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乱世也有小确幸——草根儿那些事儿,你知道多少?
- 知三国:披露大家漏读、误读、没读懂的真相
- 孙正宇
- 13851字
- 2020-03-06 16:34:20
1.三国时的货币,哪家最靠谱?
谈到蜀汉的货币,我们就要提到一个人,此人就是刘巴。刘巴本来一心跟随曹操。结果赤壁之战后,曹操为了抑制刘备在荆州的发展,派刘巴回到其老家荆州南部从事反对刘备的活动。刘巴失败后,几经辗转到了蜀地,依附刘璋。
刘巴在蜀地,劝谏刘璋不要请刘备入川。刘璋不听。刘备平定益州之后,不但没有责罚刘巴,而且在诸葛亮的推荐下,任命其为左将军西曹掾。
据《零陵先贤传》,刘备攻打刘璋时,对士众讲:“要是平定西川,府库里的东西就是你们的了,我不会干预你们。”
结果占领成都后,大家都争着到府库里取宝物,造成了军用不足。这让刘备很忧心。
此时,刘巴对刘备讲:“这事容易,只要铸造价值百钱的货币,平衡商业市场的货物流通,让吏员开办官市,就可以了。”
刘备采纳了刘巴的意见,只用了几个月,就做到了府库充实。
也许有人会问,刘巴不是不愿意辅佐刘备吗?怎么会给刘备出主意呢?
两个字:自保。刘巴一直以来反对刘备。现在他刚刚归附,其与刘备集团之间的隔阂很深。所以,他这次主动为刘备分忧,也是为了淡化以往的矛盾。可是,从长远看,刘备铸造大钱,使大量货币进入市场,必然会导致通货膨胀、货币贬值。这就导致了两个结果。
第一,百姓手中的钱没有原先值钱了,购买力下降了。这必然会引发民众的不满,特别是会导致许多有钱人的不满。在当时的社会里,许多有钱人是当地士族,这样做就会促使益州本地士族与刘备离心。
第二,刘备通过手中的大钱,从蜀地民众手中购买物资,这是运用“经济手段”变相掠夺财富的一种行为。
诸葛亮曾说:“运筹策于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刘巴)远矣!”不过这位子初先生虽然身在蜀地,然心在中原。他出的这个主意,让刘备大失民心。可是,刘备这么聪明的人,怎么会采纳刘巴的意见呢?
《三国志》中,在记载隆中对时,刘备曾向诸葛亮说过这样一句话:“汉室倾颓,奸臣窃命,主上蒙尘。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这句话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刘备这个人很看重“智术”。他认为,自己深陷困境是因为“智术短浅”。他三顾茅庐,目的就是向诸葛亮请教平定天下的“智术”。在“智术”本位的指引下,刘备及之后的诸葛亮、姜维都幻想通过“智术”来创造军事上的奇迹,以平定天下。所以,刘备把“民殷国富”的益州当成了一块大蛋糕,进而铸造大钱以掠夺财富来充实府库,从而保障军资的充足,为实施“智术”服务。这种过于迷信“智术”,让蜀汉重视军资而忽视了民生,在“涸泽而渔,焚林而猎”的短视思维下,偏离了民为邦本的大道。
如此看来,蜀汉的货币并不靠谱。那么,东吴的货币又如何呢?
据《通典·食货八》,在孙权统治时期,先是铸造了价值五百个五铢钱的大钱,即大泉五百。并立法打击盗铸。后来又铸造价值一千个五铢钱的大钱。推行几年之后,孙权发现大面值的货币存在一些问题:
一是市场不接受。
二是百姓对此不满。
于是,孙权改变了策略,下了一道命令:
一是以前之所以铸造大钱,是为了促进市场的货物流通。
二是现在大钱不被市场接受,所以停止铸造。
三是个人手中的大钱,官府作价收回,不让百姓蒙受损失。
铸造大钱是东吴一次失败的货币改革,对社会造成很坏的影响。孙权在发现问题后,能够废除这项不靠谱的货币政策,并且将百姓手中的大钱作价收回,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对民生的重视。刘备铸造大钱充实府库,看似赚了,但是,从民心方面来讲,则是亏了。孙权作价回收大钱,看似亏了,但是,从民心方面来讲,则是赚了。
那么,曹魏的货币是否靠谱呢?
据《三国志·董卓传》,董卓当政时期,废除了五铢钱,铸造小钱。这导致了物价上涨,一斛谷子要卖到几十万。自此以后,用小钱买不到货物。
据《通典·食货八》,曹操当了丞相之后,废除了董卓发行的小钱,启用五铢钱;但是,当时政府已经很久不铸钱了,货物本来就不多,谷子卖得很便宜。
据《通典·食货八》,曹丕时期,废除了五铢钱,用谷子和绢帛充当货币的职能。
也许有人会问,曹丕为何要废除五铢钱呢?
