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2008年7月29日

夏天已经很长，此时仍然没有结束。6月26日，我完成了这部小说的第一卷，此后一个多月，幼儿园放假了，我们将万妮娅和海蒂接回家，日子变得更加忙碌。我从来不明白假日有什么意义，从来感觉不到对假日的需要，总是一心想做更多的工作。可如果我非得如此，那就如此吧。我们本来计划头一个星期到木屋里过，那是去年秋天琳达让买下的，一方面是为了有个写作的地方，另一方面用于周末隐居，但是三天过后我们就待不下去，回了城里。把三个小孩和两个大人放进一个很小的空间，前后左右都是人，除了收拾花园、修剪草坪，也就没什么事情好干，这未必是个好主意，尤其是出发之前气氛就已经别别扭扭。我们在屋外狠狠吵过几架，想必让邻居们看了笑话，而置身于几百个精心打理的花园和那么多半裸的老人中间，更让我感到幽闭恐惧和焦躁易怒。孩子们很快会察觉出这种情绪并加以利用，特别是万妮娅，她对声音高度和力度的变化几乎马上就能做出反应，而如果变化明显，她就开始做她知道我们最不喜欢的事，没完没了，最后必定导致我们大发脾气。我们本来就憋着一肚子火，此时实际上根本没法应付各种情况，只好任由大难临头：尖叫，咆哮，一塌糊涂。第二个星期我们租了辆车，向哥德堡外的雪恩岛开去，琳达的朋友米凯拉，也是万妮娅的教母，邀请我们去她伴侣的夏屋同住。我们问她知不知道和三个小孩住在一起是怎么回事，问她是不是当真想让我们过去，但她说她是当真的，她已经计划好了，要跟孩子们一起做烧烤，带他们去游泳、捉螃蟹，好让我俩有时间独处。我们接受了这番好意。我们驱车驶向雪恩岛，夏屋位于南挪威风景怡人的乡间地带，我们停车入内，用孩子和大包小包把房子填满。我们本打算在那儿待上一整个星期，但三天后就把全部家当塞进车里再度南下，米凯拉和埃里克明显因此得到了解脱。

没有孩子的人很难明白要应对什么，不管他们在其他方面表现得多么成熟与睿智，起码我自己有小孩之前就是这个样子。米凯拉和埃里克都是事业型的人：我认识米凯拉这么多年，她的履历上无一不是文化行业的顶尖职位，埃里克则是某家总部位于瑞典的跨国基金的主管。雪恩岛之后他在巴拿马有个会议，此前他俩还要去普罗旺斯度假，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那些我只是听说过的地方却是他们常来常往的居所。我们一家子就这样杀进去了，带着婴儿的湿巾和尿布，约翰到处乱爬，海蒂和万妮娅连打带叫，又哭又笑，孩子们从来不在桌上吃饭，从来不听大人的话，连我们去别人家拜访，真心希望他们听话时他们也不听，因为他们知道审时度势看穿当时的情况。我们的处境越危险，他们就越不守规矩。夏屋高大而宽敞，但也没大到和宽到足以令大人对他们视而不见的程度。埃里克假装不在意，他想表现出慷慨和喜欢小孩的样子，可他的身体语言不断地出卖了他：两条紧贴着肋骨的胳膊，走来走去把各种东西放回原位的动作，还有眼睛里那恍惚的神情。他亲近这些他本已如数家珍的物事和场地，却与那些刚刚占据这里的人保持距离，对待他们或多或少拿出了对待鼹鼠或刺猬的同样方式。我知道他的感受，我也喜欢他。但这一切都是我带来的，情意相投也就无从谈起。他在牛津和剑桥上过学，还在伦敦金融城做过几年经纪人，但有一天到海边散步的时候他和万妮娅上了山，竟让她一个人在前面爬出去好几米远，而他动都不动，干站着看风景，完全没考虑到她只有四岁而且没有评估风险的能力，弄得我不得不抱着海蒂一路小跑赶去救援。半个小时过后我们在一家饭馆落座——我因为经历了突然的运动而两腿僵直——我把一盘小圆面包递到他手边，请他给约翰拿一点儿，因为我边思考该给孩子们来点什么吃的，边得照看海蒂和万妮娅，他点了点头说行，可就是不放下手里正在读的报纸，甚至头都没抬，根本没注意到离他只有半米远的约翰正变得越来越烦躁，最后无望地涨红了脸，终于放声尖叫，因为他想要的面包就在眼前，却怎么也够不着。此情此景激怒了坐在桌子另一端的琳达——我能从她眼睛里看出来——可她咬紧牙关，不作评论，一直等到大家出来，只剩我们的时候才说我们应该回家了。就现在。我已经习惯了她的喜怒无常，于是让她闭嘴，保持克制，少在一肚子气的时候做那样的决定。这自然让她更为光火，就这么耗到第二天早晨，我们爬进汽车，动身离去。

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云，被大风摇撼后仿佛东拼西凑起的乡村景色不减魅力，孩子们的快乐，全家老小挤在一辆车里，而不是火车车厢或飞机的机舱，那一直是过去几年旅行的常态，此时这一切舒缓了气氛，但没过多久便故态复萌，因为得吃饭，而我们找到一家餐馆，停车登门，却发现是一家游艇俱乐部的内部餐厅，服务员告诉我，只要过桥，步行到镇里，大概五百米便有另一家餐馆。于是二十分钟之后，我们上了一座又高又窄、交通繁忙的桥，费力地推着两辆童车，饥肠辘辘，出现在眼前的却只是一片工业区。琳达大发雷霆，两眼泛着凶光。我们总是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她咬牙切齿地说，谁都不会这样，我们真没用，现在早该吃上饭了，全家老小，本来能吃顿正经饭的，却要晾在这儿顶着大风，一辆辆汽车嗖嗖驶过，尾气简直要把人呛死在这破桥上。谁见过别人家带三个孩子出门却搞成这副样子的吗？我们沿路走到头，最后是一道铁门，上面刻着某家保安公司的标志。镇里看上去破败凄凉，要想到那儿，我们就得绕路，花至少十五分钟穿过这片工业区。我应该把她丢下，因为她总是抱怨不停，总是想要好的结果，却从来不做任何事情让局面得以改观，只是抱怨，抱怨，抱怨，对困难的情况从来不能直面，如果现实无法与她的期望合拍，那么不管事情大小，她会统统怪罪到我的头上。唉，如果不是这种特殊情况，我们早已分道扬镳，但是和往常一样，现实因素又把我们拉回到同一条船上：我们有一辆汽车和两辆童车，所以你只好假装那些说过的话根本没有说过，推起弄脏的、要散架的童车过桥，回到光鲜亮丽的游艇俱乐部，把它们塞进汽车，给孩子们系好安全带，开车驶向最近的麦当劳。结果它就位于哥德堡市中心外的一个加油站，我坐到店里的长凳上吃香肠，万妮娅和琳达则在车里吃自己的那一份，约翰和海蒂睡着了。我们抛开去利瑟贝格游乐园的原定行程——考虑到目前我们之间的气氛，那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所以几个小时后，我们心血来潮，止步于一个假冒的所谓“童话世界”，每样东西的质量都差到了极点。我们先带孩子到了一个小“马戏团”，里面有只狗，跳起来钻过抬到膝盖位置的呼啦圈，一位男人长相的壮硕女士，大概来自东欧的什么地方，身穿比基尼，把狗钻的同款呼啦圈抛到空中，再套到屁股上大力摇摆，这些把戏我刚上学时随便哪个女孩子都会。还有一位和我年龄差不多的金发男子，穿卷头鞋，围女式头巾，腰上成圈的肥肉挤在灯笼裤外，他往嘴里灌满汽油，朝着低矮的顶棚喷火四次。约翰和海蒂看得目不转睛，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万妮娅的心思都在我们刚才经过的抽奖摊上，那儿可以抽到玩具，她一个劲掐我，不停地问表演什么时候结束。我偶尔看一下琳达。她抱着海蒂坐在边上，眼里含着泪。我们出来，往小型游乐场走去，每人推着一辆童车。我们经过了一个配有长长的滑梯的巨大游泳池，滑梯顶部后耸立着一个巨大的转轮，也许有三十米高。这时我问她怎么了。

“我不知道，”她说，“可是看马戏我总是觉得很感动。”

“为什么？”

“嗯，那么悲伤，那么小，那么便宜。可是又那么美。”

“这一场也是？”

“是的。你没看到海蒂和约翰吗？他俩完全给迷住了。”

“万妮娅可没有。”我说着笑了笑。琳达回以微笑。

“什么？”万妮娅问，“你在说什么，爸爸？”

“我就说你在马戏场里想的全是你看到的玩具。”

万妮娅笑了，跟我们谈到她做过什么时她笑的样子一样。开心，但也很机警，想知道更多。

“我干什么了？”她问。

“你掐我来着，”我答，“还说你想去抽奖的地方。”

“为什么？”她问。

“我怎么知道？”我说，“我猜你想要玩具。”

“那咱们这就去吗？”她问。

“对，”我说，“过去就是。”

我指了指通往游乐场的柏油小道，我们可以从小树林穿过去。

“海蒂也有吗？”她问。

“她想要就有。”琳达说。

“她想要。”万妮娅说着，朝童车里的海蒂俯下身。“你想要吗，海蒂？”

“想。”海蒂说。

我们不得不花了九十克朗买票，这才让她们每人手里拿上一个小布老鼠。烈日灼人，树下的空气是静止的，游乐场传来各种喧闹不休的声音，混合着货摊上八十年代的迪斯科音乐，一起包围着我们。万妮娅想吃棉花糖，于是十分钟过后，我们便坐到小卖部外一张桌子边上了，愤怒的黄蜂固执地围着我们嗡嗡不停，滚烫的阳光让糖粘到了所有能碰到的东西上，桌面、童车背面、胳膊和手，孩子们气得大喊大叫，这跟他们刚看见小卖部大瓶子里装的螺旋形糖果时想的可不一样。我的咖啡太苦，难以下咽。一个脏兮兮的小男孩蹬着三轮脚踏车冲我们过来，一头撞上海蒂的童车，然后满脸期待地看了看我们。他长着黑头发，黑眼睛，大概是罗马尼亚人或阿尔巴尼亚人，要不就是希腊人。他又拿脚踏车挤了几下童车，横过来挡住我们出去的路线，然后就站在那儿，眼睛看着地面。

“咱们走吗？”我问。

“海蒂想骑马，”琳达说，“骑了再走不行吗？”

一个长着招风耳、黑脸膛的壮汉走过来，提起男孩和他的脚踏车，把他带到小卖部前的空地，朝他脑袋上拍了几下，然后便往他负责操控的机器章鱼那边去了。章鱼的腕足上装有可以让人坐进去的小筐子，慢慢转起来便一起一落。男孩骑上脚踏车从入口前横行而过，那里穿着夏装的游客络绎不绝。

“当然行。”我说，然后起身，拿过万妮娅和海蒂的棉花糖，丢进垃圾筒，再推起约翰，他脑袋左摇右甩，正在捕捉各种有趣的东西。我们穿过广场，走向通往“牛仔镇”的小路。可这牛仔镇只是一堆沙子和三个新搭的棚子，挂着牌，分别写着“矿山”、“警局”和“监狱”，后两处还贴有“悬赏捉拿，不论死活”的告示，一边围有桦树，还有条坡道，有些青少年在那儿玩滑板，另一边便是骑马区，已经关门了。正对着矿山的围栏内，那东欧女人坐在一块石头上，正在抽烟。

“骑马！”海蒂说，左顾右盼。

“咱们得去入口那边骑驴了。”琳达说。

约翰把自己的水瓶扔到了地上。万妮娅从围栏底下爬过去，跑向矿山。海蒂看见，也爬出童车跟在后面。我发现警局后有个红白相间的可乐机，便摸索短裤口袋里的东西，仔细一看：两个发卡，一个瓢虫发夹，一个打火机，三块石头，还有万妮娅在雪恩岛捡到的两个白色的贝壳，一张二十克朗纸币，两枚五克朗的和九枚一克朗的硬币。

“我这会儿先抽支烟，”我说，“去那边。”

我指了指这片区域远端的一截树干。约翰举起了双臂。

“去吧。”琳达说着把他抱起来。“你饿不饿，约翰？”她问道，“天好热。就没个阴凉让我带他坐下来吗？”

