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30年代前苏联科学院巴普洛夫斯基院士创立了疾病的自然疫源性学说，具有自然疫源性的疾病称为自然疫源性疾病(diseases of natural focus)，存在自然疫源的地方称为自然疫源地(natural focus)。我国的卫生工作人员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接触并接受此学说，用于指导相关疾病的研究和防控实践。

20世纪30年代巴普洛夫斯基在前苏联远东地区蜱传脑炎病原学与流行病学调查的基础上，结合前人的经验，首次提出了疾病的自然疫源性学说。他指出，自然疫源性是虫媒疾病的一种生物现象，病原体、传播媒介和动物储存宿主三者世代更迭，存在于某一自然条件下，在没有人的参与下，长期循环繁衍后代，当有人类介入时，病原体可感染人类并可能发生疾病，甚至在人类形成疾病流行。某些自然生态环境为一些传染病在动物间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人类进入这些地区可能受到感染并发病，这些疾病称为自然疫源性疾病。在一定自然环境下存在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地方称为自然疫源地。

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概念并未被西方，特别是欧美学者所接受和应用，在英文文献里很少检索到“diseases of natural focus”相关文献，取而代之的是人畜共患病(zoonosis)。

人畜共患病是指任何在不同种类动物之间传播的传染病，包括动物传染人、人传染动物和动物互相传染，其中动物传染人的占绝大多数。这里动物包括野生动物和驯养动物，以前者为主。正因为如此，人畜共患病亦被称为“人与动物共患传染病”、“人兽共患病”。在我国，“自然疫源性疾病”与“人畜共患病”两个概念同时存在，内涵基本相同，同时使用，对内交流时，以“自然疫源性疾病”为主，对外交流，以“人畜共患病”为主。

根据病原体、传播途径和储存宿主的不同，自然疫源性疾病有不同的分类方法。按病原体，可分为病毒性、细菌性、立克次体性和寄生虫性等自然疫源性疾病，其中病毒性疾病占多数。按传播途径可分为接触传播、消化道传播、呼吸道传播和媒介传播等，猎杀野生动物并进食它们的肉和内脏，是感染和新发“自然疫源性疾病”的重要途径，同时，通过媒介生物，特别是节肢动物的叮咬而传播“自然疫源性疾病”亦非常重要，在生物战和生物恐怖袭击中尤为重要。通过媒介生物传播的疾病称为“媒介生物性传染病”，简称“虫媒传染病”。按储存宿主可分为动物源性传染病、人源性传染病和互源性传染病，绝大多数为动物源性，人型结核和阿米巴病是人源性，血吸虫病和钩端螺旋体病是互源性。

自然疫源性疾病发生的先决条件是某些地区特定环境下病原体能够在动物或环境中繁殖生存，同时，与人类是否有机会接触到病原体直接相关。

环境与动物宿主、传播媒介和病原体形成了自然疫源性疾病发生的疾病生态系统，环境的变化会引起动物宿主、传播媒介和病原体生存繁衍状态的改变，影响病原体在宿主中的感染发生率，这些最终影响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发生，因此，任何导致某地区环境变化的因素都可能对该地区流行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包括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例如，气温和雨量的变化可能直接导致疟疾的传播媒介蚊虫的繁殖状况发生变化，从而影响疟疾的发病；气温和雨量的变化还可能影响植物和农作物的生长，从而影响鼠类的食物供应，导致鼠类密度的变化，进一步间接影响以鼠类为宿主的肾综合征出血热等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发病率。环境因素对传染病流行影响的研究是环境流行病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该类研究可以建立环境因素影响传染病流行的预测数学模型，通过环境因素数据的采集及模型运算，在一定程度上预测某地区某种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流行趋势，从而为该病的预防工作提供预警和指导。

自然灾害导致环境变化在自然疫源性疾病暴发与流行中发挥重要作用，如洪水过后，容易暴发与流行霍乱、钩端螺旋体病和血吸虫病等。

人类行为与社会因素可以通过影响自然环境和增加与自然疫源性疾病病原体接触的机会而促进自然疫源性疾病发生。人类对森林的探究、开发与破坏，使既往存在于森林深处人类不易接触到的病原体暴露于人类，从而导致人类发病，如埃博拉病毒病、各种病毒性出血热，甚至艾滋病等都与此有关。人类行为的改变也可能影响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暴发与流行，如同性性行为大大增加了艾滋病的传播，生食动物的肉，特别是野生动物的肉增加了病毒性出血热、布鲁菌病、甲型和戊型病毒性肝炎等疾病的发病。

由于自然疫源性疾病与自然环境，即生态系统的变化密切相关，影响生态系统的因素都将影响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流行，因此，自然疫源性疾病有地区性、季节性、新发和突发性、与人类活动相关性、临床表现多样性和高危害性等特点。

受气温、季风、雨水丰沛度等气候条件和江河湖海森林等地理景观的影响，人类、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在不同的地方形成了特定的生态环境，特定生态环境与特定的自然疫源性疾病流行相关联，因此，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地区性非常明显。只有鼠类带有汉坦病毒的地区才可能流行肾综合征出血热；只有在钉螺生长的湖河水网地区才有血吸虫病流行；只有在蚊虫能够繁殖的地区才有疟疾、流行性乙型脑炎和登革热等蚊媒传播传染病的流行。

