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安娜·卡列尼娜（上）

申冤在我，我必报应。[1]

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苦情。

一

幸福的家庭每每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苦情。

奥布朗斯基家里一切都乱了套。妻子发现丈夫和以前的法籍女家庭教师有私情，就向丈夫声明，不能再跟他一起过下去了。这种状况已经持续了三天。在这样的状况下，不仅夫妻两人，而且一家大小，上上下下，都感到非常难受。他们都觉得生活在一起没有意思，觉得他们这奥布朗斯基一家大小、上上下下的关系还不如随便哪一家客店里萍水相逢的旅人。妻子在房里不出来，丈夫已有两天多不在家。孩子们在家里到处乱跑，就像野孩子。英籍女家庭教师跟女管家吵了架，写信请朋友给她另找职位；厨师昨天午餐时候就走了；做下手的厨娘和车夫也都提出要辞职。

在口角之后第三天，司捷潘·阿尔卡迪奇·奥布朗斯基公爵（社交界都叫他小名司基瓦）在惯常的时间，也就是早晨八点钟醒来，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自己的书房里，在上等山羊皮沙发上。他把保养得很好的肥胖身子在弹簧沙发上翻转了一下，紧紧抱住枕头的另一头，将脸贴在枕头上，似乎还想再睡上很久；可是他忽然一骨碌爬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眼睛。

“哦，哦，是怎么来着？”他回想着梦境，在心里说，“哦，是怎么来着？对了！是阿拉宾在达姆施塔特举行宴会；不，不是在达姆施塔特，而是在美国的什么地方。对了，不过达姆施塔特[2]就在美国。对了，阿拉宾在玻璃桌子上设宴，连桌子也唱起《我的宝贝》[3]。不是《我的宝贝》，而是更好听的什么歌儿，还有一些小小的长颈玻璃瓶，玻璃瓶原来都是女人。”他回想道。

奥布朗斯基的眼睛放射出快活的光彩。他微微笑着沉思默想起来：“是啊，真有意思，太有意思了。梦里还有很多妙事，不过用言语是说不出来的，而且一醒来连想也想不清楚了。”他看到一幅呢绒窗帘边上透进来的一缕阳光，便快活地把两条腿从沙发上耷拉下来，用脚去找妻子绣了花的那双金色鞣皮拖鞋（那是去年给他的生日礼物），而且依照他九年来的习惯，不等起床，就朝他在卧室里挂晨衣的地方伸过手去。这时他才猛然想起，他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里，想起自己为什么不睡在卧室里，而睡在书房里，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皱起眉头。

“唉，唉，唉！咳！……”他回想起一切种种，叹起气来。于是他的脑海里又出现了他和妻子口角的详情细节、他的尴尬情形和他自己铸成的、最使人伤心的过错。

“是啊！她不肯原谅，也不可能原谅。而且最糟糕的是，一切都是我的过错——是我的过错，却也不能怪我。可悲之处就在这里。”他想道，“唉，唉，唉！”他回想起这次口角中最使他难堪的场面，灰心绝望地叹起气来。

最不愉快的是开头那一会儿，那时他从剧院回来，欢欢喜喜，高高兴兴，手里拿着给妻子的一个老大的梨子。在客厅里没有找到妻子，奇怪的是，在书房里也没有找到她，最后却看到她在卧室里，手里拿着那封倒霉的、露了底的信。

她，这个一向心事重重，忙忙碌碌，而且他认为头脑非常简单的陶丽，一动不动地坐着，手里拿着信，带着恐怖、绝望和愤怒的神情看着他。

“这是什么？这？”她指着信，问道。

在回想这事的时候，像常有的情形一样，使他懊恼的主要倒不是事情本身，而是他怎样应付妻子这话。

他这时的情形，正是人干了非常可耻的事突然被揭穿时的情形。他不善于伪装，以应付他的过错暴露后面对妻子时的局面。他没有表示委屈，没有否认，没有申辩，没有请求原谅，甚至也不是满不在乎——不管怎样，都要比他的做法好呀！——他的脸上竟完全不由自主地（奥布朗斯基一向喜欢生理学，他认为这是“大脑反射”），完全不由自主地浮现出那种习惯的、和善的，因而是一种很傻的笑。

他怎么也不能原谅自己这种傻笑。陶丽一看到这种笑，就像被戳了一刀似的，浑身打起哆嗦，发作起来，暴跳一阵，说了一大串难听的话，就从房间里跑了出去。从此就不愿意看到丈夫了。

“怪就怪这种傻笑。”奥布朗斯基想道。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呀？”他灰心丧气地对自己说，自己也无法回答。

二

奥布朗斯基是一个以诚对己的人。他不能欺骗自己，不能让自己相信他已经悔恨自己的行为。这个三十四岁的风流美男子，不再爱一个只比他小一岁，已经是五个活着、两个死去的孩子的母亲的妻子，这一点他也不后悔。他后悔的只是，他没有想更好的办法把妻子瞒住。不过他还是深深感觉到自己处境的困难，而且也心疼妻子，心疼孩子，心疼自己。他要是早知道这事会使妻子如此伤心，也许他会想出更好的办法把自己的罪过掩盖住，瞒过妻子。他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他模模糊糊感觉妻子早就猜想到他对她不忠实，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他甚至以为，她这个年老色衰、已经毫无风姿、毫无魅力、只是一窝孩子好母亲的普通女人，应该通情达理，不再计较什么。谁知完全不是这样。

“唉，糟透了！咳，咳，咳！糟透了！”奥布朗斯基一再地唉声叹气，再也想不出什么法子，“这事没闹出来之前，这一切有多么好，我们过得多么好呀！她有了几个孩子，心满意足，欢欢喜喜，我什么也不干涉她，随她怎样照管孩子，料理家务。是的，她是我们家的家庭教师，这不大好。真不好！勾搭自己家里的家庭教师，是有点儿不像话，有点儿下流。可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教师呀！（他十分真切地想起罗兰小姐[4]那滴溜溜的黑眼睛和她的笑容。）不过她在我们家里的时候，我一点也没有放肆呀。最糟糕的是，她已经……简直就像是存心叫我过不去！咳，咳，咳！可是有什么办法，有什么办法呀？”

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只除了生活常常为一切最复杂、最难解决的问题提供的通用办法。这办法就是：应该糊里糊涂过下去，也就是应该忘却烦恼。在梦中忘却烦恼已经不可能，至少不到夜里不可能，已经不能再回到玻璃瓶女人唱歌的音乐境界中去；看来，只有在生活的梦中忘却烦恼了。

“以后自有办法的。”奥布朗斯基对自己说过这话，站起身来，穿上蓝绸里子的灰色晨衣，把带子系好，往宽阔的胸膛里深深吸了一口气，习惯地迈开矫健的步子，一双八字脚便十分轻盈地支撑着他那肥胖的身躯来到窗前。他拉开窗帘，使劲按了按铃。贴身老仆马特维听到铃声，立即走了进来，手里拿着长衣、靴子和一封电报。理发师也手持理发家什跟着马特维走了进来。

“有没有衙门里来的公事？”奥布朗斯基接过电报，在镜子前面坐下来之后，问道。

“在桌上呢。”马特维回答完，带着关心和询问的神气看了看东家，等了一会儿，又带着调皮的笑容补充说，“马车行老板派人来过了。”

奥布朗斯基什么也没有回答，只是在镜子里看了马特维一眼。从镜子里相遇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们彼此是默契的。奥布朗斯基的眼神好像在问：“这话你何必说呢？难道你不知道吗？”

马特维把两手插到自己的上衣口袋里，把一只脚向前伸了伸，微微笑着，默默地、亲切地看了看东家。

“我叫他下个礼拜天再来，在这之前别来打扰您，也免得他白跑。”他说出了显然是事先准备好的话。

奥布朗斯基明白，马特维是想说说笑话，让人注意他。奥布朗斯基拆开电报，一面猜测着电报里常有的译错的字，把电报看了一遍，他的脸顿时放起光来。

“马特维，我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明天要到了。”这时理发师正在刮他的长长的卷曲络腮胡子中间那条红红的纹路，他让理发师那光溜溜的胖手停了一下，说道。

“谢天谢地。”马特维说这话，表示他和东家一样理解这次来访的意义，就是说，奥布朗斯基的好妹妹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这一来，会促使夫妻和好起来。

“是她一个人，还是跟姑爷一起来？”马特维问道。

奥布朗斯基不好说话，因为理发师正在刮他的上嘴唇，他就竖起一个手指头。马特维对着镜子点了点头。

“是一个人。给她收拾楼上的房间吗？”

“你去禀报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她会吩咐的。”

“禀报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吗？”马特维似乎带着怀疑的神气重复了一遍。

“是的，你去禀报。哦，你把电报带上，回头告诉我，她是怎么说的。”

“您是想试探试探呀。”马特维心里明白了，不过他嘴里只是说：“是，老爷。”

当马特维手拿电报，穿着咯吱咯吱响的皮靴回到房里的时候，奥布朗斯基已经梳洗完毕，准备穿衣服。理发师已经走了。

“达丽雅·亚历山大罗芙娜吩咐我传话，说她要走了。让他，就是说让您，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好啦。”马特维只是用眼睛笑着说，然后把手插到口袋里，歪着头盯住东家。

奥布朗斯基没有作声。过了一会儿，他那漂亮的脸上出现了和善而有点儿可怜的笑。

“啊？马特维？”他摇着头说。

“没事儿，老爷，会雨过天晴的。”马特维说。

“会雨过天晴吗？”

“是的，老爷。”

“你这样想吗？是谁来了？”奥布朗斯基听到门外有女人衣裙的窸窣声，就问道。

“是我，老爷。”一个又利落又好听的女人声音说。接着在门口出现了保姆玛特廖娜方方正正的麻脸。

“哦，玛特廖娜，有什么事？”奥布朗斯基迎着她走到门口，问道。

尽管他和妻子的事全是他的错，他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可是家里几乎所有的人，就连这个老保姆，妻子的心腹，也都站在他这一边。

“有什么事？”他灰心丧气地说。

“您去一下，老爷，再去认个错儿吧。也许上帝会见怜的。她太伤心了，叫人看着难受，再说家里也闹翻了个儿。老爷，您也该心疼心疼孩子们啊。去认个错儿吧，老爷。有什么办法呢！谁系的疙瘩，还得谁自己解呀……”

“可是她不会听我的呀……”

“您该做的要做到。上帝是仁慈的，您要向上帝祷告，老爷，要向上帝祷告。”

“嗯，好的，您去吧。”奥布朗斯基忽然涨红了脸，说，“好吧，给我穿衣服。”他对马特维说着，很果断地脱下晨衣。

马特维已经举着准备好的衬衫，一面吹着衬衫上看不清楚的一点什么东西，一面带着明显十分高兴的心情像上马套一样把衬衫套到东家那保养得很好的身体上。

三

奥布朗斯基穿好衣服，往身上洒了香水，抻了抻衬衫袖子，习惯地把香烟、皮夹子、火柴、系着双股链子和坠头的怀表分别放进几个口袋。抖了抖手帕，觉得尽管家庭遭遇不幸，自己浑身上下还是洁净、芳香、健康和舒适的，带着这样的感觉轻轻抖动着双腿走了出去。到了餐厅，餐厅里已经摆好咖啡等着他了，咖啡旁边还有信件和衙门里来的公事。

他看了信件。有一封信令人很不愉快，是一个商人写来的，那商人要买他妻子庄园里的树林。那树林是要卖出，不过现在还没有同妻子和好，这事儿根本谈不上。最不愉快的是，这样一来，摆在面前的他与妻子和好的事就要掺杂上金钱利害关系。一想到他可能受到金钱关系的支配，一想到他会为了卖出树林而想方设法同妻子和好，就觉得是受了侮辱。

奥布朗斯基看完信，就把衙门里来的公事拿过来，迅速地翻阅了两件公事，用粗大的铅笔做了几个记号，便把公事推开，喝起咖啡；一面喝咖啡，一面翻开油墨未干的晨报，看了起来。

奥布朗斯基订阅的是一份自由主义的报纸，不是极端自由主义，而是代表大多数人主张的报纸。尽管他对科学、艺术、政治本身一概不感兴趣，他还是坚持大多数人以及在这些领域的观点。有大多数人改变了观点，他才改变观点，或者不如说，不是他改变观点，而是观点本身在他脑子里悄悄地变化。

奥布朗斯基从不选择什么派别和观点，而是这些派别和观点自动来找他，就像他从不选择帽子和衣服的样式，只是穿戴大家都穿戴的一样。由于进出上流社会，也由于通常在成年期渐渐发达的思维需要有一定的活动，他必须有观点，就像必须有帽子一样。至于他选择自由派，而没有选择他的圈子里许多人选择的保守派，那也不是因为他认为自由派主张更合情合理，而是因为自由派主张更适合他的生活方式。自由派说：俄国一切都很糟。确实如此，奥布朗斯基就负债累累，钱简直不够用。自由派说：婚姻是过时的制度，必须进行改革。确实如此，家庭生活很少给奥布朗斯基带来乐趣，而且还要迫使他撒谎、作假，这是违反他的天性的。自由派说：或者应该说是暗示，宗教不过是钳制那一部分野蛮人的。确实如此，奥布朗斯基即使做一次短短的礼拜，也觉得两腿酸痛，而且他简直不懂，今生今世多快活点儿就不错了，何必用那么一些可怕的、文绉绉的字眼谈论来世。此外，爱开玩笑的奥布朗斯基有时喜欢捉弄老实人，说，既然夸耀祖先，就不应该追溯到留里克[5]为止，而忘记自己的祖先——猴子。就这样，自由主义倾向成了奥布朗斯基的癖好，他爱自己的报纸，就像饭后的雪茄一样，因为报纸可以在他的头脑里布起一层淡淡的雾。他看了社论，社论中说，在我们这时代，叫嚷什么激进主义有吞没一切保守分子的危险，叫嚷什么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消除革命的祸害，是毫无必要的。相反，“我们认为，危险不在于臆想的革命祸害，而在于阻碍进步的传统势力之顽固”，等等。他又读了论述财政问题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边沁[6]和穆勒[7]，并且不指名地讽刺了政府某部。他凭着机灵的头脑，能够揣摩到任何讽刺的内涵：出自何人之手，针对何人，因何事而发。这往往可以使他得到一定的乐趣。可是今天他一想到玛特廖娜的劝告和家里如此不顺遂，这种乐趣就烟消云散。他还看到贝斯特伯爵已赴威斯巴登的传闻，还看到根治白发、出售轻便马车、某青年征婚的广告，不过这些事没有像往常那样使他暗暗觉得好笑和开心。

他看完报纸，喝过第二杯咖啡，吃过黄油面包，就站起身来；拂了拂背心上的面包屑，挺起宽宽的胸膛，高兴地笑了笑。这不是因为心里有什么特别快活的事——这高兴的笑是良好的胃口引起的。

不过这高兴的笑顿时使他想起了一切，于是他沉思起来。

门外响起两个孩子的声音（奥布朗斯基听出那是小儿子格里沙和大女儿丹尼娅的声音）。他们在拖拉什么东西，把东西翻倒了。

“我说嘛，不能叫乘客坐在车顶上。”女儿用英语叫道，“快扶起来！”

“全乱了套，”奥布朗斯基想道，“孩子们没有人管了。”他走到门口，唤了唤孩子，两个孩子丢下当火车玩儿的匣子，朝父亲跑来。

女孩儿是父亲的宝贝，大胆地跑了进来，搂住父亲，笑哈哈地吊在他的脖子上，像往常一样，高高兴兴地闻着他的络腮胡子散发的香水味。最后，女孩儿吻了吻他那因为弯腰憋得通红的、闪着慈爱光辉的脸，松开胳膊，就想往回跑，可是父亲把她拉住了。

“妈妈怎么样？”他用手抚摩着女儿那光滑、娇嫩的脖子，问道，“你好。”他又微微笑着回答男孩儿的问候说。

他意识到自己不怎么喜欢男孩儿，于是他总是竭力表示一视同仁；可是男孩儿感觉出这一点，所以看到父亲冷淡的微笑，没有报以微笑。

“妈妈吗？她起来啦。”女孩儿回答说。

奥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这么看，她又是一夜没睡。”他想道。

“怎么样，她快活吗？”

女孩儿知道父亲和母亲吵过嘴，知道母亲不会快活，父亲应该知道这一点，知道他这样若无其事地问这话是装模作样。她为父亲红了脸。他也立刻明白了这一点，也红了脸。

“我不知道，”女孩儿说，“她没叫我们上课，叫我们跟古丽小姐上奶奶家去玩儿。”

“好，去吧，我的好丹尼娅。哦，等一下。”他还是把她拉住，抚摩着她的娇嫩的小手说。

他从壁炉上取下昨天他放在那里的一盒糖果，挑了她喜欢的两块给她，一块巧克力、一块软糖。

“给格里沙吗？”女孩儿指着巧克力问。

“对，对。”他又抚摩了几下她的肩膀，吻了吻她的头发和脖子，这才把她放开。

“马车套好啦，”马特维说，“不过有一个女人找您有事。”他补充说。

“来了很久了吗？”奥布朗斯基问道。

“有半个钟头了。”

“我对你说过多少次，有人来要立即通报！”

“至少也得让您把咖啡喝完啊！”马特维是用十分关切的粗大嗓门儿说的，叫人没办法生气。

“好啦，快请她进来。”奥布朗斯基烦恼得皱着眉头说。

来人是卡里宁上尉的妻子，求办的是一件无法办到的、没有道理的事。但是奥布朗斯基还是照常请她坐下，用心听她说完，不打断她的话，听完后又耐心地给她出了一个主意，告诉她去找谁，怎样去找，而且又快又一丝不苟地用他那粗大、潇洒、漂亮而清楚的笔迹给她写了一封信，写给一个可能有助于她的人。奥布朗斯基送走了上尉的妻子，拿起帽子，站起来，想想自己是不是忘了什么。看来，他什么也没有忘，除了他希望忘记的妻子。

“唉，咳！”他垂下头，漂亮的脸上出现了苦恼的表情。“去还是不去？”他自己对自己说。于是心里有一个声音对他说，不必去，除了虚伪作假之外，再也不会有什么，修补和改善他们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因为不可能再使她变成美貌迷人的女子，他也不可能变成心如死灰的老头子。除了作假和说谎，现在不可能有别的结果；而作假和说谎是违反他的本性的。

“不过早晚还是得做的，总不能这样下去呀。”他竭力给自己鼓气说。他挺起胸膛，掏出一支烟，点着了，吸了两口，就丢进贝壳烟灰缸里。他快步穿过幽暗的客厅，推开另一道门，走进妻子的卧室。

四

陶丽穿着小褂，当年那一头浓密的秀发如今已经稀疏，扎成辫子盘在脑后，一张脸瘦得瘪了下去，一双惶惶不安的眼睛由于脸瘦显得格外大，格外突出。她站在打开的小衣柜前面找东西，乱七八糟的东西满屋子都是。她听到丈夫的脚步声，停了下来，望着门口，竭力要在脸上装出一副严厉和轻蔑的表情，却怎么也装不出来。她觉得，她怕他，也害怕此刻和他见面。她刚刚试着做这三天来试了不下十次的事：把自己的和孩子们的东西挑出来，带到娘家去，可她就是下不了这个狠心。然而就是现在，也像前几次一样，她仍然对自己说，不能就这样算了，她要想法子治治他、羞羞他、报复报复他，哪怕把他给她造成的痛苦，还一小部分给他尝尝。她还一直在说要离开他，可是她又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她无法不再把他当作自己的丈夫，无法不再爱他。此外，她还觉得，既然在家里她都照管不好她的五个孩子，那么，到了她和孩子们要去的地方，孩子们的情形必定会更糟。就是在这三天里，最小的一个孩子因为喝了不干净的肉汤病了，另外几个孩子昨天几乎没有吃什么。她觉得，走掉是不可能的。不过，她为了欺骗自己，还是在收拾东西，做着要走的样子。

她一看到丈夫，就把手伸到衣柜抽屉里，像是在找什么东西，等丈夫走到她跟前，她才回头看了他一眼。可是，她原想在脸上摆出一副冷峻和决绝神气，结果却露出灰心和痛苦的神情。

“陶丽！”他用低低的、羞怯的声音说。他缩着头，很想装出一副听凭发落的可怜相，可他还是显露出精力充沛、身强力壮的样子。

她迅速地用眼睛扫了扫，把他那精力充沛的、健壮的身姿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是啊，他真是够快活，够得意的！”她想道，“可是我呢？……连他这副和善的模样也是令人讨厌的，大家还因为他和善喜欢他，称赞他呢。我恨死了他这副和善模样。”她想道。她的嘴闭得紧紧的，在她那苍白的、神经质的脸的右边，腮上的肌肉抽搐起来。

“您有什么事？”她用急促的、不自然的胸音说。

“陶丽！”他用打哆嗦的声音又唤了一声，“安娜今天要来了。”

“关我什么事？我不能接待她！”她叫了起来。

“不过，这是应该的呀，陶丽……”

“走开，走开，走开！”她看也不看他，高声叫道，这叫声很像是肉体疼痛引起的。

当奥布朗斯基想到妻子的时候，他的心情还能平静，还指望会像马特维说的那样雨过天晴，还能心平气和地看报和喝咖啡；可是等他看到她这张痛苦不堪的、憔悴的脸，听到这种听天由命的、灰心绝望的声音，他连气都喘不上来，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住，眼睛里闪出泪光。

“天啊，我做的是什么呀！陶丽！看在上帝的面上吧！……要知道……”他说不下去了，泪水涌到喉咙里。

她把衣柜关上，看了他一眼。

“陶丽，我能说什么呢？……只能说：请你原谅，原谅我……你想想，难道九年的共同生活不能补偿一时，一时……”

她垂下眼睛，听着，等着听他说什么，似乎是在恳求他说点什么，好让她不相信那事是真的。

“一时的冲动呀……”他说出这话，还想说下去，可是她一听到这话，好像被戳了一刀，嘴又紧紧闭上，右腮的肌肉又跳动起来。

“走开，给我走开！”她用更尖厉的声音叫起来，“您别给我讲您的冲动，别讲您干的下流事吧！”

她想走出去，可是身子摇晃了两下，她连忙抓住椅背，免得倒下去。他的脸憋得老大，嘴咕嘟起来，眼睛里充满泪水。

“陶丽！”他已经是抽搭着说话了，“看在上帝的面上，想想孩子们吧，孩子们是无罪的。我有罪，你就惩罚我，让我赎自己的罪吧。凡是能做到的，我都愿意做！我有罪，我的罪大得没法说！可是，陶丽，你要原谅我呀！”

她坐下来。他听见她沉重的、很响的呼吸声，心里说不出有多么可怜她。她几次想开口说话，可是说不成话。他等待着。

“你想到孩子们，就想跟他们玩儿，可是我想到孩子们，就知道他们这一下子完了。”她说的显然是这三天来她对自己说过多次的话里的一句。

她对他称“你”，他带着感激的心情看了她一眼，就挨近些，想去拉她的手，可是她带着厌恶的神情躲开他。

“我想着孩子们，所以，为了挽救孩子们，人世间什么事我都可以干。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怎样才能挽救孩子们。我是带他们离开父亲呢，还是把他们丢给色鬼父亲……是的，就是色鬼父亲……哼，您说说看，您干出那种……那种事以后，我们还能在一起过下去吗？这可能吗？您说说看，这可能吗？”她提高嗓门儿，又说了两遍，“在我的丈夫，我的孩子的父亲跟自己孩子的教师私通之后呀……”

“可是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呀？”他用可怜巴巴的声音说。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而且把头垂得越来越低了。

“我讨厌您，见了您就恶心！”她叫起来，越来越恼火了，“您的眼泪不值一文钱！您从来就没有爱过我，您既没有良心，又没有德行！我厌恶您、恨您，您和我不是一家人！对，完全不是一家人！”她带着痛苦和愤恨的心情说出连她自己都觉得可怕的“不是一家人”。

他看了看她，看到她一脸愤恨的神气，感到又害怕又惊愕。他不明白，正是他的怜悯激怒了她。她看出他对她是怜悯，而不是爱。“是的，她恨我。她不会原谅我的。”他想道。

“这真可怕！太可怕了！”他说出口来。

这时另外一间屋里有一个孩子好像是跌倒了，哭了起来。陶丽仔细听了听，脸色顿时变得温和了。

她显然是定了定神，好像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霍地站起来，朝门外走去。

“可见她还是爱我的孩子的。”他注意到孩子哭时她脸上的变化，心里想道，“爱我的孩子，她又怎么能恨我呢？”

“陶丽，再听我说一句。”他跟在她后面说。

“您要是跟着我，我就唤仆人，唤孩子们来！让大家都知道您是个下流东西！我今天就走，您就跟您的姘头住在这儿好啦！”

她把门砰地带上，就出去了。

奥布朗斯基叹了一口气，擦了擦脸，就慢步朝外面走。“马特维说，会雨过天晴。可是，怎样才能雨过天晴呢？我看简直不可能。唉，唉，多么糟呀！而且她嚷得有多难听呀！”他想起她的叫嚷声和“下流东西”“姘头”这样的字眼，对自己说，“也许，女仆们都听见了！太难听，太难听了！”奥布朗斯基站了一小会儿，擦了擦眼睛，叹了一口气，便挺起胸脯，走出卧室。

这天是礼拜五，德国钟表匠正在餐厅里给挂钟上发条。奥布朗斯基想起了自己和这个一丝不苟的秃头钟表匠开的玩笑，说这个德国佬“为了给钟表上发条，自己上的发条足够走一辈子”。他想起这句笑话，笑了。奥布朗斯基很喜欢妙语。“也许，会雨过天晴的！雨过天晴——这话就很妙，”他想道，“应该这样说。”

“马特维！”他叫道，“那你就和玛丽娅把休息室收拾一下，让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住吧。”他对应声前来的马特维说。

“是，老爷。”

奥布朗斯基穿上皮大衣，来到台阶上。

“您不回来用饭了吧？”马特维送到门口，问道。

“到时候再看。你拿去做开销，”他从皮夹子里抽出一张十卢布钞票，说道，“够了吧？”

“够也好，不够也好，总要设法对付过去。”马特维说完，关上车门，退到台阶上。

这时陶丽已经哄得小孩子不哭了。她听到马车的声音，知道他走了，便又回到卧室里。这是她躲避麻烦的家务事的唯一避难所。她一走出去，家务事就把她缠住。就连现在，在她走进育儿室的短短时间里，英籍家庭女教师和玛特廖娜就趁机向她提了几个刻不容缓、只有她能够回答的问题：孩子们出去玩儿穿什么衣服？要不要让他们喝牛奶？是不是叫人去另找一名厨师？

“唉，让我清净一会儿，让我清净一会儿吧！”她说完，便回到卧室里，又坐到刚才她和丈夫谈话时坐的地方，紧紧攥着瘦得连戒指都戴不住的双手，细细回想刚才谈的一番话。“他走了！可是他跟她是怎样了结的呢？”她想道，“莫非他现在还跟她幽会？我怎么不问问他呢？不行，不行，不能一块儿过下去。就算是我们还住在一座房子里，我们也不是一家人。永远不是一家人！”她带着特别的意味又把她感到十分可怕的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天啊，我以前多么爱他，多么爱他呀！……以前我多么爱他呀！就是现在，难道我不爱他吗？不是比以前更爱他吗？更可怕的是……”她想了个头儿，却没有想出个结果，因为玛特廖娜从门口探进头来。

“您就吩咐一声，把我兄弟叫来吧，”她说，“他总可以把饭菜做好；要不然又要像昨天一样，孩子们到六点钟还吃不上饭。”

“哦，好吧，我这就出去安排一下。您叫人去取新鲜的牛奶了吧？”

于是陶丽又忙起家务，把自己的痛苦暂时淹没在繁忙的家务之中。

五

奥布朗斯基凭着聪明的头脑，在学校里学习得很好，可是他又懒又顽皮，所以毕业时成绩是很差的一个。然而，尽管他生活放荡，官衔不高，年纪较轻，却在莫斯科一个机关里担任着体面而薪俸优厚的主官职位。这个职位是他通过妹妹安娜的丈夫阿历克赛·亚历山大罗维奇·卡列宁的关系谋得的。卡列宁在一个部里担任要职，莫斯科这个机关就隶属于他那个部。不过，即使卡列宁不给他的内兄谋得这个职位，奥布朗斯基也可以通过许许多多其他人士，通过兄弟、姊妹、亲族、表亲、叔叔舅舅和姑妈姨妈，谋得这个职位或者其他类似的职位，可以得到六千卢布的年俸，这笔进项他是非常需要的，因为尽管他的妻子有大宗财产，他的家业却已经败落了。

半个莫斯科和半个彼得堡都是奥布朗斯基的亲戚和朋友，他生来就在新旧显要人物的圈子里。官场上三分之一的人，也就是那些老一辈的，是他父亲的朋友，从小就认识他；另外三分之一是他的密友，还有三分之一是他的老相识。因此，地位、租金、租赁权等等人世间福利的分配者都是他的朋友，他们是不会忘记自己人的。奥布朗斯基要弄到一个肥缺，也就不需要费多大力气了。需要的只是不亢、不嫉、不争、不怨，而他生性随和，一向就是这样的。假如有人对他说，他不能得到职位和他所需要的薪俸，他会觉得非常可笑，何况他的要求并不过分；他只是想得到他的同龄人已经得到的，而且他担任这一类职务也不会比任何别的人差。

凡是认识奥布朗斯基的人都喜欢他，不仅因为他性情和善、开朗，诚实可靠，而且在他身上，那漂亮而体面的外表、晶亮的眼睛、乌黑的眉毛和头发、白里透红的脸，蕴含着一股力量。对跟他相遇的人能产生生理作用，使人感到亲切和愉快。“哦！司基瓦！奥布朗斯基！幸会，幸会！”几乎所有的人遇到他都会这样高高兴兴地笑着说。即使有时和他交谈之后并无特别高兴之处，再过一两天，见到他还是同样高兴。

奥布朗斯基担任莫斯科这个机关主官职务已是第三年，不仅得到同僚、下属、上司和一切跟他打过交道的人喜欢，而且也得到他们的尊敬。奥布朗斯基在公务中赢得尊敬的主要原因是：第一，因为知道自己也有种种缺陷，所以对待别人格外宽容。第二，是彻底的自由主义态度，这种自由主义不是从报纸上学来的，而是生来就有的，就因为这样，他对待一切人，不论其身份和职位高低，一律平等对待，一视同仁。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对待所担任的公务非常淡漠，因此他从来没有热心过，也从来没有犯过错误。

这天奥布朗斯基来到自己的官府里，由恭恭敬敬的门房陪着，挟着公文包走进他的小办公室，穿上制服，这才来到办公厅里。文书和职员们一齐起立，快活又恭敬地鞠着躬。奥布朗斯基像往常一样匆匆走向自己的位子，跟同事们握过手，便坐了下来。他说了几句笑话，说得恰到好处，便收住话头，开始办公。应当保持几分自由、随便，几分官场气氛，才能使大家愉快地办理公务，奥布朗斯基比谁都知道分寸。秘书也像奥布朗斯基办公厅里所有的人一样，愉快又恭敬地捧着一叠公文走过来，用奥布朗斯基所提倡的亲切、随便的语气说道：