“那边。”我指着山头的餐厅说。它形同火车，柜台在机车里，车厢内摆着餐桌。那里连个人影也看不见。椅子紧挨着餐桌。

“我这就过去，”琳达说，“然后喂喂他。你能看着女儿吗？”

我点点头，走向可乐机，买了一听，坐到树墩子上，点了支香烟，抬头看着仓促搭建的棚屋。万妮娅和海蒂正在门口跑进跑出。

“这里头黑咕隆咚！”万妮娅叫道，“快来看！”

我抬手摇了摇，庆幸她似乎对这个回应满意。她还在用一只手把老鼠捂在胸前。

对了，海蒂的老鼠哪儿去了？

我抬眼向山上瞭望。它在那儿，就在警局外面，头朝下扎在沙子里。琳达在餐厅拉过一把椅子，靠着墙坐下，开始给约翰哺乳，他刚开始还在蹬腿，后来便安静下来。马戏团的女士正在上山。一只马蝇在我腿肚子上蜇了一下，我把它拍死了，力道之足打了它一个稀巴烂。香烟在高温下味道很差，但我毅然将其吸入肺中，抬眼盯住云杉的树冠，阳光捕捉到的绿色何其强烈。又一只马蝇在我腿上降落。我不耐烦地赶跑它，站起身，把香烟扔到地上，手里拿着仍然冰凉的半听可乐，走向两个女儿。

“爸爸，我们在里面，你绕到后面去，看看能不能透过裂缝看见我们，行吗？”万妮娅抬头眯着眼睛对我说。

“可以。”我说，然后绕到棚子后面。只听她们在里面乒乓作响，咯咯乱笑。我低下头，挨近一条裂缝，往里瞧。但是外面的阳光与里面的黑暗反差过于强烈，我什么也没看见。

“爸爸，你在外面吗？”万妮娅喊道。

“在。”我说。

“你能看见我们吗？”

“看不见。你们隐身了？”

“对！”

等她俩出来，我假装看不见她们。直愣愣地盯住万妮娅的方向，叫她的名字。

“我在这儿。”她挥舞着胳膊说。

“万妮娅？”我喊道，“你在哪儿啊？快给我出来！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在这儿呢！在这儿！”

“万妮娅？”

“你真看不见我？我真隐身了？”

她听上去带着无穷的喜悦，可我也从她声音里听出了一丝不安。就在这个时候约翰开始尖叫。我抬头看去，琳达怀里紧抱着他站起来了。约翰哭起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咦，你在这儿啊！”我说，“你一直都在这儿？”

“是……是啊。”她说。

“你能听到约翰哭吗？”

她点点头，往上看去。

“咱们得走了，”我说，“走吧。”

我伸手去牵海蒂的手。

“不要，”她说，“不要拉手。”

“好吧，”我说，“那你跳到童车里。”

“不要童车。”她说。

“那我抱你？”

“不要抱。”

我下去取童车。回来时她已经爬到围栏上面去了。万妮娅坐在地上。山头上，琳达已经离开餐厅，正站在路上往下看，一只手朝我们挥舞着。约翰还在尖叫。

“我不想走路，”万妮娅说，“我腿疼。”

“你一整天也没走一步路，”我说，“腿怎么会疼？”

“我腿麻了。你得抱我。”

“不，万妮娅，你胡说。我不能抱你。”

“你能。”

“进童车，海蒂，”我说，“然后咱们去骑马。”

“不要童车。”她说。

“我腿麻——！”万妮娅说。最后一个字是尖声叫出来的。

我感到怒火中烧，真想一把抓起她俩就走，一条胳膊底下夹一个。那不会是我第一次夹着又踢又叫的她们走开，同时无视行人的目光，他们总是带着莫大的兴趣，看我们上演这小小的一幕，好像我正戴着猴子面具什么的。

但是这一次，我努力压住了脾气。

“你能进童车吗，万妮娅？”我问。

“除非你抱我起来。”她说。

“不，你得自己来。”

“不，”她说，“我腿麻了。”

如果我不让步的话，我们会在这儿站到第二天早晨。别看万妮娅缺乏耐心，一遇障碍就会放弃，但她真要认准什么事，会变得极其固执。

“好吧，”我说完便抱起她放进童车，“你又赢了。”

“又赢了什么？”她问。

“没什么，”我说，“来，海蒂，咱们走吧。”

我把她抱下围栏，几声不那么坚决的“不，不要”之后，我们便迈步上山了，海蒂被我抱着，万妮娅在童车里。我在半路上捡起海蒂的布老鼠，拍掉上面的土，把它塞进网兜。

“我不知道他怎么了，”琳达在我们走到山上后说，“他突然开始哭。没准让黄蜂什么的蜇了。看这儿……”

她拉起约翰的套头衫，给我看一个小红点。他在她怀里扭动，因为不停地哭闹，脸红红的，头发也湿了。

“可怜的小家伙。”琳达说。

“我也给马蝇咬了一口，”我说，“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先把他放童车里吧，咱们好走。反正咱们现在什么也做不了。”

我们给他系好安全带，他左右扭动，厌倦地低下头，还在叫唤。

“咱们上车吧。”我说。

“好，”琳达说，“但是我得先给他换尿布。那边有个换尿布的儿童屋。”

我点点头，然后我们开始下山。我们到这儿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天上的斜阳，林间洒落的阳光，不由让我想起家乡的夏日午后，我们要么开车去岛的另一边，爸爸妈妈下海游泳，要么走上居民区下方海湾的山坡。这些记忆在几秒钟内便注满我的脑海，没有确切哪个事件的外形，更多只是气氛、味道、感觉。中午更清亮也更透彻的阳光，到了下午就深郁起来了，把一切事物变得浓墨重彩。啊，七十年代的一个夏日，在小路上奔跑，穿过浓荫里的森林！一头扎进咸咸的海水，游向对岸的耶尔斯塔岛！阳光照耀着海边光滑的岩石，几乎把它们变得通体金黄。岩石之间中空的地方，生出了挺直的枯草。感受到海面以下的深沉，一旦进入山影，竟是如此黑暗。鱼儿一掠而过。然后是我们上方的树冠，细长的枝条微微抖颤，迎着海上的轻风！薄薄的树皮，下面是腿一样光滑的树。绿色的植物……

“就在那儿，”琳达说着，朝一幢八角形的木制建筑努了努嘴，“你能等一下吗？”

“我们慢慢走。”我说。

围栏里的杂树丛中，有两个木雕的地精，这就是此地可以名正言顺地叫做“童话世界”的原因了。

“快看，通彭！”海蒂叫了起来。“通彭”正确的发音是“通滕”，也就是地精。

她对地精念念不忘已经很长时间。直到春天，她还在指着圣诞前夜地精出现的门廊说“通彭要来了”，玩地精给她的礼物时，她总要提前对礼物来自何处做一番说明。不过，通彭在她心目中的地位还很难讲，因为圣诞节过了以后，她在我的衣橱里发现地精的行头时，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或难过。当时我们什么也没说，她只是对着衣橱喊“通彭”，好像那是他的更衣室似的，我们遇见白胡子老流浪汉在屋外广场上闲荡的时候，她也会从童车里站起来，撕心裂肺地喊“通彭”。

我俯身向前，亲了亲她胖嘟嘟的小脸蛋。

“不亲！”她说。

我大笑起来。

“那我亲你行不行，万妮娅？”

“不！”万妮娅说。

一道稀疏但前后相连的人流经过我们身边，大部分人身穿夏装——短裤、汗衫和凉鞋——有些人穿着运动裤和运动鞋，胖子的数量惊人，衣着光鲜的几乎一个也没有。

“我爸进监狱了！”海蒂欢快地大叫。

万妮娅在童车里转过头。

“没有，爸爸没有进监狱！”她说。

我再次大笑，然后停住了脚步。

“咱们得在这儿等等妈妈了。”我说。

你爸进监狱了，幼儿园的孩子相互之间经常这么说。海蒂把它理解为莫大的恭维，于是想拿我吹牛的时候便常常这样讲。据琳达说，上一次我们从木屋回来时，海蒂就是这样对公共汽车上一位坐在她们身后的老太太说的。我爸进监狱了。因为我不在场，正带着约翰站在公共汽车站，所以这句评论便久久地回荡在空中，无人加以争辩。

我低下头，用汗衫袖子擦去脑门上的汗。

“我能再买张票吗，爸爸？”万妮娅问。

“不行，”我说，“你已经赢到玩具了。”

“好爸爸，再要一个嘛。”她说。

我转过头，看见琳达走过来，约翰端端正正地坐在童车里，戴着遮阳帽，看上去蛮开心的。

“没事吧？”我问。

“呣，我拿凉水洗了蜇过的地方。不过他累了。”

“待会儿上车他就会睡觉的。”我说。

“几点了你看？”

“约摸三点半？”

“八点到家？”

“差不多。”

我们再次穿过微型游乐场，经过海盗船——其外观惨不忍睹，后设舷梯，站着几个不是独腿就是独臂的汉子，裹着头巾，挥刀舞剑——然后是美洲驼和鸵鸟的围栏，一小块铺过的地面，有些孩子在上面骑四轮车。终于到了入口区，这里简直像障碍训练场，其实只是几根木头，三三两两的木挡板，中间挂着网子，还有一个带蹦床的高空弹跳架和骑驴用的跑道。我们在跑道边停下，琳达抱起海蒂，带她去排队，又把一个头盔戴在她脑袋上，而万妮娅和我带着约翰站在围栏边观看。

跑道上一次有四头驴，分别由家长牵着。一圈不足三十米，但大部分牲口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因为它们是驴，不是小马，驴子一来劲便停下不动。绝望的家长使尽全身力气拉扯缰绳，但这些畜牲就是不肯挪窝。他们徒劳地拍弄驴儿的侧腹，这些蠢驴照旧纹丝不动。有个孩子在哭。收票的女人不停喊叫，向家长提供建议。使劲拉啊！使劲儿！快拉，它们不怕疼！用力！就是这样，对！

“看见了吗，万妮娅？”我说，“驴拒绝动。”

她哈哈大笑。她开心我就开心。与此同时，我也有点儿担心琳达会怎样对付这种局面；她的耐心不比万妮娅多多少。但轮到她时，她应对得很沉着。只要驴子一停下，她就站过去，背对着驴肚子，嘴里发出一连串欢快的声音。她是骑马长大的，马在她的生活中曾经非常重要，肯定是这一点让她知道现在该怎么做。

海蒂跨骑在驴背上，喜气洋洋。当驴子对琳达的把戏不再买账的时候，她就特别用力地拉着缰绳，仿佛绝不允许它有半点儿固执。

“你真是个好骑手！”我对海蒂大声说道，又低头看看万妮娅，“你想试试吗？”

万妮娅坚定地摇摇头，扶正眼镜。一岁半的时候她骑过小马，我们搬到马尔默的那个秋天，她两岁半就开始上骑术学校。地点在人民公园的中心地带，一座破败的训练厅，地面铺着锯末，这对她而言堪称绝佳的经历，她全神贯注，下课后还要继续谈论。她在掉队的小马身上坐得笔直，让琳达牵着一圈又一圈地转，有时我自己陪她上课，便由那些好像在马校长大的十一二岁的女孩子牵马，一位指导老师在场中央来回走动，做着讲解。老师讲的万妮娅不一定全能听懂，不过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马和马所处的环境带来的经验。马厩，在草垛上养育小猫的母猫，当天下午谁要骑哪匹马的名单，她挑选的头盔，马被牵进训练厅的那一刻，骑行本身，上完课她在咖啡厅要的肉桂小面包和苹果汁。那是一周当中最重要的事。但第二年秋天再上课时出现了变化。他们换了一位新老师，因为万妮娅看上去不止实际的年龄四岁，于是她被派到一些自己完成不了的要求。虽然琳达跟老师谈过，情况却没有好转，得去上课万妮娅却开始抗议——她不想去，一点儿也不想——最后我们罢手了。现在看见海蒂在公园里骑小驴子，就算没有任何要求，她也不想骑。