《三国志·文帝纪》记载:“以谷贵,罢五铢钱。”说的是曹丕认为当时的谷子太贵了,所以废除了五铢钱。
那么,谷子到底是贵好,还是便宜好呢?
谷子如果太便宜,就会伤害农民种粮的积极性,也就是谷贱伤农。但是,谷子如果卖得太贵,让人买不起,又会危及民生问题。如董卓时期,一斛谷子卖几十万钱。所以,谷子的价格不是越贵越好,也不是越便宜越好,最好是价格合理。
据《通典·食货八》,魏明帝曹叡时期,湿谷子和薄绢在市面上流通,政府对此处以严刑,但是,仍然禁止不了。于是,曹叡决定重新使用五铢钱。西晋也沿袭了这一做法。
董卓废除五铢钱,发行小钱的“改革”是失败的;曹操废除小钱,恢复五铢钱是正确的。
曹丕之所以废除五铢钱,让“谷帛”充当货币的职能,是因为他看到谷子太贵,很是担忧,认为让谷子充当货币职能,可以避免谷价不合理而给社会带来的伤害。但是,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废除了货币,让经济倒退到物物交换的时代。这样做,明显既不利于货物的流通,也不利于经济的发展。
曹叡时期,恢复了五铢钱的使用。这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晋朝沿袭了这一做法。
综合三国的货币政策,三家的出发点各不相同。
刘备只考虑府库充盈和军资供给,不考虑民生,所以其铸造大钱,伤害了民心。结果蜀汉最先灭亡。
孙权铸造大钱,本想促进经济发展,结果适得其反。还好,后来其知错就改,废除大钱,并顾及了百姓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民心。结果东吴比蜀汉多支撑了十七年。
再说曹魏,无论是曹操、曹丕,还是曹叡,他们实行货币政策的出发点都是想把国家治理好,都是为了有利于民生。虽然在曹丕时期走了一段物物交换的弯路,但是,总体上没有铸造大钱,掠夺财富,伤及国基民意。
货币政策关系民心走向。相比之下,魏蜀吴三家,曹魏的货币是最靠谱的。晋朝承袭了曹魏的基础,统一了天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借了曹魏货币政策的光。
2.三国时婚丧嫁娶有哪些风俗?某些风俗因何出现?
据《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曹操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孙策的弟弟孙匡,又为自己的儿子迎娶了孙贲的女儿。
孙贲是谁?
孙坚的侄子。也就是说,孙策与孙贲是堂兄弟。
由此可见,孙匡、曹操的侄女、曹操的儿子、孙贲这四个人应该是一代人。所以,从辈分来讲,曹操的儿子应该与孙贲是同辈,那曹操的儿子怎么能娶孙贲的女儿呢?
这说明三国时期,结婚双方在辈分的要求上并不那么严格。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三国时期,战乱频繁,人口锐减。在这种环境下,对许多人来说,能生存下去就很不容易,娶妻生子则变成了一种“奢求”。也许正是这种残酷的社会环境影响到了当时的风俗,导致人们在结婚对象辈分的选择上要求也不是特别严格。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一个乱世之人的不容易。
三国时有哪些特别“婚姻”呢?
据《三国志·邴原传》,曹冲(曹操幼子)去世之后,曹操想给曹冲配个冥婚。司空掾邴原的女儿早亡,于是曹操就和邴原商量,想让其女与曹冲合葬。邴原认为这种做法不符合礼法,也不符合古圣先贤的训典,于是就拒绝了曹操。曹操也没有强求。
据《三国志·曹冲传》,曹操最终将曹冲与甄家的亡女合葬,还是给曹冲配了冥婚。
邴原是当时的名士,大知识分子。根据邴原所讲“合葬,非礼也”“公(曹操)之所以待原(邴原)者,以能守训典而不易也”。从这些话,我们可以看出三国时期知识界的主流文化并不提倡配冥婚。但是,这种做法在时人中有一定的普及度。即便是像曹操这样地位显赫的大知识分子也没有能够免俗,只是他不强迫别人也这样做而已。
对于丧葬,曹操有何看法呢?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令民不得复私仇,禁厚葬,皆一之于法。”“令曰:‘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
曹操不仅自己提倡薄葬,反对厚葬,而且以身作则。怎么讲?
据《三国志·武帝纪》,曹操临终前颁布遗令:入葬时,穿平时的衣服,不要金玉珍宝陪葬。
曹操为什么提倡薄葬?
