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EGFR-TKIs在晚期NSCLC治疗取得阳性结果，有明显的ORR，PFS延长和OS的改善，但并非所有NSCLC均能从治疗中获得生存受益。生物标志指导下肺癌EGFR-TKIs个体化是目前研究热点与方向之一。一般认为下列因素，包括 EGFR基因突变、拷贝数、免疫组化表达水平、 KRAS基因突变等影响着EGFR-TKIs的临床疗效。

随着吉非替尼等EGFR-TKIs在肺癌二、三线治疗中取得突破，其应用也开始向一线治疗扩展。然而最初几年中，以EGFR-TKIs联合一线化疗方案进行的INTACT和TRIBUTE等研究均未显示生存益处，使得肿瘤学界转而寻找一线靶向治疗的优势人群。

2004年Paez及Lynch等的研究显示 EGFR突变与吉非替尼疗效相关，从而揭示了NSCLC对吉非替尼敏感的分子机制，突变基因主要发现于腺癌，几乎均为杂合型突变，都定位于EGFR酪氨酸激酶的ATP结合位点的编码区（第18～21位外显子），表现为一个或多个碱基的缺失、插入，碱基替换引起的错义突变等，这些突变可引起EGFR酪氨酸激酶的活性增强。 EGFR突变频率与吉非替尼及厄洛替尼治疗的优势人群相关：女性、腺癌、非吸烟者、亚裔患者 EGFR突变率高于相应的男性、非腺癌、吸烟及非亚裔患者。大量临床研究证实，EGFR-TKIs在 EGFR突变阳性者患者中有效率为50%～80%，在野生型患者有效率仅为15%，而在 EGFR高拷贝数（FISH）患者有效率50%左右。 EGFR基因突变包括19外显子的D746～750缺失，21外显子的L858R点突变，18外显子的G719S点突变以及20外显子的D770插入突变。

日本的一组小样本研究分析了30例晚期NSCLC治疗前、治疗后血清DNA及肿瘤组织 EGFR外显子18、19、21突变与一线吉非替尼治疗的关系，显示全组患者ORR为33.3%，SD为30.0%，中位TTP、MST及1年生存率分别为3.3个月、10.6个月、43.3%。对其中13例患者的肿瘤组织进行 EGFR突变分析，4例（30.8%）有 EGFR突变，2例疗效均为部分缓解；在10例治疗前血清 EGFR突变的患者中，3例（30%）吉非替尼治疗达部分缓解；吉非替尼治疗后血标本中 EGFR突变的检出率高于治疗前。作者因此认为血清DNA EGFR突变检测可能有助于监测吉非替尼的治疗疗效。

Pao等对BR.21试验入组患者的回顾性分析发现，325例患者中57%患者肿瘤组织表达 EGFR，多因素分析发现， EGFR表达阳性患者的ORR优于 EGFR阴性者（11% vs 4%）， EGFR拷贝数扩增者ORR显著高于无扩增者（20% vs 2%）；该研究发现 EGFR突变者也主要发生在女性、腺癌、未吸烟和亚洲人群，但那些有经典的外显子19缺失、外显子21 L858R突变以及其他新突变的患者，其ORR和生存期与对照组相比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尽管如此，研究中也发现突变患者的ORR大约是野生型患者的2倍，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可能是样本量少所致。

2007年ASCO会议上西班牙的一组研究则利用荧光标记PCR法分析了121例复治的Ⅳ期NSCLC的组织及配对血浆DNA EGFR突变状况与临床病理特点及疗效的关系。全组患者组织与血浆 EGFR检测的一致性为68%（82/121），而在PS评分为2分的患者中，一致性达93.8%（15/16），其中以外显子19突变为主（64.3% vs 35.7%），血浆中 EGFR突变与厄洛替尼的疗效相关（ORR：88%，其中20%达完全缓解）。有研究者发现血浆19外显子突变的患者TTP长于21外显子突变者。