我们还替她报过一个游戏小组，孩子们有时在一起唱唱歌，或者画画，或随意消磨时间。她第二次去的时候，他们要画房子，万妮娅把草地涂成了蓝色。游戏小组的负责人走到万妮娅身边说，草地不是蓝色而是绿色，她能再画一遍吗？万妮娅撕碎了自己的画，还表现出生气的样子，让家长们纷纷侧目，并为自家孩子很有教养大感庆幸。万妮娅有很多特点，但首先她很敏感，这种态度的形成连同它固化的事实让我担心。看到她成长也改变了我对自己童年的看法，原因不在于质而在于量，在于你单独和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海量的时间。那么多个小时，那么多天，那么多突然出现又安然度过的状况。对我自己的童年，我只记得很少的一些事件，我认为它们都很重大，但现在我懂了，它们只是一小部分，还有大量的事情的意义已被冲刷殆尽，我怎么能知道那些存放在我脑海里的特殊事件，而不是那些我什么也记不起来的事情才是决定性的呢？

我和盖尔每天在电话上交谈一个小时讨论这些问题，他常常引用斯文·斯托尔佩，说他在某个地方写过贝里曼[1]，意思是不管他在哪里长大，都会成为贝里曼，也就是说，无论环境如何，你都能成为你自己。塑造你的是你面对家庭的方式，而不是家庭本身。我在成长的过程中受到的教育，是为不同环境下产生的不同的人类品质、行动和现象寻找解释。在生物或遗传上的决定因素方面，即既定的条件，鲜有选择余地，但即使有选项存在，选项往往被置以怀疑。乍看上去，这种态度似乎是人本主义的，原因在于它和人人平等的概念有关，但进一步审视之下，它便恐怕与机械论无异了，认为人降生时一片空白，任由环境塑造人生。很长时间以来，我采用了一种纯理论的立场，来看待这个其实非常根本、可以用做任何讨论出发点的问题——环境是不是有效的因素。举例来说，如果人一开始既是平等的又是可塑的，而好人也可以通过改造其环境来加以塑造，这样才有了我父母一代对国家、教育制度和政治的信心，才有他们排斥一切陈规旧习的愿望，才有他们的新真理，就人的内在生命和个体的独特性而言，它们无从得见，而是正相反，它们存在于人的固有自我之外的区域，存在于大千世界和人类集体。对此最清晰的表述也许来自达格·索尔斯塔，他始终是他那个时代的记录者，“我们不会给咖啡壶安上翅膀。”这句著名的论断见于他1969年的一篇文章：去掉崇高，去掉感觉，代之以一种新的唯物主义——但可能正是同样的态度促成了老城区的拆迁，以腾出空间用于道路和停车场的建设，左派知识分子自然要加以反对，或许过去他们对此无动于衷，直到如今在平等理念与资本主义、福利国家与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唯物论与消费社会之间的联系已显而易见的现实下才意识到，因为人人平等的最大创造者是金钱，金钱消弭所有的差异，如果你的性格和命运是可塑的实体，那么金钱便是最自然不过的塑造者，这还催生出一种迷人的现象，大众以完全相同的方式购物，以此声张自己的个性与独创，而那些曾经心怀平等理念、强调物质价值、信奉变革并为此敞开大门的人，如今却在对自己造成的结果猛烈攻讦，他们相信那是敌人的创造——但是像所有简单的推理一样，它也并不完全真实：人生不是数理意义上的量，没有理论，只有实践，而尽管有一种诱惑，要把一代人激进的社会反思以怎样看待遗传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为出发点来加以理解，这种诱惑却显得像是空中楼阁，相较于通过宣告真相来获得愉悦，这种诱惑的愉悦更多是思虑性的，是通过人类活动种种最不相干的区域来把一个人的想法编织到一起的乐趣。索尔斯塔的书贴近大地，显示出对诸多现代思潮难以置信的觉悟，从六十年代对异化的感知，七十年代初对政治主动性的弘扬，直到后来随着变革之风始起而最终选择保持距离。对作家而言，这些风向标一样的品质既不需要力量，也不需要软弱，而仅仅是他本性的一部分、他判断力的一部分，以索尔斯塔观之，他最重要的特色总是体现在别的地方，那就是他的语言，它闪耀着让人耳目一新的老式的优雅，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光辉，不可仿效，又充满锐气。这种语言是学不来的，这种语言也无法用钱买到，这就是其价值所在。并不是说我们生来平等，也不是说生活的条件让我们的人生变得不平等，而是正相反，我们生来是不平等的，而生活的条件让我们的人生更加平等。

当我想到我的三个孩子，出现在眼前的不只是他们各具特色的面孔，还有他们传递出的迥然相异的感觉。这种感觉从未改变，让他们在我眼中“如其所是”。而这些“如其所是”的东西从我看到他们第一天起就在他们身上表现出来了。那个时候他们几乎什么也做不了，能做的一点点不外乎吮吸乳房，出于本能反应抬抬胳膊，看看周围环境，模仿一下，这些他们都能做，因此他们的“如其所是”无关才能，无关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更多是一种发乎本性的光辉。

仅仅几周之后，他们的性格特征便开始慢慢显现，并且从未改变，每个孩子的本性都是那么不同，以至于很难想象我们的行为和处世方式对他们产生过任何具有决定意义的影响。约翰性情温和、友善，喜欢两个姐姐，喜欢飞机、火车和公共汽车。海蒂性格外向，遇见任何人都肯讲话，她对鞋子和衣服着迷，只想穿礼服，对自己的小身体颇为自信，举个例子，她曾在游泳馆光着身子站在镜前，对琳达说：妈妈，看我屁股长得多棒！她讨厌挨训，如果你凶巴巴地对她讲话，她会扭过头，开始哭。可万妮娅是要跟你顶嘴的，她脾气相当大，相当固执，很敏感，但对人也颇为随和。她记性好，我们给她读过的书，所看电影的台词，大部分她都记在脑子里。她有幽默感，在家里总是把我们逗得大笑，但出门后她很容易受周围的影响，如果情况太新或太不熟悉，她便自我封闭。大概七个月大的时候，她已经显出了羞怯的迹象，可资为证的是，只要有陌生人接近她便闭上眼睛，只是闭上眼，好像睡着了一样。她偶尔还会这样做，比如她坐在车里，我们与幼儿园的某位孩子家长不期而遇，她的眼睛还会突然闭上。在斯德哥尔摩我们家正对面的那座幼儿园，经过扭扭捏捏和手足无措的开始阶段，她和一个名叫亚历山大的同龄男孩变得形影不离，两人一起在游戏场的器材上胡打乱闹，玩得太起劲了，老师说他们有时不得不把两人隔开，好保护亚历山大，因为万妮娅的猛攻让他难以招架。但总的来说，万妮娅一来，他就开心，她一走，他就难过，而从那以后，万妮娅便更喜欢和男孩子一起玩了，在他们粗野的、无拘无束的举止中，显然有她需要的某种东西，也许因为这并不复杂，大概也带给了她一种支配的感觉。

我们搬到马尔默后，她进了一家新幼儿园，靠近西港，位于大多数富人所住的新建城区。由于海蒂太小，必须由我负责安顿她。每天一早，我们骑车经过老造船厂，朝着大海的方向穿城而出，万妮娅戴着小头盔，两条胳膊搂住我，我骑在小号的女式自行车上，膝盖顶到肚子的高度，轻松而快乐，因为城里的样样东西仍然让我觉得新鲜，在早晨和下午的天空中，阳光的变化还没有在渐成积习而不断减弱的注视下变得枯燥无趣。但万妮娅每天早晨告诉我的头一件事，就是她不想去幼儿园，偶尔还会为此哭鼻子，而我以为这仅仅是个过渡阶段，过一阵子她就会喜欢上幼儿园，一定会喜欢的。可是等我们到了那儿，任凭三位年轻的女老师百般引诱，她就是不肯从我腿上下来。我想，最好把她丢到紧里头，然后走掉，留她自己照管自己，可是无论她们仨还是琳达，肯定谁也听不得这样残忍的恶行。于是我在房间角落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把万妮娅放到我腿上，孩子们在周围玩耍，屋外阳光炫目，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秋意已然渐浓。休息时间到了，老师们在院子里摆好了小吃，有切成片的苹果和梨，要她参加也可以，我们得坐在离别人十米开外的地方，我照办了，脸上挤出歉意的笑，对此我并不惊讶，因为这正是我跟别人打交道的方式，而她只有两岁半，又是怎么学会这一套的呢？当然，老师最后还是成功地把她从我身边哄开，让我得以骑车回家写点儿东西，留她撕心裂肺地哭叫。过了一个月，她便让我正常接送了。不过有时到了早晨，她还是会说不想去，偶尔还是会哭鼻子，因此当另一座离我们家很近的幼儿园打来电话，说他们有个空出来的名额时，我们没有犹豫。它名叫“山猫”，采用家长合作社的形式，这意味着所有家长都必须在一年内拿出两个星期，像老师一样上工，还要充任许多行政岗位或杂务中的一项。这座幼儿园会在多大程度上侵蚀我们的生活，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谈了它会带来的好处：我们将了解万妮娅的小伙伴，通过互助服务和开会，也将了解他们的父母。我们听人说，孩子们一起回家很常见，那么用不了多久，我们可以在情况需要的时候有所解脱。此外，还有一个也许最具分量的理由，我们在马尔默谁也不认识，连一个可以联系的人都没有，而这是个培育人际关系的捷径。此言不虚，才过两个星期，我们就接到了参加小朋友生日派对的邀请。万妮娅对此真心期待，尤其是她有一双刚刚得到的金色宴会鞋要穿出去，但与此同时，她又不想参加。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她与别的孩子仍然不是很熟。请柬在一个星期五的下午放到了幼儿园的书架上，派对时间是一周后的星期六。那个星期的每个早晨，万妮娅都要问斯黛拉的派对是不是当天，我们说不是，她就问那是不是后天，这大概就是她心目中最遥远的未来了。到了那个早晨，我们终于能点头说：是的，咱们今天去斯黛拉家。她一下子从床上蹦起来，直奔小柜子穿她的金鞋去了。每个小时她都要问两三遍，是不是到时间了，该不该走了，眼瞅着这就是一个令人无法忍受的上午，絮絮叨叨，吵吵闹闹，幸亏还有可以打发时间的活动。琳达带她去了书店买了一份礼物，后来又坐到厨房的桌边弄生日贺卡。我们给两个女儿洗澡，梳头，穿上白色长袜和派对礼服。突然之间，万妮娅的情绪一落千丈，她不想穿长袜了，也不想穿礼服，还去什么派对，问都不要问，她把两只金鞋扔到了墙上，但是我们耐心地坐着，熬过她大发脾气的几分钟之后，还是努力把各种东西穿到了她身上，就连海蒂受洗时送给她的那条白色针织披肩也没落下。最后，等两个小姑娘坐进我们身前的童车，她们又一次充满了期待。万妮娅一只手拿着她的金鞋，另一只手拿着礼物，严肃而安静，她回头和我们讲话的时候，双唇已经绽开了微笑。海蒂坐在她旁边，又激动又高兴，别看她不明白我们要去哪儿，可这些打扮和之前的准备工作必定让她感觉到某种不寻常之事即将发生。开派对的公寓只有几百米远，就在我们住的这条街上。市声鼎沸，足见又到了星期六的傍晚，最后一批购物者提着袋子，与来到市中心、在汉堡王和麦当劳外闲荡的小孩们交汇混杂，人流已不再抱有一个单纯的目的，通往多层停车场的路上，一家又一家人来来往往。此刻，二十来岁的男性移民驾驶着的车身锃亮、底盘低稳的黑色轿车越来越多，汽车声音低沉，车身通体震颤。超市外面的人如此之众，我们不得不暂且驻足，有个骨瘦如柴的老太太，这个时间经常坐着轮椅在此出没，此时一眼看到万妮娅和海蒂，屈身向前，冲她俩摇响了挂在棍子上的铃铛，还露出微笑，满心要以慈爱示人，却吓了两个小姑娘一跳。可她们什么都没说，只是看着她。入口另一侧坐着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吸毒者，向前伸出的手里抓着一顶帽子。他有只猫，关在他身边的笼子里，万妮娅一见，就朝我们转过头。

