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列宁的名义突击招兵买马

领袖们的“地盘”

十月革命后一些领袖都有自己的“地盘”或“根据地”。

托洛茨基一直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又是陆海军人民委员，红军是属于他的地盘，在后来的党内斗争中曾经得到红军的广泛支持，也因为如此，斯大林一直惦记着要削去他的兵权。

党内另一个巨头是季诺维也夫，十月革命后，他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同时长期担任彼得格勒的党政军第一把手，彼得格勒（后来的列宁格勒）是他的根据地，1925年他领导的反对斯大林的“新反对派”就是以列宁格勒为基地的，正是因为列宁格勒代表团的支持，他得以在俄共十四大上做反对斯大林的副政治报告。

第三位举足轻重的领导人是加米涅夫，他是列宁的副手，担任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在列宁缺席政治局会议的时候，他是政治局会议的主持人。与此同时，他又兼任莫斯科党政第一把手的职务，莫斯科是他的“地盘”。

这样，在当时的党政军首脑中，上述三人除了全国性全党性的职位，都还有一块具体的“地盘”可以依靠。

斯大林的情况有所不同。十月革命后，他在政府中担任民族人民委员、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工农检查院），相对来说，都算不上重要部门。他在工农检查院的工作搞得不好，受到列宁的批评，说“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现在没有丝毫威信……再没有比我们工农检察院这个机关办的更糟的机关了”。然而在党内他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组织局委员，从1922年4月起又担任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在党中央同时身兼三职，这是无人能比的。不过，他仍存在一个严重的缺失，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地盘”可以依靠，要想有可靠的据点，尚待营造。

斯大林扩大“领地”

斯大林还在担任总书记之前，就注意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关键位置上去。他有个说法：“要领导就必须有预见。”

1921年10月22日，斯大林给俄共中央组织局（抄送列宁）写信，提出必须重新调配各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中的党员，把他们中间的优秀分子集中到工农检查院。他提出工农检察院需要1000—1200名新工作人员，至少也要250人。当天列宁回答说：“我觉得预计的数字过大。”

他插手中央委员会的另一个关键部门——宣传鼓动部的工作。该部门的编制是他一人决定的。1921年8月22日他领导的组织局作出决定：“责成斯大林同志监管并总的领导中央宣传鼓动部以及与之有关的党和苏维埃部门”，建议“斯大林同志每天分出1—2小时处理这一工作”。这样斯大林就从组织部门进而插手意识形态部门了。

俄共十大后莫洛托夫进入书记处，此人坐得住，能埋头干活，被列宁称为“石头屁股”，但缺乏创新能力，控制不了全局。斯大林作为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被派去加强书记处的工作，他迅速使莫洛托夫退居次要地位，充当自己的下手。

斯大林的亲信托夫斯图哈1921年在“民族人民委员部负责‘不大的’工作”，而到1922年已经“主管斯大林同志的个人秘书处”。斯大林当选总书记后，托夫斯图哈立即改任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在托夫斯图哈就任的同时，斯大林的另一些亲信如纳扎列疆被任命为书记处办公室副主任，卡冈诺维奇被任命为中央组织指导部部长。这些人是总书记的得力干将。

1922年3—4月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和会后的中央全会上，斯大林通过违背程序的做法当选书记处总书记。说“违背程序”是因为在选举中央委员的选票上在斯大林的名字后面标有“总书记”的字样，从而把选举中央委员同时变成“选举”总书记！

斯大林担任了总书记一职后，全力加强对党内组织系统的控制，通过实施“职务名册”制，拟定了中央管的干部职务名单以及任命批准方式，从而把各级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的任命控制在自己的手中。这样，他领导的组织局和书记处就控制了全国1万名左右的高级干部。这个制度下产生的高级党政官员，从80年代后期起被叫作“在册权贵”，这是官僚特权阶层的具体化，他们在苏联解体、苏共丧权中起了重要作用。

