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语

初识针灸

我的针灸启蒙老师是我的养父，实际上也是我叔父，我叫他小叔。

我的亲生父亲是一名国民政府的军官，在抗日战争已经出现胜利曙光的那一年，在浙江嵊县一次日本军队偷袭包围中，他和他率领的弟兄们全部捐躯疆场。我的当小学教师的母亲，在生我这个“遗腹子”的时候，经过三天三夜的痛苦挣扎，结果是我呱呱坠地，她却因为难产永远闭上了美丽的双眼。我被寄养在外婆家中。外公既是一个名闻遐迩的外科郎中，也是富甲一方的大财主。所以我活得很滋润，可以说是锦衣玉食。没有多久，解放大军的草鞋踏过丘陵起伏的浙东大地，紧接而来的是声势浩大的土地改革运动，在广大农民伯伯一片欢呼声中，外公的家庭随之分崩离析。于是，我被从农村送到上海，由叔父婶母收养。外公晚年仍在桑梓行医，20世纪80年代初他临终时，听说我在中医学院读书，郑重委托小姨娘辗转将一本封面有些残破的《竹林寺妇科》手抄本送我。我一直珍藏至今。

叔父搞针灸其实也是半路出家的。

他先是读的大夏大学，主攻不知是政治还是法律专业，后来又辗转到“陪都”重庆，神使鬼差地进了中央警官学校。抗战胜利之后，他空降上海，任上海特别市警察局静安分局局长，后来又晋升为警察总局督察长。在解放大上海的隆隆炮声中，他没有跟他的诸暨老乡、时任淞沪警备司令的宣铁吾将军和他的顶头上司毛森局长逃往台湾，而是协助临时局长陆大公先生顺利完成了向人民政府军管会的接收工作。之后，他作为留用人员，为新生政权服务。1951年4月下旬的一个深夜，在一次全市性镇压反革命的大逮捕中，他突然被捕，并押入闻名远东的提篮桥监狱。不久以历史反革命罪判有期徒刑十年，即送淮北治淮工地服刑。幸亏因为我的婶母，也就是我的养母，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日本东京大学）毕业的妇产科医生，大概是平时耳濡目染，他也学了点量血压和注射之类的技术，因此，把他分配在监狱医务室，从而免除风雪中挑着重担上下大堤之苦。据他说，这也是他学医的动因之一。又过了两年，他因严重的全身湿疹被保外就医，回到上海。通过婶母精心照料，病症迅速好转。当时中苏正处于“蜜月”期，为了表现他确实在改恶从善，他便边养病边不分昼夜地跟着收音机学俄语，且进步神速。记得每周一次，我为他专门到黄陂路上的中苏友谊馆买一张原版的《真理报》，然后，他用削得极细的铅笔尖，对照辞典，花六天时间，边写边读进行翻译。后来，他又不满足于学语言，开始从事如何使人更长寿的研究。当时他十分崇拜苏联的一些生理学家如巴甫洛夫、勒柏辛斯卡娅等。他写了长长一篇文章，在征得监视他的民警小潘同意后，他专门挂号寄往中国科学院，最后当然是石沉大海。由于他在保外就医期间，一直规规矩矩、不乱说乱动，所以不久人民法院又改判为假释。这时候，他开始认真考虑他未来的职业。虽然，我的婶母已放弃自己的私人诊所到一家公立医疗机构工作，但收入相当高，足够维持我们三口较高水准的生活，但叔父不愿意吃“软饭”。俄语学学可以，用来作为赚钱吃饭的工具，以他现有的水平，差之太远。有一天，吃晚饭时，他忽然向我们宣布，他准备学针灸。我和婶母对他的决定都瞠目结舌。我是不懂，不知针灸为何物；婶母则是不理解。

后来，我才知道，他的这个决定并非是贸然的。有两件事触动了他，一是我的病。我的外婆家在浙江省诸暨县与浦江县的交界处，正是日本血吸虫病的主要疫区。我到上海之后，做医生的婶母带我去做了个全身体检，结果大便检查发现了血吸虫虫卵。但当时西医主要采用锑剂治疗，副作用很大，更不适宜儿童。记得是刚刚获得假释还在被管制中的叔父，向派出所请了个假，在暑期两个月的时间里，大概隔一周，天蒙蒙亮他就带着我到第十一人民医院（现曙光医院）去排队看中医。为我看病的是乔仰先医生，当时还是中年，后来成了上海名中医，他剪一头略显花白的短发，人很和蔼，他认真按了我的脉、看了我的舌，又读了我的化验报告之后，就开了一张处方。嘱咐我每天一早一晚各吃一包药，半个月后再来复诊。原来他开的是医院用他的配方自行制作的成药，以一小方黄色的牛皮纸包成，是一粒粒如绿豆大的药丸。共三十小包，装成一大袋。好在药并不苦，我照法服用也不偷懒。之后，叔父又陪我去看了三次。记得最后一次，大便化验结果是阴性。乔医生笑了笑，用苏北上海话说：“小朋友，祝贺你。下次不用来了，好好读书。”我的婶母是西医，她不相信中医能这么轻易地治好这个病，就亲自带我到我们静安大楼二楼（我们住三楼）何安止先生的何氏化验所去复检。何先生个子不高，原是个弃儿，在外国人办的孤儿院中长大并被培养成一名化验师。他的名字“安止”是上海话“矮子”的谐音。他做事十分认真，所以何氏化验室在上海滩很有名气。他的化验结果与医院的结果完全一致，婶母终于没话可说。倒是叔父，为中医奇特效果而惊异不已，他特地督促我写了一封表扬乔医生的信寄给医院。后来似乎也没有下文。事隔三十多年，我已在上海市中医文献馆工作，有一次专门请时在华东医院的乔仰先老中医来讲课，我十分感激地讲起少年时代他给我治病的经历，乔老一脸茫然，不过讲到治血吸虫病的成药，他还记得，回忆说，“那里面有雄黄，后来我又改进了”。

