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和斯大林主义问题
列宁和斯大林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复杂而又微妙的问题。斯大林主义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的产生既有俄国特殊国情的背景，也有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的某些理论和政策为其准备好的现成的因素。有些因素是布尔什维克党固有的，可以直接接受过来，并进一步予以发挥，如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有些因素在列宁时期仅仅是开端，到了斯大林手中被“发扬光大”，变得规模化、系统化，如集中营制度；有一些列宁的正确理论和政策，因不合斯大林的心意而被拒绝和抛弃了，如新经济政策、把工作重心转移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有的已经被列宁和实践所否定，却又被斯大林恢复了，如军事共产主义；有的则是斯大林的发明创造，如“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
列宁的遗产中有好有坏，有对有错，有适合俄国国情的，有违背规律的，同所有历史遗产一样，对这些遗产也应当是批判性的继承。列宁是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此路不通，就另寻他途。他的策略是灵活的，需要妥协让步的时候，就妥协让步，以缓和矛盾，消解冲突，维护苏维埃政权。斯大林是一条道走到黑的，他从不放弃暴力镇压的手段，他用恐怖来维持统治。
本文不准备全面分析列宁同斯大林主义的关系，只就其中某些问题展开论述。
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和斯大林“认错”
俄国革命遇到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其社会形态的更替是否合乎社会发展的规律，俄国是否具有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物质前提。这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在革命过程中，在建设过程中不断地遇到这个问题。二月革命后，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就涉及这一根本性的问题。
马克思有一个著名的唯物主义论点：
无论哪一种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
十月革命的一个致命问题是缺乏社会主义革命所必须的物质前提。
俄国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无产阶级在人口中占绝对的少数，最多300万人。二月革命取得胜利，但是民主革命的任务远远没有完成，尤其是土地问题，立宪问题（实际上是国家民主化的问题和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1917年普列汉诺夫与列宁之间曾发生一场有重要意义的争论，这是一场原则性的争论，它关系到以后苏联的命运。
1927年列宁乘“铅封列车”回国后，立即宣布俄国的民主革命已经完成，应当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他回国后喊的第一个口号就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万岁！”
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以俄国缺乏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为理由反对列宁的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主张，并就此同列宁展开论战。普列汉诺夫援引马恩论述指出：
远非在任何时候都能由一种生产方式转变为另一种更高的生产方式，例如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如果一国的资本主义尚未达到阻碍本国生产力发展的那个高级阶段，那么号召城乡工人和最贫苦的农民推翻资本主义就是荒谬的。
对于一个阶级来说，最大的历史性灾难莫过于在由于不可克服的客观条件而不能达到它的最终目的的时候就夺取政权。
列宁当时没有能够就理论挑战作出应有的应对，实际上是高挂免战牌。但是他不能不承认普列汉诺夫说的真理。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列宁在一个括弧里写下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如果社会主义在经济上尚未成熟，任何起义也创造不出社会主义来。”话虽如此，但在有可能通过起义取得政权的情况下，列宁首先考虑的不是这条真理，而是权力，是夺取政权，他要用起义创造出社会主义来！这是列宁作为政治家同作为理论家的难以调和的矛盾。
列宁的立即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唯一论据就是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既然民主革命中的政权问题已经解决，那就可以转入社会主义革命。
1917年4月列宁在《论策略》中写道：“无论从革命这一概念的严格科学意义来讲，或是从实际政治意义来讲，国家政权从一个阶级手里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都是革命的首要的基本的标志。就这一点来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成了。”
这种说法是不全面的，作为社会革命，远远不是取得政权就能够解决的。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专制制度后，俄国还有大量的民主革命任务有待完成，如土地问题、召开立宪会议问题。列宁的这一说法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后果：俄国二月革命后匆忙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
列宁提出的另一个辩护论据是，俄国一旦开始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会跟着爆发革命，胜利的欧洲无产阶级会来支援俄国，拯救俄国。这是从布尔什维克到托洛茨基的一贯主张。然而，历史发展证明，这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设想，欧洲并没有跟着俄国发生革命，虽然十月革命后苏俄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向西欧特别是德国输出革命，但都无功而返，到20年代初形势已经非常明显，世界革命遥遥无期，苏俄得不到西方先进国家的支援。这时候，列宁又把希望转向东方。但东方革命也迟迟不来，中国大革命曾经给苏联人以很大的鼓舞，但是这场革命在共产国际的错误方针下，很快就败下阵来，也没有能够给予苏联以支持。
普列汉诺夫同列宁的争论是理论家同政治家的争论。普列汉诺夫要求的是理论的一贯性和严整性，需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需要防止革命的变味。而列宁这时候作为政治家眼睛盯着的是机遇给予的取得政权的机会，已经顾不上理论的严整性，他需要的是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不可多得的良机夺取政权，理论已经退居次要的地位，先把政权抢到手再说。虽然仓促，对下一步怎样走缺乏科学的规划，但政权是第一位的，拿到政权再说。他到1923年初还引拿破仑的话说：“首先要投入真正的战斗，然后便见分晓。”这是列宁终身信奉的座右铭！一般说来，政治家往往是实用主义者，怎么做能达到目的就怎么做。例如列宁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土地国有化，认为国有化优于私有化、市有化和社会化。但为了争取农民的支持，临到武装起义前夕，放弃了土地国有化的纲领，借取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的纲领，苏维埃政权通过的“土地法令”，就是社会革命党人的纲领。
到底怎样搞社会主义，列宁起初只想到两点：一是巴黎公社的措施，二是大战期间各国的战时措施，贴上共产主义的标签，就出现了“军事共产主义”。立宪会议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党纲上就写上的，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一直指责临时政府拖延立宪会议的召开。然而一旦政权到手，看到自己未能在立宪会议上占多数，立宪会议不能成为自己手中的工具，布尔什维克党就悍然予以驱散。这种理论家同政治家的对峙，十多年后我们又在布哈林与斯大林的对峙中看到，不过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是拙劣的模仿。理论家照例是斗不过政治家的，无论普列汉诺夫，还是布哈林，失败是必然的。不过政治家可以取胜于一时，看似击败了理论家，理论家的理论却可以在历史的长河中得到验证、证实。74年后苏联的解体说明普列汉诺夫当年所坚持的理论是站得住脚的，是有应验的一天的。
斯大林没有参加这场争论，他缺乏理论功底去同普列汉诺夫争论。不过他在此前写的文章却是同普列汉诺夫的立场一致的，不幸的是后来又被斯大林本人否定了。
1946年在《斯大林全集》出版的时候，斯大林特地写了《著者第一卷序言》，声明编入第一卷的著作是“一个还没有完全成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著作”，这些著作中“还留下老一辈马克思主义者某些后来显得陈旧了的论点的痕迹”。被斯大林认为陈旧的论点有二：一是土地纲领问题，二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条件问题。关于后一个问题，斯大林是这么说的：
“著者当时所持的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熟悉的论点：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之一是要无产阶级占人口的多数，因此在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因而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的多数的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斯大林指出，这个论点“当时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布尔什维克）中间……是大家公认的”。
这个被斯大林否定的论点最早见于他的《无政府主义还是社会主义》（1906—1907），此文表述得更为清楚：
由此可见，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意见，革命只有在生产力足够成熟的时候才会发生，而并不是像居维叶所想的那样突如其来的。
如果说，这里讲的只是革命发生的条件，那么接下去讲的就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条件：
当无产阶级还只占社会中的一小部分的时候，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旧生产形式的灭亡、资本主义生产进一步的扩大，以及社会大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这一切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所必须的条件。
社会主义社会的必要条件是足够发达的生产力和人们的社会主义意识以及人们的社会主义教育。
斯大林怎么修正自己的这个观点的呢？1946年在为《斯大林全集》所写的序言中写道：
然而欧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帝国主义之前的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时期的资本主义的过渡，以及列宁所发现的各国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这一切都表明：这个论点已不适合新的发展情况，在资本主义还没有达到发展的最高点、无产阶级还没有占人口的多数、资本主义阵线却薄弱得能被无产阶级冲破的个别国家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完全可能的。
在俄国这样一个农民占多数的落后国家里无产阶级通过十月武装起义夺得了政权，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这确实说明，由于各种因素的凑合，不一定非得等到无产阶级占国内人口的多数时才能举行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斯大林在否定这一论点的同时也抛弃了社会主义需要“足够发达的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即生产力论。他执政以后的实践基本着眼点是改变生产关系，通过生产关系的改变去“建成”社会主义。
这样，我们在“不完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看到的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可惜的是这个论点后来被斯大林抛弃了。
列宁与斯大林不同，根据几年的执政教训，深切感觉到生产力欠缺问题的严重性，他没有抛弃或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这一重要论点，而是考虑如何采取措施来弥补社会主义所必须的物质前提之不足，如何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基础。正因为如此，还在国内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列宁就提出要搞“经济方面的政治”。1923年初，列宁更是明确提出：
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这种根本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
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
他提出要搞“经济方面的政治”，着手制定全国电气化计划，提出搞“文化主义”，都是认识到社会主义需要物质前提。
