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自助者天助

“国家的价值，从长远来看，在于组成这个国家的社会个体价值的实现。”

——约翰·斯图尔特·密尔

“我们对体制寄予太多厚望，而忽略了人类自身的能力。”

——本杰明·迪斯累里

“天助自助者”，自助精神是个人得以成长的关键所在，这则古训经过了实践的检验而流传至今。它不但体现在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得以强盛的根源。就显示出来的情况看，让人愈加脆弱的是外界的扶助，而使人获得恒久激励的是自助。不管你为某一个人或某个团体做了什么，某种意义上，你是在削弱他们为自我而奋斗的积极性和必要性。那些引导过度和监管严苛的地方，人们的独立精神和自立能力的发展必然会受到限制。

制度不能带给人们积极的天性，哪怕这个制度再完美。它的优势不过是可以给予人们发展自我与完善自我的空间。可是人们却相信自己幸福和成功的概率是依附在所处的制度上的，而非自己的行为。立法促进了人类的进步，但它的价值往往也被过度地拉高。人们热衷于每隔三至五年，选举一到两个立法者，搭建立法机构上层的政治体系。

这项攸关人们幸福生活的义务被认真贯彻至今，它却并没有像人们预期的那样，引领他们走向美好的生活或培养出积极的天性。人们逐渐认识到，政府的功能并不是那么积极和有效的。政府的职能更多地体现在保护性上——保护国民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安全。在律法能够公正严明地执行下，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享受他们各方面的劳动成果。但是，法律再严厉也不能让懒惰之人变得勤勉，也不能让浮华之人变得节俭，更不能让嗜酒之徒懂得自我克制。美好的生活和积极的天性通过强大的权力是实现不了的，良好的习惯才是根本。

至于国家、议会等法规力量，那也不过是一种普遍的迷信。威廉·达刚这位伟大的爱尔兰爱国者，曾在首届都柏林工业博览会的闭幕式上讲道：“说真的，在我的印象中，从来没有听到我的同胞提出过独立一词。我听得更多的是，怎么从这里、那里或其他别的地方去获取独立，应该将希望放在我们身边的外来人身上等论调。当我极大地想通过衡量这种交流给我们带来的利益时，我会常常深刻感到，我们工业的独立必须依靠我们自己。我坚信，只要认真做到勤奋刻苦和精益求精，我们势必会迎来比任何时期都好的机遇和光辉的前景。我们已经勇敢地跨出了这一步，但更大的动力还是来自坚忍不拔。只要我们充满着热情前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上升到一个共享舒畅、美满和独立的状态，这种状态会影响到周围的其他人。”

事实上，更多的经验同样证明了国民的天性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富强，而不是它的制度。国家，只是社会个体的集合；文明，自身也不过是构成社会的男人、女人、孩子完善自身的问题罢了。一切事情的内因总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外因所产生的影响较小一些。那些自己在道义上无知、自私和邪恶的奴隶，才是最大的奴隶，而并非是那些被暴君所统治的奴隶——尽管这种统治本身就是最大的罪恶。

一个充满着奴性的民族也是想获得自由的。仅仅寄希望于统治者或制度改变而实现，这显然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就是政府掌控了自由。坚实的自由基础来源于人的天性，它不但维护了社会的安定，也是国家进步的基石。正如约翰·斯图尔特·密尔所说：“如果我们允许个性存在，专制主义也能产生恶果，但凡毁灭个性的东西，都是专制主义，而不管它以何种形式出现。”

国家的进步离不开社会每一个人的勤奋、努力和正直，而懒惰、自私和邪恶正是导致国家衰败的原因。我们总是谴责社会的邪恶，殊不知这所谓的“邪恶”正是源于自身不断堕落的生活。虽然我们通过法律手段尽可能地去减少，甚至是想去根除它们，但是，如果个人生活和民族天性赖以生存的环境不能够彻底改善，那么一切都将是徒劳，多数时候他们又会在其他途径上重新复苏。可以说，最高的爱国主义和博爱主义不在于改变法律和修改制度，而在于帮助和激励人们通过他们自己自由且独立的个人行为来提高自我。