自然疫源性疾病流行地区的生态系统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形成了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显著季节性。在我国流行性乙型脑炎的流行区，其传播媒介蚊虫的繁殖与季节密切相关，夏秋季蚊虫繁殖，因此，流行性乙型脑炎夏秋季发病。一些自然疫源性疾病有明显的季节性，如肾综合征出血热4～7月和10～1月为发病高峰，但是原因还未阐明，有待深入研究。

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新发传染病，如以埃博拉病毒病、马尔堡出血热、克里米亚-刚果出血热(新疆出血热)、沙拉出血热和肾综合征出血热为代表的病毒性出血，艾滋病、SARS、人感染禽流感、军团菌病、莱姆病等均为自然疫源性疾病。自然疫源性疾病的病原体可长期存在于人类不接触的特殊自然疫源地，人类偶然接触并感染发病，特别是某些自然疫源性疾病一旦感染人类，人类可作为传染源，形成人传人，具有强烈的传染性，从而造成该病的暴发流行，2003年的SARS和2014年开始的西非埃博拉病毒流行就是典型的例证。

人类的活动和行为可以影响自然生态环境，亦可影响人类与自然疫源性疾病病原体的接触机会。人类对森林的开采及野外探险，增加了与自然疫源性疾病病原体的接触，导致各种病毒性出血热的流行；人类对环境的破坏，可能造成洪水泛滥，甚至增加地震发生的机会，促使霍乱等疾病流行；人类对猎杀和食用野生动物的喜爱也会增加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发生。不但人类自身行为改变可能增加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发生，人类饲养的家禽家畜和水产动物，同样可造成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流行，人类用牛羊的内脏和骨粉饲养牛，使牛发生疯牛病流行，如果人类食用未完全灭活病原体的牛肉，可以发生人新型克-雅病；人类在饲养家禽家畜和水产动物时大量使用抗生素，可以增加人畜共患细菌的耐药。当然，人类社会的进步，更多的是增强了与自然疫源性疾病斗争的能力，使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流行能得以控制。

自然疫源性疾病的流行区，人类长期与其病原体接触，可表现为隐性感染和临床发病，部分疾病隐性感染率非常高，流行性乙型脑炎临床发病只有万分之几，布鲁菌病90%以上为隐性感染。即使临床发病，轻重不一，大部分自然疫源性疾病为轻症患者。相对新流行区，老流行区随着流行时间延长，人类对其免疫力越强，发病人数越少，临床表现越轻。

由于自然疫源性疾病发生的不可预测性，新发与再发传染病主要为自然疫源性疾病，且部分疾病有强烈的人传人性和高病死率，一旦形成暴发流行，甚至形成人类慢性感染，危害极大，艾滋病、SARS、流感、病毒性出血热、霍乱、布鲁菌病、疟疾和血吸虫病等都是最好的例证，全人类必须高度重视自然疫源性疾病的防控。

自然疫源性疾病的防控依然是围绕传染病防控的三个环节，即控制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和保护易感者，同时全人类一定要高度重视，加强协作，积极做好技术与组织储备，开展广泛地自然疫源性疾病调查，建立自然疫源性疾病的地理信息数据库、疾病分布和发病信息库、病原体库、血清库、蛋白库、抗体库和媒介生物库等，加强预警预报，早发现、早诊断、早隔离和早治疗，在疾病流行初期加以控制，否则会造成全人类的巨大危害，2003年SARS和2014年西非埃博拉病毒病的流行就是早期防控工作不力，形成了大规模流行，损失惨重，教训深刻。

野生动物传染源不易控制，但是以饲养动物为主要传染源的疾病一定要加强动物传染源的控制，如狂犬病，一定要严格家养犬的狂犬疫苗接种；布鲁菌病要加强病畜的处理，同时加强家畜的布鲁菌病疫苗接种；一旦发现动物中有炭疽发病流行，一定要尽早杀灭和处置病畜，从而最大限度减少人类感染。人可以成为传染源，特别是可以人传人的自然疫源性疾病，一旦人类感染和发病，必须严格隔离控制传染源。

切断传播途径是防控自然疫源性疾病最为重要的方法。首先，人类需要减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规范人类的行为，减少与自然疫源性疾病病原体接触的机会；其次，应根据各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传播途径的不同，采取不同的措施阻断病原体感染，例如，在野外作业时，尽可能穿长衣长裤，穿隔离效果好的鞋，必要时戴手套、帽子，甚至口罩；尽可能减少野外露宿，必须野外坐躺时，注意使用橡胶布等隔离。卫生工作人员接触传染源时，必须按规定做好个人防护。

部分自然疫源性疾病具有疫苗，注射疫苗是最好的保护易感人群的方法，如流行性乙型脑炎和甲型病毒性肝炎等。大部分自然疫源性疾病无疫苗，亦无被动免疫措施，因此，增强易感者的免疫力非常重要。可通过充足均衡营养膳食、增强体育锻炼、充分休息、调整心情，减轻心理压力等增强免疫力。

新发与再发传染病约70%为自然疫源性疾病，因此，自然疫源性疾病和新发与再发传染病密不可分，预防和控制新发与再发传染病依赖于自然疫源性疾病的预防与控制，它们暴发与流行的影响因素、疾病特点和防控策略是相通甚至是相同的。第二章“新发与再发传染病”中将对上述问题进行详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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