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辽金统治时期的蒙古草原

辽对蒙古草原的统治

回纥汗国崩溃后，蒙古草原上一度出现契丹和鞑靼互争雄长的局面。

关于鞑靼，最早见于鄂尔浑突厥碑文，作Tatar，汉籍中有达怛、达靼、塔坦、达打、挞笪、塔塔儿等异译。《辽史》中通常作阻卜，《金史》作靻䪁，它们可能是契丹语对鞑靼的称呼。关于鞑靼的族属问题，一直众说纷纭，没有定论，通行的说法是属室韦的一支。不过，把室韦与鞑靼连读或互称的记载，仅见于仍有争议的两例。而两宋人的著作，则几乎都肯定鞑靼乃是靺鞨的别种，也就是出自通古斯人。考这一说法最早的持论者，是北宋初人宋白。《资治通鉴》卷253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胡三省注引宋白曰：“达靼者，本东北方之夷，盖靺鞨之部也。贞元、元和之后，奚、契丹渐盛，多为攻劫，部众分散，或投属契丹，或依于勃海，渐流徙于阴山，其俗语讹，因谓之达靼。”稍后的欧阳修，在《五代史记·达靼传》中，亦谓：“达靼，靺鞨之遗种，本在奚、契丹之东北，后为契丹所攻，而部族分散，或属契丹，或属勃海，别部散居阴山者，自号达靼。”其后，南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宇文懋昭（《大金国志》）、黄震（《古今纪要逸编》）诸家，皆循此说而无异词。宋白，《宋史·文苑传》有传，字太素，大名人，太祖建隆二年（961年）举进士第。宋太宗时，曾预修《太祖实录》，且以史馆编修纂修《文苑英华》，又奉敕编行《续通典》。宋真宗大中祥符五年（1012年）死，年七十七。他的履仕说明他绝不是不通史事、昧于掌故的人。他出生在后唐亡国之年。李克用初兴时，与达靼关系十分密切；与建后唐的从龙之士，当亦不乏达靼部人。如白奉进之父，名达子，显系达靼人无疑。故仕于后唐的达靼新贵，宋白纵不及亲见，然与其父执则实同时。宋白和他的同时代北方人，对达靼是并不完全陌生的。达靼系靺鞨别部之说，自非道听之游谈可比。博雅如欧阳修亦采此说，足见它绝不是宋白个人无据的私言。当然，宋白的说法也有懈可击。譬如，他不知道早在唐前期蒙古草原上已有九姓达靼的活动；语讹而致谓靺鞨为达靼亦难取信于人。然达靼在种属上是靺鞨，诸家言之凿凿，要驳倒它是必需有足够根据的。

鞑靼人的原来居地在哪里？九姓鞑靼（Toquz-Tatar）与卅姓鞑靼（Otuz-Tatar）什么时候、采什么途径先后进入蒙古草原？我们至今仍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在唐后期已成为草原上的一个强大势力。《史集》说：塔塔儿（鞑靼）“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已经〕是大部分〔蒙古〕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以其〕伟大、强盛和充分受尊敬〔而出类拔萃〕。”“由于〔他们〕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他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都被称为塔塔儿〔鞑靼〕。这些各种不同的部落，都认为自己的伟大和尊贵，就在于跻身于他们之列，以他们的名字闻名。”可见，这个时期的鞑靼，其所包含的民族成分，已远超过原来的通古斯成分。也可以肯定，这时已有大量的东胡及突厥成分融合了进来。他们一直不曾建成统一的政权。在辽代，达靼“北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南至边境，人多散居，无所统一，惟往来抄掠”。

916年，契丹族的阿保机建立了辽王朝。天赞三年（924年），辽太祖阿保机在先后攻破乌古和奚、室韦等部族后，大举亲征漠北，在古回鹘所都之处，勒石纪功，辟遏可汗故碑，以契丹、突厥、汉等文字为铭。由此而复遣兵西逾流沙。于是，草原上的鞑靼诸部尽皆臣服。辽迁一部分阻卜（鞑靼）内置三部，以捍卫西北。当时蒙古草原上诸部的分布情况大概是：在呼伦池以西、克鲁伦河下流有乌古部。西是其姊妹部族敌烈八部。辽为置节度使或详稳统之，后期复置乌古敌烈统军司总领。大兴安岭北段有大黄室韦、小黄室韦部落。克鲁伦河上流，乃至大同沿边塞外，散布着西阻卜国、北阻卜国、西北阻卜国及术不姑国等部，辽为各置大王府，就以诸部酋领为夷离堇、惕隐、节度使，有的并加封王、大王、太尉等爵号；或任命充诸部长，以为藩属。辽还专门设立沙漠府，以控制沙漠之北，下辖西北路都招讨府，奥隗部族衙，胪朐河（今克鲁伦河）统军司、倒塌岭衙、镇抚鞑靼蒙古迪烈诸军等机构。圣宗统和十二年（994年），皇太妃萧氏与骁将萧挞凛受命征抚西边，“拓地既远，降伏亦众”。二十一年（1003年），辽在回纥旧地修建可敦城，设为镇州，军号建安。随即建置了维州刺史、防州刺史，选诸部二万余骑充屯军戍守，专以捍卫阻卜、室韦、乌古与敌烈诸部。并把渤海、女真、汉人七百余家流配于三州之地。至此，辽对蒙古诸部的控制一度有所增强。辽政府对草原诸部的勒索是沉重的。圣宗开泰八年（1019年），诏阻卜依旧岁贡马千七百，驼四百四十，貂鼠皮万，青鼠皮二万五千。兴宗重熙十七年（1048年），阻卜献马、驼二万。足见其负担之重。此外，辽的边吏复倚势克剥，往往使诸部民无法忍受，因此，他们多次举行反叛。规模最大的一次，是在道宗大安八年（1092年）爆发的阻卜诸部长磨古斯的叛乱。叛部大败辽西北路招讨使耶律何鲁扫古所统之二室韦、六院部特满及诸群牧、诸宫分等军，沿边诸部乘机尽叛。辽改任耶律挞不也代何鲁扫古。磨古斯设计诈降，挞不也轻信无备，被劫杀于镇州城西南。辽于是遣知北院枢密使耶律斡特剌等率大军征讨，直到寿昌六年（1100年）始擒获磨古斯，斩首以徇，大规模的叛乱始告平息。为了防范与镇压草原诸部，辽一直在北边维持一支耗费巨大的防卫力量。镇州可敦城等三城建置之后，边地扩展了，防卫也相应空虚，诸部乘机钞掠的事，更容易发生。辽对此讨之则路远费重而难至，增戍则馈饷不给，国库难支，因此越来越疲于应付。边民的负担也愈益增重。“每当农时，一夫为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乣官之役，大率四丁无一室处。刍牧之事，仰给妻孥。一遭寇掠，贫穷立至。春夏赈恤，吏多杂以糠粃，重以掊克，不过数月，又复告困。”因此，辽圣宗的开边，空有广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对草原的控制已难以继续。故在讨平磨古斯叛乱的同时，便于寿昌二年（1096年），辽政府徙乌古、敌烈部于乌纳水，以扼北边之冲；四年复徙阻卜贫民于山前，以收缩北边的防御线。从此，辽对草原诸部的控制已呈鞭长莫及之势。