第一,三国乱世中,粮食匮乏,民生凋敝,物力维艰。曹操是从乱世中走过来的人。他了解民间疾苦,也格外珍惜物力,所以他提倡节俭,提倡薄葬。
第二,东汉中后期,厚葬之风尤盛。如《后汉书·侯览传》记载:“建宁二年,丧母还家,大起茔冢”“又豫作寿冢,石椁双阙,高庑百尺”。曹操借鉴东汉王朝衰败的历史教训,不想让自己打下的江山走东汉王朝的老路。
除了前两者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曹操的性格。怎么讲?
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曹操讲道:“不得慕虚名而处实祸。”曹操很懂人情世故,同时,又是一个很务实的人。所以,他并不反对丧葬,但其要通过提倡薄葬,节约社会资源,以此为当时的社会发展服务。他能够将人情世故与务实作风很好地结合起来,以中庸之道的方式来移风易俗。那么,三国时期的嫁娶有何风俗呢?
《三国志·吴书·妃嫔传》记载:“吴主权(孙权)步夫人……生二女,长曰鲁班,字大虎,前配周瑜子循,后配全琮;少曰鲁育,字小虎,前配朱据,后配刘纂。”
《三国志·周瑜传》记载,“瑜两男一女”,“男循尚公主,拜骑都尉,有瑜风,早卒”。
《三国志·朱据传》记载:“中书令孙弘谮润据(朱据),因权寝疾,弘为诏书追赐(朱据)死,时年五十七。”
如果说孙权两个寡居的女儿改嫁,属于皇帝的女儿不愁嫁,那么,接下来的两个故事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据《三国志·蜀书·二主妃子传》,刘备的皇后吴夫人本是刘瑁(刘璋的哥哥)的妻子。刘瑁去世后,吴夫人寡居。刘备平定益州后,娶了吴夫人为正室。
据《云别传》,赵云以偏将军的身份领桂阳太守。原桂阳太守赵范想把自己寡居的嫂子樊氏介绍给赵云为妻,但是,赵云没同意。
这两段记载说明了什么呢?
刘备为蜀汉开国皇帝,其皇后却曾是一位寡居的妇女。这在中国历史上不能说没有,但并不多见。尽管赵范的寡嫂非常漂亮(有国色),但赵云当时掌握着赵范的命运,赵范把其寡嫂介绍给赵云,这说明一个情况:
在当时的社会,有身份的男人娶寡居的妇女为妻,已经形成了一个风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这还要提到三国时期,战乱频繁,人口锐减,而上战场的士兵往往都是男性。这就导致了男性人口的大量减少,进而出现了大量的寡居妇女。这种现象的出现,已经成为三国时期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了缓解这一社会压力,就必然会出现一些重组家庭,以开始新的生活,恢复人口,复苏经济。这种社会需求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原有的道德观念,进而引发了社会风俗和社会评价的改变。
3.魏蜀吴,哪一家是幸福宜居之地?
许多人对诸葛亮的印象很不错,于是一提到幸福宜居,必然首推蜀汉。而且,诸葛亮在隆中对中也说,益州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民殷国富”。
蜀汉真的是这样吗?
据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记载:“孙休时,珝(xǔ,薛珝)为五官中郎将,遣至蜀求马。及还,休问蜀政得失,对曰:‘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皆菜色。臣闻燕雀处堂,子母相乐,自以为安也,突决栋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祸之将及,其是之谓乎!’”
这个故事被《资治通鉴》收录。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我们可以知道这件事发生在景元二年(261)。蜀汉灭亡的时间是公元263年。景元二年,吴国的五官中郎将薛珝因公务去了一趟蜀地。回来后,他向吴主孙休汇报蜀汉的情况,其中有一句话是“经其野民皆菜色”。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薛珝经过蜀国的郊野地区,看到老百姓脸上露出菜色。值得注意的是:不是个别的老百姓脸上有菜色,是民皆有菜色,带有普遍性。菜色是什么颜色?就是老百姓因为营养不良、饥饿,导致脸色发绿。
隆中对发生在公元207年,当时,刘璋统治下的益州的确是“民殷国富”。公元261年,蜀汉灭亡前夕,益州的情况却是“经其野民皆菜色”。为什么会这样?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因为刘禅治国无能,黄皓乱政;但是,客观地讲这不是主要原因。那么,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从公元212年刘备进攻刘璋,到公元263年蜀汉灭亡。刘备家族统治益州大约五十年。这半个世纪蜀汉主要经历了哪些战争呢?
