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文井
泰昌的散文选集即将付梓，嘱我写几句话，我欣然答应下来。但一动笔，就有些踌躇了。如果议论学识，品味情思，衡量章句，泰昌是这方面的高手，近乎权威，我不敢班门弄斧，也不宜冒昧陈辞。怎么办呢？
可是想起泰昌这个人，我的思路又活了。我不但有话可说，而且很想说一说。
不是有“文如其人”这么一句现成话吗？这四个字的确包含了一定道理。那么，我就先谈谈我所知道的泰昌这个人吧，这样做也许有助于对泰昌散文的理解。当然，我不可能用这种办法来触及泰昌为文的根本，这一点我是有自知之明的。
认识泰昌，不觉已是二十年了。最初，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未来的学者，文质彬彬，眉目清秀。他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高才生，严格筛选后留校的研究生。1958年他就负责了一部中国文学史的部分编写工作。这件事很有分量，至少在我这个没有学问的人的心里是这样的。当年，我一看见那个小伙子，首先就想起那部厚厚的书，不禁有些肃然起敬。不管那部书到底怎样，反正我是写不出来的。说泰昌在步入文坛之前，在学术上已经结结实实打了基础，大概不算过分。
1964年，《文艺报》为了充实编辑部，物色接班人，从全国名牌大学里，百里挑一，甚或是千里挑一地挑出十来个“尖子”，泰昌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个编辑部和学府不同，日常所涉及的很多都不是学术问题，一个啃惯书本的青年进入这个新天地之后的心情想必很复杂，关于这一点，我没有问过泰昌，不能代他说。我只知道，那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人的所在，而且正值一个严峻的考验人的年代。紧跟着就是那个确实是“空前”，但愿它真“绝后”的“十年”。泰昌和我们这些老头一样，反反复复经历了坎坎坷坷，只是有些时候因地位不同而具体感受会有差异。我想，在那样奇特的苦难中煎熬，敏感而又没有经验的年轻人比老年人可能更难受一些。我知道泰昌在这一段时间里的一些侧面，我不想加以描写。我只说一句，我看见他在逐渐走向成熟。
以后我“有幸”和泰昌等一起参加了流放队伍，被逐出京门而“荣升”“干校”。在湖北咸宁那个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离开的沼泽地里，我和泰昌之间有了较多的个人交往。我从这个落泊的书生身上找到了一股灵气。他有些不拘小节，可是并不吊儿郎当。不管处境如何，他总是乐呵呵的，既不垂头丧气，也不剑拔弩张，这在一般人很不容易做到。我从他那有些淘气、有些诡谲的微笑里看到尚未写出的散文，他在思考，他在逐渐超脱。我想，也许就是这股灵气帮助了他，使他在钻研学术时不做学究，在驾驭文字时不落俗套，在困难时不灰心丧气，在顺利时不得意忘形。
我不能说已经懂得了泰昌的气质，我只能根据直觉强调他是一个重情感的人。可是“重情感”三个字又能说明什么呢？每一种情感都是复杂的，人更复杂。我注意到泰昌那经常的活泼洒脱，也看到他在困惑中偶尔显出的木讷。我时常听见他的笑声，也偶尔看到过他实在无法抑制的眼泪。他有矛盾。
大概他的故乡对他最初的塑造起了不小的作用。江南的水给他以灵敏，山丘的土给他以朴实。别看那一副文弱书生的外貌，当他挑着一百多斤稻秧在田埂上小跑时，那个轻灵利落劲儿，谁看见了都会说他是农民的儿子。他又洋又土，又土又洋。他能鉴赏微妙，也能咽下粗粝。
泰昌重情感，还表现在不忘故旧上。他时常向我叙说他的一些恩师和那些送给他阳光雨露的前辈，他尊敬他们，怀念他们，话语里充满了感激之情。对待长辈，对待师表，泰昌身上很保留了点中国古风。
诚挚和灵气、朴实和洒脱、理智和热情、知识和禀赋，这种不同的东西，结合在泰昌身上，便形成了泰昌为人的特色。
再看泰昌的散文，不正具备了以上这些特色吗？泰昌正在走着自己独特的路。我以为，继续走下去，写出更多这样独具一格的文章，终将使泰昌自成一家，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只有多一些写法，多一些路子，多一些不同的“家”，散文这一门艺术在中国才会重新发达起来。
谨说如上。
1984年12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