在辽代，蒙古部的确切情况，我们已不很清楚。在《辽史》里，惟《道宗纪》太康十年（1084年）有二月“萌古国遣使来聘”。三月，“远萌古国遣使来贡”的记载。洪皓《松漠纪闻》引《契丹事迹》一书，谓盲骨子即朦古国，亦即《唐书》所记之蒙兀部。《契丹事迹》一书，不知撰人姓名，久佚，似为北宋时人所作。成于南宋时的王栐所著《燕翼诒谋录》里记载：“唐有《王会图》，皇朝亦有《四夷述职图》。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九月，直史馆张复上言：‘乞纂朝贡诸国衣冠，画其形状，录其风俗，以备史官广记。’从之。是时外夷来朝者，惟有高丽、西夏、注辇、占城、三佛齐、蒙国、达靼、女真而已，不若唐之盛也。”有关此次纂修《大宋四夷述职图》的情况，具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九月庚申，“权判鸿胪寺、刑部郎中、直史馆张复上言：请纂集大中祥符八年已后朝贡诸国，缋画其冠服，采录其风俗，为《大宋四裔述职图》，上以表圣主之怀柔，下以备史臣之广记。从之。及复以图来上，上曰：二圣已来，四裔朝贡无虚岁，何但此也。乃诏礼仪院增修焉。”（原注：增修乃明年四月乙亥，今并书。）《四夷述职图》今佚，已难考其详。然王栐所记北宋初典故，自序谓：“无非考之《国史》、《实录》、《宝训》、《圣政》等书，凡稗官小说，悉弃不取。”他特别声明他所引用资料的可靠性。“凡我同志，讥其妄论则可，以为缪误则不可。”《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亦称其“胪陈故实，如丝联绳贯，本末粲然，诚杂史中之最有典据者也”。由此看来，王栐所记蒙国曾入贡于北宋当属可信。北宋与蒙古既有直接朝贡关系，则北宋人对蒙古必然有所了解。这些材料，大概主要便是保存在南宋叶隆礼所纂辑的《契丹国志》一书中者。该书卷22《四至邻国地里远近》，在历叙契丹北边的铁离、靺鞨之后，说：“正北至蒙古里国，无君长所管，亦无耕种，以弋猎为业，不常其居，每四季出行，惟逐水草，所食惟肉酪而已。不与契丹争战，惟以牛、羊、驼、马、皮毳之物与契丹为交易。南至上京四千余里。”在蒙古之后，紧接着便叙于厥国（乌古）。根据乌古的居地在克鲁伦河下流来推测，此部蒙古正如该书所载《契丹地理之图》所示，应居呼伦池北一带，可与《辽史》所记之萌古国相当。它基本上已是一个营畜牧的游牧民。至于在贝加尔湖以东，西伯利亚森林与蒙古草原相接的一线地带，南接乌古、敌烈、阻卜，而不与辽直接相邻者，则可与《辽史》所载之远萌古国相当。又一部分蒙古人，已开始进居三河（克鲁伦河、鄂嫩河与土兀拉河）源流之地。《元朝秘史》所载成吉思汗的第十一世祖朵奔篾儿干诸子降服一支兀良哈氏族的故事，可能就是蒙古部进驻这一地区的带有传说色彩的反映。

传说中的成吉思汗的七世祖篾年土敦之寡妻莫拏伦，已拥有巨额的收入和财富。她的营地（maqām）和禹儿惕（yurt，突厥语，意为营盘）在名为讷思—额儿乞与忽黑亦—昔牙黑的地方，它的南面沿克鲁伦河北岸住牧的是扎剌亦儿人。此部在《辽史》里作阻卜扎剌部，属阻卜国大王府所辖。辽军在一次征讨中给了扎剌亦儿人一次沉重的打击，全部七万帐部众中仅七十帐得予幸免。他们狼狈北逃，途经莫拏伦的牧地，为了争夺生资，双方发生冲突。莫拏伦一家，除幼子纳臣与另一个弱孙海都之外，全遭杀害。莫拏伦时代，约当辽的后期。其后，莫拏伦之孙海都势力开始强大，据有贝加尔湖以东的八剌忽真（今巴尔忽真河流域）之地，“列营帐于八剌合黑河上，跨河为梁，以便往来。由是四傍部族归之者渐众。”海都征服了扎剌亦儿部残众，“他们的妻子、儿女全部做了莫拏伦的儿子（据《元朝秘史》当作孙）海都的奴隶。扎剌亦儿人让某些被杀者的子女保持了俘虏的身份，成为他们的家庭奴隶（bandeh-ikhānadān）。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这个扎剌亦儿部落一直是斡脱古—孛斡勒（ötögü-bo, ol意为世仆），并被遗留给了成吉思汗和他的兀鲁黑（uruq宗族、同族）。”

辽的统治对蒙古草原的社会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首先是东蒙古地区的开发。早期的契丹族，在汉族的影响下，虽已经营少量农耕，出现了铁冶及商业交换，但基本上仍是单一的游牧经济。辽兴，阿保机和他的后继者们不断向汉地、渤海发动侵掠，把大批汉人、渤海人等强制迁入辽西地区。为了使俘人安其生业，减少反抗和逃亡，契丹统治者多采依其旧贯团聚，置州县以居之，州县的名字仍沿用他们旧贯的名称。这样做收到了积极的效果。于是，在松漠地区就出现了契丹与汉、渤海人交相杂处，定居农业与多种手工业、商业一时俱兴的繁荣局面。如“西楼（即上京）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觝、儒、僧尼、道士。中国人并、汾、幽、蓟为多。”滦州人民苦刘守光之暴政，“不得已而归于北虏，会石晋割赂燕、蓟、易、定、师、三都，尽驱其民入契丹，因以乌滦河为名以居之，县邑犹不改望都、安喜之名。”上京临潢县是天赞初阿保机南攻燕蓟，以所俘人户散居潢水之北，县临潢水故名，户三千五百。长泰县，本渤海国长平县地，阿保机迁其人于上京西北，与汉民杂居，户四千。定霸县，本扶余府强师县民，阿保机迁其人于上京西，与汉人杂处，分地耕种，户二千。类似的州县，史籍上有名可考的多达四十余处。此外，贵族们又各以所俘建置头下州军。如国舅宰相南征，俘掠汉民居辽东西安平县故地建壕州，国舅金德俘掠汉民建原州，国舅萧宁建南征，俘掠汉民居北安平县故地建福州，横帐南王府俘掠燕、蓟、顺州之民建顺州。次于头下州者为军、县、城、堡。这些采地的民户主要便是利用俘虏来的汉、渤海等人民组建成的。这种树城廓、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的政策，对辽的强大提供了可靠的保证，为辽代“胡汉分治”的国策初步奠定了规模，同时也使辽所属的东蒙古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商业、城镇建设以及相应的文化生活，都得到了全面的、空前的发展。这对于契丹社会的进步和东蒙古地区的开发，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次是漠北地区的城镇建设与垦种。早在辽太宗耶律德光统治时期，辽政府就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瓯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今海拉尔河）之善地为农田”。又“诏以谐里河、胪朐河（今克鲁伦河）近地赐南院欧堇、突吕乙斯勃、北院温纳河剌三石烈人以事耕种。”这是在蒙古高原东部草原地区进行大规模垦种的最早尝试。在漠北地区，契丹之前，匈奴、突厥和回纥都曾在汉人的影响和帮助下，进行过小规模的城镇建设，但都难于维持，很快便泯灭。辽为了巩固对蒙古草原的统治，在沿克鲁伦河至古回纥城一线筑边防城，“因屯戍而立，务据形胜，不资丁赋”。据《辽史·地理志·边防城》所载有镇州可敦城、维州、防州、招州、皮被河城、塔懒主城、静边城等，用以控驭室韦、乌古、敌烈、阻卜诸部族。政府在这些新建的草原城镇屯兵实民，被迁发来的多为汉人、女真人。辽在克鲁伦河及镇州等地的屯种，无论就其规模和它所取得的成绩方面，都是相当可观的。道宗时，“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胪朐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稔，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辽代漠北地区城居、农种较大规模的出现，在历史上是空前的。