一是刘备入川之战,二是汉中之战,三是荆州丢失后刘备讨伐东吴的夷陵之战,四是诸葛亮平定南中,五是诸葛亮五次北伐曹魏,六是姜维九次北伐中原。
诸葛亮去世后,除了蒋琬、费祎执政时期,蜀汉相对平静外,其他时间基本上都在打仗。常年的征战,粮草、兵源、钱财要益州的百姓来负担。不能不说益州这片土地确实如诸葛亮所说“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底子确实好。但是,曹魏占据的黄河流域当时是国家政治、经济的中心区域,人口优势明显。蜀汉仅仅凭借益州与曹魏对抗,同时,还要防御东吴。益州的民力不堪其重。所以,作为普通老百姓,在三国时期,蜀汉真的不是一个幸福的宜居之地。
那么,生活在东吴会怎样呢?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赤乌)三年(240)春正月,(孙权)诏曰:‘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240)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廪以赈贫穷。”
从这个记载可以看出,吴主孙权很重视农业生产,保障农时,饥荒时赈济贫穷百姓。
那么,作为一名生活在东吴的普通百姓就一定幸福吗?
答:不见得。为什么?
蜀汉的战争比较多,但是,蜀汉的战争往往是进攻东吴、曹魏的战争,属于向外打。而东吴不但曾与曹魏、蜀汉交战,发生在其境内的战争也比较多。主要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与境内山越等少数民族之间战争频繁。
《三国志·吴主传》记载:
“(200)是时惟有会稽、吴郡、丹杨、豫章、庐陵,然深险之地犹未尽从”,“(孙权)分部诸将,镇抚山越,讨不从命”。
“(226)(孙权)分三郡恶地十县置东安郡,以全琮为太守,平讨山越。”
“(黄龙)三年(231)春二月,遣太常潘濬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234)冬十一月,太常潘濬平武陵蛮夷,事毕,还武昌。”
“(234)秋八月,以诸葛恪为丹杨太守,讨山越。”“(237)诸葛恪平山越事毕,北屯庐江。”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在孙权统治的几十年里,东吴与其境内的少数民族战争频繁。
第二,东吴境内叛乱频繁。
孙权统领江东初期,东吴就发生了孙辅暗通曹操、庐江太守李术反叛、丹杨太守孙翊被杀等事件。后来,交趾太守士燮去世,其子士徽起兵反对孙权。
再如《三国志·吴主传》记载:“(赤乌二年,公元239年)冬十月,将军蒋秘南讨夷贼。秘所领都督廖式杀临贺太守严纲等,自称平南将军,与弟潜共攻零陵、桂阳,及摇动交州、苍梧、郁林诸郡,众数万人。遣将军吕岱、唐咨讨之,岁余皆破。”
如果你是一名生活在东吴境内的普通百姓,那么,你可能要经常生活在战争环境下,这样一来幸福指数必然下降。
那么,曹魏适合百姓生活吗?
《魏书》(北齐魏收撰)记载:“是岁(曹操)乃募民屯田许下,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征伐四方,无运粮之劳,遂兼灭群贼,克平天下。”
说的是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之中,曹操招募百姓,实行屯田,保证了军粮供给,使国家由战乱走向统一。
《三国志·刘馥传》记载:“于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
这里提到了曹操的下属刘馥在淮南实行屯田、兴修水利,利国利民的故事。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九月,令曰:‘河北罹袁氏之难,其令无出今年租赋!’重豪强兼并之法,百姓喜悦。”
说的是曹操免除了河北当年的租赋,颁布法令限制豪强地主兼并土地,赢得百姓的支持。
《通典》记载:“后汉光武建武中,田租三十税一。”《魏书》记载:“(曹操下令)其收田租亩四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看出,东汉时期,田租是按收成的比例征收;而曹操是按照固定的数额征收,这样一来,农民多产出的粮食都归自己所有,从而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热情。
那么,这样看来,生活在曹魏就一定很幸福吗?
答:不见得。
《三国志·明帝纪》记载:“是时,(魏明帝曹叡)大治洛阳宫,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百姓失农时,直臣杨阜、高堂隆等各数切谏,虽不能听,常优容之。”
说的是魏明帝曹叡大规模地兴建宫殿,耽误农时,增加了百姓负担。
所以,生活在魏明帝时期,百姓的负担是很重的。
那么,魏蜀吴三家,到底哪一家更适合生活呢?
《资治通鉴》(源自《襄阳记》)中记载了东吴大臣张悌的一段话:“曹操虽功盖中夏,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刑繁役重,东西驱驰,无有宁岁。司马懿父子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苦,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任贤使能,各尽其心,其本根固矣,奸计立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敝,竞于外利,不修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无不克。噫!彼之得志,我之忧也。”
说的是司马家族掌握曹魏的国政后,改变了曹魏“刑繁役重”的状况,给老百姓以真正的实惠,民心归附了司马家族。
三国之中,蜀汉最先灭亡,有其民力透支、士卒疲惫、民心已失的因素;司马家族最终取代曹魏,有民心走向的因素。对普通百姓来讲,在三国乱世之中很难找到理想的宜居之所,但相比较而言,只能说司马家族统治下的曹魏相对宜居。所以,从民心走向上看,三国归晋不是没有道理。
4.三国时人们可以旅游吗?旅游的方式有哪些?