2008年IPASS研究的公布标志着吉非替尼为NSCLC的一线治疗掀开了崭新的一页，在不吸烟或轻度吸烟的亚裔腺癌患者群体中，与PC化疗相比，吉非替尼单药一线治疗可将晚期NSCLC患者的疾病进展风险显著降低26%，且在大幅度降低血液学不良反应的同时显著改善生活质量；分层分析显示， EGFR突变状态决定了吉非替尼的一线疗效：突变阳性者使用吉非替尼的ORR高达71%，显著高于PC化疗组的47%（ P<0.0001），疾病进展风险下降52%，而突变阴性者的PFS和ORR则显著逊于PC化疗。IPASS的患者群体根据人口学和临床特征进行了分层分析显示各亚组的 EGFR突变率高达47%～69%，提示这一群体（不吸烟或轻度吸烟、亚裔、腺癌）代表了EGFR-TKIs治疗的优势人群。并且亚组分析显示，应用吉非替尼后， EGFR突变者的进展风险显著降低（HR=0.48， P<0.0001），而野生型患者的进展风险反而较化疗显著增加（HR=2.85， P<0.0001）。提示，在不吸烟的腺癌患者中，有无 EGFR突变对判断吉非替尼一线用药指征具有更关键的作用。但是，即使在IPASS研究的高 EGFR突变率人群中，EGFR-TKIs组的OS也未较化疗有显著延长，提示初治患者的 EGFR突变状态尚不能预测OS，但 EGFR突变状态很可能是吉非替尼一线疗效的决定性预测因素。

2009年的世界肺癌大会上，IPASS主要研究者Mok教授报道了该研究中不同的 EGFR突变类型对患者临床转归的影响。对于 EGFR第19外显子缺失的患者，与紫杉醇+卡铂（PC）方案治疗相比，吉非替尼治疗的ORR显著高于化疗组（84.8% vs 43.2%，OR=7.231，95%CI：3.194～16.370）。对于同时存在 EGFR FISH阳性和 EGFR突变的患者，使用吉非替尼的PFS优于PC（HR=0.48，95% CI：0.34～0.67），仅有FISH阳性但无 EGFR突变的患者则相反（HR=3.85，95% CI：2.09～7.09）。以上数据提示， EGFR基因拷贝数对吉非替尼治疗后PFS获益的预测价值是由 EGFR突变状态所介导的。目前东西方肺癌学术界一致认同， EGFR基因突变是EGFR-TKIs疗效的强预测因素。

西班牙肺癌协作组（SLCG）研究也显示，厄洛替尼在 EGFR基因突变患者中取得了非常优异的疗效，2009年ASCO年会SLCG更新了这一研究的数据。该研究从2507例患者中经活检筛选出217例 EGFR突变患者，并以厄洛替尼进行一线治疗，取得了ORR 70.6%、TTP 14.0个月、OS 27个月的优异疗效。完全缓解和部分缓解的患者经厄洛替尼一线治疗可分别取得58.7%和32.5%的3年生存率。分层分析显示，该研究患者群体中女性、 EGFR 19位外显子突变和发生客观缓解的患者OS显著占优。

2011年，国内首个厄洛替尼治疗 EGFR突变的晚期NSCLC Ⅲ期临床研究OPTIMAL结果公布，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对于 EGFR第19外显子缺失的患者，与吉西他滨+卡铂（GC）方案治疗相比，厄洛替尼治疗的PFS显著高于化疗组（HR=0.13，95%CI：0.07～0.25）。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 EGFR第21外显子突变的亚组患者（HR=0.26，95%CI：0.14～0.49）。

2012年，以欧洲晚期NSCLC患者为主要研究对象的Ⅲ期临床研究EURTAC结果公布，对于 EGFR第19外显子缺失的患者，与吉西他滨/多西他赛+卡铂（GC/DC）方案治疗相比，厄洛替尼治疗的PFS显著高于化疗组（HR=0.30，95%CI：0.18～0.50）； EGFR第21外显子突变的亚组患者也同样有明显的PFS优势（HR=0.55，95%CI：0.29～1.02）。

Maheswaran等发表于 N Engl J Med上的文章应用MARS方法检测了27例接受吉非替尼治疗的晚期NSCLC外周血循环肿瘤细胞（circulating tumor cells，CTCs）、血浆游离DNA及肿瘤组织的 EGFR突变，并分析其与预后的相关性。结果显示在12例肿瘤组织携带 EGFR突变的患者中，11例在其外周血CTC中检测到 EGFR突变（一致性92%），而仅4例在血浆游离DNA中检测到 EGFR突变（33%， P=0.009）。该研究的一大亮点即发现T790M不仅存在于已经接受EGFR-TKIs治疗患者的CTC中，也存在于治疗前肿瘤组织中，且与PFS差相关（7.7个月 vs 16.5个月， P<0.001）。对治疗前后循环肿瘤细胞的动态分析显示细胞数量降低与影像学上肿瘤缩小一致，而循环肿瘤细胞数量的增加与疾病进展相关。部分患者治疗后循环肿瘤细胞EGFR突变出现了新的亚型。