第三是汉、契丹与蒙古草原诸部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强。由于辽本身就是一个由游牧民所建立的王朝，因此，它与蒙古草原诸部的联系更为密切，影响也更为直接。辽对漠北诸部的统治，在长达约两个世纪的过程里，基本上是稳定的。政府积极提倡同诸部之间的贸易交换。铁离、靺鞨、乌古等部以其土产如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羊马驼及毳罽等物来与辽交易者，道路繈属。这无疑有利于草原诸部社会经济的发展。辽统治时期，在东北和北方民族的融合历程上，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许多民族相继融合于契丹；室韦、奚、吐谷浑等古老的民族相继从文献中消失。汉文化也通过契丹为中介，在东北和北方深入传播。

金代的蒙古草原诸部

辽道宗以后，国力转衰，无力对蒙古草原进行有力的控驭，这就使草原上再一次出现势力真空，导致草原诸部乘机蜂起，从而使部族分布的地理图又一次重新绘制。

女真灭辽，1124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亡走漠北，据可敦城，檄会威武、崇德、会番、新、大林、紫河、驼等七州，及大黄室韦、敌剌（即敌烈）、王纪剌（即元之弘吉剌）、茶赤剌（当即元史之扎答剌）、也喜、鼻古德、尼剌、达剌乖、达密里、密儿纪（当即元史之篾儿乞）、合主、乌古里（即乌古）、阻卜（即鞑靼）、普速完、唐古（亦作唐兀，即党项）、忽母思、奚的、乣而毕等十八部，自立称王，建号天祐，置南北院官属，图谋恢复。为了防备大石，金将乌古、敌烈部迁于兴安岭东安置，并在泰州一线兴筑边壕，以利拒守。金太宗吴乞买天会八年（1130年），遣兵北讨大石，大石鉴于恢复无望，乃于1131年二月率部西迁，假道和州回鹘，进据哈剌汗国，从突厥名号称葛儿罕（古儿汗gür-khan，意为众汗之汗）。接着，便出兵征服河中（今锡尔河与阿姆河之间地区），建立西辽（kharakhitai黑契丹）王朝。

金亡辽之后，它的主要矛头是针对建都在汴梁的北宋王朝，倾全力南侵；而对于蒙古地区，则基本上采取扼大兴安岭之要冲，并凭阴山之险以资防守的消极姿态。草原诸部于是乘机割据。下面，我们就当时蒙古草原上的重要部族，逐一略加介绍。

汪古部（Ongut），又译雍古、旺古、瓮古、王孤等，汪古惕是它的复数形态。它分布在阴山（当时又称天山）以北，南宋人称之为白鞑靼。汪古部的统治者自称是沙陀突厥之后，奉李克用为远祖。《新唐书·沙陀传》：“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种也。”“处月居金娑山之阳，蒲类之东，有大碛，名沙陀，故号沙陀突厥云。”唐初，处月避吐蕃，徙部北庭，臣附于回纥。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吐蕃败回纥，进攻北庭。北庭人苦于回纥之诛求，与沙陀酋长朱邪尽忠同降于吐蕃。沙陀以勇敢善战著称。吐蕃把它安置在甘州，因怀疑它有贰心，欲迁之于河外。沙陀惧，尽忠与子执宜谋归于唐，遂帅部三万落，循乌德犍山东走。吐蕃追杀，士众死者大半，尽忠亦死。执宜率余众二千款灵州，唐灵州节度使范希朝把他们安置在盐州。宪宗元和四年（809年），希朝改任河东节度使，朝议以沙陀在灵武境，逼近吐蕃，虑有反复；又部落众多，给养浩大，恐增谷价，乃令悉从希朝徙河东。希朝于是选其骁骑千二百，号沙陀军，而处其余众于定襄川。于是执宜据云州城南之黄花堆，更号阴山北沙陀。唐文宗太和四年（830年），河东节度使柳公绰以沙陀素骁勇，为九姓鞑靼与六州胡所畏服，乃奏以执宜为阴山都督、代北行营招讨使，使居云、朔塞下，捍卫北边。其子赤心以助平庞勋起义有功，进大同军节度使，赐姓李，名国昌。国昌子为克用。辽的属国军中有沙陀，属国中有沙陀国王府，当即此部。辽亡，耶律大石从夹山北走，行三日，过黑水（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爱不干河），见白鞑靼详稳床兀儿。“详稳”是辽所授大部族官号，白鞑靼即沙陀国王府，也就是元人的汪古部。据《史集》：金代“尊号为阿勒坛（Altan，意即金）汗的契丹君主们，〔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以防御蒙古、客列亦惕、乃蛮以及附近地区的游牧人，筑了一道城墙，这道城墙在蒙古语中称为兀惕古〔atkū〕，突厥语则称为不儿忽儿合（būrqūrqeh）。〔这道城墙〕从女真海岸开始，顺着契丹，至那（周按：即秦Chin）和摩至那（按即摩秦Manchin，意为大秦）之间的哈剌—沐涟（按Khara-Mürän意为黑河，此处指黄河）河岸〔延伸出去〕；这条河的上源，则在唐兀惕和吐蕃地区内。〔城墙的〕任何一处，都禁止通行。起初，这城墙被托付给这个汪古惕部，责成他们守卫城墙。”

汪古部在金代有四千帐。《史集》说：“〔该〕部落很特别，但与蒙古人相类似。”我们不了解这里究竟何所指？南宋的使臣赵珙记：“所谓白鞑靼者，容貌稍细，为人恭谨而孝，遇父母之丧则剺其面而哭。尝与之联辔，每见貌不丑恶而腮面有刀痕者，问曰：白鞑靼否？曰：然。凡掠中国子女，教成却弱之。与人交言有情。”说明他们的举止外貌，较之其他蒙古人来比较文雅一些。南宋人把所有蒙古草原诸部泛称为鞑靼，而根据其文化的高低区分为白、黑与生鞑靼三种。因此，他们所说的鞑靼，与辽、北宋所指者已有所不同。沙陀突厥被称为白鞑靼，正是因为他们长期伴塞而居，文化程度较高的缘故。景教很早已在这里流行。应该特别指出：我们说汪古部属沙陀突厥，是就其统治家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占支配地位的文化系统而言的。大抵文明水平越高的部族，其内部成员的民族成分就越复杂；而越是发展落后的部族，其内部成员的血缘关系则往往仍占据主导地位，所保存的原始氏族制度的因素也更浓些。在当时的蒙古草原上，各部族的发展水平差距是颇大的。

