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共产党不存在指定接班人制度

在总结苏共丧权的教训时，国内有学者多次著文认为问题之一是苏共实行“指定接班人制度”。

这种说法缺乏历史事实的支持。看一下苏共历次权力更迭的具体历史，就可以发现在苏共的历史上并不存在“指定接班人”的制度。

列宁没有指定任何接班人

十月革命后列宁是理所当然的党内领袖，这一点不存在任何疑问。到20世纪20年代初，列宁开始设想理想的领导班子的组合：不同年龄段的组合。实际上当时的领导班子相当符合列宁的设想，包括有各个年龄段的干部，是一个理想的梯形结构。

1921年底1922年初，列宁健康开始出现问题，此后不得不经常休养。到1922年底由于两次中风，已不能再主持政治局和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无法处理日常事务。这时候，列宁显然已经感觉到接班问题，但是并没有采用指定接班人的做法。

有一种说法，1922年俄共十一大后中央全会上“列宁提议”斯大林担任中央总书记，暗示是列宁指定斯大林担任他的接班人。这种说法不符合事实。

其一，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一职不是列宁提议的，现在看到的各种资料证实，此事是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两人在私下商妥，由主持会议的加米涅夫提议的。当然，与会的列宁并没有反对。

其二，“总书记”的职务在当时并非党内的最高领导职务。此前书记处设有“责任书记”，负责领导整个书记处的工作，现在把“责任书记”改成“总书记”，其职责并没有多大改变，仍然是书记处的头，负责书记处的领导工作。犹如《真理报》的主编最初叫“责任编辑”，后来叫“总编辑”一样，基本任务并没有变。总书记及其书记处只负责日常的党务工作。

第三，总书记选出半年后，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提出，鉴于斯大林太粗暴，建议撤销其总书记的职务，另任他人担任。

列宁在考虑其继任者的时候，并没有把眼睛盯在一个人身上。在《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列宁列出6名领导人，对他们分别提出自己的看法，但没有明确表示谁最合适。这6人分为三组：托洛茨基和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列宁谈了他们每一个人的优缺点。在这6人中列宁认为最能干的是托洛茨基，最有理论修养的是布哈林，拥有权力最大的是斯大林。然而，他们又都有自己的缺点、短处。列宁没有表示属意某一个人。他把这些看法告诉代表大会，显然是要代表大会集体作出选择。然而在列宁生前这封信没有能够送达代表大会，列宁去世后在俄共十三大上，当时掌握最高权力的“三驾马车”（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没有在大会上公开宣读并认真讨论列宁的信，而是在各个代表团分别口头传达，代表只匆匆听了一遍，没有就此展开讨论，就草草了之。对这样一份重要文件，仅仅听一遍，又不让讨论，是很难领会其要义的。

列宁卧病和去世后，一段时间党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十二大由谁做政治报告一开始就成为问题，没有一个众望所归的人物。斯大林推举托洛茨基，托洛茨基推举斯大林，结果由季诺维也夫出来做中央政治报告，斯大林作组织工作报告。不过，从来没有人认为做中央政治报告的季诺维也夫是列宁的接班人。

简而言之，列宁卧病期间和逝世之后实际掌权的是一个由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组成的“三驾马车”，他们因反托洛茨基的共同利益而联合起来。斯大林在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不是列宁给的，而是他在20年代纵横捭阖，不断地拉一派打一派的结果。他首先联合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人打击托洛茨基，然后又联合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等人击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联盟，最后集中精力打垮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这样到20年代末斯大林终于赢得党内和国内的绝对统治地位。

长期以来斯大林以列宁的接班人自居，但是这并不是列宁指定的结果。

斯大林和他的接班人问题

从1929年独揽大权算起，斯大林单独执政了二十四年。在这期间斯大林考虑过接班人问题没有呢？实际上在此之前，他就谈论过接班人问题。1923年4月在俄共十二大上大谈接班人问题。

斯大林在中央组织报告中说，要谈谈改善中央机关的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他说：“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27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10人到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的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固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斯大林提出的第二点理由是，领导班子“老化”：“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他认为现在是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