第二件触动他的事是我的长林堂兄。长林哥是我那还在诸暨老家务农的大伯伯的长子，结婚七八年，嫂子始终没有怀上孩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在农村是件大事。经过多方检查，事情还是出在长林哥身上。他为此专程到上海来治疗，就住我们家中。又是叔父，在获准派出所的批准后，每天天不亮到八仙桥的陆瘦燕针灸诊所排队，请著名的针灸医生陆瘦燕先生为他治疗。记得每天放学回家，长林哥总是绘声绘色地讲起陆医生诊治的情景，说他待人亲切，尽管是乡下人也一点不嫌弃，进针不痛，针感特好，如此等等。一个疗程结束，长林哥就带着十分满意的心情坐上回故乡的火车。不到半年，就传来嫂嫂怀胎的喜讯。先是生了一个儿子，一年半后，又生了个女儿。

大概就是这两件事，奠定了叔父学习中医针灸的决心。于是，他拜了一位姓张的针灸师学习针灸。记得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五、六年级，家里墙上挂着苏州沈白涛先生绘制的针灸穴位图，每天放学回家，做完不多的家庭作业之后，就和叔父一起背诵穴位。为了加强记忆，叔父取每一穴的首字，编成诗词，且用谐音的方式来背，常能事半而功倍。如膀胱经的：络却、玉枕、天柱、大杼、风门、肺俞、厥阴俞、心俞、督俞、膈俞。他就编为：六（络）月（玉）天，大风飞（肺）越（厥）心督膈。当时，我是有口无心，背着玩的，想不到这一背却牢记了一辈子，竟然终生受益。

出师之后，叔父就在自己家里的外间开了个诊所，为了招徕病人，他特地在三楼的楼梯口挂了块自己书写的牌子，言明每次诊治费三角。然而，等待他的却是门可罗雀。开张一两个月，并无几个病人问津。有一次还吓得他够呛。那是一个中午，我就读的新生小学就在我家大楼旁边，放学后回家吃饭。只见他神色紧张地扶着一个患者出来，而诊疗床上留着大大一摊黄黄的尿渍。原来他碰到了一个严重晕针的患者，一针下去，竟然来了个神志不清、屁滚尿流。后来他心有余悸地对我说，“幸好没出什么事，否则像我这种身份的人，还不是罪上加罪”。不过，这件事并没有影响他对针灸的追求。慢慢的，病人也逐渐多了起来。就在他想一展身手，我也渐感兴趣的时候，派出所找他谈了一次话。随着国家进入“困难时期”，大城市的人口面临紧缩，像他这样头上戴着一顶历史反革命的帽子的管制分子，自然首当其冲。他被要求在一个月以内迁出户口。他当然不敢有任何非分之想，但是他也不愿回到诸暨老家，怕玷污先人，于是请求到婶母的老家，浙江德清新市落户。得到了批准。

于是，每年的寒暑假，我就来到杭嘉湖平原上这个美丽的古镇。当时，叔父在镇联合诊所工作，病人很多，他一早就去门诊，中午常常顾不上吃饭。而晚饭后，则常常提着装有电针仪的出诊包，走街串巷地看病。我一直陪着他，替他打下手：记病历、上电夹、取针、点艾、拔罐等。当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饥饿之风也蔓延到富饶的江南。但是，叔父似乎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到他这里来就诊的病人，除了镇上的人还有四乡八村的农民兄弟。他们并不看重他头上那顶反革命帽子，而是关心治病的效果。常常会送点自留地上的南瓜、山芋或花生，以及自己养的鸡鸭。所以，我每次假期结束回沪，除了增加了不少针灸的实践经验外，还常带走一只婶母最爱吃的家乡的老母鸡。