克烈部（Käräit），又译克烈夷、怯烈、凯烈、克烈亦惕（复数）。此部居地在以斡尔寒（今鄂尔浑）河上流为中心的蒙古高原中部山地。南临戈壁，东与三河之源的蒙古部相接，北邻薛灵哥河（今色楞格河）下流之篾儿乞部，西是雄据阿勒台山（今阿尔泰山）的乃蛮部，西北则有斡亦剌部。这一地区水源丰富，历史上从来就是草原汗国的中心。克烈部世传系出李唐外族，殆附会之词。剌失德丁认为它是突厥部。“据说古代有个君王，他有七个儿子，肤色全部是黑黑的。因此之故，他们被称为客列亦惕。后来，这些儿子的各后裔分支逐渐获得了专门名号。到了最后，客列亦惕便用来称呼其中有一个君主的那个〔部落〕分支了。”其他别部之有名可按者尚有只儿斤（朱力斤Jirqin）、董合亦惕（董哀Tonqait）、土别兀惕（土别干、秃伯Tübägän）、阿勒巴惕（Albat或Aliat）、撒合亦惕（Saqait，或作Saqiyat）。此部突厥人肤色黝黑，与蒙古部显然相异。忽必烈的母亲唆鲁禾帖尼系出克烈部，忽必烈初生时，成吉思汗见之，说：“吾子孙肤色皆红，独此子褐黑，类其舅氏。使语唆鲁禾帖尼别姬，宜付好乳母使育之。”这正表明此二部之间族类上的差异。

克烈人很早就信奉聂斯托利派基督教（景教）。大约在1009年（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马鲁（Merv，今土库曼斯坦马里）的大主教阿布的硕（‘Abdishō）在写给总主教约翰的一份报告中，便提到有二十万突厥人和蒙古人转奉基督教的消息。据说，这种人名为克烈，属东突厥人，住在东北方。克烈王请大主教本人或派牧师前往，为他们进行洗礼。总主教同意了这一请求，命派遣牧师一人、执事一人前往。这是克烈之名见于文献的最早记载，可知此部人在辽中期已经是一个颇为强大的部族。一些学者认为此部便是《辽史》中的磨古斯所部阻卜，磨古斯便是于成吉思汗为父执的克烈部长王罕的祖父马儿忽思不亦鲁黑（Margus Buiruq, Marcus是一个基督教名，buiruq突厥语意为发号施令者）。这种可能性当然存在。不过就年代来看，马儿忽思是与成吉思汗曾祖合不勒大体同时，恐怕只能是辽末金初的人物。《史集》明记杀死马儿忽思的是女真君主，也支持了这一推断。因此，把马儿忽思比定于《辽史·天祚纪》中的“北部谟葛失”或“阴山室韦谟葛失”，也并不是完全不可能的。

马儿忽思是被塔塔儿部捕送给金国皇帝处死的。为了报仇，传说马儿忽思的寡妻忽秃黑台用皮缝制成一百个特大的盛马湩用的酝都，每一个酝都中暗藏一百名全副武装的战士。她派人致意于塔塔儿部首领纳兀儿不亦鲁黑说，她将亲自送羊、马和一百酝都马湩以为礼品来见。纳兀儿信以为真，纳之。在宴会上，拉来了大酝都，隐藏在内的战士一拥而出，当场抓获了塔塔儿首领并处死，忽秃黑台为丈夫复了仇。

马儿忽思有两子：忽儿扎忽思与古儿汗。忽儿扎忽思嗣位。忽儿扎忽思以其诸子不和，于是把兀鲁思（ulus）析为两部分，分属诸子，而以台帖木儿与不花帖木儿二子继承汗位。其后忽儿扎忽思的另一个儿子脱斡邻（Toqorïl）驱逐他的两位兄弟而自据汗位。其叔古儿汗依靠乃蛮部赶走脱斡邻。在蒙古部也速该（成吉思汗之父）的支持下，脱斡邻重新取得汗位。接着其弟额儿客合剌又驱走了脱斡邻，也速该再一次帮助他恢复汗位。脱斡邻就是后来在成吉思汗时代以王罕闻名的人物。

乃蛮（Naiman），又作乃马、迺蛮、耐满等。此部居地在蒙古西部阿尔泰山区，西至也儿的失河，北与吉利吉思（今作吉尔吉斯）诸部为邻，东为克烈，西南隔沙漠与畏吾儿相望。《史集》说：“这些〔乃蛮〕部落都是游牧〔部落〕，有些人住在多山之地，有些人住在平原上。”古时候，甚至斡尔寒河哈剌和林地区也是他们的控制范围。他们是操突厥语的部落，很早以来便信仰景教。《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记：吉利吉思南去大都万有余里，“相传乃满部始居此”。他们究竟什么时候往南迁，已不清楚。乃蛮之名，始见于汉籍是1131年耶律大石西征时曾经过此部，《辽史》把它列在乣而毕之后，畏吾儿之前。学者们推测，它即《金史》中的粘拔恩（《辽史》作粘八葛）。金世宗大定中，粘拔恩部长撒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及户三万余求内附，乞纳前时耶律大石所授牌印，请求金廷的封赠。不过粘拔恩是否即乃蛮，也不能完全肯定。乃蛮部扼蒙古草原与中亚交通的要冲，受畏吾儿影响很深，文化水平较高。《史集》说：“这些乃蛮部落及其君主都受人尊敬而又强大；他们有一支庞大而又精良的军队。”他们的君长在古时名为古出鲁克汗（Küchlüg Khan意为强大的君主）或不亦鲁黑汗。在12世纪时期，其境地分属于亦难赤·必勒格·不古汗（ïnanch意为信仰；bilig意为伟大的）之二子，长子拜不花，承袭不古汗的汗位，据有靠近平原的地区，金朝曾封乃蛮部长为“大王”，音讹而为“太阳”，故乃蛮汗通称太阳汗。二子不亦鲁黑汗则据有西部地区。兄弟两人关系十分紧张。至少在太阳汗拜不花统治时代，此部任人行政，出纳财物中已经使用畏吾儿文字的印信，可见其政权形式已比较发达。

斡亦剌部（Oirat），又作外剌、猥剌、斡耳那、斡鲁剌、斡亦剌惕（复数）。他们的居地在谦河（叶尼塞河上游）上游的所谓八河地区。据说：斡亦剌部自古以来就人数众多，分衍成许多分支。屠寄《蒙兀儿史记·氏族表》据元人文献，载其分部有五：阿里黑兀孙、赛音惕、阿富、兀泷古儿真、察罕。《史集》把它列为突厥部落，并指出：“虽然他们的语言为蒙古语，它同其他蒙古部落的语言〔毕竟〕稍有差异，例如：其他〔蒙古人〕称刀子为‘乞秃合’（kituqeh），而他们〔称作〕‘木答合’（m（u）d（a）eh），诸如此类的词语还有许多。”他们自有君长。在成吉思汗时代，首领为忽秃合别乞。

篾儿乞部（Märkit），又作篾里乞、篾里期、灭里乞、麦里吉、篾儿乞惕（复数）。《辽史》中的梅里急、密儿纪当即此部。它住在薛灵哥河（今色楞格河）下流。《史集》说：篾儿乞部又称阿兀都亦惕（Audu′it或Uduiut），另一处地方又称兀都亦惕是篾儿乞部的一个分支。据说，有一部分蒙古人又把他们称作Makrit（当即《元史》中的灭乞里部）。兀都亦惕—篾儿乞部又分为四支：兀合思（兀洼思Uwas）、木丹（Mūdān）、秃答黑邻（Tūdāqlin）、只温（Jiun）。此外，见于文献的还有合阿惕（Qo′at）、脱脱里孛斤（Toktori-bogin？）之名。篾儿乞部以强悍好战著称。辽道宗寿昌二年与三年（1096—1097年）间，此部曾乘阻卜磨古斯之叛而举兵响应，辽西北路招讨使耶律斡特剌讨平之。剌失德丁把篾儿乞部人列于“现今称为蒙古的突厥诸部落”，而与系出于东胡的“过去就称为蒙古的突厥诸部落”相区别。剌失德丁并不了解当时蒙古高原上突厥与东胡两个种系的区分与存在，他甚至把蒙古人也认为系出突厥。但他对于那些因成吉思汗的征服之后才混称为蒙古的诸部落，与迭儿列斤及尼伦两大支蒙古部落，是区分得很明白的。“现今称为蒙古”这句话，正表明它原来并非蒙古，只是由于大蒙古国兴起以后，其他的一些相近的草原部落，“为了自我吹嘘起见，都自称为蒙古人，尽管在古代他们并不承认这个名字”。因此，我倾向于把篾儿乞部归于突厥。篾儿乞部中有少量农业存在，这个现象在漠北诸部中是比较特殊的。

