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这段不长不短的病假第二年开春就结束了。回到京城，我还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刑部上班应卯，与人谈禅说佛，得空读几页《周易》。到了秋天，我去了一趟山东，协同主持了一场选拔举人的乡试。

山东是孔夫子的故里，以区区刑部主事的身份来到圣人故里担任乡试考务工作，这不能不归之于声誉日隆的父亲的影响。我的父亲王华得中状元后先是成为《大明会典》的主要编撰官之一，后来又成为经筵官，在圣主恩宠下升迁到了礼部右侍郎的位置后仍兼日讲官。

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破例的荣选满足了我积久寂寞的虚荣心，但另一方面，在帝国政坛可以一试身手的兴奋也使我暂时摆脱了逃禅学仙的颓废心境。我只有三十三岁，怎么可以如此放任！我为生员们出的题目基本上是围绕当下知识分子道德的滑坡问题和风俗之美恶与天下之治的关系。

我还在策论的范文中这样写道：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弊病在于十羊九牧，人浮于事，致使名器太滥，而官员的选拔又不以德能，德能又没有一个标准，一个人做了官，就成了国家机器的化身，但又有谁是为国事而来？只是为了名器罢了，名器一滥，天下人都生必得之心，纷扰自生；纷扰一生，纲纪就不振；纲纪一不振，天下就会大乱。在文章的末尾我为这个时代开出了这样一剂药方：当今之务，莫大于整肃纪纲。

我这番洋洋洒洒的话把同僚们吓得不轻，他们一致认为我的胆子也太大了一些，一个低级文官竟敢对朝政如此漫加评议。而我深感惋惜的是我只有这么一个机会主持区区一省的乡试，不能真正走上为国家选拔豪杰才俊的领导岗位。考务既毕，我跑到泰山玩了几日，又去观了东海。海涛拍石的訇然巨响中，我一个人走在海边吟诵着曹孟德的“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伟大诗篇，不由得慨叹一事无成但惊逝水，半生有梦尽作飞烟。想着在庸碌的文牍生涯中消磨的一日日，真个是：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

主试山东时的放言无忌没有让我蒙受飞来横祸，也没有让我得到荣升骤起的机遇，这一方面说明仁慈的弘治皇帝的开明，另一方面则说明这个庞大的帝国已经身患沉疴，来自内部的谏言已触动不了它肥软的躯体。

返京不久，我奉调到兵部任主事，官秩从六品，穿起了绣有鹭鸶的青袍。在品级严明的帝国官场体系中，我这只小小的蚂蚁总算是迈出了半步。我任职的武选司，是兵部第一司，掌管武官的选升、袭替、功赏之事，相当于兵部中的吏部，在外人看来，这对我已经是个实至名归的安排。但我不无悲哀地发现，它离我的自我期许不知隔了几重大山。

这就是十六世纪的最初几个年头，我在京城的官场里所过的庸庸碌碌、疲惫不堪的生活，不出意外的话，我丝毫不怀疑我会像一头转磨的驴子一样在中央六部慢腾腾地转上一圈，并随着年齿的增长像蚂蚁爬树一样获得缓慢的升迁，最终在老境到来之际熬成一个侍郎或者尚书，然后体面地退休回家，做个写写老干部体诗歌的致仕乡绅。但设若真的到了那一天，我还会是我吗？我想我自己都不会接受未来岁月里那样平庸的一张脸。

冗长、刻板、无聊的小公务员的生活已经在损害我的健康。痰中的血迹不再让我心惊，因为出现的次数太多了。好在还有朋友，不然这世界真要像月球一样荒芜了。一五〇五年夏与湛若水的相识是我一生中的一件大事，这一事件对我心智成长的作用要到好多年以后才会彰显出来。若水是广东增城人，这个品行高洁的年轻人无意功名利禄，立志要做当代颜回，拜了南方大儒陈白沙为师，在老家闭门读书好多年，后来拗不过他母亲，才不得不到南京国子监入学，并在这一年春天的会试中被擢为第二，选为庶吉士。据说主考官看了他的卷子后就说，这个人一定是陈白沙的学生。一见若水我就大起契悦之心。

我对别人说，我到北京二三十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物。我这话并非一味溢美。我可谓阅人多矣，当时的名公巨卿如李西涯（李东阳，号西涯），文学名家如前七子等，都不能引起我由衷的敬佩，因为在我看来，他们只是招摇一时的明星而非至人。而若水的学问唯求“自得”，却是真正体现了圣人之学的典范，这样的人不引以为知己，天下谁是知己？

我相信若水也一定和我有着相同的感受，因为从别人的口里，我也听到他这样说我：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公务之余，我们时相过从，诗歌唱和，切磋学术，并在一场场面红耳赤的争论中加深了解、促进友谊。多年以后——那时我已离开了这个让我欲爱欲恨的世界——我的这位好作警句的朋友用这么几句话概括了我的思想历程：“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

然而一场突然降临的牢狱之灾阻隔了我们的友谊，也终结了我在北京并不太如意的政治生涯，并最终把我逐出了这个让我欲爱欲恨的都市。从我十三岁那年随父第一次旅居京华起，已经过去了二十多个年头，二十多年里，我习惯了这座城的胡同与青砖灰瓦，习惯了它春天到来时扑面的黄沙与马车驶过时迷眼的尘土，习惯了落尽叶的槐树间爽净的天空和人们的语调，从没想到有一天会离它而去，并且，是以这样一种屈辱的方式离它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