嘤园主人关友声先生
朱铭
辛巳五月，暑寒参半，独坐家中，突然有客来访。启扉相向，颇感愕然，凝神片刻才想起来，原来是关友声先生的公子天骏。多年不见，少年已成白头，记得他原在市计量局工作，继承关老衣钵，写得一手好字。赠我近作一幅，浅墨章草，飘逸自如，真乃父家风也。当然，此次造访非只为此，乃是为了关先生的一些遗留问题。他言语腼腆，口齿木讷，说话有些吃力，便交给我一份文字材料，起身告辞了。这短暂的来访，却勾起我许多思绪，友声先生的音容笑貌，久久地、久久地在头脑里浮沉，入夜已深，犹自无法入睡。索性披衣而起，坐到电脑面前，让悲喜交错的思绪流过手指间滴滴哒哒地敲向键盘……
一
1958年，山东艺专成立，关友声先生应聘到艺专任教，讲授中国画。他身材高大，体态臃肿，步履蹒跚，憨态可掬。虽然还不足五十岁，却已经有几分龙钟。那时几乎天天要开会，而他每会必睡，每睡必鼾，每鼾必涎，涎而后犯众怒，击之而猛醒。天长日久，大家习以为常，主持者亦不以为怪。但要说起来，我与先生还有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鼾缘”，却也有趣。
上个世纪60年代的某年冬天，全系老师到北京参观年画展，系里让我去买火车票，一下子要买十几张卧铺票，实在太难了。关老对我说：“我写个字条，你拿着去找个熟人，看行不行？”我按照他告诉的地址，在济南铁路局的花房里找到了要找的人——一个留山羊胡须的小老头，他一见关老的亲笔，二话没说，从一个侧门跑到站上，一会儿就把票都买到了。回来之后，我问关老，那人是谁？他笑呵呵地说：“那是国舅爷！”把我吓了一大跳。原来那就是江青的哥哥，人称“李大爷”。
到北京之后，我们都住在石驸马大街老山东办事处。这是一座古老的院落，前后两进，我们年纪轻的都在前院睡大统铺，要了后院的一套高级客房，让关先生和柳子谷先生同住。睡到大约午夜，柳先生气急败坏地敲开我们大统间的门，无论如何也不在高级房间里睡，说关先生的鼾声几乎要了他的命，他宁可和大家一起睡统铺也不回去了。我们这里是一个萝卜一个窝，没有办法，我只好让出自己的铺位给柳先生睡，披起衣服到后院去享受一下高级房间。那是一溜东屋，有十几套高级客房，都是用木板间的壁子，隔音是很差的。我推开房门，见关先生依然穿着外衣，半躺半坐，斜倚床上，被子也没有放开。他并不知道柳先生已经因他而出走，兀自闭着眼睛，放肆地打着呼噜。鼾声从喉鼻间发出，初时缓而平畅，然鼻间息肉，渐塞其道，气流受阻，若流水之遇磐石，激而为瀑，于是乎轰然而下，势如裂帛，响若雷鸣，令人胆战心惊，从而达到这一乐章的高潮，然后戛然而止，则先生已马失前蹄，卧于地板之上矣。我急扶先生于床上，犹闻其口中念念有词，莺啭燕昵，亲切有加。其后，仍欠身倚被，从头开始，呼噜如故。缓然、轰然、戛然，跌倒、扶起、坐下，周而复始，轮番轰炸，似无尽期。我已经下定决心不睡觉了，亦半卧于对面床上，作随时抢救之准备。不料，他的鼾声却惹得左邻右舍愤然而起，各以拳猛击板壁，愤怒抗议，以至于大呼：“所住何物？”后来关老和郑璇女士结婚，在学校住筒子楼，就在我的斜对门，隔着两层门和一条走廊，于夜深人静之际，仍然可闻其鼾声之抑扬顿挫，腾挪跌宕。想起郑女士就处在当年我在石驸马时的位置，心里油然有几分同情。
鼾在关老的“六艺”中，并无地位，关老之“六艺”者，“诗、书、画、弈、戏、吃”是也，与孔子“六艺”相比，虽不中，不远矣。鼾属生理现象，自然美也，不入艺。
二