列宁没有忘记1917年普列汉诺夫以及孟什维克对他搞社会主义革命的批评。5年的历史说明了在俄国搞社会主义确实是困难的，他同意布哈林所说的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里夺取政权比较容易，但要进行建设则是困难的。
十月革命后列宁共执政5年，其中头3年的指导思想出现偏差，搞了一个“军事共产主义”，闹得全国农民起来造反。“军事共产主义”实验失败后，列宁开始重新审视俄国的现实。19世纪末，列宁写作了《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竭力论证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时代。进入资本主义需要写作专著去论证，这本身就说明那时俄国的资本主义并不发达，人们还不容易察觉。做这番论证的目的是要证明俄国已经进入资本主义，因而也就进入了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然而，就总体而言，那时的俄国资本主义虽然有某些发展，但还是个半农奴制的国家，是落后的农民国家，正因为如此，连沙皇体制内的人也在设法继续清除农奴制残余，因而有斯托雷平的改革。
布尔什维克党发动的十月武装起义取得了胜利，并被叫做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实践中到处遇到俄国经济不发达这个无法逾越的问题。1919年3月，列宁在谈到苏俄的官僚主义时重提了俄国的落后性：“在这里我们苦于俄国资本主义不够发达。”这句话标志着列宁对俄国的国情有了新的认识。他开始强调：“同中世纪制度、同小生产、同小生产者的涣散性引起的官僚主义比较，资本主义则是幸福……我们应该利用资本主义……作为小生产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中间环节，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手段、途径、方法和方式。”在推行新经济政策中，列宁公开号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应当向资本家学习”，“通过私人资本主义（更不说国家资本主义）来促进社会主义”。
承认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达，实际上就是承认俄国缺乏社会主义所必需的物质前提。这个问题苦恼着列宁。1922年到1923年初，列宁回过来阅读抨击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孟什维克和第二国际领袖的著作，特别是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
经过5年的实践，问题又回到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物质前提问题上来了。列宁认真思考了普列汉诺夫、孟什维克、第二国际考茨基等当年的批评，承认“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的说法是“无可争辩的论点”，承认了他们说的社会主义需要经济前提是“真理”。面对这些批评，列宁找出了一个说得过去的回应，这就是先夺取政权，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他写道：
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
从世界历史长河来看，这个方案是有可能的，因为历史的发展确实不是严格按照某种顺序进行的，其中会有偏离甚至背离，但总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可以偏离，可以改变发展的顺序，不过对社会主义来说有一条是必须始终坚守的，这就是把发展生产力放在第一位，坚定不移、千方百计地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的物质前提。所以列宁在最后时日提出搞“文化主义”，把工作重心转向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
这就是说，你可以暂时改变社会发展的顺序，但是你不能长期缺乏必要的物质前提条件，必须把创造这个物质条件放在首位，补上这一课，否则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
然而，斯大林完全没有领会列宁的这一思想。他否定了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物质前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他的扛鼎之作《论列宁主义基础》根本不提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不提新经济政策。《论列宁主义基础》共9章，分别是：1.列宁主义的历史根源。2.方法。3.理论。4.无产阶级专政。5.农民问题。6.民族问题。7.战略和策略。8.党。9.工作作风。没有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经济问题、新经济政策问题。《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最后一章题为《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而奋斗》，这里虽然提到了新经济政策，还给新经济政策下了一个定义：“新经济政策是党容许社会主义成分和资本主义成分斗争并预计社会主义成分要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政策。其实，新经济政策只是以退却为开始，但它打算在退却过程中重新部署力量并举行进攻。”这里斯大林强调的还是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而新经济政策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东西，即利用市场机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在斯大林那里是根本不存在的。这样斯大林笔下的列宁主义不包含经济建设的内容，这就一笔勾销了十月革命后5年的历史，特别是1921年以后的历史。
列宁主张通过“做买卖的合作社”这种“使农民感到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过渡到新制度”，并且认为：
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但这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如果不经过这一历史时代，不做到人人识字，没有足够的见识，没有充分教会居民读书看报，没有做到这一点的物质基础，没有一定的保障，如防备歉收饥荒等等的保障——没有以上这些条件，我们就达不到自己的目的。
斯大林总想通过改变生产关系的办法，走捷径，抄小路。对斯大林来说，改变生产关系是一个简便易行的办法，利用手中掌握的暴力手段就可以达到。1929年底开始的全盘集体化就是斯大林通过暴力手段消灭小生产，消灭“富农”，消灭农民的运动。
他用行政手段取缔了私商，通过扫地出门、流放、枪毙消灭了“富农”，把农民赶进了集体农庄，这样国内不仅没有了剥削阶级，也没有了“时时刻刻产生资本主义的小生产者”的农民，于是斯大林就可以在两年大饥荒后人们刚有饭吃的时候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这是一个不合格的社会主义，它前有大规模饥荒，后有大规模镇压，绝对不是马克思预期的那种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极大丰富、人民享有充分自由民主的社会主义。在一个落后的国家，要在20年的时间里建成社会主义，纯属乌托邦！
1988年邓小平在同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谈话时，劝说他们国家“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他说：
有一个问题，你们根据自己的条件，可否考虑现在不要急于搞社会主义。确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方向是可以的，但首先要了解什么叫社会主义，贫穷绝对不是社会主义……总之，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是可以参考的，但也只是参考。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
这是从世界各国包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历史中总结出来的非常重要的结论。不是社会主义不好，不是说某个国家无权搞社会主义，而是说搞社会主义需要一定的条件，脱离本国的条件，不顾本国资本主义并不发达，无视国内存在大量的封建残余，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硬要搞社会主义，其结果只能是“贫穷的社会主义”，甚至是“封建的社会主义”，而实际上根本不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这样的国家与其搞这样的社会主义，不如暂时不搞。邓小平的这一结论，可以说也对当年普列汉诺夫同列宁争论作出了科学的总结。
从军事共产主义到斯大林模式
到底怎样搞社会主义？苏联共产党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十月革命的理论准备不足，列宁没有一个完整的纲领，也不可能有完整的纲领，他是“先投入战斗”再说。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可以从他的《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一文中看到，那完全是传统的观点，也就是后来被当作托洛茨基主义批判的观点。此前布尔什维克党和列宁一直谈论和宣传的是民主革命，是民主革命的策略、目标、敌我友关系。甚至到1917年初，列宁还认为自己有生之年不会见到社会主义。然而回国后却立即提出社会主义的口号，提出立即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任务。从认为看不到社会主义革命到号召社会主义革命，中间仅仅隔了一两个月的时间！俄国人搞社会主义是匆匆上马的，而不是水到渠成的结果。
怎么办？1917年列宁一方面鼓吹和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加紧研读马克思恩格斯有关革命和国家的论述。1916年上半年布哈林写了长文《帝国主义国家理论》，系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1916年底列宁曾经指责布哈林此文中“炸毁”国家的提法是无政府主义，由此可以看出，列宁对恩格斯的有关国家的论述，至少是“炸毁”国家的论述，还不太熟悉。在布哈林的启发下（或者说挑战下）列宁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来恶补，写出了《国家与革命》一书。应该说通过对马克思恩斯论述的研究，他较为系统地掌握了马恩的国家与革命的学说，他注意到巴黎公社短短72天的经验，如打碎（炸毁）旧的国家机器，取消议会制，公社兼管行政和立法，廉价政府，官员领取工人的平均工资，实行选举制、罢免制，消灭寄生物——国家，等等，但他印象最深的，因而反复强调的是无产阶级专政。
另一方面是向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措施学习，给资本主义国家的战时措施加上社会主义外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各交战国为了军事的需要，纷纷在国内实行统制经济，把国内的生产和消费控制在国家手中。这些措施被某些社会主义者称作“军事社会主义”或“军事共产主义”。列宁在1917年的著作中反复引用这些战时措施，认为这是能够克服危机的方法，《大难临头，出路何在？》等文章列举了“对生产和消费实行工人监督”，“立刻把银行、保险事业以及各个最重要的工业部门收归国有”，“强迫居民加入消费合作社”，“粮食垄断”，实施“面包配给证”，“把一切消费品真正平均分配给居民”，“对富人实行劳动义务制”等，认为这是革命政府可以采取的有效措施。“粮食垄断、面包配给制和普遍劳动义务制，在无产阶级国家手中，在拥有充分权力的苏维埃手中是一种实行计算和监督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把以上所述与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所采取的措施如粮食征收制等等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内战时期所实施的各项措施并无新意，只是给照搬来的沙俄、临时政府实施过的政策披上“共产主义”的外衣而已。
“军事共产主义”并非列宁的发明。1870年巴枯宁、涅恰也夫办的《“人民裁判”协会会刊》发表题为《未来社会制度的主要基础》，其中就提到，在未来社会中一切都是公共财产，每个人都必须加入某个劳动组合，否则就无权进入公共食堂、公共寝室之类的公共设施，“谁没有正当理由而不加入组合，谁就没有生存权”。由各组合推选出的成员组成办事处，主持组合之间的交换，管理一切公共设施并领导一切公共事务。“把社会存在的一切手段都集中到我们的委员会手中，并且宣布人人都必须从事体力劳动”。“那时，尽可能为社会生产更多的东西和尽可能消费更少的东西就将成为每一个人的意愿”，等等。马克思在评论这种“未来社会制度”时写道：
多么美妙的兵营式共产主义的典范呀！在这里一切齐全：公共食堂和公共寝室，评判员和为教育、生产、消费，总之为全部社会活动规定了各种办法的办事处。而作为最高领导者来统率一切的是无名的、谁也不知道的“我们的委员会”。
马克思称这个计划为“荒唐的实际组织计划”。
马克思这里所批判的就是那种由各种组织从劳动组合到办事处以至“我们的委员会”把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生产、消费、教育等等统统管得死死的那种社会制度。
原布尔什维克派主要领导人的亚·波格丹诺夫在十月革命前后曾警告过列宁不要搞“军事共产主义”。波格丹诺夫把军事共产主义同战争，同“军营的逻辑”联系起来考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适应战争的需要，交战各国都逐步实行统制经济，把全国的生产和分配集中到国家手中，全国成为一个统一的大军营。工厂企业都按照国家的订货安排生产，而其产品也由国家统一调配。这样一来，表面看来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消失了，变成了“计划经济”。
波格丹诺夫对这一个进程及时地进行了系统的考察。早在1917年6月，他在《国家—公社》一文中就表示反对“全俄公社”的乌托邦思想，反对列宁实行军事共产主义革命的尝试。十月革命之初波格丹诺夫提出了“军事共产主义”的概念。1918年初他写作了一部《政治经济学教程》，其中的“社会主义问题”一章以“军事共产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为题对此作了详细论述。