然而所谓班子“老化”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1922年9月2日，列宁同他的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谈起革命家的青春问题，说起最亲密的同志中谁多大岁数，哪一代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他发挥一个想法，中央委员会应有几代人参加：50岁、40岁、30岁和20岁。这样青年人就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逐渐熟悉和习惯于这个工作。中央委员会就能“永葆青春”了。

斯大林的秘书巴让诺夫的回忆录中也说，1922年列宁曾经在政治局会议上说：“同志们，我们已是年过半百的人了。而你们，同志们，大家都是40来岁的人。我们应当培养接班人，培养30来岁和20来岁的人，要从中选拔并培养他们逐渐担负起领导工作。”

这是列宁对领导班子最佳年龄搭配的设想。从这里可以看出，1922年底列宁在给代表大会的信（“政治遗嘱”）中对6名中央委员逐个提出自己的看法，从年龄的角度看也不是偶然的。1922年列宁本人52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两人同年，生于1879年，都是43岁；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同年，生于1883年，为39岁；最年轻的两人，布哈林生于1888年，34岁，皮达可夫生于1890年，32岁。这是一个相当理想的年龄梯队，完全符合列宁同玛丽亚谈话的设想。

列宁“遗嘱”中提到的这6人，显然不存在老化问题。斯大林这时候大谈“老化”无非想借此把自己人拉进最高领导班子里来。

不过这时候说的接班人问题还不是接斯大林的班的问题。

卫国战争胜利后，斯大林60多岁，他的健康状况不佳，病了一段时间，这时候他开始考虑自己的接班人问题了。

据现在所知，他正式提出过两个人选——来自列宁格勒的库兹涅佐夫和沃兹涅辛斯基。这两个人在卫国战争中，在保卫列宁格勒的战役中，在战后的经济恢复工作中有突出的表现。

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时，列宁格勒的第一把手日丹诺夫在南方休假，列宁格勒的全部防务以至居民生活的安排都由第二书记库兹涅佐夫负责。斯大林曾经给他写信说：伏罗希洛夫和日丹诺夫累了，焦躁不安……他们需要好好睡一下……组织防御、动员一切力量等全部工作，我只能依靠你了。

战后有一天，斯大林在里扎湖休息时曾经大发感慨，宣称：“我老了，我在考虑接班人问题。部长会议主席最合适的接班人是沃兹涅先斯基。总书记最合适的接班人是库兹涅佐夫……怎么样，同志们，不反对吧。”

阿·亚·库兹涅佐夫（1905—1950），1937年起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二书记，卫国战争期间是波罗的海舰队、北方和列宁格勒战线军事委员会委员。1945—1946年任列宁格勒州委、市委第一书记。1946—1949年任联共中央组织局委员、中央书记、干部管理部部长。

尼·阿·沃兹涅辛斯基（1903—1950），中央政治局委员，1935—1937年任列宁格勒市计委主席、列宁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副主席。1937—1949年先后任苏联国家计委副主席、主席，与此同时，1939—194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第一副主席。1946—1949年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是苏联科学院院士。

对这两个出身列宁格勒的干部，斯大林最后并不放心，1949—1950年制造了一个“列宁格勒案件”，以莫须有的罪名把两人杀了。从此以后，斯大林再也不谈什么接班人问题，而是一心要除去身边让他不放心的合作多年的战友，其中包括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贝利亚、米高扬，等等。

有一个说法，认为斯大林指定苏斯洛夫为接班人，说此人乃“灰衣主教”。此说缺乏令人信服的根据。要让一个人接班，是不能暗中进行的，必须授以权力，让他在公众面前亮相，争取公众的认同。这是起码的做法。很难设想，连政治局委员还都不是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接班人”会被各界所接受。