SATURN研究中， EGFR基因突变的患者接受厄洛替尼维持治疗后疾病进展风险下降达91%（HR=0.09）。有 EGFR基因扩增的患者从维持治疗中得到的PFS获益（HR=0.46）似乎大于无扩增者（HR=0.86），但在 EGFR野生型患者中，有无扩增者接受厄洛替尼维持治疗疗效相似，表明 EGFR扩增对疗效产生影响的真正原因可能是该群体同时具有较高的突变率。

在EURTAC研究中，试验人员采用了外周血检测 EGFR突变状态的方法，在亚组分析中发现，血中检测到 EGFR突变与未检测到的患者相比PFS没有显著差别（ P=0.985）。但是目前对于外周血 EGFR突变在EGFR-TKIs远近期疗效预测中的研究，大多都是小样本回顾性单中心研究，并且各家采用的检测方法不同，缺乏标准化方法，故尚需要更多的多中心、前瞻性的临床研究。

在现有的技术中，以ARMS试剂盒检测肿瘤标本中提取的DNA是最敏感且最可靠的方法。IPASS研究即采用了这种方法。然而，肿瘤标本的获取是目前临床上进行检测的一大障碍，微创技术可安全进行重复活检，但是重复活检无法解决动态监测问题。随着微滴式数字PCR（droplet digital PCR，ddPCR）、二代测序（next generation sequencing，NGS）等高灵敏度技术的发展，进行动态监测获得多方证据支持。NGS又称大规模平行测序（MPS），包含多种可以一次性产生大量数字化基因序列的测序技术，是继Sanger测序的革命性进步，采用平行测序的理念，能够同时对上百万甚至数十亿个DNA分子进行测序，实现了大规模、高通量测序的目标。目前NGS应用于肿瘤细胞突变检测的标准化和质量控制尚未达成共识。Ahn等在2015年ASCO会议上报道了动态监测经EGFR-TKIs治疗的 EGFR突变NSCLC患者血浆DNA的 EGFR突变状态研究结果，61例患者，共277份血浆标本，从基线至PD，每2个月采集1次，采用ddPCR检测 EGFR突变，分析突变和缓解度的相关性。所有血浆检测 EGFR阳性患者，在接受EGFR-TKIs治疗后2个月，血浆 EGFR突变含量显著下降（>50%），治疗后3～13个月，15例患者发现T790M二次突变，此时CT检查并未发现进展。研究结论表明ddPCR是检测血浆 EGFR突变的有效方法，有助于了解EGFR-TKIs疗效和耐药的早期诊断。不足的是，ddPCR仪通量较低，虽然不依赖标准曲线，但是每次反应之间存在差异，短期内不能替代qPCR，也不能代替其他金标准而作为首选方法。ddPCR走向临床检验还需要一段时间。

近来体液检测研究持续热门，2015年ASCO会议报道尿液循环肿瘤DNA中动态检测 EGFR T790M，研究发现22例接受抗EGFR治疗患者中15例的尿液中检测到 EGFR T790M突变（检出率68%），其中10例组织活检也检测到T790M，3例组织T790M阴性，有非常高临床可疑的T790M，尿液和血浆都可检测到T790M， EGFR T790M早于影像学进展3个月就能在尿液中检测到。尽管尿液检测为无创的动态检测提供了新检测对象，在临床上应用有待更多验证。从其他标本来源（如血液循环中的肿瘤细胞）检测基因突变的标准方法学尚未确立，因此需要不断完善其方法并在前瞻性研究中验证其对TKIs临床疗效预测的价值。

