉辉参观了业已无人过问的泰伯祠，随后，王玉辉便返回家乡。隔了一些时候，武正字回到南京，邓质夫即将王玉辉留下的书信送到武家。

武正字正要回拜邓质夫，却被高翰林家请去会见中书万里，同时在坐的还有施御史、秦中书等。高翰林二十年前与万里在扬州有旧，如今万里身为中书，高翰林热情招待。高翰林的亲家秦中书也盛情招待万里。不料在秦中书家的宴席上，这个万中书却被方知县带了差役当场捉去。高翰林与秦中书面面相觑，又彼此埋怨。秦中书老弟秦二侉子的朋友凤四老爹见状，颇为不平，自愿前去打听，方得知万里原是假冒中书。

凤四老爹存心要解救万中书，用话吓着秦中书拿出一千二百两银子，又叫高翰林出面请托施御史派人进京，为万里捐个中书。凤四老爹陪着万里回到台州，了结了官司后，万里这个假中书倒变成了真中书，因此，万里对凤四老爹感激不尽。凤四老爹却不受他杯水之谢，离开台州前去杭州。

杭州有凤四老爹的一个朋友叫陈正公，欠了凤四老爹几十两银子。凤四老爹想讨回这些银子做盘缠回南京。不料陈正公却同毛二胡子已去南京卖丝，没有会着，凤四老爹只得在杭州住下。陈正公因贪小便宜，借给毛二胡子一千两银子，让毛二胡子回嘉兴做生意，随后，陈正公去嘉兴讨债，毛二胡子躲着不见，陈正公毫无办法，只得回到杭州。此事被凤四老爹得知，乃去嘉兴为陈正公讨回被骗银两。陈正公清还了凤四老爹的银两，凤四老爹不再稽留，回到南京去秦中书家回话。秦府门人说，秦中书终日同陈四老爷在来宾楼厮混，并不回家。

不久，秦中书进京补缺，只剩下陈四老爷在来宾楼中厮混，恋着妓女聘娘。陈四老爷是国公府徐九公子的表兄，常从徐九公子处得到一些资助，他又吹嘘自己是个知府的前程，聘娘听了，一心要嫁他。不想，没多时徐九公子随其兄赴任漳州而去，陈四老爷失去了依靠，虔婆对他就逐渐冷淡起来。陈四老爷欠了许多债无法偿还，只得卷起行李，一溜烟儿往福建去了。聘娘被虔婆逼着要钱，一气之下，剃光了头出家去了。

有个陈和尚，原是陈和甫的儿子，测字为生，还有个丁言志，也是测字先生，两人附会风雅，为了当年浙江名士的西湖之会和莺 湖之会闹个不休。

又有写字的季遐年，卖纸火筒子的王太，开茶馆的盖宽，做裁缝的荆元，他们都凭着自己的一技之长，自食其力。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皇上下了一道上谕，云：“……夫欲迪康兆姓，首先进用人才。”接着御史单 言上疏云：“请旌沈抑之人才，以襄圣治，以光泉壤。”礼部奉旨采访到已故儒修虞育德等九十二人，揭榜晓示。次年。朝廷又委派礼部刘进贤到国子监行祭祀之礼。

（二）一代知识分子的生活写照

从上节叙述的情节梗概可知，《儒林外史》的故事从元末明初写起，至最后一回已是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前后历时二百四十八年。即使从小说正文的第二回算起，从明代成化末年至五十五回的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前后历时也长达一百零八年，时间跨度极长。故事从浙江写起，先后写及山东、广东、江西、安徽、陕西、四川、贵州以及南北二京，空间面积也很广。在如此宽广的时空中活动的三百七八十个出场人物之中，具有士人身份的又多达一百余人，而且他们又大都是处于情节纠葛中心的重要人物。因此，我们可以说《儒林外史》是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关于这一点，吴敬梓的友人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曾说是“穷极文士情态”；在《怀人诗》中又说是“外史纪儒林”，都反映了这部小说与“儒林”“文士”的密切关系。

的确，吴敬梓在这部杰出的小说中，塑造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形象，从各个角度描写了他们生活的浮沉、境遇的顺逆、功名的得失、仕途的升降、思想情操的高尚与卑劣、社会理想的倡导与破灭、出路的探索与追寻，这在中国小说史上还是少见的。

从具体描写来看，作者虽然将他的故事托于明朝，但却是反映着清朝康雍乾时期的知识分子命运。这些知识分子生活在封建统治者怀柔与镇压兼施的政策之下，或是受其羁縻，或是拒其牢笼，或是惨遭镇压，或是远祸全身。作者对他们既有讽刺也有赞扬，既有肯定也有否定。从对他们生活、命运的描写入手，作者又深刻地揭露了封建末世的腐败与黑暗，探索培育人才有助政教的途径，最后却以深沉的失望告终，将目光转向“市井中间”崛起的新人，从而表现出作者新的理想与期望，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1.解剖了被牢笼的士人的生活情景

清统治者采取了征聘山林隐逸、恢复科举考试、实行博学鸿词科试、大兴捐纳等措施，给士人以登进机会。在这些措施中又以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为其重要手段，而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也就着重揭发和抨击科举考试的种种黑暗与弊端，正如鲁迅所说：“书中攻难制艺及以制艺出身者亦甚烈。”（《中国小说史略》）在开宗明义的第一回中，吴敬梓就通过他的理想人物王冕，对“三年一科，用四书、五经、八股文”的“取士之法”，表示了批判的态度，他说：“这个法却定的不好！将来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很明显，在这段话中，吴敬梓对科举考试的目的、内容和方法，都表示了深刻的不满。

对于清朝统治者恢复科举考试的目的，吴敬梓通过王冕之口，指出这是给士人一条“荣身之路”。马纯上劝蘧公孙说：“到本朝用文章取士，这是极好的法则，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这段话表现了当时生活在科举制度下的士人的心态。

在作者笔下我们可以看到：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全都卷入四书、五经和八股时文的浪潮中。以阶层而言，有豪门贵族如娄三、娄四、汤由、汤实，地主豪绅如荀玫、严大位，盐商典当如彭家、方家，农户人家如匡超人，市井小民如倪霜峰；以职业而言，有管账杨执中、医生赵雪斋、私塾先生周进、制艺选家马纯上；以地域而言，有东南的广东、西南的川贵、沿海的江浙、边陲的青枫，天南海北，各地皆然；以年龄而言，有从近六十岁的老童生范进，到年方四岁的幼儿蘧公孙之子。

其实，要想沿着科举阶梯爬上去并非易事。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三级，即学院试考秀才、乡试考举人、会试（包括殿试）考进士。一个读书人只有考中举人、进士之后，才能做官。乡、会试都是三年举行一次，乡试每次录取举人一千余，会试每次取中进士二三百名不等。清朝初期已有秀才五十万人左右，且不论尚未进学的老童生。一介书生要想通过这样的科举考试取得一官半职，是极为困难的。然而，科举制度之所以较之选举制、九品中正制更能引诱士人，就在于它毕竟向广大士人提供了读书—考试—做官的机会。《儒林外史》中“二进”的遭遇就反映了这样的现实。

周进是一个六十余岁的老童生，原在山东兖州府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中教馆，由于他不懂世故，在塾馆中“安身不牢”，被人辞退。后来跟着姐丈商人金有余记账，到了省城，路过贡院，他挨进去看看，见到号房中的号板，屡试不第的屈辱，骤然涌上心头，“不觉眼里一阵酸酸的，长叹一声，一头撞在号板上，直僵僵不省人事”。后来得到几个商人的资助，凑集了二百两银子捐了监生资格，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接着又进京会试中了进士，“殿在三甲，授了部属”。山东乡下的一个穷老头儿，不过三年就“升了御史，钦点广东学道”，平步青云，从此“绯袍金带，何等辉煌”。

广东南海县乡下的老童生范进，参加院试时已经五十四岁，“戴一顶破毡帽”，“穿着麻布直裰，冻得乞乞缩缩”，由于学道大人周进与他的命运类似，同情他“考过二十余次”都未曾进学的遭遇，录取他为第一名秀才。接着他参加乡试中了举人，后来又参加会试中了进士，同样是“授职部属，考选御史。数年之后，钦点山东学道”。

“二进”的侥幸得逞，就为天下士子指示了这条“荣身之路”。于是，广大士子全副精力都用之于举业。少数谋得官职的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爪牙，受其驱策；绝大多数的士子都为博得一第而终老牖下，甘受牢笼。前者如周进、范进，中了进士当了学道或国子司业以后，又成为科举考试的积极推行者，无异是替封建统治阶级牢笼更多士子的工具。后者如六十余岁的王玉辉，做了三十年的老秀才，连女儿也养不活，却还要做“一部礼书、一部字书、一部乡约书”来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效劳。作者吴敬梓就是这样通过人物形象的精心描绘和故事情节的逐步展现，深刻地表现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推行这一制度的目的。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还对这种教育、考试制度所规定的内容——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和格式僵化的八股时文，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深刻的批判。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规定用八股文章来发挥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的内容，因而宋儒理学与八股制义就成为当时广大士子的必修之业。对科举弊端的揭发和批判，自不能不接触到这两个方面。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也曾对熟读四书、五经的那些由程朱理学培养出来的大批士子的虚伪面目，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深入的暴露。