在民族进步上，时常会听到呼唤恺撒式的救星、呼唤国家作为救星、呼唤议会法令等古老的谬论。我们在期待恺撒，然后我们得到了“谁承认并听从于他，谁就幸福”。这条教义说白了，就是凡事都由不得人们自己做主。而这样的教义一旦被视为方针政策，被破坏的就是社会的自由良知，并且迅速成为任何一种形式的专制主义的铺路石。人类偶像崇拜中最极端的形式就是对权力绝对崇拜的恺撒主义。其产生的结果和对财富的绝对崇拜产生的结果一样。与之不同的则是教义那对人们起谆谆教导作用的独立精神。只要它能被完全领悟并将其付诸行动，恺撒主义必将灰飞烟灭。正如雨果论述笔和剑的关系，“其中一个定将歼灭另外一个”。独立精神与恺撒主义就是这样的对立体。

任何国家的现状都是其数代人民思想与劳动的结晶。土地的耕作者、矿山勘探家、发明家、探险家、制造业工人、机械工人、手工业者、诗人、哲学家和政治家，任何阶层及条件下的坚忍不拔的劳动者们都为缔造自己的国家作着贡献。通过数代的努力终于不断地将劳动成果增新和提高。这些世代相传的伟大劳动者和文明的创造者在混乱的工业、科学和艺术中创造出秩序。因此，地球上现存的各个种族，在他们自然的演变进程中，传承着先辈们的精湛技艺和辛勤劳动所创造出来的宝贵财富。这些财富在我们的手中继续传播，并留给我们的后继者，在整个延续过程中，它非但完好无损，更将得到不断的完善。

自立精神，是衡量国家实力的真正标准，它彰显在任何时代任何一个英国人的性格特征中，并且充满着活力。

通常一些极其优秀的人，在成为人民的领袖之后都非常受人尊敬。但是，那些普通劳动者同样为我们的进步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历史上出现过的任何一次战役，士兵们发挥的英勇作风和敢死敢拼的精神都是战争胜利不可缺少的关键因素。虽然得以流传千古的是那些将军，但谁又能磨灭士兵的功勋呢？

同样，生活也是一场“士兵的战斗”。人类无论何时都是最伟大的劳动者，即便是最卑微的人。绝大多数的人终生都是默默无闻的，他们对人类文明和世界的发展的影响力显然不能同那些永垂青史的伟人相比，但是，只要他勤恳、节俭和在生活上秉承着公正诚实的态度就足以成为同胞效仿的典范，那么，他就对他国家的美好生活起到了现实和长远的影响。他的生活和德行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人，并为以后的社会树立起良好的榜样。

与来自我们家庭、社区、超市、生产车间、织布机坊、耕地间、财务室、手工作坊和喧嚣人群的日常生活教育相比，初高等的学校教育真的只能算是最简单的文化启蒙。前者才是更加具有影响力的。这些日常经验说明，真正的实效教育和更能影响他人行为的是充满活力的个人主义。即席勒所言的“人生历程的教育”，它表现在人的行为、德行、自我修养和自控力等方面，所有这些都在于正确地引导人们在人生责任和事业上作对选择，有所成就。这种教育从任何书本或大量学术研究中都不可能获得。培根就曾说过，而他的话总是充满着智慧和给人启迪的，“学习教不会人们如何去使用它们，它只能通过亲身的观察和实践来获得，那是一个属于学习之外并高于学习的智慧”。

在给予他人帮助、指导和力量等方面，那些德行兼备的伟人传记仍然是最能影响人和最有效的。它带给人类和世界的是一种高尚的生活、崇高的思想和充满活力的行为。这些传记上所记载的事实，总能强有力地证明自尊和自助的效力，引导学习它的人为自己赢得社会地位和崇高的声誉，包括那些地位最卑微的人。

那些科学、文学、艺术界的伟人，或是伟大思想的传播者，或是宽宏心灵的使徒。他们从未脱离社会阶层，他们同样来自校园、工厂和农舍，来自贫民窟或庄园，哪怕是上帝的最神圣的使者也不例外。权威的人并非只出自那些“大家族”，穷苦人中拥有鸿鹄之志的也比比皆是。正所谓“有志者事竟成”，这些人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无数次地挑战并战胜在别人看来根本无法战胜的困难，并取得最后的成功。