历史学家梅德韦杰夫认为：斯大林“没有留下任何形式的政治遗嘱，也没有指定接班人”。由政治局改组成的30多人的主席团中，“没有一个人能说，或者敢说自己是斯大林的接班人”。那时真正掌握权力的是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贝利亚和外交部长莫洛托夫，这是一个临时的“三驾马车”。即使这三个人也没有得到接班人的任命，尤其是莫洛托夫在斯大林的最后岁月中地位岌岌可危。

斯大林逝世后的第二天，中央委员会、部长会议和苏维埃最高主席团召开联席会议，决定马林科夫任总理，把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安全部合并，由贝利亚领导，莫洛托夫任第一副总理并恢复外交部长职务。伏罗希洛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人数减为10人，其排名次序为：马林科夫、贝利亚、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卡岗诺维奇、米高扬、萨布罗夫、别尔乌辛。排在第一位的马林科夫没有任何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是斯大林指定的，后来掌权的赫鲁晓夫名列第五。就是说，我们没有看到足以证明斯大林逝世后的权力更迭中存在指定接班人的文件和事实。退一步说，即使马林科夫是斯大林指定的接班人，但很快就被赫鲁晓夫所取代，这种“指定”（如果有的话）实际上是无效的。

斯大林逝世后的苏共和政府领袖的最后敲定是通过党内斗争，通过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来解决的。

在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最关键的位置是党的第一把手，它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称呼。列宁时期党内没有设第一把手，列宁自己填写的职务是“中央委员”，连政治局委员的身份都没有提。他主持政治局会议，仅此而已。他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当然是很有分量的，但人民委员会的所有重要决策都要提交政治局讨论决定。斯大林在打倒各种反对派之后，行使权力的最高身份是总书记，总书记成为党和国家第一把手是从斯大林开始的。后来斯大林为方便发号施令，往往越过党而直接以政府首脑的身份行事。这是党政合一国家的一种简便的统治形式，但斯大林的权力首先来自党的第一把手的位置。由于控制了党，所以他能够任命莫洛托夫为人民委员会主席，也可以撤销他的这个职务，由自己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

这就暴露了马林科夫的一个严重失策。斯大林去世后，起初马林科夫是党政第一把手，但是不久之后，担任党的书记处书记的赫鲁晓夫以集中力量领导政府为名，设法解除了马林科夫的书记处书记的职务，这样一来本来名列第五的赫鲁晓夫很快就蹿升为党的第一把手。斯大林逝世后最高领导人的确立不是斯大林生前的指定或者安排的结果，而是党内各派力量斗争的结果，这包括除去贝利亚，给马林科夫削权，粉碎“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等等。

赫鲁晓夫主政之后采取了一项措施，限制干部的任期，这是废除干部终身制的一项有意义的举措。他的这项措施触犯了大批干部的利益，是造成众叛亲离的原因之一，赫鲁晓夫终于被党内政变所推翻。勃列日涅夫的继任不是指定接班人的结果，这是无需论证的，甚至政变集团推举勃列日涅夫当头的时候，他还万分不情愿。

安德罗波夫接班是暗箱操作的结果

勃列日涅夫执政十八年。他废除了赫鲁晓夫的限制干部任期的制度，许多高级干部一直连任下去而不挪窝。勃列日涅夫本人后期长期患病，实际上已经无力视事，他本人也曾有退意。1979年4月勃列日涅夫召集政治局委员开会，宣布他非常累了，打算退休。全体政治局委员都友好地表示反对，并保证要为总书记创造适当的工作条件，以便“亲爱的列昂尼德·伊里奇能够继续富有成果地为苏联人民和全体进步人类工作”。亲信们坚持由他主政，硬要这个病人支撑着出头露面，因为这个病人代表他们的利益，只要他不倒，党内争权的斗争就可以被压住，大家都团结在总书记周围。并且政治局委员们也没有忘记斯大林的花招——斯大林多次宣布辞去全部党政职务，然后看看谁敢表示赞同。谁能保证勃列日涅夫在1979年不是玩同样的花招呢？没有人敢冒险！