“等咱们搬到乡下，我想要只猫。”她说。

“猫！”海蒂用手指着说。

我掌控童车，翻过路缘，上了马路，好超过三个慢得要命的行人，他们大概以为这人行道是自己家的。我尽力加快脚步，走了好几米，超过他们以后才折回人行道上。

“那可能还挺远的呢，你知道的，万妮娅。”我说。

“你不能在公寓里养猫。”她说。

“太对了。”琳达说。

万妮娅又一次想到了未来。她用两手紧紧抓着装礼物的袋子。

我看了看琳达。

“他叫什么来着，斯黛拉的爸爸？”

“哦，大脑一片空白……”她说，“对了，埃里克，是不是？”

“没错，”我说，“他干什么的？”

“我说不准，”她说，“跟设计有关吧。”

我们经过戈特格鲁万，万妮娅和海蒂都伸长脖子盯着橱窗。下一个是当铺。接下去的一家商店卖各种各样的小雕像和首饰，有天使和佛像，还有香、茶叶、肥皂，以及其他“新纪元运动”风格的小摆设，橱窗内的海报宣告着瑜伽大师和著名灵媒到访本城的确切日期。街道另一边，有家卖平价品牌的服装店，力科牛仔服饰，“时尚为全家”，旁边是TABOO，所谓的情趣小店，用紧挨着门的橱窗里的假阳具、穿各种女便装和束身内衣的玩偶来引诱行人，店面藏身巷内。挨着它的是贝格曼手袋帽饰店，想必从四十年代创办时起这里的内部装潢和在售品种便不曾有过更易。然后是无线电城，刚刚破产，但仍然能看到橱窗里摆满了发光的电视屏幕，周围还有各式电子产品，价格写在大幅的、隐隐发光的橙色和绿色卡纸上。有个规律，你越往街里走，商店就越便宜，越可疑。这同样适用于经常在这一地区出没的人。在斯德哥尔摩的时候我也住市中心，但这里不一样，这里的贫穷和悲惨明摆在大街上。我喜欢这样。

“就是这儿。”琳达边说边在一道门前停下了。在一家宾戈游戏厅外，有三个五十来岁、面无血色的女人站在那儿抽烟。琳达扫视着对讲机旁边的名单，然后按了一个号码。两辆公共汽车相继轰然而过。我们走进黑暗的门厅，靠墙停好童车，爬上两段通往公寓的楼梯，我抱着海蒂，琳达牵着万妮娅。我们上去的时候公寓的门开着，里面也很黑。我觉得这样直接走进来很别扭，更想按一下门铃，好让我们的到来更加为人所知。现在我们站在过道里，没有任何人给予哪怕最轻微的注意。

我把海蒂放下，脱掉她的外套。琳达本来也要给万妮娅脱外套的，可她不干，得先把她的靴子脱下来，好让她穿金鞋。

过道两边各有一个房间。孩子们在其中一间兴奋地玩闹，另一间有些大人站着说话。在通往公寓更里面的过道上，我看到埃里克背对我站着，正和幼儿园的一对父母聊天。

“你好！”我说。

他没回头。我把海蒂的外套放到椅子上的另一件外衣上面，然后碰到了琳达的目光。她正在找地方挂万妮娅的外套。

“咱们进去？”她说。

海蒂双臂环住我一条腿。我抱起她，往前走了几步。埃里克转过身来。

“嗨。”他说。

“嗨。”我说。

“嗨，万妮娅！”他说。

万妮娅把脸扭开了。

“你不是要把礼物给斯黛拉吗？”我问。

“斯黛拉，万妮娅来了！”埃里克说。

“你给。”万妮娅说。

斯黛拉从地板上一堆小朋友中间站起来。她笑了。

“生日快乐，斯黛拉！”我说，“万妮娅有礼物给你。”

我低头看着万妮娅：“你想把礼物给她吗？”

“你给。”她低声说。

我接过礼物，递给斯黛拉。

“这是万妮娅和海蒂送的。”我说。

“谢谢。”她说完扯掉包装纸，一看是本书，就把它放到桌上的礼物旁边，然后回到别的孩子们那里去了。

“嗯，”埃里克说，“都还好吧？”

“还好，还好。”我说。我能感到衬衫粘在胸前。会有人注意吗？我不知道。

“这房子真好，”琳达说，“三室的？”

“对。”埃里克说。

他总是一副精明相，看上去总像已经从自己的说话对象身上得到了什么东西，你弄不清他的深浅；他浅尝辄止的微笑可以有三种解读：讽刺挖苦，情投意合，犹豫不决。哪一种都完全说得过去。如果他个性鲜明或有棱有角，很可能会让我感到焦虑，但他是那种犹豫不决的人，意志薄弱，优柔寡断，所以不管他此时在想什么，我都毫不担心。我的注意力放在万妮娅身上。她紧挨琳达站着，低头看着地板。

“另一拨人在厨房，”埃里克说，“你们想喝的话，那儿有酒。”

海蒂已经进了房间，此时正站在一个架子前，手里拿着一只木头蜗牛。它是带轮子的，还有根绳子，可以拉着走。

我朝过道里两位家长点点头。

“嗨。”他们说。

他们叫什么来着？约翰还是雅各布？那她呢，米娅对不对？不，见鬼，他叫罗宾。

“嗨。”我说。

“你好吗？”他说。

“是的，”我说，“你们呢？”

“都挺好，谢谢。”

我朝他们微笑。他们回以微笑。万妮娅松开琳达，犹犹豫豫走进了孩子们正在玩耍的房间。她站着看了他们一会儿，然后好像决定要采取决然的行动了。

“我有金鞋了！”她说。

她弯腰脱掉一只鞋，举到空中，好让大家看个清楚。可谁也没有看。等她意识到这一点，便把鞋穿回到了脚上。

“你不想跟那边的孩子玩吗？”我说，“你看到了吗，他们有个大娃娃屋。”

她照我说的过去了，坐到他们旁边，但什么也没干，只是坐着观望。

琳达抱起海蒂，带她去了厨房。我也跟过去了。每个人都说了你好，我们回以问候，坐到长桌边上，我挨着窗。他们正在谈廉价机票，一开始便宜得要命，但慢慢就贵起来了，因为你得一笔接一笔地掏附加费，最后到手的票价也就和那些收费更高的航空公司所差无几了。然后话题转向了购买二氧化碳排放配额，继而是新设立的旅游专列。我当然能就此谈谈看法，可我没有，闲聊是我没掌握的无数技能之一，所以我干坐着，不管说什么都点头，跟平时一样，别人微笑我也微笑，同时全身心地希望自己飞到千里之外。在厨房的工作台前，斯黛拉的母亲弗丽达正在做某种色拉酱。她已经和埃里克分手，虽然遇到跟斯黛拉有关的事他们能很好地协作，但是在幼儿园的委员会开会时，你还是能偶尔注意到他们之间的紧张和恼怒。她是金发女郎，高颧骨，小眼睛，高个子，身材苗条，而且懂得怎样装扮，但她对自己太满意，太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我不觉得她有什么魅力。我对无趣的人、对人云亦云的人都没成见，他们也许有别的更重要的品质，比如热情，体贴，友善，幽默感，或是具备某种才能，比如让谈话行云流水，创造出一种人人轻松适意的氛围，再比如让家庭有效运转，但是碰到无趣又认为自己特别有趣，还要自吹自擂的人，我甚至会感到一种生理上的厌恶。

她把平碗放进托盘，我以为那是调味汁，原来只是蘸料，旁边有一盘胡萝卜条和一盘黄瓜条。此时万妮娅进了房间。当她看见我们的时候，就走过来站到很近的地方。

“我想回家。”她温和地说。

“我们才到啊！”我说。

“我们再待一会儿，”琳达说，“快看，现在你们有好吃的了！”

她指的是托盘里那些蔬菜吗？

肯定是。

这个国家的人都疯了。

“我跟你去，”我对万妮娅说，“走吧。”

“你能把海蒂也带上吗？”琳达问。

我点点头，抱起她，走进孩子们待的房间，万妮娅跟在我身后。随后弗丽达端着托盘也进来了。她把托盘放到地板中央的一张小桌上。

“这儿有些吃的给你们，”她说，“蛋糕待会儿上。”

孩子们——三个女孩一个男孩，继续在玩娃娃屋。另一间屋里，两个男孩在乱跑。埃里克站在音响旁边，手里拿着一张CD。

“我这儿有几张挪威爵士，”他说，“你喜欢爵士吗？”

“还……还行。”我说。

“挪威的爵士搞得不错。”他说。

“这张是谁？”我问。

他把封面给我看。是个我从未听说过的乐队。

“挺棒的。”我说。

万妮娅站在海蒂身后，想把她抱起来。海蒂不干。

“她不干了，万妮娅，”我说，“把她放下。”

她还是要抱，所以我朝她们走过去。

“你不想吃胡萝卜？”我问。

“不想。”万妮娅说。

“那儿还有蘸的呢。”说完，我走到桌边，拿了一块胡萝卜条，放进白色的、大概是奶油打底的蘸料里浸了浸，然后放进了自己嘴里。

“呣，”我说，“真不错。”

他们为什么不能给小朋友准备香肠、冰淇淋和汽水？棒棒糖？果冻？巧克力布丁？

见鬼，多么愚昧、无知的国家！所有年轻的女人都在大量喝水，耳朵都快成喷泉了，她们认为这是“有益的”、“健康的”，但这样做的唯一效果不过是大大推高了失禁青年的统计数字。儿童吃的是全麦面条，全麦面包，加上各种稀奇古怪的糙米，他们的胃却难以消化，但这无关紧要，因为这是“有益的”、“健康的”，是“卫生的”。唉，他们混淆了食物和思想，他们认为自己能吃成更好的人类，却不理解食物是一回事，食物观是另一回事。而如果你这样讲了，如果你表露出了这样的想法，那你不是反动分子就是挪威佬，也就是说，落后十年。

“我不想吃，”万妮娅说，“我不饿。”

“好吧好吧，”我说，“但是看看这儿。你以前见过吗？这是铁路模型。要不要搭起来？”

她点点头，于是我们在别的孩子身后坐下。我开始按照弧线摆铁轨，同时帮万妮娅找零件。海蒂已经到另一个房间去了，沿着书架边走边研究里面的每样东西。每当那两个男孩闹得太欢，她就整个转过身来，瞪人家一眼。

埃里克终于放好CD并调高了音量。钢琴，贝司，加上无数的打击乐器，某一类型的爵士鼓手就喜欢这样——拿石头敲石头的那种，要不就逮着什么敲什么。有时我对此无动于衷，有时我感觉这很荒唐。我讨厌观众在爵士音乐会上喝彩。

埃里克合着音乐点着头，然后转过身，朝我挤挤眼，便走进了厨房。此时门铃响了。是利努斯和他儿子阿基里斯。利努斯的上嘴唇的下面贴着一颗口含烟，他穿黑裤子，黑外套，里面一件白衬衫，金发略显蓬乱，往屋内看着，目光诚实而天真。

“嗨！”他说，“咋样？”

“很好，”我说，“你呢？”

“还行，按部就班。”

阿基里斯个头很小，有一双大大的黑眼睛。他一边脱外套和鞋，一边注视着我身后的孩子们。儿童像狗，总是扎堆儿。万妮娅也在看他。她最喜欢的就是他了，她选出来接替亚历山大角色的就是他。但是他一脱下外面穿的衣物，便直奔其他小孩而去，万妮娅无计可施，根本拦不住。利努斯溜进厨房，我想我在他目光中发现的光芒可能只是他对有机会聊天的渴望。

我起身看看海蒂。她站在窗下的丝兰植物旁边，正从花盆里往外抓土，已经有一小堆弄在地板上了。我走过去把她抱开，尽可能用两只手捧起土放回去，接着走进厨房找抹布。万妮娅跟在我身后。一进厨房，她就爬到琳达腿上去了。客厅里海蒂哭起来了。琳达对我投来质询的目光。

“我会照看她的，”我说，“只是要找个能擦东西的。”

大伙围在工作台周围，好像要准备弄饭了，我没往里挤，而是去了卫生间，扯了一大条手纸，在水龙头下打湿，再返回客厅擦地。我抱起还在哭的海蒂，进卫生间给她洗手。她在我怀里扭来扭去。

“好啦好啦，好姑娘，”我说，“这就好了。还剩一点儿。好，完工！”