关友声先生，名际颐，字友声，后以字行。1906年生于济南，祖父以盐业而为济南巨富，置得房产多处，到父亲时便已衰落。先生幼时爱读书，经史子集，散漫涉猎而过目不忘，十四岁开始学画，以《芥子园画谱》启蒙而尤喜山水，于宋代大师李成、范宽、马远、夏圭敬仰有加，青年时代习元四家（黄公望、倪云林、吴镇、王蒙）笔意，后受张大千影响，钻研石涛笔法，擅长大斧劈皴法。书道之中，关老以“章草”名闻海内，飘逸自如，潇洒而兼具稳健。30年代时，居所在饮虎池街，取名“嘤园”，缘自《诗经》句“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也。1930年，老舍先生应齐鲁大学之邀，与夫人胡挈青一同来济南讲学，校方安排他住在南新街54号院（现为58号）内，距嘤园不过一箭之遥，饭后茶余，过从甚密。其时，友声先生正在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整理古籍资料，二人一见如故。每有闲暇，便在一起下棋、谈天，文坛掌故、诗词吟咏、书画题跋、梨园故事……无所不谈。这一年老舍三十一岁，而友声先生是二十五岁，所以，老舍写道：
“友声是个可爱的人，他很有趣，乍一看，他是少年老成，胖胖的，和和气气的，非常的温厚。那知道他心中却有许多玩艺儿，他会唱、善弈、能写、精于绘画。有这几种本事的人，往往留着长头发，眼睛望着天，自居天才。友声可不这样，他一点不露；他就那么胖胖的、温善的，不说长道短，不露名士气派，更不以狂浪的行为自损与自高。他背地里下工夫，一声不发。你非和他很熟了，总不会知道他有才分。和他摆盘棋就晓得他的厉害了，虽然他不以为这有什么了不得。”
在这里，老舍先生说他“会唱、善弈、能写、精于绘画”，如果这“能写”指的是诗词写作和书法艺术二者，那就是关老的“五绝”。与他的“六艺”相比，尚缺一个“吃”字。究其原因，恐怕是由于他知道老舍先生是满族，以为饮食上会有些忌讳，而饮虎池附近所居回族同胞颇多，所以，关老未敢放谈他的“美食经”吧，我想。
关老的《嘤园词》大约出版于1943年，自费石印，我曾有幸见过一次，记得似乎是红字竖排，版心还有行线和鱼口。此时济南已是日本占领时期，文化界噤若寒蝉，关老不是那种慷慨激越的“热血青年”，只能在诗词中表达他委婉凄楚之情。试看其中的几阕：
身是春蚕作茧，斗室苦吟志倦，深夜静无声，时听隔林鸡犬。心远，心远，新恨旧仇云卷。（《如梦令·夜坐》）
事变时迁恨未平，枫桥夜泊画中情，追踪何日再成行？蝶梦恋花兼恋叶，燕泥粘絮更粘萍，十年追忆屐痕零。（《浣溪沙·追忆十年前旧游苏州》）
最初读来未免觉得好笑，想不到体若汉钟离般一条大汉，竟吟出这等缠绵悱恻的句子来，如今看来哪里是什么缠绵悱恻，明明是痛失祖国山河的一腔悲愤之情，真可谓欲哭无泪。“诗为情种子”，这句话是一点也不错的。“文革”前夕，关老丧偶，时在山东的舒同（原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时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为之介绍西安才女郑璇女士，与关老喜结鸾俦，婚礼在学校举行，关老亦曾即席吟诗，可惜未有记载。至于1966年郑璇女士因不堪“红卫兵”之污蔑凌辱而悬梁自尽，对于关老，当为痛心之哀，静夜之思，必有心诗，吾辈亦无从知晓矣。
三
不论怎么说，关老的本行还是绘画与书法。1933年，老舍曾有诗赞扬关老的绘画艺术，诗曰：
覃思画境秀如秋，克敛锋芒绘浅愁。
墨未到时神远瞩，笔留余意树微羞。
山从心里生云气，露在毫端滴石头。
俱是空灵诗韵味，天边语响落轻舟。
山东自古是齐鲁之邦、孔孟故乡，传统文化的底蕴十分丰厚。记得1955年第一次游大明湖，见历下亭有联曰：“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不谬也。就书画艺术而言，“书圣”王羲之，东晋琅琊（今临沂）人；山水画家展子虔，隋北海（今阳信）人；北宋著名风俗画家、《清明上河图》的作者张择端，诸城人；南宋著名减笔画大师梁楷，东平人；明崔子忠，莱阳人；清焦秉贞，济宁人；高凤翰，胶州人。到了近代，新中国书画家中，山东更不乏人，像王式廓，莱州人；郭味蕖，潍坊人；李苦禅，高唐人；俞剑华，济南人；孙其峰，招远人；王学仲，滕州人；崔子范，莱阳人；欧阳中石，肥城人；武中奇，长清人……关先生与他们是同时代人，也是同一块热土上养育出来的一代人，但是在艺术风格上，又呈现出那么不同的特色。