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处理党内意见分歧的两条不同路径

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为此目标而建党。不过在共同目标下，对达到目标的方法、道路以至执政期间的具体政策，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主张，出现分歧。对出现的分歧如何正确处理，以消除分歧、达成一致，在苏共历史上存在不同的做法和方针。大体说来，在列宁时期是出现分歧，展开争论，达成一致，继续和衷共济地工作；在斯大林时期，是出现分歧，展开争论，上纲上线，捣乱起哄，撤职降级，公开悔过，流放，驱逐出境，关进监狱，枪毙处决。这是两条不同的路线，一个是为消除分歧而展开争论，一个是利用分歧搞权力斗争，打击异端，消除政敌，建立独裁。

本文不用“党内斗争”的说法，“党内斗争”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惯用的语言，它把一部党史写成连绵不断的“党内斗争”的历史，把任何与领导不同的观点、言论的出现都叫作“党内斗争”的表现，而实际上绝大多数场合只不过是对某项政策、某种提法和做法的不同意见而已，提者未必要掀起一场斗争，而不同意见经过讨论是有可能达成一致的。所以本文更愿意使用“意见分歧”与“党内争论”的说法。

党内有派别和分歧，列宁的办法是说服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从成立之时起就不断出现各种派别，这些派别都是在某些问题上有共同看法和主张的人结合在一起而形成的。最早有“经济派”，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纲领叫“信条”，接着出现党内最大的两派——布尔什维克派（多数派）和孟什维克派（少数派），两派共存于一党达十四年之久（1903—1917），这期间分分合合，但始终没有出现一方把另一方开除的情事，最后也不是以开除结束，而是以布尔什维克派单独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六次代表大会，改名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来完成党的最终分裂的。这以后孟什维克继续沿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名称，看起来倒是他们继承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正统地位。不仅如此，在很长时间里，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两派内部都还存在小的派别，例如布尔什维克派内有“前进派”、“召回派”，孟什维克派内有“取消派”、“护党派”、“国际主义派”等，此外还有游离于两大派之间的派别，如“区联派”。到1917年为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可以说是各种派别并存于一党之内的一个共同体。

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完全独立的政党，党内还有派没有？派别继续存在，意见分歧和党内争论继续存在。列宁时期就有两次大的争论：一次是围绕签订布列斯特和约问题展开的，另一次是围绕工会问题展开的。

二月革命后临时政府总共执政八个月，它未尝不想同德国缔结和约，退出战争，它坚持的是签订公正平等的和约，但当时德军在战场上正取得上风，自然不可能同临时政府缔结这样的和约，况且当时临时政府执政不久，有大量的事务等待处理，所以并没有能够满足人民和军队退出战争、实现和平的愿望。布尔什维克当然有理由指责临时政府迟迟不解决战争问题。不过布尔什维克夺得政权后争取和平的斗争也并不容易，为解决战争问题，也几乎花了半年时间。之所以拖这么长的时间，一则敌强我弱，德国根本不想同苏俄签订什么平等公正的和约，其二，国内阻力非常大，布尔什维克党内“左派共产主义者集团”、同布尔什维克党结盟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都反对签订这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和约。可以说，当年临时政府如果愿意签订这种丧权辱国的和约，退出战争并非不可能，布尔什维克也肯定会指责临时政府是卖国政府。在布尔什维克党内，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和的列宁处于少数，他的媾和主张无法在党内通过。托洛茨基在和谈中持“不战不和”的立场。现在都指责托洛茨基的策略给苏维埃政权带来严重损失。但是人们不知道，“不战不和”策略并非托洛茨基的发明，这是列宁和托洛茨基共同的策略，托洛茨基率团去布列斯特和谈时，两人曾约定尽量拖延谈判，不战不和，等待德国爆发革命，只是后来德国军队发动进攻，初建的红军抵挡不住，列宁才转变策略，要求立即签订和约。而托洛茨基继续寄希望于德国革命，他认为不能不战而降，指望用苏维埃政权的战败激起德国无产阶级起来推翻德国的统治者。最后托洛茨基派以弃权的方式使列宁的和平主张赢得多数。那时候，坚决反对签订对德和约的是以布哈林为首的“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主张把革命战争进行到底，用革命战争点燃西方的革命烈火，为此即使牺牲苏维埃政权也在所不惜。整个布尔什维克党都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特别是德国爆发革命上，无论是托洛茨基，还是“左派共产主义者”，他们与列宁的分歧在于对德国等西方国家发生革命的时间的估计上，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就是一百步与五十步之差，没有本质区别。在处理这样一个革命后遇到的大问题上，出现意见分歧，是不足为怪的。后来有人说，瞧，列宁多宽宏大量，没有用开除“左派共产主义者”和托洛茨基的办法来解决分歧。实际上，那时列宁在中央委员会里处于少数，谁开除谁呀？解决分歧的唯一办法只能是说服，揭示当时苏维埃政权所面临的真实危险，用别无出路来说服反对者。

