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的餐桌上，酒是不可或缺的，俗话说“无酒不成席”，很多人吃饭的时候喜欢小酌一杯。有些人还自己泡药酒用来强身健体，延年益寿。那么中国人为什么那么喜欢喝酒呢？酒在古代为什么被称为“百药之长”呢？

酒的发明非常早，在原始社会时期，自人类刚刚学会农业生产时起，我们的祖先就已经从谷物和剩余熟饭的自行发酵中认识了“酒”。陶器的发明与广泛应用为酒的酿造提供了重要条件，但人工酿酒发明于何时，至今不能确定。现有的文献与考古资料表明，我国很可能最晚在夏代就已具有了酿酒技术。到了商代，随着农业生产的发展，用谷物酿酒更为普遍，商纣王“酒池肉林”的传言或有夸大，但酒在当时的风靡程度绝非虚言。

酒在古代不但是祭祀、宴饮的必备品，而且在医疗活动中的价值也备受推崇，是人们生活不可或缺之物。古代的酒，是由黍或稻酿制成的一种含有低度酒精的饮料，人们在长期饮酒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少量服用可以通经活血，令人精神兴奋；多量服用就会麻醉神经，令人昏睡不醒，因而酒被先民们当做最早的兴奋剂和麻醉剂来使用。酒有通血脉、养脾气、厚肠胃、润皮肤、去寒气、制药剂、消毒杀菌的功效，在《黄帝内经》中有详细记载。酒与医的密切关系，从“医”的字形上也可看出一些端倪。“医”字在古代有两种写法，一种是“毉”，下部的“巫”字显然表明了医学与巫术的密切关系；另一种写法则是“醫”，下部的“酉”与“酒”通用，表明医疗活动离不开酒。在医学发展的早期，治疗手段还比较单调的情况下，酒在当时的医疗活动中扮演了特殊的角色，汉代的班固曾称酒为“百药之长”，其重要程度可想而知。

先秦时期普遍认为酒对身体有好处，是保养身体的上佳之选。比如《礼记·射义》中就认为酒既可以养老，也可以养病。而《曲礼》中则说如果一个人有了病，应该“饮酒食肉”。要知道，在古代，能吃上肉是很让人羡慕的事情，“肉食者”是身份与地位的象征，所以孟子才会设想美好的社会中应该“七十者可以食肉”。这里将饮酒与吃肉放在同等的位置，对其推崇可想而知了。同时也可看出，当时的酒也较为珍贵，不是一般老百姓能轻易尝试的。

酒也被用来预防、治疗疾病。比如《黄帝内经》中就有名为“汤液醪醴论”的篇章，这里的“汤液”“醪醴”其实都是当时不同酒的名称。《黄帝内经》认为，如果病邪侵入时，只要服用汤液、醪醴等酒，就不会生病了。在实践中，人们对用酒治疗疾病已经很熟悉，如《素问·玉版论要》所说：如果面部病色比较浅，那么可以用汤液来主治，10天左右可痊愈；如果病色变深，那就要用汤药进行治疗，21天左右可痊愈；如果病色已经很深，则须用醪酒主治，需百日方可痊愈。显然，当时已经能使用不同的酒来针对性治疗不同程度的疾病。

酒的药用价值当然不止于治病，还可与药物配合运用。因为酒本身也是很好的溶剂，可以提高药材中药用成分的溶解度。而且酒行药势，可以有效促进药效的发挥。此外，由于单纯服药往往因其味苦涩而难以被人们接受，而酒与药的结合弥补了药苦的缺陷，也改善了酒的风味。这也正是后世药酒盛行的原因。据记载，在商代就已经出现了名为“鬯”的药酒，这种药酒是以黑黍为酿酒原料，加入郁金香草酿成的。在秦汉之际的医学方书《五十二病方》中，用到酒的药方已经有数十个，其中既有内服，也有供外用的。

不过，古代的药酒与今天的药酒制作不一样。我们现在一般采用浸泡法来制作药酒，而古代的药酒大多数是把药物直接加入到酿酒原料中一起发酵。因为古代酒的密封、保藏手段有限，浸泡法容易导致酒的酸败，往往药物还没有充分溶解，酒可能就已经变质了，所以只能把药物与酿酒原料同时发酵，这样由于时间较长，药物的有效成分可充分溶出。

所以，古代许多传统节日中，都有合家老少共饮酒的风俗，比如用酒泡大黄、白术、桂枝、桔梗、防风等制成的屠苏酒，是除夕男女老幼必用之品；而像端午时饮艾叶酒、雄黄酒，重阳节饮菊花酒则更是众所周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