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军事共产主义是从军队逐步向地方推行的。在和平时期和在战时，军队都是一种广泛的消费公社。他们靠国家供养，有计划地在他们中间分配从生产单位取得的产品，相当平均地消费这些产品，然而他们不参加生产。这种“共产主义”主要存在于军队的基层，士兵中间，他们住大军营，吃大锅饭，领取公家的服装和装备，可以名之为“消费共产主义”。到了战时这种“消费共产主义逐渐推广到社会的其他领域”。其过程大体是：先是军队人数的大量增加，从而扩大消费公社的规模，然后是给士兵家属提供供应。战争造成国民经济的破坏，在经济持续衰落的情况下不调节生产就无法控制销售和消费，这样国家就必须对生产的方向和生产的规模进行控制，对物资的分配、劳动工具、劳动力的分配实施监督，实行强制托拉斯化和辛迪加化，使企业失去独立性。与此同时，国家推行劳动义务制，把军事组织原则推行到社会的劳动阶级。
这样就产生了现代的“国家资本主义”，这样的社会组织，就其起源和客观意义而言，完全类似于被围困城市所建立的组织。其出发点及其发展的形式的基础是军事消费共产主义；其动力是社会经济的不断破坏；其组织方法是通过专横的强制办法实施的定额和限制。……改造是从消费领域开始的，通过销售领域过渡到生产领域。这种程序同正常程序截然相反——在正常情况下分配和消费形式的变化是由生产的发展决定的。
波格丹诺夫认为，这种“国家资本主义”或者“军事共产主义”并不一定会随战争的结束而结束。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复员的开始，消费共产主义本应缩减——把军事公社减少到一般规模，取消给予士兵家庭的公费配给。然而，由于战争对国民经济的破坏，在这一阶段，生产体系所提供的产品的数量还要暂时减少，它的下降还要加剧；因此，国家资本主义，也就是说，军事共产主义实际上还会加强。
波格丹诺夫认为，文化水平很低的士兵很容易追随共产主义口号，因为军队本来就是个庞大的消费公社。这个联盟打垮并推翻了不够“文明”的资产阶级，也就是说，这个资产阶级缺乏组织训练，不能也不愿做需要做的事情，如制止战争，调整生产和分配，给农民以土地。由于统治阶级不能克服其私有者的本能，所以下层劳动者就会联合成共产主义同盟，推翻他们，夺取政权，以便组织共产主义。在俄国，这个共产主义联盟最初是工兵联盟。布尔什维克党依靠这种联盟取得了武装起义的胜利。
就俄国而言，俄国革命是在非常特殊的各种条件的配合下诞生的。俄国革命不能自生自长，其整个进程和过程都完全取决于世界局势。
后来，士兵脱掉了军装，现出了农民的本色。联盟继续斗争，进行国内战争。追随他们的还有下层和最下层的劳动知识分子。联盟进行了斗争并取得了胜利。但因此它也经历了军事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不是一种经济制度；它是特定条件下的临时的社会经济形态。然而，“无产阶级的超经济强制”不可能是从劳动市场向劳动自由转变的过渡阶段。最后联盟转入新经济政策。
波格丹诺夫所预言的过程大体上是符合十月革命后的苏俄实践的。
十月革命后采取的各种措施都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事先并没有预设的方案。国内战争中苏维埃政权所采取的大量措施都不过是资本主义国家、沙皇俄国和临时政府实行过的战时措施，如粮食征收制、粮食垄断、粮食专政、征粮队、凭证供应（配给制）等，加上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就变成了“军事共产主义”，其主要特征是国家把生产和分配（消费）集中到自己手中，实施的手段是军事命令，是强制，是暴力。军事共产主义一方面是战争迫使采取的政策措施，而从指导思想上说，更多的是在一个落后国家采取的穷过渡的政策，企图通过由国家统一掌握生产和分配的办法立即实现共产主义。
十月革命前列宁研究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说了许多取得政权后应当效法的措施，但是在巴黎公社的众多原则、措施中，布尔什维克坚持的只有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其他措施没有一条能够得到落实，如选举制、罢免制、官员的工人平均工资等都是如此。十月革命前列宁提出过四大口号：自由、和平、面包、土地。夺权后立即抛弃了“自由”的口号，实施书报检查制度、驱散立宪会议；苏维埃政权也没能给予面包，实行的是难以果腹的粮食定量配给制。
军事共产主义，简言之，就是企图通过军事强制手段，由国家统一掌握生产和消费，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历史证明，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后来也被列宁本人所否定。1921年春在农民起义、水兵暴动的压力下，列宁抛弃了军事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在这样做的时候，首先需要清算军事共产主义，列宁对头三年的做法进行了深刻的反省。
1921年4月21日，在《论粮食税》中列宁首次把以前实行的以粮食征收制为核心的政策叫作“军事共产主义”。他说，当时实行的特殊的“军事共产主义”就是：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其中大部分，我们是借来的，付的都是纸币。这种做法保证了军队和城市的需要，所以应当说，实行“军事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但是，列宁随即警告说，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军事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是一种临时的办法。在小农国家内实行本阶级专政的无产阶级，其正确政策是要用农民所必须的工业品去换取粮食。
经过一段时间的认真反思，列宁开始检查自己当时的真实想法。1921年10月14日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承认：
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为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为了做好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准备（通过多年的工作来准备），需要经过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过渡阶段。不能直接凭热情，而要借助于伟大革命所产生的热情，靠个人利益，靠同个人利益的结合，靠经济核算，在这个小农国家里建立起牢固的桥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到达共产主义，否则你们就不能把千百万人引导到共产主义。
1921年10月17日列宁在《新经济政策和政治教育委员会的任务》中说：
我们先前的经济政策，如果不能说计划过（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很少进行计划），那么在一定程度上也曾设想过（可以说是缺乏计划地设想），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
我们犯了错误：决定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当时我们认定，农民将遵照粮食征收制交出我们所需数量的粮食，我们则把这些粮食分配给各个工厂，这样，我们就是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了。不能说我们就是这么明确具体地给自己描绘了这样的计划，但是我们差不多就是根据这种精神行事的。不幸这是事实。
列宁说，从1917年底到1918年初的各种声明可以发现，
“在估计可能的发展道路时，我们多半（我甚至不记得有什么例外）都是从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设想出发的，这种设想也许不是每次都公开讲出，但始终是心照不宣的。我特意重新翻阅了过去写的东西，例如1918年3、4月间所写的关于我国革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任务的文章，我确信当时我们真的有过这样的设想”。“我们设想，既然实行了国家生产和国家分配的制度，我们也就直接进入了一种与以前不同的生产和分配的经济制度。……我们将建立起国家的生产和分配，逐步夺回敌对制度在这两个领域中的阵地”。
起初列宁在论证新经济政策时比较强调它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的继承性，后来斯大林更是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早在1918年春已经确定，并没有什么新东西。实际上，1921年春实行的政策同1918年春实行的政策有根本的区别，这就是1921年引进了市场概念。所以列宁说：“当时（1918年）根本没有提出我们的经济同市场、同商业的关系问题。”正是这一点，使新经济政策在社会主义理论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后来布哈林在阐述新经济政策的意义时强调的正是这一点。他说：
“据我看来，新经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是存在市场关系——在这种那种程度上。这是最重要的标准，它规定了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市场关系是一定种类生产即商品生产的另一面，没有商品的商品生产和没有市场的商品生产都是不可想象的。“如果我们搞商品生产，那么完全可以理解，最重要的就是市场关系”。
列宁对自己的政策反复作如此深刻的反省，这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中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我们再也没有看到哪一位领导人从思想根源上如此检讨自己政策的错误。很可惜的是，当时多数高层领导人并没有同列宁一起对过去的做法进行反思，他们对军事共产主义恋恋不舍，而对“恢复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持有抵触情绪。这是20年代党内争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真正的新经济政策派是少数，如布哈林、克拉辛、李可夫、托姆斯基等。
斯大林在击败各种反对派掌权之后，从1929年起，又把整个国家纳入军事共产主义的轨道。表现在：
1.消灭私商，重新把生产和消费控制在国家手中，由于是短缺经济，商品和食品严重匮乏，不得不恢复定量供应，凭本供应的配给制。
2.恢复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剥夺富农的做法，消灭“富农”阶级。所不同的是，经过贫农委员会的剥夺富农，苏联已经不存在旧的富农阶级，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要消灭的实际上是在新经济政策下通过劳动和经营富裕起来的富裕农民。那时口口声声消灭富农阶级，但对什么是富农却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消灭富农的口号随意性很强，不仅打击到富裕农民，而且也打击了中农，甚至部分贫农。
3.消灭个体农民。斯大林始终认为农民属小资产阶级，是产生资本主义的根子。他抛弃列宁的合作社计划，实施自己的集体化方针，用暴力把农民赶入集体农庄。其结果就是消灭了整个农民阶级，把农民变成集体农庄庄员。农民们失去独立的生产者地位，没有土地，没有生产资料，没有大牲口，是名副其实的农村“无产者”。他们在集体农庄里为国家干活，为国家提供粮食，许多庄员往往只能靠宅旁园地即自留地养活全家。
4.实行高度集中的军事行政命令的计划体制，由国家控制全部工业、农业和商业。
军事共产主义是布尔什维克走向社会主义的一段大弯路，它被列宁否定了，抛弃了，但不久又被斯大林捡起来，斯大林模式基本上就是军事共产主义模式，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军营共产主义”。在斯大林的著作中看不到对军事共产主义的反思和检讨，虽然他本人经历过军事共产主义，对这种统治方式做出过自己的贡献，但他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反而非常欣赏那时的军事命令制，那时所实施的暴力镇压。
农民——妥协让步还是剥夺消灭
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认为农民是没落的阶级，没有前途的阶级，最终要加入无产者队伍的阶级，因此他们提出的口号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农民不在联合之内。列宁继承这一观点。如季诺维也夫所坦诚的，布尔什维克党是“城市的党”，他们的活动范围基本上在城市，做工人的工作，而很少从事农民运动。长期以来列宁制定的土地问题纲领立足点是土地国有化。这是不受农民欢迎的纲领，所以在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党急急忙忙借用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纲领，苏维埃政权颁布的土地法令是照抄社会革命党人的土地社会化的方案的。社会革命党人指责布尔什维克“抄袭”，列宁则回答说，抄袭就抄袭，反正符合农民的要求就行。土地社会化，把土地分给农民使用，这是农民多年的梦想。但是在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年，土地问题并没有得到妥善的解决。农民得到了土地，但是他们生产出来的粮食却不能归自己支配，几乎都被苏维埃政权拿光了。苏维埃政权还在农村组织公有化程度极高的公社，搞平均主义。后来列宁承认，公社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养老院，组织集体农业不是当务之急。
长期以来，认为农民是小生产者，小生产每日每时产生资本主义。这个观念是布尔什维克党长期解不开的结。早在1905年列宁在《两个策略》中写道：
无产阶级应当把民主革命进行到底，这就要把农民群众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粉碎专制制度的反抗，并麻痹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无产阶级应当实现社会主义革命，这就要把居民中的半无产者联合到自己方面来，以便用强力摧毁资产阶级的反抗，并麻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不稳定性。
列宁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谈无产阶级同农民的“意志统一”，是可笑的。到1922年还认定最后的斗争是同小生产者的农民的斗争。