勃列日涅夫确实也考虑过后继者的问题。法国总统德斯坦在回忆录中说，1976年勃列日涅夫非常看好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头格里戈里·罗曼诺夫，认为此人是整个中央委员会中最有才干的干部，如果他再多学一点，完全可以坐上总书记的交椅。但此后有传言说，他为女儿结婚动用了收藏在埃尔米塔施博物馆的沙皇家庭餐具，而其客人偏偏又打碎了其中一件。这样罗曼诺夫的官运就结束了。1980年5月，勃列日涅夫赏识的已经是有经验的党的机关工作者契尔年科。

乌克兰共产党首脑谢尔比茨基是勃列日涅夫的心腹之一，有一次他向勃列日涅夫汇报乌克兰的成绩，引得勃列日涅夫大为高兴，于是指着自己的圈椅说：“沃洛佳，我走了以后你就来坐这个位置。”这个说法得到主管党的干部的伊万·卡皮托诺夫的证实。勃列日涅夫去世前夕，曾同他谈过话，谈话过程中勃列日涅夫指着自己的座椅说：看到这张座椅了吗？过几个月谢尔比茨基将坐在上面。所有的干部问题都要据此安排。

想登上总书记宝座的大有人在。苏斯洛夫去世后，葛罗米柯就想接替苏斯洛夫登上第二把手的宝座，一旦成功，接班就有望了。戈尔巴乔夫、乌斯季诺夫都认为应当由安德罗波夫来担任第二把手。

安德罗波夫也为此苦心经营多年。勃列日涅夫通过政变上台后，需要巩固和加强自己的地位。时任中央国际部部长的安德罗波夫是最早表示效忠的人员之一，所以他在1967年获得重要任命，当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要职。安利用这个位置逐步扩展自己的权力，据说曾多次策划针对勃列日涅夫的阴谋。

第一次是在70年代初。安德罗波夫从国防部吸收了一批著名的将领和元帅，让他们去总书记那里，逼他辞职，但保留其中央委员的身份。这次阴谋遭到失败，因为找不到让勃列日涅夫辞职的有说服力的借口。

另一次是热列勃奇科夫把安德罗波夫给的一份西方大众媒体关于苏联凄惨的真实情况以及苏联领导老化的材料交给勃列日涅夫和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央书记苏斯洛夫。苏斯洛夫看后大为震惊，打算立即辞职。不过勃列日涅夫相当镇静，只是大为光火，大骂了一通，最后说：我还能活过你们所有的人。苏斯洛夫这才平静下来，说这些材料是“卑鄙的挑拨”。有这两次遭遇，安德罗波夫明白了，总书记不死，他是无望的。

当时，契尔年科同安德罗波夫竞争得非常厉害，以至于中央全会决定安德罗波夫担任第二把手之后，契尔年科继续主持政治局会议而不撒手，直到有一天安德罗波夫搞了一场“内部政变”，径直坐到会议主席位置上才算扭转了这个不正常局面。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去世，乌斯季诺夫、葛罗米柯、吉洪诺夫在“小圈子”内碰了头，决定让安德罗波夫担任中央总书记，政治局会议根据吉洪诺夫的提议，同意安德罗波夫为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然后由中央全会正式表决通过。

安德罗波夫在勃列日涅夫生前担任了中央书记，这也为他后来担任总书记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但是最后还是幕后的“小圈子”拍板决定安德罗波夫的命运。这是一种暗箱操作，一千多万苏共党员是没有任何发言权的，即使中央委员也是没有发言权的，摆在政治局委员面前的是一个不容异议的现成方案，他们的任务仅仅是举手同意而已。这从一年后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接班人的最后敲定可以看得非常清楚。

元老选择了又一个病夫契尔年科

从勃列日涅夫后期起，苏联是一个老人治国、病夫治国的国家。

安德罗波夫虽然能干，并且想有所作为，改变国家的面貌。可惜他上台的时候身体已经不行，天不假以时日，执政一年就离开了人世。

安德罗波夫生前是属意戈尔巴乔夫接替他的。1983年6月苏共中央召开讨论意识形态问题的中央全会，安对主管意识形态的契尔年科的报告不满意，休息后直接让戈尔巴乔夫主持全会。据说，安德罗波夫曾准备另一个在1983年底中央全会上的讲话，讲话中有一段话说：