大文豪莎士比亚，谁又能断言有多么了解他呢。不过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庭，父亲是屠夫兼牧场主，成为一个梳毛工人便是莎士比亚年幼时的梦想。这是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邻人们觉得他会做学校的门卫，或者顶多成为一个文书代写员。然而事实上未来的他被人们形容为“不是一个人，而是所有人类的缩影”。他的一生从事过很多种不同的职业，丰富着他的阅历，为他日后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源泉。一位海军军官断言他以前肯定是个水手，因为他描写海洋的措辞是那么的精确，某个有名的鉴马师坚持认为莎士比亚从前一定是个马贩子，但一位神职人员通过对从莎士比亚作品的研读，则认为他应该曾是为牧师工作的文员。他是一个用心去学习的学生，一个勤勉努力的工人，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如此。他的著作对英国人品格的形成至今仍具有较强的影响力。

在社会底层的工人阶层中，布兰德雷、爱德华兹和德尔福特成为了工程师，库克成为了航海家，伯恩斯更成了一位诗人，休·米勒成为了地理学家，阿兰·卡林汉姆不仅成为了作家还是一位雕刻家，伊利戈·琼斯成为了建筑师，哈里逊发明了天文钟，琼·亨特成为了生理学家，罗姆雷和欧比成为了画家，李约瑟成为了一位东方学专家，约翰·吉卜生成为了雕刻家。在纺织业工人里，有成为数学家的西姆森，成为雕刻家的培根，成为鸟类学家的弥尔纳、亚当·沃克、约翰·福斯特和威尔逊，成为传道士博士的利文斯通，成为诗人的唐纳西尔。鞋匠出身的有伟大的海军上将克劳德斯雷·肖威尔爵士、电力学家斯特金、散文家塞缪尔·德鲁、《季刊评论》的编辑吉福特、诗人布莱姆菲尔德和传教士威廉·卡雷。班佛的鞋匠托马斯·爱德华兹更是位资深的博物学家，还有以他姓氏命名的新物种，“普拉尼茨·爱德华兹”——一种细小的甲壳虫。

裁缝出身的人当中，最杰出的要数安德鲁·约翰逊了，这位美国总统——一个品质超常和才华出众的人。当他在华盛顿的就职演讲中说到他的政治生涯开始得很早时，听众里突然有人喊道：“他以前是个裁缝。”他平静而坦然地回答：“曾经是裁缝的事情根本不会使我感到难堪。当我做裁缝时，我总是能得到赞美，因为我做的衣服总是那么合身。对待顾客，我也总是热情和周到的，裁缝的工作我做得很好，我还享有好裁缝的美誉。”裁缝中的佼佼者还有经营着服装贸易的约翰·斯通，后来的历史学家；小裁缝杰克逊，后来的画家；曾经为伦敦裁缝的小徒弟约翰·霍克斯伍德，是后来的约翰·霍克斯伍德爵士。

铁匠纽卡门、数学仪器制造商瓦特和灭火器制造者斯蒂芬孙，都是发明蒸汽机的创造者之一。

事实上，出身卑微家庭相对于出身富贵之家更加有助于人的成长。天文学家哥白尼是一位波兰面包师的儿子，物理学家牛顿是农民的儿子，数学家拉普拉斯是一位贫苦农民的儿子。而天文学家兼数学家拉格朗日是都灵战时财务主管的儿子，虽然出生时含着“金勺子”，但后来由于父亲的投机活动，他的家庭也沦为贫困。于是，成名后的拉格朗日总是说：“如果那时我很富有，我很可能就成不了一名数学家。”——他总是把现在的声望和幸福归功于这种困苦的环境。