“我们好不容易接到了奔萨省政府的报告。这不是，是否可以……”

“终于接到了吗？”奥布朗斯基用一个手指头按住公文，说，“请吧，诸位……”于是就开始办公。

“他们还不知道，”他带着郑重其事的神气低下头听着报告，心里想道，“他们的主官在半个钟头之前多么像一个闯了祸的孩子呢！”在念报告的时候，他的眼睛在笑着。办公要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钟，到两点钟才休息和进餐。

还不到两点钟，办公厅的大玻璃门忽然开了，有一个人走了进来。坐在沙皇像和守法镜下面的所有人员，很高兴有机会解解闷儿，都转头朝门口望去。可是站在门口的卫士把进来的人挡了回去，随即把玻璃门闩上。

等念完公文，奥布朗斯基站起来，伸了个懒腰，仿效时髦的自由主义作风，就在办公厅里掏出烟来，朝他的小办公室走去。他的两个同僚，官场老手尼基丁和侍从官格里涅维奇，跟他一起走了出来。

“吃过饭咱们还来得及办完。”奥布朗斯基说。

“当然来得及！”尼基丁说。

“这个福明想必是个大滑头。”格里涅维奇说的是他们正在办的公事涉及的一个人。

奥布朗斯基听了格里涅维奇的话，皱了皱眉头，这是让他明白过早地下断语是不适宜的，并且一句话也没有说。

“刚才进来的是谁？”他问卫士。

“大人，有个人趁我一转身，问也不问就钻进来了。他要见您。我说：等官员们出来，再说吧……”

“他在哪儿？”

“大概是到过厅里去了，刚才还在这儿走来走去呢。哦，就是他。”卫士指着一个体格强壮、肩膀宽阔、留着卷曲下巴胡的人说。那人也不脱下羊皮帽，就踏着磨掉了棱角的一级级石头台阶又轻又快地往上跑。有一个挟着公事包往下走的瘦小官员站住了，不以为然地看了看往上跑的人的两只脚，然后用询问的目光看了看奥布朗斯基。

奥布朗斯基站在台阶顶上。他一认出往上跑的人，他那从制服绣花领子里露出来的焕发着和悦光彩的脸，更加容光焕发了。

“原来是你呀！列文，难得难得！”他打量着渐渐来到跟前的列文，带着亲热和嘲弄的笑容说，“你怎么不嫌脏，到这种鬼地方来找我啦？”奥布朗斯基说过，握了握手，觉得不够，又吻了吻自己的朋友，“来了很久了吗？”

“我刚到，就想来看看你。”列文一面回答，一面腼腆而又生气和不安地朝周围打量着。

“好啦，上我的办公室去吧。”奥布朗斯基知道这位朋友的腼腆是自尊心和恼火引起的，就说道。他挽住列文的胳膊，拉着就走，好像是带着他脱离危险。

奥布朗斯基跟所有相识的人，不论是跟六十岁的老头子、二十岁的小伙子，还是跟戏子，跟大臣，跟商人，跟侍从武官，几乎都是你我相称。因此他有许多亲密的朋友在社会阶梯的两个极端，这些人如果知道他们通过奥布朗斯基的中介有了某种共同之处，会感到非常惊奇的。凡是跟他喝过香槟酒的人，他都称“你”，而他是不论跟什么人都喝香槟酒的。因此，如果有下属在场，他遇到不体面的“你”（他就是这样戏称他的许多朋友的），他可以凭他天生的机灵，冲淡给予下属的不愉快印象。列文并不是一个不体面的“你”，但是奥布朗斯基凭他的机灵感觉到，列文以为他可能不愿意在下属面前表露他和他的亲密关系，所以连忙把他领进自己的办公室。

列文和奥布朗斯基几乎同岁，他们相互称“你”也不单是因为喝过香槟酒。列文是他少年时代的伙伴和好友。尽管他们性格不同，志趣迥异，他们的友情却是深厚的，少年时代结交的朋友都是这样。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也像那些选择了不同行当的人那样，每个人在谈论对方的行当时，都会说是正当和有益的，在心里却是鄙薄的。每个人都以为自己过的生活是唯一的正当生活，朋友过的生活不过是镜花水月。奥布朗斯基一见到列文，就忍不住流露出几分嘲笑的神情。他看到列文从乡下来莫斯科，不知有多少次了。列文在乡下忙着什么事，但究竟是什么事，奥布朗斯基从来不了解，而且也不感兴趣。列文每次来莫斯科，总是情绪激动，匆匆忙忙，有点儿局促不安，而且因为局促不安容易恼火，多半对事物抱有全新的、出人意料的观点。奥布朗斯基觉得这很可笑，却也喜欢这一点。同样，列文在心里也瞧不起这位朋友的城市生活方式和他的职务，认为不值一谈，并且常常加以嘲笑。不同的是，奥布朗斯基因为干的是大家都在干的事，笑得理直气壮，和颜悦色，列文笑得却不是理直气壮，有时还带着火气。

“我们早就盼你来了。”奥布朗斯基走进办公室，放开列文的胳膊，这似乎是表示，这儿没有危险了，然后说道，“看见你真是高兴，太高兴了。”他又说，“嗯，你怎么样？好吗？什么时候到的？”

列文没有作声，打量着奥布朗斯基两位同事那陌生的脸，尤其是温文尔雅的格里涅维奇的手，那手指头那样长、那样白，那尖端打弯的指甲那样长、那样黄，那袖口的纽扣那样大、那样亮，似乎那双手把他的注意力全部吸引去了，使他无法再想什么了。奥布朗斯基立刻发觉这一点，微微笑了笑。

“哦，对了，让我给你们介绍一下。”他说，“这是我的两位同事：菲里浦·伊凡内奇·尼基丁，米哈伊尔·斯坦尼斯拉维奇·格里涅维奇。”然后转身对着列文，“这位是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地方自治会议员，自治会的新派人物，一只手能举五普特重的运动家、畜牧学家、猎手，我的好朋友，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柯兹尼雪夫的弟弟。”

“幸会幸会。”小老头儿说。

“我有幸认识令兄谢尔盖·伊凡诺维奇。”格里涅维奇说着，伸过他那指甲老长的瘦长的手。

列文皱起眉头，冷冷地握了握手，立刻转过身和奥布朗斯基说话。虽然他非常尊敬已成为全俄闻名作家的异父同母的哥哥，可是，当别人不是把他当作康斯坦丁·列文，而是当作有名的柯兹尼雪夫的弟弟的时候，他还是无法忍受。

“不，我已经不是自治会议员了。我跟所有的人都吵过，再也不参加会议了。”他对奥布朗斯基说。

“太快啦！”奥布朗斯基微微笑着说，“是怎么一回事儿？因为什么？”

“说来话长。以后再说吧。”列文说，可是他接着就说了起来，“哦，简单地说，我认定地方自治会什么事也干不成，也不可能干成什么事。”他说了起来，就好像刚才有什么人把他惹火了，“一方面，成了玩具，玩的是议会那一套，要我玩那玩意儿，我既不够年轻，又不够年老；另一方面（他顿了一下），这是县里一伙儿人赚钱的工具。以前是监护机构、法院，现在是地方自治会，只不过不是受贿，而是拿干薪罢了。”他说得慷慨激昂，好像有在场的人跟他争论，反对他的意见。

“嘿！我看，你又变了，变成保守派了。”奥布朗斯基说，“不过，这事儿以后再谈吧。”

“是的，以后再谈吧。不过我现在找你有事。”列文一面说，一面带着憎恨的神气盯着格里涅维奇的手。

奥布朗斯基微微笑了笑。

“你不是说过，再也不穿西服了吗？”他打量着列文那崭新的、显然是法国裁缝做的服装，说，“对了！我看，这也是新变化。”

列文的脸一下子红了，但不像一般成年人那样脸红——微微有点儿红，自己不觉得，而是像小孩子那样脸红——感觉到自己腼腆得可笑，因而更羞得厉害，脸红得厉害，几乎要流出泪来。看着这张聪明、刚毅的脸呈现出这样一种孩子般的状态，实在令人奇怪，所以奥布朗斯基就不再看他了。

“咱们在什么地方再见见面呢？因为我非常非常需要和你谈谈呀。”列文说。

奥布朗斯基似乎沉思了一下，说：

“这样吧：咱们上古林家里去吃饭，就在那儿谈谈吧。三点钟以前我没有事。”

“不，”列文想了想，说，“我还要到别的地方去一下。”

“哦，好吧，咱们就一起吃晚饭。”

“吃晚饭？其实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不过有两句话要说说，问问，以后再细谈。”

“那你现在就说说这两句话，到吃饭的时候再细谈。”

“就这么两句话。”列文说，“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

他竭力克制自己的腼腆，因而脸上突然出现了发狠的神气。

“谢尔巴茨基一家人怎么样？一切还是老样子吗？”他说。

奥布朗斯基早就知道列文爱上了他的姨妹吉娣，听了这话微微笑了笑，眼睛里放射出快活的光彩。

“你说两句话，可是我用两句话却回答不了，因为……对不起，你等一下……”

秘书走了进来，带着亲切的恭敬神气和一切秘书都有的那种自以为办事比上司高明而又表示谦虚的神气，拿着公文走到奥布朗斯基面前，说是请示，实际上是说明事情有些难办。奥布朗斯基没有听完，就亲切地用手按了按秘书的衣袖。

“不，您就照我说的去办吧。”他一面说，一面笑着，以缓和的口气，并且简要地说了说他对这件事的看法，就把公文推了推，说，“您就这样办吧，劳驾，就这样吧，查哈尔·尼基奇。”

一脸窘态的秘书退了出去。列文趁奥布朗斯基和秘书商议事情的时候，完全脱离了难为情状态。他站着，两条胳膊撑在椅背上，脸上出现了带有嘲笑意味的专注神气。

“我不懂，真不懂。”他说。

“什么事你不懂？”奥布朗斯基依然快活地笑着，一面掏香烟，一面说。他等着听列文发表奇谈怪论。

“我不懂你们在做些什么。”列文耸着肩膀说，“办这种事你怎么能这样认真？”

“为什么不能？”

“因为没有意思嘛。”

“你是这样想，可是我们的事情忙不完呢。”

“都是一些纸上空谈的事。不过，干这类事情你是很有才干的。”列文补了一句。

“这么说，你认为我有什么欠缺的地方吧？”

“也许是的，”列文说，“但我还是很欣赏你的气派，并且因为有你这样一个大人物做朋友，感到十分荣幸。不过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他鼓足勇气对直地看着奥布朗斯基的眼睛，补充说。

“嗯，好，好。你等着吧，你也会走到这一步的。你现在在卡拉金县有三千俄亩土地，还有这样一身肌肉，脸色像十二岁小姑娘一样红润，当然很好啦，可是到时候你也会到我们这儿来的。哦，你所问的情形嘛，是这样：没有什么变化，不过可惜你这么久没有来。”

“怎么啦？”列文惊愕地问。

“没什么。”奥布朗斯基回答说，“咱们以后再谈吧。不过你这次来，究竟为什么事？”

“噢，这个咱们也以后再谈吧。”列文说这话时，一张脸又红到了耳朵根。

“嗯，好的。明白了。”奥布朗斯基说，“你要知道，我本来要请你上我家去的，可是内人身体不大好。这样吧：你要是想见到他们，今天四点到五点，他们肯定在动物园。吉娣在那儿溜冰。你就上那儿去吧，我回头去找你，咱们一块儿到什么地方去吃晚饭。”

“好极了，那就再见吧。”

“当心别误了！你这个人啊，我可是知道，要么会忘了，要么一转身又跑回乡下去！”奥布朗斯基哈哈笑着大声说。

“肯定不会的。”

列文已经走到门口，才想起没有和奥布朗斯基的两位同事打招呼，就这样走出办公室。

“看起来，这是一位很有朝气的先生。”等列文走出去，格里涅维奇说。

“是的，哥们儿，”奥布朗斯基摇着头说，“真是一个幸运儿！在卡拉金县有三千俄亩土地，前途无量，又是那样年轻！可不像咱们这些人。”

“您还有什么可抱怨的，司捷潘·阿尔卡迪奇？”

“唉，不好，糟透了。”奥布朗斯基重重地叹了口气，说。

六

当奥布朗斯基问列文究竟为何事而来的时候，列文红了脸，并且为了脸红生自己的气，因为他不能回答他说：“我是来向你姨妹求婚的。”虽然他就是为这事来的。

列文家和谢尔巴茨基家都是莫斯科的贵族世家，一向关系密切，交谊深厚。在列文上大学期间，这种关系更加密切了。列文同谢尔巴茨基少爷，陶丽和吉娣的哥哥，一起准备应考，一起进入大学。在这段时间里，列文经常出入谢尔巴茨基家，并且爱上了他们这一家。这事儿看来不论多么奇怪，但列文确实爱上了这个家，爱上了这一家人，尤其是这一家的姑娘。列文已经不记得自己的母亲了，唯一的姐姐又比他大很多岁，因此正是在谢尔巴茨基家里，他第一次感受到有教养的名门望族的家庭生活气氛。他由于父母去世，还没有过过这样的生活。在他的心目中，这一家人，尤其是姑娘们，仿佛个个都罩着一道神秘的、诗意的帷幕，他不仅看不到她们的任何缺陷，而且认为罩在这道诗意的帷幕之下的，是最高尚的感情和完美无瑕的品性。为什么这三位小姐今天说法语，明天说英语？为什么她们在一定的时间轮流弹钢琴，一到时间琴声就飞进这两个大学生做功课的楼上哥哥的房间？为什么那些教法国文学、音乐、绘画、舞蹈的教师天天来？为什么三位小姐在一定的时间要和林侬小姐一起乘马车到特维尔林荫道上去兜风，还要穿上自己的缎子皮袄？——陶丽穿长的，娜塔丽雅穿半长的，吉娣穿短的，而因此她那紧紧裹在红色长袜里的好看的腿就完全露了出来。为什么她们在特维尔林荫道上散步，要跟随着戴金帽徽的仆人？——这一切以及他们的神秘世界的其他种种事情，他都无法理解，不过他知道，那儿的一切种种都是美好的，他爱的正是这种种事情的神秘。

在大学时代，他差点儿爱上大小姐陶丽，只是陶丽很快就嫁给了奥布朗斯基。后来他爱起二小姐，似乎他觉得一定要爱三姐妹中的一个，只是拿不准究竟该爱哪一个。可是就连娜塔丽雅，刚刚在社交界露面，就嫁给了外交官李沃夫。列文大学毕业的时候，吉娣还是个孩子。谢尔巴茨基少爷进了海军，在波罗的海淹死了。尽管列文和奥布朗斯基交情深厚，但他和谢尔巴茨基一家的来往就很少了。不过列文在乡下住了一年之后，今年冬初来到莫斯科，又见到谢尔巴茨基一家人的时候，他明白了，三姊妹中他真正应该爱的是哪一个。

他这个出身望族、称得上富有的三十二岁男子，向谢尔巴茨基家小姐求婚，似乎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他完全可能立刻被当作理想的佳婿。可是列文已经堕入情网，因此他觉得吉娣在各方面都极其完美，是超凡脱俗的天仙，而他自己是卑微低下的庸夫，别人和她自己会认为他配得上她，那是无法想象的事。

列文为了要见到吉娣，开始出入交际场所，几乎每天都在交际场上和她见面，就这样在销魂状态中，在莫斯科过了两个月之后，忽然断定这是不可能的事，便到乡下去了。

列文之所以断定这是不可能的，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在她家的人眼里是一个没有出息的、跟美貌迷人的吉娣不般配的女婿，吉娣也不会爱他的。在她家的人眼里，他已经三十二岁，却还没有固定的地位和应有的作为，而他的同辈有的现在已经当了上校和侍从武官，有的当了教授，有的当了银行行长和铁路局长，有的像奥布朗斯基那样当了机关的主官。可是他（他很清楚他在别人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不过是一个地主，只会养养牛，打打野鸭，修修房屋，也就是一个毫无出息的呆小子，所干的事情，在上流社会看来，都是没有本事的人干的事。

神秘的、美貌绝伦的吉娣也不会爱这样一个不英俊的人，他自认为是不英俊的；尤其不会爱这样一个毫无出色之处的平庸的人。此外，由于他和她哥哥是朋友关系，他过去对待她的态度是大人对待小孩子的态度，他觉得这也是爱情上的一个障碍。他自以为是一个不英俊的善良人，他认为，这样的人做朋友是可以的，而要得到像他爱吉娣那样的爱，就必须是一个美男子，尤其必须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

他听说，女人往往会爱丑陋而平庸的人，但他不相信这种事儿，因为就他自己来说，他就只能爱美貌、神秘和出类拔萃的女子。

但是，一个人在乡下待了两个月之后，他认识到，这恋情已经不是少年时代经历过的那种恋情，这恋情使他片刻不得安宁；他认识到，她会不会做他的妻子这个问题不解决，他就活不下去；他认识到，他的灰心绝望只是出于他的臆测，没有任何根据表明他会遭到拒绝。于是他现在抱着坚定的决心来求婚，如果答应的话，就结婚。要不然……他还无法想象，如果遭到拒绝，他会怎么样。

七

列文乘早班车来到莫斯科，住到同母异父哥哥柯兹尼雪夫家里。他换过衣服，就走进哥哥的书房，本想立刻就对他说说这次是为什么来的，并且征求一下他的意见，可是书房里不是哥哥一个人。他这里还坐着一位有名的哲学教授，是特地从哈尔科夫来的，为的是解释他们之间因为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产生的误会。教授在和唯物论者进行激烈的论战，柯兹尼雪夫很有兴致地注视着这场论战，他读了教授最近的一篇文章后，写信给他，表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他责备教授对唯物论者过分让步。于是教授立即赶来，要和他谈谈。正在谈的是一个很时髦的问题：在人类活动中，心理现象和生理现象之间有没有界限？如果有，这界限又在哪里？

柯兹尼雪夫微笑着去迎接弟弟时，露出一种亲切的淡淡的笑，对一切人都是通用的，他把弟弟和教授介绍过之后，又继续谈下去。

这位矮小的教授戴着眼镜，前额狭窄，脸色焦黄。他停了一下子，跟列文打了个招呼，就又说起来，不再理会列文了。列文坐下来，想等教授走，但很快就对讨论的问题产生了兴趣。

列文在刊物上见到过他们谈到的一些文章，而且也读过，很感兴趣，认为这是自然科学原理的发展。他在大学里学的是自然科学，对于自然科学的原理是很熟悉的。但是，他从来没有把这些科学论断，如关于人这种动物的起源、关于反射作用、关于生物学和社会学的论断，和近来在他头脑里越来越频繁地出现的生与死的意义问题联系起来。

他听着哥哥同教授谈话，发现他们常常把科学问题和精神问题联系起来，有几次几乎转入精神问题。可是每次他们一接触到这个他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总是急忙避开，又回到细致的分类、修正意见、论证、暗示和引用权威意见等方面，他就很难听懂他们说的是什么了。

“我无法设想，”柯兹尼雪夫用他惯用的清楚而明确的表达方式和优美的语调说，“我无论如何不能赞同凯斯说的，有关外部世界的一切概念都是来自印象。我所得到的存在这个最根本的观念，就不是通过感觉，因为没有传送这一概念的专门器官。”

“是的，不过他们，伍斯特也好，克瑙斯特也好，普利巴索夫也好，都会回答您说，存在这一意识来自所有感觉的汇合，存在这一意识是感觉之结果。伍斯特甚至干脆说，如果没有感觉，就没有存在的概念。”

“我要说，正相反。”柯兹尼雪夫开口说……

可是这时列文又觉得他们刚刚要转向最主要的点，就又要避开了，于是他决定向教授提一个问题。

“照这样说，如果我的感觉消失了，如果我的肉体死亡了，就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存在了？”他问道。

教授似乎因为被打断而精神上很痛楚，带着恼火的神气看了看这个不像哲学家、倒像纤夫的奇怪的提问者，然后转过眼睛去看柯兹尼雪夫，好像是问他：怎样说好呢？可是柯兹尼雪夫说话远不像教授那样激烈，那样偏颇，在他头脑里留有广阔的天地，既回答了教授，又能理解提问者朴素而自然的出发点。他笑了笑，说道：

“这个问题我们还没有资格解决……”

“我们没有资格……”教授附和说，接着又继续阐述他的论点，“不对。”他说，“我要指出的是，如果像普利巴索夫说的那样干脆，感觉是以印象为基础的，那我们就应该把这两个概念严格区别开来。”

列文不再听了，只等教授告辞。

八

等教授走了以后，柯兹尼雪夫对弟弟说：

“很高兴你来。要住些日子吧？庄子上情形怎样？”

列文知道哥哥对庄子上的事不太感兴趣，他这样问只是出于客套，所以列文就只是说了说卖小麦和金钱方面的一些事。

列文本想对哥哥说说自己打算结婚，并征求一下他的意见，他甚至为此下了极大的决心；可是他一见到哥哥，听了他和教授的谈话，随后又听到哥哥问起庄子上的事（他们母亲的田产还没有分，所以列文掌管着两房田产）时那种居高临下的口气，就感到，不知为什么他不能跟哥哥谈自己的结婚打算了。他觉得，哥哥看待这件事，不会像他希望的那样。

“哦，你们那儿的地方自治会的情形呢，怎么样？”柯兹尼雪夫问。他对地方自治会很感兴趣，认为地方自治会有很大作用。

“我实在不知道……”

“怎么？你不是地方自治会议员吗？”

“不，已经不是议员了，我退出了。”列文说，“我再也不出席会议了。”

“真可惜！”柯兹尼雪夫皱起眉头低声说。

列文为了表白，讲起地方自治会会议上的情形。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呀！”柯兹尼雪夫打断他的话说，“我们俄国人总是这样的。能看到自己的缺陷，这也许是我们好的特点。可是我们往往言过其实，我们把讽刺挖苦当作开心的事，讽刺挖苦的话天天挂在舌头上。我只对你说一点，如果让其他欧洲国家的人，比如德国人、英国人，实行像我们的地方自治这样的制度，他们准会利用这种制度培育出自由的风气，可是我们却只是嘲笑嘲笑罢了。”

“不过，有什么办法呢？”列文负疚地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尝试。我也诚心诚意地试过了，我无能为力，力不从心。”

“不是力不从心，”柯兹尼雪夫说，“是你对事情的看法不对。”

“也许是这样。”列文沮丧地回答说。

“你知道吗？尼古拉弟弟又到这儿来了。”

尼古拉是列文的亲哥哥，是柯兹尼雪夫的同母异父弟弟，是一个完全堕落了的人，把自己的大部分产业都挥霍掉了，经常跟一些不三不四的人鬼混，和兄弟们都闹翻了。

“你说什么？”列文恐惧地叫起来，“你怎么知道的？”

“普罗科菲在街上见过他。”

“就在这儿，在莫斯科吗？他在哪儿？你知道吗？”列文霍地站起来，就好像马上要去找他。

“我悔不该把这事告诉你。”柯兹尼雪夫看到小弟激动的样子，摇摇头说，“我叫人打听到他住的地方，替他还清了欠特鲁宾的债，把借据给他送去。瞧，这就是他给我的回答。”

柯兹尼雪夫从吸墨纸底下抽出一张字条，递给弟弟。

列文看了看这张用古怪而熟悉的笔迹写成的字条：“我恳求你们不要打扰我吧，这是我对我亲爱的兄弟们的唯一要求。尼古拉·列文。”

列文看完字条后，没有抬头，手里拿着字条站在柯兹尼雪夫面前。

他想从此忘记这个不幸的哥哥，又意识到这样是很卑劣的，这两种想法在心中搏斗着。

“他显然是想侮辱我。”柯兹尼雪夫继续说，“可是他侮辱不了我，我是一心想帮助他，可是我知道，这是无能为力的。”

“是的，是的。”列文连声说，“我理解和珍视你对他的态度，不过我还是去看看他吧。”

“你要是想去，就去吧，不过我劝你不要去。”柯兹尼雪夫说，“就是说，在我这方面，我没有什么怕的，他无法挑唆你来跟我闹；但是对于你来说，我劝你最好不去。没法子帮助他。不过，你想怎样就怎样吧。”

“也许，没办法帮助他，但我觉得，尤其在这种时候……哦，这不相干……我觉得，于心不安。”

“哦，这我不懂。”柯兹尼雪夫说，“我只懂得了一点，”他补充说，“那就是忍让的教训。自从尼古拉弟弟变成这个样子以后，我对待所谓卑劣行为的态度就不同了，就姑息起来……你知道，他干了些什么呀……”

“啊，这真可怕，太可怕了！”列文连声说。

列文向柯兹尼雪夫的仆人问清了尼古拉的地址以后，就准备马上去找他，但又仔细想了想，决定还是改到下午再去。首先必须办过这次来莫斯科要办的事情，才能有平静的心境。他离开哥哥家，就来到奥布朗斯基的官府，打听了一下谢尔巴茨基家的情形，前往他听说可以找到吉娣的地方。

九

下午四点钟，列文揣着一颗怦怦跳动的心在动物园门口下了车，顺着小径向山上溜冰场走去，他料定可以在那里找到她，因为在门口看到了谢尔巴茨基家的轿式马车。

这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门口停着一排排轿式马车、雪橇、出租马车，还有不少宪兵。在大门口，在干干净净的小径上，在雕花梁木的俄式小屋之间，到处都是衣着整洁、帽子在阳光下闪闪发亮的人群。一株株老桦树那茂密的枝条都被雪压得弯了下来，好像是穿起了节日的袈裟。

他顺着小径往溜冰场走，一路上自言自语：“不要翻腾，要镇定。你翻腾什么？你怎么啦？安静点儿，傻东西！”他对自己的心说。他越是拼命要自己镇定，越是紧张得气都喘不上来。有一个熟人见到他，唤他的名字，列文却连他是谁都没有认出来。他来到山脚下，山坡上往上和往下的滑雪板的铁链子发出一片叮当声，还有下滑的滑雪板的唰唰声和欢乐的人声。他又走了几步，面前就出现了溜冰场，他立刻就在溜冰的人群中找到了她。

他是凭着他满心的欢喜和害怕，知道她就在这儿的。她站在溜冰场那一头，正在和一位太太说话。她的服装和姿势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是列文在人群中找她，就像在荨麻丛中找玫瑰花一样容易。一切都因她而大放异彩。她是使周围一切绽开笑靥的微笑。他心想：“难道我能到冰上去，到她跟前去吗？”他觉得，她所在的地方似乎是不能去的圣地，有一会儿，他几乎要走了，因为他是那样害怕。他必须控制自己，还必须考虑到，在她周围就有各种各样的人来来去去，而他自己也是可以到那儿去溜冰的。他走下去，像对太阳一样对她不敢多看，但也像对太阳一样，即使不去看，还是看得见她。

每星期的这一天，这一天的这个时候，同一个圈子的、彼此都相识的人都要来冰上聚会。这儿有炫耀绝技的高手，也有扶着椅背胆怯而笨拙地学步的初学者，有孩子，也有为延年益寿而溜冰的老人。列文觉得他们都是与众不同的幸运儿，因为他们能在这儿，就在她身旁。所有溜冰的人似乎都心安理得地在追赶她，赶过她，甚至跟她说话，一个个尽情享用良好的冰面和晴朗的天气，快快活活，似乎也完全不是因为有她在场。

吉娣的堂弟尼古拉·谢尔巴茨基穿着短短的上衣和紧身裤，脚蹬溜冰鞋，坐在长凳上，一看见列文，就冲他叫了起来：

“嘿，全俄第一名溜冰高手！来了很久了吗？冰面好极啦，快穿上冰鞋！”

“我没有冰鞋呀。”列文一面回答，一面因为在她面前这样大胆和放肆心中暗暗吃惊，同时片刻不离地注视着她，虽然眼睛没有看她。他觉得，太阳渐渐在向他靠近。她在拐弯的地方很不灵便地摆动了一下她那裹在长靴里的秀足，显然很胆怯地朝他溜过来。一个身穿俄式长衣的男孩子使劲挥动了几下双臂，把身子弯向地面，很快就赶过了她。她溜得不怎么平稳；她把双手从吊在带子上的暖手筒里抽出来，挓挲着，以防摔倒，眼睛看着她已经认出来的列文，朝他笑着，同时也笑自己的胆怯。她打了个弯，用她那矫健的秀足一蹬，便溜到堂弟跟前，抓住他的胳膊，微微笑着朝列文点了点头。她比他想象的更要娇艳。

他每想到她，都能十分真切地想象出她的整个身姿，尤其是那不大的、披着淡黄头发的头，带着孩子般的开朗、和善神气，那样自然地摆放在端正丰满的少女肩上，显得那样美丽动人。她脸上那股孩子般的神气，配上她的身段那种苗条的美，使她具有一种特别的魅力，他是深深领略到的。但是，往往意想不到的、使人倾倒的是她那温柔、安详而真挚的眼神，尤其是她的微笑，常常将列文带进一种神奇境界，在这一境界中他感到心荡神怡，他记得自己在童年时难得的一些日子里就是这样的。

“您来这儿很久了吗？”她说着，向他伸过一只手来，“谢谢您。”列文捡起从她的暖手筒里掉出来的手帕，她又说。

“我吗？没多久，我昨天……我是说今天……才到的。”列文因为激动，一下子没有听明白她问的话，就回答说，“我想来看看您。”他说过这话，立刻想起他是为什么来找她的，发起窘来，脸红了，“我还不知道您会溜冰，而且溜得这样好。”

她仔细看了他一眼，似乎是想弄明白他发窘的原因。

“您的称赞是很难得的。这里一直有人在说，您是了不起的溜冰高手呢。”她一面说，一面用戴黑手套的纤手掸去落在暖手筒上的霜花。

“是的，我一度对溜冰很热心，很想达到完美的地步。”

“您好像干什么事都很热心。”她笑着说，“我真想看看您溜冰。您就穿上冰鞋，咱们一块儿来溜吧。”

“一块儿溜哩！真的会有这样的事吗？”列文看着她，心中想道。

“我这就去穿。”他说。

于是他就去穿冰鞋。

“先生，您很久没到我们这儿来啦。”溜冰场的侍者一面说，一面扶住他的脚，把后跟扭紧，“您不来，这儿简直没有一个真正高手了。这样行吗？”他一面紧皮带，一面说。

“行，行，请快一点儿。”列文好不容易憋住情不自禁地流露在脸上的幸福微笑，回答说。他心想：“是的，这就是生活，这就是幸福！一块儿，咱们一块儿来溜吧，她说的呢。我现在就对她说说吗？可是我很怕开口，就因为我现在很幸福，至少是有幸福的希望……那怎么办呢？……不过应该说呀！应该说，就是应该说！决不能优柔寡断！”