王德、王仁兄弟二人，一个是府学廪膳生员，一个是县学廪膳生员，“都做着极兴头的馆，铮铮有名”，受的是圣人之教，教的是圣人之书，他们听到妹夫严致和要将妾扶正时，起初“把脸本丧着，不则一声”，有所保留；可是一旦严致和捧出两封银子，“每位一百两”，他们“双手来接”，以后两人都“义形于色”，一个说“你这一位如夫人关系你家三代”，一个说“我们念书人，全在纲常上做工夫，就是做文章，代孔子说话，也不过是这个理”。有了银子，他们连亲妹妹的切身利益也不顾，不等她断气，就连忙帮着严致和将赵姨娘扶正。这种口是心非的士子，在《儒林外史》中绝不限于王德、王仁二人。

贡生严致中，在他亲兄弟、监生严致和死后，毫无悲戚之情；相反，当他收到弟媳妇赵氏送来的“簇新的两套缎子衣服，齐臻臻的二百两银子”做“遗念”后，却“满心欢喜”。当乃弟严监生病重时，他正为人控告而逃避在外，与乃弟“临危也不得见一面”；但他却毫不感到愧疚，反倒对王德说：“自古道‘公而忘私，国而后家’。我们科场是朝廷大典，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也还觉得于心无愧。”冠冕堂皇的言论掩饰着自己卑污肮脏的行为。

在吴敬梓笔下，还有一些士人只是利用程、朱的言论，为自己的丑行辩解。朱熹曾经说过：“天下之事，有常有变，而其所以处事之术，有经有权。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事有不幸而至于不得尽如其常，则谓之变，而所以处之之术，不得全出于经矣，是所谓权也。”（《朱子大全集》卷十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一》）

《儒林外史》中范进母死以后，按照封建礼法应在家守制，但举人张静斋却劝他以此为由出去“秋风一二”，范举人居然颇为心动，反问张举人“只不知大礼上可行得？”张静斋就按照自己的需要，以朱熹的话为根据，说：“礼有经，亦有权，想没有什么行不得处。”两个举人于是就心安理得地结伙出去打秋风了。

同样精彩的揭发，则是被杨执中吹捧为“有程朱的学问”的权勿用的表现。权勿用的母亲刚死不久，他本有热孝在身，但却不在家守制，而应邀离开故乡萧山前往湖州宰相之家娄府作客。在娄府的宴席上，他那一张嘴巴一方面说“居丧不饮酒”，一面却大用“肴馔”，还要强词夺理地辩解：“古人所谓五荤者，葱、韭、芫荽之类，怎么不戒？”在他口中，鱼肉“肴馔”不是五荤，当然可以大肆饕餮了。这与举人范进居丧而大吃虾元子，进士荀玫匿丧不报而谋求“夺情”，都同样是这些假道学的丑恶表现。作者对这些口是心非的士子都予以无情的嘲讽、讥刺。

在小说的后半部，吴敬梓已不仅仅停留在揭发理学的虚伪上，而且还对虚伪的理学本身也多少有些触及。老秀才王玉辉身受程朱理学的毒害，一生攻读，未曾博得一第，依然一介寒士，当他的三女儿在丈夫病故以后准备绝食殉夫时，他竟然加以鼓励，说：“这是青史上留名的事，我难道反阻拦你？你竟是这样做罢！”及至女儿活活饿死，他一会儿说：“她这死的好！只怕我将来不能像她这一个好题目死哩！”一会儿又“仰天大笑”说：“死的好！死的好！”吴敬梓如实地描写了王玉辉这样的言行，就在一定程度上对“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的宋儒理学进行了沉痛的谴责，宣布“理学杀人”的罪状。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许多受到理学毒害的士人形象，嘲笑他们的言伪行污，暴露理学所造成的严重恶果，这就相当有力地对科举教育和考试的重要内容——宋儒注疏的四书、五经，进行了有力的批判。

对于科举考试的文体——八股文，明、清之际，一些有识之士就曾不遗余力地予以抨击，例如顾炎武就认为自从明朝规定科举考试用八股文写作以来，影响所及，使得广大士人“穷年所习，不过应试之文”（《顾亭林诗文集·与友人论学书》），而不及其余。他还抨击这种“时文”“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杜撰无根之语”（《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这些进步学者的言论，对吴敬梓无疑是产生影响的，他在《儒林外史》中也曾对八股时文竭力加以挞伐——不但通过正面人物迟衡山之口说道：“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而且在《儒林外史》中还对“无凭”的“举业”做了极为生动的描叙。

如广东学道周进在主考南海、番禺两县童生时，将范进的试卷“用心用意看了一遍，心里不喜”，认为“这样的文字，都说的是些什么话！怪不得不进学”！因为无人交卷，他坐着也是无事，再将范进的试卷“从头至尾，又看了一遍，觉得有些意思”；隔了一会儿“又取过范进卷子来看”，这“才晓得是天地间之至文，真乃一字一珠”！随即“填了第一名”取为秀才。这正表现了这种“无凭”的举业，写作时不知好坏，衡文时又无标准。

又如八股文选家马纯上（马二）“着实在举业上讲究”，他曾对匡超人（匡二）“讲了许多虚实反正、吞吐含蓄之法”，然而他自己终生也未能“揣摩”出八股文的“法则”来。匡二后来在冯琢庵面前攻击马二，说他“理法有余，才气不足”，这固然主要是为了讥刺匡二的忘恩负义，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举业”的“无凭”，因为另外一个八股文选家卫体善也说马二“于文章理法”“全然不知”。文瀚楼书店主人还曾对匡二说；“向日马二先生在家兄文海楼，三百篇文章要批两个月，催着他还要发怒，不想先生批的恁快！我拿给人看，说又快又细。这是极好的了！先生住着，将来各书坊里都要来请先生，生意多哩！”从事选文几十年的马二，其批点文章不如刚习举业不久的匡二，这不正表明这种“时文”的“无凭”之极么？

但是，这种“无凭”的时文，却为全国士子所诵习不辍，迟衡山就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不但应试的童生秀才要讲习，时文选家要批点，即连有了功名做了御史、翰林的士子，也还在讲求，如高翰林就说“‘揣摩’二字，就是这举业的金针”，并且认为马二“讲了半生”举业，就是未曾掌握这一“金针”，讥笑“他要晓得‘揣摩’二字，如今也不知做到什么官了。”鲁编修更进一步认为除八股以外，再也没有学问。他认为“八股文章若做得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任你做出什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果然如此么？吴敬梓以形象的描绘做了否定的答复，秀才魏好古写别字，举人张静斋把青田人刘基说成是青田知县，进士范进不知苏轼为何人；选家匡超人把活着的人也称作“先儒”，马纯上不知道李清照、苏若兰、朱淑贞“这些是什么人”，“料想”她们“不是管功名的了”。吴敬梓就这样紧紧扣住举业“无凭”这一要害，刻画了各种类型的士人，描绘了互不雷同的情节，极为形象而又非常有力地暴露和鞭笞了科举考试的又一重要内容——八股时文。

科举考试的方式极为烦琐，貌似关节严密、无隙可乘，实则层层黑暗、弊端丛生。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对它有极为生动的描绘，揭露了从考秀才的府院试直到考举人的乡试的一片混乱景象。

向鼎考试安庆及其所属六县在学童生时，考场中“那些童生，也有代笔的，也有传递的，大家丢字条，掠砖头，挤眉弄眼，无所不为”，还有“一个童生，推着出恭，走到察院土墙根前，把土墙挖个洞，伸手到外面去接文章”。

这种乱糟糟的景象绝非安庆七学所仅有，浙江学道按临绍兴，主持院试，虽然“这位学道的关防又严”，但作弊者仍然可以蒙混过关：由潘三安排，让匡二戴上“一顶高黑帽”，穿上“一件青布衣服”，搭上“一条红搭包”，“手执水火棍”，“跟了一班军牢夜役”混进场内，替换下“一字不通”的金跃，由匡二代考，最后让“这金跃高高进了”学，成为秀才。