近年来研究认为，通过免疫荧光原位杂交（FISH）检测 EGFR基因拷贝数和免疫组化（IHC）检测EGFR蛋白过度表达与吉非替尼治疗的缓解率和生存期有关。

意大利的一项研究报道， EGFR基因拷贝数增加的比例为33%。FISH阳性患者吉非替尼治疗的ORR和MST优于FISH阴性者（36% vs 3%， P<0.001；18.7个月 vs 7.0个月， P=0.03），且FISH阳性与女性、不吸烟有关。EGFR蛋白过度表达（IHC阳性）占59%，与ORR提高和生存期延长有关（21% vs 5%， P=0.03；11.5个月 vs 5.0个月， P=0.01）。多数治疗有效的突变患者也表现为FISH阳性，IHC阳性和 EGFR突变同样与FISH阳性有关。表明 EGFR基因拷贝数增加和蛋白过度表达较突变更常见，预测缓解率逊于 EGFR突变，但更能预测生存获益。

然而，来自日本的数据显示， EGFR突变的NSCLC患者予吉非替尼治疗缓解率提高且生存期延长（82% vs 11%， P<0.0001；20.4个月 vs 6.9个月， P=0.0001），而通过定量PCR检测 EGFR基因拷贝数增加仅与缓解率有关（72% vs 38%， P=0.005），不能预测生存。

在ISEL研究中， EGFR基因拷贝数的增加是预测复发的晚期NSCLC患者生存期的重要指标，FISH阳性与阴性患者的ORR分别是16%和3%，阳性患者的MST（8.3个月）是阴性患者（4.5个月）的近2倍（HR=0.61）。安慰剂治疗的 EGFR高拷贝数患者总体生存（4.5个月）略差于低拷贝患者（6.2个月），这提示EGFR的拷贝数是EGFR-TKIs治疗的预测因子而不是预后因素。

Shepherd等分析了BR.21研究患者肿瘤标本，57%参加临床研究的患者接受FISH检测，发现阳性患者ORR显著高于野生型患者（21% vs 5%， P=0.02），FISH阳性与患者生存相关，但多因素分析显示，FISH阳性不是厄洛替尼疗生存受益的预测因素。Schneider等分析了TRUST试验患者分子标志物，也发现FISH阳性患者OS（HR=0.53， P=0.02）和PFS（HR=0.38， P=0.0001）明显长于FISH阴性患者；EGFR IHC阳性只与PFS相关（HR=0.71， P=0.03）。然而，Hirsh等分析了TRIBUTE研究患者肿瘤组织FISH检测结果，发现FISH阳性与患者生存无关。纳入1400例患者的INTEREST研究中，26%的患者进行了FISH测试，阳性和阴性患者的生存无显著性差异。

IPASS后续分析结果也显示， EGFR基因拷贝数量可以作为EGFR-TKIs治疗晚期NSCLC的预测因素之一。通过对IPASS入组的患者进行 EGFR基因拷贝数检测（FISH），研究人员发现那些具有高拷贝数的患者可以通过吉非替尼治疗获得更长的PFS（HR=0.66； 95% CI：0.50～0.88； P=0.005）和ORR（58.9% vs 44.8%，OR：1.79；95% CI：1.08～2.96； P=0.024）。同时研究人员还发现，高拷贝数 EGFR的患者比低拷贝数的患者具有更高的 EGFR突变率（78% vs 33%）。但无论是高拷贝数还是低拷贝数的 EGFR，均未显示对OS有预测效果（高拷贝HR=1.03；95% CI：0.78～1.37； P=0.816；低拷贝HR=1.30；95% CI：0.92～1.85； P=0.137）。EGFR蛋白分析结果显示，阳性组的患者可以从吉非替尼治疗中获得更优的PFS（HR=0.73； 95%CI：0.55～0.96； P=0.024），而EGFR蛋白阴性的患者却无明显PFS优势（HR=0.97；95%CI：0.64～1.48； P=0.893）。同样的，对于OS，无论EGFR蛋白阳性还是阴性，均无预测意义。

2011年，吴一龙等利用两种敏感度不同的检测方法——直接DNA测序法和突变特异性扩增技术对100例非小细胞肺癌患者进行 EGFR突变检测。结果显示， EGFR突变丰度高的患者（51例），疗效较好（中位生存期为11.3个月）， EGFR突变丰度低的患者（18例）疗效一般（中位生存期为6.9个月），两组差异非常明显。 EGFR突变丰度高和低的患者，靶向药物治疗的效果均好于无突变者（31例，中位生存期为2.1个月）。因此， EGFR突变丰度高的患者靶向药物疗效最好，低丰度的患者效果较差，没有突变的没有效果。