我们出来的时候，她已经不哭了，但一点儿也不高兴，不愿意下地，只想让我抱着。罗宾双臂交抱站在客厅里，注视着他女儿特雷莎的一举一动，她只比海蒂大几个月，但已经能讲长句子了。

“嗯，”他说，“现在还在写东西？”

“对，一点点。”

“你在家写？”

“对，我有自己的房间。”

“不难吗？我是说，你就没想过先别写了，看看电视，要不洗点衣服什么的？”

“这样挺好的。有写字间的话，我的时间更少，但是……”

“是啊，那当然了。”他说。

他一头相当长的金发，蜷曲起来盖住了后颈，蓝眼睛鲜亮，鼻子扁平，下颚宽大。他不算壮，也说不上单薄。他打扮得好像二十五六，不过他已经快四十岁了。他心里琢磨什么我不知道，一点儿也看不出他在想什么，但他并不神秘。相反，他的长相和气质都给人坦率的印象。但他还是有些什么，我感觉到了，是别的什么，是一道阴影。他的工作是让难民融入社会，他以前告诉过我，然后我问过几个问题，无非多少难民获准留下什么的，此后便丢开了这个话题，因为我的意见和同情心与我自行揣度的他的标准差别甚大，迟早会表现出来，于是我会给人留下非蠢即坏的印象，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刨自己的墙角。

万妮娅在朝我们这边看。她坐在地板上，离别的孩子稍微隔了一点儿距离。我放下海蒂，万妮娅好像一直在等我这样做，马上起身走过来拉住海蒂的手，领她去了摆放玩具的架子，递给她木头蜗牛，如果你在地板上拉着它走，两只触角就会嗡嗡转动。

“看，海蒂！”她说着把从蜗牛从海蒂手里拿过来，放到地板上，“你像这样拉绳子。然后它就转了。看见了吗？”

海蒂抓住绳子就扯。蜗牛翻了。

“不，不是这样，”万妮娅说，“看我的。”

她把蜗牛扶正，慢慢拉着它走了几米。

“我有个妹妹！”她大声说道。罗宾已经走到窗边，站在那儿望着后院。斯黛拉精力充沛，想必还平添了些额外的活力，因为这是她的派对。她兴奋地喊叫着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指着两个比她小的女孩中的一个要人家把手里的娃娃递给她，然后她拉过一辆小推车，把娃娃放进去，便推着车往过道去了。阿基里斯发现了本亚明，这是个比万妮娅大一岁半的男孩，通常都坐在某处，全神贯注于一幅画，一堆乐高积木，或是一条有塑料海盗的海盗船。他很有想象力，很独立，行为也很得体，此时正和阿基里斯坐在一起，搭建我和万妮娅丢下的铁路。两个小一些的女孩在追斯黛拉。海蒂在呜咽。她大概饿了。我走进厨房，坐在琳达身边。

“你过去看看她们行吗？”我说，“我觉得海蒂饿了。”

她点点头，拍拍我的肩膀，然后起身。我花了好几秒钟才弄清桌边正在进行的两个谈话主题。一个关于汽车合作社，另一个关于汽车，我猜他们已经各谈各的了。窗外暮色已深，厨房光照不足，桌边这些瑞典人脸上的皱纹在黑暗中隐没，眼睛却在烛光中闪烁。埃里克和弗丽达，还有一个我不记得名字的女人站在工作台边，背对着我们正在准备食物。我感到心里充满了对万妮娅的柔情。但我什么也不能做。我看着正在讲话的人，听到妙语便奉上淡然一笑，抿一口别人放在我面前的那杯红酒。

坐在我正对面的是唯一一个给人突出印象的人。他有一张大脸，两颊瘢痕累累，容貌粗粝，目光如炬。放在桌上的两只手堪称巨大。他穿一件五十年代的衬衫，蓝色牛仔裤卷到腿肚子上。他的发型也是典型五十年代的，还留着连鬓胡子。但让他与众不同的并非这一切，而是他的气场，你能感到此人昂然在座，哪怕他没怎么说话。

我曾在斯德哥尔摩去过一个派对，有位拳击手也在。他坐在厨房，那种肉体的存在感触手可及，虽然隔着一段距离，还是让我充满了讨厌的自卑的感觉。一种我不如他的感觉。颇为奇怪的是，那天晚上证明我是对的。派对主人是琳达的朋友科拉，她家很小，所以大家都四处站着聊天。客厅里的音响传出响亮的音乐。室外，雪让街道披上了银装。琳达挺着大肚子，在孩子出生并改变一切之前，这大概是我们能参加的最后一个派对了，所以她尽管很累还是要尽力多待一会儿。我端着一杯酒和托马斯聊天，他是摄影师，也是盖尔的朋友；科拉通过托马斯的伴侣玛丽与他结识，玛丽是诗人，在毕斯科普斯—阿尔内北欧人民高等学校做过科拉的老师。由于肚子的原因，琳达仰坐在从桌边拉开的椅子上，笑了又笑，很开心的样子，大概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过去几个月来她已有轻微的内向，这样的容光焕发何其浅短。过了一会儿她起身出去了，我微笑着看了看她，将注意力转回到托马斯身上，他正在谈红发人的基因问题。当晚红头发可谓满目皆是。

有人敲门。

“科拉！”我听见有人在叫，“科拉！”

难道是琳达？

我起身走进门厅。

敲门声是从卫生间里面传出来的。

“是你吗，琳达？”我问。

“是我，”她说，“我想门锁卡住了。你能把科拉叫来吗？肯定有什么小窍门的。”

我走进客厅，拍拍科拉的肩膀。她一只手端着一盘子吃的，另一只手拿着杯红酒。

“琳达反锁在卫生间里了。”我说。

“噢，不！”她说着放下杯子和盘子就往外冲。

她们隔着锁住的门商量了一会儿。琳达努力按指示去做，但无济于事，门还是打不开。公寓里所有人都知道了现在的状况，气氛变得既欢快又兴奋，一大帮人挤在过道里为琳达支招儿，科拉手忙脚乱，焦躁不安，不停地说琳达挺着大肚子呢，咱们得做点儿什么啊。最后的决定是打电话找锁匠。等人来的时候，我站在门边和里面的琳达说话，不自在地意识到人人都能听到我在说什么，人人都知道了我的无助。我就不能一脚踹开门救她出来吗？岂不是既简单又有效？

我以前从来没踹过门。我不知道门有多结实。万一踹不动，那又会显得多愚蠢？

半小时后锁匠到了。他在地板上打开一个装工具的帆布包，对着门锁一通拨弄。他很瘦小，戴眼镜，脑袋上有一块已经开始谢顶。他对身边围观的人什么也没说，只是一个工具接一个工具做着徒劳的尝试，那该死的锁纹丝不动。最后他放弃了，告诉科拉没有用，门他是打不开了。

“那我们该怎么办？”科拉问，“她这就要生了呀！”

他耸耸肩。

“你们得把门踹开。”他直勾勾地看着自己那一堆工具说。

由谁来踹门呢？

非我不可。我是琳达的丈夫。这是我的责任。

我的心在怦怦跳。

我该踹吗？在所有人的注视下退后一步，用尽全力踹一脚？

门要不动怎么办？飞出去打到琳达怎么办？

她必须在角落里找到藏身之处。

我平静地做呼吸了几下。可这不管用，我心里仍然在颤抖。像这样引起别人的注意简直是自寻死路。如果还有失败的风险，那只能更糟。

科拉环视左右。

“我们得把门踹开，”她说，“谁上？”

锁匠已消失在门外。如果那个人注定是我，那么挺身而出的时候到了。

我挺了，可是没出。

“米克，”科拉说，“他是拳击手。”

她转了一圈，准备去客厅把他拉过来。

“我可以去叫他。”我说。用这种方式我无论如何也掩盖不了自己的耻辱，我要直截了当地告诉他：本人，作为琳达的丈夫，是不敢踹门的，所以我要请您，作为一位拳击手和巨人，为我把门踹开。

他站在窗边，手拿啤酒，正在和两个女孩聊天。

“你好，米克。”我说。

他看看我。

“她还锁在卫生间里。锁匠也弄不开。你能把门踹开吗？你觉得行吗？”

“当然。”他说完，虎视眈眈地看了我一会儿，才放下啤酒，走进门厅。我跟在后面。他走向卫生间的过程中，大伙纷纷让路。

“你在里面吗？”他问。

“在。”琳达说。

“尽量离门远点儿。我要踹了。”

“好的。”琳达说。

他稍等片刻，然后抬起一只脚，跺到门上，力量之大连门锁都瘪了。碎片飞溅。

琳达出来的时候，有些人鼓了掌。

“小可怜，”科拉说，“真对不住，让你受这份罪，而且还……”

米克已转身离去。

“你还好吧？”我问。

“还好，”琳达说，“但是我觉得咱们该回家了。”

“当然。”我说。

客厅里的音乐调低了音量，两个三十岁出头的女人即将朗诵自己艳丽奔放的诗作。我把琳达的外套递给她，穿上自己的，跟科拉和托马斯道别，耻辱在我内心烧灼，但最后一份责任还未履行，我必须去感谢米克所做的一切。我挤过诗朗诵的观众，走到窗边停下，站在他面前。

“非常感谢，”我说，“你救了她。”

“咳，”他耸了耸一对巨大的肩膀说，“没什么。”

在打车回家的路上，我几乎不能看琳达一眼。我没有挺身去尽我的职责。我是那样懦弱，竟至于让别人为我兼差。一切历历在目。我是个可怜虫。

我们上床睡觉时，她问我怎么了。我说我因为没踹门而感到羞耻。她惊讶地看着我。她从未有过这种想法。为什么该我踹？我不是那种类型对不对？

坐在桌子对面的男人发散出与斯德哥尔摩那位拳击手相同的气场。这与他身材的高矮或肌肉的质量无关，因为虽然这里好几个男人都拥有经过良好训练的强健躯干，但他们对我的影响微不足道，他们在房间里的存在感是稍纵即逝的，无关紧要的，就像一片不经意的思绪，不，是别的什么，只要我碰到它，感觉就变得更糟，我看到自己还是那个脆弱的、受缚的男人，在语词的世界里过他的生活。我坐在那儿深思的当儿，也不时偷偷地看他两眼，兼拿半只耳朵听着别人不间断的交谈。现在话题已经转向了各种各样的教学方式，以及正在为他们的孩子考虑哪家学校的事。在短暂的间奏当中，利努斯谈起了他参加过的一次学校运动会，而后话题便转入房价。共识是近年来房屋价格飙升，但斯德哥尔摩比这里涨得更多，也许跌价只是个时间问题，搞不好跌起来会像上涨时一样剧烈。后来利努斯把脸转向我。

“挪威房价怎么样？”

“跟这里一样吧，差不多，”我说，“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一样贵。其他省市要便宜一些。”

他的目光在我脸上稍作停留，以备我能展开论述他交给我的这个话头，但是在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之后便转过头继续聊。我们第一次参加全体大会时，他就做过一模一样的事，不过当时隐含了一种批评的意味，因为，按照他的说法，琳达和我临近会议结束都还没有开口，而会议的要点是每个人都应该发言，这才是家长合作社的真谛所在。我对正在讨论的事情不知道说什么才好，所以由琳达代表全家来分析利弊，她脸上稍稍泛红，全体与会者的目光都集中在她身上。第一个议题是幼儿园该不该遣散目前雇用的厨师，转而向更便宜的餐饮公司采办。第二项，如果这样做了，那么应该选择哪类食物：素食还是标准餐？山猫其实是个素食幼儿园，当初就是以此为原则建园的，但现在只有四位家长是素食者，又因为准备了品种丰富的素食，孩子们却吃不了多少，很多家长便认为不妨摒弃这一原则。讨论持续了几个小时，犹如海床上的拖网一般拉扯着议题。例如各种香肠里的肉类比例；从商场买来的香肠是一回事，它们的肉类比例就印在标签上，而餐饮公司的香肠是怎么做的则是另一回事，你怎么能知道里面放了多少肉？对我来说，香肠就是香肠。对那天晚上呈现在我眼前的世界，我没有一丁点儿概念，尤其无法理解有人会钻研得如此之深。孩子们有个厨师，在他们自己的厨房里给他们做饭，不是挺好的吗？我想归想，但没说出口。我正开始祈祷我们不必发言整场讨论就此结束，这时利努斯用他那敏锐又天真的目光盯上了我们。