而南京乡试时贡院中摆设公案，摇旗放炮，焚纸烧钱，呼神唤鬼，一片乌烟瘴气的景象，却也的确是真实状况的写照。

会试的情况也不会比府院试、乡试好多少，也许由于吴敬梓终生只是一个秀才，只参加过乡试而未进入过会试的考场，缺少感性的体验，也由于当时文网森严，他还不敢将讽刺的矛头公然指向全国性的会试，特别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故《儒林外史》中关于会试方面的描写极少，但有时也用旁敲侧击的方式，对会试的情景有所透露。

例如范进参加会试前，他的恩师、国子司业周进，早就将他的“大名常在当道大老面前荐扬，人人都欲致之门下”，因而“会试已毕，范进果然中了进士”。

即如皇帝亲自主持的鸿博廷试，也有手脚可做。小说写嘉靖帝召见了庄绍光以后，“颇有大用之意”，由于庄绍光不愿拜在大学士太保公门下，太保公就向皇帝奏道：“庄尚志果系出群之才，蒙皇上旷典殊恩，朝野胥悦。但不由进士出身，骤跻卿贰，我朝祖宗无此法度，且开天下以幸进之心。”在太保公堂而皇之的言论阻扼下，庄绍光终于又被放归南京。由此可见，无论府院试，或是乡、会试，甚至皇帝亲自召见，关关都有隙可乘，节节都积弊甚深。

吴敬梓在对科举制度的目的、内容和方法进行揭露和批判的同时，还痛心地抨击了这一制度的严重后果，败坏了人才，毒化了社会风气。如前所述，全国的士子极多，而科举所取的名额又极少，不能由此谋得出身的士子，虽然白首穷经也将一事无成，变成“稂不稂莠不莠”的废物。在这种情况下，像倪霜峰那样依靠修补乐器谋生的士人毕竟是个别的，大多数落第士子仍然要千方百计地谋求“异路功名”，社会上于是就出现了一大批的所谓“名士”。他们或依附于豪门贵族，或出入于盐商典当，做清客，当帮闲，如杨执中、权勿用之流。至于匡超人性格的变化，就更为深刻地暴露了科举八股毒害青年的罪恶。

匡超人原是出身寒苦的农家子弟，他受到马纯上教诲、李本瑛的识拔、景兰江等一班名士的吹嘘、随岑庵等一流选家的训育、恶吏潘三的教唆，便醉心名利，走上举业道路。原先他得到马二的资助，回乡后一边苦读文章，一边服侍病父，克尽孝道，然而自从“科第取来，心只系乎两榜”，一任他的父亲“尿屎仍旧在床上”也不照管，只一心“上府去考”。不但如此，他自从进学成秀才以后，更是吹牛混骗，停妻再娶，选时文，充名士，做枪手，写状词，作恶多端，终于堕落变质。

至于这一制度对社会风气的毒化，小说中也多有反映。如作者笔下的五河县的风俗就真切地反映了这种情景：“五河县发了一个姓彭的人家，中了几个进士，选了两个翰林，五河县人眼界小，便合县人同去奉承他。”

对这种趋炎附势的风气，作者极为不满，予以辛辣的讥讽：“五河人有个牢不可破的见识，总说但凡是个举人进士，就和知州知县是一个人。“问五河县有什么山川风景，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有什么出产稀奇之物，是有个彭乡绅；问五河县哪个有品望，是奉承彭乡绅；问哪个有德行，是奉承彭乡绅；问哪个有才情，是专会奉承彭乡绅。”

作者对这种恶劣风气的谴责，真可谓淋漓尽致！其实，不但五河县一地如此，在科举社会中何处不是如此？老童生周进在薛家集观音庵坐馆时，和尚冷落他，梅玖挖苦他，可是一旦中了进士，出任国子司业后，观音庵中立刻供上金字写的他的长生禄位牌，写着“薛家集里人、观音庵僧人同供奉”，梅玖见了就“恭恭敬敬”地“拜了几拜”。

围绕着老童生范进进学、中举的经历，作者描写了各种人物的表现，从而深刻地解剖了科举社会的现实，着力地抨击了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

以范进的亲属而言，他的老丈人胡屠户的态度就有鲜明的变化。胡屠户雇了一个“二汉”以杀猪为生，这虽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营生，但其经济收入比起农村中又穷又老的童生范进来说要富裕得多。范进即使进了学成了秀才，还得仰承他的鼻息，被他骂了一顿“现世宝穷鬼”也不敢吱声。可是一旦范进考中举人，胡屠户随即一反常态，口口声声“贤婿老爷”。原来他看秀才范进处处不顺眼，文章也不好，又是一副“尖嘴猴腮”的相貌；但是中了举人的范进，在胡屠户看来却是“才学又高，品貌又好”。他以五千钱的贺仪换得范进给他的“六两多银子”，一面“把银子攥在手里紧紧的”，一面“千恩万谢，低着头，笑眯眯地去了”。可见，虽然亲如翁婿的关系，也要随着社会地位的转换而变化。

至于科场中的人物，更是如此。范进中举前，从未见过哪一个乡绅正眼看他一下；可是一旦高中第七名举人以后，“做过一任知县”的“举人出身”的乡绅张静斋老爷，从四十五里地远的城里乘轿前来拜见，一面向范进表示“一向有失亲近”的歉意，一面又七扯八拉地攀结成“亲切的世弟兄”；既送“贺仪五十两”，又送“三进三间”的“空房一所”。这样，骤然中举但依然贫寒的新贵范进，自然要对这个老于世故的乡绅感激不尽了。而投下这笔赌注的“张老爷”，日后就依恃着范进，再度去他“先祖的门生”、范进的房师“高要县汤公”处一再秋风，汤奉看在新收的门生范进的面子上，也不得不敷衍他一番。

作者虽然只是通过有限的人物形象，反映出这种浇薄的风气，然而他的抨击矛头所向乃是整个科举社会。

2.反映了被迫害的士人的悲惨命运

清初封建统治者在怀柔、笼络广大士子以消除他们敌对情绪、为其所用的同时，还对于一些不愿就范的、具有进步思想或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多方罗织罪名，进行残酷迫害。

顺治十四年（1657年），顺治借顺天（北闱）、江南（南闱）乡试舞弊事件，大兴科场案，开清代统治者镇压知识分子的先声，特别是最后被征服的江南地区的读书人，受到的迫害最为惨重。北闱仅处死房考二人，南闱则将主考二人斩决，十八房考除已死者以外，其余也全部处死。可见科场舞弊情节虽然存在，而封建统治者也是借此题目屠戮不为其用的士人。

接着，顺治十八年（1661年），顺治又借苏、松、常、镇四府奏销案，对江南知识分子严加惩处，革黜功名，刑责逮捕，牵连受害的有一万余人。其中“贪吏蠹胥，侵没多至千万，反置不问”，而对广大士人却极为严酷，以致一时“衣冠扫地，如某探花欠一钱亦被黜，民间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仕籍、学校为之一空”（董含《三冈识略》）。这个被黜的探花就是顺治十六年（1659年）一甲第三人及第的叶方蔼。

除科场案、奏销案以外，清初迫害知识分子最常用的方式是大兴文字狱。随着清统治者武力统一全国之后，对知识分子的迫害也不断趋向严酷、频繁。正由于最高封建统治者屡兴大狱，因而社会上挟嫌诬告成风，常常一案之兴，地涉七八省，时延数十年，牵连甚广，造成知识分子人人自危的局面。乾隆朝御史曹一士曾上疏，剀切说明后果的严重，他说：“比年以来，小人不识两朝所以诛殛大憝之故，往往挟睚眦之怨，措影响之词，攻讦诗文，指摘字句。有司见事生风，多方穷鞫，或致波累师生，株连亲故，破家亡命，甚可悯也。”他还认为，长此以往，“将使天下攻讦不休，士子以文为戒，殊非国家义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清史稿·曹一士传》）但曹一士的告诫，并未引起最高统治者的重视，文字之狱并未因此而稍有减少。

吴敬梓生活在文网如此森严的时代，以他巨大的胆识和娴熟的技巧，在《儒林外史》中将封建统治阶级以文字罪人的血淋淋的现实，形象地反映出来。

在小说第一回“楔子”里，就让他的理想人物王冕，用含蓄的语言假借天象点出当时整个社会都笼罩在文字狱恐怖气氛中的情景。他对秦老说：“贯索犯文昌，一代文人有厄！”贯索与文昌，原就是分别象征牢狱和文运的两颗星座，作者用一“犯”字，虽然曲折但却已经明确地表现出当时文字狱的恐怖景象。此后，作者运用了若断似续的“遮眼法”，将文字狱的情节分别穿插在有关回目中加以描叙，并以所谓的禁书《高青邱诗文集》为线索，将它们前后贯串起来，从而真切地反映了一起文字狱案件的全过程，让广大读者能深切地感受到清代康雍乾“盛世”中的文字狱的恐怖气氛。