列文站起来，脱下大衣，在小屋旁那高低不平的冰面上轻轻跑了几步，就跑到平滑的冰面上，毫不费劲地溜起来，不论快跑、慢跑，还是向前、向后，左转、右转，似乎都是单凭自己的心意。他胆怯地来到她跟前，但是她的微笑又使他镇定下来。

她把一只手伸给他，他们就肩并肩地溜起来，渐渐加快速度，溜得越快，她把他的手握得越紧。

“要是跟您在一起，我早就学会了。不知为什么我就是相信您。”她对他说。

“在您依靠着我的时候，我也就相信自己了。”他说。可是他立刻就因为说出这话觉得害怕，脸也红了。果然，他一说出这话，她脸上的亲切表情顿时消失，好像太阳躲进乌云里。列文看出他所熟悉的她这种表示深思的脸部变化，她那光溜溜的额头上出现了皱纹。

“您没有什么不愉快的事吧？不过，我没有权利这样问。”他连忙说。

“为什么呀？……没有，我什么不愉快的事也没有。”她冷冷地回答，并且立刻又补充说，“您没有看见林侬小姐吗？”

“还没有。”

“您去看看她吧，她多么喜欢您呀。”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我惹她不快了。上帝呀，快帮助我吧！”列文想了想，就朝坐在长凳上那个一头灰白鬈发的法国老小姐跑去。她笑嘻嘻地龇着一口假牙，像迎接老朋友一样迎接列文。

“啊呀，瞧，我们都长了岁数，”她用眼睛瞟着吉娣，对他说，“也都见老了。小熊[8]已经变成大熊啦！”法国老小姐又笑着说，并且提起他以前和三位小姐开玩笑，把她们比作英国童话里的三只熊，“还记得吗，您以前这样说过？”

这事他简直不记得了，可是她已经为这句笑话笑了十来年，并且很喜欢这句笑话。

“哦，您去吧，你们去溜吧。我们的吉娣已经溜得挺好了，不是吗？”

等列文又跑回吉娣身边，她已经不再绷着脸了，眼睛里又流露出真挚和亲切的神气，可是列文觉得她的亲切中有一种特别的、故作平静的意味。于是他惆怅起来。她谈了谈这位上了年纪的家庭女教师，谈了谈她的怪癖，然后就问起他的生活情形。

“冬天您在乡下难道不觉得寂寞吗？”她问道。

“不，不寂寞，我事情多得很。”他说，同时觉得她是要他依照她这种平静的语调说话，他也无力脱离这种语调，就像初冬那次一样。

“您这次来，要住很久吗？”吉娣问他。

“我不知道。”他回答说，却连想也不想，自己说的是什么。他一想到，如果他受这种平静的朋友语调限制，他又会空手而回，一无所获，于是他决定打破这种局面。

“怎么会不知道？”

“我不知道。这取决于您呀。”他说，但说过这话立刻就觉得害怕了。

不知是她没听见这话，还是她不愿意听，反正她好像打了一个趔趄，脚磕碰了两下，就匆匆地从他身边溜走了。她溜到林侬小姐跟前，对她说了几句什么话，就朝妇女换鞋的小屋溜去。

“我的上帝，我做了什么呀！我的上帝呀！帮助我，教导我吧。”列文祷告说，同时觉得很需要剧烈地运动一下，就奔跑起来，左旋右转，在冰上兜起圈子。

这时候，一个年轻人，很出色的溜冰新手，嘴里叼着香烟，穿着冰鞋，从咖啡室里走了出来，跑了两步，就又蹦又跳、咔嚓咔嚓地顺着台阶往下溜。他溜到下面，两臂那很随便的姿势都没有改变，就在冰场上溜了起来。

“嘿，这倒是新花样！”列文说过，立刻就跑上去，想玩玩这种新花样。

“别摔坏了，没有练过可不行！”尼古拉·谢尔巴茨基对他叫道。

列文上了台阶，尽量在上面跑了几步，便溜了下来，一面用手臂在这种不熟练的动作中保持着平衡。在最后一级台阶上他绊了一下，但是一只手刚刚触及冰面，就猛一使劲，恢复了平衡，便笑着溜开去了。

“他这人真好，真可爱。”这时候吉娣和林侬小姐从小屋里出来，带着亲切而无声的微笑，像看着好哥哥一样看着他，心里想道，“难道我有什么错儿吗？难道我做了什么坏事吗？人家说我卖弄风情。我知道我爱的不是他，但我跟他在一起总觉得很快活，而且他又是这么好的一个人。不过，他为什么说这种话呀？……”她想道。

列文跑得满脸通红，他看到吉娣要走，又看到来接她的母亲站在台阶上，就停下来，沉思了一会儿。他脱下冰鞋，在动物园门口追上了她们母女。

“很高兴看到您。”公爵夫人说，“我们还像往常一样，星期四接待客人。”

“这么说，就是今天啦？”

“我们很高兴接待您。”公爵夫人淡淡地说。

这种冷淡的态度使吉娣觉得难受，于是她忍不住要弥补一下母亲的冷淡。她转过头来，笑盈盈地说：“再见！”

这时奥布朗斯基歪戴着帽子，一张脸和眼睛都放着光，像个得胜的英雄似的高高兴兴朝动物园里走来。可是他一走到岳母面前，岳母问起陶丽的健康状况，他回答时就流露出一脸忧愁和负疚的神气。他闷闷不乐地小声和岳母说了一会儿话，这才挺起胸膛，挽住列文的胳膊。

“怎么样，咱们走吧？”他问道，“我一直在想着你，你来了，我真高兴。”他带着意味深长的神气看着他的眼睛说。

“走吧，走吧。”列文怀着幸福的心情回答说，因为他耳朵里还回响着那“再见”的声音，眼前还闪现着说这话时的笑靥。

“上英国饭店还是爱弥塔日饭店？”

“随便。”

“好吧，就去英国饭店。”奥布朗斯基说。他选择英国饭店，是因为他在英国饭店欠的账比在爱弥塔日欠的账多，所以他认为不去英国饭店不好。“你有马车吗？那太好啦，因为我已经把我的那辆打发走了。”

两个朋友一路上都没有说话。列文在寻思吉娣脸上的表情变化意味着什么。他一会儿认为是大有希望的，一会儿又悲观失望，看清楚他的希望是没有根据的，可是同时又觉得自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不像他看到她的微笑和听到她说“再见”之前那样子了。

奥布朗斯基一路上想的是晚餐的菜单。

“你喜欢比目鱼吧？”快到饭店门口的时候，他问列文。

“什么？”列文反问道，“比目鱼吗？是的，我太喜欢比目鱼了。”

十

列文跟着奥布朗斯基一起走进饭店的时候，他不由得发现奥布朗斯基脸上和整个身上有一股特别的神气，似乎是一股压抑着的喜洋洋的神气。奥布朗斯基脱下大衣，歪戴着帽子，往餐厅里走去，一面对那些围上来的身穿燕尾服、手拿餐巾的鞑靼侍者吩咐着。他不住地向左向右点头，向遇见的熟人致意，在这里也像在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认识的人见到他都很高兴。他走到酒台跟前，就着干鱼喝了几口酒，对柜台里面那个浓妆艳抹，一身都是缎带、花边和一头鬈发的法国女人说了两句酸溜溜的话，逗得这个法国女人都捧腹大笑。这个法国女人好像全部是由假发、花粉和香料油做成的，列文就因为感到恶心，一口酒也没有喝。他好像来到很肮脏的地方，急忙走开了。他的心中还萦回着吉娣的音容笑貌，他的眼睛在笑着，闪耀着得意和幸福的光彩。

“请到这边来，大人，这儿清静些，大人。”一个特别殷勤的头发花白的鞑靼老头儿说。这老头儿屁股很大，燕尾服的后襟叉了开来。“请吧，大人。”他对列文说。为了表示对奥布朗斯基敬重，他也殷勤招呼他的客人。

一眨眼工夫他就在青铜吊灯下面一张已铺了桌布的圆桌上又铺了一块干净桌布，把丝绒椅子推了推，就拿着餐巾和菜单站在奥布朗斯基面前，听候吩咐。

“大人，您要是肯赏光，有一个单间就要空出来了。戈里曾公爵和一位太太这就要走。新鲜牡蛎也到啦。”

“啊，牡蛎！”

奥布朗斯基沉思起来。

“是不是改变一下计划，列文？”他指着菜单说，他的脸上露出非常迟疑的神情，“牡蛎好不好？你要注意！”

“是弗伦斯堡货，大人，我们没有奥斯坦德货。”

“弗伦斯堡货就弗伦斯堡货，可是，新鲜不新鲜呢？”

“昨天刚到，大人。”

“那好吧，是不是就先来牡蛎，然后把整个计划也变动一下，怎么样？”

“随便怎样都行。我最喜欢的是菜汤和麦粥，不过这儿自然没有这种东西。”

“尊意指的是不是俄国麦粥？”鞑靼老侍者朝列文弯下腰来问道，就像保姆对小孩子一样。

“不必了，说实在话，你点的菜，都不错。我刚刚溜过冰，肚子也饿了。”他发现奥布朗斯基脸上有不高兴的神气，又补充说，“你别以为我不欣赏你点的菜，我吃起来一定很喜欢。”

“当然啦！不管怎么说，吃是人生一大乐事。”奥布朗斯基说，“那么，伙计，就给我们来二十个，不，二十个太少，来三十个牡蛎、一个蔬菜汤……”

“普伦丹叶尔汤。”鞑靼老侍者应声说。但是奥布朗斯基显然不愿意为他提供用法语报菜名的机会。

“蔬菜汤，明白吗？再来个浓汁比目鱼，再来个……煎牛排；注意，要好的。哦，再来只腌鸡，怎么样，还有水果罐头。”

鞑靼老侍者想起奥布朗斯基一向不喜欢照法文菜单点菜，就没有跟着他重复菜名，不过自己还是抓住机会把所点的菜用法语全部重复了一遍：“普伦丹叶尔汤、秋尔保·索斯·鲍马尔舍、普拉尔·阿·列斯特拉冈、色拉·杰·弗流伊……”接着像装了弹簧似的，很麻利地把菜单放下，拿起酒单，递给奥布朗斯基。

“咱们喝什么酒？”

“随便，不过要少一点儿，就香槟吧。”列文说。

“怎么？开头就喝香槟？不过，好吧，就这样。你喜欢白封的吗？”

“卡舍·布兰。”老侍者用法语应声说。

“好吧，那就先上牡蛎和这种牌子的酒，以后还要上什么再说。”

“遵命。葡萄酒要什么样的？”

“来纽意的吧。不，还是老牌沙勃利吧。”

“遵命。要不要您的干酪？”

“好吧，就来帕尔玛干酪。你是不是喜欢别的什么？”

“不，我随便。”列文忍不住微笑，说。

于是老侍者转身跑去，跑得燕尾服后襟不住地摆动。过了五分钟，他端着一盘带珠母色贝壳的打开来的牡蛎，用手指头夹着一瓶酒，像飞一样走了进来。

奥布朗斯基揉搓了一下浆硬的餐巾，塞到背心领口里，舒舒服服地摆开两臂，吃起牡蛎。

“挺不错。”他一面用银匙把牡蛎吧唧吧唧地从珠母色贝壳里往外挑，一个接一个地吃着，一面说，“挺不错。”他又说一遍，一面抬起湿润而发亮的眼睛，忽而望望列文，忽而望望鞑靼老侍者。

列文也在吃牡蛎，虽然他觉得面包夹干酪更有味道。不过他很欣赏奥布朗斯基那种狼吞虎咽的神气。就连鞑靼老侍者，一面打开瓶塞，把泡沫乱飞的葡萄酒往精致的高脚玻璃杯里倒；一面也带着很明显的得意笑容理着自己的白领带，看着奥布朗斯基。

“你不怎么喜欢牡蛎吧？”奥布朗斯基一面说，一面把自己杯子里的酒喝干，“还是你有什么心事？嗯？”

他想让列文快活快活。可是列文不仅不快活，而且感到局促不安。他有他的心思，因此来到这饭店里，看着一些人带着太太在一个个单间里吃喝，看着侍者跑来跑去，忙忙碌碌，觉得可怕，觉得不舒服。这儿是铜器、镜子、煤气灯、侍者的天地，他觉得这一切都带有污辱性。他很怕玷污了他心中的感情。

“我吗？是的，我心里有事；不过，除此以外，这一切都使我很不舒服。”他说，“你想象不出，这一切对于我这个乡下人来说，有多么别扭，就像我在你那儿看到的那位先生的指甲一样……”

“是的，我看到你对格里涅维奇的指甲很感兴趣。”奥布朗斯基笑着说。

“我看不惯。”列文回答说，“你设身处地，体会体会我的心情，用一个乡下人的眼光来看看。我们在乡下总是尽可能使自己的手利落些，便于干活儿。因此我们经常剪指甲，有时还卷袖子。可是这儿的人故意留长指甲，能留多长就留多长，而且袖口缀的纽扣像小碟子一样大，这么一来，两只手就什么事也不能干了。”

奥布朗斯基快活地笑起来。

“是的，这就表示，他不必干粗活儿了。他是用脑力的……”

“也许是的。不过我还是觉得别扭，正如这会儿我觉得这事儿也很别扭：我们乡下总是尽可能快地把饭吃完，吃完了好干活儿，可是咱们现在却是尽可能把吃饭时间拉得长一点儿，因此，咱们才吃牡蛎……”

“哦，那当然。”奥布朗斯基应声说，“不过这正是文明的目的：一切为了享受。”

“哦，如果这是文明的目的的话，那我宁可做野蛮人。”

“你本来就很野蛮，你们列文家的人都很野蛮。”

列文叹了一口气。他想起了哥哥尼古拉，感到羞愧和难受，皱起了眉头。可是奥布朗斯基谈起另一个话题，立刻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怎么样，今天晚上你到我们那儿，就是说，到谢尔巴茨基家去吗？”他推开骨骨棱棱的空牡蛎壳，把干酪挪到面前，意味深长地闪动着眼睛说。

“是的，我一定去。”列文回答说，“尽管我觉得公爵夫人的邀请并不热情。”

“瞧你！瞎说什么呀？这是她的气派……喂，伙计，来汤！……这是她的气派，贵夫人气派嘛。”奥布朗斯基说，“我也要去，不过我要先去参加一下巴宁娜伯爵夫人的音乐会。哦，你怎么不野蛮呢？你一下子就从莫斯科消失了，这事该怎样解释呢？谢尔巴茨基一家人时常向我问起你，好像我必定知道似的。可是我只知道一点：你常常做谁也不会做的事。”

“是的。”列文缓慢而激动地说，“我野蛮，你说得对。不过，我野蛮，不在于我走了，而是在于，现在我来了。现在我来……”

“啊，你多么地幸福呀！”奥布朗斯基看着列文的眼睛，插嘴说。

“你怎么看出来？”

“我凭烙印识骏马，凭眼睛识恋中人。”奥布朗斯基念了两句诗，“你的一切都在前面呀。”

“难道你的一切都过去了吗？”

“不，虽然不是一切都过去了，但你是有希望的，我却只有现有的，就这现有的也是乱糟糟的。”

“怎么回事儿？”

“不妙呀。不过我不想谈我的事，而且说也说不清楚。”奥布朗斯基说，“哦，你究竟为什么事到莫斯科来的？……喂，收掉！”他大声吩咐鞑靼老侍者。

“你能猜到吗？”列文一面回答，一面用他那在深处闪着亮光的眼睛盯着奥布朗斯基。

“我能猜到，但这事我不能先开口。从这一点你就可以看出来，我猜得对不对。”奥布朗斯基带着微妙的笑容看着列文说。

“那么，你究竟要对我说点儿什么呢？”列文用哆嗦的声音说，并且觉得他脸上所有的肌肉都在哆嗦，“你对这事儿怎么看呢？”

奥布朗斯基一直用眼睛盯着列文，慢慢把自己杯子里的葡萄酒喝干。

“我吗？”奥布朗斯基说，“我就盼望这事儿呢，再没有什么事儿像这样盼望了。这是再好不过的事儿。”

“不过你是不是弄错了？你知道咱们说的是什么事儿吗？”列文用眼睛紧紧盯着对方说，“你以为这事儿可能吗？”

“我以为可能。为什么不可能？”

“不，你真的以为这事儿可能吗？不，你还是把你所想的全说出来！哦，如果，如果我遭到拒绝呢？……我甚至认定会……”

“你究竟为什么这样想呢？”奥布朗斯基看着他激动的样子，笑着说。

“有时候我觉得会这样。因为这事儿不论对我，还是对她，都太可怕了。”

“呃，不管怎样，这对于一个姑娘来说，绝没有什么可怕的。任何姑娘遇到求婚，都认为是光彩的事。”

“是的，任何姑娘都是这样，不过她不是这样。”

奥布朗斯基笑了。他非常了解列文这种感情，非常了解，在他的心目中天下的姑娘分为两类：一类是除她之外的天下所有姑娘，这些姑娘具有人类的一切缺陷，都是非常平凡的姑娘；另一类就是她一个人，没有任何缺陷，天下所有的人都望尘莫及。

“等一下，加点酱油。”他说着，按住列文那只要把酱油瓶推开的手。

列文照他说的给自己加了酱油，但他不让奥布朗斯基再吃。

“别吃，等一等，等一等。”他说，“你要明白，这对于我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谈过这事儿。这事儿也只有跟你谈，跟任何人都不能这样谈。因为，尽管你我在各方面都不一样：趣味不一样，观点不一样，处处都不一样；可是我知道，你是喜欢我、了解我的，所以我也非常喜欢你。可是，看在上帝面上，你把话全说出来吧。”

“我对你说的，就是我心里想的。”奥布朗斯基笑着说，“不过我还要对你说：我妻子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人……”奥布朗斯基想起自己和妻子的事，叹了一口气，沉默了一会儿之后，又说下去，“她有先见之明。她看人看得很透。不但如此，她还知道今后会怎样，尤其是在婚姻方面。比如说，她曾预言，沙霍芙斯卡娅小姐会嫁给勃伦登。当时谁也不相信这话，可结果就是这样。她也是站在你这方面的。”

“你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她不仅很喜欢你，而且她还说，吉娣一定会做你的妻子。”

列文一听到这话，顿时笑逐颜开，这笑是一种感动得要流泪的笑。

“她这样说哩！”列文叫起来，“我一向都在说，她，你的妻子，简直太好了。这就够了，这事儿谈够了。”他说着，站了起来。

“好吧，不过你坐下呀。”

可是列文坐不住了。他迈着矫健的步子在小小的房间里来来回回走了两趟，又挤了挤眼睛，让眼泪看不出了，这才又在桌边坐下来。

“你要明白，”他说，“这不是恋爱。我恋爱过的，但这跟那不是一回事儿。这不是我的感情，而是一种外在的力量支配着我。要知道，我上次走掉，是因为我断定这事儿是不可能的，你要明白，这种幸福是人世间难得有的。不过我自己有过一番搏斗，我看出来，没有这我就活不下去。所以要解决……”

“那你究竟为什么多次走掉呀？”

“唉，别着急！啊，要说的话、要问的事多着呢！你且听我说！你想象不到，你说的话对我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太幸福了，幸福得简直令人生厌，我把什么都忘了。我今天听说，尼古拉哥哥……知道吗，他在这儿……我连他也忘了。我觉得，连他也是幸福的。这有点儿像发了疯。不过有一点很糟……你是结过婚的，你理解这种心情……糟的是，我们都是有些年纪的，都有过一些事儿……不是恋爱，而是造孽……却忽然要接近一个纯洁无瑕的姑娘。这太恶劣了，所以不能不觉得自己配不上。”

“唉，你的罪孽不多嘛。”

“唉，还是有的。”列文说，“反正是有的，‘我怀着厌恶的心情回忆我这一生，我颤抖，我诅咒，我痛心疾首……’就是这样。”

“有什么办法，世上的事就是这样呀。”奥布朗斯基说。

“唯一的安慰就在于我一向喜欢的那句祷告词中：饶恕我吧，不是凭我的好处，而是凭你的仁慈。也只有这样，她才能饶恕我。”

十一

列文喝完自己的一杯酒，他们就沉默了一会儿。

“还有一点我应该对你说说。你认识伏伦斯基吗？”奥布朗斯基问列文。

“不，我不认识。你问这干什么？”

“再去拿一瓶酒来。”奥布朗斯基对那个斟酒的老侍者说。老侍者偏偏在不需要在场的时候，围着他们转来转去。

“我为什么要认识伏伦斯基？”

“你要认识认识伏伦斯基，因为他是你的情敌之一。”

“伏伦斯基是什么人？”列文说着，脸色变了，奥布朗斯基刚才还在欣赏的那种孩子般的得意神气不见了，出现了懊恼和不快活的神气。

“伏伦斯基是基里尔·伊凡诺维奇·伏伦斯基伯爵的一个儿子，是彼得堡花花公子的一个活标本。我在特维尔服役的时候就认识他了，那时他常去招募新兵。他非常有钱，长相又漂亮，交游很广，是一个侍从武官，同时又是一个非常招人喜欢的、和善的小伙子。而且还不光是一个和善的小伙子，我到这儿以后还了解到，他很有教养，又很聪明，这是一个很有前程的人。”

列文皱起眉头，没有作声。

“哦，你走后不久他就来到这儿，据我看来，他爱吉娣爱得神魂颠倒，而且，你也明白，她母亲……”

“可是，对不起，我一点也不明白。”列文阴沉地皱着眉头说，而且他立刻想起哥哥尼古拉，想起自己竟然把他忘记，实在卑鄙。

“你别急，别急嘛。”奥布朗斯基笑着，拍了拍他的胳膊说，“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对你说了。并且再说一遍，在这一微妙的爱情事件中，从各方面来揣测，我以为希望在你这一边。”

列文身子靠到椅背上，一张脸都白了。

“不过我还是劝你尽快把事情解决了。”奥布朗斯基一面给他斟酒，一面又说道。

“不用啦，谢谢，我不能再喝了。”列文说着，把自己的酒杯推开，“我要醉了……哦，你近来怎么样？”他又这样说，显然是想换一换话题。

“再说一句，不管怎样，我劝你尽快把问题解决，今天不必谈。”奥布朗斯基说，“明天早晨你就去正正经经地求婚，上帝会保佑你的……”

“你不是一直都想到我那儿去打猎吗？到春天就来吧。”列文说。

现在他心里十分后悔，觉得真不该和奥布朗斯基谈这件事。有关彼得堡的一名什么军官跟他竞争的话以及奥布朗斯基的推测和劝告，玷污了他的一腔特殊的感情。

奥布朗斯基微微笑了笑。他理解列文此刻的心情。

“我有时间一定去。”他说，“是啊，老弟，女人好比螺旋桨，把什么都弄得团团乱转。我的情况就很糟，糟得很，都是因为女人。你坦率地对我说说，”他掏出一支雪茄，一只手按住酒杯，又说道，“你给我出出主意。”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

“是这么一回事儿。比如说吧，你结了婚，你很爱你的妻子，可是另外有一个女子把你迷住……”

“对不起，这种事儿我可是一点也不理解，就好像……就像我无法理解，我怎么会在吃饱之后，从面包店门口经过，又溜进去偷面包。”

奥布朗斯基的眼睛比平时更亮了。

“怎么不会？面包有时候实在太香，叫人不能不吃。

我若是战胜情欲，

称得上伟大圣贤；

但若是一败涂地，

倒也算艳福不浅！”[9]

奥布朗斯基一面念，一面意味深长地笑着。列文也忍不住笑了笑。

“是啊，不过，还是说正经的吧。”奥布朗斯基继续说，“你要知道，那女子是一个温柔、可爱、多情的人，独身一人，非常可怜，把什么都牺牲了。现在，既然事情已经做出来，你想想看，难道能把她抛开吗？就算为了不破坏家庭生活，应该跟她分手吧，可是难道就不能可怜可怜她，让她称称心，让她别那样痛苦吗？”

“噢，这我就不懂了。你要知道，在我看来，天下的女人分为两种……也就是……更确切地说：有的是女人，有的嘛……我还没有看见过美貌而堕落的女子，而且也不可能见到。像那个坐在柜台后面的涂脂抹粉、满头鬈发的法国女人之类的女人，我觉得那是妖魔，所有堕落的女人都是这样的。”

“福音书里那个女人[10]呢？”

“呃，可别说这话！基督要是知道到处乱用他的话，就绝不会说这话了。福音书里的话很多很多，可是大家只记得这么几句。不过，我说的不是我所想的，而是我感觉的。我对于堕落的女人有一种厌恶感。你害怕蜘蛛，我就害怕这些妖魔。你大概也没有研究过蜘蛛，不知道蜘蛛的特性；我也是这样。”

“你这样说说倒容易，就好比狄更斯小说里的那位先生，遇到难题就用左手往右肩后面扔。可是不承认事实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你还是说说，究竟我该怎么办，怎么办？妻子老得很快，可是你还正当年。转眼工夫就觉得对妻子没有爱情了，不管你怎样尊敬她。这时候忽然遇到称心如意的人，你就完了，全完了！”奥布朗斯基用无可奈何的口气说。

列文淡淡地一笑。

“是的，完了。”奥布朗斯基继续说，“可是究竟该怎么办呢？”

“可别去偷面包。”

奥布朗斯基哈哈大笑起来。

“好一个道德君子！可是你要明白，现在有两个女人：一个是坚持她的权利，这权利就是你的爱情，而你是无法给她爱情的；另一个女人为你牺牲了一切，而且什么也不要求。你该怎么办呢？有什么法子呢？最可悲之处就在这儿。”

“如果你想知道我对这事的看法，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不相信这有什么可悲之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据我看，爱情……有两种爱情，你该记得，就是柏拉图在他的《酒宴》中所说的两种，两种爱情是人的试金石。有些人只懂得这一种爱情，有些人只懂得另一种爱情。那些只懂得非柏拉图式爱情的人没有必要谈什么可悲之处。这种爱情没有什么可悲不可悲的。‘多谢您满足了我的欲望，再见吧。’可悲不可悲尽在这儿了。至于柏拉图式的爱情，不会有什么可悲的，因为这样的爱情是纯洁无瑕的，因为……”

这时候列文想起自己的罪过和他经历过的内心斗争。所以他出人意外地补充说：

“不过，也许你说得对。很可能……只是我不知道，实在不知道。”

“你要知道，”奥布朗斯基说，“你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人。这是你的美德，也是你的缺点。你自己天性单纯，就要求人生一切事都是单纯的，其实往往不是这样。比如，你瞧不起社会公务活动，因为你要求一切事情都符合其目的，然而往往不是这样。你还要求一个人的一举一动都有其目的，要求爱情和家庭生活永远是一回事儿。然而往往不是这样。五光十色的人生，一切魅力，一切美，都是由光明和黑暗组成的。”

列文叹了一口气，什么也没有回答。他在想自己的事，没有听奥布朗斯基的话。

忽然他们两个人都感觉出来，虽然他们是朋友，虽然他们在一起吃饭，喝酒，酒本来应该使他们更加亲近，可是他们都感觉各自在想各自的事，彼此互不关心。奥布朗斯基已经不止一次体验过这种饭后不是更亲近而是格外疏远的感觉，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算账！”他喊了一声，便来到旁边大厅里，立刻就遇到他熟识的一位副官，跟他谈起一个女演员和供养她的人。奥布朗斯基和列文谈过话之后，和副官一谈起来，就感到轻松愉快，因为他和列文谈话总感到思想和精神格外紧张。

鞑靼老侍者送来账单，总共二十六卢布零几个戈比，外加小费，列文应摊十四卢布，要是在别的时候，他这个乡下人肯定会吓一跳，可是现在他毫不在意，付了账，便回家去换衣服，要去谢尔巴茨基家，他的命运就要在那里决定。

十二

谢尔巴茨基公爵家的吉娣小姐芳龄十八岁，她是这一年冬天才在交际界抛头露面。她在交际界博得的赞赏超过她的两个姐姐，也超过公爵夫人的预料。不仅出入莫斯科舞场的年轻人几乎个个迷上了吉娣，而且在第一个冬天就出现了两个郑重其事的求婚者：列文以及他走后立即出现的伏伦斯基伯爵。

列文在初冬的出现，他的频繁来访和他对吉娣很明显的爱慕，使吉娣父母第一次郑重其事地谈了她的婚事，并且发生了争吵。公爵看中了列文，说列文配吉娣再好不过了。公爵夫人却使用起女人家惯用的绕开问题的办法，说吉娣还太年轻，说列文还没有什么真心实意的表示，说吉娣对他没有什么情意，还说了别的一些理由；可是她没有说出主要的理由，即她盼望女儿有个更好的夫婿，她不喜欢列文，她不了解他。等到列文突然走掉，公爵夫人十分高兴，非常得意地对丈夫说：“你瞧，我说得不错吧！”等到伏伦斯基上场，她就更高兴了，认为自己完全说对了，认为吉娣一定会找到一个不单是好的，而且是荣耀的夫婿。

在吉娣母亲眼里，列文跟伏伦斯基无法相比。母亲不喜欢列文那些古怪而偏激的议论，不喜欢他在交际界的不灵活，她认为这种不灵活来自他的傲慢自大；不喜欢他的生活，她认为那种天天跟牲口和庄稼汉打交道的生活是粗野的；她还很不喜欢的是，他既然爱上她的女儿，出入他们家已有一个半月，却似乎还在等待、观望，似乎害怕一旦开口求婚会有失面子，却不懂得，经常出入有待嫁姑娘的人家，是应该表明来意的。而且忽然间，不等表白，一下子就走掉了。“幸亏他很不招人喜欢，吉娣没有爱上他。”母亲想道。