客厅传来海蒂的哭声。我又一次想到了万妮娅。通常这种情况她的解决之道是与别人做一模一样的事。如果人家拉出椅子，她也拉出椅子，如果人家坐下，她也坐下，如果人家笑，她也笑，哪怕不明白他们为什么笑。如果人家高喊着什么乱跑，她也高喊着什么乱跑。这就是她的方法。但被斯黛拉看穿了。有一次我刚好在，只听她说：你就知道学我们！你是鹦鹉！鹦鹉！这并未阻止她继续如此，因为实践证明这种方法此前一直极为有效，但斯黛拉当权后，对她可能的确有所抑制。我知道万妮娅理解个中奥妙。有好几次她对海蒂说了同样的话，说她学她，说她是鹦鹉。

斯黛拉比万妮娅大一岁半，万妮娅对她最为仰慕。她能做上跟班全仗斯黛拉的恩典，而斯黛拉对幼儿园的所有孩子都有这样的控制力。她是个漂亮的小孩，金色的头发，大大的眼睛，穿衣打扮总是得体又引人注目，而她身上的那点儿残忍，与同样处在等级体系最上层的其他孩子们的作为相比，既不更坏，也不更好。这并非我看她不顺眼的原因。对我而言，问题在于她太清楚自己对成年人的影响力了，还有她利用这种迷人的天真无邪时所采取的方式。在我出于义务到幼儿园上工期间，我是从不吃她这一套的。不管她在提出要求时怎样冲我忽闪亮晶晶的眼睛，我都不为所动，漠然视之，她无疑感到不解并使出双倍力气，对我发动魅力攻势。有一次幼儿园放学，她跟我们一起去了公园。她和万妮娅并排坐进双人童车，而我一只手抱着海蒂，另一只手推车。离公园还有几百米远，她就跳出去了，要跑完最后一段距离，我对此反应激烈。我把她叫回来，告诉她老老实实地坐进童车，直到我们抵达公园，这里到处都是汽车，她看不见吗？她惊讶地看着我，她不习惯这种腔调，尽管对自己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满意，我还是认为一个“不！”字真算不上这小崽子可能会碰到的最糟糕的事。但她怀恨在心。半个小时过后，我抓住她们的脚，让她们在空中转圈，这给她们带来了巨大的快乐，然后我又跪下和她们战斗，万妮娅喜欢这样玩，尤其是助跑之后冲上来把我撞倒在草地上，轮到斯黛拉她却一脚踢在我小腿上，踢一次没关系，两次也没事，但她第三次这么干的时候我告诉她：很疼，真的很疼，不要再踢了，斯黛拉。这些话她当然是不听的，这事已经变得让人兴奋了，于是她又一次踢了我，还伴随着响亮的笑声，一向模仿她的万妮娅也笑起来了，因此我站起身，抓住斯黛拉的小腰，让她立正。“听着，你这小屁孩，”——我很想那样说，如果不是再过半个小时她妈妈就要来接她的话，我真就那么说了——“听着，斯黛拉，”事实上我这样说，语气严厉，带着不悦盯住她的眼睛，“如果我说不要，那就是不要。听懂了吗？”她低着头，拒绝回答。我托起她的下巴：“听懂了吗？”我再次问道。她点点头，于是我放开她：“我要去那边的长椅上坐着。你妈来之前你们自己玩吧。”万妮娅冲我做了个不解的表情，但随即又笑着跟在斯黛拉身后。对她来说这样的一幕每天都会上演。幸运的是斯黛拉马上把此事抛到了脑后，因为事实上我这是在薄冰上滑轮滑——万一她哭起来、叫起来，我到底该怎么办？但她和万妮娅一起跑到小孩成群的大“火车”那里去了。她母亲来的时候，手里有两杯拿铁。平时她一到我就走，但她递给我一杯咖啡，我没了选择，只能坐下，一边听她唠叨自己的工作，一边眯起眼睛看着十一月的太阳，并不时朝孩子们的方向瞟上一眼。

在幼儿园上工的那个星期，我和一个正常的上班族差不多，基本上按部就班；我以前在公共机构有过不少工作经验，所以很快摸清了路数，老师们都不习惯看到这样的家长，能给小朋友穿衣服，脱衣服，换尿布，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做游戏，我都不是生手。很自然，孩子们以不同的方式对我的出现作出了反应。例如，其中一位到处瞎晃的小朋友，他一个朋友都没有，是个又瘦又小的男孩，一头白发，随时想爬到我腿上，要么让我讲故事，要么只是在我腿上干坐着。还有一位，别人都走了以后我陪他玩了半个小时，他母亲迟到了，我们玩海盗船的时候他把母亲没来的事忘得一干二净；我不断加入了新的特色，比如鲨鱼、抢劫艇和火，让他大喜过望。第三个男孩就不一样了，他年龄最大，马上发现了我的弱点，我们在桌上吃饭的时候他从我口袋里抢走了一串钥匙。事实可以简单看作即使我已经生气了，但也没有约束他的行为，这令他得寸进尺。首先，他问我里面有没有汽车钥匙。我摇摇头，他问我为没什么没有。我说我没买汽车。他问为什么没买。我说我没有驾照。他说你不会开车？他说你不是大人吗？所有大人都会开车对不对？然后他把这串钥匙在我眼皮底下晃得叮当乱响。我由他闹，心想他很快会感到厌倦，可他没有，反而越发起劲。他说我抢了你钥匙，你拿不着。他不停拿钥匙在我眼皮底下叮叮叮。别的孩子看着我们，三位老师也在看。我错不该猛地出手去抓钥匙，他及时往回一缩，把钥匙收回去，接着大笑，奚落我。哈哈哈，你够不着！他欢叫着。我尽量不表现得气急败坏。他开始啪啪地往桌子上摔钥匙。我说：别这样做。他仍然厚颜无耻地笑着，不肯停手。一位幼儿园的老师告诉他住手，他这才停下，但是继续在手里晃着钥匙。他说你永远也够不着。这时万妮娅突然插话了。

“把钥匙还给爸爸！”她说。

这是什么情况？

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再度埋头吃饭。但小恶棍继续捉弄我。叮叮叮，叮叮叮。我决定钥匙先让他拿着，吃完饭再说。喝了点儿水，我发现自己为了这样一件小事居然脸莫名其妙地红了。是不是让幼儿园的园长，那个什么奥拉夫，看见了？不管怎么说，他命令约克把钥匙还给我。约克立马照办，一点儿不拖泥带水。

我在整个成年生活中始终与他人保持着距离，这是我一向的处理方式，因为在思想和感情的世界里我和别人的亲近已经到了难以置信的程度，当我内心有情感的爆发，他们所需做的只是轻蔑地扭过脸去。这种亲近自然也说明了我与儿童之间的关系，我可以坐下来和他们玩耍，但是由于他们不具备成年人才有的谦恭与礼貌的外表，意味着他们能无拘束地刺穿我个性的外部屏障，进而随心所欲地大肆破坏。当这一切开始的时候，我仅有的防卫措施要么是纯粹的身体力量——这我可不能用；要么只能假装满不在乎——这也许是最好的办法，可我实在不擅此道，因为孩子们，至少是他们当中最机灵的，会立刻发现我在他们面前是多么不安。

唉，真是毫无威风可言！

突然一切都颠倒了。我，一个对万妮娅上的幼儿园没有好感的人，只想让它为我照看万妮娅，好让我每天能有几个小时安安静静地工作，不必知道她在做什么，她怎么样；我，一个在生活中不想要任何密切关系的人，一个得不到足够距离也得不到足够孤独的人，却一下子不得不到那儿上一个星期的班，什么都得过问，可是这事儿不会到此为止，因为你送孩子、接孩子的时候，通常都会在游戏室、餐厅或是他们所在的其他地方坐上几分钟，跟别的家长聊聊天，也许还要和孩子们玩一会，一整周里天天如此……通常这件事我会尽量速战速决，不等有人注意，赶快接上万妮娅，给她穿好外套就走，可仍然不时在过道里陷入困境，交谈开始了，然后突然之间，我发现自己坐在一张又矮又深的沙发上，不断就某件事向他人发出附和，而人家对我的一切毫无兴趣，那些无礼的孩子则对我又拉又拽，想让我扔，让我抱，让我甩，至于约克——顺带说一句，他爸爸是和蔼的、喜欢读书的银行家古斯塔夫——只是喜欢拿尖尖的东西扎我而已。

在桌边挤在别人中间吃着蔬菜，脸上挂着勉强但谦恭的微笑，一起度过星期六的下午和晚间，这也属于同样的义务。

埃里克从台面上方的橱柜里拿下一摞盘子，弗丽达数着刀叉。我喝了一小口酒，能感到自己有多饿。斯黛拉在门厅止步，红扑扑的脸蛋挂着细小的汗珠。

“现在能吃蛋糕了吗？”她叫道。

弗丽达朝她转过身。

“快了，宝贝。咱们先得吃点儿正经的食物。”

她将注意力从孩子们身上转向坐在桌边的人。

“食物好了，”她说，“大家随意。那边有盘子和餐具。也可以替孩子们拿点儿吃的。”

“啊，有吃的太好了，”利努斯说完站了起来，“都有什么？”

我本来计划多坐一会儿，等不用排队再说。当我看到利努斯端着豆子、色拉、总少不了的蒸粗麦粉和我猜是砂锅鹰嘴豆的热食回来时，便起身走进厨房。

“食物在那边。”我告诉正站着和米娅聊天的琳达，她抱着海蒂，万妮娅搂着她的两条腿。

“咱们换换？”我说。

“好，太好了，”琳达说，“我快饿死了。”

“现在能回家吗，爸爸？”万妮娅问。

“可是咱们要吃饭了呀，”我说，“后面还有蛋糕呢。我帮你拿些食物好不好？”

“什么都不想吃。”她说。

“我还是给你拿点儿。”我说着，一边牵起海蒂的胳膊。“你和我一起。”

“对了，海蒂吃了根香蕉，”琳达说，“不过她可能也想来点儿食物。”

“过来，特雷莎，咱们去给你拿点儿吃的。”米娅说。

我跟上她们，抱起海蒂站进队列。她头靠在我肩膀上，只有累的时候她才会这样做。衬衣粘在我胸前。我看到的每张脸、每道目光，听到的每个声音，都像铅块一样压着我。每当人家问我问题或我问人家问题，字字句句都好像马上要爆炸似的。海蒂让事情变得轻松：有她在手就像一种保护，既因为我有事情要忙，也因为她的在场分散了别人的注意。他们对她微笑，问她累不累，摸摸她的脸蛋。我与海蒂关系中的很大一部分，以我抱着她为基础。这是我们关系的依据。她总想让我抱着，从来不愿走路，只要一看见我就举起双臂，只要获准离地坐进我怀里，露出开心的笑。我也喜欢让她紧挨着我，这个长着大大的眼睛和贪婪的嘴巴、胖嘟嘟的小东西。

我往盘子里舀了些豆子、两勺砂锅鹰嘴豆和一份蒸粗麦粉，端着它们进了客厅，孩子们围坐在屋中央一张矮桌边，身后是伺候他们的父母。

我刚把盘子放到万妮娅面前，她马上说：“什么都不想吃。”

“那好吧，”我说，“不想吃就不吃。你觉得海蒂想不想来一点儿？”

我用叉子舀了几颗豆子，举到海蒂嘴边。她紧紧闭上嘴巴，把头扭到一边。

“吃点儿吧，”我说，“我知道你们饿了。”

“我们能玩火车吗？”万妮娅问。

我看看她。通常这种情况她不是盯住铁路模型，就是仰起脸看着我不停地哀求，这一次她却直视着前方。

“当然可以。”我说。我把海蒂放下，走到房间角落，不得不膝盖顶着身体，几乎顶到胸口，才能在小小的儿童家具和一堆玩具盒子之间挤出一点儿空间。我拆开铁路模型，一片一片递给万妮娅，她已经厌倦了重新组装。零件不对时，她就用尽全力把它们按到一起。我等着，眼看她开始发怒要把零件扔出去，才出手干预。海蒂老想掀翻铁轨，我四下打量想找个东西来分散她的注意力。拼图怎么样？来个毛绒玩具？一匹长着大睫毛和长长的粉红人造鬃毛的塑料小马？统统让她扔了出去。