我高中毕业了，在叔父和婶母的建议下，选择报考了包括上海中医学院在内的多所医学院校。无奈正碰到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的高潮时期，高校录取严格贯彻党的阶级路线。像我这样养父是反革命、外公是大地主、大伯在四清中成为漏划富农，占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之三类，结果当然是毫无悬念的名落孙山。高考失利之后，当时国家已经提出“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口号。婶母认为我是读书人，应该继续静下心来复习功课，迎接第二年的高考。为此她专门给我找了一个类似今天高复班的学校。我当然也想读大学。不过我觉得以我的水平根本不必进这类学校，也无需花一年时间来复习。所以，我就提出前半年去跟叔父学针灸，后半年回上海复习。婶母同意了，说：“出去避避风头也好，省得里弄居委会一天到晚上门动员你去外地。”这时候，由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越攥越紧，对地富反坏分子的管制也越来越严。仍然头戴历史反革命帽子的叔父已经被从新市镇赶出，回到了他不愿去的诸暨农村。不过老家的父老乡亲倒并没有嫌弃他，仍然让他搞针灸兼治疗一些头痛脑热的小毛病。每天，在客堂里坐满袒胸露臂的人，不仅是本村或邻近村庄的人，还有从25里外县城来就治的。记得有一个得了张不开口、只能喝点汤汤水水而饿得皮包骨的（后来才知道这叫颞颌关节紊乱症）中年人，每天从县城坐车到廿里牌镇再走10里路到我的老家火烧吴村来治疗。10多天后，他的嘴巴终于恢复原形，张得和原来一样大了，千恩万谢而去。从早到晚，我们叔侄或者说父子俩，忙得不可开交。尽管这种治疗是完全免费的（由生产队记工分），但不少患者都会发自内心地送点鸡蛋、蔬果之类。因此，与其他四类分子相比，叔父的生活要滋润得多。所以，他私下对我说：“我幸亏选择了这门行当（指针灸），既治了人也救了我。”

1966年，被称之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席卷中国大陆，高等学校停止招生，我的愿望最终破灭。我瞒着婶母报名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当大红喜报贴在大楼墙壁上时，婶母只能无奈叹了口气。在赴新疆前夕，我回故乡去向我的年过八旬的老祖母和叔父告别。此时，大城市已风声鹤唳，而批斗之风还没有深入农村，但叔父的日子已经不大好过了。首先是他那套用以谋生的针灸器械及书籍，均已作为“四旧”封存；其次是他的活动受到进一步管制，进出村都要去大队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此时还无革命委员会一说）汇报。记得临走的前一天，他向贫协主任请假送我，主任是我小时的玩伴，看了我一眼就爽快地答应了。为了赶早班火车，我们半夜起身，沿着曲曲折折的山路在黑魊魊的起伏的浙东群山中穿行。面对当时的政治环境，我们各怀心思，一路竟无话可说。当晨曦初露的时候，我们到达诸暨县城，在位于半山腰的火车站上，他把我拉到一个角落，从贴身处掏出个一个包交给我，说：“我身无长物，只能送你这个了。好好学，我想总会用得着的。”我打开一看，原来是一本书和一个旧的铝盒。书的纸张已经有些发黄，但仍挺直如初，封面上印着《新编针灸学》，李清侠先生编著。铝盒里装着几十支规格不一的针灸针，虽然经多次使用，但一枚枚仍光亮如新。我知道这是他偷偷藏下来的。之后，他说他要先走一步，怕回去晚了贫协找麻烦。我看着他骨折刚愈的腿一瘸一拐走下车站前长长的台阶的背影，眼前一片模糊。

就是这本书和这盒针具，开启了我的针灸人生！

值得欣慰的是，我的叔父度过了一个安定满足的晚年。首先是80年代初，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下达了一份改变他后半生但不能算彻底平反的通知：承认他为上海的解放，以民革的身份，协助地下党做了多项有益的工作；同时撤销关于他历史反革命罪的裁定。于是，他的户口在浙江转了一圈之后又被戏剧性地迁回上海；他重新加入了民革，并被推选为区政协委员，积极参政议政。最使他津津乐道的是每月他收到政府给他的60元津贴。因为这是相隔30多年后，他又一次从公家手中拿到钱。他重操旧业，2001年，根据国家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有关政策，市卫生局审核通过的执业医师资格的民间医生中，他是静安区仅仅两名中的一个。不过，他执业的地点没有放在上海，而仍在诸暨老家，面对的仍是那里的父老乡亲。也因此他晚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故乡度过，特别是婶母故去之后。2005年3月的一天，他去县城的一家公共浴室洗澡，在毫无先兆的情况下，心脏病发作而突然停止呼吸。整个过程几乎毫无痛苦，终于也为他跌宕复杂的八十七载人生划上了一个句号。

当然，我的人生之路要比他幸运得多，但针灸之路则走得更为曲折、艰辛，同时也更为丰富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