伏伦斯基处处符合吉娣母亲的心意。他非常富有，非常聪明，门第高贵，既然是侍从武官，自会有锦绣前程，又是一个俊美的男子。再也不能希望有更好的了。

伏伦斯基在舞会上明明白白地向吉娣献殷勤，跟她跳舞，经常来他们家，可见他的真心实意是无可怀疑的。可是，尽管如此，母亲在整整一个冬天里一直是忐忑不安，忧心忡忡。

公爵夫人自己在三十年前出嫁，那是姑妈做的媒。男方的一切情形事先已经知道了。后来未婚夫来相看姑娘，女方也相看了他，做媒的姑妈问明了彼此的印象，并且转告了。印象是很好的。然后在约定的日子向父母求婚，这期待中的求婚也就被答应了。一切都顺顺当当，十分简单。至少公爵夫人感觉是这样。但是轮到她为女儿择婿，却觉得这种似乎很平常的嫁女儿的事是那样不容易，不简单。在两个大女儿陶丽和娜塔丽雅出嫁的事上，她担了多少心，烦了多少神，花了多少钱，跟丈夫吵了多少回呀！如今，为了小女儿出嫁的事，她还是那样担心，那样烦神，而且跟丈夫争吵得比两个大女儿出嫁时更厉害。老公爵也像所有做父亲的一样，特别注重女儿的贞洁和名声。他对几个女儿，尤其是他最心爱的女儿吉娣，管束得很不恰当，而且动不动就要和夫人吵，说她把女儿带坏了。公爵夫人自从和两个大女儿在一起那时候起，就习惯了这一套，不过现在她觉得公爵的严格管束更有道理了。她看到，近年来社会风气大变，做母亲更难了。她看到，像吉娣这样年纪轻轻的姑娘都在组织什么团体，参加什么讲习班，跟男子自由交往，单独坐车上街，很多姑娘不行屈膝礼，尤其是，都认定选择丈夫是她们自己的事，不是父母的事。“现在嫁姑娘跟以前不一样了。”所有那些年轻姑娘，以至于那些年纪大的人，都在这样想和这样说。可是现在究竟怎样嫁姑娘，公爵夫人却没有听到任何人说起过。法国那种父母为儿女做主的风俗现在不兴时了，大家都不赞成了。英国那种完全由姑娘自己做主的风俗也不行，在俄国社会做不到。俄国这种由媒人撮合的风俗，大家都认为有点儿胡闹，包括公爵夫人自己在内，都在嘲笑这种做法。可是究竟怎样出嫁，怎样嫁姑娘，谁也不知道。凡是和公爵夫人谈起这种事的人，对她说的话都一样：“算了吧，那种老规矩如今该丢掉啦。要知道，是年轻人结婚，不是父母结婚。所以，让年轻人想怎么办就怎么办吧。”那些没有女儿的人说说这种话倒是很容易。公爵夫人却明白，女儿一旦跟男人接近，就可能爱上男人，可能爱上不想结婚的人，或者爱上不配做丈夫的人。不管别人怎样劝她，如今年轻人的事应当由年轻人自己做主，她都不肯相信这一点，就像她不能相信有朝一日实弹手枪将成为五岁孩子的最好玩具。因此，公爵夫人为吉娣操的心，比起为两个大女儿操的心更要多些。

她现在怕的是，伏伦斯基对她的女儿不过只是献献殷勤罢了。她看出来，女儿已经爱上了他，不过让她感到安慰的是，他是一个正派人，不会干出那种事儿。可是同时她又知道，在如今社交自由的风气下，很容易使女孩子热昏了头脑，而男人一般都把那种罪过看得不算什么事儿。上个星期，吉娣把她和伏伦斯基跳玛祖卡舞时谈的话对母亲说了。她听了这话，有些放心了，但还不是完全放心。伏伦斯基对吉娣说，他们弟兄俩一向在各方面都很听母亲的话，凡是重大的事，不跟她商量，从来不做决定。他说：“现在我就盼望着我妈从彼得堡来，盼望着一种非同一般的幸福。”

吉娣在说这话的时候，不认为这话有什么意义。可是母亲的理解就不同了。她知道伏伦斯基天天盼望老夫人来，知道老夫人会高兴儿子的选择的。她也感到奇怪，他居然因为怕得罪母亲而不求婚。不过她十分希望婚事成功，尤其是希望使自己的一颗七上八下的心得到宽慰，所以就相信这话。公爵夫人看到大女儿陶丽遭到不幸，以致准备离开丈夫，心里不管有多么难受，但她真正操心和忧虑的还是小女儿的终身大事。今天，列文的出现使她增添了新的忧虑。她觉得小女儿曾经一度钟情于列文，怕的是，小女儿会顾及多余的旧情，拒绝伏伦斯基的求婚，总之，怕的是列文这一来，会把这件眼看就要定下来的婚事搅乱，破坏了。

“怎么，他来了很久了吗？”等她们回到家里，公爵夫人就问到列文。

“今天刚来，妈妈。”

“我有一件事要说说……”公爵夫人开口说。吉娣从她那板得紧紧的脸上，猜出她要谈的是什么事。

“妈妈，”她涨红了脸，急忙转过头对着妈妈，“请求您，请求您，这事不要说了。我知道，我全知道。”

母亲所希望的，正是她希望的，可是母亲希望的动机却使她感到是一种侮辱。

“我只是想说说，既然让一个人抱了希望……”

“妈妈，好妈妈，看在上帝面上，不要说吧。这事儿说起来太可怕了。”

“不说了，不说了。”母亲看到女儿眼里的泪水，就说，“不过，好孩子，有一点：你答应过我，你什么事都不瞒着我。没有什么事瞒着我吧？”

“从来没有，妈妈，什么事也没有隐瞒。”吉娣红了脸，抬起眼睛对直地看着母亲的脸，回答说，“不过我现在没有什么要说的。我……我……就是想说，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样说……我不知道……”

“是的，看她这眼睛，就知道她不会说谎。”母亲看着她那种着急和幸福的神气，笑着想道。公爵夫人笑的是，现在她心中想的事，在这个可怜的孩子眼里，是多么大，多么重要呀。

十三

在吃过晚饭到晚会开始之前的这段时间里，吉娣的心情就像一个小伙子面临大决战时的心情。她的心怦怦直跳，脑子里不住地翻腾。

她觉得，他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这个晚上，应该是决定她的命运的一个晚上。所以她不停地想象着他们，有时一个一个地想，有时同时想着他们两个。每当她想到过去的情形，她总是怀着愉快和亲切的心情恋恋不舍地回想她和列文的关系。童年的回忆，有关去世的哥哥和列文的友情的回忆，为她和列文的关系增添了一层特别的诗意的魅力。她相信列文爱她，能得到列文的爱，她感到荣幸，感到高兴。她想起列文就觉得轻松愉快。一想起伏伦斯基，就觉得有点儿不自在，尽管他是一个温文尔雅、彬彬有礼的人；似乎有点儿作假，不是他作假，他是非常随便、非常可亲可爱的，而是她自己作假；然而她和列文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自己非常随便和坦然。可是她一想到将来会和伏伦斯基在一起，眼前就出现光辉幸福的前景；一想到将来会和列文在一起，就觉得前景是一片迷雾。

她上楼去穿夜礼服，朝镜子里看了看，就高兴地发现，她是在自己最好的一个日子里。她浑身的力量能运用自如，这对于应付面前的事是十分需要的；她觉得自己外表是文静的，动作是优美从容的。

七点半，她刚刚走进客厅，仆人就通报说：“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到。”公爵夫人还在自己的房间里，公爵也还没有出来。“真的来了。”吉娣想道，全身的血液都朝心里涌来。她朝镜子里看了看，看到自己的脸都发了白，吓了一跳。

现在她十分清楚，他之所以来得特别早，是为了单独和她见面，向她求婚。这时候她才第一次看到事情的另一面，完全不同的一面。这时她才明白，问题不仅关系到她一个人，不仅是她跟谁在一起才会幸福的问题，她爱谁的问题，而是马上就会伤害她所爱的一个人。而且是残酷地伤害……为什么？就因为他，这个可爱的人，爱她，恋上了她。可是，没有办法，就需要这样，就应该这样呀。

“天啊，难道要我亲口对他说这话吗？”她想道，“我对他说什么呢？难道我就对他说我不爱他吗？那不是真心话。究竟我该对他说什么呢？就说，我爱上了别人？不，这不行。我要躲开，要躲开。”

她听到他的脚步声时，她已经快到门口。“不行！这样不好。我怕什么呢？我又没做什么坏事。该怎样就怎样好啦！我要说真话。况且，跟他在一起不会不自在的。瞧，他来了。”她看到他那强壮而畏畏缩缩的身姿和那双紧紧盯着她的明亮的眼睛，自己在心中说。她直直地看着他的脸，仿佛恳求他怜悯，并且伸出手来。

“我来得不准时，似乎太早了。”他扫视了一下空荡荡的客厅，说。等他看到期望的情形已经出现，没有人妨碍他表白爱情了，他的脸沉了下来。

“噢，不。”吉娣说过，便在桌旁坐下来。

“不过，我就是希望单独跟您见面。”他开口说。他没有坐下，也不看她，为的是不致丧失勇气。

“妈妈这就出来。她昨天太累了。昨天……”

她这样说，自己却不知道嘴里说的是什么，而且一直用恳求和亲热的目光看着他。

他抬眼看了看她，她脸红了，不说了。

“我对您说过，我不知道是不是要住很久……说这取决于您了……”

她把头垂得越来越低，自己也不知道怎样对待眼前的事。

“说过这取决于您了。”他重复说，“我是想说……我是想说……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希望……做我的妻子！”他说出口来，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说的。不过他感觉到，最可怕的话已经说出来了，就停下来，朝她看了看。

她艰难地喘着气，没有看他。她心花怒放，觉得幸福极了。她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爱情表白竟会对她产生这样强烈的作用。不过这种状态只是持续了一小会儿。她想起了伏伦斯基。她抬起她那双诚挚明亮的眼睛看了看列文，看到他那一张失望的脸，就急忙回答说：

“这不可能……请原谅我……”

一分钟之前，他觉得她是多么可亲，她是怎样维系着他的生命呀！可是此刻她变得跟他多么隔膜，多么疏远呀！

“这不可能，不是这样。”他说，眼睛也没有看她。

他鞠了一个躬，就想走。

十四

可是这时候公爵夫人走了进来。她看见只有他们两个在这里，并且看见他们那副尴尬的模样，顿时脸上就露出惊愕的神气。列文向她鞠了个躬，什么也没有说。吉娣没有作声，连眼睛也没有抬。“感谢上帝，她回绝了。”她心里想道，于是她又满面春风，露出每星期四迎接客人的那种常有的笑。她坐下来，问起列文在乡下的生活。列文又坐下来，等待客人到来，好悄悄地走掉。

过了五分钟，吉娣的女友，去年冬天出嫁的诺德斯顿伯爵夫人来了。

这是一个病态的神经质女子，又瘦又黄，一双眼睛乌黑发亮。她爱吉娣，也像一般已婚女子爱姑娘一样，她对吉娣的爱总是表现在一个愿望中，就是希望按照自己的幸福理想让吉娣嫁人，所以她希望吉娣嫁给伏伦斯基。初冬时候她在吉娣家常常遇到列文，她一直不喜欢他。她见到他，总是喜欢拿他开玩笑。

“我就喜欢他那种傲气十足地看待我的神气。要么认为我愚蠢，不愿意跟我谈他那些高深的话，要么用居高临下的态度对待我。我真喜欢他那种居高临下！我就高兴他看不惯我。”她说的就是列文。

她说得很对，列文确实看不惯她，而且瞧不起她。瞧不起的正是她引以为荣、自以为优越之处，那就是她的神经质，她对于一切粗俗的、日常生活中的东西那种蔑视和冷漠的高贵态度。

在诺德斯顿伯爵夫人和列文之间形成了在社交界常见的一种关系，那就是表面上还是友好的，实际上彼此非常瞧不起，以至于彼此都不会认真对待，以至于彼此都不会生气。

诺德斯顿伯爵夫人立即向列文发起攻击。

“噢，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您又光临我们这堕落的巴比伦[11]啦。”她想起冬初时候列文曾经把莫斯科说成是巴比伦，就一面把黄黄的纤手伸给他，一面说，“怎么，是巴比伦变好了，还是您变坏了？”她带着嘲笑的神气回头看着吉娣，又补充一句。

“夫人，我的话您记得这样清楚，我感到不胜荣幸。”列文已经恢复了常态，立即很习惯地对诺德斯顿伯爵夫人采取了反唇相讥的态度，就回答说，“想必我的话给您的印象太深了。”

“啊，当然啦！我还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呢。喂，怎么样，吉娣，你又溜过冰啦？……”

于是她和吉娣聊起来。列文觉得，现在走掉不论有多么尴尬，可是做这种尴尬事，比起整个晚上待在这里，看着偶尔瞅他一眼又急忙躲开他的目光的吉娣，总要轻松些。他就要起身，可是公爵夫人发现他默默无语，就转过来和他说话。

“您来莫斯科，要住一阵子吧？您好像忙着地方自治会的事儿，怕也不能住很久吧？”

“不，夫人，自治会的事儿我已经不管了。”他说，“我这次来，要住几天。”

“他是有什么特别的事儿。”诺德斯顿伯爵夫人打量着他的绷得紧紧的脸，心里想道，“不知为什么他没兴致高谈阔论了。不过我来逗逗他。我顶喜欢让他在吉娣面前出洋相，现在就让他出出洋相。”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她对他说，“请您给我讲讲，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这种事儿您是无所不知的嘛——在我家卡卢加庄上的庄稼汉和婆娘们喝酒把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喝得光光的，没有钱给我们交租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您一向是拼命称赞庄稼汉的呀。”

这时又有一位太太走进客厅，于是列文站了起来。

“对不起，夫人，这事儿我实在一点不知道，所以无可奉告。”他说过这话，回头看了看跟着那位太太进来的一位军官。

“想必这就是伏伦斯基了。”列文想道。为了证实这一点，他朝吉娣望了望。吉娣已经匆匆朝伏伦斯基瞥了一眼，又回头看了看列文。单凭她那情不自禁地大放光彩的眼睛这一瞥，列文就明白了，她爱的是这个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就像她亲口对他说的一般。可是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现在，不管好还是不好，他都不能不留下了。他需要知道，吉娣爱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有一些人，遇到不论在哪一方面胜过自己的敌手，就迫不及待地撇开对方好的一面，专看对方坏的一面。有一些人恰恰相反，最希望在得胜的敌手身上找到对方胜过自己的素质，因此忍着揪心的痛楚专门寻找对方的长处。列文就属于后一种人。不过，他要在伏伦斯基身上寻找长处和招人喜欢之处是不难的，他一眼就看了出来。伏伦斯基是一个个头不高、身体强壮的黑发男子，一张和蔼的、漂亮的脸，格外文静，格外清秀。从他的容貌到身姿，从他那剪得短短的黑发、刮得光光的下巴到宽松的崭新军服，处处显得潇洒倜傥、风度翩翩。伏伦斯基给进来的太太让过路之后，便走到公爵夫人面前，然后又走到小姐身边。

在他朝她身边走去的时候，他那一双清秀的眼睛闪出特别温柔的光彩，他带着暗暗得意和几乎看不出的幸福的微笑（列文觉得是这样）彬彬有礼、小心翼翼地朝她俯下身子，把他那不大然而宽阔的手伸给她。

他跟所有的人都打过招呼，寒暄几句，便坐了下来，没有朝一直注视着他的列文看一眼。

“让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公爵夫人指着列文说，“这位是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列文，这位是阿历克赛·基利洛维奇·伏伦斯基伯爵。”

伏伦斯基站起来，亲切地望着列文的眼睛，握了握他的手。

“今年冬天我本来可以跟您一起吃顿饭的。”他洒脱而爽朗地微微笑着说，“可是您突然到乡下去了。”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又瞧不起又憎恨城市和我们这些城里人呢。”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

“可见我的话给您的印象太深了，让您记得这样牢。”列文说过，就想起刚才已经说过这话，脸一下子红了。

伏伦斯基朝列文和诺德斯顿伯爵夫人看了看，微微笑了笑。

“您一直在乡下吗？”他问道，“我想，在乡下的冬天很乏味吧？”

“要是有事情干，就不乏味，而且乡下生活本身就不乏味。”列文很不客气地回答说。

“我很喜欢乡下。”伏伦斯基说。他听出列文的语气，装作没有在意。

“不过我想，伯爵，您是不肯一直住在乡下的。”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

“不知道，我没有住过多久。我常常有一种很奇怪的心情。我和妈妈在尼斯[12]住过一个冬天之后，我从来没有那样怀念乡村，怀念到处是树皮鞋和庄稼汉的俄国乡村。您也知道，尼斯本身就是很乏味的。还有那不勒斯、索伦多，也只是短期住住有意思。也正是在那些地方我往往会特别真切地想起俄国，也就是俄国的乡村。那些地方就像是……”

他既是对吉娣，也是对列文说的，他那安详而亲切的目光一会儿转向这个，一会儿转向那个，显然他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他发现诺德斯顿伯爵夫人有话要说，自己没有说完就住了口，留神听她说起来。

谈话片刻没有停过，这样一来老公爵夫人留作后备，以便在无话可谈时顶上去的两门重炮：古今教育问题和普遍兵役制问题，就没有推出来，诺德斯顿伯爵夫人也没有机会挖苦列文了。

列文想加入大家的谈话，却插不进嘴，他每一分钟都对自己说：“现在该走了。”可是他没有走，在等待什么。

谈起扶乩和灵魂的问题，于是相信招魂术的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讲起她亲眼看到的一些神奇的事。

“哈，夫人，看在上帝面上，您务必带我去看看这种事儿！我还从来没见过这种稀罕事儿，虽然我到处寻找。”伏伦斯基笑着说。

“好，下一个礼拜六吧。”诺德斯顿伯爵夫人笑着说，“那么您，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是不是相信啊？”她问列文。

“您何必问我呢？您知道我会怎样说嘛。”

“不过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的意见就是，”列文回答说，“这种扶乩证明所谓文明的上流社会不比庄稼汉高明。庄稼汉相信毒眼[13]，相信中邪，相信蛊术，我们就……”

“怎么，您不相信吗？”

“我无法相信，夫人。”

“可是，如果是我亲眼看到的呢？”

“乡下婆娘们也说，她们都亲眼看到过妖魔鬼怪。”

“这么说，您认为我是在扯谎了？”

她很不高兴地笑起来。

“不是的，玛莎，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是说他无法相信。”吉娣说着，为列文红了脸，列文看出这一点，更加恼火，就想回敬几句，可是伏伦斯基马上带着他那爽朗而愉快的笑容上前救援，免得出现不愉快的局面。

“您认为完全没有可能吗？”他问道，“为什么不可能？我们认为电是存在的，虽然我们没有看见过电。为什么就不可能存在新的、我们还不知道的能量？这种能量……”

“在发现电的时候，”列文很快就打断他的话说，“那只是发现了这种现象，不知道电是怎么产生的，不知道有什么作用，过了若干世纪，才想到应用它。招魂术呢，恰恰相反，一开头就是扶乩，灵魂降临，然后才说这是一种未知的能量。”

伏伦斯基很用心地在听列文说话，就好像他显然对他的话很感兴趣，一直很用心地在听。

“是的，不过招魂师说：现在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能量，但这种能量是存在的，而且在诸如此类情况下就能起作用。至于这种能量是怎么来的，就让科学家去阐明吧。是的，我看不出，为什么不可能有一种新的能量，如果这种能量……”

“那是因为，”列文打断他的话说，“电的作用是经常发生的，您只要拿松香在皮毛上摩擦，每次都会出现一定的现象，可是在这方面不是每次都行，可见这不是自然现象。”

伏伦斯基大概觉得在客厅里谈这类事太严肃了，因此没有再反驳，而是想方设法改变话题，就快活地笑了笑，朝女士们转过身去。

“让我们现在就来试一试吧，夫人。”他说。可是列文还想把他想说的话说完。

“我想，”列文又说下去，“招魂师们企图把他们那些怪事说成是一种新的能量，那是决不能自圆其说的。他们干脆说这是一种精神能量，并且还想对它进行物质试验。”

大家都在等待他把话说完，他也感觉到这一点。

“可是我想，您可以成为一个了不起的扶乩师，”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您身上有一股灵气。”

列文张开嘴，想说点什么，可是脸红了红，什么也没有说。

“小姐，让我们现在就来试一试扶乩吧。”伏伦斯基说，“老夫人，您答应吗？”

于是伏伦斯基站起来，用眼睛寻找小桌。

吉娣站起来去找小桌，从列文身边走过时，他们的目光相遇了。她心里着实怜悯他，尤其同情他的不幸，因为他的不幸是她造成的。“如果能原谅我的话，就请原谅吧。”她的目光说，“我太幸福了。”

“我痛恨所有的人，恨您，也恨我自己。”他的目光回答说。于是他拿起帽子，但是他命定不能走。就在大家刚刚想在小桌旁坐下，列文正要走的时候，老公爵走了进来，跟太太们打过招呼，便和列文说起话来。

“哎呀！”他很高兴地说，“来了很久了吗？我还不知道你来了呢。看见您太高兴了。”

老公爵对列文说话，有时称“你”，有时称“您”。他拥抱了列文，并且因为和列文说话，没有注意到伏伦斯基，伏伦斯基早已站起来，安静地等待着老公爵和他说话。

吉娣觉得，在那件事情之后，父亲的亲热会使列文非常难受。她也看到父亲到末了才冷淡地向伏伦斯基还了个礼，看到伏伦斯基带着亲切而大惑不解的神气看了看父亲，很想弄明白却怎么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会对他这样不客气。吉娣看到这情景，脸红了。

“公爵，您让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到我们这边来吧。”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我们要做试验呢。”

“什么试验？扶乩吗？哦，对不起，诸位女士和先生们，依我看，还不如投投铁环有味道儿哩。”老公爵望着伏伦斯基说，猜想这玩意儿是他想出来的，“投投铁环还有点儿意思。”

伏伦斯基带着惊愕的神气用他那清秀的眼睛看了看公爵，微微笑了笑，立刻就和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谈起下星期将要举行的一次盛大舞会。

“我想，您也参加吧？”他对吉娣说。

列文等老公爵一转过身去，就悄悄走了出来。这天晚上他带走的最后印象，就是吉娣在回答伏伦斯基是否参加舞会时那张幸福的笑脸。

十五

晚会结束后，吉娣把她和列文谈的话对母亲说了说，而且，尽管她非常怜悯列文，但一想到有人向她求过婚，心里还是非常高兴。她毫不怀疑她这样做是应该的。可是她上床以后很久都睡不着。有一个印象一直离不开她的脑际，那就是列文站在那里听父亲说话，打量着她和伏伦斯基的时候，他那张脸和皱着的眉头以及眉头下面那流露着灰心丧气神情的和善的眼睛。她为他难过起来，眼里不由得涌出了泪水。不过她立刻想到，她是为了谁而拒绝他的。她真切地想起那张英俊、清秀的脸，那雍容高贵的风度和待人接物的和蔼态度。她想起她所爱的那个人是怎样爱她，她心里又高兴起来，于是她带着幸福的微笑躺在枕头上。“他真可怜，真可怜，可是有什么办法呀？这不能怪我。”她对自己说。可是心里却有一个声音在对她说另外一番话。她不知道，她后悔的是她当初挑起了列文的爱，还是现在拒绝了他。“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她不住地自言自语，直到睡去。

这时候，在楼下公爵的小小书房里，父母常常为爱女进行的争吵又一次开场了。

“怎么？就这样啊！”公爵挥舞着双臂叫道，并且马上把自己的灰鼠皮睡衣大襟掩上，“就是说，您没有自尊心，没有人格，您这样低三下四、糊里糊涂地找女婿，要把女儿脸面丢尽，把女儿毁了！”

“哎哟，看在上帝面上，别这样吧，公爵，我究竟怎么啦？”公爵夫人几乎哭着说。

她和女儿谈过话以后，喜气洋洋，满心欢喜，像往常一样来向公爵道晚安，虽然她不想把列文求婚和女儿拒绝的事告诉他，可是却向丈夫暗示说，她认为女儿和伏伦斯基的事已有结果，只等他母亲一到，就可以定下来了。公爵一听这话，一下子就火了，骂出难听的话来。

“您干的什么事呀？您竟然这样。第一，您引诱求婚的小伙子，全莫斯科都会传说这件事，而且有根有据。您既然举行晚会，就把大家都请来，而不是专请挑出来的几个小伙子。您就把所有那些活宝贝（公爵这样称呼莫斯科的年轻人）都请来，再请一位钢琴师，让大家跳跳舞。不要像今天这样，专挑几个来撮合，我看着就恶心，真恶心，这一下子您达到目的了，把女儿头脑弄糊涂了。列文比他们好一千倍。那个彼得堡的花花公子，他们都是在机器上造出来的，都是一模一样，都是坏蛋。就算他是嫡亲皇子，我女儿一点也不稀罕！”

“我究竟怎么啦？”

“要不然……”公爵怒吼起来。

“我知道，要是听你的话，”公爵夫人打断他的话说，“咱们的女儿就永远也嫁不出去。要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到乡下去。”

“最好就是到乡下去。”

“不过你听我说，难道我是巴结他吗？我一点也没有巴结。一个年轻人嘛，而且是一个很好的年轻人，爱上了她，她好像也……”

“哼，好像！万一她真的爱上了他，可是他如果和我一样，连想也不想结婚，那怎么办？……哎哟！但愿我的眼睛别看到！……‘嗬，扶乩，嗬，尼斯，嗬，舞会……’”公爵想象着他就是妻子，每说一句，行一个屈膝礼，“可是，瞧着吧，咱们会给吉娣造成不幸，她也会真的昏了头脑……”

“可是，你究竟为什么要这样想呢？”

“我不是想，我是知道。我们看这种事有眼光，女人家就没有。我看到有一个人是有真心实意的，那就是列文。我还看到一只鹌鹑，叫得热闹，不过想快活一阵子罢了。”

“哼，你才是昏了头哩……”

“等你清醒过来，就晚啦，就像陶丽的事儿一样。”

“唉，好啦，好啦，咱们不谈啦。”公爵夫人想起不幸的陶丽，就不让他再说了。

“那么好，再见吧！”

老两口画了十字相互祝福，又互吻了，但都还觉得各人的意见仍然是各人的意见，就各自走开了。

公爵夫人起初断然相信这天晚上吉娣的终身大事有了结果，对伏伦斯基的真心实意无须怀疑，可是老头子的一番话又使她心乱如麻。等她回到自己房里时，也像吉娣一样，带着吉凶难料的惶恐心情在心里祷告了好几遍：“上帝保佑，上帝保佑，上帝保佑吧！”

十六

伏伦斯基从来没有过过真正的家庭生活。他母亲年轻时是一个红极一时的交际花，在婚后，尤其是在孀居时期，有许多风流韵事，在社交界闹得风风雨雨。至于父亲，他几乎不记得了，他是在贵族子弟军官学校长大成人的。

他一出学校便是一个非常年轻而漂亮的军官，立刻就进入富有的军官的圈子。虽然他有时也出入上流社会，但他的恋爱兴趣却在上流社会之外。

在经历了奢华而放荡的彼得堡生活之后，他在莫斯科第一次尝到了同一位纯洁、可爱而且倾心于他的上流社会姑娘接近的美妙滋味。他连想也没想过，在他跟吉娣的关系中会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在舞会上，他主要是跟她一起跳舞，他经常出入她家。他跟她谈的都是通常在交际场上谈的各种各样的废话，不过他常常情不自禁地使废话带有一层专门对她的意思。尽管他没有对她说过当着大家的面不能说的话，他却感到她对他越来越依恋了。而且，他越是感觉到这一点，心里越是愉快，对她也就越发温存。他不知道，他对待吉娣的这种行为有一定的叫法，那就是非婚姻意图的勾引少女行为，这种勾引行为正是像他这样漂亮的年轻人常有的恶劣行为之一。他觉得，是他首先发现这种乐趣，所以他要尽情享受自己发现的乐趣。

要是他能听见这天晚上吉娣父母说的话，要是他能想到她家里人的看法，听说如果他不和吉娣结婚她将会很不幸，他一定会大吃一惊，不相信这种事儿。他无法相信，这种使他，尤其是使她得到这么大乐趣的事儿，会有什么不好。他更无法相信他应当结婚。

他觉得结婚是永远不可能的。他不仅不喜欢家庭生活，而且就他们这些单身汉的共同看法来看，成立家庭，尤其是做一个丈夫，是自找麻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更是非常可笑的。尽管伏伦斯基想也想不到吉娣父母说的是什么话，可是这天晚上他一离开谢尔巴茨基家，就觉得他和吉娣在精神上的秘密关系牢牢地确定下来了，应该有一点儿行动了。但是究竟可以且应该有什么样的行动，他却想不出来。

“妙的是，”他从谢尔巴茨基家往回走的路上，像往常一样带着从他们家得到的，也由于他整晚上没抽烟而产生的神清气爽的愉快感觉，带着她对他的爱情在他心中激起的又一阵醉意，一面想着，“妙的是，我和她都什么也没有说，可是我通过目光和语调的秘密交谈彼此十分了解了，这等于她今天比任何时候更明白地对我说了她爱我。而且她表现得多么可爱，多么纯真，尤其是多么信任呀！我觉得自己也变好了，变纯洁了。我觉得我有真情了，我有许多好处了。那一双可爱的含情脉脉的眼睛呀！当她说：而且非常……”

“这又怎么样？这也挺不错。我很快活，她也很快活。”然后他开始考虑再到哪里去消磨这个夜晚。

他掂量了他可以去的几个地方。“俱乐部？去打牌，跟伊格纳托夫一块儿喝香槟？不，不去。到‘花街’去，到那儿可以找到奥布朗斯基，有歌曲，有康康舞[14]。不，我讨厌了。这不是，就因为我变好了，所以我喜欢上谢尔巴茨基家去。还是回家去吧。”他径直回到杜索旅馆，走进自己的房间，吃过晚餐，脱掉衣服，把头一放到枕头上，就睡着了，像往常一样睡得很熟，很安稳。

十七

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伏伦斯基上彼得堡铁路火车站去接母亲。他在车站大台阶上碰到的第一个人就是奥布朗斯基。奥布朗斯基是在等候乘同一班车来的妹妹。

“哦！阁下！”奥布朗斯基高声喊道，“你来接谁呀？”

“我接妈妈。”伏伦斯基像所有的人遇到奥布朗斯基一样，笑逐颜开地回答说，并且握了握他的手，便一起走上台阶，“她今天从彼得堡来。”

“我昨晚等你到凌晨两点钟。你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又上哪儿去了？”

“回家了。”伏伦斯基说，“老实说，昨天去过谢尔巴茨基家以后，我实在太高兴，所以哪儿也不想去了。”

“我凭烙印识骏马，凭眼睛识恋中人。”奥布朗斯基又像上次对列文一样朗诵起来。

伏伦斯基带着并不否认的神气笑了笑，但他马上又转了话题。

“你来接谁呢？”他问道。

“我吗？我来接一个漂亮女子。”奥布朗斯基说。

“原来如此呀！”

“谁歪着看事情，谁有歪心思。我是接我妹妹安娜。”

“哦，是卡列宁夫人吧？”伏伦斯基说。

“你想必认识她吧？”

“好像见过。也许没有……说真的，我不记得了。”伏伦斯基一听到卡列宁夫人这名字，就模模糊糊觉得有一种古板、枯燥的味道，所以心不在焉地回答说。

“不过，我那鼎鼎大名的妹夫阿历克赛·亚历山大罗维奇，你想必是认识的。全世界都知道他呢。”

“我只知道他的名声和相貌。我知道他很聪明，有学问，有点圣人味道……不过你也知道，这一切……跟我不相干[15]。”伏伦斯基说。

“是的，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有点儿保守，不过是一个极好的人。”奥布朗斯基说，“一个极好的人。”

“噢，这样他也就更走红了。”伏伦斯基笑着说，“啊，你也来啦。”他对站在门口的母亲的那个高个子仆人说，“到这儿来吧。”