“爸爸，帮帮我行吗！”万妮娅叫道。

“当然行，”我说，“你看，咱们在这儿搭一座桥，然后火车就能从桥上开过去，还能走桥下。肯定好玩，对不对？”

海蒂抓起一片桥。

“海蒂！”万妮娅叫道。

我从海蒂手里拿桥，她开始尖叫。我抱过她，站起身。

“我拼不起来！”万妮娅说。

“我马上回来。把海蒂给妈妈就回来。”我说，然后像一个很有经验的主妇那样背着海蒂去了厨房。琳达在和古斯塔夫聊天，山猫所有的家长里唯一一个从事传统职业的就是古斯塔夫，不知道为什么，琳达跟他很谈得来。他天性快活，容光焕发，身材矮小但结实强壮，保持着衣着整洁，脖子粗，下巴宽，脸虽然胖，但显得爽朗，喜气洋洋。他喜欢聊读过的书，刚刚读了理查德·福特的作品。

“真是棒极了，”他会这样说，“你读过吗？写的是一位房地产经纪人，很普通的男人，没错，还有他的生活，那么平凡，那么普通。福特抓住了美国的灵魂！美国的调子！美国的脉搏！”

我喜欢他，特别是他的正派，这可以不必太复杂地归功于他有一份简单诚实的工作，而我的朋友们无一具备，尤其我自己。我们同龄但是我认为他在外表上要老十岁，他的那种老成正是我小时候父母那一辈的样子。

“我看海蒂很快就该睡觉了，”我说，“她好像累了。可能也饿了。你能带她回家吗？”

“好的，吃完就走，行吗？”

“当然行。”

“现在我可是亲手翻过你的书了！”大卫说，“我去书店来着，正好看见它。感觉很有趣的样子。出版社是诺尔斯泰特吧？”

“是的，”我强作笑颜说道，“是他们出的。”

“这么说你没买喽？”琳达问，声音里不无笑谑的腔调。

“没，暂时没买，”他边说边用餐巾纸抹了抹嘴，“写天使的对吗？”

我点点头。海蒂在我怀里往下滑，我再把她抱起来时发现她的尿布沉甸甸的。

“我给她换完尿布你们再走，”我说，“你带了尿布包吧？”

“带了，放在门厅里。”

“那好。”我说完便去拿尿布。万妮娅和阿基里斯正在客厅里疯跑，从沙发跳到地板上，大声笑着，爬起来再跳。我感到胸口涌起一股暖流。我俯身去拿尿布和湿巾的时候，海蒂就像考拉一样紧抓着我。卫生间里没有母婴台，于是我把她放到瓷砖地上，脱掉她的长袜，撕下尿布顶端的胶纸丢进洗脸池下方的废纸篓。我做这一切的时候，海蒂一直用一种严肃的表情看着我。

“只有嘘嘘！”她说。然后她把头扭到一边，盯着墙看，显然对换上干净尿布一事无动于衷，从婴儿时起她就是这样的态度。

“好啦，”我说，“大功告成。”

我抓住她的双手拉她起身，然后叠起她稍微有点儿湿的紧身裤放到婴儿车的袋子里，又找出一条运动裤给她换上，然后是有泡泡衬里的棕色灯芯绒夹克，这是一周岁生日时英韦送给她的。我正在给海蒂穿鞋时，琳达进来了。

“我也很快就走。”我说。我们亲了一下。琳达一手拿着袋子另一只手抱起海蒂，然后她们走了。

万妮娅高速跑过过道，身后紧跟着阿基里斯，冲进一间想必是卧室的房间，没过多久里面传出她过度兴奋的声音。既然走回去再坐到厨房桌边的想法没有什么切实的吸引力，我便推开卫生间的门，把自己锁在里面一动不动站了几分钟。然后我用冷水洗了脸，拿一块白毛巾仔细擦干，然后接上了镜子里的自己的目光，它如此阴郁，表情因为沮丧而如此僵硬，这幅脸孔让我心生戒备。

厨房里没人注意到我回来了，只有一个表情严峻的小个子女人透过眼镜盯住我看了一小会儿，她留着短发，一副朴素、呆板的模样。她想干什么？

古斯塔夫和利努斯正在讨论退休后的安排，穿五十年代衬衫、郁郁寡欢的男人让儿子坐在他腿上，那是个顽皮的男孩，长着几近白色的金发，正和他讨论马尔默足球队，弗丽达在跟米娅聊她和一些朋友打算发起的俱乐部性质的晚会。与此同时，埃里克和马蒂亚斯比较着电视屏幕的优劣，利努斯也想加入这一讨论，他偶尔盯着古斯塔夫，偶尔快速瞥他几眼，我看出这是他不想显得有失礼貌。那个留短发的女人是唯一一个没有加入聊天的，就算我想方设法不往那个方向看，她还是从桌对面探身问我对幼儿园满不满意。我说我满意。我又说，也许园里要做的事儿确实多了一点儿，不过多投入一些时间肯定是值得的，你可以了解孩子们的小伙伴，我认为这是好事。

她对我的话报以淡淡的一笑。肯定有什么事情让她伤心，让她发愁。

“搞什么？”利努斯突然说道，同时猛地推开他的椅子，“他们在那儿干什么？”

他起身走进卫生间。片刻之后，他押着身前的万妮娅和阿基里斯出来了。万妮娅脸上笑得开了花，阿基里斯却是一副有罪的模样。他身上小西装的两只袖子已经湿透，万妮娅光着的胳膊因为有水也反着光。

“我进去一看，他俩的手都插在马桶里，要多深有多深。”利努斯说。我和万妮娅对视了一下，没忍住笑了出来。

“咱们得把这衣服脱掉，年轻人，”利努斯说着，便领阿基里斯往门厅的方向走，“你可得好好洗洗手。”

“你也一样，万妮娅，”我边说边站起来，“我跟你一起去卫生间。”

她把两条胳膊伸到洗脸池上方，仰起脸看着我。

“我在跟阿基里斯开玩笑！”她说。

“我看出来了，”我说，“那你也用不着把手伸到马桶里啊，对不对？”

“是不用。”她说完，哈哈大笑。

我在水龙头下打湿双手，抹上肥皂，从指尖到肩膀给她洗胳膊，然后擦干，又亲亲她的脑门，这才带她出来。我坐下时堆起的歉意的微笑其实毫无必要，没人有兴趣过问这个小小的插曲，连利努斯也是，他一回来就接着讲起了在泰国看见猴子围攻一个男人的故事。其他人大笑而他一丝笑意都没有，好像在吸收大伙的笑声来让这故事持续焕发活力，笑声确实起到了效果。大伙又一次爆出大笑，这时他才露出笑容，只是浅浅的，不是为他的机智而笑，我意识到是因为他对自己引发的欢声笑语感到惬意，才露出了更像在表达满足的那副表情。“就这样，就这样，就这样。”他边说边伸出一只手在空中挥着。那个表情严峻的女人本来一直看着窗外，现在拉过椅子，再度从桌面上倾过身。

“有两个年龄这么近的孩子不容易吧？”她问。

“也是，也不是，”我回答，“有点儿磨人。但两个还是比一个好。一个小孩的情况好像有点儿可悲，要我说……我一向觉得我得要三个孩子。这样他们做游戏就会有很多组合。孩子们在和父母面对面时也能有人数上的优势……”

我笑了。她什么都没说。我突然意识到她只有一个孩子。

“不过只有一个也挺好的。”我说。

她用一只手撑住下巴。

“但是我希望古斯塔夫有个弟弟或妹妹，”她说，“只有我们俩，太不容易了。”

“一点儿也不，”我说，“他在幼儿园会有很多小伙伴，那样也挺好的。”

“问题是我还没有丈夫，”她说，“所以这是不可能的。”

这他妈的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对她投以同情的目光，一边努力集中注意力不让自己的眼神四处游移，通常这种时刻很容易发生这样的事。

“我也没法想象我见的那些男人能给我孩子当父亲。”她接着说。

“别瞎说，”我说，“这些事情自然会有答案的。”

“我不相信他们做得来，”她说，“不管怎么样，还是谢谢你。”

我眼角的余光探知到有物体在移动。我扭头朝门的方向看。是万妮娅过来了。她在我身边停下脚步。

“我想回家，”她说，“咱们现在能走吗？”

“得再多待一小会儿，”我说，“很快就要上蛋糕了。你也想来一点儿对吗？”

她没有回答。

“你想坐我腿上吗？”我问。

她点点头，我移开酒杯，把她抱上来。

“你跟我坐一小会儿，然后咱们再进去。我可以跟你待在一起。行吗？”

“行。”

她坐在我腿上，看着桌边的其他人。我想知道她在想什么。她怎样领会眼前这一切？

我观察着她。长长的金发已经过了肩膀。小鼻子，小嘴，两只小小的耳朵都有小精灵似的尖角儿。那双总让情绪暴露在外的蓝眼睛有点儿轻微的斜视，因此戴上了眼镜。一开始她为之骄傲，现在生起气来头一件事情就是把眼镜摘掉。也许这是因为她知道她戴眼镜对我们很重要，是这样吗？

和我们在一起，她的眼睛是活泼而喜悦的，除非她大发脾气时给眼睛上了锁，变得不可接近。她有极为戏剧化的性格，可以用自己的喜怒统治全家，她用玩具上演一出出关系复杂的大戏，也喜欢听故事，但看电影更让她乐在其中。她尤其偏爱那些性格鲜明、情节曲折的影片，为之苦思冥想并和我们反复讨论，时常提出问题，不时重述剧情也会令她快乐。有一段时间，她对林德格伦笔下的马迪根特别着迷，忍不住跳下椅子闭起眼睛躺到地板上，由我们扶起她。我们必须先以为她死了，再发现她只是昏倒和有脑震荡，她闭着眼睛耷拉着胳膊，我们抱起她放到床上，她要连躺三天；要是我们把电影里这一幕悲伤的主题曲也哼出来，这一切会更合她心意。然后她一跃而起冲向椅子，将一切从头来过。在幼儿园的圣诞晚会上，她是唯一一个对掌声鞠躬致谢，且显然为受人关注感到开心的孩子。对她而言，事物的概念常常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就拿糖果来说，她能谈一整天，巴望得到一些；但是等到糖果装在碗里放到她面前，她只是稍稍尝点味道便很快吐掉。不过她不懂得从经验中学习，下个星期六她对神奇糖果的期待会再度高涨。她非常想滑冰，但我们一踏上冰场，穿着外婆给买的冰鞋、头上戴着小号的冰球头盔的她竟然气得直哆嗦，因为她意识到自己根本站不住，而保持平衡好像也没法很快就学会。因此，发现自己竟然会滑雪实在让她喜出望外，那一次是在她奶奶家的花园里，我们找了一小块雪地想试试她刚得到的滑雪装备。然而还是老样子，滑雪的概念和学会滑雪的喜悦大过了实际滑雪的本身，不用滑她也能得到莫大的快乐。她喜欢和我们一起旅行，喜欢看到新的地方，也会在之后好几个月里谈论所经历的一切，但她最喜欢的无疑还是和小朋友们一起玩。对她来说，幼儿园别的孩子能和她一起回家是特别棒的经历。本亚明第一次来之前，她整晚走来走去检查自己的玩具，固执地担心它们不合他的心意。她那时刚满三岁。可他一来他们马上打得火热，先前的所有顾虑都在一连串的激动和兴奋中一扫而空。本亚明对父母说，万妮娅是幼儿园里最可爱的女孩；当我转告她时，她正坐在床上玩芭比娃娃。她用一种我前所未见的态度给出了反应。

“你知道本亚明怎么说的吗？”我在过道里问。

“不知道。”她边说边抬头看着我，突然来了兴致。

“她说你是幼儿园里最可爱的女孩。”

我从来没见过她脸上洋溢着这样的光彩。她因为幸福而面色发红。我知道琳达和我谁也说不出能让她这样高兴的话，也马上清楚地意识到她并不属于我们。她完全掌握着自己的人生。

“他说什么来着？”她说。她想再听一遍。

“她说你是幼儿园里最可爱的。”