尽管生不逢时，但他们从未放弃过理想，依靠着天赋和努力获得了光辉而永恒的荣耀，那是任何的人间财富都无法换来的。

外国人中通过自己的勤劳和智慧扭转厄运的人数也并不比英国人少。在艺术界，克劳德是糕点工的儿子，吉福斯是面包师的儿子，利奥波德·罗伯特是钟表制造商的儿子，海顿是车轮制造工的儿子。格雷戈理七世，锯木匠的儿子；萨克特斯五世，牧羊人的儿子；阿德利安六世，平底货船船员的儿子。机械师霍特菲勒，面包师的儿子；数学家约瑟夫·弗雷尔，裁缝的儿子；建筑学家德兰特，鞋商的儿子；博物学家格斯勒，皮革商的儿子。

在军队中，从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始，克勒伯、拉费耶尔、舒谢特、维克多、蓝纳斯、苏尔特、马斯纳、赛特·塞尔、德隆基、穆拉特、沃戈洛、巴斯叶赫和列伊等人，都是普通士兵出身的高级将领。“成功的道路时刻为那些能干的人敞开着”这一真理早已成为现实，并且在现今的法国军队中延续下来。法国军队中从低级军士上升到最高将领的成功事例相当普遍。

出身低微又如何？看看上述这些成功者的境遇吧，早年遭遇到的人生艰难和困境才是一个人成功的必要磨炼！只要拥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吃苦耐劳的精神，勇于拼搏，那么成为对社会具有影响力的领袖人物，永远不是什么无稽之谈的事，这种情形早已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在法国如此，在英国如此，其他任何国家也是如此；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更如此。

对一个追求最高教养的人来说，安逸的生活并不是必需的，在任何时代，那些小人物都不曾给这个世界增添过一丝丝的负担。贫穷不是不幸，更不是痛苦。它激励人们奋发图强，勇敢地去战斗，通过坚持不懈的实干，它将升华成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也许培根的话能对此作出最好的总结，“人类总是不能很好地理解自己的财富和自身的实力：财富，总被人们信奉为无所不能的东西；而自身的实力，人们总是因太缺乏自信而不把它当一回事。事实上，只有征服自我和自力更生才能教会一个人，从自身能力的水池中吸取动力，通过自己的实力去品尝甜蜜的面包，学会正确地劳动以养活自己，并认真地认识好事物来做好自己的工作。”安逸和奢华的生活带不来艰苦奋斗的品质和敢于直面艰险的勇气。只有朝气蓬勃的行为才能在生活中焕发出巨大力量。

奋斗的过程总是充满荆棘的，意志薄弱者会自甘平庸或选择堕落来享受眼前的安逸，意志坚忍的人则会从中获取力量、自信和成功。

对贪图享乐和自我放纵的人来说，富裕总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对那些容易被欲望操控而缺乏自制的人来说更是一个险境。所庆幸的是，我们国家的大富翁们都不是懒汉。他们尽心尽职地服务于这个国家，在国家危难之时更是无限付出。这一代的富人绝大多数还在发愤图强地工作，“生活在辛勤劳动的时光里，而不是贪图享乐”，这句话是他们的生活写照。众多的贵族同胞们，他们虽然早已享有足够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可为了服务于祖国他们仍然甘于冒险甚至是牺牲自我。比如，在帕尼苏拉战役中那个骑兵团，在陆军中尉的带领下穿过了湿地和沼泽，在塞巴斯托波尔荒芜的斜坡和燃烧的印度土地上，诞生了一批具有自制力和奉献精神的绅士阶级。

上层社会的人们在哲学和科学的和平探索活动中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例如培根，这位大名鼎鼎的现代哲学之父；科学家沃塞斯特、波伊勒、卡文迪希和塔尔波特；罗斯望远镜之父——罗斯。不过，政治和文学领域才是上层社会中最勤奋的人们乐于奋斗的地方。

这些人本来可以根据《十小时工作法》享有工作不超过十小时的权利，然而，当繁忙的议会召开后，他们总是义无反顾地上着“双班”，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

