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疾病的认识经历了从愚昧到科学的漫长过程。在生产力和科技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人们认为疾病是鬼神作怪的结果。古印度医学（公元前2000—1000年）认为疾病是气、胆、痰三种“体液”的失衡。中国古代医学（公元前770—公元265年）认为疾病是阴阳五行的失调。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公元前 460—370年或公元前 377年）则认为，疾病是由于来自心脏的血液、肝脏的黄胆汁、脾脏的黑胆汁和脑中的黏液四种元素的失衡所引起。

在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通过大量的动物实验和人体观察及验证，人们对疾病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更科学的认识。认为疾病是在一定病因作用下，机体内稳态（homeostasis）调节紊乱而导致的生命活动障碍。在疾病过程中，躯体、精神及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被破坏，机体进入内环境稳态失衡、与环境或社会不相适应的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情况下患者可能有明显不舒服的感觉，但临床检查却不能发现相关异常改变，这种情况被称为医学上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medically unexplained physical symptoms，MUPS）。英国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到普通诊所就医者 50%为MUPS，而去医院就诊者1/3为MUPS；北美的一项调查结果也显示，因感觉胸痛、呼吸困难、眩晕、头痛等症状的初次就医者中，只有 16%能查出器官病变。面对MUPS患者，医生的沟通技巧显得尤为重要。

传统观念认为不生病便是健康。1946年，世界卫生组织宪章的前言（the Preamble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中对健康提出的定义是：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或衰弱现象（infirmity），而是躯体上、精神上和社会适应上的一种完好状态（state of complete well-being）。可见，健康至少包含健壮的体魄和健全的心理精神状态。

躯体上的完好状态指躯体结构、功能和代谢的正常，采用当今的科技手段未发现任何异常现象。精神上的完好状态指人的情绪、心理、学习、记忆及思维等处于正常状态，表现为精神饱满、乐观向上、愉快地从事工作和学习，能应对紧急的事件，处理复杂的问题。社会适应上的完好状态指人的行为与社会道德规范相吻合，能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在社会中承担合适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心理健康与身体健康可相互影响，心理的不健康可伤害身体，甚至引起躯体疾病；反之，长期躯体疾病的折磨也可引发精神和心理上的障碍。此外，健康的标准随经济发展、社会进步而变化。在不同地区，不同年龄的人群中健康的标准也会略有不同。增强健康意识，保障个人和大众的健康是每个人和医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介于健康与疾病之间的一种生理功能低下状态被称为亚健康（sub-health）。世界卫生组织的一项调查表明，人群中真正健康者约占5%，患疾病者约占20%，而处于亚健康状态者约占75%。中年人是亚健康的高发人群。

亚健康的主要表现形式为：①躯体性亚健康状态：主要表现为疲乏无力、精神不振、适应能力和工作效率降低、免疫力差等。②心理性亚健康状态：主要表现为焦虑、烦躁、易怒、注意力不集中、失眠多梦等，严重时可伴有胃痛、心悸等表现。这些问题的持续存在可诱发心血管疾病及肿瘤等的发生。③人际交往性亚健康状态：主要表现为与社会成员的关系不稳定，心理距离变大，产生被社会抛弃和遗忘的孤独感。若上述表现持续 1个月以上，经医院检查排除疾病后可诊断为亚健康。

引起亚健康的原因复杂，如学习、工作负荷过重使人身心疲惫，导致神经、内分泌功能失调是亚健康的最常见原因，由此引起的亚健康被称为慢性疲劳综合征（chronic fatigue syndrome）。环境、食物和噪声污染均可导致人体抵抗力下降，个人生活及工作方式不科学（如吸烟、酗酒、缺乏体力活动、作息时间不规律等）破坏人体正常的平衡，家庭、社会及个人的不顺心事过多致人焦虑或恐惧也可导致亚健康。此外，自然老化以及某些遗传因素也可能在亚健康的发生发展中发挥作用。

亚健康状态处于动态变化之中，若适时采取积极、健康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亚健康状态可向健康转化；若长期忽视亚健康状态，不予积极应对，则亚健康状态可向疾病转化。医务工作者应充分认识亚健康的危害性，重视疾病预防，促使亚健康向健康转化。