军事共产主义下对农民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俄共八大提出“中立中农”的口号，这就意味着，此前执行的是孤立和打击中农的政策。在农村执行的是打击一大片的政策，粮食征收制是牺牲农民的利益来保住苏维埃政权的制度，它拿走农民的所有粮食，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因而引发广大农民的反抗，到内战后期，农民暴动遍及全国。那时布尔什维克党把农民暴动叫作“盗匪”活动，但这并没有能够改变事情的本质。由农民暴动最后发展到兵变，喀琅施塔得水兵暴动直接危及了布尔什维克的政权，列宁承认，苏维埃政权面临最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因而不得不痛下决心，取消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从而结束军事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
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农民的让步，但仍认为最后的斗争是同农民这个小生产者的斗争。虽然做了让步，但是并没有找到解决农民问题的好办法，合作社还是被看作社会革命党和孟什维克的“温床”，是被他们掌握的组织。直到1923年初，列宁在病中重新读了一些有关农业和土地问题的著作之后，经过新的思考，最后肯定了做买卖的合作社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肯定它是吸引农民走上社会主义大道的有效机构，认定合作社的发展就是社会主义的发展。到这时候列宁才彻底改变对农民的看法，真正把农民看作无产阶级的盟友。
新经济政策消除了农民暴动遍布全国的局面。1922年列宁写道：“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我们认为，这些证据比任何统计数字的证据都重要。”
1922年列宁在私下谈话中指出：不能同农民为敌，对付数以千万计的农民是我们力所不及的。《工商报》副主编瓦连廷诺夫曾记述了列宁给副财政人民委员弗拉基米罗夫的“临别赠言”：
我们现在有两个最重要的领域。第一个是商业，这就是学会经商，为的是首先同农村，农民结合。不这样做有一天农民会让我去见他妈的鬼的。老实讲，农民并不理会谁，什么样的领导坐在城里，谁在克里姆林宫统治。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从城市得到什么，克里姆林宫给他们什么。他们会使用这样的试金石：同沙皇时期相比，他们生活变得好一些，还是变坏了。如果看到用自己的产品换来比过去多的印花布、砂糖、鞋子、器皿、农具，如果还看到赋税减少了，在农村再也看不到他们痛恨的警察和警察局长，庄稼汉对新制度就会感到完全满意。而如果不满意，对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是困难的，不可能的。喀琅施塔得起义、安东诺夫运动、坦波夫以及其他省份的叛乱，都是对我们的严重警告。应当采取一切措施，以便生活在长期的和平之中，同中农友好相处。
据布哈林回忆，列宁在病中同他谈话时指出，现在已经“可以不再对农民施加暴力而到达社会主义”了。
出逃的斯大林秘书（也是政治局秘书）波·巴让诺夫在回忆录中记叙了列宁的秘书格利亚谢尔和福季耶娃关于列宁最后思考的一段话：
当然，我们是遭到了挫败。我们本来以为能够轻而易举地实现新的共产主义社会，简直就像童话一样，随便要什么，就会有什么。但是，这是一个需要用几十年的时间，经过几代人才能解决的问题。为了使党不至于丧失灵魂、信心和斗志，我们必须向全党提出，作为某种暂时退却的做法，要重新采取交换经济和资本主义的做法。但是，我们自己应当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的尝试已经失败，想要一下子改变人们的心理，改变他们世世代代所形成的生活习惯，那是办不到的事情。可以尝试以暴力把居民赶进新的制度，但存在一个问题，在这个全俄绞肉机中我们是否能够保住政权。
不能对农民施加暴力，不能对农民发号施令，这是列宁总结沙皇政权、临时政府和初期苏维埃政权的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他曾因农民暴动指责临时政府，他也亲历农民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暴动，这使他深深认识到农民问题是一个涉及政权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必须妥善予以解决。可以说，在列宁执政的5年里着重处理的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在列宁的理论中占非常重要的地位。
然而，斯大林否定农民问题在列宁学说中的地位。
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曾经给列宁主义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战争时代和在一个农民占多数的国家里直接开始的世界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斯大林指责这个定义“把俄国的落后性，把它的农民性放到列宁主义的定义中去”，“这就是把列宁主义从国际无产阶级的学说变成俄国特殊情况的产物”。
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论断。列宁思想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他着眼于解决俄国的问题，其经验教训对其他国家，首先是农民国家有借鉴意义。关注俄国的落后性，关注俄国的特殊情况恰恰是列宁后期思想的特点，正如马克思的思想适用于发达的资本主义欧洲一样。
斯大林没有接受列宁关于农民的上述说法，仍然坚持把小生产者的农民看作资本主义的根源，仗着手中的政权，对农民横施暴力。由于实行新经济政策，农村出现一批善于经营耕作的农民，他们凭自己的劳动发家致富，成为农村的富裕农民。这些人成为斯大林的眼中钉，他把他富裕农民叫作“富农”，批判布哈林的“发财吧”的口号，在农村中不断剥夺“富农”，瓜分他们的土地，分他们的浮财。这种做法引起广大农民的不安，他们不敢扩大生产，不敢改善农艺。等斯大林掌握了全权之后，立即开展消灭“富农阶级”的运动，把大批富裕农民当作富农扫地出门，流放边远地区，甚至肉体消灭。斯大林亲口对丘吉尔说，在全盘集体化运动中他把一千万富农埋入地下。集体化不仅消灭了“富农”，实际上消灭了整个农民阶级，苏联没有了个体农民。正因为如此，几十年之后，当戈尔巴乔夫实行改革的时候，即使解散了集体农庄，那些庄员也不知道如何独立耕作，他们不像中国的农民，一旦解散人民公社，实行土地承包制，拿起一把锄头就可以独立耕作。
列宁最后建议的组织农民的形式是做买卖的合作社，即消费合作社。在此之前，列宁否定了公社和集体农庄这类公有化程度高的组织。20年代初就说过，公社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养老院，搞集体化不是当务之急。斯大林以集体农庄偷换列宁的合作社，说都是同一种类型的农业组织。实际上两者有本质的区别。合作社是农民自愿的组织，有加入和退出的自由，在合作社里农民是独立的生产者，是生产和销售的利益把他们联合在一起的。而集体农庄是生产组织，农民是被强制加入的，他们已经失去独立生产者的身份，他们的农具、禽畜统统成为农庄的财产，农民实际上成为一无所有的农村无产者。他们在农庄里首先是为国家生产，生产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首先是满足国家的需要，庄员的生活大多依靠一小块宅旁园地（自留地）。集体农庄只不过是保证国家征收所需农产品的连环保组织，即使在荒年，在饿殍遍地的情况下，上缴的粮食一颗也不能少。农庄庄员没有身份证，不能自由流动，无权进入城市。农民在集体农庄中的地位相当于沙俄时代的国家农奴。对农民的镇压是相当残酷的。1932年制定了所谓“关于保护财产、保护集体农庄的国有企业和合作社及加强公有制”的法令，俗称“麦穗法”。
斯大林用集体化取代列宁的合作化。全盘集体化遭到广大农民的反抗，农民骚动蜂起，被集体化的农民则大量屠杀家禽家畜，造成农村生产力的大破坏。无奈之下，1930年3月斯大林发表文章《胜利冲昏头脑》来安抚农民，但文章的写法大有讲究：（1）全盘集体化不是失败，而是胜利（胜利冲昏头脑）；（2）把责任推给下面，中央政策是对的，只是基层干部执行得不好。斯大林不得不允许农民退出集体农庄，一时多达一半的农民退出了集体农庄。然而过不了多久，斯大林又恢复了强制集体化，逼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
1928年托姆斯基在七月中央全会上举了三次同农民关系的危机的情况，第一次是内战末期农民暴动和喀琅施塔得叛乱，第二次是1923年因“剪刀差”引发的销售危机，第三次就是1928年的“粮食收购危机”。前两次危机都通过对农民的让步，改变或调整政策得到妥善的解决，所以这第三次危机也应当用对农民的让步来求得解决。托姆斯基的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些危机中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执政党和政府，是他们的政策措施伤害了农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当然需要当局作出让步，调整政策以平息民怨民愤，这叫作解铃尚需系铃人！
斯大林批判托姆斯基的对农民让步的主张，把托姆斯基的要求归结为“不断让步的理论”，声称“这样的理论只能使整个事业毁灭。这是绝望的理论”。斯大林的做法是向农民节节进攻，退一步进两步，变本加厉。全盘集体化的直接后果是1932、1933年长达两年的全国性饥荒，饿死数以百万计的居民。这边大量的饿殍，那边粮食的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逐年增加。斯大林的工业化，主要是重工业化和军事工业化，所需的资金是靠剥夺农民取得的，他的重工业化是建立在农民的白骨之上的！
集体农庄是一个缺乏效益的农业组织，它只能保证国家粮食征购的需要。一方面，由于生产资料同生产者脱离，产品同生产者脱离，农庄庄员缺乏独立性，这种组织不能提高生产者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国家向集体农庄索取大量的粮食，而集体农庄的一切活动纳入国家计划，集体农庄本身没有生产的自主性，一切按上头派下的计划行事，所以集体农庄也缺乏生产的积极性。结果就是集体农庄存在了20多年，到50年代初其生产的粮食还没有达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沙俄曾是欧洲最大的粮食出口国，而斯大林以后的苏联却成了粮食的进口国。这种状态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才被扭转，当今的俄国又恢复为粮食输出国了！
斯大林的农民政策归结起来就是：剥夺农民！他做到了，但是苏联的农业问题长期以来并没有得到解决。
从无产阶级专政到“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从“一党专政”、“领袖专政”到个人独裁
无产阶级要取得政权，必须开展阶级斗争，开展夺取政权的斗争。
无产阶级在俄国是绝对的少数，1913年产业工人只有350万。1917年全部注册工业的工人数为259.64万，到1920年减少了一半，只有122.28万。1917年农村人口为13390万。
按照列宁的公式，民主革命是无产阶级同全体农民一道反对沙皇专制制度，这时候革命是多数人革少数人的命，民主革命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也将是多数人的政权。社会主义革命则不同，是无产阶级联合农村的贫农和雇农（无产者和半无产者）的革命，其人数在全国是少数，革命胜利后这少数人要进行统治和管理，就不得不实行专政，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政，200万左右的人对1亿多人的专政。这是在一个落后的农民国家进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能不面对的现实。
正是在革命和内战的高潮中，列宁给无产阶级专政下了一个定义。1918年10至11月列宁同考茨基在无产阶级专政问题上有过一场争论，针对考茨基说的“就本义来讲，这个词（指无产阶级专政——引注）自然还意味着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一个人的独裁”，列宁直接承认：“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他接着引申说：“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是由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来获得和维持的政权，是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这是国内战争正酣，新生政权生死存亡未卜之时，此时的首要任务是“获得和维持”政权。这时候，资产阶级法律已经被推倒，而无产阶级法律尚未确立和完善，所以要强调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这“任何法律”指的就是资产阶级法律。列宁曾经非常生动地描绘那时的实践：早上我们占领银行，晚上中央执行委员会才通过决议，宣布银行为国有财产。按照资产阶级法律，神圣的银行是不能随便占领的，而无产阶级去占领银行的时候，银行国有化的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只能不受任何法律的限制！这是一种在夺取政权和国内战争中的权宜之计，是非常手段，而不是一种常规。
1924年，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却继续沿用当年列宁的说法，他写道：
简单地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它不受法律限制，凭借暴力，得到被剥削的劳动群众的同情和拥护（列宁《国家与革命》）。
这时候苏联已经进入和平的建设时期，苏联已经通过第二个宪法，各种具体的法律也在不断制定和实施，在这样的时候不加修正地引用列宁在革命和战争期间所下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定义显然是非常不恰当的，它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无法无天行为打开了方便之门。30年代苏联举行了三次公审，1937年，苏联检察长维辛斯基就声称：“应当记住斯大林同志的指示：在社会生活和我们的生活中会有这样一种时期，这样一种时刻，这时法律变得过时而必须把它们扔到一边去。”他讲这番话的意思，就是要在他积极参与的大审判中把法律“扔到一边去”，置那些被扣上莫须有罪名的被告于死地！他在三次公审中发表的公诉词尽管漏洞百出，但仍然能够把那些被告送上断头台！
无产阶级作为阶级本身是不可能具体实施专政的，他需要凭借政党和政权的力量来实现专政。所以无产阶级专政很容易变成由共产党代行专政，而共产党本身也难以实施专政，只能由少数甚至依赖领袖来实施专政。列宁把阶级专政同党专政和个人专政看作一回事，认为不应当提阶级专政还是党专政之类的问题，它们的实质是一样的。他写道：