塔塔儿部（Tatar），又作塔达、答答儿、达达儿。他们是辽金阻卜（靻䪁）即鞑靼的支裔。其牧地在捕鱼儿海（今贝尔湖）附近。这一地区在辽代属乌古部。辽和金都先后将乌古、敌烈两部向东迁移，塔塔儿部大概就是这以后乘虚进据这一丰美草原做牧地的。此部塔塔儿原来的住地在哪里？《史集》说：“据说，塔塔儿、朵儿边、撒勒只温和合塔斤诸部联合在一起时，他们全都住在几条河的下游。这些河汇流成昂可剌沐涟（今安加拉河，沐涟mūrān，意为河）。这条河非常大；河上住着被称为兀速秃—忙浑的蒙古部落。〔其分布地区的〕边界，现今同……〔脱漏一国名〕接壤。该河邻近一座名为康合思的城，并在那里与谦河汇流。这座城属于乞儿吉思（俄罗斯图拉自治州北叶尼塞河、阿巴根河流域）地区。”康合思，《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作撼合纳。由此可见，塔塔儿等几个部落住地原在安加拉河之南、叶尼塞河以东地区，约相当于辽时的北阻卜或西北阻卜。该部“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已经〕是大部分〔蒙古〕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以其〕伟大、强盛和充分受尊敬〔而出类拔萃〕。”他们共有七万帐，分为六个分部。秃秃黑里兀惕（Tūtūqliūt，或作Tuta′ut）、阿勒赤（Ali）、察罕（（a）ān）、奎因（Kūin）、帖烈惕（T（a）rāt）、阿鲁恢（Aruqūi）。其中秃秃黑里兀惕是所有塔塔儿部落中最受尊敬者。tūtūq即汉语“都督”的音译。每分部又分衍成许多宗支，如阿勒赤塔塔儿的宗支便达七十个。塔塔儿部在当时以富有闻名。在分部之间经常互相屠杀、抢掠；但在同邻部发生冲突时，塔塔儿诸部便又联合起来。他们与蒙古诸部是世仇，长期以来，“双方无论何时一有可乘之机，他们就彼此屠杀和抢劫。”在争战中，塔塔儿部常依恃金国以自重，1195年（金章宗明昌六年）始叛金为边患。

蒙古部（Monggol），又作盲骨子、萌古斯、蒙古斯、蒙古里、忙豁勒等。根据《史集》记载，可以分为迭儿列勤与尼伦两大类。迭儿列勤（D（a）rl（a）kin）指一般蒙古人。“这些分支和部落，源出于曾经遁入额儿古涅昆、〔在那里〕生息繁衍的捏古思（N（a）kūz）和乞牙惕（Kiyat）两蒙古部落的残余。这些部落在朵奔伯颜和阿阑豁阿之时以前就有了。”所谓尼伦部（Nirū′（u）n）则被认为是蒙古人中特殊的一支，它是阿阑豁阿在丈夫朵奔伯颜（相传为成吉思汗的第十一世祖）死后寡居，家里只有一个马阿里黑巴牙兀惕的男仆，据说，阿阑豁阿“夜寝帐中，梦白光自天窗中入，化为金色神人，来趋卧榻，阿阑惊觉，遂有娠”。生子不忽合答吉、不合秃撒勒只与孛端察儿。这三子的后裔，统归于尼伦蒙古。“‘尼伦’意为腰。此贞洁之腰表明他们〔三子〕起源于〔灵〕光。”下面，我们分别就两大类的部族及其分支进行简单的列举。

属于迭儿列勤蒙古的诸部落有：

兀良哈部（Uriangqut），又作兀良罕、兀里羊罕、兀里养等。兀良哈人有两种，一种是蒙古；另一种属森林中百姓，则为突厥人。蒙古兀良哈部落同样是一种森林部落，他们的住地在贝加尔湖以东的巴儿忽真脱窟木境内。“脱窟木”（tögüm）意为隘口。

弘吉剌部（Qonggirat），又作甕吉烈、宏吉烈、瓮吉剌等。传说这个部落的祖先在额儿古涅—昆时，未经与他人商议就私自突然走出峡谷，慌乱中竟把他部的炉灶踏倒。“在遥远的过去，其他蒙古部落都愤恨弘吉剌惕人，因为他们最先走出并成为它们的反对者。”此部把自己的起源溯自一个金壶，共生三子：

长子主儿鲁黑篾儿干（ūrlūqmärgän），他就是弘吉剌部所属诸部落的祖先。

第二子忽拜—失烈（Q（u）bāīšīreh）生两子：亦乞剌思（Aikīras）和斡勒忽讷惕（Aūlqūnūt），他们分别繁衍成亦乞列思部（Ikirās，或作亦乞剌思、亦启烈、亦其列思等）与斡勒忽讷兀部（Olqunu′ut）。

第三子秃速不—答兀（Tūsubuūdaū′ū），他有两个儿子：合剌讷惕（Q（a）rānūt）和弘里兀惕（Qūnkliūt）。前者分衍为合剌讷部（Qaranut）；后者分衍为豁罗剌思部（Qorolas又作火罗剌思、火鲁剌思）与额勒只斤部（Elikin又作燕只斤）两部。

弘吉剌部在《辽史》中作王纪剌，《金史》中则作广吉剌。他们分布在额尔古纳河上流，北至于海拉尔河，南至哈拉哈河、乌拉根果勒一带。亦乞列思与豁罗剌思部落的住地也同在这地区。他们都与乞颜蒙古世通婚姻。

许慎部（Siusn），又作旭申、忽神。不详所出。

速勒都思（Suldus），又作逊都思、逊笃思、孙都思。

巴牙兀惕（Baya′ut），又作伯岳吾、伯牙吾、伯牙兀。此部又称者台。“者台是蒙古斯坦的一个河谷。”传说有马阿里黑伯牙兀惕的穷人将儿子同朵奔篾儿干换了鹿肉，朵奔把这个孩子“换去家里做使唤的”。此巴牙兀惕大多数人就是这个孩子的后裔。另一支为客赫邻—巴牙兀惕（K（a）h（a）rin Baya′ut），其居地则在草原上。他们都住居色楞格河沿岸。

别勒古讷部（Bälgünüt）、不古讷部（Bügünüt）此二部系出朵奔伯颜与阿阑豁阿所生二子别勒古讷台、不古讷台之后。当时也有人把他们列入蒙古尼伦部。

属于蒙古尼伦部的诸部与氏族分支有：

合塔斤部（Qadagin），又作哈答斤。传说阿阑豁阿寡居，感神光生三子：不忽合答吉、不合秃撒勒只及孛端察儿。合塔斤即不忽合塔吉之后裔。撒勒只兀惕部（Salji′ut）又作散只兀、珊竹、散术台、散竹台，即不合秃撒勒只之后。此二部原与塔塔儿部一同居住在安加拉河与叶尼塞河之间，后迁阔连海子（今呼伦湖）一带。