但是斯大林所能控制的只是党的机关和干部，却没有能够有效控制广大党员群众，这是因为当时斯大林的知名度并不高，没有什么重大功绩可言。他一直默默无闻地从事组织工作，较少出头露面。除列宁外，党内外知名度最高者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布哈林等人。在党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时，斯大林的得票数总是落在他们之后。例如就在俄共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的选举中得票最多的是列宁和托洛茨基（477票），其次是布哈林和加里宁（476）。第5位的是捷尔任斯基（473），拉狄克和托姆斯基得472票，李可夫得470票，拉柯夫斯基得468。斯大林得463票，处第10位。

被歪曲的列宁的建议

为扩大自己的队伍，斯大林采取了一项重要措施——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

1922年12月列宁在给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信（所谓遗嘱）中建议增加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并且特别强调要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直接从事生产的基层工人和农民中选拔。他在1922年12月26日的信中写道：

“把中央委员人数增加到50人甚至100人”，增加的应当是工人，“他们的岗位低于五年来被我们提拔为苏维埃职员的那一层人，他们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和间接剥削者的农民”，“应当主要不是来自那些做过长期苏维埃工作的工人（我在本信的这一部分所指的工人都是把农民也包括在内的），因为在这些工人中间已经形成正应该加以克服的传统和成见”。

列宁还在《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中写道：“我建议代表大会从工人和农民中选出75—100名（这当然是一个大致的数字）新的中央监察委员。”

根据列宁的指示，这些信是严格保密的，也不让政治局委员们看。但是斯大林通过非法途径看到了信的内容。他接过列宁的建议，1923年4月在列宁缺席的俄共十二大上以自己的名义建议扩大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人数。

他在中央组织报告中说，要谈谈改善中央机关的问题，即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他说：

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27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10人到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的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固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

斯大林提出的第二点理由是，领导班子“老化”：

“中央委员会里富有领导经验的核心在逐渐衰老，它需要接班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健康状况你们是知道的。中央委员会基本核心里的其他委员的年龄也相当大了，你们也是知道的。但新的接班人还没有，——不幸就在这里。”现在是考虑培养新的接班人的时候了。培养新的接班人有一个方法，就是吸引有生气的新的工作人员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并且在工作过程中提拔他们，提拔那些最能独立思考的有头脑的人。斯大林威胁说：“如果代表大会不赞同中央委员会关于至少把中央委员会扩大到40人的建议，那就是极严重的错误了。”

斯大林提出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建议，但是不提列宁的方案和思路。增加人数，这是他从列宁给代表大会的信中取来的，但是他的方案与列宁的思路根本不同，甚至是根本对立的。列宁主张从没有沾染官僚习气的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和农民中选拔新的中央委员，而斯大林建议从地方干部中选拔，而这正是列宁要避开的。

所谓班子“老化”的说法更是站不住脚。列宁“遗嘱”中提到的6人中，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年龄最大，生于1879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生于1883年，而布哈林生于1888年，皮达可夫生于1890年！他们的年龄在32—43岁之间，是一个相当年轻的组合。

1922年9月2日，列宁同他的妹妹玛丽亚·伊利尼奇娜谈起革命家的青春问题，说起最亲密的同志中谁多大岁数，哪一代人进入中央委员会。列宁讲了一个想法，中央委员会应有几代人参加：50岁、40岁、30岁和20岁。这样青年人就能参加中央委员会的工作，逐渐熟悉和习惯于这个工作。中央委员会就能“永葆青春”了。