目前对 EGFR扩增和表达水平与疗效间的关系结果不一。在西方国家，偏重于检测其表达和扩增水平以评价疗效，但在亚洲，检测 EGFR突变更有临床意义。

RAS-RAF-MAPK途径是EGFR的主要下游信号传导途径，活化后促使细胞增殖和存活，EGFR信号传导途径下游效应产物的突变会导致对EGFR抑制剂的耐受。在NSCLC中，最常见的EGFR下游信号突变是 KRAS基因突变。TRIBUTE试验亚组分析显示，不吸烟者、 EGFR突变者能够获益，而 KRAS基因突变者预后差。Eberhard等进一步分析了所有TRIBUTE试验中可用于检测的样本， EGFR突变率为12.7%， KRAS基因突变率为21%。与 EGFR突变相反， KRAS基因突变很少见于不吸烟患者，提示这两个基因有相互排斥倾向， KRAS基因突变将导致EGFR-TKIs无效。TRIBUTE试验中 KRAS基因突变不仅导致厄洛替尼治疗无效，还导致生存期（HR=1.5， P=0.18）和疾病进展时间较单纯化疗组（HR=1.6， P=0.08）有所缩短。BR.21研究中，比较晚期NSCLC患者接受厄洛替尼单药与安慰剂的疗效，检测了206例患者 KRAS突变情况，其中有30例突变（15%）。厄洛替尼治疗组与安慰剂组相比， KRAS突变的患者未能从治疗中获益（HR=1.67，95%CI：0.82～4.50， P=0.31），而野生型患者却有明显获益（HR=0.69，95%CI：0.49～0.97， P=0.03）。

法国的一项前瞻性队列研究（ERMETIC研究）发现，NSCLC患者 KRAS突变状态可以很好的预测患者的OS（HR=1.7，95%CI：1.1～2.4， P=0.004），然而 KRAS突变却不能很好地预测PFS（HR=1.2，95%CI：0.8～1.8， P=0.001）。一项纳入以铂类为基础的双重化疗的晚期（ⅢB和Ⅳ）NSCLC患者共229例，并根据 EGFR和 KRAS基因突变状态对他们的临床结果进行回顾性研究分析发现，在 EGFR突变的患者中，多西紫杉醇或长春瑞滨较吉西他滨为基础的化疗PFS较高（ P=0.033和 P=0.028）。而 KRAS突变却没有表现出相似的差异。因此，有关 KRAS突变能否很好地预测EGFR-TKIs治疗效果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目前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支持 KRAS可以作为TKIs的疗效预测因子。

14-3-3蛋白是130种蛋白的结合伴侣，包括Cbl。14-3-3表达可阻止突变EGFR结合到Cbl。2008年美国临床肿瘤年会上，Reguart等检测了73例Ⅳ期伴有 EGFR突变NSCLC患者血清14-3-3和CHFR甲基化。厄洛替尼一线或二线治疗完全缓解率为11.1%，部分缓解率为75.4%；PFS和MST均未达到。14-3-3甲基化患者PFS和MST得到进一步延长；二线治疗时，14-3-3甲基化患者TTP未达到，而未甲基化患者PFS仅为10.8个月。CHFR甲基化患者二线治疗时TTP为5.2个月，而未甲基化CHFR患者中PFS未达到（ P=0.05），提示14-3-3甲基化和CHFR甲基化影响 EGFR突变患者接受厄洛替尼治疗的生存期。

虽然目前这一蛋白的研究较少，其是否为一个潜在预测因子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EGFR-TKIs所致皮疹的原因目前尚未完全明了，目前主要认为是由于表皮基底层角质细胞的EGRF信号通路受抑所致，一般在用药7～10天出现皮疹。