伏伦斯基近来特别喜欢跟奥布朗斯基亲近，除了像大家一样，见到奥布朗斯基就觉得愉快之外，还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奥布朗斯基是和吉娣联系在一起的。

“怎么样，礼拜天咱们请那位女歌星吃饭好吗？”他笑嘻嘻地挽住奥布朗斯基的胳膊，对他说。

“行，我来邀集人。哦，你昨天跟我的朋友列文认识了吧？”奥布朗斯基问道。

“可不是，不过不知为什么他很快就走了。”

“他是一个极好的人。”奥布朗斯基说，“不是吗？”

“我不知道，”伏伦斯基回答说，“不知为什么所有的莫斯科人都有点儿不太客气，自然，跟我说话的这一位除外。”他戏谑地补充一句，“不知为什么这些莫斯科人总是摆着一副挑衅的架势，怒气冲冲的，仿佛随时准备给人一点颜色看看……”

“这是有的，确实是有的……”奥布朗斯基快活地笑着说。

“怎么样，快到了吧？”伏伦斯基问一个铁路职工。

“火车已经开出了。”那个职工回答说。

车站上的准备活动，搬运夫的来回奔跑，宪兵和铁路职工的出现以及接客人的纷纷到来，越来越明显地表示火车就要到了。透过寒冷的雾气，可以看见一些工人身穿小皮袄，脚蹬软毡靴，跨过弯弯线路上的铁轨，向前走着。远处的铁轨上响着机车的汽笛声和重东西滚动的隆隆声。

“不，”奥布朗斯基很想把列文有意向吉娣求婚的事对伏伦斯基说说，这时就说道，“不，你对我们列文的看法不对。他是一个非常神经质的人，有时确实使人不喜欢，不过有时倒也非常可爱。他天性忠厚、诚实，一颗心像金子一般。不过昨天有特殊原因。”奥布朗斯基带着意味深长的微笑说下去，完全忘记了昨天他对自己的好友真心实意的支持，而且现在他也怀着同样的支持心情，只不过支持的是伏伦斯基罢了，“是的，为什么他特别高兴，或者特别不高兴，那是有原因的。”

伏伦斯基站下来，直截了当地问：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是不是他昨天向你姨妹求婚了？”

“很可能。”奥布朗斯基说，“我看，昨天就是这么一回事儿。是的，如果他走得很早，而且情绪很坏的话，那就是这样……他恋上她很久了。我真替他难过。”

“原来如此呀！……不过我想，她完全有希望找一个更好的夫婿。”伏伦斯基说过这话，挺起胸膛，又踱起步来。“不过，我不了解他。”他补充一句，“是啊，这情形确实很难受！就因为这样，许多人宁愿去找窑姐。在那儿，如果弄不到手，只能证明你的钱不够，可是在这儿，要看人家是不是瞧得起你。哦，火车到了。”

真的，机车汽笛已经在远处叫了。过了几分钟，站台就震动起来，机车喷吐着因为寒冷朝下直扑的蒸汽，缓慢而有节奏地摇动着中轮杠杆，带着弯腰弓背、穿得厚厚的、浑身霜雪的司机驶了过来。煤水车之后，便是一节满载着行李和一条汪汪直叫的狗的车厢渐渐移动过来，越来越慢，站台震动得越来越厉害；终于一节节客车进了站，抖动几下，便停了下来。

一个神气活现的列车员不等车停下，就一面吹哨子一面跳下车来。一些性急的乘客也跟着他一个一个往下跳。有一名近卫军军官，身子笔挺，神情严峻地向四周围打量着；有一个机灵的小商人，手拿提包，快活地笑着；还有一个背着口袋的庄稼人。

伏伦斯基站在奥布朗斯基旁边，打量着一节节车厢和下车的旅客，完全忘记了母亲。他因为刚才听到有关吉娣的事，心里又兴奋又快活。他的胸脯不由得挺了起来，眼睛也亮了。他觉得自己是个胜利者。

“伏伦斯基伯爵夫人在这节车厢里。”那个神气活现的列车员走到伏伦斯基面前说。

列车员的话唤醒了他，这使他想起母亲，想起马上就要和母亲见面。他在内心里并不尊敬母亲，也不爱她，虽然自己也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依照他所处的社会的观念，凭他所受的教育，他对待母亲不能有别的态度，只有百分之百的孝顺和尊敬。然而越是需要在表面上孝顺和尊敬，他在内心里越是不尊敬她，不爱她。

十八

伏伦斯基跟着列车员朝车厢里走去。他在门口站下来，给一位下车的太太让路。伏伦斯基凭着社交界人素有的眼力，只对这位太太的外貌瞥了一眼，就断定她是上流社会的人。他道了一声歉，就要朝车厢里走去，可是觉得还需要再看她一眼，不是因为她长得很美，不是因为她的整个身姿所显露出来的妩媚和优雅的风韵，而是因为经过她身边时，她那可爱的脸的表情中有一种特别温柔、特别亲切的意味。当他回头看的时候，她也转过头来。她那一双明亮的、在浓密的睫毛下面显得乌黑的灰眼睛亲切而留神地注视着他，像是在认他，接着又立刻转向走来的人群，像是要寻找什么人。在这短短的一瞥中，伏伦斯基发现有一股被压抑着的生气，闪现在她的脸上，荡漾在她那明亮的眼睛和弯了弯朱唇的微微一笑中。仿佛在她身上有太多的青春活力，以至于由不得她自己，忽而从明亮的目光中，忽而从微笑中流露出来。她有意收敛起眼睛里的光彩，但那光彩却不听她的，又在微微一笑中迸射出来。

伏伦斯基走进车厢。他的母亲是一个黑眼睛、鬈头发的干瘦老太太。她眯缝起眼睛打量着儿子，那薄薄的嘴唇微微笑着。她从座位上站起来，把提包交给侍女，把一只又干又小的手伸给儿子，接着又托起儿子的头，在他的脸上吻了吻。

“收到电报了吗？你好吗？感谢上帝。”

“您一路上好吗？”儿子说着，在她旁边坐下来，情不自禁地倾听着门外一个女子说话的声音。他知道这是他刚才在门口遇到的那位太太在说话。

“我还是不同意您的话。”那位太太说。

“这是彼得堡的看法，夫人。”

“不是彼得堡的看法，只是女人家的看法。”她回答说。

“好吧，夫人，让我吻吻您的手吧。”

“再见，伊凡·彼得罗维奇。哦，您去看看，我哥哥来了没有，叫他到我这儿来。”那位太太在门口说过这话，又走进车厢里来。

“怎么样，您找到我哥哥了吗？”伏伦斯基伯爵夫人问那位太太。

伏伦斯基恍然大悟，这就是卡列宁夫人。

“令兄就在这儿。”他说着，站了起来，“真对不起，我刚才没认出您来，而且咱们见面时间太短了。”伏伦斯基一面说，一面鞠躬，“所以您想必也不记得我了。”

“哦，不。”她说，“我可以说是很了解您了，因为我和令堂一路上谈的都是您的事呢。”她说着，终于让按捺不住的青春活力从微笑中流露出来，“可是我还没见到哥哥呢。”

“你去把他叫来，阿历克赛。”老伯爵夫人说。

伏伦斯基走到站台上，喊道：

“奥布朗斯基！这儿来！”

可是卡列宁夫人却没有等哥哥，一看到他，就迈着矫健而轻盈的步子走出车厢。等哥哥一走到她跟前，她立即用左臂搂住哥哥的脖子，迅速地把他拉过来，使劲儿吻了吻，那动作的利落和优美使伏伦斯基感到惊愕。伏伦斯基目不转睛地看着她，笑着，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笑。等他想起母亲还在等他，就又走进车厢里。

“她挺可爱，不是吗？”伯爵夫人说起卡列宁夫人，“她丈夫让她跟我坐在一起，我也很高兴。我跟她谈了一路。哦，你呢，我听说……你的高尚的爱情一直还是连连不断呢。这更好，我的好孩子，这更好。”

“我不知道您指的是什么，妈妈。”儿子冷冷地回答说，“好啦，妈妈，咱们走吧。”

卡列宁夫人又走进车厢，来向伯爵夫人告别。

“这不是，伯爵夫人，您见到儿子了，我也见到哥哥了。”她快活地说，“我的事儿也全讲完了，再也没什么可讲的了。”

“才不是呢。”伯爵夫人拉住她的手说，“我跟您在一起，就是把天下走遍，也不会觉得寂寞。有一些可爱的女子，跟她们谈话也觉得愉快，相对无言也觉得愉快，您就是这样的一个。您也不必为您的儿子操心：总不能一辈子不离开呀。”

卡列宁夫人一动不动地站着，身子挺得格外直，她的眼睛在笑着。

“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16]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哩。”伯爵夫人向儿子解释说，“她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这一次把儿子留在家里，老是不放心。”

“是啊，我和伯爵夫人一直在谈哩，我谈我的儿子，她谈她的儿子。”卡列宁夫人说。她的脸上又浮起微笑，很亲切的笑，是对他的。

“大概这使您感到很厌烦了。”他毫不怠慢，立即接过她抛给他的风情之球，说道。可是她不愿意继续用这种腔调说下去，就又对老夫人说：

“非常感谢您。我都不觉得，昨天一天就过去了。再见吧，老夫人。”

“再见，我的好朋友。”老夫人回答说，“让我吻吻您漂亮的脸蛋儿吧。我索性倚老卖老，直截了当地说一句：我简直爱上您了。”

尽管这是老一套的恭维话，卡列宁夫人却信以为真，而且因此十分高兴。她的脸红了红，就微微弯下身子，把脸凑到老夫人的嘴唇上，然后又直起身子，带着荡漾在唇边和眼角的那种微笑，把手伸给伏伦斯基。他握了握她伸给他的纤手，她也紧紧握住他的手，并且大胆地摇晃了几下，他因为这样带劲儿的握手感到非常高兴，觉得有什么特别的意味。她快步走了出去。她身躯相当丰满，走起路来却出奇地轻盈。

“太可爱了。”老夫人说。

她的儿子也在这样想。他目送着她，直到她那婀娜的身姿看不见为止；他的脸上一直带着微笑。他从窗口看到她走到哥哥跟前，挽住他的手，很起劲地对他说起话来，显然说的是跟他伏伦斯基完全不相干的事，这使他感到懊丧。

“哦，妈妈，您身体一直很好吗？”他又向母亲问了一遍。

“一直很好，非常好。亚历山大很逗人喜欢。玛丽雅也长得很好看，她挺好玩儿。”

于是她又说起她最关心的事，也就是孙子的洗礼，她就是为这事上彼得堡去的。她还说起皇上对大儿子的特殊恩宠。

“那不是，拉夫伦季也来了。”伏伦斯基望着窗外说，“如果没有别的事，咱们现在可以走了。”

跟随老夫人来的老管家走进车厢报告说，一切都收拾好了，于是老夫人站起来，准备走。

“咱们走吧，这会儿人少了。”伏伦斯基说。

侍女拿起提包，抱起小狗，管家和搬运夫拿起另外几件行李。伏伦斯基挽起母亲的胳膊，可是，在他们走出车厢的时候，忽然有几个人带着惊恐的神色从他们身边跑过。站长也戴着他那颜色与众不同的制帽跑过去。显然是出了什么意外事儿。许多人离开火车向后跑去。

“怎么啦？……怎么啦？……在哪儿？……撞上了！……轧死了！……”走过的人纷纷传说着。

奥布朗斯基和妹妹手挽着手，也带着惶恐的神色走了回来，在车厢门口站住，避开拥挤的人群。

太太们又进了车厢，伏伦斯基和奥布朗斯基就跟着人群去了解车祸的详情。

一名看道工，不知是喝醉了酒，还是因为天太冷把头都裹起来，没有听见火车倒车，被轧死了。

伏伦斯基和奥布朗斯基还没有回来，两位夫人就从老管家嘴里听到了车祸详情。

奥布朗斯基和伏伦斯基都看到了血肉模糊的尸体。奥布朗斯基显然非常难过，他皱着眉头，好像就要哭出来。

“哎呀，好可怕呀！哎呀，安娜，你可是不能看！哎呀，好可怕呀！”他不住地说。

伏伦斯基没有说话，他那漂亮的脸很严肃，但十分平静。

“哎呀，老夫人，您真不能看。”奥布朗斯基说，“他老婆也来了……她那样子真可怕……她一头扑到尸体上。听说，家里有一大帮人，全靠他一个人养活呢。真可怕呀！”

“能不能为她想点儿什么办法？”卡列宁夫人焦灼不安地小声说。

伏伦斯基朝她看了看，就立即走出车厢。

“我看一下子就回来，妈妈。”他在门口回过头说了一句。

几分钟之后，他回来的时候，奥布朗斯基已经在和老夫人谈那个新来的歌星了，老夫人一面焦急地望着门口，等着儿子。

“现在咱们走吧。”伏伦斯基一进来，就说。

他们一起下了车。伏伦斯基和母亲走在前面，卡列宁夫人和哥哥走在后面。在车站出口处，站长追了上来，走到伏伦斯基跟前。

“您交给副站长两百卢布，请问，您这是给谁的？”

“给那个寡妇。”伏伦斯基耸耸肩膀说，“我真不明白，这有什么可问的？”

“是您给的吗？”奥布朗斯基在后面叫道，他紧紧攥了攥妹妹的手，又补充说，“太好了，太好了！他这人真是好极了，不是吗？再见吧，老夫人。”

于是他和妹妹站了下来，找她的侍女。

他们出站的时候，伏伦斯基家的马车已经走了。从站里出来的人还在纷纷议论刚才出的事儿。

“死得好惨啊！”一位先生从旁边走过，说，“听说，轧成了两截。”

“我看，恰恰相反，这样死最轻松，一眨眼就过去了。”另一个人说。

“这种事儿怎么不设法提防呀。”还有一个人说。

卡列宁夫人坐上马车，奥布朗斯基惊愕地看到她的嘴唇在哆嗦，看到她使劲儿憋着眼泪。

“您怎么啦，安娜？”等他们走出几百丈之后，他问道。

“这是不祥之兆呀。”她说。

“胡说什么！”奥布朗斯基说，“你来了，这就是最要紧的。你真想象不到，我对你抱多大的希望。”

“你早就认识伏伦斯基了吗？”她问道。

“是的。你可知道，我们希望他和吉娣结婚呢。”

“是吗？”安娜小声说，“哦，现在咱们来谈谈你的事吧，”她又说，并且甩了甩头，就好像要甩掉多余的、碍事的东西似的，“就谈谈你的事吧。我一接到你的信，就来了。”

“是啊，全指望你呢。”奥布朗斯基说。

“那你就原原本本地对我说说吧。”

奥布朗斯基就说了起来。

马车来到家门口，奥布朗斯基扶妹妹下了车，叹了一口气，握了握她的手，自己就到衙门里去了。

十九

安娜来到房里的时候，陶丽正和现在已经很像父亲的浅色头发胖男孩一起坐在小客厅里，听他念法文读本。小男孩一面念，一面转悠着小褂上一个勉强挂住的扣子，一心要把扣子扯下来。母亲几次把他的手拉开，可是那胖乎乎的小手还是在玩那扣子。母亲就把扣子扯下来，放到口袋里。

“手老实些，格里沙。”她说过，又拿起她编织了很久的毛毯。她在心里难受的时候，总是织织毛毯。现在她又心烦意乱地织起来，手指头一起一落的，并且数着针数。尽管她昨天就叫仆人对丈夫说，他的妹妹来不来不干她的事，她还是为她的到来做好了一切准备，并且很急切地等待着小姑。

陶丽痛不欲生，心灰意冷。不过，她没有忘记，小姑安娜是彼得堡一位要人的太太，是彼得堡的贵夫人。就因为这样，她没有照她对丈夫说的话行事，也就是没有忘记小姑要来。“是的，毕竟这事儿一点也怪不得安娜。”陶丽想，“我觉得她这人再好不过了，而且她对待我也一直很亲热，很爱护。”是的，就她在彼得堡卡列宁家得到的印象来说，她是不喜欢他们那个家庭的。他们家庭生活的各方面都有一种虚伪做作的味道。“可是我有什么理由不接待她呢？只要她不来安慰我就行！”陶丽想道，“一切安慰、开导、基督式的饶恕，这一切我反复想过一千遍了，全没有用。”

这些天来，陶丽只是和孩子们在一起。她不愿意说自己的伤心事，自己有伤心事就不能去谈别人的事。她知道，不管怎样，她会把一切都说给安娜听的；所以，一会儿，她想到可以对她说说，就感到高兴；一会儿，又想到还得把自己受的屈辱对她，对他的妹妹说说，还得听她那些老一套的劝告和安慰的话，就感到懊恼。

她不住地看钟，时时刻刻都在等待她的到来，但是却像常有的情形一样，偏偏忽略了客人到来的那一小会儿，所以没有听到铃声。

她听见已经来到门口的衣服窸窣声和轻盈的脚步声，转过头来，在她那憔悴的脸上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的不是喜悦，而是惊愕。她站起来，一把把小姑抱住。

“怎么，你已经到啦？”她一面说，一面吻安娜。

“陶丽，我看见你多高兴呀！”

“我也很高兴。”陶丽很勉强地笑着说，一面看着安娜脸上的表情，很想弄清楚她是否知道那件事。“想必知道了。”她发现安娜脸上有同情的神气，心里就这样想。“哦，咱们走吧，我带你到你的房里去。”她想尽可能把谈正题的时间往后拖一拖，就又这样说。

“这是格里沙吗？我的天，他长得多高啦！”安娜说着，吻了吻他，眼睛一直看着陶丽，她站了下来，脸红了红，“不，哪儿也不用去。”

她解下头巾，摘下帽子，她那到处卷曲的黑发有一绺被帽子挂住，她甩甩头，把头发抖落下来。

“你光彩照人，真是又幸福，又健康呀！”陶丽几乎带着妒意说。

“我吗？……是的。”安娜说，“我的天，丹尼娅！你跟我的谢辽沙同岁呢。”她对跑进来的女孩子说，她把她抱起来，吻了吻，“多好看的小姑娘，真好看！把几个孩子都让我看看。”

她提起每一个孩子，不仅记得他们的名字，而且记得他们的出生年月、性格以及害过一些什么病。陶丽不能不认为这是难能可贵的。

“好，咱们就去看看他们吧。”陶丽说，“可惜瓦夏还在睡觉呢。”

她们看过孩子们以后，就在客厅里坐下来，这时只有她们两个，面对着咖啡，安娜端起托盘，随后又把托盘推开。

“陶丽，”她说，“哥哥对我说了。”

陶丽冷冷地看了安娜一眼。她等待她说虚情假意的同情话，可是这一类的话安娜却一句也没有说。

“陶丽，好嫂子！”她说，“我既不想替他说话，又不想安慰你，那是没有用的。不过，好嫂子呀，我真替你难过，打从心底替你难过！”

她那浓密的睫毛下面明亮的眼睛里一下子就汪起泪水。她往嫂子跟前坐了坐，用她那嫩生生的纤手抓住嫂子的手。陶丽没有闪开，可是脸上的冷淡表情并没有改变。她说：

“安慰我是没有用的。一出了那种事儿，什么都失去了，什么都完了！”

她一说出这话，她脸上的表情顿时变得温和了。安娜拉起陶丽那又干又瘦的手，吻了吻，就说：

“不过，陶丽，该怎么办，怎么办呢？在这种可怕的局面下，怎么办才好呀？这就应该想一想了。”

“什么都完了，没什么好想的了。”陶丽说，“你要知道，最糟糕的是我没法甩开他；有几个孩子，我舍不得离开。可是我又没法跟他过下去，看到他我就受不了。”

“陶丽，好嫂子，他对我说过了，可是我还想听你说说，你就把一切都对我说说吧。”

陶丽用疑问目光朝她望了望。

安娜脸上的同情和爱护的神情显然不是装出来的。

“好吧。”她忽然说，“不过我要从头说起。我怎样出嫁，你是知道的。我是我妈教养大的，不仅天真无知，而且非常糊涂。我什么也不懂。我听人家说，做丈夫的都要把自己以前的事对妻子说说，可是司基瓦……”她改口说，“司捷潘·阿尔卡迪奇却什么也没有对我说过。你也许不相信，可是我一直以为我是他亲近过的唯一女人。我就这样过了八年。你要知道，我不仅没想到他会有外心，而且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可是，你瞧，我就抱着这样的想法忽然一下子知道了全部可怕的事，肮脏的事……你替我想想吧。本来满以为自己是幸福的，可是忽然……”陶丽憋住哭，继续说下来，“忽然看到一封信……他给他的情妇，给我们的家庭女教师的信。是的，这太可怕了！”她急忙掏出手绢，把脸捂住，“如果是一时冲动，那还可以谅解。”她沉默了一会儿，又继续说下去，“可他是处心积虑，想尽鬼花样欺骗我……又是跟哪一个呀？……一面还做我的丈夫，一面跟她在一起……这太可怕了！你是无法理解的……”

“不，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的好陶丽呀，我能理解。”安娜握着她的手说。

“你以为他能理解我的处境有多么可怕吗？”陶丽又说，“一点也不！他天天快快活活，扬扬得意呢。”

“才不呢！”安娜立刻打断她的话说，“他挺可怜，他后悔得要命……”

“他会后悔吗？”陶丽凝视着小姑的脸，打断她的话，问道。

“是的，我了解他。我看他实在可怜。你我都是了解他的。他心肠好，可是他很骄傲，现在却觉得没脸见人。最使我感动的就是（安娜一下子就猜到最能打动陶丽的是什么）……有两件事使他很痛心：一件是他没脸见孩子们，另外一件就是他爱你……是的，是的，在世界上他最爱的就是你，”她看出陶丽想反驳，急忙抢着说，“爱你却又给你造成痛苦，使你伤透了心。他老是在说：‘不，不，她不会饶恕我的。’”

陶丽一面听小姑说话，一面若有所思地朝一旁望着。

“是的，我明白，他的处境很糟。有罪的人往往比无罪的人更难受，如果他能感觉到一切不幸都是由于他的罪过的话。”她说，“可是怎么能饶恕呢？既然有了那个女人，我怎么能再做他的妻子呢？现在我再和他生活在一起，那是很痛苦的，就因为我爱惜我过去对他的爱情……”

她哭了起来，说不下去了。

但就像有意似的，她的心一软下来，就又说起刺激自己的话来。

“那女人又年轻又漂亮嘛。”她又说下去，“你可知道，安娜，是谁把我的青春、我的美貌消磨掉了？是他和他的孩子们呀。我天天伺候他，我的一切都在他身上消耗完了，现在他遇上一个鲜嫩的贱货，自然更喜欢啦。他们一定在一起说我呢，也许更坏，连提也不提。你明白吗？”她的眼睛里又燃起怒火，“在这之后他再对我说这说那……怎么，我还能相信他吗？永远不能。是的，一切都完了，一切，那成为我的安慰、成为我的辛苦劳累的报酬的一切……你能相信吗？比如我刚才教格里沙念书，以前这是一种乐趣，现在却成了一种痛苦。我何必卖力，何必劳累呢？要小孩子干什么呢？最可怕的是，我的心一下子完全变了，我对他的爱、对他的情没有了，对他只有恨，是的，只有恨了。我恨不得把他杀了……”

“陶丽，好嫂子，我都明白，不过你不要折磨自己。你太伤心，太气愤了，因此有许多地方你看走了样。”

陶丽安静下来。她们有两分钟没有说话。

“怎么办呢，安娜？你帮我想想吧。我什么都反复想过了，可是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

安娜也想不出什么办法，但是她的心对嫂嫂的每一句话和脸上的每个表情都有直接的反应。

“我只说一点，”安娜开口说，“我是他妹妹，我知道他的性情，知道他那种健忘的脾性（她在脑门前做了一个手势），知道他会完全着迷，但也会完全后悔。他现在就无法相信，无法明白，他怎么会做出他做的那种事来。”

“不，他明白，他很明白！”陶丽打断她的话说，“可是我……你把我忘了……难道我好过吗？”

“你别急。在他对我说这事儿的时候，说实在的，我还不理解你的处境有多么可怕。我只是看到他，看到家庭乱了套；我很可怜他。可是，跟你谈了谈以后，我作为一个女人，就看到了另一面。我看到你的痛苦，心里真说不出多么替你难受！可是，陶丽，好嫂子，我完全理解你的痛苦，只有一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心里对他还有多少爱。只有你知道，是不是还有足够的爱支持你饶恕他。如果还有的话，就饶恕他吧！”

“不。”陶丽说起来，可是安娜又吻了一下她的手，把她的话打断了。

“我比你更了解上流社会。”安娜说，“我了解像司基瓦这样的人，知道他们怎样看待这种事儿。你说，他会跟她在一起说你什么。才不会哩。这些男人干着偷鸡摸狗的事，可是在他们的心目中，家庭和妻子那还是很神圣的。不管怎样他们还是瞧不起那些女人，那些女人也妨害不了他们对家庭的感情。他们在家庭和那些女人之间画了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儿，但事实就是这样。”

“是的，可是他亲过她了呀……”

“陶丽，听我说，好嫂子。当年司基瓦爱上你的时候，我是看见的。我记得那时候，他跑到我那儿，说到你，还流泪呢，你在他心目中多么富有诗意，多么崇高呀！我知道，他同你生活越久，你在他心目中变得越高。我们还常常取笑他哩，笑他每说一句话都要加上一句：‘陶丽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你在他心目中永远是神圣的，现在还是这样。这次冲动不是他有心……”

“可是，如果以后还要冲动呢？”

“我看，这是不会的……”

“好吧，不过，要是你遇上了，也能饶恕吗？”

“我不知道，我说不准……不，我能。”安娜想了想，说。她想象了一下这样的处境，在内心的天平上衡量了一番，又补充说：“是的，我能，我能，我能。是的，我会饶恕的。我会和原来不一样了，是的，不过我会饶恕的，而且是完全饶恕，就像没有那回事儿，根本没有那回事儿一样。”

“哦，那当然，”陶丽很快地接话说，就好像她说的是她考虑过多次的，“要不然那就不是饶恕了。要是饶恕，就得完完全全饶恕。好啦，咱们走吧，我带你到你的房间里去。”她说着，站起来，一面走一面把安娜搂住，“我的好妹妹，你来了，我多么高兴呀。我好过些了，好过多了。”

二十

这一天，安娜整天都待在家里，就是说，待在奥布朗斯基家里。她没有接见任何人，虽然已经有几个熟人听说她来了，当天就来拜访她。安娜整个上午都是跟陶丽和孩子们在一起。她只是打发人送一张字条给哥哥，叫他务必回家来吃午饭。她写道：“来吧，上帝是仁慈的。”

奥布朗斯基在家里吃的午饭，谈的是家常话，妻子和他说话，又称起“你”，这是很久没有过的。夫妻之间原来的隔阂依然存在，但是已经不谈什么分离的话了。奥布朗斯基看到有交换意见与和解的可能了。

刚吃过午饭，吉娣就来了。她认识安娜，但不怎么了解她。所以吉娣来到姐姐家，不能不有点儿惶恐，不知道这位人人交口赞誉的彼得堡贵夫人怎样对待她。可是安娜很喜欢她，这一点她立刻就看出来了。安娜显然很欣赏她的美丽和年轻。吉娣还没有定下神来，便觉得自己不仅受到她的感染，而且觉得自己爱上了她，就像一般年轻姑娘爱慕已婚和年长的妇女那样。安娜不像一个上流社会的贵夫人，也不像有了八岁的孩子的母亲。要不是她眼睛里那惊动和吸引着吉娣的严肃而有些忧郁的神情，凭她那动作的灵活、她的娇艳以及凝聚在她的脸上、时而从微笑中、时而从目光中流露出来的勃勃生气，她倒是像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吉娣觉得安娜十分纯真，什么也不掩饰，不过也觉得她另有一个崇高的、她吉娣无法理解的复杂的、诗意的精神境界。

饭后，等陶丽一回到自己的房里，安娜就很快地站起来，走到正要吸雪茄的哥哥跟前。

“司基瓦，”她快活地挤着眼睛，对他画着十字，用眼睛朝门口指了指，对他说，“去吧，上帝保佑你。”

他领会了她的意思，丢下雪茄，走了出去。

等奥布朗斯基走了之后，她又回到沙发上，坐在孩子们的包围圈里。不知是因为孩子们看出妈妈喜欢这位姑姑，还是因为他们自己觉得她身上有一股特殊的魅力，先是两个大的，然后像常有的情形一样，几个小的也学他们的样儿，在饭前就缠住新来的姑姑，再也不离开她。他们就像在玩一种游戏，看谁能坐得离姑姑近些，看谁能挨到她，谁能拉着她的纤手，亲她，玩她的戒指，或者至少摸摸她衣服上的皱边。

“好啦，好啦，咱们还像刚才那样坐。”安娜说着，坐到原来的地方。

于是格里沙的头又钻到她的胳膊底下，紧紧贴住她的衣服，脸上露出得意和幸福的神气。

“哦，什么时候举行舞会呀？”她问吉娣。

“下个星期，是一次盛大的舞会呢。在一些舞会上总是很快活的，这一次就是。”

“噢，有那样一种总是很快活的舞会吗？”安娜带着亲切的讥笑口吻说。

“奇怪是奇怪，不过是有的。在鲍布利晓夫家总是快活的，在尼基丁家也是这样，可是在梅日科夫家就往往很乏味。您难道没有发觉吗？”

“不，好妹妹，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快活的舞会了。”安娜说，于是吉娣又在她的眼睛里看到那个没有对她开放的特别境界，“对我来说，只是有一些舞会叫人觉得不那么难受和乏味罢了……”

“您怎么会在舞会上感到乏味呢？”

“我又怎么不会在舞会上感到乏味呢？”安娜问。

吉娣发觉安娜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回答。

“因为您总是最美呀。”

安娜最容易脸红。她红了脸，说：

“第一，从来不是这样；第二，就算是这样，这对我又能怎样呢？”

“这次舞会您去吗？”吉娣问。

“我想，我不能不去。你就拿去吧。”她对丹尼娅说。丹尼娅正在把很容易脱落的戒指从她那白白的、尖端细细的手指上往下捋。

“要是您能去，我就真的太高兴了。我多么想在舞会上看到您呀。”

“如果能去的话，一想到至少可以使您高兴，那我就心满意足了……格里沙，别揪头发，就这样已经够乱啦。”她说着，理了理格里沙玩的那一绺耷拉下来的头发。

“我想象您在舞会上穿紫色衣裳呢。”

“为什么一定要穿紫色的？”安娜笑着问，“喂，孩子们，去吧，去吧。听见没有？古丽小姐叫你们去喝茶哩。”她说着，从孩子堆里抽身出来，打发他们到餐室里去。

“我可是知道您为什么叫我去参加舞会。您对这次舞会抱着很大的希望，所以就巴不得人人都在场，人人都参加。”

“您怎么知道的呀？就是的。”