在小说的第二回，就开始出现文字狱的受害者之一王惠。作者对他原无好感，讽刺他的说神道鬼，抨击他的贪婪凶残，是把他当作一个否定人物来加以鞭笞的。但在他成为“钦犯”、仓皇逃离江西之后，吴敬梓却一反前态，对他不再加以挞伐，而是以无限怜悯的笔触描写他的“厄运”。在宁王统兵破了南昌城，王惠被捉拿后不得已投降了宁王。宁王起事两年被王守仁所败，束手就擒。此时，宁王手下的“那些伪官，杀的杀了，逃的逃了”。做过南昌太守又升任南赣道的王惠也只有逃走一途。虽然他在任上搜刮了不少银两，但逃亡之际他“在衙门并不曾收拾得一件东西，只取了一个枕箱，里面有几本残书和几两银子”，就“换了青衣小帽，黑夜逃走”了。当他逃到浙江乌镇时，“几两银子”早已用光，幸亏遇到前任南昌太守蘧 的孙子蘧公孙。公孙知道他的遭遇后，慨然赠送他二百两银子作为“盘缠”，他在不胜感激之余，就将他在仓皇之际仍未曾忘记携走的枕箱送给公孙，并且极为郑重地说：“我除了行李被褥之外，一无所有，只有一个枕箱，内有残书几本。此时潜踪在外，这一点物件，也恐被人识认，惹起是非，如今也将来交与世兄，我轻身更好逃窜了。”枕箱内原来也只“有几本残书和几两银子”，银子不怕别人“识认”，而且沿途已经花光，那么剩下的怕人“识认”的“物件”只有“残书”几本了。正因为这“几本残书”能“惹起是非”，所以他在逃离南昌时，可以不拿去他极为看重的金银财宝，而要将它随身携带；在他逃亡浙江途中，银两用尽，但这“几本残书”却始终珍藏在身，并且郑重其事地将它们交付公孙。这样的描写，就把文字狱的恐怖气氛渲染出来。

这有可能“惹起是非”的“几本残书”究竟是什么书呢？原来是《高青邱集诗话》。蘧祜知道此事利害，干系重大，再三吩咐乃孙“不可轻易被人看见”！哪里知道蘧公孙年少气盛、好名心切，在此书上题上自己姓名刊刻出来遍赠亲友。果然就“惹起是非”，家人要首告他“交结钦犯，藏着钦赃”。幸亏秀水县的两个差人要借此敲诈他的银两，所以“开弓不放箭”，以谋求私下了结，如果真的首告，那“就是杀头充军的罪”，公孙全家就要被“杀个精光”。后来为人厚道的马纯上将自己的“束”“抖了包”，“挤得干干净净”也“只挤得出九十二两银子来”，全部送给秀水县的公人，才赎回“枕箱”来。

由于吴敬梓生活在文字狱频兴的时代，在反映文字狱的罪行时不能不故作含糊。这里看起来“钦赃”只是一个“枕箱”，其实要害在“枕箱”中的“几本残书”。宦成的话就泄露了“天机”，他对双红说：“皇帝也未必要他这个箱子，必有别的缘故。这箱子能值几文！”

虽然马纯上慷慨解囊替蘧公孙赎回“枕箱”并建议公孙将它“或是劈开了，或是竟烧化了，不可再留着惹事”，让公孙逃了这一关，但《高青邱集诗话》一案并未了结。在第三十五回以后，此案又再兴起，只不过换了一个主角。

湖广人卢信侯“立了一个志向，要把本朝名人的文集都寻遍了，藏在家里”。他“走到京师”才把“被了祸的”《高青邱文集》“用重价买到手”。庄绍光劝告他要“避忌”“国家禁令”，说：“青邱文字，虽其中并无毁谤朝廷的言语，既然太祖恶其为人，且现在又是禁书，先生就不看他的著作也罢。”这段话反映了清代文字狱完全由最高封建统治者个人意志所决定：所谓“禁书”不一定就是有“毁谤”封建统治阶级的“言语”，只要最高封建统治者厌恶其人，那么他的著作就成为“禁书”，作者也就要“被了祸”。果然不出庄绍光所料，卢信侯终于因收藏所谓“禁书”被捕入狱，后来由于“征君”庄绍光的大力营救，才得以开释出来。

其实，清代的知识分子只要被网罗在文字案件中，是不可能像卢信侯那样轻易逃脱的。这也是由于当时的高压气氛，作者不得不如此处理。至此，这一案件似乎已经结束，其实不然。隔了几回以后，又换回了原来的主角，作者笔力犹健地反复叙写，直到交代出最早受此案牵累的王惠的悲惨命运才停笔。

王惠从江西逃到浙江后，又远走四川，削发为僧，隐姓匿名，深藏在成都城外四十里的庵中。他的儿子也改姓为郭，“二十年走遍天下，寻访父亲”，经过千辛万苦，终于来到庵中。但老和尚王惠开门“见是儿子，就吓了一跳”，抵死也不敢认，甚至“提着郭孝子的领子，一路推搡出门”。不久，王惠也就凄惶地死去，连听说此事的萧云仙也垂泪道：“可怜！可怜！”

作者写王惠不敢认亲生儿子，是表现他的极端恐惧，而他的极端恐惧，则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以文字罪人、残酷屠戮读书人的血腥现实！

在吴敬梓笔下，这一案件迁延二十年之久，从江西发案，波及到浙江、南北二京，直到四川，受到牵连的有曾任南赣道的王惠、前任南昌太守蘧祜的孙子蘧公孙、制艺选家马纯上、湖广藏书家卢信侯、应荐博学鸿词的征君庄绍光等等。作者通过这一件文字狱案，就把当时封建统治阶级钳制人民思想的高压政策和恐怖气氛，极为浓郁地表现出来。当然，《高青邱集诗话》一案是被吴敬梓分散在不同的回目中叙写，似乎不够集中，也穿插了一些与文字狱无关的情节，看来有些游离，但这是作者不得已而采用的“遮眼法”，是作者有意识地做了若断似续的安排，只要通观全书，清代康雍乾“盛世”中文字狱的恐怖景象依然清晰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这一案件并非吴敬梓凭空杜撰，而是有着现实依据的。他基本上是以刘著收藏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为人诬陷入狱一事为“本事”，但吴敬梓并没有完全按照原案写来，而是从康雍乾三朝发生的许多文字狱事件（如《南山集》案等）中选取了不少事实，改造成小说的情节，写入《儒林外史》中的。

刘著一案对吴敬梓的创作影响甚大，因为刘著是当时大科学家宣城梅定九的弟子，又是当时进步思想家李恕谷的门生，后来吴敬梓的长子吴 曾从刘著学习数天之学，刘著的《答历算十问》即为吴 而作。刘著在江南一共住了九年，被捕入狱以前，曾在程廷祚家坐馆，程廷祚又是吴敬梓的至友。此案发生时，吴敬梓已从故乡迁居南京，因而他对这一案件的始终过程是了解的，对这一案件的实际内情也是清楚的。也正因为如此，他在《儒林外史》中反映出来的文字狱的恐怖气氛，才能如此真切而深刻，令读者不寒而栗、不危自惧。

当然，在整个作品中，揭露文字狱罪行的篇幅大大少于对科举弊端的抨击，这是时代使然。在文网严密的时代，能做出如此深刻的揭发，也就十分难得、弥足珍贵了。《儒林外史》中关于这方面的叙述和描写，无异是一份清初封建统治阶级迫害知识分子的血腥记录，具有一定的文献价值和认识意义。

3.歌颂了有品性的士人的高尚文行

《儒林外史》中出现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接受封建统治阶级的牢笼，也不是所有的人都惧怕封建统治阶级的迫害。吴敬梓还以赞赏的笔触塑造了一些讲究文行出处、提倡礼乐兵农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不受羁縻，也不怕迫害，坚持自己的生活情操和社会理想。

小说中出现的为作者所肯定的正面人物，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用以牢笼士人的八股取士制度的种种弊端，大都持批判态度。

在第一回“楔子”中的王冕明白地否定“礼部议定”的“取士之法”“却定的不好”以后，接踵而来的一些正面人物，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八股制艺进行嘲讽和批判。如杜少卿的父祖先人中有不少出身于科举，用郭铁笔的话说，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门生故吏，天下都散满了。督、抚、司、道，在外头做，不计其数”，连“管家们出去”也都“做的是九品杂职官”，但少卿本人却不愿“守着田园做举业”。南京国子监博士虞育德，虽然也是从科甲出身，但“也不耐烦做时文”。正在国子监学习的武正字，却表示自己“并不会做八股文章”。他们或是科举世家，或本人就由科甲出身，却都蔑视八股时文。由于看不起八股时文，他们也就连带着看不起举业出身的士人，当臧荼邀约杜少卿去拜会进士出身的本县王知县时，杜少卿气恼地说：“他果然仰慕我，他为什么不先来拜我，倒叫我拜他？……王家这一宗灰堆里的进士，他拜我做老师我还不要，我会他怎的？”根本不理睬这个“灰堆里的进士”。迟衡山对那些“只不过讲个举业”的“读书的朋友”极为蔑视，当面教训高翰林这一类禄蠹：“讲学问的只讲学问，不必问功名；讲功名的只讲功名，不必问学问。”甚至于一派名士作风的公子哥儿娄三、娄四居然也说出：“俗语说得好，‘与其出一个 削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个培养阴骘的通儒’，这个是的紧。”这虽然是娄三、娄四宽解姑丈蘧祜的话，但也确实反映出当时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知识分子的见解。在吴敬梓生活的时代，也的确有人认为“子孙有一才人，不如有一长者，与其出一丧元气的进士，不如出一能明理的秀才”（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三）。