19世纪以来盛行的生物医学模式（biomedical model）以经典西方医学为理论基础，强调从生物属性认识疾病的发生发展，注重自然环境对人体的影响、生物病原体的致病作用以及疾病中躯体生物学的异常变化。

然而，由于人的社会属性，社会和心理因素在人类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据此，恩格尔（G.L.Engel）于 1977年在《科学》杂志发表论文，提出了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 medical model）。该医学模式的特点是：①强调心理、社会因素在区分健康与疾病中的作用。例如，肥胖在欧美国家被视为肥胖病，而在非洲某些国家肥胖不但不是病，反而是美的标志。②强调心理、社会因素在疾病发病和防治中的作用。例如，长期负性情绪、不良生活方式（如吸烟、酗酒、营养过度等）、社会关系紧张、环境污染、噪声、拥挤等心理、社会因素均可成为疾病的原因；营养缺乏病和传染病的流行与社会制度、国民经济、卫生条件等社会因素密切相关。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环境污染（包括水、大气、农药、化学品和核污染等）问题日趋严重，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影响引起关注。由此，最近有人提出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bio-psycho-social-environ medical model），强调自然环境的改变或污染在疾病发生发展中的作用。

从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或生物-心理-社会-环境医学模式角度，健康与疾病不仅是生物现象，也是社会现象；医学不是单纯的自然科学，而是一门涉及社会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法学、生态学等的综合学科；对疾病的防治不能仅仅局限于预防接种、用药、手术等生物学方法，必须扩大到心理、社会和环境层面。疾病防治不仅是医学界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的问题。为此，对医务工作者的知识、能力和素质方面有更高的要求，医者更需注重心理、社会、环境等因素在疾病发生、发展、转归及防治中的作用。

疾病谱（spectrum of disease）是指根据特定地区特定疾病的发病率或死亡率或危害程度对疾病进行的排序。随着社会制度、经济状况、医疗卫生条件、生活习惯、生产方式和环境污染等的变化，疾病谱亦会发生明显改变。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统计数据显示（http：//web.health.gov/healthypeople），1900 年导致美国人死亡的前五位疾病排序是肺炎（pneumonia）、结 核 （tuberculosis）、腹 泻 （diarrhea）、肠 炎（enteritis）和心脏病（heart disease）。然而，随着美国社会的高度工业化，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社会竞争日趋激烈，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逐渐上升。至1997年，导致美国人死亡的前五位疾病的排序则是心脏病（heart disease）、恶性肿瘤（cancer）、脑卒中（stroke）、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和非故意伤害（unintentional injuries）。

在我国，1949年前由于卫生条件差，传染病引起的死亡率占总死亡率的50%以上。1949年后，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医疗卫生条件的不断改善，传染病的发病率及死亡率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到 20世纪 90年代，占我国人口死因前四位的疾病为心脑血管疾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和意外伤害。可见，即使在丰衣足食和良好的医疗卫生条件下，仍需密切关注疾病谱的改变，保持健康的饮食和生活方式，谨防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等“富贵病”的发生发展。

还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均寿命的显著延长，全球人口老龄化问题日趋严重，一些与老龄相关的疾病（如阿尔茨海默病、骨质疏松等）的患病率急剧上升。疾病谱的变化挑战未来中国的医疗决策。因此，必须重视和追踪疾病谱改变的问题。

总之，我国健康领域近年来取得显著成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日益健全，人民健康水平和身体素质持续提高。201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已达 76.34岁，婴儿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到 8.1/10万、10.7/10万和 20.1/10万，总体上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然而，工业化、城镇化、人口老龄化、疾病谱变化、生态环境及生活方式变化，也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新的挑战，亟需从国家战略层面解决关系健康的重大和长远问题。最近，“健康中国”被确立为中国优先发展的国策，2016年 10月，国务院颁布了《“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目标是力争到2030年人人享有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绪表1）。作为医务工作者，为实现“健康中国”目标贡献力量，义不容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