第二次大争论是1920年底至1921年初的工会问题争论。工会问题争论把党的高层全都卷进去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工会的作用和任务问题上的不同看法和主张，使党的高层出现十来个派别，如托洛茨基派、工人反对派、民主集中派、缓冲派、十人纲领派等等，甚至列宁也加入了“十人纲领派”。这是一场劳民伤财的争论，党内争论得热火朝天，但是有一个当时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问题却没有人提及，这就是广大农民暴动反对粮食征收制，反对军事共产主义，进而反对布尔什维克政权。那时布尔什维克领导仅仅把这个遍及全国各省的农民起义看作“盗匪”作乱，单纯派军队去镇压此起彼伏的暴动，而没有从根本上去满足农民的要求，彻底消除农民的不满。这从俄共十大仅仅用半天的时间讨论废除粮食征收制、实行粮食税政策也可以看出。在工会问题争论中列宁对托洛茨基和布哈林提出严厉批评，并且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不过，批评归批评，最后对这场争论的直接当事人托洛茨基并没有采取任何惩罚措施，托洛茨基、布哈林照样当他们的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托洛茨基继续担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布哈林继续担任《真理报》的主编。争论各方十大后和衷共济地继续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努力。俄共十大只是通过一个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而对其中最严厉的第七条，即可以把从事派别活动的中央委员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直至开除出党，列宁作了若干保留，公开说明，“让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中央委员，这是任何时候任何民主制和任何集中制都不容许的。……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只有觉察到情况十分危险，才能例外使用”。因此大会决定该决议的第七条不予公布，希望这一条备而不用，这是一种极端措施。列宁还强调指出：要把“必要的策略上的一致和统一同必要的辩论自由结合起来”，“不要放弃学术探讨”。

“三驾马车”与“尚方宝剑”

可惜的是，列宁逝世后不久，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等人为了打击托洛茨基就迫不及待地公布了第七条，把它作为镇压异己的“尚方宝剑”。不过，用不了多少时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也尝到了这方宝剑的厉害，这是后话。

列宁卧病期间，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斯大林悄悄组成的“三驾马车”掌握了党政大权，它没有得到正式授权，但由于他们的职务，他们的权力被默认了——季诺维也夫是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加米涅夫是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斯大林是政治局委员和组织局委员，书记处总书记。党的第十二次和第十三次代表大会均由季诺维也夫做政治总结报告。不过此三人并非铁板一块，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之间也在为第一把手的地位而争斗，那时斯大林的位置在三驾马车中处于末位，对这个位置他是不甘心的。

1923年秋冬党内围绕“新方针”展开一场新的争论。“三驾马车”并不打算就党内民主问题展开认真的讨论和采取切实的措施来发扬党内民主，而是致力于把托洛茨基及其拥护者打成派别集团。起初有46名党内资深领导人员联名写了一封给中央的信，对党的方针和国内经济状况提出不同的看法，托洛茨基并没有在这封信上签名，而是单独给中央写信，谈自己对反对官僚主义、党内民主等问题的看法。“三驾马车”却千方百计把所谓46人政纲同托洛茨基绑在一起，称之为派别组织和派别活动。实际上那时候还谈不上什么托洛茨基派，托洛茨基派的形成还要晚一些。倒是“三驾马车”迫不及待地成立了自己的派别组织以控制局面。有1923年12月6日季诺维也夫写的便条为证：

他们完全按照派别的做法行事。如果我们不立即成立自己的高度团结的派别，那么一切就完了。

我建议首先要得出这个结论。我提议明天（星期日）专门就这个问题召开一次会议，可以在郊区斯大林的住处，或者在我这里。

延误时间就等于自杀。

季诺维也夫　1923年12月8日

便条上有如下批语：“同意。斯大林”，“很好。同意。米·托姆斯基”，“阿·李可夫”，“只是不要早于晚上7点钟。列·加[米涅夫]”，“同意。可我更愿意‘观景’。阿·伊·李可夫”。