《儒林外史》中这些正面的知识分子，不是消极地批判科举弊端，他们对于如何教育士人，选拔人才，还有着积极的主张。例如关于教育与政事的关系，他们认为教育应该培养人才。这些人才要有益于政事，也就是说教育要培养出一批能为政治（当然指封建政治）服务的人才。

迟衡山就明确地提出，倡导礼乐兵农的目的，就在于“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他还对杜少卿说：“少卿兄，你此番征辟了去，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方不愧我辈所学。”杜少卿虽然以病辞聘，未出去替朝廷做事，但他称赞萧云仙时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也正表现出同样的思想主张。

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通过形象的描绘，透露出这样的见解：教育培养出的读书人，文要能做相，武要能做将。做宰相，就要使得百姓能“温饱”，引导士大夫“能行礼乐”；为将帅，则要像萧云仙那样平定叛乱，修复城垣，或者像汤镇台那样剿灭“目无法纪”的“逆贼”，维护“朝廷体统”。

而对那种“念文章、做举业”就是为了做官、培养禄蠹的教育，他们则表示了极为深刻的不满。

他们还主张“教”与“养”要紧密结合起来。《儒林外史》第三十五回写嘉靖皇帝召见应鸿博之荐的庄绍光，向他询问：“……只是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这教养之事，何者为先？”庄绍光于是“便把教养的事，细细做了十策”，呈送进去。这教养十策的具体内容，在此回中没有具体交代，但作者通过萧云仙在青枫城的所作所为，就表明了这些正面人物的主张。

萧云仙平定青枫城之后，首先“出榜召集流民”“开垦田地”，接着“亲自指点百姓开沟修洫”、兴修水利，然后“骑着马”到处劝农。这是把恢复和发展生产放在第一位。到了次年，生产发展了，“百姓们的日子有的过了”，萧云仙才考虑“只是这班小孩子……怎得有个先生教他们识字便好”；再三寻找，终于请到一个常州的读书人沈大年来教书，把这些孩子“都养在学堂里读书”。这就生动地反映了小说中的一些正面人物的思想主张：要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发展教育，要先“养”后“教”，“教”“养”结合。

此外，对教育和考试的内容，他们不满意于专用四书、五经、八股文，并且从多方面嘲讽和抨击了这些内容的空疏无用，于政事毫无裨益。与此同时，他们主张以能够经世致用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作为教育和考试的内容。小说中出现的正面人物，无一不重视天文、地理、工、虞、水、火、医药、经、史等学问，如王冕在二十岁前，“就把那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二十多岁的虞华轩“学问成了，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他提了头就知到尾”。由进士出身做了六七年南京国子监博士的虞育德，在调离之际向杜少卿说：“现今小儿读书之余，我教他学个医，可以糊口。”他们所看重的这些学问，大都不同于科举制度所规定的内容。他们肯定这些实用之学，实际上就是对礼部议定的教育和考试内容的否定。

《儒林外史》中的正面人物，不但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讲究文，而且无一不重视操守、修养道德，重视文行。虞华轩聘请余大先生为西席时，明确要求余大先生对自己的儿子加强道德教育，希望自己的儿子“第一要学了表兄的品行”；至于“举人、进士，……也不是什么出奇的东西”，不必在意，也就是说不必用四书、五经、八股文这一套来教育他的儿子。虞华轩这样的思想主张，在小说中的一些正面人物身上都有程度不同的表现。例如，所有的正面人物都极为重视孝道，而那些否定人物或多或少的都有不孝或伪孝的言行。

杜少卿对先人极为孝敬，杜慎卿对他的评价是：“但凡说是见过他家太老爷的，就是一条狗也是敬重的。”举人范进母死后不在家守制，却以此名目出外到“肥美地方”高要县去“秋风一二”。荀玫中进士后，正值“考选科道在即”，居然匿丧不报，谋求“夺情”。作者对正面人物的孝行极为赞扬，而对那些不孝或伪孝的言行则予以讥讽。

又如，所有正面人物都待人厚道，而那些否定人物待人接物却极为刻薄，作者显然是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杜少卿的“太老爷的门客”娄焕文病重时，杜少卿亲自检视药物、饮食；娄焕文病故后，他又“制备祭礼”，亲往陶红镇娄家哭奠，“陶红镇上的人，人人叹息，说‘天长杜府厚道’。”应天府把一个“犯了赌博”的监生送到南京国子监“来讨收管”，虞育德见那端监生“是个乡里人”，被冤枉了，并没有处置他，而是“把他留在书房里，每日同他一桌吃饭，又拿出行李与他睡觉”；后来，又替他到府尹面前“辩明了这些冤枉的事”，将他释放。这样的学官，当然令门生感激不尽。

但是刚刚考上内廷教习的匡二，对过去给予他很多“好处”的潘三却掉头不顾，当蒋刑房受潘三委托邀约他去“叙叙苦情”时，匡二却翻脸不认人，说什么“既替朝廷办事，就要依朝廷的赏罚”，拒绝前往。严大位也是打着“你我为朝廷办事，就是不顾私亲”的幌子，掩饰自己在亲弟死前不来“当面别一别”的寡恩行为。

一些正面人物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尊重妇女、男女平等的思想。庄绍光与妻子同在玄武湖中欣赏湖光山色，杜少卿携着夫人的手同游清凉山，杜少卿还反对娶妾，赏识不愿为盐商小妾的沈琼枝。他们的思想行为与一年讨七八个妾的宋盐商、整日玩戏子的高翰林那一类反面人物的行径，截然相反。凡此等等，都表明作者笔下的理想人物与否定人物截然不同，他们无不重视道德修养，行为高尚。

吴敬梓在小说中不仅描写了这些正直知识分子讲究文行，而且还表现了他们极为重视出处。例如王冕，在文行方面，他是一个真名士，很有学问，又讲究孝道；在出处方面，他又是高人，遵从母教，学习段干木、泄柳，钦敬屈原。他不愿为官，但对百姓生计十分关心，当封建统治阶级要征聘他出来为官时，他却遵循“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的儒学思想，“连夜逃往会稽山中”去了。

这种思想行为在其他一些正面人物身上也体现出来。杜少卿之所以辞去征聘，是“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徒惹高人一笑，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庄绍光虽应召进京陛见，但也认为“我道不行”，坚决“恳求恩赐还山”，回到南京玄武湖著书立说。还有一些正直的知识分子出于衣食考虑，不得不谋求一官半职，但在能够维持温饱以后，就表示要辞官归里。虞育德就曾对杜少卿表白：“我本赤贫之士，在南京来做了六七年博士，每年积几两俸金，只挣了三十担米一块田。我此番去，或是部郎，或是州县，我多则做三年，少则做两年，再积些俸银，添得两十担米，每年养着我夫妻两个不得饿死，就罢了。”也有一些读书人在觉醒之后，认识到“就坏在读了这几句死书，拿不得轻，负不得重”，像老秀才倪霜峰那样，毅然放弃“儒业”，而改以修补乐器为生。

作者笔下的这些正面人物，一般说来，虽然大都不愿出而为官，但对于倡导礼乐兵农的理想却不遗余力。吴敬梓着重描写了祭泰伯祠和平青枫城两件事来予以表彰。祭泰伯祠着重于倡导，而平青枫城则付诸实践。他们修祭泰伯祠的目的很明确，发起人迟衡山对杜少卿说得很清楚：“小弟意思要约些朋友，各捐几何，盖一所泰伯祠，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对此，作品中一些正面人物都表示赞同。此时已开始没落、连“自己住的房子”也“并与本家”的杜少卿，慷慨解囊，捐银三百两；迟衡山自己也“把历年做馆的 金节省出来”捐了二百两；庄绍光听说后也表示“自当赞助效劳”，将“要行的礼乐”细细考订一番；南京国子监博士虞育德表示愿意担任主祭。由于有了这些正面人物的倡导和支持，泰伯祠得以盖成，并举行了祭祀活动。当日，南京的百姓“携老扶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动”；直到若干年后，还使得未能与祭的士人如王蕴（玉辉）、盖宽之流前来凭吊不已。