孛儿只斤部（Borigin），为孛端察儿所称姓氏。其后也速该又取来作为姓氏。

泰亦赤兀惕部（Taiiut），又作泰赤乌。海都第二子察剌孩领忽所称姓氏。到他的孙子俺巴孩时，它的势力趋于极盛。他们的牧地在斡难—怯绿涟两河之地。“泰亦赤兀惕为人数众多的部落，一些尊贵君主的氏族出自这些部落。他们拥有无数军队。从他们每个氏族中，都出过特殊的异密和领袖。所有〔这些部落〕彼此间同心协力。在每个时代，他们都从自己人中间推选出君主或汗，服从于他。”俺巴孩是蒙古部落联盟的君长。金初扰边为患的可能就是他，后为塔塔儿部所捕，解送到金朝，被残酷地钉在木驴上处死。俺巴孩的儿子合丹太师继长泰亦赤兀惕部。在成吉思汗时代，它由于诸首领之间的内讧，而不可能产生统一的首领，势力分散。

扎答阑部（Jadaran），孛端察儿掠取扎儿赤兀勒阿当罕族的兀良合歹人孕妇为妻，生子名扎只剌歹。“扎答”（jat）意为外族。其后裔名为扎答阑部。该部的牧地在三河之源地区。在成吉思汗时期，该部首领扎木合曾经是成吉思汗的强有力的竞争者。

巴阿邻部（Ba′arin），又作八邻。孛端察儿子巴阿里歹之后。

朵儿边部（Dörbän），又作朵鲁班、秃鲁班、多礼伯台。《元朝秘史》载：朵奔篾儿干的哥哥都蛙锁豁儿四子不将朵奔做叔叔看待，“自分离起去了，做了朵儿边姓”。《史集》则谓为塔马察四子之后，然则此部当属迭儿列勤蒙古部。但《史集》在记尼伦诸部时，说：“这个部落为尼伦部，与八邻部相近：他们同出于一源。”又说：“这个八邻部落与朵儿边部相近，同出于一源。速合讷惕部（Suqanut）也是从八邻部分出的。最初，有兄弟三人，上述三支即由他们分出。”在缺乏其他证据的情况下，我们颇难于对此作出判断。此部曾与塔塔儿、合塔斤、撒勒只兀惕诸部活动在贝加尔湖西。dörbän，蒙语意即“四”。

赤那思inas，《史集》谓此部又称捏古思（Näküs）。它是察剌孩收嫂为妻所生之二子的后裔。inas蒙语意为狼。克鲁伦河上流有赤那思山，当即此部的牧地。后来这里是成吉思汗大斡耳朵所在地。昔只兀部ijiut、赫儿帖干部（Härtkän），《史集》谓皆海都幼子抄真之后；《秘史》则谓海都之叔纳臣有子失主兀歹、朵豁剌歹。而后者在《史集》里又记为屯必乃第八子不鲁勒扎儿的后裔称朵豁剌惕（Doqorat），不审孰是。

那牙勤部（Nöyäkin），《史集》谓它与兀鲁兀惕（Ulu′ut）忙兀惕（Mongqut）皆屯必乃长子扎黑速之后。《秘史》则载那牙勤为篾年土敦子合臣子那牙吉歹之后；兀鲁兀惕、忙兀惕则为蔑年土敦子纳臣之后。

巴鲁剌思部（Barulas），又作八鲁剌思。篾年土敦子合赤兀子把鲁剌台之裔。

阿答儿斤部（H（a）d（a）rkin），篾年土敦子合赤温子阿答儿乞歹之裔。

照列部（Jäüräit），又作昭列、召列台。《史集》谓出自屯必乃第七子都儿伯颜之后；《秘史》则谓孛端察儿子沼兀列兀之后。

不答惕（Budat），《史集》谓屯必乃第五子巴惕—古勒乞之后。

别速惕（Bäsüt），《史集》谓屯必乃第九子乞塔台之后；《秘史》则作察剌孩子别速台之后。

雪干部（Sükän），又作速干。无可考。

轻牙吉惕（Kinyagit），《史集》并列于迭儿列勤与乞颜的诸部名单中，必有一误，然无可考。

斡罗纳儿（Qolonar）、晃豁台（Qongqatan）、阿鲁剌惕（Aralat）、雪你惕（Sunit）、合卜秃儿合思（Qobturqos）、格尼格思（Ganigas）：据《秘史》，皆系抄真斡儿帖该之子，其后各成姓氏。然《史集》则将晃豁台与阿鲁剌惕列入迭儿列勤部，且谓此二部及斡罗纳兀惕—乞里克讷惕（Qorola′ut-Kilknut）皆为斡罗纳兀惕（Qorola′ut）之分支。

主儿乞部（Jurkin），合不勒长子斡勤巴剌合所部，成吉思汗时代，其首领为撒察与泰出。

乞颜部（Kiyan），合不勒所部。

上引蒙古诸部材料，无论是《元朝秘史》或《史集》都是根据口头传说与记忆写成的。因此，往往矛盾，难断必是，故两存之。

森林中百姓，蒙古人称他们为槐因—亦儿坚（hoyin-irgän）。他们住在南西伯利亚森林里，种类繁多，有突厥部落，也有东胡部落。巴儿忽惕（Barqut）在贝加尔湖东巴尔忽真河流域，学者们认为此名即沿自唐代的拔也古。其邻近还有斡亦剌惕、不剌合臣（Bulqajin，意为捕貂鼠人）、客列木臣（Kärämüjin，意为捕青鼠人）、槐因—兀良哈（Hoyin Uri-angqan）、秃马惕（Tumat，又作吐麻、秃满）、豁里部（Qori）、秃剌思（Tulas）。在贝加尔湖西森林中有兀剌速惕（Urasut）、帖良古惕（Tälänggüt）、客思的迷（Käsdimi）、乞儿吉速惕（Kirgisut）等。森林民有时与草原民是很难以明确区分的。一些森林民由于受游牧民的影响，其经济生活开始向游牧转化；而一些游牧民却由于某些原因，离开草原，进入森林。譬如：成吉思汗的叔父捏坤太师的后裔，“在成吉思汗时代，由于他们背叛了〔他〕，离开他归附于泰亦赤兀惕人，进了森林里，因此他们又被称做槐因—亦儿坚。”

金朝对蒙古草原诸部的控制

金灭亡北宋后，奄有华北、中原和东北之地，与尚据江南的南宋隔淮对峙；而对于蒙古草原诸部则基本上采取消极的防御姿态，沿边置东北、西北与西南三路招讨司，屯兵防守。“北自蒲与路之北三千余里，火鲁火疃谋克地为边，右旋入泰州婆卢火所浚界壕而西，经临潢、金山，跨庆、桓、抚、昌、净州之北，出天山外，包东胜，接西夏，逾黄河，复西历葭州及米脂寨，出临洮府会州、积石之外，与生羌地相错。”散处在边境上的诸小部族泛称诸“乣”，有咩乣、唐古乣、移剌乣（耶剌都乣）、木典乣、骨典乣、失鲁乣、苏谟典乣（苏木典乣）、胡都乣、霞马乣（辖木乣）、萌骨乣、移典乣、迭鲁絆散乣、胡疋乣诸名，设详稳统领。又遍设群牧司，专司养马之役。大部族如迭剌部、唐古部、助鲁部、乌鲁古部、石垒部、萌骨部、计鲁部、孛特本部，皆置节度使统治。其在草原之诸臣附部落，则特赐官爵，以为羁縻，保持朝贡关系；并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使相互制约，以保持平衡而达到安谧边境的目的。对于在中亚的西辽，则始终保持警惕，深恐它会卷土重来，与境内一直心怀不臣的契丹人相呼应，图谋恢复。

