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有着独自的发生环境和发展历史，这显著地影响了古代中国科学思维方法。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天人合一”观对中医学影响最大，它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医学的基本指导思想。作为中医学基础理论框架体系中的整体观念、藏象学说、三因治宜原则等，无不渗透着“天人合一”理念。

较之西方，古代东方文明的形成都是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社会，社会形式和文化框架决定了文化科学活动的具体走向和地位，文化表现为特有的结构形式：传统文化中，以古代文学为主干，哲学的大部分内容是以伦理学为中心的道德范畴，自然科学在传统文化中所占比重相对偏小，但自然科学却形成了具有明显特征的范型：明显的实用倾向、技术倾向与经验倾向。

明显的实用倾向，表现在一切知识活动是不能脱离实际的，它直面日常生活实际问题并试图解决，故应用型知识在全部的知识体系中占据着支配地位。因此，中国古代的科技活动十分注重需求，并形成明显的实用倾向，而解决任何实际问题，均需要技术，古代的技术，多半是实践体验后的具体手段与方法学的感知积累，日久便形成经验，这种经验在一定环境下的选择运用，便是思维活动的形式。其实，经验是由前人知识活动的积累与后人继承而形成，基本要素是实践、感悟，以及时间意义上的、有价值的累积。因此，经验是人类对客观世界反复感知认识的积累，是基于实践基础之上的一种关于认识的、体验的思维活动。经验类型的知识活动主要有直觉、类比和归纳，这是中国古代科学活动的基本思维方法。经验，作为一种较早形成的思维形式，对中国古代科学活动的影响最为普遍，对以后各种科技活动影响最为广泛。

我国的传统文化中相当一部分是以经验的产物积累并传承的，如书法、绘画、手工业、象棋以及传统中医药等，它们都是毫无拘束地直接从接触的事实中感知，并以经验的形式积累，再用这种经验来指导解决新的问题。如此经验，早已超出了理性的局限，或许是理性达不到的境界。反复运用实践后，其合理部分被公认，这一部分或许上升为理性，成为经典部分，成为知识。日后的实践感知所获，或又在经典知识的基础上，增加新的内容，有所创新，推动学术的发展。

医学，起源于人类与疾病斗争的实践。而医学思维、临床医学思维的起源却应当是在与疾病斗争的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已初步形成一定的理论，并由此指导临床医疗行为之后而形成的。从中医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来看，可以认为中医学直接脱胎于中国传统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传统文化思想对医疗实践的直接指导而产生的。因为没有哪门自然科学能够像中医学一样，包容着如此之多的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传承着如此完整的中华民族文化精髓。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法渗透至中医理论与中医临床的各个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在中医学中无处不见。中医学中所涉及的阴阳理论、天人合一等，原本就属于中国哲学问题。从中医理论的形成、临床治则的确立，至药物、方剂、穴位等的命名，无不与宏博精深的传统文化联系在一起，中医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每一个环节部分都渗透着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成分。当你步入中医殿堂，你亲历的不仅是医学，还包括哲学、天文、地理、人文、艺术等各个方面，异常丰富。这不仅可以证明中医药学的形成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间的密切关系，还可以看出中医药学博大的包容性与思维方式的先进性。仔细想来，如此博大，这不正是西医学想做的吗？不正是西医学模式内容所要求的吗？

所以，要研究中国传统医学思维，就应当学习和研究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与传统文化，而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的辩证思维方式，也应着重研究中医临床的辨证思维方法。

受生产力的影响，古代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水平有限，对客观事物认识的范围和深度也是局限的，尚不可能从深层把握客观对象的本质，去认识微观世界。只能从外在事物的表象及其相互关系出发来推断宏观世界，但这种对世界的认识，虽是宏观的、不具体的，但有时却是准确的、深刻的，在某些思维方式上，甚至是先进的。

中医药学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古代哲学与中华儒、道、佛等文化理念深深地渗透至中医学术体系的各个部分。这使中医学形成了“和合”的思维习惯与定式。而这种带有某种习惯性、倾向性的思维方式，使中医思维方式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但这种思维方式上的稳定性，也必然伴随着久远时代所遗留的局限性与保守性。

虽然缓慢，思维终究是在进展的。传承与演变，应是思维进展的基本形式，两者缺一不可，前者是根本，是基调，后者是进化，是新的适应。思维方式的进展性，决定了任何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的生成，都是在继承先前思维方式的基础上而发生的，并非对原有传统思维的完全否定。中医传统思维中的整体思维、辨证思维等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整体的、辨证的思维方法，应是继承与发展中医药优势的根本所在，应不断加强。

中医药学正面临新环境、新形势的挑战。如果不能及时巩固思维方式上的传统优势，则易失去“自我”。但若不在思维方式上做出相应的变化，则又难以适应现代医疗环境与形势的要求，就有可能被边缘化。中医的继承和发展，应立足临床，应是包含临床思维方式在内的自我完善与发展，使中医药理论体系与实践运用能够适应发展着的客观形势。

西医学对传统中医的冲击是巨大的，主要表现在认识的深度与精度上，具体反映在对人体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疾病诊断、治疗方案制定、药物作用机制阐述、疗效评估、预后判断等方面，隐藏其中的本质因素，仍是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即以分析还原论为主的西医学方法论与传统中医药综合经验思辨论之间的碰撞。

其实，在中医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并非只有综合，没有分析。只是限于当时自然科学发展水平，难以对客体做出深入细致的观察，只得停留在表象的观察与分析上。在强调整体医学的今天，中医学既要发挥其固有的整体思维方式上的优势，又要以现代科学提供的新技术为手段，借助西医学的理化检查结果来加强自己的综合分析能力，并上升至理论，不断吸收与更新知识，使中医对生理功能、病理变化、病证诊断与疗效判断更加精确，这无疑是自己进一步发展的正确途径。

中医学在宏观整体思维方式上的优势，应不断加强。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角度来看，中医学方法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与合理性，因为它几乎蕴含着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现代科学方法论的雏形。在医学模式向生物—社会—心理医学模式转化的今天，中医方法学蕴含着巨大的潜在优势，挖掘中医思维方法优势并发扬光大，对继承与发展中医学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同时也应认识到：在中医临床思维方法的某些方面，其仍保持着较为朴素的形式，如直观因素较多而客观化不足，定性有余而衡量不足，思辨较多而实据缺少等。

中医学在认识深度与精度上的不足，应逐步改善。分析中医方法的历史局限性，提出中医方法学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探讨中医方法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当前中医临床思维方法学的重要任务。根据中医思维的特色，有条件地吸收、移植现代科学中的各种思维与方法，特别是系统科学方法、分析还原方法、实验方法以及各种检测技术手段等，只有从多方面出发，运用多种科学方法与手段，并结合相应的先进思维方式，将宏观与微观等不同层次的思维方式进行互补，对自身中医理论与思维体系不断补充完善，使理论更加深层、精准与细致，临床疗效更加切实与可靠。

中医药学，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有着博大的胸怀，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回首它的过去，曾汲取了多少优秀的外来文化财富！但从来没有因此而改变自己。因此，在科学飞速发展的当代，新方法、新技术、新理论等层出不穷，中医药学没有理由拒绝吸收这些，也没有必要担心这样做会改变中医，如果说中医会因此而有所改变，那么或许这就是中医药的发展，是在新技术变革时代的升华，因为她的发展历史让她深知：只有将时代的科技文化财富融合于自身，方能不断充实与发展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