“五四”以来，西方绘画艺术东来，对我国传统艺术影响甚巨，许多杰出的艺术家都能做到立足传统，吸取外来，适应时代，推陈出新。若仔细推敲，由于环境的差异，这种借鉴的程度和方式也各有不同。有如赵无极、潘玉良者，已完全适应西方社会的趣味，但仍然被西方人认为是“富有东方特色的艺术家”；次如徐悲鸿、吴作人者，虽留学欧洲，谙熟西洋绘画，然仍以国内为生存，故很快适应新时代国内之环境，创造了富有时代特色的中国画艺术的新风格，成为一代大师；也有一部分人，出于深厚的国学根底而不忍遽然割舍，面对新文化大潮铺天盖地而来的形势，虽矢志坚守传统阵地，然亦不免有旧瓶新酒之异趣，而颇不寂寞。他们沉吟于诗词歌赋之间，游戏于皴擦渲染之技，自得其乐，悠哉游哉。关先生者，即其一也。中国的文人画，以画家内心的领悟为契机，把主观的“情”，化作艺术的造型，一笔一墨，横抹竖扫，意气风发，形意相揉，如同律诗绝句，言极简而情极深，笔笔皆有铿锵之声。这就是老舍先生赞画诗所说“敛尽锋芒绘浅愁”、“笔留余意树微羞”等句中，把许多表情词如“愁”、“羞”加在笔墨树石之上的缘故。以此一念看关老之山水画，则虽寥寥数笔，而笔笔皆有神采，处处皆有继承和发展矣。
在纪念建国五十周年出版的《山东五十年美术书法精品选》大型画册中，选入了关老的山水画作品《苏州天平山一线天》，此画作于1961年，题画诗和跋文都很完整：
行到天平一线天，回头俯视白云泉。
姑苏城外风光美，满目青苍绕岭巅。
一九六一年秋游苏州，小住吴城，登天平山，啜茗于云泉晶舍，味极甘冽。复上登，经一线天，双崖耸立，中有窄径，自下仰视，真如一线，洵为奇观。今写其景，并志以诗。
画以水墨为之，笔意纵横，墨色酣畅，诚乃“大块文章”也。
关老书法，以章草见长，与其所作山水画如出一道。我对书法艺术是门外汉，章草之“章”，不论是起于史游的《急就章》也好，后汉章帝时杜度的奏章也好，魏文帝时刘广通的奏章也好，大约均属于汉代正体隶书的一种即兴式的自由体。在银雀山汉简出土之后，汉代文人手写的墨迹有了大量确凿的实物，章草形成的前因后果，我想也就比较清楚了。关老之所以如此酷爱章草，和他的为人之严守法度而又飘逸自由的作风是分不开的。我经常看见他写字，总是站立在案前，手指轻轻捏住笔杆的顶端，或披或扫，类游戏然，写得那样的轻松自如。可惜的是，我和关老相处多年，现在手头上竟没有存留他一幅字或是画。记得1963年，我和妻子结婚的时候，他给我们画了一幅宽不过一尺的小条幅作为纪念：两山之间，一川瀑布。题曰“日照香炉生紫烟，远看瀑布挂前川”，显然是李白庐山诗画意。并且题有“朱铭、小杨结婚志喜”几个字，可惜也在“文化大革命”中不知去向了。
四
在山东艺专，几乎人人都知道，关老是有名的京剧票友，据著名裘派演员方荣翔大师的回忆，关老在30年代曾与李苦禅先生在天津中国大戏院一起登台，演过一icon《清风寨》。票友客串，传为佳话，被公认为“唱、念、做均佳”。历史上文人画家之擅长戏曲、戏曲演员之擅长书画艺术者，可谓比比。远的不说，清代以来，李渔、洪昇、孔尚任、丁耀亢等戏曲作家，都留下不少书画作品；近代京剧的“四大名旦”——梅兰芳、尚小云、程砚秋、荀慧生，也都擅长书画。盖叫天、马连良、裘盛戎都曾经一边学艺，一边习画，其中著名表演艺术家裘盛戎，与画家关友声尤其过从密切，互相切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裘盛戎先生四十九岁生日时，关老特地撰写了一副寿联，托裘盛戎的弟子方荣翔先生带到北京去，表示祝贺。这副对联是这样写的：
盛寿多彩，万家竞歌赤桑镇；
戎辰并光，千户争唱白良关。
显然，关老是把裘盛戎的名字和他最著名的曲目嵌入联中，铸成此联。