比如说早已成为大家榜样的布莱汉姆勋爵。他在为社会服务的60年时光里，科学、文学、法律和政治等众多领域他都工作过，而且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据说他从不让自己的空闲时间超过一分钟。塞缪尔·罗米利爵士就曾经跟那些要求他从事某种新的工作的人说：“抱歉我没有时间。但是你可以去找布莱汉姆，他总是有办法挤出时间做事。”他的精力总是异常旺盛，即便是在退休后的花甲之年。当他大多数的同辈人坐着太师椅，悠哉地打发他们的晚年，享受他们前半生辛勤打拼所得的闲暇时，布莱汉姆勋爵仍然对有关光线规律的精确研究展开着一系列的活动，其研究结果毫无保留地奉献给来自巴黎和伦敦的众多科学读者。不仅如此，他还在新闻界发布了他的《科学的人和乔治三世统治文献》的论文草稿；在上议院按时履行着他的法律工作和政治辩论职责。如此地钟爱工作、习惯连续地工作、无论多么繁重的工作，他从不放在话下——这就是布莱汉姆。

能够同时享有小说家、诗人、戏剧家、历史学家、散文作家、演说家和政治家称号的作家巴威尔·利顿爵士也是一位勤奋而本身社会地位就很高的人。为了不断超越自己，他总是那么饱含热情，充满斗志；总是脚踏实地地工作着，从不把时间浪费在享乐上。他的作品不仅多产而且品质都很高——从勤奋这个角度上来说，英国仍然健在的作家中无人能及。巴威尔的勤奋，值得享有任何赞美之词。当和他具有同样财力和地位的人们，在活跃的社交季节去乡间度假、狩猎、射击、安排海外旅行、游览名胜，享受各类休闲娱乐时，巴威尔却在追求过一种文人的生活，那种享乐的生活方式是他所排斥的。巴威尔先后努力创作的诗词《杂草和野花》和小说《福克兰》都失败了。但他并没有像意志薄弱者那样遇到困难就放弃创作，他仍然坚持创作，在广泛阅读和不断努力下，终于由一个失败者变成了一个成功者。

决定成功人生的因素包括了各个方面，个人的勤奋和实干是一个方面，就像上述大段列举的实例和下述篇幅还要引用的例子那样；另一方面，得到别人的帮助也是成功必不可少的要素。

“有些事物看似是相互矛盾的，如果把他们合理地结合起来却会变得很完美，自助和受助就是这样的典型。”诗人沃兹沃斯说得对：人的一生多少都要仰仗别人的恩惠，那些光明磊落的君子和成功者通常都是愿意接受这种帮助和乐于承认的。

《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作者阿列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人生历程就是很好的佐证。他的成功同样归功于自身拥有的独立精神和吃苦耐劳的毅力。同时，他也充分地肯定人的一生中都会或多或少地需要并接受别人的帮助或支持。他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在生活中，每个人都应该持之以恒地努力。无论是内在的努力还是外在的努力，对每个人都是必不可少的。若非如此，我们所增加的就只有自己的年龄，而非成熟的智慧。很多人的灵魂充满病态，这是非常可怕的。为了对抗这种病态的灵魂，我们一方面要建立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另一方面，也要与生活或事业中的志同道合者互助互励，共渡难关。”

因此，托克维尔总是对他的两个好友充满感激之情。一位是在精神上和人生阅历上指导他的德·克尔格雷。他在给德·克尔格雷的信里这样写道：“你是我灵魂的伴侣，如果还有谁值得我唯一地信赖，那就是你了。我受过很多人的影响，唯有你对我的影响是最为巨大的——那些基本理念的形成和行为规则。你的影响终其一生都将伴随我。”另一位是一直在情里给予他支持和理解的斯托菲尔。托克维尔的妻子是一位秉性和品格都值得尊敬的夫人，也是他所深深感激的人。托克维尔能够毫无顾虑地进行他的研究，与他的妻子是密不可分的。这也使他确信，女人心灵和气质的高贵会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她丈夫的品性；反之则只会败坏丈夫的心灵。

总之，来自外界各种各样的影响对人类品格的塑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种影响有来自周围生活环境的，比如朋友的、邻居的、榜样的；还有来自生活上的名人名言；还有文学上的事例。总之是举不胜举的。祖先们优秀的品德和言行更是在影响我们的同时应被继承下来的。当然，对别人给予的帮助心存感激的同时，我们更应明了，自己才是生活和促使行为积极的真正主导者，外来的帮助只是也只能是一种辅助，最好的救世主就是我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