“啊！你正处在一个多么美好的时候呀。”安娜继续说下去，“我记得和熟悉这蔚蓝色的雾，就像瑞士那山里的雾一样。这蔚蓝色的雾笼罩着童年即将结束时那个幸福时代的一切，离开那又幸福又欢乐的广阔天地，路就越来越窄，等到走进那穿廊，那就有欢乐也有恐惧了，尽管那穿廊似乎也是光明和美好的……谁没有走过这条路呀？”

吉娣微笑着，没有说话。“可是她是怎样走过来的呢？我真想知道她的全部恋爱史呀。”吉娣想道，同时想起她丈夫卡列宁那俗不可耐的外貌。

“我知道一点事儿。司基瓦对我说的，我祝贺您，我很喜欢他。”安娜继续说，“我在火车站遇到伏伦斯基了。”

“啊，他上火车站去了吗？”吉娣飞红了脸问道，“司基瓦对您说了些什么？”

“司基瓦全说给我听了，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昨天是和伏伦斯基的母亲同车来的。”她继续说，“他母亲不停地对我谈他的事，他是她的宝贝；我知道，做母亲的都是偏爱，不过……”

“他母亲究竟对您说了些什么？”

“哈，说的可多呢！所以我知道，他是她的宝贝，不过还是可以看出来，这是一个讲义气的男子……比如，她说他要把全部财产都让给哥哥，说他在小时候就做过不寻常的事，救过一个落水的女子。一句话，是个英雄。”安娜笑着说，同时想起他在车站上给人家两百卢布的事。

不过她没有说那两百卢布的事。不知怎的，她想起这事儿就有点儿不愉快。她觉得，这事儿跟她有点儿什么关系，有一种不应该有的意味。

“老夫人再三请我上她家里去，”安娜继续说，“我也很高兴看看老人家，明天我就去看她。哦，感谢上帝，司基瓦在陶丽房里待了很长时间啦。”安娜补充一句，改变了话题，并且站了起来，吉娣觉得似乎她因为什么事感到不愉快。

“不，是我第一！不，是我！”孩子们喝完茶，吵吵嚷嚷地朝安娜姑姑跑来。

“大家一齐到！”安娜说过这话，便笑哈哈地迎着孩子们跑去，把这一堆闹哄哄的、快活得直叫的孩子搂住，并且一起倒在地上。

二十一

快到大人喝茶的时候，陶丽才从自己的房里走了出来。奥布朗斯基没有出来，他想必是从后门出了妻子的房间。

“我怕你在楼上冷，”陶丽对安娜说，“我想让你搬到楼下来，这样咱们就靠得更近了。”

“哎呀，不要为我操心吧。”安娜一面回答，一面注视着陶丽的脸，很想弄清楚是不是和解了。

“你在这儿要暖和些。”嫂子说。

“我对你说吧，我不论在哪儿，都能睡得跟土拨鼠一样。”

“你们这是说的什么呀？”奥布朗斯基从房里走出来，向妻子问道。

吉娣和安娜一听到他说话的口气，立刻就明白，他们已经和解了。

“我想让安娜搬到楼下来，可是要换换窗帘。谁也换不好，我得亲自动手了。”陶丽回答他说。

“天知道，他们是不是完全和解了呢？”安娜听到她的冷淡、平静的口气，心里想道。

“哎呀，得了，陶丽，你总是自找麻烦。”丈夫说，“好啦，你要是同意，一切由我来办吧……”

“是的，一定和解了。”安娜想道。

“我知道你办事都是怎么办的。”陶丽回答说，“你把办不成的事都交给马特维去办，自己转身就跑掉，他把什么都弄得一团糟。”陶丽说这话的时候，嘴角浮现出平素那种讥讽的微笑。

“完全、完完全全和解了。”安娜想道，“感谢上帝！”因为和解是她促成的，心里十分高兴，情不自禁地走到陶丽跟前，吻了吻她。

“绝对不会的，你怎么这样瞧不起我和马特维呀？”奥布朗斯基微微笑着对妻子说。

整个晚上，陶丽像往常一样对待丈夫总带一点儿讥笑的神气，奥布朗斯基却又快活又得意，但不让得意之色过分流露，以免让人觉得他得到饶恕便忘记了自己的罪过。

在九点半，奥布朗斯基家特别高兴、特别愉快的家庭茶余夜话被一件似乎极平常的事破坏了。不过不知为什么大家都觉得这件很平常的事有点儿奇怪。在谈到彼得堡共同的熟人时，安娜很快地站了起来。

“我的照相簿里有她的照片呢。”她说，“顺便也让你们看看我的谢辽沙。”她带着做母亲的得意的笑容说。

快十点钟了，平时这时候她要和儿子互道晚安，而且常常在赴舞会之前亲自安顿儿子睡觉，此时她离儿子这么远，不由得惆怅起来。不论大家在谈什么事，她的心总是要飞回她那鬈发的谢辽沙身边。她很想看看他的照片，谈谈他。她一看到有了由头，就站起来，迈着她那轻盈而利落的步子前去取照相簿。通往她的房间的楼梯正对着外面大楼梯的平台。

就在她走出客厅的时候，前厅里的铃响了。

“这会是谁呢？”陶丽说。

“要是来接我，那就太早了；要是来找谁，那就太晚了。”吉娣说。

“一定是送公文来了。”奥布朗斯基插嘴说。当安娜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一名仆人跑上来通报有客人来到，这时来客就站在灯光下。安娜朝下面一看，立刻就认出是伏伦斯基，不知为什么她心里顿时出现一种又高兴又慌乱的奇怪心情。他站着，没有脱大衣，正在口袋里掏一样什么东西。她走到楼梯中间的时候，他抬起眼睛，看到了她，在他的脸部表情中出现了一种羞惭和惶恐的神气。她微微点了点头，就上楼去了，接着就听到奥布朗斯基大声喊他进去，又听到伏伦斯基用不高的柔和而平静的声音表示谢绝。

安娜拿着照相簿回来的时候，他已经走了。奥布朗斯基说，他是来问问明天他们请一位外来的名人吃饭的事。

“他怎么也不肯进来。他这人多怪呀。”奥布朗斯基又说。

吉娣的脸红了红。她以为只有她明白他为什么来，又为什么不进来。“他到我家去过了。”她想道，“没有找到我，就想到我在这儿；可是他不进来，因为他觉得太晚了，而且安娜在这儿。”

大家互相看了看，什么也没有说，就看起安娜的照相簿。

一个人在晚上九点半上朋友家问打算请客的事，没有进门，本没有什么特别和奇怪的；可是大家都觉得这事儿奇怪。最觉得奇怪和不自在的是安娜。

二十二

当吉娣和母亲登上灯火通明、摆满鲜花，站满扑了香粉、身穿红色长袍的仆人的宽大楼梯时，舞会刚刚开始。大厅里传出像蜂房里那样均匀的沙沙的动作声。当她们站在摆满盆花的楼梯平台上对着镜子整理头发和衣服时，大厅里传出小提琴那小心翼翼的清楚的声音，乐队开始演奏第一支华尔兹了。一个浑身香水气味、对着另一面镜子理了理白色鬈发的穿便服小老头，在楼梯上碰到她们，显然因为很欣赏他不认识的吉娣，给她们让了路。一个没有胡子的青年，也就是谢尔巴茨基老公爵称为活宝贝的上流社会青年，穿着领口特别大的背心，一面走一面理着雪白的领带，向她们鞠了一个躬，走过去之后，又回来请吉娣跳卡德里尔舞。第一圈卡德里尔舞她已经答应了伏伦斯基，所以她只能答应同那位青年跳第二圈。一位军官正在扣手套上的扣子，在门口让了路，一面捋着小胡子，一面欣赏玫瑰一般的吉娣。

尽管吉娣在服饰、发式和准备参加舞会的各方面都费了不少心思，花了很多工夫，可是她现在穿着色彩斑斓的网纱连衣裙和玫瑰色衬裙那么雍容、那么飘洒地步入舞厅，仿佛这一切花结、花边和服装上的一切饰物都没有花费过她和她家里人一分钟工夫，仿佛她生来就带着这网纱、花边和高高的头发，头发上还长着一朵带两片叶子的玫瑰花。

就要进入舞厅的时候，老公爵夫人想给她抻抻卷起来的腰带，吉娣微微闪了闪身子，躲开了。她觉得，她身上的一切自然是非常好看、非常优美的，一点也用不着整理了。

这是吉娣最幸福的一天。她的连衣裙没有一处不合身，花边披肩一点不往下溜，花结不皱也不脱落，粉红色高跟鞋一点不夹脚，穿着非常舒服，浓密的淡黄色假髻贴在她那小小的头上，就像自己的头发一样。长手套上的三个扣子都扣得好好的，没有松开，那手套裹住她的手，并没有改变手的模样。那系着肖像颈饰的黑丝绒绦带，特别温柔地绕着她的脖子。这丝绒绦带很有魅力，吉娣在家里在镜子里看到自己脖子的时候，就觉得这丝绒绦带在说话呢。别的方面也许都还有可斟酌之处，这丝绒绦带却肯定是迷人的。吉娣在这舞厅里朝镜子里的丝绒绦带看了一眼，也不由得笑了。看着那裸露的肩膀和手臂，就像碰到大理石一样感到凉丝丝的，这是她特别喜欢的一种感觉。她的眼睛闪闪发亮。她的朱唇也因为意识到自己的魅力不能不笑。她还没有走进舞厅，还没有走到那一群周身都是网纱、缎带、花边和鲜花，在等待着邀舞的妇女跟前（吉娣从来没有在这群妇女中停留过），就有人来请她跳华尔兹舞，而且来邀请的正是最出色的舞伴、舞蹈明星、著名舞蹈教练、舞会主持人、身材匀称的已婚美男子耶戈鲁什卡·科尔松斯基。他和巴宁伯爵夫人跳过第一圈华尔兹，刚刚把她放开，扫视了一下自己的兵马，也就是几对开始跳舞的男女，一看到进来的吉娣，就迈着舞蹈教练特有的那种潇洒的快步来到她面前，鞠了一躬，也不问她是不是愿意，就伸出手去搂她的纤腰。她回了一下头，看把扇子交给谁，女主人就笑眯眯地把扇子接了过去。

“您准时来到，太好了。”他搂住她的腰，对她说，“要不然迟到可是一种坏作风。”

她弯起左臂，搭到他的肩上，于是她那一双穿着粉红色皮鞋的纤足就随着音乐的节拍在光滑的镶花地板上轻盈而匀和地转动起来。

“跟您跳华尔兹一点不费力。”在跳华尔兹开头的慢步舞时，他对她说，“好极了，多么轻快，多么利落。”他几乎对所有的好舞伴都是这样说的。

她听到他的称赞，笑了笑，继续从他的肩头上打量着整个舞厅。她不像那初次抛头露面的姑娘，舞厅里所有的脸融合成一个仙境般的景象；她也不像那些跑腻了舞场的姑娘，觉得舞厅里所有的脸都熟悉得令人生厌。她介乎二者之间，她是很兴奋的，同时也相当镇定，能够观察舞厅里的一切。她看到舞厅的左边角落里聚集着交际界的精华。那儿有袒露到不能再露的美人儿、科尔松斯基的妻子丽蒂，有女主人，有秃顶油光锃亮的克利文，交际界精华汇集之处，往往他都要在场；许多小伙子朝那边望着，却不敢走过去；吉娣也看到司基瓦在那儿，接着就看到穿着黑丝绒连衣裙的安娜那优美的身段和头部。他也在那儿。自从拒绝列文求婚的那天晚上以后，吉娣就没有看见过他。她的敏锐的眼睛一下子就认出他来，甚至发觉他在看她呢。

“怎么样，再来一圈吧？您不累吗？”科尔松斯基轻轻喘了几口粗气，说。

“不了，谢谢。”

“把您送到哪儿去呀？”

“好像卡列宁夫人在这儿……请把我送到她那儿去吧。”

“遵命。”

于是科尔松斯基渐渐放慢脚步，跳着华尔兹径直向左边角落里的人群移动，一面嘴里说着：“对不起，太太们，对不起，对不起，太太们。”一面在花边、网纱、缎带的海洋中旋转着，连一根羽毛也没有挂到；他把自己的舞伴急剧地旋转了一圈，转得她那穿着绣花长筒丝袜的玉腿露了出来，她的长裙像扇子一样展了开来，蒙住了克利文的膝盖。科尔松斯基鞠了一个躬，挺了挺敞开的胸膛，就伸出手想把她搀到安娜跟前去。吉娣红了红脸，把裙裾从克利文的膝盖上拉下来。她多少有些头晕，向周围扫了一眼，寻找安娜。安娜没有像吉娣一心希望的那样穿紫色衣裳，却穿了一件黑丝绒敞胸连衣裙，露出她那像老象牙一样光润丰满的肩膀和胸脯，以及圆圆的胳膊和纤手。她的连衣裙镶的都是威尼斯花边。她的头上，在她那没有掺假发的一头黑发中，有小小的一束紫罗兰，在白色花边之间的黑腰带上也有这样的一束。她的发式并不引人注目，引人注目的是那老是在脑后和鬓边翘着的一圈圈任性的鬈发，这为她更增添了几分风韵。在那光润而丰腴的脖子上挂着一串珍珠。

吉娣每次看到安娜，都爱慕她，并且想象她一定会穿紫色衣裳，可是现在看见她穿着黑色衣裳，吉娣才觉得以前没有充分领略她的真正魅力。现在看到了她这副出人意料的新模样，吉娣才明白，安娜不能穿紫衣裳，她的魅力就在于她这个人总是比服饰更突出，服饰在她身上从来就不引人注目。这件镶着华丽花边的黑色连衣裙就不显眼，这不过是一个镜框，引人注目的只是她这个人：雍容，潇洒，优雅，同时又快快活活，生气勃勃。

她站在那里，一如往常，身子挺得特别直，吉娣走到这一堆人跟前时，她正微微偏着头同男主人说话。

“不，我不想说什么责备的话。”她就什么事情回答他说，“虽然我无法理解。”她又耸耸肩膀说。接着她立刻带着亲切的、有保护意味的笑容转身和吉娣打招呼。她用女性特有的目光匆匆扫视了一下吉娣的服饰，便用头做了一个极其轻微，但是吉娣能领会的赞赏动作，表示赞赏她的服饰和美丽。“你们也跳到这边厅里来啦。”她说了一句。

“这是我最可靠的舞伴之一。”科尔松斯基说着，向他还没有见过的安娜鞠了一躬。“公爵小姐为舞会增添不少欢乐和光彩呢。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跳一圈华尔兹吧。”他弯着腰说。

“你们认识吗？”主人问道。

“我们跟谁不认识呀？我和贱内就像一对白狼，人人都认识我们。”科尔松斯基回答说，“跳一圈华尔兹吧，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

“要是能不跳的话，我就不跳。”安娜说。

“今天不跳可是不行。”科尔松斯基回答说。

这时伏伦斯基走了过来。

“好的，如果今天不跳不行的话，那咱们就来吧。”她说着，也没有理会伏伦斯基的鞠躬，很快地把手搭在科尔松斯基的肩上。

“为什么她不满意他呢？”吉娣发现安娜有意不理睬伏伦斯基的鞠躬，心里想道。伏伦斯基走到吉娣面前，提起请她跳第一圈卡德里尔舞的事，并且因为这几天没有机会去看她表示歉意。吉娣一面欣赏安娜的舞姿，一面听他说话。她等着他请她跳华尔兹，可是他没有邀请她，因此她惊讶地看了他一眼。他的脸红了红，这才急忙请她跳华尔兹，可是他刚刚搂住她的细腰，只迈出第一步，音乐就突然停了。吉娣看了看他那跟她挨得很近的脸，她这含情脉脉的一瞥却没有得到他的回报，后来过了好几年，还常常觉得心里刺痛，觉得是一种难以忍受的耻辱。

“对不起，对不起！跳华尔兹，华尔兹！”科尔松斯基在大厅的另一头喊道，并且立即搂住身边的一位小姐，跳了起来。

二十三

伏伦斯基和吉娣跳了好几圈华尔兹。吉娣跳完华尔兹，便走到母亲跟前，刚刚和诺德斯顿伯爵夫人说了几句话，伏伦斯基就来请她跳第一圈卡德里尔舞。在跳卡德里尔舞的时候，没有谈什么有意义的话，只是断断续续地谈到卡尔松斯基夫妇，他把他们说成是一对可爱的四十岁的孩子，说得非常好玩儿。有时也谈到将来的公共剧场，只有一次，当他问起列文是不是在这里，并且说他很喜欢他时，谈话才触及了她的心灵。不过吉娣对卡德里尔舞并没有抱更大的期望，她心情激动地等待着跳玛祖卡舞。她认为，一切都应该在跳玛祖卡舞时见分晓。在跳卡德里尔舞时，他没有约请她跳玛祖卡舞，并没有使她感到不安。她相信，她会像在以往的舞会上那样跟他一起跳玛祖卡舞的，因此有五个人约请跳玛祖卡舞，她都谢绝了，说是已经有人了。整个舞会，直到最后一圈卡德里卡舞，吉娣觉得就像是一个充满欢乐色彩、音响和动作的梦中仙境。她只有在极度疲劳，非休息不可的时候，才不跳舞。但是在她和一个无法摆脱的很乏味的青年跳最后一圈卡德里尔舞时，却凑巧成了伏伦斯基与安娜的对舞者。自从大家都开始跳舞以来，她还没有碰见过安娜，这时她忽然看到安娜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模样了。她在安娜身上看到她自己在情场得意时常常出现的那种兴奋的样子。她看到，安娜醉了，饮的是男子倾慕的美酒。她熟悉这种心情，也熟悉这种心情的表现特征，现在就在安娜身上看到了。看到了眼睛里那颤动的、闪烁不停的光芒，那情不自禁地浮现在朱唇上的幸福和兴奋的微笑，还有那格外优美、利落、轻盈的动作。

“是谁呢？”她自己问自己，“是所有的人还是有一个人呢？”这时和她跳舞的青年说话丢了话头，怎么也接不上来，她也不帮他克服窘态，表面上服从着科尔松斯基那又快活又洪亮的口令，听他一会儿叫大家围成一个大圈儿，一会儿叫大家排成一排，自己却在仔细观察着，而且她的心收缩得越来越紧了。“不，使她陶醉的不是大家的欣赏，而是一个人的爱慕。这个人是谁呢？难道就是他吗？”每次他和安娜说话，安娜的眼睛里就迸射出喜悦的光芒，那朱唇上也浮起幸福的微笑。她好像是在竭力克制自己，尽量不露出喜悦的神气，可是喜悦的神气不知不觉就出现在她的脸上。“可是他又怎样呢？”吉娣朝他看了看，大吃一惊。吉娣清清楚楚地在安娜脸上看到的东西，她在他身上也看到了。他那一向沉着、刚健的风度和脸上那泰然自若的神情哪儿去了？不对了，他现在每次对她说话，总要微微弯下头，好像很想在她面前跪下来，而且在他的目光中只有唯命是从和诚惶诚恐的神情了。“我不愿冒犯您，”他的目光仿佛每次都这样说，“不过我要救救我自己，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他脸上的表情是吉娣从前从来没有见过的。

他们谈的是彼此都认识的一些人，谈的是最没有意义的话，可是吉娣觉得，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都能决定他们的和她的命运。奇怪的是，尽管他们确实谈的是伊凡·伊凡诺维奇说法语说得多么可笑，叶列茨卡雅应该能找到更好的夫婿，这些话在他们来说却是有意义的，而且他们也像吉娣一样感觉到这一点。在吉娣心里，整个舞会、整个世界都罩上了迷雾。只是因为受过严格的教育，她才勉强支持着，做别人要求她做的事情，也就是跳舞，回答问话，说话，甚至微笑。不过，到了跳玛祖卡舞的时候，已经纷纷把椅子拉开，有几对舞伴也从边厅往大厅里移动，这时吉娣顿时感到绝望了，慌了。她已经拒绝了五个人，现在就跳不成玛祖卡舞了。甚至连被邀请的希望也没有了，正是因为她在交际界太走红，所以谁也不会想到直到这时候还没有人请她跳舞。应该对母亲说她身体不舒服，要回家去，可是她又没有劲头这样做。她觉得心灰意懒。

她走进小会客室里，一下子坐到安乐椅上。那轻纱连衣裙下摆像云彩一般飘起来绕在她那细腰上，一条裸露出来的细细的娇嫩的玉臂无力地耷拉下来，沉没在粉红色舞裙的褶皱里。她的另一只手拿着扇子，使劲儿扇她那火辣辣的脸。虽然她的样子很像一只蝴蝶刚刚落在青草上，眼看就要展开美丽的翅膀飞起来，可是她心里感到绝望、痛苦极了。

“也许是我误解了，也许没有这么一回事儿呢？”她想道。

于是她又回想刚才见到的种种情景。

“吉娣，你这是怎么啦？”诺德斯顿伯爵夫人悄没声地踩着地毯走到她跟前，说，“这事儿我真不明白。”

吉娣的下嘴唇哆嗦了两下，她很快地站了起来。

“吉娣，你不跳玛祖卡吗？”

“不，不。”吉娣带着哭腔说。

“他就当着我的面请她跳玛祖卡。”诺德斯顿伯爵夫人知道吉娣明白这他和她是谁，就这样说，“她说：您怎么不和谢尔巴茨基公爵小姐跳呀？”

“哼，我一点不稀罕！”吉娣回答说。

除了她自己以外，谁也不了解她的处境，谁也不知道她拒绝了也许她爱过的一个人的求婚，她之所以拒绝，是因为她信任另一个人。

诺德斯顿伯爵夫人找到跟她跳过玛祖卡舞的科尔松斯基，叫他去邀请吉娣。

吉娣是在打头的一对里，幸好她不用说话，因为科尔松斯基一直在忙着对他手下的兵马发号施令。伏伦斯基和安娜几乎就在她对面坐着。她那敏锐的眼睛看到了他们；当他们跳到一块儿的时候，她又在近处看到他们；她看到他们越多，越是相信她的不幸已成定局。她看出来，他们觉得在这到处是人的大厅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她在伏伦斯基那表情一向刚毅洒脱的脸上看到一种使她吃惊的不知所措和唯命是从的表情，很像一条听话的狗做了错事时的表情。

安娜微笑，他就微笑。她沉思起来，他也收敛起笑容。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把吉娣的目光吸引到安娜的脸上。她穿着朴素的黑衣裳是很美的，那戴着手镯的丰满的手臂是很美的，那挂着一串珍珠的玉雕般的脖子是很美的，那蓬松的鬈发是很美的，那一双纤足和手臂轻盈优雅的动作是很美的，那洋溢着生气的娇艳的脸是很美的，不过在她的美艳之中有一种可怕的、残酷的意味。

吉娣比以前更赞赏她了，心里也就越来越痛苦了。吉娣觉得自己完了，这种心情也在脸上流露出来。当伏伦斯基跳玛祖卡舞碰到她时，一下子竟没有认出她来，就因为她变得太厉害了。

“好精彩的舞会呀！”他对她说，只是为了说点儿什么。

“是的。”她回答说。

玛祖卡舞跳到一半的时候，安娜一面重复着科尔松斯基新发明的复杂花样，一面走到圈子中央，抓住两个男舞伴，并且招手叫一位太太和吉娣过去。吉娣一面朝她走，一面带着恐惧的神气望着她。安娜眯缝起眼睛看着她，握了握她的手，笑了笑。可是等她看到吉娣的脸只是用绝望和惊讶的表情回答她的微笑，就转过身去，和另一位太太快快活活地说起话来。

“是的，她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妖魔般的、格外迷人的魅力。”吉娣在心中说。

安娜不愿留下来吃晚饭，可是主人却一再挽留她。

“行啦，安娜·阿尔卡迪耶芙娜。”科尔松斯基说着，把她一只裸露的玉臂挟到他的燕尾服袖子底下，“我还想跳几圈科奇里昂舞哩！那才美呢！”

于是他慢慢移动，竭力要把她拉过去。主人带着赞许的神气微笑着。

“不，我不能留下来。”安娜笑着回答说；尽管她在笑，可是科尔松斯基和主人从她回答的果断口气听出来，她是不会留下来的。

“不跳吧，就这样我在莫斯科你们这一次舞会上跳的舞，比在彼得堡整个冬天跳的还要多呢。”安娜回头看着站在她旁边的伏伦斯基，说，“我要休息休息，好上路呢。”

“您一定要明天就走吗？”伏伦斯基问。

“是的，我是这样想。”安娜回答时，露出惊讶的神气，似乎没想到他会这样大胆地问她。不过，在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在她的眼睛和微笑中颤动着的压制不住的光芒把他的心燃着了。

安娜走了，没有留下吃晚饭。

二十四

“是的，我有些地方是令人反感，令人不喜欢的。”列文从谢尔巴茨基家出来，一面朝哥哥的寓所走，一面想着，“我跟别人不合群，都说我骄傲。不，我连骄傲也不是。真要是骄傲的话，就不会去碰这种钉子，落到这般地步。”于是列文想起伏伦斯基，觉得他又幸福又和善，又聪明又文静，想必从来没有落到像他今天晚上这样糟的境地。“是的，她应该挑选他。就应该这样，我不能埋怨谁，没什么好埋怨的，只能怪我自己。我有什么理由认为她会愿意和我缔结终身呢？我是什么人？我算得上什么？一个微不足道的人，谁也用不着，谁也不稀罕。”这时他想起尼古拉哥哥，于是很高兴地回想起他的种种情形。“他说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卑鄙龌龊的，不是很对吗？我们过去和现在对尼古拉哥哥的评价未必公正。普罗科菲哥哥看到他穿着破烂皮袄，喝得醉醺醺的，自然就认为他是一个没出息的人。可是我认为他不是这样，我知道他的心，知道他和我很像。可是我没有去找他，却去吃饭，又到这儿来。”列文走到路灯底下，看了看笔记本里记的哥哥的地址，就叫了一辆马车。列文在去找哥哥的很长的一路上，历历在目地回想着他所知道的尼古拉哥哥的种种往事。他想起哥哥在大学时期以及毕业后的一年里，不顾同学们的嘲笑，过着修士一般的生活，严格奉行宗教教规教仪，做礼拜，持斋，放弃各种各样的享受，尤其是不近女色。后来忽然异想天开，结交了一些最下流的人，从此过起花天酒地的日子。后来想起那个孩子的事。他从乡下领了一个孩子来抚养，因为一时气愤把孩子狠狠打了一顿，打成残废，因而吃了官司。又想起他和那个赌棍的事。他输给那个赌棍一笔钱，付了一张支票，后来他又告发那赌棍骗了他。（这就是柯兹尼雪夫代付的那一笔钱。）又想起他因为打架闹事在警察局关了一夜。想起他和柯兹尼雪夫打的无赖官司，说柯兹尼雪夫没有把母亲财产中应得的一份给他。还想起不久前他到西部边区任职，因为殴打乡长而吃的官司……这一切都非常恶劣，不过列文完全不像那些不了解尼古拉、不了解他的全部经历、不了解他的心地的人一样，把他看得那样恶劣。

列文记得，在尼古拉信奉上帝、持斋、做礼拜、过修士生活的时候，在他求助于宗教来抑制他的情欲的时候，不仅没有谁支持他，而且所有的人，包括他列文在内，都嘲笑他。大家都讥诮他，叫他挪亚[17]，叫他修士；可是等他放荡起来，谁也不帮助他，而是都带着害怕和厌恶的心情躲避他。

列文觉得，不管尼古拉哥哥生活多么放荡，他的心灵，他的心灵深处，并不比那些瞧不起他的人坏些。他生来就有无法控制的性情和有限的智力，这怪不得他。其实他总是想做一个好人。“我要把什么都对他说说，也叫他把什么都说出来，我要让他明白，我是爱他的，所以也是了解他的。”列文在十点多钟来到记事本上记的那家旅馆时，在心中打定了主意。

“楼上十二号和十三号房间。”看门人回答列文说。

“在家吗？”

“应该在家。”

十二号房间的门半开着，有一股淡味的劣等烟草的浓烟随着一道灯光冲了出来，里面还有列文不熟悉的一个人的声音；可是列文听出哥哥就在里面，因为听到了他的咳嗽声。

他进门的时候，那个不熟悉的声音在说：

“一切要看事情办得是否合理，是否凭良心。”

列文朝门里面看了看，看到说话的是一个头发浓密、身穿紧腰长外衣的年轻男子，还有一个麻脸年轻女子，穿着没有领子和袖子的毛呢连衣裙，坐在沙发上。没有看到哥哥。列文一想到哥哥竟然和这样一些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感到十分痛心。谁也没听到他来了。于是列文一面脱套鞋，一面倾听那个穿长外衣的人说话。那人在谈一个企业。

“哼，见鬼去吧，特权阶级。”哥哥一面咳嗽，一面说道，“玛莎！给我们端饭去，要是还有酒，就拿来；要是没有，就去买。”

那女子站起来，从屏风后面走出来，看到了列文。

“有一位先生来了，尼古拉·德米特里奇。”她说。

“找谁？”尼古拉很生气地问。

“是我呀。”列文说着，朝亮处走去。

“我是谁？”尼古拉更生气地又问了一遍。可以听到他的衣服在什么东西上挂了一下，他就很快地站了起来，于是列文在面对自己的门口看到了哥哥那异常熟悉，但又粗野又病弱得使人吃惊的又高又瘦、佝偻着的身躯和一双惊愕的大眼睛。

他比三年前列文上一次看到他时更瘦了。他穿着一件短上衣。他的手和粗大的骨骼显得更粗大了。头发比以前稀疏了，嘴上还是那样直直的小胡子，还是那样的眼睛带着奇怪和天真的神气望着来客。

“哎呀，柯斯加！”他认出弟弟，一下子叫了起来，眼睛里也放射出喜悦的光彩。不过就在同一分钟里，他回头看了看那个年轻人，头和脖子做了一个列文十分熟悉的痉挛般的动作，好像是领带勒得他难受；接着他那干瘦的脸上就出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粗野、痛苦和冷酷的表情。

“我给您和谢尔盖·伊凡诺维奇写过信，说我不认识你们，也不想认识你们。现在你，现在您有什么事？”

他完全不像列文想象的那样。列文想到他的时候，把他性格中最坏、最使人受不了的地方，也就是使人很难相处的地方忘记了。现在他一看到他的脸，尤其是看到头部痉挛地转动，他就想起了这一切。

“我来看看你，不是为了什么事。”他怯生生地回答说，“我就是来看看你。”

尼古拉看到弟弟胆怯，显然心软了。他哆嗦了几下嘴唇。

“噢，你是这样呀？”他说，“哦，你进来，坐下吧。你吃饭吗？玛莎，拿三份晚饭来。不，等一下。你知道，这位是谁吗？”他指着那个穿长衣的人对弟弟说，“这是克里茨基先生，还是我在基辅的朋友，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他当然受到警察的迫害，因为他不是一个卑鄙的人。”