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候，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这种专政却不是由包括全体产业工人的组织来实现的。……我们得到的结论是这样的：可以说党吸收了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由这个先锋队来实现无产阶级专政。
1919年7月列宁在一次讲话中明确宣布：
当有人责备我们是一党专政……我们就说：“是的，是一党专政！我们就是坚持一党专政，而且我们决不能离开这个基地，因为这是一个在几十年内争得了整个工厂无产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地位的党。”
1920年，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写道：
“是党专政还是阶级专政？是领袖专政（领袖的党）还是群众专政（群众的党）？单是问题的这种提法就已经证明思想混乱到了不可思议的无可救药的地步。”他解释说：“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里，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
正如列宁本人所说的，“这都是起码的常识”。不过由领袖集团主持政党毕竟同领袖专政是两回事，历史证明，在号称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把领袖专政同阶级专政混为一谈是非常危险的，这种提法本身就含有阶级专政演变成个人独裁的危险。
俄共十二大决议明确承认“党专政”，决议写道：“工人阶级的专政只有采取它的先锋队即共产党的专政的形式，才能得到保证。”中文版在此加了一个注说：“决议中出现‘党的专政’这个不正确的提法，是由于疏忽。（见《斯大林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6卷，第224页和第8卷，第32—59页。）”
1924年6月，斯大林在县委书记训练班上作关于俄共十三大的总结，这时候斯大林同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的关系已经开始恶化，所以在报告中不点名地批判了他们，其中就涉及“党专政”问题。斯大林宣称党的十二大决议中说“党专政”是由于“疏忽”，“只要稍微想一想，就会明白用党的专政来顶替阶级专政是十分荒谬的”。
俄国十二大《关于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的决议是根据季诺维也夫的总结报告作出的。季诺维也夫在十二大所做的总结报告中明确肯定“党专政”，他说：
我们有同志说：“党专政——这样做，但不要这样说。”为什么不说？这种羞于说出的态度是不正确的。为什么我们要羞于说出存在并且不能藏起来的东西？工人阶级专政以其先锋队的领导作用为前提，即以其优秀部分的专政，其政党的专政为前提。这一点应当有权勇敢地说出来并予以捍卫，尤其是在现在，现在非党工人对此已经看得非常清楚。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领域不允许做任何修正的缘故。
针对斯大林的指责，季诺维也夫毫不示弱，1924年底他在共产主义科学院和红色教授学院讲授《列宁主义——列宁主义研究导论》时，对此进行了反驳：
无产阶级专政没有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专政，即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是不可能的；没有无产阶级政党的专政，至少胜利的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的。巴黎公社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党专政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函数。……如果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反过来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党专政”，那么他恰恰是忘记了列宁主义学说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即列宁关于党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作用的观点。
接着他引证了列宁一系列有关“一党专政”的论述，充分证明列宁是主张“一党专政”的。
我们这里重提这场争论，是要确定一个事实，即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始终是主张“一党专政”或“党专政”的，他们并不羞于承认这一点。
关于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关系，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基础》中有一个说法：党是专政的工具。他说：“无产阶级所以需要党，就是为了争得和保持专政。党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种说法实质上同“党专政”并无多大差别。共产党的任务只是简单地归结为争得和保持专政，而领导经济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在斯大林笔下不见了。请注意，斯大林说此话时已是1924年，实行新经济政策已经是第三个年头了。
由斯大林出来反对“党专政”是一个绝大的讽刺，其实那时候斯大林是以反对“党专政”为名整季诺维也夫，以证明季诺维也夫“不关心理论问题”，要打倒这位长期同列宁合作共事的理论家！后来斯大林的个人独裁其源头就在“党专政”这里，他的个人独裁就是从阶级专政到一党专政，再到领袖专政，最后变成个人专政，个人独裁的。这是一条清楚的演变路线图。
自然，列宁时期还没有出现个人独裁的现象，那时党内还存在民主，列宁独裁不了。例如，1918年列宁主张立即同德国媾和，结束战争，但是受到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的顽强反对，这时候列宁完全没有力量以独裁的方式解决问题，只能争取和说服对手，设法形成自己的多数。列宁在1922年反对斯大林的“自治化”方案，反对斯大林等人的放松对外贸易垄断制，都不是他一人说了就算的，他还得争取中央委员会中的多数的支持。而斯大林就不一样了。到20年代末他取得党内斗争的胜利后经常采取“先斩后奏”的办法决定许多重大措施，例如在解决粮食收购危机中采取“非常措施”，宣布“消灭富农阶级”，在农村开展“集体化运动”等，都是他先发布命令或指示，然后由中央委员会事后开会予以追认的。几次“先斩后奏”并且得到追认之后，斯大林就把这种做法常规化，发展到30年代，连“后奏”也不需要了，斯大林的话就是法律，就是党的决定，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决定，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他的个人独裁！
由领袖专政代替党专政和阶级专政，原因首先是俄国落后、民主制不发达这一先天性缺陷。十月革命后，列宁本人对党员成分就提出过怀疑，说：
“毫无疑问，目前我党就大多数党员的成分来说是不够无产阶级的。我想，谁也不能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只要查一下统计材料就能证实这一情况。”他说得很清楚：“同样毫无疑问，我们党要在这样困难的时刻，特别是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迅速觉醒、投入独立的阶级政治的情况下真正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它目前的政治修养的一般水平和平均水平（拿绝大多数党员的水平来说）是不够的。”“只要不无视现实，那就应当承认，目前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取决于党员成分，而是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望。”
由此可以看出：1.当时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阶级成分是靠不住的，它不能决定政策的无产阶级性质。2.多数党员的政治水平和一般水平不能实现无产阶级领导。3.党的无产阶级政策只能取决于人数极少的党的领导人。这样，俄国当时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也只能靠这个少数领袖来实施。
列宁所说的“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到底是那些人呢？
如果以政治局委员作为标志，那就是：列宁、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斯大林、布哈林等人。
俄军事专家沃尔科戈诺夫略为扩大这个领袖集团，他说：“可以相当准确地说，由列宁的战友组成的党的领导核心在革命后的初期包括下列同志：布哈林、捷尔任斯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则、鲁祖塔克、李可夫、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托洛茨基、伏龙芝。可能还要算上莫洛托夫、皮达可夫、彼得罗夫斯基、托姆斯基、拉狄克、斯米尔加……”
这“为数不多的党员”，只有斯维尔德洛夫、列宁、伏龙芝、捷尔任斯基、古比雪夫、彼得罗夫斯基、莫洛托夫等人是病逝的，其余的都被斯大林戴上“人民敌人”、“外国间谍、代理人”之类的帽子，先后被杀害（少数是自杀）。
如果斯大林给这些人戴的帽子是符合实际的，那么列宁所说的党的无产阶级政策“取决于堪称党的老近卫军的那一层为数不多的党员所独有的巨大威望”，就全都落空了。列宁时期实施的所有政策就都应该被看作是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政策了！
所以说，这种仅靠少数领袖来保持党的政策以至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的状态，是一个相当危险的状态：如果这人数极少的领袖并不掌握马克思主义，如果他们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并不能体现无产阶级性质，如果他们执行的专政并非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而是个人的极权独裁，那么以无产阶级名义实施的一切就都变质了。斯大林在30年代的所作所为，从强制集体化，到大规模镇压，有多少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成分或性质呢？
从“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到“阶级斗争尖锐化”
在夺得政权并镇压了反革命的反抗之后，无产阶级政权就应当转向和平的经济文化建设。这也是从俄国十月革命初期的痛苦教训中得出的结论。由于实行粮食征收制，广大农民手执武器进行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斗争，遍布全国的农民战争动摇了苏维埃政权，给新政权造成了最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这时候，列宁得出结论，需要国内和平与和谐，对农民需要作出让步，国家应当从暴风骤雨的革命转变为平和的改良，实现国内和平。这样就有了新经济政策。
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前后开始，列宁把目光放在转向争取国内和平和谐，主张采用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方针，把工作重心放到和平的经济文化建设上去。
1921年8月5日，列宁在给米雅斯尼科夫的信中肯定了“国内和平”的口号：“您在文章的开头正确地运用了辩证法。是的，不懂得为什么‘国内战争’的口号被‘国内和平’的口号所代替的人，至少是可笑的。”俄文мир“和平”也有“和谐”的意思，国内和平也就是国内和谐。
1921年11月，列宁在《黄金在目前和社会主义完全胜利后的作用》中提出与建设国内和谐相应的方法：“目前的新事物，就是我国革命在经济建设的一些根本问题上必须采取‘改良主义的’、渐进主义的、审慎迂回的行动方式”，“而改良行动通常是缓慢地、审慎地、逐渐地前进，而不是倒退”。这种行动方式是同国内和谐的目标相适应的。
1923年1月，列宁在《论合作社》在谈到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时指出：
这种根本的改变表现在：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等方面，而现在重心转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
马克思主义对阶级、国家的产生和消亡有清晰的阐述。阶级的产生是由于生产不发达，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产品的结果。阶级将由于生产的发展而逐步消亡。这是阶级消亡的根本途径。社会主义越往前发展，阶级斗争就越缓和，以致最后消失，或者“熄灭”。阶级和国家是要逐渐消亡的，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趋势。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消灭阶级最根本的办法是发展生产，创造消除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的产品的现象的根本条件。从肉体上消灭某一阶级的人员是达不到消灭阶级的目的的。
斯大林提出了另一种说法：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1928年7月9日，斯大林在《论工业化和粮食问题》的报告中坚持认为阶级斗争是推动苏维埃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并首次提出他独创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
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尖锐化。
这种说法首先违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其次所谓成就越大云云，并不符合事实，这是为自己的失败做的辩解。第三，斯大林提出尖锐化的理论是为了人为煽动阶级斗争，消灭他所认为的“阶级敌人”，排除和消灭异己。