平青枫城一节，主要写萧云仙如何通过史书记载，知道青枫城“地方水草肥饶”，冬天仍可用兵，他亲自“带领五百步兵”，攻克了被“番子”占据的青枫城；然后又修复城池，恢复生产，办学堂，兴礼乐。虽然萧云仙被工部以“任意浮开”的罪名令“地方官勒限严比归款”，但他却得到南京一些“最喜赞扬忠孝的”“大名家”如庄绍光、虞育德、杜少卿等人的称赞。

尽管这些知识分子倡导的礼乐兵农并不能挽救当时的社会弊病，作者在作品中也表现了这种理想的破灭过程，然而作者写这些正面人物倡导自己的理想，都是全力以赴，不遗余力，从而让我们看到，当时不仅有被科举和理学牢笼、毒害的士人，也有着讲究文行出处、重视礼乐兵农的正直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作者笔下的这些正直的知识分子，还对文字狱的受害者极为同情，并给予可能的支持，表现了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大兴文字之狱的蔑视。

王惠曾经勒索过蘧祜二千两银子，可是在王惠逃亡时，蘧祜得知孙子蘧公孙送了二百两银子给他作盘缠，也“不胜大喜”。这就表明，对于受到封建统治者迫害的人，这些正直的士人即使与他有个人恩怨，也能释去前嫌。后来蘧公孙受到王惠一案的牵累，立刻有马纯上出来相救，以自己全部积蓄为其赎回“钦赃”。再有，卢信侯也因收藏这“几本残书”被捕入狱，庄绍光又为他积极疏通，使他得到释放。王惠之子郭力“寻访父亲”，路过南京，杜少卿让自己的妻子替他“浆洗衣服”，并“寻衣服当了四两银子”相赠；武书也“当了二两银子”送他；庄绍光不但送了十两银子，还写了“一封书子”；虞育德也同样送了十两银子，写了“一封书子”。郭孝子不肯接受这些赠金，杜少卿却对他说：“这银子是我们江南这几个人的，并非盗跖之物。”这样，他就接受下来。由于有了庄、虞的介绍信，郭孝子一路上不断得到照顾，终于步行到了四川，访见了父亲。

在这些同情文字狱受害者的读书人中，不仅有作者所充分肯定的正面人物，如庄绍光、杜少卿、虞育德等人，而且还有作者并不全然肯定的“中间人物”如马纯上、蘧公孙之流。吴敬梓代表着当时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自己的创作，形象地暴露和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迫害知识分子的血腥罪行，同时表现了当时一些正直的士人，既不接受封建统治者的牢笼、羁縻，也不惧怕封建统治者的迫害、镇压。这样，就使得《儒林外史》成为全面反映清初知识分子生活的一部形象历史，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

（三）封建末世的社会风情画

《儒林外史》不仅是清初知识分子的生活写照，而且还是我国封建末世的一幅社会风情画。在这样一幅浮世绘中，知识分子虽然占有主要的位置，但毕竟不是风情画的全部内容。天目山樵在《儒林外史评》中就说：“是书特为名士下针砭，即其写官场、僧道、隶役、娼优及王太太辈，皆是烘云托月，旁敲侧击。”鲁迅更明确指出：“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这都说明，这部小说的主要人物虽是士人，但绝不仅限于士人。因为吴敬梓生活的时代的知识分子，和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都是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具有社会属性的人。为了全面而深入地表现他们的思想言行，作者不能不将他的视野扩大到整个社会上去，这就必然要触及到当时社会的一些弊端，并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并予以指摘。

1.朝政昏乱，吏治不清

在《儒林外史》中，作者形象地反映和批判了当时赏罚不明、极为昏乱的朝政。如果说官场腐败、吏治不清，是由于科举制度所选拔出来的人才不当所致，那么赏罚不明、朝政昏乱，就不能完全归罪于此，而是与最高封建统治者分不开，也就是说朝廷不能辞其咎。

就以青枫城一役为例，当时“松潘卫边外生番与内地民人互市，因买卖不公，彼此吵闹起来”，“那番子性野”大打一仗，强占了青枫城。朝廷先派总镇马大老爷出兵，战败而死。另两位都督因而畏葸不前，认为青枫城周围几十里没有水草，人无水喝、马无草吃，“那里还能打什么仗”！而萧云仙却带领步兵攻克了青枫城，修治城垣，兴修水利，恢复生产。但是无功者受禄，有功者论罪，“两都督回任候升”，而萧云仙却被工部核算，认为他“任意浮开”，“应请核减银七千五百二十五两有零，在于该员名下着追”，“奉旨依议”，朝廷居然认可。这样，萧云仙将“家产都已赔完了，还少三百多两银子，地方官仍旧紧追”。

朝廷如此赏罚不明，就不能不使英雄气短。作者在描写萧云仙游广武山阮公祠时，就透露了这样的情绪。当萧云仙见到墙上题有《广武山怀古》一首七古，他“读了又读，读过几遍，不觉凄然泪下”，在一旁的木耐却“不解其意”。其实萧云仙此际的心理状态并非难解。阮公祠是阮籍的祠堂，阮籍曾“登广武，观楚汉交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阮籍原“有济世志”，由于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他才“酣饮为常”、“以酣醉获免”，他“不与世事”是为了避祸全身，并非他的本愿（见《晋书·阮籍传》）。萧云仙登广武而泪下，是从阮籍的遭遇中见到自己的厄运。小说写萧云仙不能实现自己的济世之志，他礼乐兵农的理想付之流水，正流露了作者的慨叹和惋惜！

萧云仙有功论罪的事件，在《儒林外史》中并非绝无仅有。汤镇台奉总督批示大战野羊塘，“剿灭逆苗”，“拿获了贼头和冯君瑞”，“具了本奏进京去”。不料非但无功，而且获罪：“奉上谕：汤奏办理金狗洞匪首一案，率意轻进，糜费钱粮，着降三级调用，以为好事贪功者戒。钦此。”朝廷意旨简直出人意表。“汤镇台接着抄报看过，叹了一口气”，只得“收拾打点回家”。萧云仙追赔之后，继而又有汤奏获罪。通过这两个事件的叙写，吴敬梓就向读者形象地层示了当时朝政十分昏乱，赏罚极其不明，也就隐隐约约地将他的矛头指向朝廷。

2.城市繁荣，商业兴盛

产生于封建末世的《儒林外史》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时期的工商业兴盛的情况。以作者笔下的南京城为例，城中“大街小巷，合共起来，大小酒楼有六七百座，茶社有一千余处”，从聚宝门（今中华门）每日进城来“何止一千头牛，一万个猪，粮食更无其数”。小说写到的大盐商有扬州的万雪斋、宋为富，行盐而兼典当的有五河县仁昌典的方三老爷、方六老爷，庄濯江也在泗州开典当。贩丝客人有杭州的陈正公和毛二胡子，陈正公还兼放高利贷，毛二胡子又开小当铺。其他小商小贩如开米店的赵老二、卜老爹，经营杂货店的牛老爹，开绒线店的张国重，王羽秋则开一爿香蜡店，苏州人凌风在五河县开漕坊，景本蕙是头巾店的老板等等。

这些盐商典当生活糜烂，银钱花得像流水。万雪斋因为第七个妾生病，需要一味中药，不惜派人拿了三百两银子去苏州购买；宋为富一年要娶七八个妾。维持他们这种骄奢淫逸生活的费用，则是用重利盘剥小民聚敛得来。例如方老三、方老六的仁昌、仁大两个典铺“戥子太重”，“百姓敢怒而不敢言”。这些商人之间，又尔虞我诈，相互欺骗。毛二胡子与陈正公“合伙贩丝”，却从中骗取陈正公的一千两银子。他们满身铜臭，却附庸风雅。头巾店老板景本蕙整天哼诗，故作斯文；盐务巡商支剑峰游湖吃酒、冒充名士。他们还攀附权贵，极端势利，如兴贩行行头成老爹百般巴结盐商典当的方家、彭家，而冷落世家旧族的虞家、余家。他们是市侩，因而所言所行无不带有市侩习气。吴敬梓从多方面暴露他们行为的丑恶和心灵的卑污，并予以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讥刺。

在作者笔下，这些商人与封建地主经济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身上有着明显的封建经济的胎记。例如扬州盐商桃源旗，就是借用天长官僚地主杜府的资金作本钱。他们虽广有钱财，但没有什么政治权势，遇事仍要贿赂当道，以求庇护。有了封建官府的庇护，他们对一般小民就可以为所欲为，但如果触及封建官僚利益，他们仍然要败下阵来。德清县知县为了奉承盐商公裕旗老板，将杨执中“寄监收禁”，可是娄中堂的三公子、四公子一出面，德清知县“心下着慌”，立即将杨执中放了出来。万雪斋对门下清客牛玉圃可以颐指气使，可是一旦见到他原来的主人程明卿，这个“书童”出身的盐商也“不由得自己跪着”。

