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文化大肆进入中国，西医随之在中国逐渐发展。传教士的到来，西医书籍的翻译、西医学校和医院的建立，迅猛地冲击了中国的传统医学。这一现象引起了中医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面对西方医学在中国的蓬勃发展，中医面临许多问题：中医学应该如何发展？如何对待中医和西医的关系？针对这样的问题，中医界出现了不同的主张。民族虚无主义主张全盘西化，都学西医。保守主义拒绝接受一切新事物，坚持中医。有一部分医家试图改良中医，认为中西医各有所长，他们试图通过比较中西医学，维护和推进中医的发展，由此形成了中西医汇通派。对于中西医汇通派，《中医大辞典》的定义是：“简称汇通派，19世纪末开始在我国出现的一个医学流派。19世纪中叶以后，随着西方医学大量传到我国，一部分中医试图用改良的方法，沟通中西医学，他们或者以西医的解剖学、生理等知识印证中医的古典医理；或者以中医的有关论述印证西医的有关知识……其代表人物有唐宗海、朱沛文、恽铁樵、张锡纯等……”

唐宗海（1862—1918），字容川，四川彭县人。16岁中秀才，23岁开始钻研医学，24岁写成《医柄》，1873年因父患血证多方求治无效后，开始潜心探索血证。1888年中进士。1918年扶母柩返四川遇疫病流行，染病回家，不幸辞世，终年56岁。唐宗海生活的年代正处国难深重，内外矛盾日益激化，欧风东渐，西学在中国迅速传播。他力主顺乎潮流，成为我国中医界明确提出“中西医汇通”口号的第一人。他指出：“西医亦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不存疆域异同之见，但求折衷归于一是。”

朱沛文（大约生于咸丰年间），字少廉，广东南海市人，出身医学世家。朱沛文自幼跟着父亲学医，父亲去世后，家境贫寒，生活困难，靠朋友接济过日子。除了熟读《黄帝内经》等传统医书外，朱沛文还学习了一些西医知识，并曾到西医院亲眼观看人体解剖。他对汇通中西医学的态度比较慎重，采取“通其可通，存其可异”，“不能强合”。

恽铁樵（1878—1935），名树珏，江苏省武进县孟河人。出身于小官吏家庭，自幼孤苦，5岁丧父，11岁丧母，由族人抚养长大。13岁就读于私塾，16岁考中秀才，1903年考入南洋公学，攻读外语和文学。后来因为长子病故，发奋学医。恽铁樵认为中西两种医学各有长处，两种医学之间应该相互沟通、取长补短。

张锡纯（1860—1933），字寿甫，河北盐山县人。1916年担任中国第一家中医医院——立达中医院院长。1928年定居天津，创办了国医函授学校。张锡纯的代表著作是《医学衷中参西录》，他在充分吸取前人见解的基础上，“采西人之所长，以补吾人之所短”，确立了“衷中参西”的汇通原则。他汇通的目的是印证中西医理相通，中医理论并不落后。

中西医汇通派的出现是传统中医与外来西医碰撞之后擦出的火花。中医与西医在哲学理念、思维方式、诊断和治法上都有很大区别，清末有识之士普遍认识到两种医学的差异，因而有中医治本、西医治标等说法。中西医汇通派希望融合两家之长，共同促进卫生保健事业的发展。历史证明，中西医汇通派的医家试图调和中西医理论，在疾病治疗上也出现了一定创新，如张锡纯擅长中西药并用，创有阿司匹林麻黄汤、阿司匹林白虎汤等方剂，在治肺结核时他说：“西药阿司匹林为治肺结核之良药，而发散太过，恒伤肺阴，若兼用玄参、沙参诸药以滋肺阴，则结核易愈。”不过，中西医汇通派的努力尽管在客观上维护了中医学，但由于思想的限制，他们没有认识到中西医差异的深刻原因和本质，因而这种汇通毕竟是浅层次的。从实践的角度来说，中西医是两种不同的科学体系和文化体系，不是简单的“体”和“用”的关系，因此中西医汇通的成就在实践中并没有让医学飞跃式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