苏联在某一时期确实存在阶级斗争激化的现象，不过这并不是像斯大林所说的由于社会主义取得巨大成就，相反地，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了问题、失误和错误，或者说得更清楚一些，是斯大林的领导出现严重错误所致。斯大林的说法是掩盖自己决策和政策错误的一种烟幕弹，让人误以为阶级斗争尖锐化确实是由于成绩大引起敌对势力的反抗使然。
1928年初，苏联出现粮食收购危机。由于粮食价格不合理，农民减少粮食作物的种植，宁可把粮食作为饲料喂养牲口，然后出售畜产品以换取较高的收益。这样1928年初苏维埃政权就遇到粮食收购困难，有1.28亿普特的粮食收购不上来。解决收购困难的根本办法本应是调整粮食与经济作物的比价，鼓励农民种植谷物，使种植谷物的农民有利可图。然而斯大林决定采取非常措施来对付有粮不售的农民，为此动用《刑法》第105条和第107条来对付农民。
第107条写道：“通过采购、藏匿商品或不投放市场等手段蓄意抬高商品价格者，处以1年以下剥夺自由并没收全部或部分财产，或剥夺自由。”
这一条是明显针对投机倒把的商业活动的，而农民藏而不售的是自己生产的粮食，是完全合法的行为，不能与投机倒把混为一谈。何况实施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已经反对使用“投机倒把”的提法。
斯大林的“非常措施”在初期即1928年上半年是有效的，完成了收购任务，但是以后就不灵了。错误的政策和非常措施引发农民的反抗，农村形势紧张。
正是在这时候，斯大林首次提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1928年7月斯大林在中央全会上声称：
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向社会主义的前进不能不引起剥削分子对这种前进的反抗，而剥削分子的反抗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必然尖锐化。
推出这个理论首先是为斯大林坚持的“非常措施”辩护的，而往后到了30年代就成为国内大规模镇压的“理论”根据。不是偶然的，在大清洗的高潮，1937年，斯大林对这一“规律”作了更为完整的表述：
我们的进展越大，胜利越多，被击溃了的剥削阶级残余也会越加凶恶，他们越要采用更尖锐的斗争形式，他们越要危害苏维埃国家，他们越要抓紧最绝望的斗争手段来作最后的挣扎。
这是充满血腥的“规律”，千百万无辜的人被淹没在这条“规律”的血泊之中！
1927年12月召开的联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刚刚提出“把个体小农经济联合并改造为大规模集体经济这一任务应该作为党在农村中的基本任务”。在击败了布哈林等所谓右倾集团之后，1929年12月初斯大林立即宣布农业发展发生了根本转变：从细小的落后的个体经济进到巨大的先进的集体农业，进到集体农庄。到月底，斯大林公开宣布“让新经济政策见鬼去”，开始“全盘集体化”和实施“消灭富农阶级的政策”了。斯大林在这里运用了暴力手段，一个是用暴力消灭“富农”，把富农扫地出门，直接处死或流放到边远地区。另一个是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拒绝加入者遭到各种迫害，甚至被当作富农处理。正是通过这种强迫手段，在苏联农村掀起了所谓“全盘集体化”。
“非常措施”和全盘集体化引发农民的强烈不满和反抗。本来在新经济政策下20年代初的农民暴动已经平息下去，现在又开始活跃起来。由于档案材料的封锁，过去我们只知道农民的消极反抗，他们杀猪宰羊，甚至宰掉大牲口，给畜牧业造成极大的损失。大量农民逃离农村，1931年就有400多万人逃进城市。现在随着大量档案的解密，我们看到农民不仅消极反抗，而且积极采取行动，以暴力对抗的大量事实，农村出现暴动、武装起义以及众多的群体事件。
据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下简称格伯乌）报告，1928年1月至1929年12月，即实施“非常措施”期间，农村发生了13000起暴乱，参加的农民达244000人。开展全盘集体化之后，1930年全年有约250万农民参加了13712起起义、暴动和抗议事件。最不安定的地区是乌克兰、伏尔加河流域、西伯利亚、北高加索、哈萨克斯坦。据格伯乌统计，有20200人被处死。令人震惊的是还发生多起妇女暴动。1930年5月18—19日，阿尔泰边区爆发“婆娘暴动”，约300名妇女包围了村苏维埃，抗议流放“富农”。她们声称：“我们不会把富农交给你们的！”，要不然把我们也一起流放好了。她们殴打了几名村苏维埃人员。格伯乌人员赶到后有14人被捕并被判刑。这300名妇女显然不会都是富农的亲属！在暴动中，农民打出的口号是“打倒无产阶级专政！打倒共产党人！”“私人财产不可侵犯！”“贸易自由！”，有的地方起义农民赶走苏维埃和共产党的工作人员，开仓分粮。有的史书称国家处于“内战边缘”，有的干脆称“第二次国内战争”。
当局不仅动用格伯乌的部队，而且动用国防军来镇压农民的反抗，这些暴乱虽然最后都被镇压下去，但显然震惊了联共领导和斯大林本人。1930年3月2日，斯大林在《真理报》发表《胜利冲昏头脑》，3月15日联共中央公布了《关于反对歪曲党在集体农庄运动中的路线》的决议，进行纠偏。然而斯大林把所有的错误都推给基层组织和干部，并且声称出现种种错误是“胜利”冲昏了头脑。这哪里是什么“胜利”！这是农民的反抗迫使斯大林和联共不得不后退，不得不纠偏。结果农民纷纷退出集体农庄，集体化的农户由58%降至21%，也就是说，一大半农户退出了集体农庄。这一事实也充分说明，集体化不得人心！不过斯大林不会放弃集体化这一既定方针的，风头一过，接着搞强制集体化，到1931年7月1日集体化的农户比例又达到58%。
全盘集体化造成严重后果。据统计，在1930—1933年的“第二次国内战争”中人口损失为930万，除去为逃避集体化从哈萨克斯坦逃亡到中国的20万牧民，人口损失为910万。
斯大林实行的全盘集体化并非胜利，而是失败。首先，它遭到广大农民的反对。其次，它是对农村生产力的一场大破坏。第三，集体化并没有能够解决苏联的农业问题，苏联的农业生产直到50年代初期还没有达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此后的几十年里，苏联竟成了粮食进口国，而当年的沙俄曾是欧洲最大的粮食出口国。
斯大林把农民的反抗说成是阶级敌人对胜利成就的反抗，对农民大动干戈。同时推出“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在全国实施大规模镇压。此理论实践的结果是消灭了列宁的近卫军，不仅排除而且消灭一切异己。
由此可见，如果说苏联出现过阶级斗争尖锐化，那么这不是由于“胜利”、“成就”造成的，而是错误的政策措施引发的。阶级斗争只会随着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而逐步缓和以至熄灭。如其不然，如果社会主义取得成就越大，阶级斗争就越尖锐，那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永远不会到来！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是一个伪命题，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集中营始建于列宁时期，但把集中营制度系统化、规模化，则是斯大林时期。斯大林的一大发明是利用劳改犯的劳动进行大型工程的建设，莫斯科的地铁、白河运河等主要都是用无偿的劳改犯的劳动修建的，在这里大量的高级知识分子被当作粗工使用。略好一点是把一些技术专家关在监狱工厂里为社会主义服务，如著名的监狱飞机设计所。
斯大林制造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是为在党内国内的“大清洗”“大镇压”提供理论依据的。斯大林领导的大镇压始于1928年的沙赫特案，这个案件把矛头对准工程技术人员，把由于设备老化失修、组织混乱造成的矿难事件说成是投靠外国资本家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蓄意破坏。法国作家纪德《从苏联归来》一书中收有法国全国矿工联合会副书记克列伯·列格的一封信，列格当了30多年的矿工，他说：“从技术观点看，所有人都认为：以积聚瓦斯的方法使矿井常处于爆炸状态，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沙赫特案的被告就是因这样一些荒唐的罪名而被判刑，被枪毙的。
此后各种案件绵绵不断，1930年有“劳动农民党”案，著名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恰亚诺夫等经济学家受审，被判刑。接着又炮制了“工业党”案件，1931年制造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孟什维克中央联盟局”案，把在国家计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商业人民委员部、国家银行和中央消费合作总社中的负责工作人员罗织在内。1933年4月制造了对暗害分子的公审，被告中甚至有英国工程师。斯大林炮制这些案件的目的就是把建设中的失误错误的责任推到这些“敌人”身上，规避自己应负的责任。
党内公开的反对派已经不存在，但是对斯大林的政策不满，想把他拉下马的人还是有的。1930年11月揭露了瑟尔佐夫—罗明纳兹—沙茨金“阴谋”。他们没有过分的要求，只是要求集体化和工业化采用较为理性、较为人道的方法。就为这个他们被开除出党，罗明纳兹自杀，另两人死在集中营。接着党内流传“柳亭纲领”，柳亭领导了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盟，要求降低计划任务，农业集体化中坚持自愿原则，恢复党内民主，要求解除斯大林的职务，因为他把党看作是自己的“世袭领地”。斯大林要求枪毙柳亭及其同伙，但遭到高层基洛夫、奥尔忠尼启则和古比雪夫的反对，他们认为，不能因观点问题枪毙中央的著名工作者。柳亭起初被判10年徒刑（后来还是被枪毙了），其29名战友刑期略短。1933年1月破获了А.П.斯米尔诺夫集团，该集团由老布尔什维克组成，并在工人中间从事地下活动。他们要求根本改变集体化和工业化，工会独立，对格伯乌实施监督，并议论排除斯大林。又是基洛夫等三人阻止了斯大林对他们采取极端措施。
最令斯大林震惊的是1934年召开的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部分代表要求基洛夫出任党的总书记，但被基洛夫拒绝了。不过到无记名投票时，1218票中还是有292票是斯大林的反对票！这显然成了此后几年斯大林进行大清洗的起因。
这一切说明所谓阶级敌人反抗是斯大林捏造的，但党内确实存在反对斯大林，反对斯大林个人极权的个人和集团。这使斯大林存在危机感，他需要除掉公开和暗中反对他或者潜在反对他的人和集团，消除后患。
1934年12月1日，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首脑基洛夫遇刺身亡。基洛夫暗杀案至今扑朔迷离。不过以此为借口，斯大林开始了“基洛夫清洗”，在“清洗”中联共350万党员中有110万被清除出党。联共十七大选出的139名中央委员中有98人（占70%）被镇压。不仅如此，参加大会的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代表遭逮捕镇压。因此这次代表大会被叫做“被枪毙者的代表大会”！这是对292张反对斯大林的选票的报复！
此后几年苏联进行了针对列宁战友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人的三大案件的公审，对红军高级将领的秘密审判，大镇压进入了高潮期。
当国内阶级斗争说不通的时候，斯大林就把问题归结为外国派遣的间谍特务。1936年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经建成社会主义，苏联社会只存在工人、集体农庄庄员和苏维埃知识分子三个集团。则也就意味着，不再存在阶级了，再讲国内的阶级斗争已经说不过去了，于是开始从国外寻找阶级敌人的线索。1937年斯大林在一个报告中说：
以为阶级斗争的范围只局限于苏联境内，这是错误的。如果阶级斗争的一端在苏联境内有所行动，那么它的另一端却延伸到包围我们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境内去了。
现存的档案资料证明，审判闹剧的编剧和导演就是斯大林本人。他指示格伯乌，他想从被告那里听到什么样的供词，要他们制造出敌人的形象：“我们为什么生活得不好？是因为暗害者搞坏了一切！”以后许多“犯人”就被贴上“间谍”、“外国侦探机关的特务”、“破坏者”的标签。发明了这种说法，斯大林就可以放手去镇压自己的原先对手如布哈林等了。1938年3月，莫斯科举行了“托派与右派联盟案”的审判，枪毙了原共产国际领导人、《真理报》主编布哈林，原人民委员会主席李可夫，原俄共中央书记克列斯廷斯基，等等。至此斯大林的所有宿敌都被消灭殆尽，还有一些曾经与他有不同意见，或者可能潜在的反对者，也被清除得差不多了，斯大林的天下似乎太平了。不过这都是暂时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斯大林又陷入紧张不安的状态，开始了新一轮的清洗镇压。不过这时候已经不再动用“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了，为了镇压异己，斯大林总是能够找到或者发明新的借口，新的帽子，如反对“世界主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
综上所述，所谓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从理论到实践都是错误的，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成就越大阶级敌人的反抗就越激烈，是编造的谎言。如果苏联社会曾经有过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话，那不是由于成绩大，而是出现严重失误，引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使然，是斯大林的错误政策造成的。这些都谈不上什么阶级斗争，而是社会正常的现象，解决的办法不应当是对正当不满的群众和党员进行镇压，而是改正错误，纠正错误。不称职的领袖是可以也应当更换的。
无产阶级政党还是“圣剑骑士团”
集中制的争论
列宁的建党思想中有两点非常突出：一个是党员必须参加一个党组织，这是布尔什维主义与孟什维主义的一个原则区别，由此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内出现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大派。另一点是，坚持集中制。列宁的这一主张1904年曾遭到普列汉诺夫、卢森堡等人的批评。
1904年普列汉诺夫在一篇名为《集中主义还是波拿巴主义？》的文章中同主张集中制的布尔什维克争论。普列汉诺夫写道：有文章说，“委员会也好，单个个人也好，都可以有非常广泛的全权，不过这应当取决于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相反地，如果觉得需要和有益，可以运用自己的权力解散委员会或者其他组织，它可以剥夺这一位或者那一位党员的权利。否则就不能成功地组织无产阶级的斗争。”普列汉诺夫认为，这些代表的话表现了其组织观点的实质，并且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几乎全体‘多数派’成员都会赞同他们的观点，而中央委员会不止一次地表示相信，为了‘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它应当拥有‘遣散’人的无限权力。”