人家是“按照派别的做法行事”，而“三驾马车”则是干脆直接组织自己的“派别”。谁搞派别活动？无需多说。

1923年到1924年，“三驾马车”主政下有两场争论，一场就是刚才提到的“新方针”的争论。另一场是关于《十月的教训》的争论。托洛茨基在《十月的教训》这篇文章中揭露了加米涅夫、斯大林和季诺维也夫在1917年间的错误，这自然引起“三驾马车”的反击。不过，反击的方法不是去辨明1917年间的是非，而是给托洛茨基戴上一顶“反列宁主义”的“托洛茨基主义”的帽子，这是致命的一招，托洛茨基头上从此就带上摘不下来的这顶帽子。接着就是解除托洛茨基的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陆海军人民委员的职务，季诺维也夫甚至要求把托洛茨基开除出党。这是十月革命后首次用撤职给争论做总结的做法。这时斯大林还扮演“和事佬”的角色，反对季诺维也夫的极端措施，反对“割除”政策。

“三驾马车”击败了托洛茨基之后，内部的分歧表面化，1925年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组成新的派别，被叫做“新反对派”。他们的主要目标是排除斯大林。加米涅夫在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公开挑战斯大林，说斯大林不是一个能够团结全党的人物。“新反对派”的大本营在列宁格勒，代表大会还没有结束，斯大林就派人去列宁格勒“清理”队伍了。接着就是采取措施解除季诺维也夫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的职务，解除加米涅夫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职务。季诺维也夫在列宁格勒、加米涅夫在莫斯科的职务也被解除。“新反对派”攻击布哈林的“发财吧”的口号，而斯大林出来为布哈林辩护，认为这不过是布哈林脱口而出的一时失言而已。不过，三年后斯大林就以更猛烈的炮火攻击布哈林的“发财吧”口号。斯大林的做法逼得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跑去同托洛茨基结盟共同反对斯大林，是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斯大林联合布哈林击败了“托季联盟”，把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先后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联共（布）。对托洛茨基则不仅开除出党，还把他流放到那时还是不毛之地的阿拉木图，最后于1929年初把他驱逐出国，托洛茨基从此开始了他的最后一次国外流亡。托洛茨基是幸运的，那时还没有因意见分歧处死反对派领袖的先例，所以给托洛茨基的最高刑罚只是流放和驱逐出境，他在国外还能再活十多年。

在反对托洛茨基派中，布哈林作为理论家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托洛茨基派的失败，布哈林的声望也上升到顶点，这对斯大林的权威是严重的挑战，成了斯大林最后的强大的竞争对手。收拾了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盟之后，斯大林开始同自己的盟友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算账了。1928年布哈林同斯大林发生严重分歧，分歧的主要点是赞成还是反对对农民采取暴力措施，实行“非常措施”。斯大林在获得多数之前，对全党隐瞒出现的分歧，口口声声宣布中央始终团结一致，当他争取到多数之后，就毫不留情地开展反“右倾”运动。最后的结局与托派一样，撤销布哈林的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真理报》主编职务，撤销李可夫的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撤销托姆斯基的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的职务，他们都先后被开除出政治局。在争论过程中，布哈林等人曾多次提出辞职，认为在斯大林所设定的条件下（派“政治委员”到他们主管的单位进行监督），他们无法工作，不能承担所负的责任，但是不允许他们辞职。最后当斯大林完全掌控了局面之后，就把他们开除了。

不准辞职，只能开除！这是斯大林的方针。在列宁时期，特别是十月革命后初期，某些中央委员和政府成员在同中央的政策发生冲突，而自己的主张得不到中央的支持时，往往采取辞职的做法，这种辞职有的是表示不能为中央的政策承担责任，有的是表示抗议。如托洛茨基辞去外交人民委员职务，表示不能为签订布列斯特和约承担责任，不能代表中央的政策。布哈林辞去《真理报》主编的职务，表示不同意签订和约。那时的人并不留恋官职，去留完全以自己对形势、政策的判断为标准，用辞职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主张是常见的现象。

枪毙取代争论

在争论中以斯大林为首的多数派采取了不正当的手段。

在20年代初列宁时期，党内是可以就重大问题提出异议和展开正常争论的。1921年初召开的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堪称党内民主的典范，它不是听一个报告，代表们表态赞成拥护完事，代表们在会上可以畅所欲言，可以同列宁争论。不用看会议记录，光看看列宁回答各种问题的发言，就可以看出会议的气氛相当活跃：代表们提出各种不同的看法、建议，有些是列宁所不同意的，对此列宁一一做了回答，阐述自己的看法。大会作出禁止派别活动的决定，但是并不禁止有不同意见，不禁止人们自由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个传统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继续存在。传统不会马上消失，列宁去世后召开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还可以发表不同的看法，“新反对派”可以按照党章的规定针对政治报告做自己的“副报告”，阐述自己的政纲，为自己的观点辩护，指名批评斯大林。但到了党的第十五次代表会议和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情况就完全变了，反对派成员参加了会议，但每逢他们发言，下面就是一片鼓噪声，嘘声、跺脚、吹口哨，甚至拿手头的东西砸人，限制和强制打断发言，其情景犹如当今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西方某些国家的议会那样。到了30年代召开的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会上就剩下一个声音，与会代表只能给斯大林鼓掌欢呼，高喊万岁了。但由于选举时代表们没有把票全部投给斯大林，据说基洛夫获得票数比斯大林多了近300票，会后有一半以上的代表被逮捕处决。斯大林消灭了党内分歧，消灭了党内争论，全党实现了“坚如磐石的团结”。