从这件事情开始，方荣翔先生也就成了关老的书画弟子，常常跟他学习写字画画。那时候，关老的家还在饮虎池附近，离京剧团所在地的上新街不远，方老便得以经常到关老府上去求教。不过，这不是一般的上课，而是两种艺术之间的舒畅的交流。在关老家的有高台阶的正屋里，常常传出两个人的对唱。关老是票友，不拘一格，时而唱旦，时而唱生，时而黑头，时而青衣，每逢周日，热闹非凡。唱得兴起，他又欣然命笔作画，曾为方荣翔先生画了一幅山水画，画中云山回荡，一人仰首向天，似乎在练嗓子。关老题了“荡气回声”四个字，似有暗示学艺练功之意。有一天，关老兴来，铺开宣纸，为方荣翔写了一副对联，也是仿赠裘盛戎联的，句曰：
荣光焕发白额虎；
翔气活似黑旋风。
上联指正在上演的《奇袭白虎团》，下联指方荣翔饰演的水浒剧中李逵一角。
在他们的交往中，关老还曾经把自己珍藏的老剧照：郝寿臣饰演曹操、金少山饰演张飞两张，赠给方荣翔先生。两位艺术家的交流是那样的诚挚、那样的深情、那样的如醉如痴。
在山东艺专教授中国画的时候，关老的课堂特别活跃，讲着讲着，他就会把话题拉到京戏上来，情不自禁，喊上几口。对于此事，班上的学生反应不一，有的赞成，有的反对，有的要批判，有的则如醉如痴，追随老师，亦成戏迷。那时候，美术系有一个学术性的壁报，叫《艺术学徒》，老师中有李振才和我，学生中有刘曦林、王立志等人热心此事，很受大家欢迎。我们便以《艺术学徒》的名义，办了一次讲座，请关老专讲《国画与京剧》。海报贴了出去，立即引起许多人的关注，到那一天，合堂教室里坐得满满的，连楼梯上也坐满了人，许多戏剧系的老师，甚至连著名表演艺术家项堃也慕名而来。关老边画边唱，手舞足蹈，全神贯注，不拘形迹，大家都听得入了神。我记得他举了京剧《霸王别姬》为例，自己又唱黑头，又唱青衣，还不时要擦擦流下来的口水，忙得个不亦乐乎。饰演霸王倒也罢了，饰演虞姬，那就费劲了，他的硕大的身躯扭动起来，虽然节奏慢一些，但那韵味儿却是十足的。
他的讲座，记得主要从国画与京剧都讲究“气”、“韵”，“虚”、“实”，“抑”、“扬”，“顿”、“挫”，来作了许多对照，丝丝入扣，句句动人。后来，《艺术学徒》编辑部的不知哪位同学，把自己的记录整理成文，在某期壁报上发表出来，一时纷纷传抄，流传甚广。后来，有一部分《艺术学徒》的残稿在我身边保存，其中便有此篇，不幸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
在艺专时期，关友声先生以名教授而担任山东省第三、第四届政协委员，省文史馆馆员，与方荣翔先生同列文艺界代表人士。
五
说到吃，关老是一位美食家。其先辈世代经营盐业和钱庄，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于吃之一道，尤其讲究。随他出差，每到一地，他都能数出当地名吃多款，连带着道出许多故事。令我辈眼耳口鼻皆为所动。艺专时期，美术系有两位美食家，就是关老和王企华先生，王老是苏州人，代表南方菜系；而关老所研究的，是北方菜系，可谓“南王北关”。我国虽有“五大菜系”、“六大菜系”，甚至“九大菜系”之说，但大而化之，不过南北两系而已。关老和王老是两面大旗，南北对峙，蔚为大观。大体说来，关老比较重考据、重理论、重文化内涵，是偏重于“形而上”的；而王老则比较重实际，重操作、重口舌之乐，是偏重于“形而下”的。不过，遗憾的是，关老在艺专执教之际，正是三年困难之时，食物十分匮乏，“瓜菜代”盛行，哪里谈得上什么“烹调艺术”？加之关老生性疏懒，缺乏动手的热情，不像王老那么勤快，可以天不亮就步行向万紫巷去赶早市，中午就可以端出好几味时鲜来。记得大约是1961年，济南有名的老字号“聚丰德”请关老写招牌，那时不兴笔润，老板就请关老去吃一顿，由他点菜，不料关老就点了一样：红烧肉。大约他老人家当时想到了苏东坡，口中便叫出来红烧肉的雅称“东坡肉”，老板听了，大叫一声：“拿红烧肉来！”何等气派！这一顿他吃了多少肉说法不一，有人说是吃了二斤，有人说是吃了一盆，鄙人未曾有陪坐的幸运，就不得而知了，反正这件事颇叫我们这些靠“瓜菜代”苦度时日的年轻人羡慕不已。后来的好长日子里，每见关老腆腆的大肚皮，总想着那里面是装满了红烧肉的。