三国时期烽烟四起,天下大乱,人民流离失所。当时的普通老百姓,连生存和温饱都难以解决,旅游更是一件非常奢侈且遥不可及的事情。
可是在那个年代,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没有能力去旅游。旅游的主力军就是士族子弟。一提到士族子弟,有的读者可能就会想到游山玩水、吃喝玩乐,其实实际情况跟你想的还真不一样。怎么讲?《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字仲颖,陇西临洮人也。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后归耕于野,而豪帅有来从之者,卓与俱还,杀耕牛与相宴乐。诸豪帅感其意,归相敛,得杂畜千余头以赠卓。”
《英雄记》(王粲撰)记载:“(袁绍)隐居洛阳,不妄通宾客,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又好游侠,与张孟卓、何伯求、吴子卿、许子远、伍德瑜等皆为奔走之友。不应辟命。中常侍赵忠谓诸黄门曰:‘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
董卓是凉州的士族,袁绍是京城的士族。这两位士族子弟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喜好游侠。游侠从字面上可以理解成游历四方,行侠仗义。从深层次讲,董卓、袁绍的游侠有着十分浓厚的政治目的。
董卓通过游侠羌中,结交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以此来增强自己在凉州的政治影响力。袁绍通过游侠,来结交政治上有声望的名人,以此来积攒政治资本。由此可见,三国时游侠,不是一种单纯地吃吃喝喝、登山赏景。这种旅游与扩展政治上的人脉紧密地结合起来,实际上是以旅游为纽带的政治活动。
三国时期,除了游侠,还有何种方式的旅游呢?
《三国志·士燮传》记载:“士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也。其先本鲁国汶阳人,至王莽之乱,避地交州。六世至燮父赐,桓帝时为日南太守。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察孝廉,补尚书郎,公事免官。父赐丧阕后,举茂才,除巫令,迁交趾太守。”
这段记载中提到了另一种特殊的旅游方式——游学。士燮是交州的士族,身处边疆。他通过游学来到京师,跟随老师学习文化知识,扩展学术视野。其父士赐在交州为官,士燮在京师为官,后来又在荆州南郡的巫县当县令。这说明什么?士燮到京师后,其社会关系不再局限于交州,有了自己新的人脉圈。
谈到游学,在三国时,最著名的要数诸葛亮。
《魏略》记载:“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但笑而不言。”这段记载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诸葛亮的游学是以学习小组的方式组团出行,大家在相互探讨中可以实现学问的长进。这种组团游学还有什么好处呢?
据《魏略》,徐庶在曹魏官至右中郎将、御史中丞;石韬在曹魏当过郡守和典农校尉。《三国志》记载:“孟建为凉州刺史,有治名,官至征东将军。”所以说,游学时诸葛亮对老朋友们将来“仕进可至刺史郡守”的判断是很准确的。
那么,这种判断的根据在哪里呢?
诸葛亮发现徐庶、石韬、孟建三个研究问题非常精熟,这很好,没有什么不对;但是,他们三人把所有精力都花在了“精熟”二字上,却忽视了对全局的把握及对大方向的思考。所以,在诸葛亮看来,这三个人很适合当刺史、郡守,去做具体的工作;而自己将来要总揽全局,去领导众多像徐庶、石韬、孟建这样的人才。
由此可见,这种组团游学可以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发现谁适合干什么,培养识人之明。
那么,三国时期的游学和游侠,对今天人们的旅游有什么启发呢?
旅游不应该是一个孤立的行业,不应该仅停留在吃好、喝好、玩好、乐好等这些感官趣味上,而是应该重视自己在旅游中学到了什么。例如,在旅游中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提升思想境界;参观博物馆,可以提高文化品位;参观文化小镇,可以了解风土人情;参观名胜古迹,可以感受历史文化的熏陶;等等。要把旅游变成提升自己的宝贵机遇。
在旅游中,可以结交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好朋友,从朋友身上可以学到许多有价值的宝贵经验,这些人可以成为自己的良师益友和学习的好榜样。换句话说,行万里路也可以阅人无数。
法国雕塑家罗丹有句名言:“生活中不是缺乏美,而是缺乏发现美的眼睛。”艺术家可以在旅游中寻找创作灵感,企业家可以在旅游中寻找创业商机,政治家可以在旅游中发现社情民意的第一手资料,文学家可以在游览大好河山时写下流传千古的壮丽诗篇,等等。总之,旅游是提升自己综合修养的一个宝贵契机。
5.曹操、刘备、孙权与酒有哪些不解之缘?
在三国时期,曹操既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大诗人。在其文学作品中,有着“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豪迈,也有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的惆怅。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位大诗人对酒是很有偏爱的。
可是,这位喜爱酒的大诗人却做了一件与其爱好截然不同的事情,怎么讲?