接着他习惯性地扫视了一下房间里所有的人。他看到站在门口的女子正要走，又把她喊住：“我叫你等一下嘛。”于是他又环顾着所有的人，就像列文以往见惯了的那样，语无伦次、前言不搭后语地对弟弟说起克里茨基的经历：他是怎样因为创办贫寒学生救济会和星期日学校而被大学开除，后来怎样进民办学校当教师，又怎样被赶出民办学校，后来又怎样为一点儿什么事吃了官司。

“您是基辅大学的吗？”列文为了打破接着出现的很别扭的沉默状态，就问克里茨基。

“是的，上过基辅大学。”克里茨基皱起眉头，恼火地说。

“这个女人嘛，”尼古拉打断他的话，指着那个女子说，“是我的人生伴侣，叫玛丽雅·尼古拉耶芙娜。是我从窑子里把她领出来的，”他说这话的时候，抽动了一下脖子，“但是我很爱她，尊重她，而且我要求，”他提高嗓门儿而且皱起眉头补充说，“凡是想跟我认识的人都要爱她和尊重她。她等于是，完全等于是我的妻子。这样，你就知道应该拿她当什么人了。如果你以为有损你的身份，那就请便，这儿就是门。”

他的眼睛又带着询问的神气扫了扫所有的人。

“怎么会有损我的身份呢，我不明白。”

“玛莎，那你去叫人端饭来，三份饭，还有伏特加和葡萄酒……不，等一等……不，不用了……你去吧。”

二十五

“你看。”尼古拉使劲皱着眉头，抽搐着。他显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你可看到……”他指了指房间角落里用绳子捆着的一捆捆铁条，“你看到这个吗？这是我们就要创办的事业的开端。这事业就是生产合作社……”

列文几乎没有听。他凝视着他那枯黄的肺痨病人的脸，越来越可怜他。他没有心思去听哥哥对他讲合作社的事。他看出来，这个合作社不过是最后一层装潢，免得自己看不起。尼古拉继续说：“你也知道，资本家压迫工人。我们的工人、农民担负着全部劳动重担，他们的处境却是：不论怎样卖力干活儿，都无法摆脱牛马般的状况。他们本可以用劳动的全部利润来改善自己的状况，获得空闲时间，从而可以受到教育，可是全部剩余价值都被资本家剥夺了。社会结构就是这样不合理，所以他们干的活儿越多，商人和地主赚的钱越多，可是他们却永远做牛做马。这种制度必须改变。”他说完了，用询问的目光朝弟弟看了看。

“是的，那当然啦。”列文注视着哥哥那凸出的颧骨下泛起的红晕，说道。

“所以我们在建立一个钳工合作社，合作社的全部产品以及利润，尤其是生产工具，都是共有的。”

“合作社在哪里办啊？”列文问。

“在喀山省沃维德列姆村。”

“为什么要在乡里呀？我觉得乡村里的事本来就够多的了。为什么钳工合作社要在村里办呢？”

“就因为庄稼人以前是奴隶，现在还是奴隶，而且你和谢尔盖不高兴的就是，要把庄稼人从奴隶状态中解救出来。”尼古拉一听到反对意见，就很恼火地说。

列文这时打量着阴暗而肮脏的房间，叹了一口气。这一声叹息好像更把尼古拉惹火了。

“我知道您和谢尔盖的贵族老爷观点。我知道他绞尽脑汁为现存的罪恶辩护。”

“不对，你为什么要说谢尔盖呢？”列文笑着说。

“谢尔盖吗？还用说为什么！”尼古拉提到谢尔盖的名字，一下子就叫了起来，“就因为……还说什么呀？只不过……你为什么上我这儿来？你瞧不起这个，很好，你就走你的吧，走吧！”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喝道，“走吧，快走吧！”

“我一点儿也不是瞧不起，”列文胆怯地说，“而且也不是争论。”

这时玛莎回来了。尼古拉气嘟嘟地看了看她。她快步走到他跟前，低声说了几句话。

“我身体不好，很容易发火。”尼古拉渐渐镇静下来，喘着粗气说，“再说，你别跟我谈谢尔盖和他的文章。那简直是胡说八道，骗人的鬼话，自欺欺人。一个不懂得什么是正义的人，怎么能侈谈正义呢？您看过他的文章吗？”他问克里茨基，一面又坐到桌子旁边，拨开撒了半桌子的纸烟，以便腾出地方。

“我没有看过。”显然不愿意插嘴的克里茨基阴沉地说。

“为什么？”这一下子尼古拉对克里茨基发火了。

“因为我觉得不必在这上面浪费时间。”

“倒是要请问，您怎么知道是浪费时间呢？有许多人看不懂那篇文章，因为太深奥了。但我是另一回事儿，我看透了他的心思，知道那为什么是站不住脚的。”

大家都不说话了。克里茨基慢慢站起来，拿起帽子。

“不吃晚饭吗？那好，再见吧。明天您把钳工带来。”

克里茨基一走出去，尼古拉便笑了笑，眨了眨眼睛。

“这人也不好，”他说，“我也看出来啦……”

可是这时克里茨基在门外叫他。

“还有什么事？”他说着，就到走廊里找他去了。就剩下列文和玛莎，列文就和她说起话来。

“您和哥哥在一起很久了吗？”他问她。

“已经有一年多了。他的身体很坏了，酒喝得太多。”她说。

“怎么喝法？”

“就喝伏特加，很伤身体。”

“喝得很多吗？”列文小声问。

“是的。”她胆怯地望着门口说。这时门口出现了尼古拉。

“你们谈什么呀？”他皱着眉头，张皇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说，“谈的什么呀？”

“没谈什么。”列文有些发窘地说。

“你们不愿说，那就随便。不过你跟她没有什么好谈的。她是窑姐，你是老爷。”他抽动着脖子说。

“你呀，我看出来，什么都明白，什么都看得很重，而且很惋惜我走错了路。”他又提高声音说。

“尼古拉·德米特里奇，尼古拉·德米特里奇。”玛莎走到他身边，又低声对他说了几句话。

“嗯，好的，好的！……晚饭怎么样啦？哦，来啦。”他看见茶房端着托盘来了，就说，“这儿，放在这儿。”他气嘟嘟地说过这话，立刻拿起伏特加，斟了一杯，馋巴巴地喝干了，“来吧，想喝吗？”他立刻快活起来，对弟弟说，“哼，提起谢尔盖就够了，我看到你还是很高兴的。不管怎么说，总不是外人。来，喝吧。你说说，你在做些什么？”他一面往下说，一面津津有味地嚼着一块面包，又斟了一杯酒，“你过得怎么样？”

“我像以前一样，一个人住在乡下，管管庄稼事儿。”列文一面回答，一面惊骇地注视着哥哥那副吃喝的馋相，尽量装作没有注意到。

“你怎么不结婚呀？”

“结不成。”列文红了红脸，回答说。

“怎么会呢？我是完啦！我把自己一生断送了。不过我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说，要是当年在我非常需要的时候把我那份产业给了我，我这一生就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列文急忙把话岔开。

“你可知道，你的瓦尼亚在我的波克罗夫庄上做账房管事呢？”他说。

尼古拉抽搐了几下脖子，沉思起来。

“你给我说说，波克罗夫庄上的情形怎么样？房子还在吗？那些白桦树，还有我们的教室，都在吗？看园子的菲利浦还活着吗？我多么忘不了那亭子和沙发呀！不过你要注意，房子里什么也不要动，而且要快点儿结婚，还要把过去有的东西再摆设起来。要是你的妻子很好的话，我就去看你。”

“那你现在就到我那里去吧。”列文说，“我们一定会过得非常快活！”

“我要是知道不会碰到谢尔盖，就上你那儿去了。”

“你不会碰到他的。我过日子完全不依靠他。”

“嗯，但是，不管怎么说，你必须在我和他之间挑选一个。”他带着羞怯的神气看着弟弟的眼睛说。这种羞怯的神气打动了列文。

“你要是想知道我在这方面真正的看法，那我就告诉你，在你和谢尔盖的争执中，我不袒护任何一方。你们两个都不对。你的不对多是在表面上，他的不对多是在内心上。”

“啊，啊！这一点你明白啦，这一点你明白了吗？”尼古拉高兴地叫起来。

“但是，不瞒你说，我更看重跟你的感情，因为……”

“为什么？为什么？”

列文不能说，他之所以看重跟尼古拉的感情，是因为尼古拉很不幸，很需要关心。可是尼古拉明白了他要说的正是这话，就皱起眉头，又拿起了酒瓶。

“够了，尼古拉·德米特里奇！”玛莎说着，伸出圆滚滚的光胳膊去夺酒瓶。

“放开！别管我！我揍你啦！”他嚷道。

玛莎笑了笑，笑得又亲切又和蔼，使尼古拉也受到了感染，于是她接过酒瓶。

“你以为她什么也不懂吗？”尼古拉说，“她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懂道理。她有些地方很好，很可爱，不是吗？”

“您以前从来没来过莫斯科吧？”列文为了说点儿什么，就这样问她。

“你对她不要称您，她会害怕的。除了当初问她愿不愿从良的那位法官，谁也没有对她称过您。天哪，这世上多没有道理呀！”他忽然叫了起来，“那些新机关，那些民事法官、自治会，都是一些什么玩意儿呀！”

于是他说起他和一些新机关打过的交道。

列文听他在说。列文本来和他一样，也认为所有的公共机关都是不起什么作用的，也常常发表这样的意见，可是现在从哥哥嘴里听到这话，却感到不愉快。

“等到了阴间这一切我们就明白了。”列文开玩笑说。

“到阴间吗？哎呀，我可不喜欢阴间！真不喜欢。”他用恐惧的、发了疯似的眼睛盯住弟弟的脸，说，“死好像能摆脱一切卑鄙龌龊和乌七八糟的玩意儿，那当然很好，不过我害怕死，害怕得不得了。”他浑身打了个哆嗦，“你喝一点儿吧？想来一点儿香槟吗？是不是出去走走。咱们上茨冈人那儿去吧！你可知道，我简直爱上茨冈歌舞杂耍和俄罗斯歌儿了。”

他的舌头开始不听使唤了，说话也颠三倒四了。列文在玛莎的帮助下，劝住他不出去，并且让他躺了下来，他已经烂醉如泥了。

玛莎答应有什么事就给列文写信，并且劝尼古拉到列文那里去住。

二十六

列文早晨离开莫斯科，傍晚就回到家里。一路上他在车厢里和邻座的旅客谈政治，谈新修筑的铁路，而且还像在莫斯科那样，头脑里乱糟糟的，很不满意自己，觉得有些羞臊；他在家乡的车站下了车，看到竖着衣领的独眼车夫伊格纳特，又在车站窗子里射出来的朦胧灯光下看到自己那垫着毛毯的雪橇，那捆着尾巴、马套上带铃铛和流苏的马，伊格纳特在放行李的时候，给他讲了几件村里的新闻，又说包工头来过了，巴瓦也生了小牛，直到这时他那乱糟糟的头脑才渐渐清楚了，对自己的不满心情也渐渐消散。这只是他一看到伊格纳特和马时的感觉。等他穿起给他带来的皮袄，把身子裹了裹，上了雪橇，雪橇走动起来，他考虑起要在村里办的一些事情，一面看着那匹原来骑人、现在拉套、受过劳损但依然矫健的顿河骏马，这时他就开始用完全不同的目光来看待他这次遇到的事了。他觉得自己就是自己，不希望像别人那样。他只是希望他现在比过去好一些。第一，他决定从此不再指望结婚会带给他什么特别的幸福，因此也就不再像这样轻视现在的一切。第二，他今后决不再沉湎于肮脏的色欲，因为他在决定求婚的时候，一想到过去在这方面的一些事，是那样痛心。再就是，他想到尼古拉哥哥，下定决心今后再也不能把他忘记，要经常关心他，随时注意他的情形，万一他有什么不好，就可以去帮助他。他觉得，那不会很久的。还有，哥哥关于共产主义的一些话，当时他丝毫没有当一回事儿的，现在却不由得思索起来。他认为改造经济结构是无稽之谈，不过他总觉得自己的富裕与老百姓的贫困相比是很不合理的，现在他就自己下定决心，为了使自己完全心安理得，今后要多干活儿，生活上要更俭朴，尽管他以前干的活儿也很多，生活上也不奢侈。他觉得这一切都是极容易做到的，所以他一路上浮想联翩，十分愉快。他怀着憧憬美好新生活的振奋心情在晚上八点多钟回到家里。

从以前的保姆、现在当女管家的阿加菲雅房间的窗子里射出来的灯光照在房前的雪地上。阿加菲雅还没有睡，她把库兹玛叫醒。库兹玛睡眼惺忪地光着脚跑到台阶上。猎狗拉斯卡也跑了出来，汪汪直叫，差点儿把库兹玛绊倒。拉斯卡在列文的膝盖上蹭了一会儿，就直立起来，想把前爪搭到他的胸膛上，却又不敢。

“老爷，你回来得好快呀。”阿加菲雅说。

“我想家呢，阿加菲雅。作客千般好，不如早还家呀。”他回答过她的话，便走进书房。

书房被端进来的蜡烛慢慢照亮了。一样样熟悉的东西显露出来：鹿角、书架、壁炉上的镜子和早就该修理的烟囱、父亲当年的大沙发、大书桌、书桌上那本打开的书、破烟灰碟、他用过的笔记本。他看到这一切，一时间产生了怀疑，怀疑他一路上设想的新生活未必能建立起来。这种种生活痕迹好像一把抓住了他，对他说：“不行，你离不了我们，你不能变成另外一种样子，你以前怎样，今后还要怎样：还是那样彷徨不定，老是对自己不满，想改变现状而力不从心，堕落，天天盼望得不到的也不可能得到的幸福。”

但这是他的许多东西说的，而他的心里却有另一个声音在说：不应该因循守旧，自己要怎样对待自己的事都是可能的。于是他听从这个声音，走到角落里，那里放着一对三十六磅重的哑铃，他举起哑铃做体操，为的是使自己的精神振作起来。门外响起脚步声，他急忙把哑铃放下。

管家走进来，说感谢上帝，家里平安无事，但是告诉他，荞麦在新的烘房里烘焦了。列文听了非常生气。新烘房是列文设计的，有一部分是他的发明创造。管家一向反对这种烘房，现在他就怀着暗暗得意的心情声明荞麦烘焦了。列文却断然相信，要是荞麦烘焦了的话，那只是因为没有按照他说过一百次的操作方法行事。他恼火起来，就把管家训斥了一顿。不过，他从展览会上高价买来的良种母牛巴瓦生了小牛，倒也是一件很重大的喜事。

“库兹玛，把皮袄给我。您再叫人把马灯拿来，我要去看看。”他对管家说。

良种牛的牛棚就在房子后面。列文从丁香树下的雪堆旁走过去，穿过院子，便来到牛棚前。结了冰凌的门一打开，就冲出一股热烘烘的牛粪气味。几头牛一见到很不习惯的马灯灯光，吃了一惊，在新鲜干草上动了起来。黑花斑荷兰牛那宽宽的、光溜溜的脊背闪了一下。公牛别尔库戴着鼻环躺着，看见有人走过，本想站起来，可是又改变了主意，只打了两声响鼻。像河马一样高大的红毛美人儿巴瓦转过身去遮住小牛，不让人看见，并且在小牛身上到处闻着。

列文走进牛栏，把巴瓦浑身上下打量了一遍，便扶着红花斑小牛用摇摇晃晃的长腿站起来。着急的巴瓦本想叫几声，可是列文很快就把小牛推到它身边，它也就放下心来，只是喘了几声粗气，便用粗糙的舌头舔起小牛。那小牛拱来拱去，把鼻子杵到妈妈乳房底下，还摇了几下尾巴。

“往这儿照照，费多尔，把马灯提过来。”列文一面打量小牛，一面说，“像它娘哩！别看毛色像它爹。好看极了。身子又长又粗。瓦西里，小牛好看吧？”他对管家说。他因为看见小牛十分高兴，不再为荞麦的事生管家的气了。

“像娘又怎么会不好看呢？哦，您走后第二天包工头谢苗就来了。康斯坦丁·德米特里奇，您要和他讲好价钱。”管家说，“机器的事我以前已经向您报告过了。”

列文一听到这个问题，立即就全神贯注地考虑起又大又庞杂的家业的种种细节，于是出了牛棚，径直朝账房走去，同管家和包工头谈了一阵之后，就回家，一直来到楼上客厅里。

二十七

房子是老式的，很大，列文虽然一个人住着，但整座房子里都生了炉火，都占用着。他知道这是没道理的，而且也知道这样不好，违反他现在的新计划，但这座房子对列文来说就是整个的天地。他的父母过去就生活在这个天地里，死在这个天地里。他们过的生活，列文认为是完美无缺的理想生活。他梦想跟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家庭重新过一过这样的生活。

列文几乎不记得他的母亲。有关母亲的概念成为他的神圣的往事。在他的想象中，他未来的妻子应该是一个和他母亲一模一样的又美丽又圣洁的理想女人。

他不仅无法想象婚外对女人的爱，而且他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家庭，然后才是帮他建立家庭的女人。所以，他对婚姻的看法也就和大多数朋友的看法不一样。大多数朋友认为，婚姻不过是社会生活中许多事情之一。列文却认为这是终身大事，关系着一生的幸福。现在他不得不抛弃这一套了。

他走进平时喝茶的小客厅，在他的安乐椅上坐下来，拿起一本书，阿加菲雅给他端了茶来，并且照例说一声“老爷，我坐了”，便在窗口一张椅子上坐下来。这时，说也奇怪，他觉得他并没有脱离他的梦想，而且没有这些梦想他就活不下去。跟她也好，跟别的女子也好，反正这梦想是要实现的。他看着书，想着书里说到的事，有时停下来听絮絮叨叨的阿加菲雅说话；而同时家业和未来家庭生活的种种情景乱纷纷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觉得，在自己内心里有一种什么东西渐渐放慢速度，渐渐停住，渐渐稳定下来。

他听阿加菲雅说普罗霍尔怎样忘记上帝，把列文送给他买马的钱拿去拼命喝酒，还把老婆打得半死。他一面听，一面看书，一面回想着看书引起的种种思想的全过程。这是丁铎尔[18]谈热力的一本书。他想起他曾经批评丁铎尔，认为他在实验的熟练方面太自满，认为他缺乏哲学观点。忽然他的脑子里又出现了一个高兴的想法：“再过一两年我就有两头荷兰牛了，而且巴瓦可能还活着，别尔库会有一打儿女，那就为这三头好牛锦上添花，太美了！”他又拿起书来。

“是的，电和热是同一种东西，但在解方程式时能不能用一个数来代替另一个数呢？不行。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一切自然力之间的联系凭本能也是可以感觉到的……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巴瓦的女儿已经是一头红花斑牛了，一群牛呀，再加上这三头……太好了！我带着妻子和客人们去迎接牛群……妻子会说：我和康斯坦丁就像照应孩子一样照应这头小牛。客人会说：您怎么对这种事儿这样感兴趣呀？她会说：凡是他感兴趣的事，我都感兴趣。可是，她是谁呢？”于是他想起在莫斯科的事……“唉，怎么办呢？我并没有错。不过现在一切都要重新做起了。说这样不可能，那样不可能，都是胡说。要奋斗，就能生活得更好，比原来好得多……”他抬起头，沉思起来。老狗拉斯卡还没有充分享受主人回来的欢乐，跑到院子里叫了几声，就摇着尾巴，带着清新空气味儿跑了回来，走到他跟前，把头伸到他的手底下，委屈地叫着，要他抚摩。

“它就是不会说话。”阿加菲雅说，“虽然是狗……可也知道主人回来了，知道主人心里不快活哩。”

“怎么说我不快活呀？”

“难道我还看不出来吗，老爷？我应该知道老爷的心思了。从小就在老爷家长大。不要紧，老爷。只要身体壮实，良心清白就行了。”

列文凝神看着她，觉得很奇怪，她怎么知道他的心思。

“怎么，再给您来杯茶吧？”她说着拿起茶杯，走了出去。

拉斯卡一个劲儿地把头往他的手底下伸。他抚摩了它几下，它马上在他脚边蜷成一个圈儿，头枕在伸出的一条后腿上。为了表示现在一切都好，一切都称心如意，它微微张开嘴，吧嗒了几下嘴唇，用黏黏的嘴唇把一口老牙盖好，便安静下来，露出一副幸福而安详的神气。列文仔细注视着它这个最后的动作。

“我也应该这样！”他在心里说，“我也应该这样！不要紧……一切都很好。”

二十八

舞会之后，第二天清早安娜就打电报给丈夫，说她今天就离开莫斯科。

“不，我必须走，必须得走了。”她向嫂子说明她必须改变原来的打算，那口气就好像她想起有数不清的事情等着她，“不，还是今天走好！”

奥布朗斯基没有在家里吃午饭，但他说过要在七点钟回来送妹妹。

吉娣也没有来，只送来一张字条，说她头痛。就只有陶丽和安娜跟孩子们以及英国女教师一起吃饭。不知是因为孩子们没有常性，还是特别敏感，反正都觉得安娜今天完全不像他们那样喜欢她的那一天了，感觉她已经不关心他们了。总之，他们忽然不跟姑姑玩儿了，也不再喜欢她了，丝毫不管她走不走的事了。安娜整个上午都忙着做动身的准备。她给莫斯科的一些熟人写信，记自己的账目，收拾东西。陶丽总觉得安娜神思不定，心烦意乱，这种心情陶丽是多次体验过的，这种心情不是无来由的，多半隐藏着对自己的不满。饭后安娜到自己房里去换衣服，陶丽跟着她走进去。

“你今天多么怪呀！”陶丽对她说。

“我吗？你觉得我怪吗？我不是怪，是心里不好受。我有时会这样，老是想哭。这是很傻的，不过很快就会过去。”安娜急忙说，并且把红了的脸俯到小小的手提包上，一面把睡帽和麻纱手绢往手提包里塞。她的眼睛特别明亮，泪水不停地在眼睛里颤动着。“我现在舍不得离开莫斯科，就像当时舍不得离开彼得堡那样。”

“你到这儿来，做了一件好事。”陶丽凝神望着她说。

安娜用泪汪汪的眼睛看了看她。

“不要说这话，陶丽。我没有做什么，也做不出什么。我常常感到奇怪，为什么大家都商量好了来娇惯我。我做了什么呢？我又能做什么呢？你能饶恕他，那是因为你心里有那样深的爱……”

“要不是你，天知道会怎样呢！你多么幸福呀，安娜！”陶丽说，“你心里完全是开朗的、舒畅的。”

“就像英国人说的，各人心里有各人的烦恼事[19]呀。”

“你有什么烦恼事？你一直是那样开朗嘛。”

“有的！”安娜突然说。在流过眼泪之后出人意料地在她的嘴边出现了一种诡秘的微笑，似乎觉得有什么事非常好笑。

“就算有吧，那你这烦恼事也是可笑的，而不是难受的。”陶丽笑着说。

“不，是难受的。你可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走，而不是明天？我心里有话一直憋着，我愿意对你说说。”安娜身子靠在安乐椅上，眼睛盯着陶丽的眼睛，果断地说。

陶丽看到安娜一张脸红到了耳朵根，一直红到脖子上那乌黑的鬈发的发根，不禁吃了一惊。

“嗯。”安娜继续说，“你可知道，吉娣为什么不来吃饭？她吃我的醋呢。我破坏了……是因为我，她在舞会上不是高高兴兴，而是很痛苦。不过，说真的，真的，我没有错，或者只有一点点错。”她说“一点点”这个词是用细声细气的声音说的。

“啊，你说这话多么像司基瓦呀！”陶丽笑着说。

安娜感到委屈。

“不是呀，不是呀！我可不是司基瓦。”她皱着眉头说，“我之所以对你说，就因为我丝毫不怀疑自己。”安娜说。

但就在她说这话的时候，她就觉得这话不是真心话了。她不仅怀疑自己，而且一想到伏伦斯基，就觉得心慌，她所以要提前走，就是为了避免再和他见面。

“是的，司基瓦对我说了，你和他跳过玛祖卡，还说他……”

“真想不到这事弄得这样可笑。我只是想成全他们，谁知适得其反。也许，我无意之间……”

她脸红了，没有说下去。

“噢，这一点他们立刻就感觉到了！”陶丽说。

“但是，假如他在这方面当真有些什么的话，那我是很失望的。”安娜打断她的话说，“我相信这一切会被忘记，吉娣也会不再恨我。”

“不过，安娜，我对你说句实话，我不太赞成吉娣这门婚事。如果他伏伦斯基在一天里就能爱上你的话，那这事儿还是吹掉的好。”

“哎呀，我的天，那就太荒唐了！”安娜说。她听到陶丽把她的心思说出来，脸上又泛起浓浓的得意的红晕，“这样一来，我就是离开了，也已经成为吉娣的仇人了，可我是多么喜欢她呀。啊，她是多么可爱呀！不过，陶丽，这事儿你还能补救吧？嗯？”

陶丽好不容易才忍住笑。她很爱安娜，不过看到安娜也有弱点，她很高兴。

“成为仇人吗？那是不会的。”

“我真希望你们都爱我，就像我喜欢你们一样；现在我更爱你们了。”她含着眼泪说，“哎呀，我今天多傻呀！”

她用手绢擦了擦脸，就开始换衣服。

就要动身的时候，迟迟不归的奥布朗斯基才赶了回来，满面红光，喜气洋洋，浑身都是酒气和香烟气味。

安娜的多情善感也感染了陶丽，当她最后一次拥抱小姑时，她小声说：

“记住，安娜：你为我做的事，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你也记住，我是爱你的，而且会永远爱你，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说这话。”安娜一面吻着她，一面憋着眼泪说。

“你过去了解我，现在也了解我。再见吧，我的好妹妹！”

二十九

“好啦，感谢上帝，一切都过去了！”当安娜跟直到第三遍铃响还站在车厢过道里的哥哥最后一次告别时，脑子里首先出现的就是这样一个念头。她坐在软座上，跟安奴什卡在一起；她在卧车昏暗的灯光中朝周围看了看。“感谢上帝，明天就可以看到谢辽沙和阿历克赛·亚历山大罗维奇了，可以照老样子过我的安安稳稳的、过惯了的日子了。”

安娜虽然还没有消除一天来的忧虑心情，可是她又高兴又有条理地安排了旅途的事。她用灵巧的纤手把红色手提包打开，又锁上，拿出了一个小靠枕，放在自己膝盖上，把两条腿包得好好的，便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一个有病的太太已经躺下睡了。另外两个太太和她说起话。那个胖老太太一面包着两条腿，一面抱怨车厢里的暖气。安娜回答了几句，可是看不出谈话会有什么味道，就叫安奴什卡拿来一盏小马灯，挂在座位的扶手上，从提包里拿出一把裁纸刀和一本英国小说。起初她看不进去。先是嘈杂声和走动声打搅她，后来火车开动了，又不能不听听那轧轧的响声。然后是雪花敲打左边的车窗，并且沾在玻璃上；又看到衣服裹得紧紧的、半边身子落满雪花的列车员走过去，再就是大家谈起外面可怕的大风雪——这都分散了她的注意力。再往后仍然是这一切反复出现：依然是轧轧的震动声，依然是敲打车窗的雪花，依然是忽热忽冷的暖气，依然是那些面孔在昏暗中来来回回闪动，依然有说话声，但是安娜已经开始看小说，而且也明白所看到的是什么了。安奴什卡已经打起瞌睡，红色手提包放在膝盖上，用一双大手抓着，手上戴着手套，有一只手套已经破了。安娜在看小说，也看得进去，可是她看起来并不愉快，也就是说，跟踪别人的生活足迹并不愉快。她太想亲身经历一番了。她看到小说中女主人公照应病人，她就想轻悄悄地在病房里走走；看到国会议员发表演说，她也想发表这样的演说；看到玛丽小姐骑马打猎，作弄嫂子，泼辣得令人吃惊，安娜也很想亲自试试。但她又无事可做，于是她一面用纤手摆弄着光溜溜的裁纸刀，勉强看下去。

小说的男主人公已经渐渐获得英国式的幸福，得到男爵爵位和领地。于是安娜也想跟他一起到领地去，可是她忽然觉得，他应该害臊，她也应该为此感到害臊。不过他究竟有什么可害臊的呀？“我又有什么可害臊的呀？”她又委屈又惊愕地这样问自己。她把书放下，身子靠在椅背上，两手紧紧握着裁纸刀。没有什么可害臊的。她一一回想了她在莫斯科的事。一切都很好，都是令人愉快的。想起舞会，想起伏伦斯基和他那张多情的、温顺的脸，想起自己和他的全部关系，觉得没有什么可害臊的。可是就在她回想的时候，羞臊感渐渐增强了。就在她想起伏伦斯基的时候，心里好像有一个声音对她说：“很温暖，太温暖了，很热火哩。”她在座位上换了个姿势，很果断地对自己说：“那有什么呢？有什么大不了的？难道我怕正视这事儿吗？那有什么呢？难道在我和那个军官小伙子之间，除了一般的熟人关系之外，还有或者可能会有什么别的关系吗？”她毫不在乎地笑了笑，就又拿起书来，可是她再也看不进去了。她用小刀在窗玻璃上刮了刮，又把光溜溜、凉丝丝的刀面子贴到腮上，一股没有来由的喜悦感突然涌上心头，她高兴得差点儿笑出声来。她感到，她的神经像弦一样，在弦轴上绷得越来越紧。她觉得她的眼睛睁得越来越大，手指和脚趾紧张地颤动着，胸中憋得喘不上气来，在这摇曳不定的昏暗灯光中的一切形象和响声却异常清楚，使她感到惊讶。这时她的疑惑心不断地出现：不知火车前进还是后退，还是根本没有动；挨着她坐的是安奴什卡，还是别的女人。“那在扶手上的是什么？是皮大衣还是野兽？我怎么在这儿呀？是我自己还是别的女人？”她陷入这种迷糊状态，自己也害怕起来。可是有一股什么劲儿在把她往迷糊境界中拉，她也可以凭自己心意由它去拉或者摆脱它。她站起身来，定一定神，推开羊毛毯，脱下厚厚的长衣上的披肩。她清醒了一小会儿，知道那个穿着掉了扣子的粗布长外套的瘦瘦的汉子是一个管暖气的，知道他是来看温度表的，知道一阵风雪就是跟着他冲进门来的；可是后来一切又模糊了……那个长腰身的汉子啃起墙上的什么东西，那个老太太把腿伸得有整个车厢那么长，使车厢里成了黑乎乎的一片；接着是一阵可怕的尖叫声和轰隆声，仿佛要把什么人撕碎；然后是一片耀眼的通红火光，然后一切被墙遮住。安娜觉得自己跌了下去。不过这一切并不可怕，倒是很快活。一个衣服裹得紧紧的、浑身是雪的人对着她的耳朵喊了一句什么。她站起来，定了定神；她明白，火车进站了，那人是列车员。她叫安奴什卡把脱下来的披肩和头巾拿给她，她穿戴好了，朝门口走去。

“您要出去吗？”安奴什卡问。

“是的，我想透透气。这儿太热了。”

