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称病因预防，其目的是通过降低与疾病发生有关的危险因素，改变疾病的发生率。一级预防立足于防患于未然，是最积极有效的预防措施，是针对机体、环境、社会致病因素的预防。

亦称“三早”预防，三早即“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对于慢性病，“三早”预防的根本办法是做好宣传和提高医务人员的诊断、治疗水平。通过普查、筛检和定期健康检查以及群众的自我监护，及早发现疾病初期（亚临床型）患者，并使之得到及时合理的治疗。由于慢性病常是经过致病因素长期作用后引起的，给“三早”预防带来一定困难。

亦称康复治疗，是对疾病进入后期阶段的预防措施，此时机体对疾病已失去调节代偿能力，将出现伤残或死亡的结局。此时应采取对症治疗，减少痛苦延长生命，并实施各种康复工作，力求病而不残，残而不废，促进康复。三级预防是健康促进的首要和有效手段，是现代医学为人们提供的健康保障。

该策略主要是对疾病风险高的个体，针对致病危险因素采取干预措施，降低其未来发病风险。高危策略针对性强，效果明确，易被理解和接受，可操作性强。在近几十年来的慢性病防治实践中，高危策略获得人们更多的重视和偏爱。

高危人群策略具备以下优点：

第一，由于发现了个体存在的某些健康问题，激发了动机，无论是高危个体还是医生都会愿意接受这种解决问题的干预措施；同时，又不会对其他风险较低的个体造成干扰。

第二，任何干预措施都会有费用，还可能产生不良反应。如果每个人承受的费用和风险都相同，则收益越大，收益/风险比越高。对高危个体实施干预，收益更大，所以收益/风险比更高；相反，对风险不高的个体实施干预，收益不大，而即使是很小的风险都有可能超过期望的收益。

第三，由于医疗资源有限，因此医疗卫生是一个实行限量供应的系统，需要优先考虑那些最有可能受益或可能受益最多的群体。

高危预防策略的不足在于：

第一，“标签效应”，即被判为“高危”的个体可能会承受很大的心理压力，诱发焦虑、信心受损或自我认知改变，反而不利于健康。这种情况在缺少有效且可及性好的干预时，会表现得更加明显。

第二，高危策略中风险评估标准的确定面临两难局面。如果采用较为宽松的标准确定高危个体，在一定时间内高危个体中多数人都不会发病，预测能力不强；如果增加限制因素，预测能力提高，但高危人群受到很大局限，对筛检出的高危个体来说是最好的，但对降低人群总的疾病负担又作用不大。

第三，高危策略在本质上就是要求少数人在行为上必须与众不同，这无疑限制了这种策略的效果。凡是要求个体努力、持久的改变行为，不管是改变生活方式，还是坚持服药，这样的预防策略达到的效果远不及免疫接种等“一次性”努力或通过改造环境促使个体行为被动改变的策略来得容易和有效。

第四，高危策略主要是帮助那些特别易感或显著暴露的个体，这种预防方法没有改变发生暴露的根本原因。只要问题的根源不解决，就会源源不断地有人步入这个高危行列，医务人员永远是被动地接收和处理高危个体和患者，且这个工作量只会越来越大。

全人群策略是指在全人群中实施的预防计划，包括开展积极有效的全民健康教育，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和行为，控制环境污染，营造一个促进健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该策略不需要确定哪些个体是高危的，而是针对人群中危险暴露的决定因素（即远端病因、病因的原因、根本原因）采取措施，降低整个人群危险因素的暴露水平。全人群策略可以使大多数人受益，即使每个人因预防而获得的收益微不足道，但给整个人群带来的累积收益非常可观。与此同时，整个人群的暴露（如血压）分布向着疾病低风险的方向移动，这将促使高危个体移出危险区域，必然会使异常值的发生率（如高血压患病率）相应降低。

不可否认，全人群策略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对多数个体而言，预防的收益不会立竿见影，亦不会特别显著，往往不为感知和理解，也就很难有行动的动力，不只是个体，对于医务人员和决策者来说都是如此。

第二，由于全人群措施给多数个体带来的收益很小。而任何小的风险都很容易抵消收益，所以对措施的安全性要求就更加严格。

第三，如果暴露和疾病风险之间呈“U”或“J”形关系，那么促使整个人群的暴露分布曲线平移，在一部分人被移出高风险区域的同时，又有一部分人被带入另外—个高风险中。

WHO提出，慢性病防治应该采取综合与整合的方法。所谓综合，就是将针对整个人群的措施与针对高危个体或患者的措施结合起来。针对整个人群的措施包括利用政策、法律法规（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法规）、经济措施（如提高烟草消费税）和改善设施环境（如增加、修缮步行道及自行车道、增加运动场馆的可及性）等。干预可同时在社区、学校、单位中展开，尤其是学校和工作单位，这是使干预措施直达青少年及成年人的最佳场所。

所谓整合，即针对多种疾病的共同危险因素（如吸烟、不合理膳食和少体力活动）采取措施，将针对多种不同疾病的治疗管理整合起来。例如，对各种疾病患者进行自我疾病管理的培训，帮助他们减少危险行为，管理疾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