有一次我和关老谈起冯icon客孟尝君故事，对冯icon三天两头要鱼吃颇不以为然，关老忽发议论，说鱼肉之类对人的高级神经活动至关紧要，印度在佛教盛行的时代大倡吃素，结果国力衰颓，终于沦为殖民地。毛主席在延安时期，每要写文章，必令伙房为他做一碗红烧肉吃，否则就难以成文。这件如今国人皆知的史实，当时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可见他向聚丰德索一碗肉吃，也是有理论根据的。
1964年，关老与郑璇（号文洁）女士结为伉俪，临时的宿舍就在我的斜对门，郑女士也不善烹调，两个人还是拿起饭碗到食堂排队。教师食堂烧菜师傅的技术基本属于“穷对付”，“每日菜谱”中竟至有“茄子烧鸡蛋”之怪吃，可见一斑。但据郑璇女士说，关老对食堂的“狮子头”评价不薄，“不嫩不老，不腻不涩”。其实，这狮子头做起来是很有些名堂的，只要多加味精，没有不好吃的。郑女士在图书馆上班，待人接物，颇有几分矜持，故而是不肯屈尊下厨的。但也正是这高度的自尊，使她在“文革”之中吃了不少苦头，乃至在蒙受不白之冤时，愤然自杀。眼下，公子关天骏找我，除了要求归还“文革”抄家时的部分文物之外，便是关于郑璇的平反问题。据说至今未有文件下达，明令摘去“特务分子”的帽子。后来据有关同志说明，是因为郑璇的编制在省图书馆，为照顾关老生活，借调在艺专上班，但人事关系和档案材料都不在学校的缘故。“文革”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竟还有些拉拉扯扯的事儿不曾厘清，也不能不说是一种不该留下的遗憾。
这里面还涉及60年代关老与郑女士在青岛结婚时的一件珍贵的纪念品：一本小小的册页，我把它叫做《劫后余珍》。1962年应邀到青岛参加关于“创建山东画派”的研讨会的南北绘画大师，都在册页里留下了精彩的作品。郑璇女士在自杀前将这件遗物送给了她的朋友某先生收藏，近日。某先生示以此物时，实在让我惊讶万分。感叹之余，思忖再三，乃于册页之后，补记其事，狗尾续貂，惭愧之至。为之记曰：
哀莫大于死焉。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情也真。天生我才，必有所用，虽卑如蝼蚁，亦当竭尽绵薄，故自戕之举，向为吾人所不取。郑文洁女士，1962年自陕东来，于黄海之滨，与吾师关友声先生喜结鸾俦。时值盛夏，有域内画界大师，云集岛城，纷纷为之作画题咏，竟得一箧，珍而藏之。讵料时事多变，1966年，风云突变，关老身陷牛棚，文洁女士亦遭无端诬陷，不堪凌辱，痛不欲生，几度觅绝而未得。家藏文物字画，悉遭劫掠，几荡然无存。唯此一箧，视若性命，孤灯残影，睹物思人，杜鹃泣血，泪洒丹青。约年末，腥风血雨，愈演愈烈，文洁女士终因不堪笞辱，悬颈自尽。友声先生亦于1975年不幸病故，此箧几经周转，后归于关老生前挚友Z某某先生，诚大幸事也。
2001年8月望日，某某先生示我此册，逐页披阅，不觉汗漫九垓：诸大师信笔挥毫，真情尽在笔端，皆精品也！嘱余为序，乃有此言。昔时，余与关、郑二先生之洞房相邻而居，朝夕谋面，相处洽然。睹物思人，不禁怆然而泪下焉。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友声先生与文洁女士之谢世，悠忽之间，三十余载矣。由于天骏的来访，打开了心里这已经尘封的旧匣子，回忆便如一缕轻烟，破孔而出。拉拉杂杂，信手写来，怀旧与纪念而已。由于术业不同，我对关先生的了解只限于一些零星的片断，希望能够抛砖引玉，由国画界的朋友们来作一些具有学术价值的专题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