张璠的《汉纪》中提到“太祖(曹操)制酒禁”。那么,曹操为什么会禁酒呢?
《后汉书·孔融传》给出的答案是:“时,年饥兵兴,操表制酒禁。”这说明了什么呢?
第一,曹操颁布酒禁时,国家正处于兵荒马乱之时,粮食匮乏,军队和百姓的粮食供给难以保障。第二,喜欢喝酒的人大有人在,连曹操自己都喜欢喝。也就是说,尽管粮食匮乏,但是,酒品市场的需求仍然很大。
第三,酿酒是需要粮食的,这就必然会造成大量的粮食消耗,也必然会威胁到许多百姓的基本生存权,也会威胁到军粮的供给。在当时的战乱时期,缺粮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所以,为了缓解粮荒,曹操决定制定酒禁。
那么,曹操制定酒禁时,有反对的声音吗?
据张璠的《汉纪》中记载,曹操颁布酒禁时,被孔融写文章嘲讽。文章中写道:“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尧不饮千钟,无以成其圣。且桀纣以色亡国,今令不禁婚姻也。”孔融为什么要反对曹操的酒禁呢?
张璠在《汉纪》中道出了一个原因,也就是孔融有一句口头禅:“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孔融是个喜欢喝酒的人,曹操的酒禁打乱了他的生活节奏。所以,孔融来气了。
这件事反映出曹操与孔融有何异同?
相同的地方是,曹操与孔融都爱喝酒。
不同点在于,曹操思考问题是想着大局,是想着国家的粮食供给问题,是为国计民生考虑。所以曹操是一位大政治家,他能在权衡利弊之后,控制自己的酒欲。
但是,孔融出身名门,从小到大,衣食无忧,从来没体会过百姓之家忍饥挨饿是一种什么感受,也就根本不知道吃不饱肚子是一种什么滋味。他想到的仅仅是曹操的酒禁影响到了自己。所以,孔融的思维格局太窄,虽有名士之名,但不是一个真正忧国忧民的人。
可是,我们读《三国志》,就会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曹操颁布酒禁后,仍然有人饮酒。
据《三国志·陈思王传》,“而植(曹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建安)二十四年,曹仁为关羽所围。太祖以植(曹植)为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欲遣救仁,呼有所敕戒。植醉不能受命,于是悔而罢之。”
曹操一向执法严明,曹植凭什么可以饮酒?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找到曹操禁酒的原因,也就是战乱时期,粮食匮乏。孔融被杀于建安十三年(208)。这一年,曹操结束北征,返回邺城,可以说基本统一了黄河流域。曹操统治的大部分地区已经逐渐走向安定,经济逐渐恢复,粮食供给不像过去那样困难了。曹植经常饮酒的事恰好证明:在曹操看来,粮食严重匮乏的社会环境已经不存在了,也就没有必要继续执行原先的酒禁了。这说明了什么?
这说明,曹操制定和废除酒禁都是从国计民生出发,根据国情、民情的变化,来调整统治政策。再说刘备。我们谈到刘备与酒的缘分,许多人都会想到《三国演义》中的煮酒论英雄。那么,正史中是否有煮酒论英雄的记载呢?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刘备)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袁绍)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
这段记载说明,曹操确实与刘备论过英雄,当时刘备也确实在吃饭,但是,没说他们在饮酒。有人会问,他俩为啥没喝点儿酒呢?
曹操与刘备论英雄,发生在官渡之战(200)前,而官渡之战中,曹操存在粮草供应困难的问题。由此可见,《三国志》中没有记载他们在一起饮酒,很可能是当时正在执行酒禁。
正史中,刘备有饮酒的记录吗?
《英雄记》记载:“(吕布)请备于帐中坐妇床上,令妇向拜,酌酒饮食,名备为弟。备见布语言无常,外然之而内不说。”由此可见,刘备是饮酒的。
最后说孙权。
如果说曹操饮酒从其文学创作中可以看到,刘备饮酒是史料中偶然有所记载,那么,孙权饮酒可以说在《三国志》中就非常常见了。
如《三国志·周泰传》记载:“权(孙权)特为案行至濡须坞,因会诸将,大为酣乐。权自行酒到泰前,命泰解衣,权手自指其创痕,问以所起。”
再如《三国志·虞翻传》记载,孙权当了吴王,设宴庆贺。酒宴快结束时,孙权起身行酒,结果虞翻伏地装醉。孙权走过去之后,虞翻又起身坐起来了。孙权大怒要杀虞翻,被刘基劝住。于是,孙权下令,自今以后如果自己酒后说要杀谁,都不能杀。
孙权喜欢设宴行酒,一方面,他想以此来和下属联络感情(如周泰);另一方面,孙权也意识到酒喝多了,可能会让自己的判断力下降,以致做出追悔莫及的错事。比如,虞翻险些被杀就是例子。在进行了一番思考之后,孙权意识到要想办法避免酒后误事。所以他下了“自今酒后言杀,皆不得杀”的敕令。
6.大乱方定,提倡节俭的曹操为何要建铜雀台?