这是列宁对领导班子最佳年龄搭配的设想。斯大林“老化”之说完全是个借口。

斯大林说，扩大中央委员会的问题，在我们中央委员会里已经讨论过好几次了，并且一度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一些中央委员认为不应当扩大，甚至应当减少中央委员的人数。“我不谈论他们的动机，同志们自己发表意见吧”。此前，斯大林建议二月中央全会靠吸收地方来的“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来扩大中央委员会。托洛茨基看出了斯大林的动机不纯，是企图用地方上的自己人来扩大中央，所以他和李可夫投票反对斯大林的建议。托洛茨基提出反建议，不扩大中央委员会，而建立新的最高中心——党委员会，作为指令机关。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的“三驾马车”看到这是对他们垄断政治局大权的威胁，托洛茨基的建议遭到否决，而斯大林的建议获得通过。

结果，1923年在俄共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人数由27人扩大为40人，选出候补委员17人。中央监察委员会50人，候补委员10人。

16名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中，2人接近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10名来自省或中央工作人员，都是斯大林提拔的。17名候补委员中，3人接近季诺维也夫，2人为中央工作人员，其余12人都是斯大林从地方提拔上来的。

中央监委从5人扩大为50人，加10名候补委员，大致与中央委员会的比例相同。

托洛茨基仍然享有很高的威望。来到大会致敬的代表团最后都高呼“万岁”：通常都喊“我们的领袖列宁和托洛茨基万岁！”有时喊：“我们的领袖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万岁！”除列宁外，喊托洛茨基万岁共12次，喊季诺维也夫6次，喊加米涅夫3次，而喊斯大林的仅1次！就代表大会鼓掌的次数看，托洛茨基占第一位，季诺维也夫第二，斯大林第三。由此可见斯大林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这种状况是斯大林所不甘心的。

以列宁的名义征收党员

1923年底“新方针”的争论中，在首都莫斯科，托洛茨基有广泛的支持者，特别是在青年学生和军队中，在这些地方，争论经常是支持托洛茨基的一方取胜。这不是托洛茨基刻意争取的。如前所述，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一直主管军队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红军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极其自然的。大学生思想比较活跃，善于独立思考，在争论中多数支持托洛茨基。结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托洛茨基有将有兵，而斯大林有将无兵，明显缺乏群众基础。就是“三驾马车”中的另两人也各有自己的基地，只有斯大林是悬空的。

为改变这种局面，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抓住这一时机，举办所谓“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一语是中文意译。俄文为Ленинскийпризыв，призыв是征收的意思，征兵用的就是призыв这个词。所以Ленинскийпризыв一词直译是“列宁的征召”，也就是以列宁的名义征收党员。这种征收完全是按照搞运动的大哄大嗡方式进行的，有的地方甚至是整生产队（突击队）、整车间甚至整工厂被征收入党。通过这一声势浩大的征收运动，俄共一下子增加了25万党员。

到1924年5月底，俄共原有党员472000人。现在加上新招收的25万，一下子变成72万左右，新党员占三分之一。这批突击征收的党员，就成了斯大林的基本队伍。

教会学校出身的斯大林把党比作中世纪的“宝剑骑士团”，把党的领导人叫作“术士”。这样就形成由一些“术士”领导的“宝剑骑士团”，斯大林本人则是“大主教”了。托洛茨基在自传中指出，“本应把列宁看作革命领袖，但却把他当作宗教领袖看待”。

据斯大林在俄共十三大上的组织报告，党员成分如下（不包括“列宁的征召”的党员）：

1905年以前入党的0.6%

1905—1916年入党的2%

1917年入党的9%

1918年，15.7%

1920年，30.4%

1921年，10.1%

1922年，3.2%

1923年，2.3%

合计：73.3%。还有26.7%是怎么回事，斯大林没有交代。

1924年5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式的扩大中央委员会和征收党员的做法。斯大林当时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征收党员运动巩固了与革命后的无产阶级的联系——不仅和它所有弱点，而且和它的所有长处都联系在一起。

斯大林作出结论说：“所谓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原则’是正确的。经验证明，扩大中央委员会有很大的好处，坚持缩小中央委员会‘原则’的同志是站在不正确的道路上。”《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道：“大会指出了列宁的征召的巨大意义，并号召全党注意对党员——首先是在列宁的征召中入党的青年党员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