另外，一些封建官僚也与他们沆瀣一气，相互勾结。如高翰林做秀才时，就曾投靠过扬州的“盐务”“诸公”；苟玫中进士出任两淮盐运使，为扬州的大盐商万雪斋的客厅“慎思堂”书写金字匾额。

吴敬梓通过这些情节的描写，反映了他那个时代虽然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人势力也有很大扩张，然而仍然是封建社会，封建地主阶级势力仍占统治地位；一些封建官僚虽也勾结盐商典当，但从根本上来看，还是盐商典当依附于封建官僚地主势力。这正是在封建经济内部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经济生活的形象而真实的写照。

3.歌妓星相，麕集谋生

《儒林外史》中还反映了随着经济发展、城市繁荣而出现的戏子妓女、医卜星相等人物的活动情况。如写南京歌儿舞女聚集之所——秦淮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城里一道河，东水关到西水关足有十里，便是秦淮河。水满的时候，画船箫鼓，昼夜不绝”，“更有那细吹细唱的船来，凄清委婉，动人心魄。两边河房里住家的女郎……凭栏静听。……望着如阆苑仙人，瑶宫仙女”，两岸笙歌不绝。梨园弟子也伴着歌儿舞女聚集这一带，“淮清桥是三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水西门是一个总寓，一个老郎庵。”所谓老郎庵和总寓，就是戏剧行业同行组织聚会、议事的处所。根据小说所写，仅“门上和桥上”（即上文所说的水西门和淮清桥）两处就有戏班一百三十余个，其中淮清桥小旦就有十班之多。这些戏班都有名称，如芳林班、灵和班、三元班等。这些戏班不仅在南京城内演出，而且还出去跑码头，如鲍文卿身后，鲍家的戏班子就曾到南京附近的盱眙、天长一带演出，因为“那里乡绅财主多，还赚的几个钱”。这也说明当时南京各个戏班子之间竞争十分激烈，演员谋生也极为不易。

小说中还描写了戏剧演出的情况，如在蘧公孙与鲁小姐的婚礼上，秦中书宴请万青云的场面上，都有戏班演出；特别是杜慎卿风流高会莫愁湖，集中了一百三十多班梨园弟子，“六七十个唱旦的戏子”，“一个个装扮起来，都是簇新的包头，极新鲜的褶子”，湖中的明角灯，“照耀如同白日”，戏台上“歌声缥缈，直入云霄”。这次演出盛况“传遍了水西门，闹动了淮清桥”，而“逞风流”的“杜十七老爷（慎卿）”从此“名震江南”。

在封建社会中，梨园子弟经常兼为青楼妓女，梨园教坊也经常依傍着秦楼楚馆。小说中的细姑娘和顺姑娘就是“被淮清桥那些开‘三嘴行’（詈语，指戏行中的小旦）的挤坏了”，因而投奔到仪征李老四妓院中去营生。南京贡院附近，沿秦淮河两岸的大街小巷，就有不少妓院，有名的十二楼就在这一带，“前门在武定桥，后门在东花园，钞库街的南首就是长板桥”。仪征的汤大爷、汤二爷来南京参加乡试，一有空闲就在那里寻花问柳。一心梦想着“凤冠霞帔”的妓女聘娘所属的来宾楼也在这一带。妓女们的遭遇极为悲惨，仪征李老四妓院中的细姑娘、顺姑娘不得不看汤六老爷那张“要卷就卷上去，要放就放下来”的“帘子做的”脸。来宾楼中的妓女聘娘，在嫖客陈木南溜走之后，被虔婆打了“一个嘴巴”，在失望之余就“要寻刀刎颈，要寻绳子上吊”，最后终于剃度出家去了。

除了戏子、妓女以外，《儒林外史》还描写了一些算命的、测字的，乃至风水先生。匡超人在遇马二之前，曾摆摊儿测字；虞育德在中举之前，也曾替人“看葬坟”，不过他们都是暂时以此谋生，并非以此为终身职业。“精于风鉴”的陈和甫，对于“卜易、谈星、看相、算命，内科、外科、内丹、外丹，以及请仙判事，扶乩笔”之事，“都略知道一二”，他的儿子陈思阮则等而下之。风水先生张云峰以替人寻“佳壤”为业，比起专以骗人为能事的余殷、余敷来，他还不失为一个老实的堪舆士。作者对这些星卜之徒、风水先生，都有极为生动的描写和不同程度的嘲讽。

4.劳苦群众，挣扎反抗

在这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中，不仅描写了从朝廷的最高统治者到官僚士绅、盐商典当，以至戏子妓女、星卜堪舆等各种身份不同的人物，而且还触及到当时下层的人民群众，描写了他们经济生活的困苦、铤而走险的反抗、相互扶持的品德。

在号称鱼米之乡的苏州府常熟县，一个“替人家做着几块田”的农民，由于“收些稻，都被田主斛的去了”，以致“父亲得病，死在家里，竟不能有钱买口棺木”，因而急得要跳河“寻个死路”，幸亏被虞育德发现，叫船家将他救起，送了他四两银子，才救了他一条命。

在京师附近农村的“一间草房”中住着一对七十多岁的老夫妻，早晨妻子先死，因为“没钱买棺材，现停在屋里”，到了晚上丈夫也死了，“一间屋里，只横着两个尸首”，没人安葬。幸亏庄绍光从京师返回南京时路过此地，见到这种悲惨情况，不禁叹息：“这两个老人家就穷苦到这地步！”拿出几十两银子才把他们老两口安葬起来。

当然，作者描写这两个情节，目的在于表现虞育德和庄绍光的德行，但在客观上也反映出从经济高度富庶的东南地区苏州到京城附近、从南到北的范围内，劳动群众生活十分困苦的现实情景。

在封建地主阶级沉重的压迫和残酷的剥削之下，农民走投无路，只有铤而走险了。小说写从陕西同官到四川成都的路上，“原也是好人家儿女”的木耐夫妇，“近来因是冻饿不过”不得不出外拦路抢劫。江西彭泽知县自称“法令严明，地方肃清”，但偏偏他所管辖的江面上出现了二百名抢盐的人。至于山东道上的“贼头”赵大，尽管作者出于阶级偏见把他的形象描写得极为凶恶，然而他敢于抢劫朝廷的“饷银”，看来也还是和彭泽县抢盐的那些人一样，都是被逼得无以谋生，不得不走上抢劫之路的贫苦百姓。

《儒林外史》中还写了在一些县城里发生市民“闹事”的情况。广东高要县知县汤奉，在张师陆唆使下枷死了回民老师傅，“众回民心里不服，一时聚众数百人，鸣锣罢市”，“闹将起来，将县衙门围得水泄不通”。后来虽然被镇压下去，但在当时却也打击了乡绅张静斋的威风，逼得他连夜翻过城墙逃走。

浙江乐清县知县李本瑛是个好官，误传他被“温州府二太爷来摘了印去”，城里的“百姓要留这官”，因而“鸣锣罢市，围住了摘印的官，要夺回印信”。这种事对封建统治者来说就是一种威慑，特别是在吴敬梓生活的时代居然发生这种事情，无异也是对康雍乾“盛世”的一种讽刺。

《儒林外史》中还描写了一些下层人民相互帮助、彼此扶持的品德。如在安徽芜湖“开个小香蜡店、胡乱度日”的牛老爹，经常得到隔壁开一家小米店的卜老爹的照顾。卜老爹将自己的外甥女嫁与牛老爹的孙子牛浦为妻，一切从俭办事，“不争财礼”。后来牛老爹这个小店“每日卖不上几十文钱”，“本钱已是十去其七”，“这店渐渐地撑不住了”，人也病倒，不久人亡店闭。卜老爹为牛老爹经营丧事之后，一想起“死的亲家，就要哽哽咽咽地哭”。

又如戏子鲍文卿对修补乐器为生的倪老爹也照顾得极为周到，把他准备卖出去的儿子过继为己子，并且比自己亲生的儿子还要厚待。倪老爹死后，“鲍文卿又拿出几十两银子来替他料理后事，自己去一连哭了几场，依旧叫儿子去披麻戴孝，送倪老爹入土”。鲍文卿凭一技之长，自食其力，他领着戏班子到处演出谋生，心安理得；当有人托他去向安庆府知府向鼎处说情，表示可以送二百两银子、三百两银子，甚至五百两银子时，他却不为所动，并且表示“须是骨头里挣出来的钱才做得肉”。

作者以赞扬的笔触，充分肯定了下层人民这些高尚的品德，在客观上就与上层的封建官僚、士绅恶霸、盐商典当的贪婪刻薄、尔虞我诈的丑恶品质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样的描写，也表现了作者的进步思想与作品的进步意义。