她开了门。狂风和暴雪迎面朝她扑来，跟她争夺车门。她觉得这也很快活。她把门拉开，走了出去。那风好像就在等着她呢，这时高兴得呼啸起来，想把她卷起来，把她刮走，但她用手抓住冰凉的门柱，按住衣服，走下车来，来到车厢后面。风在台阶上很猛烈，但在站台上被车厢挡住，小多了。她张开胸膛舒畅地呼吸着雪花飞舞的寒冷的空气，站在车厢旁边，环顾着站台和灯火明亮的车站。

三十

可怕的暴风雪从车站拐角后面扑过来，敲打着一根根柱子，在列车车轮之间狂呼怒啸。一节节车厢、一根根柱子、一个个的人，凡是看得到的东西都是一边挂满了雪，而且越来越厚。暴风雪平息了一小会儿，接着又以不可抵挡之势更凶猛地扑了过来。不过，一些人还是来回跑着，快快活活地聊着，踩得月台的木板咯吱咯吱直响，不住地把大门打开又关上。一个弯弯的人影在她脚下滑过，接着就听到锤子敲打钢铁的声音。“把电报给我！”从另一边黑沉沉的暴风雪中传来一个气嘟嘟的声音。“请到这儿来！二十八号！”又有几个不同的声音在叫着，接着就有几个穿得厚厚的、身上挂满了雪的人跑过去。有两个嘴里衔着香烟的先生从她身边走过去。她又深深呼吸了一下，好把空气吸够。她已经从暖手筒里抽出手来，准备抓住门柱，进入车厢，这时有一个穿军大衣的人来到她跟前，遮住了摇曳的灯光。她回头一看，立刻认出伏伦斯基的脸。他行了一个军礼，就在她面前弯下身来，问她是否需要什么，他能不能为她效劳。她好一阵子什么也没有回答，凝神看着他，尽管他站在阴影里，她却看到了，也许她以为是看到了他脸部和眼睛的表情。这又是昨天深深触动了她的心的那种敬重和倾慕的表情。这两天来，甚至刚才，她一再地对自己说，伏伦斯基不过是她到处可以遇到的、完全一模一样的无数青年人中的一个，她连想也用不着去想他。可是现在，在跟他相遇的最初一刹那间，她就沉浸在又喜悦又得意的心情中。她不必问他为什么来到这里。她清楚得很，就像他对她说的一样，他来到这里，是因为她到哪儿，他就到哪儿。

“我还不知道您也走呢。您为什么要走呀？”她放下正要去抓门柱的手，说。她的脸上放起光来，流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悦和生气。

“我为什么走吗？”他对直地看着她的眼睛，反问道，“您要知道，我走是因为，您到哪儿，我就到哪儿。”他说，“我没办法不这样。”

就在这时候，狂风好像冲破了什么障碍，把车厢顶上的雪撒下来，吹得什么地方脱落的铁皮叮当直响，机车的汽笛也在前面如怨如诉地叫起来。暴风雪的恐怖景象这时她觉得更加壮美了。他说的正是她心里希望而在理智上害怕的话。她什么也没有回答，但他在她的脸上看到了心里的斗争。

“要是我说的话使您不高兴，那就请您原谅我。”他恭顺地说。

他说得很有礼貌，很恭敬，但又那样坚决，那样执着，使她好一阵子无言可答。

“您说这种话，很不好，如果您是个好人，那我请您把这话忘掉，我也会忘掉的。”她终于说。

“您的每一句话，您的一举一动，我都永远不会忘记，也无法忘记……”

“够了，够了！”她叫起来。他正如饥似渴地盯着她的脸，她就想在脸上装出一副严厉的神气，但是装也装不出来。于是她一手抓住冰凉的门柱，跨上台阶，急急地走到车厢过道里。但是她在这窄小的过道里站下来，在心中思索起刚才的事。她不用回想自己的话，也不用回想他的话，凭感觉就明白了，这片刻的谈话使他们极其接近了。这使她又害怕又感到幸福。她站了一会儿，便走进车厢，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了下来。原来那种使她很苦恼的精神紧张状态不仅恢复了，而且加强了，以至于她自己都害怕身上有什么东西会绷断。她一夜都没有睡。不过，在这种紧张中，在联翩的浮想中，没有什么不愉快和阴郁的意味；相反，倒是有一种使人高兴、使人振奋、使人热辣辣的东西。天快亮时，安娜在座位上打起瞌睡，等她醒来，天已经大亮，火车快要到彼得堡了。她立刻想起家庭、儿子、丈夫以及这一天和今后的种种操心事。

到了彼得堡，火车一停下来，她就下了车，首先引起她注意的就是丈夫的脸。“哎呀，我的天！他的耳朵怎么这样啦？”她望着他那冷冷的、堂堂的仪表，特别是他那一对现在使她感到惊讶的、撑住圆礼帽边缘的大耳朵，心里想道。他一看到她，便迎着她走来，嘴上堆出平素他那种淡淡的微笑，那一双疲惫无神的大眼睛对直地望着她。她一看到他那直勾勾的、疲惫的目光，就有一股很不愉快的感觉压上心头，似乎她希望看到的他不是这个样子。特别使她吃惊的，是她一见到他就产生了一股不满意自己的心情。这是一种由来已久的、熟悉的感觉，很像她对待丈夫的虚情假意。但是以前她没有察觉这种心情，现在她清楚而痛切地意识到了。

“哦，你瞧，亲爱的丈夫像新婚第一年一样亲爱，望你望得心急如焚呀。”他慢条斯理、细声细气地用一种几乎经常对她用的腔调说。谁要是真的用这种腔调说话，那是非常可笑的。

“谢辽沙好吗？”她问道。

“这就是对我满腔热情的全部报答吗？”他说，“他很好，很好……”

三十一

伏伦斯基这一夜连想都不想睡。他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会儿直直地望着前方，一会儿打量着进进出出的人。如果先前他那种不动声色的样子使不认识他的人感到惊讶和生气的话，现在他就更显得傲慢和自负了。他看人好像是在看什么东西。一个坐在他对面的在地方法院任职的神经质年轻人，就很恼火他这种样子。那年轻人又向他借火抽烟，又找他说话，甚至还捅了捅他，想让他感到他不是东西，而是一个人，但伏伦斯基看着他还是像看一盏灯一样。那年轻人觉得在这种不把他当人的压力下就要失去控制，便扮了一个鬼脸。

伏伦斯基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什么人也没有看见。他觉得自己像个皇帝，倒不是因为他相信他给安娜留下什么印象，他的确还不相信是这样，而是因为她给他留下的印象使他觉得幸福和得意。

这一切会有什么结局，他不知道，甚至都没有想过。他觉得，在此之前分散乱用的劲头现在已经集结成一股，不屈不挠地用于追求一个幸福的目标。而且他因此感到幸福。他只知道，他对她说的是实话，她到哪儿，他就到哪儿，他现在认为人生的全部幸福，人生的唯一意义，就是看到她，听到她的声音。当他在博洛戈耶下车去喝矿泉水，看见安娜的时候，不由自主地第一句话就把他心里所想的告诉了她。而且因为告诉了她，她知道了，并且在想着这话，他感到高兴。他一夜没有睡。回到自己的车厢里之后，他一直回想着看到她的种种情形，回想着她的每一句话，于是他的脑际浮现出已见端倪的未来的种种情景，使他心神荡漾。

等他在彼得堡下了火车，他觉得自己在一夜未眠之后依然精力饱满，神清气爽，就像刚刚洗过冷水澡一样。他在自己的车厢旁边站下来，等待她出来。“我要再看她一眼。”他情不自禁地微笑着，在心里说，“我要看看她走路的姿势，看看她的脸。也许她会说点儿什么，转过头看看，笑一笑。”可是，他还没有看到她，就看到她的丈夫由站长恭恭敬敬地陪着在人群里走着。“哦，是的！她丈夫！”现在伏伦斯基才第一次真正明白了，丈夫是跟她结合在一起的人。他本来也知道她有丈夫，但他不相信他的存在，直到看见他，看见他的脑袋、肩膀和穿黑长裤的腿，尤其是看见这个丈夫带着专有的神情心安理得地挽住她的胳膊时，他才完全相信了。

他看见卡列宁，看见他那新刮的彼得堡式的脸和那种微微驼背、头戴圆礼帽、踌躇满志的姿态，就相信他的存在，而且感到很不愉快，就好像一个人口渴得要命，跑去喝泉水，却发现一条狗、一只羊或者一头猪在这水泉里喝过水，并且把水搅浑了。卡列宁那种扭动整个臀部和笨拙的两腿的走路姿势特别使伏伦斯基看着难受，他认为只有自己才有不容怀疑的资格爱她。不过她还是那个样子，她的神态、风度还是那样打动了他，使他愉快，使他兴奋，使他心中充满幸福感。他吩咐那个从二等车厢里跑来的德籍仆人拿着行李先走，他自己向她跟前走去。他看到这对夫妻别后第一次见面，凭着一个有情人敏锐的眼力看出她和他说话多少有点拘谨的神情。他暗下里断言：“不，她不爱他，她不会爱他的。”

就在他从后面向安娜走近时，他高兴地发现，她感觉到他走近了。并且本来要回头看的，但已知道是他，就又和丈夫说话。

“您晚上睡得好吗？”他说着，向她和她丈夫一并鞠了一个躬，让卡列宁认为是在向他鞠躬，至于卡列宁认识不认识他，那就由他了。

“谢谢您，很好。”她回答说。

她的脸显得有些疲惫，脸上也没有了那股时而在微笑中时而在眼睛里流露出来的生气；然而在她对他的一瞥中，她的眼睛里却有一点什么东西闪了一下，尽管那火花闪了一下就熄灭了，他却因为这一瞥感到幸福。她向丈夫看了一眼，想知道他是不是认识伏伦斯基。卡列宁带着不快的神气望着伏伦斯基，漫不经心地回想着这是什么人。伏伦斯基的镇定和自信，碰到卡列宁那种冷冰冰的自负，就像镰刀碰到了石头。

“这位是伏伦斯基伯爵。”安娜说。

“哦！我们好像认识。”卡列宁伸过一只手，淡淡地说，又对安娜说，“你和母亲一道走，却和儿子一道回来。”他把每个字都说得清清楚楚，好像说一个字就是拿出一个卢布。“您想必是来休假的吧？”他又问伏伦斯基，但不等回答，他又用玩笑的语气问妻子，“怎么样，在莫斯科离别时流了不少眼泪吧？”

他对妻子说这话，是想让伏伦斯基知道，他要一个人跟妻子在一起了，而且还向伏伦斯基转过身去，举起手碰了碰帽檐。可是伏伦斯基对安娜说：

“希望有幸能到府上去拜访。”他说。

卡列宁用疲惫的眼睛看了看伏伦斯基。

“欢迎。”他冷冷地说，“每逢星期一我们接待客人。”然后，他完全撇开伏伦斯基，对妻子说：“真是好得很，我碰巧有半个钟头的时间来接你，可以向你表示我的亲爱。”他依然是用玩笑的语气这样说。

“你把你的亲爱说得太过分了，我可是看不出来。”她也用玩笑的语气说，一面情不自禁地倾听着在他们后面走的伏伦斯基的脚步声。“我才不稀罕呢！”她在心里说。接着就问丈夫，她不在家谢辽沙是怎么过的。

“哦，好极啦！玛丽艾特说他很乖……我要说句使你伤心的话……他不想你，不像你丈夫这样。不过我要再一次表示感谢，我的朋友，你早一天回来，是给我的赏赐。我们那可爱的茶炊准会高兴得要命。（他一向把赫赫有名的李迪雅伯爵夫人叫作茶炊，因为她不论遇到什么事总要生气、冒火。）她几次问起你。所以，我斗胆奉劝你，今天就去看看她。她对什么事都很操心呢。现在她除了自己种种操心事以外，还很关心奥布朗斯基夫妻和解的事呢。”

李迪雅伯爵夫人是她丈夫的朋友，是彼得堡上流社会一个圈子里的中心人物，安娜也因为丈夫的关系，跟那个圈子里的人最接近。

“我给她写过信了呀。”

“可是她还要听听详细情形。要是不太累的话，我的朋友，你就去一趟吧。好啦，你坐康德拉基的车子回去，我要到委员会去。我又可以不必一个人吃饭了。”卡列宁继续说，而且已经不是用玩笑的语气了，“你也许不相信，我是多么习惯了……”

于是他好一阵子握着她的手，带着一种很特别的微笑扶她上了马车。

三十二

家里第一个出来迎接安娜的是儿子。他不顾家庭女教师的呼喊，从楼梯上朝她跑来，一面欢天喜地地叫喊着：“妈妈，妈妈！”他跑到她跟前，一下子就吊在她的脖子上。

“我对您说过是妈妈嘛！”他对家庭女教师大声说，“我知道嘛！”

儿子也像丈夫一样，在安娜心中引起一种近似幻灭的感觉。她把他想象得比他实际上好。她只好回到现实中来，欣赏他的本来面目。不过，他本来的样子，那黄黄的鬈发、蓝蓝的眼睛、穿着紧紧的长筒袜的端正而结实的小腿，也都是很可爱的。安娜在和他接近与亲热时，体验到几乎是一种肉体上的快感。她看到他那单纯、信任和亲热的目光，听到他那天真的问话，感到精神上的安慰。安娜拿出陶丽给孩子的礼物，又对儿子说了说莫斯科有一个叫丹尼娅的小姑娘是什么样子，那个丹尼娅会读书，还会教别的孩子读书。

“怎么，我不如她吗？”谢辽沙问。

“我看，你是天下最好的孩子。”

“这我知道。”谢辽沙笑着说。

安娜还没有喝完咖啡，就有仆人通报说李迪雅伯爵夫人来了。李迪雅伯爵夫人是一个高高的、胖胖的女人，脸色憔黄，一双黑眼睛却又清秀又深沉。安娜很喜欢她，但是今天却好像第一次发现她也有种种缺点。

“怎么样，我的朋友，把橄榄枝[20]送到了吗？”李迪雅伯爵夫人一走进来，就问道。

“是的，没事儿了，不过这事本来就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严重。”安娜回答说，“总的来说，是我嫂子太较真了。”

不过，关心各种各样闲事的李迪雅伯爵夫人却有个习惯，从来不听她所关心的事，她打断安娜的话说：

“是啊，世界上的苦恼事和邪恶事太多了，我今天就伤透了脑筋。”

“怎么一回事儿呀？”安娜竭力忍住笑，问道。

“天天为真理打舌战，又打不出一个结果，我有点厌倦了，有时简直非常泄气。姐妹会（这是一个博爱的、爱国的宗教团体）的事本来进行得很好，可是有了那些先生，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李迪雅伯爵夫人带着无可奈何的苦笑说，“他们抓住一种想法，加以歪曲，然后又庸俗又无聊地进行议论。只有两三个人，包括你丈夫在内，明白这一事业的真正意义，其他一些人就只能败事。昨天普拉夫京给我写来一封信……”

普拉夫京是侨居国外的一个著名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于是李迪雅伯爵夫人把他来信的内容说了说。

然后伯爵夫人又说了说反对教会联合运动的一些阴谋诡计和不快的事，就匆匆地走了，因为今天她还要参加一个团体的会议和斯拉夫委员会的活动。

“这一切以前也是这样，可是我以前怎么没有注意呢？”安娜在心里说，“是不是她今天气坏了？其实是很可笑的：她的目的是行善，她是个基督徒，可她总是气嘟嘟的，她总是有冤家对头，而且总是在基督教和行善方面的冤家对头。”

李迪雅伯爵夫人走后，又来了一位朋友，是一位司长夫人。她说了说城里的种种新闻，三点钟就走了，但答应来吃晚饭。卡列宁还在部里。客人走过后，安娜就利用饭前的时间照料儿子吃饭（他都是单独吃饭），收拾自己的东西，看了桌上堆着的信件和便条，并且写了回信。

她在路上曾经有过的没来由的羞臊感和不安心情完全消失了。在习惯的生活环境里，她觉得自己又是理直气壮、无可指责的了。

她带着惊讶的心情想起昨天的情形。“那有什么呀？一点事也没有。伏伦斯基说了些傻话，说了就算完了，而且我也回答得很得体。这事不必对丈夫说，也不能说。说出来反而把小事当成大事。”她想起来，她说过在彼得堡她丈夫手下有一个青年几乎向她求爱，卡列宁回答说，生活在社会上，任何女子都会遇到这种事儿，他完全相信她知道分寸，他任何时候都不会贬低她和贬低自己，而至于无端猜疑。“这么看来，没必要说吧？是的，感谢上帝，没什么好说的。”她在心中说。

三十三

卡列宁四点钟从部里回来，可是像常有的情形一样，没有来得及到她房里来。他走进书房去接见等候的求见者，并且要在秘书送来的几份公文上签字。快到吃饭的时候来了几位客人（平常总有几位客人在卡列宁家吃饭）：卡列宁的老表姐、那位司长和夫人、一个被推荐到卡列宁手下任职的年轻人。安娜来到客厅里招待他们。五点整，彼得大帝的青铜大钟还没有敲第五下，卡列宁就走出书房，系着白色领带，穿着燕尾服，还佩着两枚勋章，因为吃过饭他就要出门。卡列宁生活中的每一分钟都有事，都是排定了的。为了办完他每天要办的事，他总是严格遵守时间。“不慌不懈”是他的座右铭。他走进客厅，和大家打过招呼，便一面向妻子笑着，一面匆匆坐下来。

“是啊，我的孤独生活结束了。你真不知道一个人吃饭有多么不舒服呀。”他把“不舒服”这个词说得特别重。

吃饭的时候，他和妻子谈了谈莫斯科的事，带着嘲笑的神气问了问奥布朗斯基家的情形；不过多半还是大家一起谈，谈彼得堡官场和社会上的一些事情。饭后他又陪了客人有半个钟头，就又笑嘻嘻地握了握妻子的手，出门去参加会议。这天晚上安娜既没有上培特西公爵夫人家去，虽然公爵夫人一听说她回来，叫她今天晚上就去；也没有到戏院去，虽然今天已订好包厢。她没有出门主要是因为她打算穿的衣服还没有做好。总之，客人走后安娜理过自己的衣物，就觉得十分烦恼。她一般不用花很多钱就能穿戴得很好，在去莫斯科之前就把三件衣服拿给女裁缝去改做。衣服要改做得看不出是原来的衣服，而且应该在三天以前就改做好。结果两件衣服还没有动手，一件改得不合安娜的要求。女裁缝前来解释，硬说这样更好些，惹得安娜发了很大的脾气，过后想起来却不好意思。为了让心情完全平静下来，她走到孩子的房里，跟儿子在一起过了整整一个晚上，亲自服侍他睡下，画了十字，把被子给他盖好。她哪儿也没有去，这天晚上过得就这样好，心里很是高兴。她感到那么轻松，感到那么心安理得，那么清楚地看出来，她在火车上认为那样不得了的事，不过是社交生活中一件微不足道的平常事，不论面对别人、面对自己都没有什么羞愧的。安娜坐到壁炉前，读起英国小说，等着丈夫。九点半整，听到他按铃的声音，接着他走进房里来。

“你终于回来了！”她说着，伸给他一只手。

他吻了吻她的手，挨着她坐下来。

“我从各方面看出来，你这次出门一切顺利。”他对她说。

“是的，非常顺利。”她回答说。接着她从头说起一路上的情形：跟伏伦斯基伯爵夫人在一起的情形，到达莫斯科的情形，铁路上的意外事故。然后又说了说她开头怎样怜惜哥哥，后来又怎样怜惜嫂嫂。

“我不认为可以宽恕这样的人，虽然他是你的哥哥。”卡列宁严厉地说。

安娜笑了笑。她明白，他说这话正是为了表示，他不会因为考虑到亲戚关系而不说心里话。她知道丈夫这一特点，很喜欢这个特点。

“一切都平安无事，你也回来了，我很高兴。”他又说，“哦，有关议会里通过的我那个新法案，那里是怎么说的？”

安娜却一点也没有听到有关那个法案的议论。她竟如此轻易地忘掉他那样看重的事，心里感到很不好意思。

“在这里恰恰相反，这事引起极大反响。”他得意扬扬地笑着说。

她看出来，卡列宁很想对她说说他在这方面的高兴事儿，于是她问这问那来引他说。他便得意扬扬地笑着说了说由于这个法案通过他博得的一片赞扬声。

“我非常、非常高兴。这就证明，在我们这儿对这种事终于开始树立合理而坚定的观点了。”

卡列宁就着奶油和面包喝完第二杯茶，便站起来，朝自己的书房走去。

“你哪儿也没有去，想必很寂寞吧？”他说。

“才不哩！”她说着，跟着他站起来，送他穿过客厅到书房去，“你现在看什么书呀？”她问。

“我在看李尔公爵的《地狱之诗》。”他回答说，“是一本很好的书呢。”

安娜笑了笑，就像一般人嘲笑心爱的人的嗜好那样，然后挽住他的手臂，把他送到书房门口。她知道晚上看书已成为他必不可少的习惯。她知道，尽管公务几乎占去了他的全部时间，他认为还是必须时时注意知识领域出现的一切重大现象。她也知道，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政治、哲学和神学方面的书，艺术跟他的天性是格格不入的。但是，尽管如此，或者不如说正因为如此，卡列宁从不放过艺术领域有重大影响的现象，认为涉猎一切是自己的责任。她知道，卡列宁在政治、哲学、神学方面常常产生疑问，或者说，常常在探索；但在艺术和诗歌，尤其是在音乐方面，尽管他一窍不通，他却有最明确、最坚定的见解。他喜欢谈莎士比亚、拉斐尔、贝多芬，喜欢谈新的诗歌和音乐流派的影响，各种流派他都能分得清清楚楚，有条有理。

“好啦，上帝保佑你。”她在书房门口说，书房里已经点起一支有罩的蜡烛，安乐椅旁边还有一瓶水，“我要往莫斯科写封信。”

他握了握她的手，又吻了吻。

“他毕竟是一个很好的人，诚实、善良，在自己的事业上很有成就。”安娜回到自己房里后，在心里说，好像是有一个人在说他不好，说不能爱他，她在替他辩护，“不过他的耳朵怎么挓挲得那样怪呀！是不是因为他刚刚理过发？”

十二点整，安娜还坐在写字台前给陶丽写信，就听见穿拖鞋的匀称的脚步声，梳洗完毕的卡列宁腋下夹着一本书，来到她跟前。

“该睡了，该睡了。”他别有一种意味地微笑着说，并且走进了卧室。

“他凭什么那样看他呀？”安娜想起伏伦斯基看卡列宁的目光，在心里说。

她脱了衣服，走进卧室，可是她的脸上不仅没有她在莫斯科时不住地从她的眼睛和微笑中流露出来的那种生气，相反，她心中的火花现在好像熄灭了，也许是远远地隐藏到什么地方去了。

三十四

伏伦斯基离开彼得堡的时候，把自己在滨海大街的一大套住房留给他的朋友和要好的同事彼特利茨基照管。

彼特利茨基是个青年中尉，出身并不怎样显贵，不仅不富有，而且负债累累，天天晚上都喝得烂醉，还常常因为各种各样荒唐事和肮脏事被关禁闭，可是同事们和当官的都很喜欢他。伏伦斯基在十一点多钟乘车从车站来到自己的住所门前，看到门口停着他很熟悉的一辆马车。他按过门铃，就听见门里面几个男人的哈哈笑声和女人的细语声以及彼特利茨基的叫嚷声：“如果是个坏蛋，就别让他进来！”伏伦斯基不让勤务兵通报，自己轻手轻脚地走进第一个房间。彼特利茨基的女友希尔顿男爵夫人穿着亮闪闪的紫缎连衣裙，那金发掩映下的红红的脸蛋儿也亮闪闪的。她正坐在圆桌旁煮咖啡，像金丝雀一样说着话，满屋子回响着她的巴黎口音。彼特利茨基穿着军大衣，卡梅罗夫斯基骑兵大尉穿着一身军装，大概都是刚从军队里回来，都坐在她旁边。

“好呀！伏伦斯基！”彼特利茨基腾地跳起来，把椅子一推，叫了起来，“主人驾到！男爵夫人，用新咖啡壶给他煮点咖啡。真没想到！我希望你会满意你书房里的这件装饰品。”他指着男爵夫人说，“你们想必认识吧？”

“那当然啦！”伏伦斯基快活地笑着，握着男爵夫人的纤手说，“那还用说！我们是老朋友了。”

“您出门回家了。”男爵夫人说，“那我得走了。哦，要是我碍事的话，我这就走。”

“夫人，您在哪儿，就把哪儿当您的家。”伏伦斯基说，“您好，卡梅罗夫斯基。”他冷冷地握了握卡梅罗夫斯基的手，说。

“您就从来不会说这样好听的话。”男爵夫人对彼特利茨基说。

“不，怎么不会？等吃过饭我也会说点儿好听的。”

“吃过饭就不值钱了！好吧，我就给您煮咖啡，您去洗洗脸，收拾一下吧。”男爵夫人说过，又坐下来，很细心地拧着新咖啡壶上的一个螺丝，“彼尔，把咖啡拿来。”她对彼特利茨基说，她把他的姓彼特利茨基亲昵地叫成彼尔，是不想掩饰她和他的关系，“我再加上一点儿。”

“那样味道就坏了。”

“不，不会坏的！哦，您的夫人呢？”男爵夫人忽然打断伏伦斯基和彼特利茨基的谈话，问道，“我们在这儿让您去成了亲，您把夫人带回来了吗？”

“没有，男爵夫人。我生来是一个茨冈人，到死还是一个茨冈人。”

“这样更好，这样更好。咱们来握握手吧。”

男爵夫人没有放开伏伦斯基的手，就夹杂着许多玩笑话对他说起她最近的生活打算，并且征求他的意见。

“他总是不肯跟我离婚！我有什么办法呀？（他就是她的丈夫。）我现在就想起诉。您对我这事儿有什么意见？卡梅罗夫斯基，当心咖啡，已经潽了。您瞧，我实在忙不过来呀！我想起诉，因为我要我的那一份财产。您可知道那种混账话，说我好像对他不忠实呢。”她带着轻蔑的神气说，“因此他就想霸占我的财产。”

伏伦斯基愉快地听着这个俏丽女子快活的娇声细语，随声附和着，半真半假地给她出着主意，总之立刻采用了他惯用的和这一类女人说话的腔调。在他的彼得堡天地里，所有的人都分成完全相反的两类。一类是低级的：这些人庸俗、愚蠢，尤其是可笑，他们主张一个丈夫只能和一个结发妻子共同生活，姑娘必须贞洁，女人要有羞耻心，男人要有丈夫气概，要克己、持重，要养育孩子，要自食其力，要偿还债务，以及诸如此类的愚蠢主张。这是一类古板可笑的人。而另外一类人才是真正的人，他们都属于这一类，这一类人主要应该是风流的、漂亮的、慷慨的、勇敢的、快活的，沉湎于情欲之中而不脸红，对其他一切付之一笑。

伏伦斯基因为从莫斯科带来另一个天地里的种种印象，在最初一刹那感到十分惊愕；但也只是一刹那，很快他就像把两脚套进一双旧拖鞋，又走进自己原来那个轻松愉快的天地里。

咖啡一直没有煮好，而是溅了大家一身，潽了，正好造成很需要的效果，那就是引起一阵喧闹和大笑，并且弄脏了贵重的地毯和男爵夫人的衣裳。

“好啦，现在再见吧，要不然您永远也不会去洗脸，在我心里就会记下一个高贵的人的主要罪行，不爱清洁。那么，您要不要我拿刀捅他的喉咙？”

“一定要，而且要拿得让您的纤手离他的嘴唇近些。他吻一吻您的纤手，事情就圆满解决了。”伏伦斯基回答说。

“那咱们今天在法兰西剧院见！”她的衣服窸窣响了一阵，她就不见了。

卡梅罗夫斯基也站了起来，伏伦斯基不等他走，跟他握了握手，便朝盥洗室走去。在他洗脸的时候，彼特利茨基对他简单地说了说自己的情况，说了说他在伏伦斯基走后有什么样的变化。钱一点也没有了。父亲说不再给他钱，也不替他还债。裁缝要告他的状，另外一个人也说一定要叫他坐牢。团长说，如果还是这样胡闹，就得离开军队。男爵夫人简直讨厌透了，尤其因为她老是想给他钱花。倒是有一个美人儿，他可以让伏伦斯基看看，那真是个天仙，纯粹东方型的：“你可知道，那简直就是女奴利百加[21]。”昨天他还和别尔科舍夫吵了一架，还想和他决斗，不过，当然不会出什么事的。总而言之，一切都挺好，一切都非常快活。并且，因为彼特利茨基不想让同事深入了解他的处境的种种详情，就给他讲起各种各样有趣的新闻。伏伦斯基在自己住了三年的住所的非常熟悉的环境里，听着彼特利茨基讲着非常熟悉的事，体验到回到他过惯了的无忧无虑的彼得堡生活的愉快。

“不可能！”他正在洗脸池里洗他那结实红润的脖子，这时他放下洗脸池的踏板，叫起来。“不可能！”他听到罗拉抛弃菲尔丁果夫而和米列耶夫同居，就叫了起来，“他还是那样蠢，那样自得吗？哦，布祖鲁科夫怎么样？”

“哈，布祖鲁科夫闹了一个笑话，太妙啦！”彼特利茨基叫了起来，“你知道，他是个舞迷，宫廷舞会他一次也不肯放过。有一次，他戴着一顶新式的盔形帽去参加盛大舞会。你见过新式盔形帽吗？很好看，很轻。他正站在那里……不，你听嘛。”

“我是在听嘛。”伏伦斯基用毛巾擦着身子，回答说。

“大公夫人和一位大使走了过来，该他倒霉，他们正好谈的是新式盔形帽。大公夫人就想让大使看看新式盔形帽……他们看到我们这位宝贝就站在那儿呢。（彼特利茨基学了学他头戴盔形帽站着的样子。）大公夫人请他把盔形帽给她看看，他却不肯。怎么一回事儿呀？大家一个劲儿地朝他挤眼睛，点头，皱眉头。快给她呀。他就是不给，一动也不动。你想想吧……有一个人……叫什么来着……已经要抓他的帽子了……他就是不给！……那人就一把抓下来，递给大公夫人。‘这可是一顶新帽子呀！’大公夫人说。她把帽子一翻转，你猜怎样，只听到哗啦一声，从里面掉出一个梨子和糖果，糖果有两磅重！……那是他这个宝贝藏起来的！”

伏伦斯基笑得前仰后合。后来过了很久，他们已经谈起别的事情的时候，只要一想起盔形帽的事，他就龇出一嘴结实而整齐的牙齿，哈哈大笑起来。

伏伦斯基听完种种新闻后，便由仆人服侍着穿好制服，前去报到。他打算在报到之后到哥哥家去，到培特西家去，然后再去拜访几家，为的是开始进出一些交际场所，在那里他可以遇到卡列宁夫人。正如往常在彼得堡那样，他一离开家，就打算直到深夜也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