“巨大意义”是对斯大林而言的，至于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实际上就是加强斯大林主义基础的教育——1924年4—5月，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在《真理报》上连载。此书的题词写道：“献给在列宁的征召中入党的同志们。约·斯大林。”

按规定，预备党员是没有选举权的。为了能立即从新党员身上获得支持，斯大林违背党章，允许预备党员参加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辩护的理由是党代表大会会确认这种做法的（这是后来斯大林经常采取的先斩后奏的做法）。书记处机关的立竿见影的工作成果是，没有一个反对派分子被选为有表决权的代表。

这种以列宁的名义实施的超突击征收党员的做法是根本违背列宁的主张的。还在两年以前，1922年3月，列宁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一再强调要严格入党条件，延长预备期，特别要明确“工人”的概念。列宁说：“我们常常把丝毫没有受过严格锻炼的人都算作工人。那些由于偶然的机会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工人的十足的小资产者常常被划入工人之列。……我们党的所谓无产阶级性质实际上根本杜绝不了小业主在党内占优势，固然是短期内占优势的可能性。”列宁明确表示现有党员人数过多：“我们党现在有30万—40万党员，这个数目已过大。”

经过短短两年时间工人的成分发生了大变化。工厂的工人是增加了，但大多数是由来自农村的农民补充的，他们在工厂的工龄很短，完全够不上列宁所说的工人的标准。还有一小部分是在困难年月逃到农村另谋生路而现在返城的工人。这一部分工人，也很难说是坚定的无产者。把这些人征收入党只会涣散党的队伍。

40万党员列宁还嫌多，然而两年后斯大林却突击吸收了25万新党员！这些党员构成了斯大林的基本队伍，接受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基础”中所说的一切，在党内斗争中成为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

斯大林自己也承认，由于大量吸收新党员党内“政治文盲”由60%上升到80%。

“政治文盲”是容易盲从的，所以这突击征收的新党员很容易地就成了斯大林在党内的群众基础。

斯大林的反对者托洛茨基这样评论“列宁的征召”运动：

党的大门过去是一直小心翼翼地加以守卫的，而现在完全敞开了——工人、职员、官员大批地进去了。政治目的是使革命先锋队消融在粗俗的官员之中，这些人没有经验、没有独立性，但具备服从上级的老习惯。这个目的达到了。征收党员运动使官僚摆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监督，给了党以致命的打击。机关为自己争得了必要的独立性。民主集中制让位于官僚集中制。党机关本身现在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人员大撤换。听话被宣布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优点。在同反对派斗争的旗号下革命家被官员所取代。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成了它迅速蜕化的历史。

通过斯大林的苦心经营，到20年代末斯大林已经为自己培养了一支庞大的队伍，用斯大林本人的话说，就是“宝剑骑士团”，下面是以列宁名义征收的党员，上面是一批在列宁时代的处于二三流地位，被斯大林提拔的领导人如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等。这些人在1929年斯大林五十大寿的时候纷纷亮相，在《真理报》上撰文，为斯大林歌功颂德，同时大肆伪造历史。伏罗希洛夫的《斯大林与红军》就是一篇严重歪曲国内战争历史，竭力吹捧斯大林的典型。下面是一支指到哪里打到哪里的队伍：在同反对派斗争中，只要反对派一上台讲话，台下就有人起哄、跺脚、吹口哨。举行对“破坏分子”、“外国间谍”、反对派分子等等的审判时，场外就有成千上万的游行队伍，要求严惩以至枪毙这些“人民公敌”。这些人也是斯大林派到农村去征粮、搞强制集体化的骨干力量，是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群众基础。

有了自己的基干队伍和群众，斯大林剩下的工作就是在30年代一步步地消灭列宁的老近卫军，消灭人们对这些开国功臣的记忆，消灭任何可能的潜在对手。

《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