金初，蒙古部曾连年对金边境进行抄扰。据《大金国志》记载，这是因为“大金初起，常假兵于彼。其后得国，不偿元约，故彼有怨言。”天会十三年冬（1135年），金遣宋国王宗盘、尚书左丞相完颜希尹出兵，乘其不意，击蒙古部（盲骨子），破之。“由是失盲骨子之附，而诸部族离心矣。”洪皓描写当时的蒙古人：“其人长七尺，捕生麋鹿食之。金人尝获数辈至燕，其目能视数十里，秋毫皆见。盖不食烟火，故眼明。与金人隔一江，尝渡江之南为寇，御之则返，无如之何。”

金熙宗天眷初，蒙古部频频扰边报复。元年（1138年）金“遣万户湖沙虎伐蒙兀部，粮尽而还。蒙兀追袭之，至上京之西北，大败其众于海岭。”金遣都元帅宗弼北巡。皇统年间，蒙古部复叛。三年（1143年），蒙古强取二十余团寨，金人不能制。战事连绵至七年，始得平息。南宋人关于这些战事的记载，出于政治的需要，对战事的规模夸大了；对金蒙间的和议也过量地夸大金朝割地赔款的数字，目的是在形容金朝后方之困扰，国力已疲，从而坚定国人抗敌复国的信心。而且，某些具体事实，确亦不免传闻失实之处。不过，从总的形势看，南宋人的这些记载是有根据的。《金史》卷94《内族襄传》：“父阿鲁带，皇统初，北伐有功，拜参知政事。”卷73《完颜守贞传》：承安四年（1199年），金章宗与群臣论对北部守御之策，守贞曰：“惟有皇统以前故事，舍此无法耳！”这里的意思是应像皇统以前一样，对北方叛部进行有效打击。可见皇统间金蒙连年发生争战是大体可信的。

南宋记载中还谓金册封蒙古酋领鄂伦贝勒为蒙古国主，蒙人拒绝（1146年）。又谓鄂伦贝勒乃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1147年）。贝勒是女真的官称（或译勃极烈）。在金代，蒙古部长取女真官号以示尊荣，是完全可能的。屠寄推测此鄂伦贝勒为成吉思汗的叔祖忽图剌汗。这种可能也是存在的。金末的南宋使臣赵珙谓：“按李谅《征蒙记》曰：蒙人尝改元天兴，自称太祖元明皇帝。”“珙常讨究于彼，闻蒙已残灭久矣！盖北方之国，或方千里，或方百里，兴衰起灭无常。”看来，尽管在金末时，蒙国残灭已久，但对于这一史实，金人是确认无讹的。历史上少数民族的豪酋，羡慕中原的仪制，而自己采用帝号官称，以示尊荣的事，是常有的。倏兴倏灭，更是草原部落酋领频繁攻掠中经常发生的事。史书上失载的类似事件肯定是不少的。

从辽以来，朝廷便置羊城于炭山之北，起榷务以通诸部市易。金循之，初年便在西北路的燕子城、羊城之间置榷场，以易北部牧畜。这便是抚州有名的蝦蟆山互市场，女真语称火唵榷场。此外，庆州之朔平、净州之天山、抚州之集宁，皆有市场之设。《大金国志》载：“市场在云中西北过腰带上石楞坡、天德、云内、银瓮口数处有之。”交易中，草原民以牲畜、皮毛换取内地的人口、铁器等物。回纥人把骚马也里黜，迁居净州之天山。“此地近接边堡，互市所在，于殖产为易。君家勤俭，自力耕垦，畜牧所入，遂为富人。”想见榷场交易之活跃。在官府规定的榷易之外，边民的走私和军士们私易兵甲等现象也无法禁绝。

在金朝时期的金蒙交往中，所给予蒙古草原诸部影响最巨的有两大事实。一是铁的大量流入草原。辽统治时期，铁禁甚严，政府屡诏“禁鬻生熟铁于阻卜等界。”驯至金代，则惟利是视，铁禁遂弛，因而大量铁钱作为原料源源流入蒙古草原诸部。铁钱始铸在东汉初。公孙述据四川，“废铜钱，置铁钱，货币不行，百姓苦之”（《资治通鉴》卷42）。南北朝的统治者亦屡行铁钱，然一直不为人们所重。到北宋初，铁钱在江南地区已停止行用，然川蜀、陕西地区则通行如故。宋仁宗庆历初，曾诏江、饶、池三州铸铁钱一百万贯，以助陕西经费。这样，陕西地区所积尤多，百姓深为厌苦。金初沿用辽、宋旧钱。河东地区在北宋时是素使用夹锡铁钱地分，金废铁钱后，将这种钱尽拘入官，官中以每铁钱两贯伍百作一秤，每秤以铜钱五百五十货于民间。伪楚政权也不用铁钱。“由是河东、陕西铁钱，率自云中货于塔坦。”金世宗大定元年（1161年）曾用吏部尚书张中彦言，命陕西路参用宋旧铁钱。但“民间用钱，名与铁钱兼用，其实不为准数，公私不便。”因此，在大定四年被迫停止行用。铁钱被正式废弃。“北地贵铁，百姓多由火山军、武州、八馆之天德、云内、货钱于北方。”“北方得之，多作军器，甚而有以坚甲利兵与之回易者。爪牙既成，始不易制矣。”

第二个影响至巨的事实是大批契丹人北流。金灭辽时，天祚帝、梁王雅里和耶律大石都曾北走沙漠，以草原部族为援。随从他们出亡而留居其地的当不乏其人。耶律余赌叛金，契丹人之亡于西夏与鞑靼者亦众。女真贵族又大肆俘掠人民为奴，“或驱之于回鹘诸国以易马，及有卖于萌骨子、迪烈子、室书、高丽之域者。”金统治者的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政策也是很严重的，对北边上的契丹人防范尤严。契丹人多不堪压迫，或怀望西辽，乘机出走；或聚众反抗。1161年爆发的窝斡叛乱就是以北边的契丹人为主的大规模反金起义。起义军曾试图沿克鲁伦河西走，往附西辽，但没有成功。起义被镇压后，金对北边的契丹人镇压与控制更加加强。罢契丹猛安、谋克，以其户分隶女真猛安、谋克；复将西北路的契丹人迁移至上京地，“俾与女真杂处，男婚女聘，渐化成俗”。并规定契丹人非军功不得养马。甚至每一户契丹人便以二女真户夹居，以防不法。这些措施都使契丹人不堪忍受。因此，叛亡于草原的人为数不少。金末的石抹也先，祖父库烈儿，誓不食金粟，率部落远徙，父脱罗华察儿，亦义不仕金。石抹也先幼时，“从其父问宗国之所以亡，即大愤曰：儿能复之”。金征为奚部长，拒不受，深自藏匿，居北野山，射狐鼠而食。闻成吉思汗起，匹马来投。移剌捏儿辞受金官，闻成吉思汗起兵，私语所亲曰：为国复仇，此其时也。率其党数百人降附于成吉思汗。他如耶律秃花率其从者十八人降于蒙，耶律留哥之叛金附蒙，这些都是比较突出而有姓名可稽者。类似的例子不可能是少数。这些契丹人大多具有一定的政治经验、文化素养与生产技能。他们的大批流入，对蒙古草原诸部的发展必然带来积极的影响。成吉思汗的事业成就是与这些附降的契丹人密切相关的。