对于失败者斯大林要使之身败名裂，这就不仅仅是开除出政治局、中央委员会，降级使用，而且要求对方公开承认错误，表示悔过。在俄国历史上这叫做“公民死刑”。这种做法在列宁时代是从未有过的。克鲁普斯卡娅坚决反对党内争论中要求“悔过”的做法，认为要求反对派无条件放弃自己的观点是“心理上行不通的”，只会造成原反对派与党的核心之间关系不必要的紧张。根据当时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少数服从多数，但是少数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共产党需要保障少数的权利，因为多数有时并不一定正确，真理反而掌握在少数手中。克鲁普斯卡娅在联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曾经提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斯德哥尔摩代表大会为例，那时孟什维克在大会上占多数，通过的是孟什维克的决议，但是这并不表示孟什维克是正确的。

1929年4月中央全会上布哈林等人遭到失败，但是他们坚持自己的主张并不承认错误。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不同，布哈林并没有组织有自己的纲领有自己的组织纪律的派别集团，他同李可夫、托姆斯基只不过有共同观点而已。对此斯大林的做法是一口咬定他们组成了布哈林李可夫右倾反党集团，这样就可以动用党纪处分，同时把党内分歧扩大到社会上去，展开大规模的批判右倾和布李右倾反党集团的运动。在声势浩大的强大压力下，11月25日布哈林、李可夫和托姆斯基三人终于被迫发表声明，承认错误：

我们认为有责任声明，在这一争论中党及其中央是正确的。我们在人所共知的一些文件中所表述的观点是错误的。我们承认自己的这些错误，我们从自己这一方面将竭尽全力和全党一起同偏离党的总路线的一切倾向，首先是右倾和调和主义进行坚决斗争，以克服任何困难和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完全胜利和早日胜利。

这还不是他们的最终结局。最终结局是在30年代的三次所谓公开审判，曾经与斯大林发生过分歧并争论的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李可夫等都被先后处死。

党内存在不同意见，发生意见分歧，是正常现象，条条大道通罗马，达到某一目标本来就有多种道路，多种方案，何者为佳，可以通过协商、争论、比较、共同探讨进行最优选择，意见分歧并不一定要通过党内斗争来解决。苏联共产党把党内斗争的作用夸大了，形成一种通过党内斗争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和行事方式，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党的“坚如磐石”的团结。一部苏共党史被写成党内斗争的历史，其始作俑者则是《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其逻辑是“成者为王败者为寇”，“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苏共的历史证明这种团结一致是高压下达到的。由于只允许一个声音，错误的决策得不到纠正。尽管集体农庄并没有能够解决国家的粮食问题，尽管大清洗搞得人人自危，但是没有人敢出来说声不字，一错到底。苏联的粮食到20世纪50年代还没有达到沙俄1913年的水平，“大清洗”不仅消灭了列宁近卫军，而且消灭了大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大清洗残杀了数以千万计的无辜人民，致使民众与党离心离德。所谓“坚如磐石的团结”只不过是空中楼阁，只要看看斯大林弥留期间那些领导人采取的“不作为”做法不难看出他们对斯大林的态度，斯大林在长时间里是孤家寡人，是孤独的独裁者。1991年底苏共总部被查封，总部工作人员撤出办公大楼时，只有围观的人群，没有声援的群众。这是相当可悲的场景！

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副主席的反思

2001年9月6日中央编译局学术代表团访问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副主席伊凡·伊凡诺维奇·梅尔尼科夫。我请他谈谈苏共失败的原因，他回答说：

最有害的因素是党垄断一切。首先是对政治的垄断，国内看不到其他的观点，对不同的观点一味压制，不允许讨论。我是数学家，也能感觉到，在社会科学领域就更严重了。其次是对经济的垄断，任何创新都被扼杀，像俄国这样的大国不能仅仅靠中央来管理。我个人认为，如果从一开始能给公司企业更多的自由，使具有市场的性质，这不会有什么坏处。第三，对真理的垄断。我们的电视、报纸很多，但只有一个观点，报纸上只有第三、四版略有不同，这很不正常。一些人提出问题和建议不是反对党，而是帮助党完善，有助于对道路方案的探寻。

一针见血！

《同舟共进》2014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