普列汉诺夫针对以上说法写道：
我们党的少数派拒绝承认的正是这种权力。中央委员会的这种要求是否站得住脚？我们现在就会看到。
设想一下，如果中央委员会拥有我们大家都承认的目前还有争议的“遣散”权。那就会出现下列情况：由于代表大会临近，中央委员会到处“遣散”所有对它不满的分子，到处安插自己的亲信，而在所有委员会中充斥这些亲信以后，就能不费力气地保证自己在代表大会上有一个完全听话的多数。这个由中央委员会的亲信们所组成的代表大会就会异口同声地向中央委员会高呼“乌拉！”赞成他的所有成功的或不成功的行动，并为它的所有计划和倡议鼓掌。那时我们党内确实不会有多数和少数，因为那时我们正在实现波斯王国的理想。
普列汉诺夫认为，这简直是紧紧套在我们党的脖子上的绞索，这是波拿巴主义，如果不是革命前旧“式”的专制君主主义的话。
普列汉诺夫这里说的是中央委员会的变质，变成由一帮亲信组成的机构，成为少数人操纵的工具。
卢森堡也针对集中制写道：
“列宁所主张的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是根据以下两个基本原则建立的：第一，使党的一切组织及其活动，甚至在最微小的细节上，都盲目服从中央机关，这个中央机关单独地为大家思考问题，制定计划和决定事情；第二，把党的有组织的核心同它周围的革命环境严格地隔离开来。”她认为，这就是把布朗基密谋集团的运动的组织原则机械地搬到社会民主党的工人运动中来，是把工人运动降低为“委员会”执行工具的官僚集中制。然而社会民主党的集中制不能建立在党的战士对中央机关的盲目听话和机械服从的基础之上。
如果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是由中央委员会，而是由全党，更确切些说，是由整个运动制定的，那么党的各级组织显然就需要有行动自由，以便单独促使充分利用当时的形势所提供的一切手段来加强斗争和发挥革命的首创精神。
为回答对集中制的批评，列宁在集中制前面加了“民主的”一个定语，成为“民主的集中制”，以区别于“官僚的集中制”。不过，民主的集中制也好，官僚的集中制也好，首先都是“集中制”，其落脚点仍然是“集中制”。列宁领导下的党，始终是一个高度集中的党，加上“民主的”一语并没有改变集中制的本质。这种高度集中的党对进行革命斗争，夺取政权是有用的。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仅有几万人（4月代表会议称代表全国8万党员），而社会革命党有百万人，孟什维克党的人数也大大超过布尔什维克党。但是正是这个仅有几万人的党最后夺得了政权，接着又在国内战争中赢得了胜利。这说明起义、打仗等，需要高度集中的党来领导。不过，事物都应当有一个限度，在国内战争期间，这种集中制被推到极端，变成战斗命令制。这种战斗命令制同无产阶级专政、一党专政结合起来，就逐渐向斯大林的极权政治过渡。
党内民主与派别
党内争论以至斗争本来是正常现象，因为对完成一项任务，达到一个目标往往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这些异见可以通过争论达成一致。列宁时期有过多次争论，甚至激烈争论，但是争论过后大家仍然是同志，仍然可以在同一个党内和衷共济。在布列斯特和谈期间，列宁曾处于少数，但他仍然有发言权，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而当他的主张得到多数拥护，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从多数变成了少数，布哈林等人并没有受到打击压制，布哈林继续当他的《真理报》主编（只有一小段时间由于布哈林自己的要求暂时辞去主编的职务，很快就复职了）。布列斯特和约问题是事关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对这样分歧的处理，完全是对事不对人，说明当时的布尔什维克党坚持了良好的处理党内分歧的传统，争论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把人整死。列宁时期党内曾经存在各种派别，有敢于直接同列宁争论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有得到斯大林支持的“军事反对派”，有要求党内民主的“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等等。列宁自己有时也参加党内的某一派。例如在工会问题争论的时候，列宁加入了“十人纲领派”。有不同意见，就会有争论，那时党内争论被看作一种正常的现象，党的代表大会开得生动活泼，议论纷纷，即使列宁的提案也会有反对、修正的意见。《真理报》出“争论专页”，刊载党内对各种问题的不同看法。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建设问题”的决议，决议提出一个重要论点：“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根本否定能找到一种绝对正确的、对革命过程中的一切阶段都合适的党的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相反地，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应当完全取决于具体的历史环境的特点以及由这种环境直接产生的任务。”这就是说，党内实行已久的民主集中制并不是不可改变的，应当根据任务的变动实行相应的党内制度，决议提出的新制度就是“工人民主制”，它废除“一切委任的制度”，“从上到下的一切机关都实行普遍选举制、报告制和监督制等等”，“在党员大会直到支部大会上，经常广泛讨论有关全党生活、一般政治生活和地方生活的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必须使召开党的领导机关的公开会议成为一种制度”，“使党的舆论对领导机关的工作进行经常的监督”，“党的委员会不仅要向上级组织，而且要向下级组织经常报告工作”，“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等等。可惜的是俄共十大还同时通过一个“关于党的统一”的决议，其第7条规定，中央委员从事派别活动的可以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甚至开除出党。列宁在会上坦率地承认，“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列宁反复说明，“这是一种极端措施，我希望我们不去用它”。大会决定，这一条不予公布，也就是说打算备而不用的。
这里存在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叫派别，什么叫派别活动，实践证明，这是很难作出科学界定的。党内出现不同意见是常有的事，如果两个人对某一问题持同样的看法而与多数人发生分歧，这两人又联合提出自己的看法，此两人就会被看作是搞派别活动而受到惩处。这种情况在苏共党内曾多次出现。其次，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之时起，派别活动就连绵不断，最大的两派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这两派内部又存在不同的小派别。二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派成为独立的政党，但它并没有能够消灭内部的派别存在。在缔结布列斯特和谈期间出现了坚决反对缔结和约的“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并且一度成为党内多数。在工会问题争论时党内派别多达10个，列宁自己也参加“十人纲领派”。其中“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在十大之后继续存在。
1922年，列宁不同意十月中央全会作出的放松外贸垄断的决定，暗中同托洛茨基以及非中央委员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联系，设法推翻中央全会的决定。对这种做法列宁本人也感到“尴尬”，他在写给弗鲁姆金和斯托莫尼亚科夫的短信中承认：
由于病情恶化，我不得不放弃出席全会。我完全意识到，在同你们的关系上我是多么尴尬，甚至比尴尬还要糟糕，但我反正无法做得像样一点。
列宁之所以感到“尴尬”，是因为联合非中央委员去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去推翻中央的决定。但是为了事业的利益也只能这么做！
大致也是这个时候，列宁在同托洛茨基谈话时，表示愿意同托洛茨基结成反对官僚主义的“联盟”。一个政治家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同一部分同志结成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联盟，是完全正常的事。在历史上，列宁就曾同孟什维克领袖普列汉诺夫结成过“护党联盟”！
1923年秋俄共党内开展了关于“新方针”的争论，这实际上是一场争取党内民主的争论，也是苏联历史上最后一次就民主问题展开的党内争论。斯大林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反对派，迫不及待地擅自公布了俄共十大“关于党的统一”决议中的第7条。
1924年1月17日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三次代表会议上做“关于党的建设的当前任务的报告”，在会上宣读了这第7条，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应当把这项条文放到关于争论总结的决议中去，并把它公布。”不公开“第7条”是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决定的，党的代表会议无权推翻代表大会的决议，斯大林未经党代表大会的批准公开这第7条显然是不合法的。
俄共十大的这项决议后来被斯大林当作压制党内不同意见、镇压党内反对派的“尚方宝剑”，他以此条为依据不断开除作为反对派成员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列宁时期的政治局委员，包括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到20年代末都被斯大林开除光了。到30年代，这些人更被当作外国派遣的间谍、特务而被枪毙，流亡国外的托洛茨基也难以幸免，被斯大林的特工追杀身亡。只有托姆斯基自杀身亡而免于公审的羞辱。
党内不容异己，党外就更加不能容忍其他政党，哪怕是同样的社会主义政党。十月武装起义实际上是布尔什维克党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联合实施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后，苏俄国内还存在其他社会主义政党，如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党。在苏维埃政权的早期，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都有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参加。各个社会主义政党虽然同布尔什维克党的政见不同，但它们的社会主义目标并没有改变，在十月革命前它们都是第二国际的成员党。20年代初，曾经考虑过让这些政党合法化，但最后还是决定消灭它们。为此在1922年举行了对右派社会革命党人的审判。这场审判是违背布尔什维克政权1919年所做的对他们实施大赦的诺言的。通过这场审判以及其他镇压措施，布尔什维克党消灭了最大的竞争对手——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
如果说在十月革命后至20年代初除布尔什维克党外确实存在其他政党的话，那么到30年代初，频频出现的所谓“农业党”、“工业党”、“孟什维克党”等则均纯属虚构。斯大林借自己制造的假想敌来消灭任何实际存在的或潜在的不同意见，推卸自己在工作中的种种错误。当然在30年代也确实存在反对他的势力，例如以柳亭为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纲领派。这是对斯大林的错误理论和政策、高压手段的反抗。斯大林则借此机会扩大打击自己的政敌，把大量与之无关的人员罗织进去。结果在苏联就形成了“党外无党，党内无派”的局面。
共产党是“圣剑骑士团”
共产党历来把自己看作无产阶级的先锋队。斯大林怎样看待共产党？他提出一个独创的说法：共产党是“圣剑骑士团”，党的领导人是“领导术士”。
1921年斯大林在《论俄国共产党人的政治战略和策略》中写道：
共产党是苏维埃国家内部的一种圣剑骑士团，它指导苏维埃国家的机关并鼓舞它们的活动。
这是斯大林的一大发明。
在中世纪天主教有自己的骑士团，骑士团按照集中制原则建立，有严格的等级，大体上分三级：团首（магистр），骑士长（командор），骑士（рыцарь），受教皇册封。通常集体住在寺庙，是教皇和封建主推行其政策如攻城略地，杀戮异教徒，清除异端的有力工具。历史上有一个叫作“条顿骑士团”的德意志僧侣骑士团，曾使俄罗斯公国深受其害。但历史上是否有过“圣剑骑士团”（орденмечносцев）无从查考，可能是斯大林参照宗教组织“骑士团”杜撰的。就实质而言，这种“骑士团”在现代历史上也并不罕见，在法西斯德国就有起“圣剑骑士团”作用的“冲锋队”和盖世太保。斯大林手下的格伯乌、内务部及其内卫部队，也是此类“圣剑骑士团”。不过把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等同为圣剑骑士团，把无产阶级政党看作中世纪的宗教组织，这是教会学校出身的斯大林一大发明！不过，话又说回来，斯大林的说法虽然违背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却完全符合苏联共产党以后的发展实际，这个党正是在斯大林的领导下，逐步演变成一个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变成信奉宗教教条、等级森严、排斥异己、代表少数贵族特权阶层利益（“在册权贵”）的“骑士团”！
1923年4月斯大林在俄共十二大上做中央组织报告，谈到改善中央机关的问题时说：
我们党的中央机关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27个中央委员。中央委员会会议每两个月召开一次，而中央委员会里有一个10人到15人组成的核心，这些人在领导我们的机关的政治和经济工作方面已经熟练到有使自己变成领导术士的危险。这也许是好的，但是这也有很危险的一面，因为这些同志既然在领导方面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他们就可能沾染上自负的习气，就可能固步自封，脱离群众工作……如果他们的周围没有同地方工作有密切联系的未来新一代的领导者，那么这些高度熟练的人就完全有可能僵化和脱离群众。
很难理解，一个领导人会由于熟练领导政治和经济工作而会成为什么“领导术士”！这也是一个别出心裁的说法！
教会学校出身的斯大林把党比作中世纪的“圣剑骑士团”，把党的领导人叫作“术士”。这样就形成由一些“术士”领导的“圣剑骑士团”，斯大林本人则是“大主教”了。