鉴于自己身患重病，从国家利益出发并力求保证对党和国家的领导不致中断，总书记建议授权戈尔巴乔夫主持政治局工作。

这段话在分发给会议参加者的文件中不见了。但不管怎么说，出现这样的插曲，不会事出无因的。

安德罗波夫去世后，有几个人有可能接班：契尔年科、乌斯季诺夫、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认为75岁的乌斯季诺夫最为合适。而安德罗波夫和乌斯季诺夫则属意戈尔巴乔夫。然而总书记刚刚逝世，葛罗米柯、乌斯季诺夫、吉洪诺夫和契尔年科便在“小圈子”内碰头商量。这是没有记录的会商，商量的情况如何，外人不得而知，连当时的中央书记戈尔巴乔夫也不知道。不过碰头后，耳背的吉洪诺夫在走廊上大嗓门的话却让许多人听到了：

我认为咱们总算做对了。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还年轻。也拿不准他在这个位置上会怎么干。科斯佳（契尔年科）嘛，正好合适。

接着的选举就是例行公事了。契尔年科一宣布开会，吉洪诺夫立即抢先提议选举契尔年科担任总书记。事情就这么草草决定了。接替安德罗波夫管理这个大党大国的，又是一个弱不禁风、呼吸困难、气喘吁吁的病夫！

总书记的葬礼完毕后，戈尔巴乔夫的夫人赖莎去看望安德罗波夫德的夫人，后者高声哭诉说：

为什么要选举契尔年科呀？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干？尤拉（安德罗波夫）希望的可是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啊。

由此可见，前任总书记并没有，而且也无法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即使他有自己属意的人。这一次又是一个不为外人所知的“小圈子”的暗箱操作起了决定性作用。各种权利、权力平衡的结果是抬出一个注定一年后要归西的领袖来。

1984年2月14日在安德罗波夫的追悼大会上，契尔年科以新的身份讲话，正式接任了第一把手的职务。但到年底，已经彻底失去工作能力。但是并没有作出正式决定由谁来主持政治局会议，都是临到要开会了，通知说总书记不能来了，由戈尔巴乔夫代为主持会议。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85年3月10日契尔年科去世。

戈尔巴乔夫出山是“众望所归”

契尔年科生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逝世后，有人建议戈尔巴乔夫直接担任治丧委员会主席，从而顺理成章地接任总书记。因为这时候已经形成一种惯例，由治丧委员会主席担任未来的总书记。但是戈尔巴乔夫要求按照正常的程序来决定问题，实际上他需要赢得多数的支持，这样他才有可能大展宏图。尽管还有人觊觎总书记的职位，但是接连死去三位总书记的可悲现实，使得高层认识到再也不能这样继续下去了，这一次戈尔巴乔夫在政治局得到一致的支持。葛罗米柯率先提议戈尔巴乔夫为候选人，其他政治局委员也都表示同意。在接着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葛罗米柯受政治局的委托提议戈尔巴乔夫为中央总书记的候选人，这个建议得到全会的表决通过。十来年的老人病夫治国，三年死去三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当时出现一个普遍的声音：“不能再这样过下去了”，苏联共产党和国家需要新的血液，需要一个“年轻力壮”的领导人，54岁的戈尔巴乔夫应运出山。

戈尔巴乔夫本人评论说，我们国家没有一个权力更迭的正常民主机制。体制在这方面迄无规定，体制按照自己的规律在运转，于是一个病入膏肓，甚至智力欠缺的人也能高踞权力金字塔的顶峰。

从上述历史不难看出，苏联共产党不存在指定接班人的制度，其接班人选不是也不可能由上一任领袖指定，而是在其身后或者经过残酷的党内斗争胜出者为王，或者由少数元老通过暗箱操作来选定新主。无论是哪种方式，广大党员群众是没有发言权、参与权和决定权的！

《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