金朝对蒙古诸部的榨取是很沉重的。沿边官吏向朝廷进献的马、驼、鹰鹘等都是从部民苛敛而来。政府还正式颁行“强取诸部羊马法”。官员们贪暴勒索更是司空见惯。据赵珙报道，金世宗大定中，曾下令对入扰的蒙古草原诸部“极于穷荒，出兵剿之。每三岁遣兵向北剿杀，谓之减丁。”元初郑所南亦谓：“昔金人盛时，鞑虽小夷，粘罕、兀术辈尝虑其有难制之状，三年一征，五年一徙，用蒿指之法厄其生聚。蒿者，言若刈蒿也。去其拇指，则壮丁无用。后金酋雍立，仁慈，恕鞑旧罪，免征徙蒿指之法。时思乃祖旧恨，但望北射三箭泄余愤。如是十九年，鞑人孳育丁壮甚盛。”减丁、蒿指之说，不见《金史》。且一谓金世宗坚行减丁，一谓世宗仁慈而停蒿指，究系矛盾。不过金人对草原诸部并不仁慈，也是可以肯定的。蒙古部的俺巴孩、斡勤巴儿合黑等首领，都是在被金人俘获后钉在“木驴”上，残酷处死的。

金朝的国势在世宗大定时期达到了最高峰。在北方，继平服窝斡起义后，大定五年（1165年）完颜守道经略北防，徙西北、西南两路旧设堡戍之迫近内城者于极边安置；并在泰州与临潢接境之地增设边堡七十处，驻兵一万三千人。接着，连年遣移剌子敬、移剌按、完颜宗叙、纥石烈志宁等大员对北部经略招徕。大定十二年靻䪁来贡。北边暂趋于安定。大定十八年，始令部族与诸乣分番守边。大定二十一年，增筑泰州、临潢府等路边堡及屋宇。

1189年，金章宗嗣位，金朝的国力开始急剧转衰，北边的形势也突呈紧张。合底忻部（合答斤部）必里哥孛瓦与其姊妹部落山只昆部（撒勒只兀部）频来扰边。金廷为了防御，计划自西南、西北路沿临潢至泰州，开壕筑堑。服役者三万人，连年不就。且所开的部分壕堑也很快又为风沙所填平，徒费民力，因而中止。但是北边的紧张形势却在继续加剧。“南北两属部数十年捍边者，今为必里哥孛瓦诱胁，倾族随去，边境荡摇。”以致金章宗也从此不敢循惯例到位于金莲川（滦河上流之地）的景明宫去避暑。

明昌五年（1194年），金章宗决定命上京等九路并诸抹（意为无蚊蚋、美水草之地，即牧场）、诸乣等处，选军三万，俟来春调发，北伐叛部；仍命诸部及北靻䪁于来年夏会兵于临潢，率同进讨。翌年六月，诸军齐集，由左丞相夹谷清臣统帅进击。清臣以移剌敏、完颜安国为左右翼，自选精兵为后队，进至合勒河（今哈拉哈河），大破叛部于栲栳泺（今呼伦池）。北靻䪁部长斜出尽携所获马羊物资等战利品，擅自拔队而归。清臣遣使责罚，北靻䪁因此怨叛，反过来大加抄略。金廷认为夹谷清臣处置失当，改令左丞相完颜襄代总其军。

承安元年（1196年）正月，广吉剌部（弘吉剌部）杀害了大盐泺群牧使移剌睹等，金廷决定第二次征讨北部。完颜襄遣完颜安国进击广吉剌部于大盐泺，杀获甚众；又遣完颜充进军斡鲁速城。随后复令安国进攻多泉子，大军则分成东西两路：东路军由瑶里孛特统率，直扑靻䪁部（塔塔儿）；襄本人则率西路军继进。东路军在克鲁伦河上被靻䪁围困，三日不得出。完颜襄领军昼夜兼程，在晨昏中出其不意出现在敌军阵前，金军内外夹击，靻䪁大败，余众北走斡里扎河（今乌尔扎河）。完颜襄遣安国乘胜穷追。时，军中乏食，安国驱羊以供行粮，直逼斡里扎河上。正值天大雨，靻䪁在金军的打击下溃败，冻死者十八九，部长篾古真薛兀勒图等请降。与此同时，完颜匡败障葛所部于西南路沿边。在斡里扎河战役中，蒙古部的帖木真（成吉思汗）和克烈部的脱斡邻也奉檄率部前来会攻。脱斡邻因功受封为王，故被称作王罕（汪罕）；帖木真也受封为“扎兀惕忽里”。十月，靻䪁复叛去，群牧契丹德寿、陁锁等亦叛。完颜襄在镇压了德寿的叛乱后，将乣人迁居于内地。

承安三年，斜出率部诣抚州请降，请求金廷在辖里袅开设榷场以通贸易，金廷允之。为了防备，完颜襄令军士自挽行粮，进屯沔移剌烈、乌满扫等山以逼之。因请就用步卒穿壕筑障，从临潢左界北京路起，以为阻塞。廷臣议论不一，然襄力主实行，得到章宗的批准。时，同判大睦亲府事完颜宗皓驻师泰州，建策乘北部春暮马弱之时，进讨屡胁诸部入寇之广吉剌部。完颜襄则认为，如击破广吉剌，则靻䪁无东顾之忧，不若留之以为牵制。宗皓则坚持进讨。章再上，始得允准。宗皓侦察到合底忻与广吉剌分部首领婆速火（孛思忽儿）相勾结，料定广吉剌因此势分力单。因遣主簿完颜撒领军二百，直造其营，迫使就降，且即征其兵与大军合击合底忻部。完颜撒进至广吉剌部，此部果被胁降附。撒于是依令征其众万四千骑，驰报宗皓。宗皓即率大军赍粮兼程急进，并遣使约完颜撒共同进击在移米河（今伊敏河）之合底忻、山只昆两部。但使者却误入婆速火部，因此东路失期不至。宗皓大军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之分部石鲁、浑滩，一战克之，乘胜逐北至于呼歇水（今辉河）。叛部穷蹙不支，合底忻部长白古带、山只昆部长胡必剌，以及婆速火所遣使者火者皆乞降。宗皓复进军移米河，大败山只昆别部迪烈土。余众西渡移米河，仓皇弃辎重逃去。完颜撒与广吉剌部长忒里虎追及于窊里不水，大破婆速火九部之众。婆速火被迫请降内附，并请求设官吏统理。

金朝的三次北征有力地打击了在东蒙古草原的强悍部落塔塔儿、弘吉剌、合答斤、撒勒只兀惕诸部，使北边得到暂时的安定。但同时却替正在兴起的成吉思汗削弱了他东邻的世敌，为他进一步削平蒙古草原诸部、完成统一铺平了道路。三次北征也使金朝的元气耗散，国力益衰。在尔后的几年中，金不惜以巨大的人力物力加紧在北边上开壕筑堑。但是这种防御工事根本不适合北方的地理环境。不到几年，所有这些工事便为风沙所淤平；而金朝本身，却因此而造成国库空虚，军民俱困，日益难以撑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