开保存共产党领袖遗体之先河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的某些做法都是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他把列宁的遗体作防腐处理，放进水晶棺，安放在专门的陵墓之中，供世人顶礼膜拜。这是仿照东正教保存“圣人”遗骸的做法。还在列宁逝世之前，斯大林和加里宁等已经筹划保存列宁遗体了，列宁去世后，正是他们不顾其他领导人布哈林、加米涅夫、托洛茨基以及列宁夫人克鲁普斯卡娅的强烈反对，保存列宁遗体，在红场上修筑陵墓。
在追悼列宁的全苏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发表誓言，后来被叫作“伟大的宣誓”，苏联有一部电影就叫作“伟大的宣誓”。在这篇誓言里，关键词“遗嘱”斯大林没有采用通常的法律用语“завещание”，而是使用东正教的宗教语言“заповедь”，这个词的本义是宗教的“戒条”、“圣训”。斯大林使用这样的用语，一则是斯大林本人习惯于这种东正教的语言，其次还因为列宁并没有在“永别时嘱咐”过斯大林所举的6条“遗嘱”。这些“圣训”，是斯大林本人创作出来的，其中有的斯大林遵循了，有的则抛弃了。例如“保护我们党的统一”，斯大林率先分裂了党，并且把列宁的亲密战友斩尽杀绝。“保护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斯大林遵循了，不过他把“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他个人的专政和独裁，变成了对无产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专政！“竭力巩固工农联盟”，斯大林把农民作为剥夺的对象，通过全盘集体化直接消灭了农民阶级。“巩固并扩大共和国联盟”，这一点斯大林做到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并吞了波罗的海三国，给苏联增加了三个加盟共和国，还通过侵占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土地，大大扩大了苏联的领土。“奋不顾身地来巩固并扩大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斯大林没有做到，他在共产国际里瞎指挥，导致一系列革命的失败，1943年又亲手解散了共产国际！可见，“戒条”也好，“圣训”也好，对斯大林来说仅仅是一种表态的需要，哗众取宠的需要，实际上都是可以置诸脑后的。
以列宁的名义征收党员
列宁去世后斯大林发动了以纪念列宁为名的征收党员运动，招兵买马，扩大力量。
1923年底“新方针”的争论中，托洛茨基有广泛的支持者，特别是在军队和青年学生中，在这些地方，争论经常是支持托洛茨基的一方取得多数。这不是托洛茨基刻意争取的结果。十月革命后，托洛茨基一直主管军队的工作，在他的指挥下，红军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因此他在军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是极其自然的。大学生思想比较活跃，善于独立思考，在争论中多数支持托洛茨基。“三驾马车”中的另两人也各有自己的基地，季诺维也夫是共产国际的首脑，同时也是彼得格勒的首脑，加米涅夫是人民委员会副主席，也是莫斯科的首脑，他们在地方上都有自己的支持者。结果出现这样的局面：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都是有将有兵，而斯大林有将无兵，明显缺乏群众基础，斯大林是悬空的。
为改变这种局面，列宁逝世后，斯大林抓住这一时机，举办所谓“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运动。“为纪念列宁吸收党员”一语是中文意译，俄文为Ленинскийпризыв，призыв是征召的意思，征兵用的就是призыв这个词。所以Ленинскийпризыв一词的直译是“列宁的征召”，也就是以列宁的名义征收党员。这种征收是按照搞运动的大哄大嗡方式进行的，有的地方甚至是整个生产队（突击队）、整个车间甚至整个工厂的人员统统被征收入党。通过这一声势浩大的征收运动，俄共一下子增加了25万党员。
到1924年5月底，俄共原有党员472000人，现在加上新招收的25万，一下子增至72多万人，新党员占三分之一。这批突击征收的党员，就成了斯大林的基本队伍。
1924年5月召开的党的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充分肯定了斯大林式的征收党员的做法。斯大林当时的战友季诺维也夫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说，征收党员运动巩固了与革命后的无产阶级的联系——不仅和它所有弱点，而且和它的所有长处都联系在一起。《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写道：“大会指出了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巨大意义，并号召全党注意对党员——首先是为纪念列宁而吸收的青年党员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
“巨大意义”是对斯大林而言的，至于加强列宁主义基础的教育，实际上就是加强斯大林主义基础的教育——1924年4—5月，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在《真理报》上连载。此书的题词写道：“献给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入党的同志们。约·斯大林。”
按规定，预备党员是没有选举权的。为了能立即从新党员身上获得支持，斯大林违背党章，允许预备党员参加党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辩解的理由是党代表大会将会确认这种做法的（这又是斯大林经常采取的先斩后奏的做法）。书记处机关立竿见影的工作成果是，没有一个反对派分子被选为有表决权的代表。
这种以列宁的名义实施的超突击征收党员的做法是根本违背列宁的主张的。还在两年以前，1922年3月，列宁在给莫洛托夫的信中一再强调要严格入党条件，延长预备期，特别要明确“工人”的概念。列宁说：“我们常常把丝毫没有受过严格锻炼的人都算作工人。那些由于偶然的机会当了很短一段时间的工人的十足的小资产者常常被划入工人之列。……我们党的所谓无产阶级性质实际上根本杜绝不了小业主在党内占优势，固然是短期内占优势的可能性。”列宁明确表示现有党员人数过多：“我们党现在有30万—40万党员，这个数目已过大。”
经过短短两年时间工人的成分发生了重大变化没有？工厂的工人倒是增加了，但大多数是由来自农村的农民补充的，他们在工厂的工龄很短，完全够不上列宁所说的工人的标准。还有一小部分是在困难年月逃到农村另谋生路而现在返城的工人。这一部分工人，也很难说是坚定的无产者。把这些人征收入党只会涣散党的队伍。
40万党员列宁已嫌多了，然而两年后斯大林却突击吸收了25万新党员！这些党员构成了斯大林的基本队伍，接受斯大林在《列宁主义基础》，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基础”中所说的一切，在党内斗争中成为斯大林的坚定支持者。1924年最高领导集团92%的人是1917年以前入党的职业革命家。到1939年，94%的中央委员（1924年的）被清洗出统治集团，代之以1924年为纪念列宁而征收入党的人。斯大林自己也承认，由于大量吸收新党员党内“政治文盲”由60%上升到80%。
“政治文盲”是容易盲从的，所以这突击征收的新党员很容易地就成了斯大林在党内的群众基础。
托洛茨基这样评论以列宁名义征收党员的运动：
党的大门过去是一直小心翼翼地加以守卫的，而现在完全敞开了——工人、职员、官员大批地进去了。政治目的是使革命先锋队消融在粗俗的官员之中，这些人没有经验、没有独立性，但具备服从上级的老习惯。这个目的达到了。征收党员运动使官僚摆脱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监督，给了党以致命的打击。机关为自己争得了必要的独立性。民主集中制让位于官僚集中制。党机关本身现在自上而下地进行了人员大撤换。听话被宣布为布尔什维克的主要优点。在同反对派斗争的旗号下革命家被官员所取代。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成了它迅速蜕化的历史。
职务名册的制定与“在册权贵”的诞生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重申巴黎公社“廉价政府”的原则，官员拿工人的平均工资。十月革命后由于建设和战争的需要，开始给专家以高薪，这是一种收买、赎买。列宁承认这是违反巴黎公社原则的。
1922年斯大林当上俄共中央书记处的总书记，他同时还是政治局和组织局的成员，这就把党的组织和人事大权抓到了自己手里。他手下的卡冈诺维奇开始制定中央控制的职务清单，确定中央各单位设多少职务，担任这些职务的人选由中央组织局和书记处任命或批准，这就是苏联延续几十年的“官员等级名册制”，由此获得职位的官员逐渐形成一个特殊的高薪特权阶层，在苏联后期，这些官员被叫作“在册权贵”。通过这一制度全国高级干部的任免就掌控在总书记手里了。
为了拉拢党员和干部，斯大林提高党员待遇，把赎买党外专家的做法延伸到对党内干部的收买，在国内培养出一个“在册权贵”群体。斯大林时期开始给高级干部发红包，提供别墅、高级休养所、出国旅行等福利。30年代，斯大林给自己定了全国最高月工资1万卢布，以后的最高领导不敢拿1万，就拿8000卢布（赫鲁晓夫等）。这时外国留学生一个月的助学金是500卢布，清洁工的月工资为200卢布左右。
在列宁时期，党内并没有设立最高职位，列宁本人在党内只是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主持政治局会议，在政府中是人民委员会主席。他在党内和政府内的领袖地位是由他的威望造成的。那时候总书记并非党内最高职位，只是处理日常党务的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书记处的那些技术性的日常事务甚至是其他党内领袖所不屑于介入的，但斯大林很清楚组织的力量，他利用这个职位拉党结派，并最后夺取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
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列宁患病期间，斯大林打听到列宁不久于人世，就开始拉党结派，打击自己的对手。他同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组成“三驾马车”，行使党政最高权力，在此基础上又结成“七人小组”，顶替政治局，把托洛茨基排除在决策层之外。后来在“三驾马车”和“七人小组”内又设法排挤盟友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逼得加米涅夫在党的十四大上大呼“斯大林不是能够团结全党的人物”，反对“制造领袖”。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斯大林不仅击败对手，还要失败者不断公开悔过，跪地求饶，然后予以肉体消灭。
1923年秋开始党内“新方针”的争论，接着又就托洛茨基的“十月的教训”一文展开历史问题的争论，结果是给托洛茨基扣上“以托洛茨基主义取代列宁主义”的罪名，撤销其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1925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织“新反对派”，反对斯大林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对农村政策提出不同意见，结果是斯大林改组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列宁格勒组织，季诺维也夫被解除列宁格勒的领导职务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务，加米涅夫被降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解除其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的职务。1926年至1927年，他们两人同托洛茨基结盟，组成“托季联盟”，继续进行反斯大林的斗争，结果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开除出党。1928年初托洛茨基被流放到边远的阿拉木图，1929年初被驱逐出境。1928年，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在对农村实施“非常措施”、阶级斗争尖锐化、共产国际政策、工业化速度等问题同斯大林发生激烈争论，在这中间布哈林等人提出辞职，斯大林不准他们辞职，但是几个月之后，却解除了布哈林政治局委员、《真理报》主编、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实际上是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的职务，解除托姆斯基的政治局委员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李可夫的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在20年代同斯大林的争论中败北者最后都以被解除职务结束！这样，通过解除职务，斯大林一个一个地清除掉（也就是普列汉诺夫当年所说的“遣散”！）自己的对手，最终形成他个人一统天下的局面！不过，这仅仅是第一步，在20年代斯大林还不敢做得太明显，驱逐托洛茨基算是对待政敌的最后措施了。到了30年代，斯大林羽翼丰满了，他清楚记得那些曾经反对过自己的政敌，寻找机会和借口把他们从肉体上消灭。他以基洛夫遇刺身亡为契机，把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送上断头台，以后又把布哈林、李可夫枪毙了。
斯大林施展的是拉一派打一派的权术，先拉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以及布哈林等打击托洛茨基。然后拉布哈林、李可夫等人打击季诺维也、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结成的“托季联盟”。最后孤立并打倒布哈林、李可夫、托姆斯基等“右派”，终于大权独揽。
非常了解斯大林的托洛茨基这样总结斯大林的斗争方法：
他采用了自从他青年时期起就成为他的一部分的那种做法，那就是：在进行反驳时不是提出自己的观点来同对手辩论，而是对他的对手进行人身攻击，如果可能的话，在肉体上消灭他。
在党内斗争中，斯大林使用的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战术，其终极目标并非对手的投降，而是斩尽杀绝，他使用的不是“批判的武器”，而是“武器的批判”！这种做法倒是与中世纪的圣剑骑士团一脉相承的。
戴隆斌主编：《斯大林模式若干问题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