铜雀台建在哪里?
当时的邺城,现在的河北省临漳县。
什么时候建的?
据《三国志·武帝纪》,建安九年(204),曹操占领邺城。建安十五年(210),铜雀台建成。
由此可见,铜雀台的营建时间正是北方地区逐渐结束战乱,走向安定、百废待兴的时期。
据《三国志·毛玠传》,当时的官场风气是“务以俭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
这段记载反映了在曹操的倡导下,当时整个朝廷都在提倡节俭。
民力正是恢复之时,朝廷正在提倡节俭,曹操为什么要大兴土木,修建铜雀台呢?
汉末大乱之时,洛阳残破。当时,曹操的统治区域主要在黄河以南。所以,这一时期,定都许都,让其成为自己的大本营,对曹操来讲无疑是一个十分明智的选择。
可是,随着河北地区的逐渐平定,黄河中下游地区基本统一,许都的战略地位也在逐渐改变。怎么讲?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孙策闻公(曹操)与绍(袁绍)相持,乃谋袭许,未发,为刺客所杀。”
这个记载说明了一个地缘政治上的问题。许都在黄河以南,接近荆州,离孙权、刘备等人的统治区域相对较近。如果曹操继续将政治中心全部放到许都,那么,就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兵力、精力来防范南方割据势力偷袭许都。
《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事觉,承等皆伏诛。”
汉献帝虽然是一个傀儡皇帝,但并不是孤单的一个人。他身边有着一帮既得利益集团,也就是拥汉派。汉献帝和董承等人搞的衣带诏事件虽然失败了,但是,这件事对曹操的触动很大。
一是曹操取代汉朝的时机目前还不成熟。在一段时期内,汉献帝还是名义上的国家最高统治者。二是曹操自己在明处,拥汉派在暗处,而且其力量不可忽视。将来一旦许都有变,拥汉派得势,那么,对曹操家族及其亲信来讲,其后果是毁灭性的。
《三国志·袁绍传》记载:“当是时,豪侠多附绍,皆思为之报,州郡蜂起,莫不假其名。”这个记载说明,在河北地区,袁绍很得人心,很有号召力,收揽了许多人才。
《三国志·袁绍传》记载:“配(审配)兄子荣守东门,夜开门内太祖兵,与配战城中,生禽配。配声气壮烈,终无挠辞,见者莫不叹息。遂斩之。”这一段文字,讲述的是曹操攻打邺城时,镇守邺城的审配忠于袁氏、宁死不降的故事。
《三国志·袁绍传》中的这两段记载说明了一个问题。经历了多年的军事割据,在当时人们的心中有一种观念:黄河以南是曹操的地盘,黄河以北是袁绍的地盘。曹操征战河北时也意识到:河北地区的许多人才、名士把袁绍看成他们的主公,把曹操看成占领者。
基于以上几点,曹操下定决心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那么,曹操看上哪块宝地了呢?邺城。为什么是邺城呢?
第一,从防御南方割据势力的角度讲,许都在黄河以南,缺少险要的屏障;邺城在黄河以北,在防御上存在优势。如果把政治中心放在邺城,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南方割据势力偷袭邺城的可能性不大。
第二,如果把邺城建成政治中心,许多人员(如曹操的家人)就可以迁往邺城,许都原有的许多政治职能就可以转移到邺城。一方面,这样可以减缓将来许都一旦发生政变给曹操集团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如果许都真的被拥汉派占领,曹操可以在邺城调动各地军队,镇压拥汉派政变。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出现拥汉派政变,并成功占领许都,曹操家族全面失势的局面。也就是说曹操要以此来防患于未然。
第三,邺城在河北地区,属于原袁绍统治区。曹操下定决心要把邺城建成政治中心,就是要告诉原来袁绍统治区的人,无论河南、河北在曹操心中都是一视同仁,从而不让河北地区的人有低人一等的感觉,不让他们有被征服、被占领的感觉。
那么,曹操为什么要在邺城建铜雀台呢?
曹操要把邺城建成新的政治中心,可国家的都城还在许都,皇帝在许都,朝廷也在许都。问题是怎么才能够让人认同邺城是新的政治中心呢?总不能曹操说是,邺城就是啊!怎么办呢?