Perez-Soler等进行的Ⅱ期临床试验中发现，皮疹患者的生存明显延长，无皮疹和1级、2/3级皮疹患者的生存期分别为1.5个月、8.5个月和19.6个月（ P<0.0001），提示皮疹是EGFR-TKIs临床获益的信号。与0级皮疹患者相比，1级和2级或以上皮疹患者的ORR和DCR均显著提高。BR.21研究显示，76%口服厄洛替尼的患者出现了皮疹，而对照组中仅为17%，与0级皮疹相比，1级和2级或以上皮疹患者的PFS显著延长（3.2个月 vs 1.7个月；4.0个月 vs 1.7个月， P<0.001），OS期也显著延长（图5-5），分别为3.3个月、7.1个月和11.1个月。TALENT研究中，各级别皮疹的OS有显著差别，0、1、2、3级皮疹的OS分别为7.4个月、10.6个月、10.3个月、12.7个月（ P=0.0001）。TRIBUTE研究中，厄洛替尼组的0、1、2、3/4级皮疹患者的OS分别为8.4个月、10.8个月、13.5个月和13.2个月。

皮疹的发生率与药物的暴露浓度可能呈正比。厄洛替尼的各级皮疹和3/4度皮疹发生率分别为76%和9%（BR.21研究），吉非替尼则分别为37%和2%（ISEL研究）。厄洛替尼剂量为150mg/d时的AUC 0～24和Cmax分别为38 420ng/ml和2120ng/ml；吉非替尼剂量为225mg/d时则分别为5041ng/ml和307ng/ml，吉非替尼如需达到与厄洛替尼相同的药物浓度，需要约3倍常规剂量。

一项旨在探讨皮疹作为EGFR-TKIs疗效的可靠性荟萃分析，纳入33个研究共6798例患者，研究人员将全部患者分成两个比较组，一组比较了发生皮疹和未发生皮疹的患者生存之间的差异，另一组比较了皮疹≥2级和皮疹≤1级的患者生存之间的差异，结果显示，发生皮疹的患者比未发生皮疹的患者有更高的ORR（RR=2.225，95%CI：1.658～2.986）和DCR（RR=1.96，95%CI：1.58～2.43）；同样的结果也出现在了皮疹≥2级和皮疹≤1级的患者之间。对于生存获益方面，出现皮疹组比未出现皮疹组有更长的PFS（HR =0.45，95%CI：0.37～0.53）和OS（HR=0.40，95%CI：0.28～0.52），皮疹≥2级组比皮疹≤1级组也有更长的PFS（HR=0.57，95% CI：0.50～0.65）和OS（HR=0.53，95% CI：0.35～0.71）。因此，皮疹的发生率及其发生的严重程度可以考虑作为EGFR-TKIs疗效的预测因子之一。

探讨吸烟状态对厄洛替尼药代动力学影响的研究（健康受试者，单药150mg/d）显示，吸烟者厄洛替尼药物曲线下面积仅为非吸烟者的35.9%，最大血药浓度（Cmax）只有非吸烟者的65.2%，可能的解释是吸烟诱导了参与厄洛替尼代谢的细胞色素氧化酶P450（CYP450）的活性。吸烟因素降低了厄洛替尼在患者体内的暴露浓度，通过增加给药剂量可能会达到与不吸烟患者同样的疗效。BR.21研究中显示不吸烟患者从厄洛替尼治疗中获益更多（OS： 11.8个月 vs 3.9个月，HR=0.41）。并且ISEL试验中不吸烟患者使用吉非替尼治疗较安慰剂组生存期延长（HR=0.67，95%CI：0.49～0.91）。

目前普遍认为EGFR-TKIs靶向治疗的共同特点是女性、非吸烟者、腺癌、亚洲人群。为何非吸烟者对EGFR-TKI治疗更敏感，目前认为吸烟和非吸烟群体发生肺癌可能存在不同的发病机制，且两者在维持肿瘤存活和生长的信号传导通路上也不相同。有研究表明，吸烟者和非吸烟者 p53突变谱存在明显差异（30% vs 10%， P=0.0001），提示两者在肿瘤发生机制上存在不同。还有一些研究发现，在非吸烟肺癌患者中， KRAS突变非常罕见，而在吸烟肺癌患者中， KRAS突变率高达43%，这进一步证实两者在肿瘤发生机制上存在明显不同。有日本学者采用直接测序法检测265份NSCLC标本后发现，非吸烟患者 EGFR突变率为51%，曾经吸烟者突变率为19%，吸烟患者的突变率只有4%。因此，吸烟与非吸烟患者由于致癌病因不同而导致基因突变谱存在明显差异，非吸烟肺癌患者 EGFR突变率较高，这可能是非吸烟患者可以从EGFR-TKIs治疗中获益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