总之，《儒林外史》虽然是一部以知识分子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但作者总是把他笔下的士人放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加以表现。作为一个阶层的知识分子，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联系，因而吴敬梓在描写他们生活、思想的同时，也必然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就使得《儒林外史》这部小说不仅仅是一部写士人的作品，而且是一部如鲁迅所说的“指摘时弊”的“讽世之书”。

自然，产生于二百余年以前的、出自封建世家子弟之手的《儒林外史》，在“指摘时弊”方面，也不能不留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例如，吴敬梓尽管无情地讽刺了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却不明白有着种种弊端的八股科举只不过是腐朽的封建经济关系在政治上的表现而已。

又如，吴敬梓尽管辛辣地嘲讽了伪道学，然而他的抨击矛头大都指向礼教的虚伪——伪道学，而对虚伪的礼教却批判不多。再如，小说中对盐典商人高利盘剥人民的罪恶以及他们骄奢淫逸的生活，固然有不少揭露和讽刺，但吴敬梓鞭笞的重点则在于他们的伤风败俗的行为，而他借以抨击的思想武器又常常是封建的门阀意识和封建的道德规范，这就自然削弱了批判的力量。

然而，《儒林外史》毕竟为我们掀起了康雍乾“盛世”的虚表的一角，提供了即将崩溃的封建末世的真相，启迪了广大读者对封建社会存在的合理性的怀疑，这就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表现出巨大的进步意义和社会价值。

（四）寄托了作者的社会理想

吴敬梓不仅在《儒林外史》中揭露了科举社会的积重难返的种种弊端，而且还提出了以礼乐兵农去“疗治”这种“弊端”的处方，在小说中出现的一些正面人物大都是重视礼乐兵农的。然而，倡导礼乐兵农的颜（元）李（）学说，尽管对主客观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具有巨大的批判力量，其社会理想却是迂阔无当的；同时，由于吴敬梓生活的不断下降，他对颜李学说的向往之情和倡导的努力也有所怀疑和反省，最后终于与之挥手告别，转向现实生活中，在市井小民身上寻找新的理想。这一转变过程在小说中有着生动的反映。

作者社会理想的转变，是在小说情节的发展中自然地表现出来的。礼乐兵农理想的倡导与实践，最初是这样在小说中呈露出来：杜少卿离开故乡安徽天长县移居南京秦淮河畔，“贤人”也渐渐聚拢来，共倡礼乐兵农，修复并祭祀泰伯祠；而在西陲边疆的青枫城，又有“博雅”君子将这种理想付诸实践。

此后则随着情节的发展，逐步地展现了作者这种理想的破灭过程。以体现礼乐的祭泰伯祠而言，当时主祭的“真儒”虞育德在祭祀之后依然无所作为，不得不黯然离开南京，悄然而去。及至王玉辉前来“瞻拜”时，早年修建得齐整崇峻的泰伯祠，已经积满灰尘，少有人问津了；祭祀“盛典”之后也不过几十年，盖宽前来游览时，只见泰伯祠的大殿“屋山头倒了半边”，“两扇大门倒了一扇”，“大殿上槅子都没有了”，“后边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都没有一片”，更其破败不堪，以致盖宽干脆就把当年的祭祀活动称作“古事”。以表现兵农的平青枫城而言，萧云仙带领士卒攻克城池，修复城垣，开沟修洫，垦荒劝农，兴文教、讲礼乐，然而不但无功，反落得个“严比归款”赔尽家产了事。小说写南京的一些名士如杜少卿、庄绍光、迟衡山、武正字等人在北门桥庄濯江府上举行登高会，以“奉饯虞老先生”，席间谈起平青枫一举，迟衡山就曾慨叹：“前代后代，亦时有变迁的。”从迟衡山的慨叹中，不难发现吴敬梓的确已认识到时代的发展变化。

在第五十五回一开始，小说写道：“话说万历二十三年，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此时虞博士那一辈人，也有老了的，也有死了的，也有四散去了的，也有闭门不问世事的。花坛酒社，都没有那些才俊之人。礼乐文章，也不见那些贤人讲究。”

从嘉靖皇帝于三十五年（1556年）召见庄绍光到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也不过近四十年，这期间以虞育德为代表的一群正面形象，就像划过封建社会黑夜长空的一群流星，瞬息即逝，并未曾留下耀眼的光芒，而他们原先生活的那个阶层，依然故我：

“那些大户人家，冠、昏、丧、祭，乡绅堂里，坐着几个席头，无非讲的是升、迁、调、降的官场；就是那贫贱儒生，又不过做的是些揣合逢迎的考校。”

看来作者对他早年生活过的那个上层社会，已经失去了信心，因而他不得不将眼光转向市井阶层中去，他终于惊异地发现：“哪知市井中间，又出现了几个奇人。”

在作品的最后一回，作者着意写了市井中间的四个“奇人”：一个是会写字的季遐年，一个是卖火纸筒子的王太，一个是开茶馆的盖宽，一个是做裁缝的荆元。如同回目所说“添四客述往思来”，作者增添这“四客”是为了“思来”，也就是为了探索新的理想。

这“四客”只有盖宽原先“家里有钱，开着当铺，又有田地，又有洲场”，只是已经败落下来。季遐年“自小儿无家无业”，王太的“祖代是三牌楼卖菜的”，荆元“在三山街开着一个裁缝铺”，这三人倒的确是市井小民出身。

季遐年靠卖字过活，狂放不羁，“他的字写得最好，却又不肯学古人的法帖，只是自己创出来的格调，由着笔性写去”。写字如此，卖字也如此，“要等他情愿，他才高兴。他若不情愿时，任你王侯将相，大捧的银子送他，他正眼儿也不看。”施御史的孙子施乡绅派了个小厮叫他去家中写字，正好找到季遐年本人。他“听了，也不回他”，又不说明自己身份，却对施家小厮说：“罢了。他今日不在家，我明儿叫他来就是了。”到了次日，他却跑到施府的敞厅上，对施乡绅痛骂一顿：“你是何等之人，敢来叫我写字！我又不贪你钱，又不慕你的势，又不借你的光，你敢叫我写起字来！”把个施乡绅骂得闭口无言。

作者生活在那个势利社会中，由于受到各种肮脏气而激发起来的愤激情绪，通过季遐年这一顿臭骂，倾泻无余，作者为之一快，读者也为之一快。

“天下的大国手”马先生，被“三四个大老官簇拥着”在乌龙潭畔下棋，却输给了“穿的褴褛”的王太，原先看不起他的那些人“大惊，就要拉着王太吃酒”。王太却大笑道：“天下哪里还有个快活似杀矢棋的事！”周旋于官场士绅的大国手却败给卖火纸筒子的，这正透露了作者新的认识——市井小民也有强似大国手的人在。

做裁缝的荆元并不像鲍文卿那样自轻自贱，他认为“难道读书识字，做了裁缝就玷污了不成？”而且他从不与“那些学校中的朋友”相与，认为“他们另有一番见识”。他常说：“每日寻得六七分银子，吃饱了饭，要弹琴，要写字，诸事都由得我；又不贪图人的富贵，又不伺候人的颜色，天不收，地不管，倒不快活？”这正是作者所主张的只有凭一技之长自食其力，才能自由做主不依赖别人的思想的反映。

至于盖宽卖茶，每日“只赚得五六十个钱”，生活极为困难，邻居老爹劝他找过去受过他惠的亲友“借个大大的本钱，做些大生意过日子”，他却对“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的浇薄世情有深切的体验，不愿向人开口。在盖宽的身上，正寄托着作者对自己身世的兴衰之感。

在这四客的身上虽然留有士人琴棋书画的痕迹，然而他们毕竟不同于小说前面出现的一些正面人物：他们来自社会下层，有着劳动群众的品格。他们凭一技之长谋生，不依附他人，不追求功名富贵，因而能保持人格的尊严。这正表明了作者社会理想的新的转变。

尽管作者由于受到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对这“四客”能否成为新的理想人物、是否能代表生活发展的必然趋势，还持有一定的犹疑，然而作者却已对他们寄以期望：“看官！难道自今以后，就没有一个贤人君子可以入得《儒林外史》的么？但是，他们不曾在朝廷这一番旌扬之列，我也就不说了。”这分明表示，作者晚年视做“贤人君子”的理想人物，已不再是能受到朝廷“旌扬”的士人，而必然是属于来自社会下层的“四客”一类的人物。二百多年前的吴敬梓能做出如此深刻的思考，不愧为一位杰出的、清醒的现实主义大师。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不仅叙写了一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生活及其命运，描绘了封建末世的社会图景，而且还反映了他对社会理想的探索和追求。这对我们了解封建社会没落的必然性是大有助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