想来想去,曹操意识到,邺城需要一个标志性建筑。
世界上的许多知名城市,往往都有其标志性建筑。比如,看到埃菲尔铁塔你会想到巴黎,看到悉尼歌剧院你会想到悉尼,看到白宫你会想到华盛顿,看到勃兰登堡门你会想到柏林,看到罗马斗兽场你会想到罗马……这些标志性建筑就是一座城市的伟大名片,不仅具有有形价值,更具有一种巨大的无形价值。
铜雀台就是当年邺城的标志性建筑,是邺城的伟大名片。人们想到雄伟壮观的铜雀台,就会想到邺城,进而就会想到当时朝廷真正的权力中心——曹操家族。铜雀台建成最重要的意义就是强化了邺城的政治地位,既为曹操积蓄政治资源提供了重要的基地和平台,又为将来曹魏的建立起到了政治上的促进作用。在时人心中,铜雀台实际上就是当时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心。
7.三国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吗?
什么是看脸的时代?
本文中所讲的“看脸的时代”,指的是在这个时代中一个人长得好不好看,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了这个人的前途或终身大事。
那么,三国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需要用三国时期的事例说话。
首先,我们看一个人,王粲。王粲是何人?
王粲是建安七子之一,在《三国志》中与陈琳、嵇康等人合传。由此可见,此人文才横溢。
据《三国志·王粲传》,王粲的曾祖父王龚、祖父王畅都在东汉时期位列三公。王粲的父亲王谦曾在大将军何进手下当长史。何进想和王谦家通婚,人家王谦没同意。
由此可见,王粲属于士族高门,出身显赫。
可是,像王粲这样的人物,后来去投奔刘表,刘表并不重用他。为什么?
《三国志·王粲传》记载:“表(刘表)以粲貌寝而体弱通侻,不甚重也。”
由此可知,刘表因王粲模样不行、身体不好等原因,对其不予重用。可见,刘表多多少少也是个看脸的人。
那么,曹操是不是一个看脸的人呢?
《资治通鉴》记载:“益州牧刘璋闻曹操克荆州,遣别驾张松致敬于操(曹操)。松(张松)为人短小放荡,然识达精果。操时已定荆州,走刘备,不复存录松。”
由此可见,曹操这个人也多多少少有以貌取人之处。可是,曹操忽略了一点,张松这个人不好惹啊。怎么讲?
据《三国志·刘二牧传》,曹操赤壁战败之后,张松回到益州,在刘璋面前讲曹操的不好,劝其联合刘备。这个意见被刘璋采纳,为后来的刘备入川埋下了伏笔。
有人会问,既然连曹操都有以相貌衡量张松才能的败笔,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三国就是一个看脸的时代呢?这里我们必须提到一个人,此人就是诸葛亮。怎么讲?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年轻时,隐居隆中,“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由此可见,诸葛亮这小伙子不仅外在形象不错,还挺潇洒。那么,他被谁家看上了呢?
据《襄阳记》,想招诸葛亮为婿的正是沔南名士黄承彦。
黄承彦看上诸葛亮什么了呢?
据《襄阳记》,黄承彦对诸葛亮说了这么一段话:“闻君择妇;身(指黄承彦)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
由此可见,也许诸葛亮的外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襄阳记》中讲的是黄承彦很看重诸葛亮的才。
因为婚姻是需要两家同意的事情,那么,诸葛亮为什么会同意娶模样不好看的黄氏呢?黄承彦还看中了诸葛亮哪一方面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提到在东汉时期士族之间频繁通婚的现象。例如,杨彪家族与袁绍、袁术家族通婚,杨修的母亲就来自袁氏家族。
诸葛亮来自一个什么样的家族呢?
据《三国志·诸葛亮传》,诸葛亮是西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在东汉末年,其父诸葛珪官居太山郡丞,其从父诸葛玄曾为豫章太守。由此可见,诸葛亮出身名门,属于士族子弟。
那黄夫人家的门第如何?
参照《襄阳记》可知,蔡讽的大女儿,嫁给了黄承彦,也就是诸葛亮的丈母娘;蔡讽的二女儿嫁给了刘表,也就是刘表的继室蔡夫人;这两位蔡夫人都是蔡瑁的姐姐。
蔡家和曹操家族是什么关系?
据《襄阳记》,蔡讽的姐姐嫁给了东汉时期的太尉张温。
据《后汉书·曹腾传》,张温属于海内名士,曹腾(曹操的爷爷)曾提携过他。
因为两家人有这样的关系,所以,《襄阳记》记载:“(蔡瑁)少为魏武(曹操)所亲。”说的是蔡瑁年轻时就和曹操关系不错。
综上所述,诸葛亮与黄承彦两家结亲,一方面是因为诸葛亮与黄氏都很有才,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两家都是士族家庭,属于门当户对。
由此可见,不能说三国完全是一个看脸的时代,人家诸葛亮在择偶上就没有看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