她的笑容羞怯但快乐，我也为之高兴，然而也有一片阴云笼罩着我的幸福，她是不是太早过于看重别人的想法和意见了？难道不是一切来自于她自己、植根于她自己才好吗？还有一次，她也像这样让我感到惊讶，那是在幼儿园，我去接她，她沿着走廊跑过来，问我斯黛拉过一会儿能不能和她一起去骑术学校。我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这必须提前安排，必须先跟她父母打招呼。她站着听我这样说完，明显感到失望，但当她走过去把这消息告诉斯黛拉的时候并没有使用我的理由。我听到了。当时我正在走廊里到处找她的雨具。

“你去马校肯定会觉得有点儿无聊，”她说，“只在旁边看着，一点儿也不酷。”

这样的思维方式，即优先考虑别人的反应，我也在自己身上发现了，当我们冒雨走向人民公园时，我很想知道她是怎样学会的。它就在那儿吗，围绕着她，看不见但是存在着，如同她呼吸的空气？抑或得自遗传？

我从未透露过关于孩子的这些想法，当然对琳达除外，因为这些复杂的问题只属于它们所在的地方，在我心里、在我和琳达之间。在现实中，在万妮娅生活的那个世界，每件事都很简单，都能找到简单的表达方式，复杂性只在所有这些部分汇总时才会出现，她对此自然一无所知。关于孩子我们谈得再多也无助于日常生活，事事一团糟，常常濒于彻底的混乱。我们和园方第一次的所谓“发展谈话”时，谈及很多情况万妮亚的情况，她不与老师交流，不愿坐到老师腿上，不愿让老师做出轻拍轻抚的动作，以及她的腼腆。他们说，我们应该努力让她变得强硬，教她在游戏中扮演更具支配性的角色，采取主动，多跟人讲话。琳达说，万妮娅在家里足够强硬，所有游戏都要当头儿，总是表现出主动，讲起话说个不停。他们告诉我们，她在幼儿园说话极少，而且说不清楚，不正确，她的词汇量还不够多，他们很想知道我们有没有考虑过语言障碍矫治。谈话至此，他们递给我们一份本城语言矫治师的宣传册。这个国家的人真是疯了，我心想，语言矫治师？难道要把一切都制度化吗？她才三岁！

“不，不考虑语言矫治，”我说，直到此时都是琳达在负责讲话，“顺其自然就好。我三岁才会说话。之前我什么也说不出来，只能讲一些单字，除了我哥哥谁都理解不了。”

他们笑了。

“我一开始说话就说得很流畅，往外冒长句子。每个人情况都不一样。我们不会送她去看语言矫治师。”

“好的，这由你们做主。”园长奥拉夫说。“但这本小册子你们可以拿着，不妨再考虑考虑。”

“好的。”我说。

我把她的头发拢在手里，用一根指头抚摸她脖子和脖子根儿。平时她很喜欢我这样做，尤其是入睡前，直到她完全平静。但这一次她扭动着躲开了。

桌子对面，那位表情严峻的女人已经开始和米娅投入交谈，米娅对她给予了一心一意的关注，与此同时弗丽达和埃里克正在收走盘子和餐具。下一个环节是白色的多层蛋糕，上面装点着树莓和五只小蜡烛，骄傲地立于台面，旁边有一排方形纸盒，里面装着布拉沃牌无糖苹果饮料。

古斯塔夫到目前为止一直坐在我旁边，半个身子背对着我。现在他转过身看着我们。

“嗨，万妮娅，”他说，“玩得开心吗？”

万妮亚没有应声回答，也没看他，于是他看了看我。

“改天你一定要来我们家，跟约克一起玩，”他说着冲我眨了下眼，“愿不愿意？”

“愿意。”万妮娅看着他说，眼睛突然睁大了。约克是幼儿园里最大的孩子，去他家可是她想不都敢想的事。

“等我们安排好了就来。”古斯塔夫说。他举起酒杯喝了一大口红酒，然后用手背擦了擦嘴巴。

“这么说，你在写新东西？”他问道。

我耸耸肩。

“对，正在忙这个。”我说。

“你在家工作？”

“对。”

“你是怎么干的？坐下来等着灵感出现？”

“不，那样没用。我必须像你一样每天工作。”

“有意思。有意思。在家里分心的事不多吧？”

“我应付得了。”

“那当然。那当然……”

“大伙都到客厅里吧，”弗丽达说，“一起给斯黛拉唱个歌。”

她从口袋里拿出打火机，点着了五根蜡烛。

“多漂亮的蛋糕啊。”米娅说。

“就是，”弗丽达说，“而且健康。奶油里基本上一点儿糖都没有。”

她端起蛋糕。

“埃里克，你能进去把灯关掉吗？”她说。大家从座位上起身，离开房间。我跟在后面，牵着万妮娅的手在最远处找到个靠墙的位置，这时弗丽达端着点亮的蛋糕走进了黑暗的客厅。一走到桌子边的人能看到的地方，她唱起了《是的，祝她长命百岁》，其他大人立刻开始合唱，生日歌响彻小小的房间，弗丽达将蛋糕放到斯黛拉面前的桌上，她睁着亮闪闪的眼睛看着它。

“现在就吹吗？”她问。

弗丽达一边唱歌一边点头。

然后全体鼓掌，我也鼓了。接下来灯光恢复，又花了几分钟的时间切蛋糕给孩子们分发。万妮娅不想上桌，要靠墙坐到地板上。我们就此安营扎寨，蛋糕盘子放在她腿上。这时我才注意到她脚上没穿鞋。

“你的金鞋在哪儿？”我问。

“愚蠢的鞋。”她说。

“不，不愚蠢，很可爱，”我说，“那是正宗的公主鞋！”

“愚蠢的鞋。”她再次说道。

“可它们在哪儿？”

她不答话。

“万妮娅。”我说。

她抬头看着我，满嘴白奶油。

“那边。”她说，朝另一个房间点点头。我起身走进去，看了一圈，没鞋。我走回来。

“你把鞋放哪儿了？我到处都没找着。”

“花旁边。”她说。

花？我走回去，把窗台上各个花盆之间看了一遍，不在那儿。

她说的会不会是丝兰？

果然。它们就在花盆里。我抓起鞋，把土掸回花盆里，又去卫生间擦掉剩下的土，然后搁到放她外套的椅子下。

蛋糕这个插曲占据了所有孩子的注意力，也许这会给她一个机会重新开始，我想，过会儿大概能容易一些。

“我也要来块蛋糕，”我对她说，“我就在厨房坐着。如果想要什么就过来找我，好吗？”

“好的，爸爸。”她说。

根据挂在厨房门口的钟现在刚六点半。还没有人告辞，那么我们也得等一会儿再走。我在操作台上给自己切了薄薄一小片蛋糕放进盘子里，再坐到桌子另一边。我的座位被别人坐了。

“还有咖啡，你想喝吗？”埃里克问。他看着我，脸上带着一种意味深长的微笑，好像在这句问话和他的言语里还有比所闻所见更多的东西。就我所知，这是他为了让自己看上去举足轻重而耍的把戏，类似平庸作家要赋予其小说无比的深刻时使用的伎俩。

不然就是他确实看出什么来了？

“好的，谢谢。”我说，然后起身从杯子堆里拿了一只，从附近灰色的斯泰尔通壶里加满咖啡。等我回座位，他正往门外走。弗丽达在谈她刚买的咖啡机，贵得让她下了狠心，但她不后悔，钱花得绝对值，咖啡棒极了，为这样的东西放纵一下自己还是很重要的，也许比正常的想法还要重要呢。利努斯谈起了他以前看过的喜剧小品《史密斯和琼斯》的一集，两个家伙坐在桌边，面前摆着一只滤压式咖啡壶，一个人往下按活塞，但每样东西包括咖啡粉都给压下去了，最后壶里什么都没了。没人笑，于是利努斯缩起肩膀，扬起双手。

“一则单纯的咖啡轶事，”他说，“谁还有更好的？”

万妮娅站在门厅。她的目光慢慢滑过餐桌，看到我她走了过来。

“你想回家？”我问。

她点点头。

“好的，你猜怎么着？”我说，“我也想。我先吃掉这块蛋糕，再喝掉这杯咖啡。现在你想坐我腿上吗？”

她又点点头。我把她抱上来。

“很高兴你能来，万妮娅，”桌子对面的弗丽达微笑着对她说，“很快就到钓鱼时间了。你也想参加，对吗？”

万妮娅点点头，弗丽达转回到利努斯的方向。她看过一部HBO的电视剧，利努斯没看过，于是她对它赞不绝口。

“你想参加吗？”我问，“咱们要等钓鱼比赛开始再走吗？”

万妮娅摇了摇头。

玩游戏时，每位小朋友都能拿到小鱼竿，把它甩过挂起的被单，后面有位大人等着往上挂礼包，里头装着糖果或小玩具一类的东西。这户人家大概会往里装豌豆或菜蓟吧，我一边这样想一边操控叉子，向下越过万妮娅抵达蛋糕盘，用叉子边儿切下一块——白色奶油下的褐色脆皮，黄色的内层，带着果酱的红色条纹——再扭转手腕，让这块蛋糕平躺在叉子上，上抬，越过万妮娅，将它插进本人的嘴巴。底部太干，奶油里的糖又少得可怜，但是就着一口咖啡吃起来还不算太坏。

“想不想来一点儿？”我问。万妮娅点点头，我叉起一块喂到她张开的嘴里。她仰起脸笑了。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客厅，”我说，“那样咱们就能看看别人都在做什么。说不定还要一起玩钓鱼游戏呢。”

“你说过咱们要回家的。”她说。

“我是说过。咱们走吧。”

我把叉子放到盘里，喝光咖啡，放她落地，然后起身。四下看了看。没有遇到别人的目光。

“现在就撤。”我说。

正在这时埃里克进来了，他一手握着小竹竿，另一只手里拿着一个亨雪普超市的塑料袋。

“我们这就去玩钓鱼。”他说。

有些人站起来加入了游戏，剩下的坐着没动。没人注意到我已经说了再见。既然桌边各位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去了不同的方向，我认为没必要再说一遍再见了。于是我用一只手扶着万妮娅的肩膀带她往外走。埃里克在客厅里大喊：“钓鱼喽！”全体小朋友从我们身边急急经过，跑向过道尽头，一条白色被单作为遮挡挂在了两堵墙的中间。埃里克像牧羊人一样跟在他们身后告诉大家坐下。我站在过道里给万妮娅穿外套，正好能看到他们。

我替她拉上红色泡泡外套的拉链——衣服已经有些小了——再拿过波朗皮雷牌的红色羊毛帽子，戴到她头上，扣好颏带，靴子放到她身前，好让她自己把脚伸进去。等她穿好，我再从后面给她拉上靴子的拉链。

“好了，”我说，“现在要做的就是说谢谢，然后咱们就能走了。来吧。”

她朝我举起双臂。

“你能自己走吗？”我问。

她摇摇头，胳膊继续举在空中。

“好吧，”我说，“但是我自己得先穿好。”

在过道里，本亚明是头一个“钓鱼”的。他甩出鱼线，然后有个人——我猜是埃里克——在另一边抓住它。

“鱼上钩了！”本亚明大叫。

家长们脸上带笑靠墙站着，孩子们则在地板上大叫大笑。紧接着，本亚明使劲一拉鱼竿，一个红白相间、用衣夹固定的亨雪普袋子便飞过了被单。他取下袋子，走开几步再打开，既平和又安静；下一位小朋友是特雷莎，她在妈妈的帮助下抓过了鱼竿。我把围巾绕在脖子上，扣好去年春天大减价时在斯德哥尔摩的保罗·史密斯商店买的双排扣短外套，戴上同一个地方买的帽子，弯腰从墙边的鞋堆里找出我的鞋，那是一双黄鞋带的黑色威格，是我去哥本哈根参加书展时买的，我从来没喜欢过这双鞋，买的时候就不喜欢，现在它更为失色，因为我想到了书展上的灾难性遭遇，台上的主持人热情而富于洞见地问了我一个问题，我却不能聪明地作答。我之所以没有早早把这双鞋扔出去，只是因为我们手头紧。还有那么黄的鞋带！

我系好鞋带站了起来。

“我好了。”我说。万妮娅再次伸出双臂。我抱起她穿过过道，把头探进厨房看看，四五个家长还在聊天。

“我们走了，”我说，“各位保重，今天晚上很开心，谢谢了。”

“谢谢你才是。”利努斯说。古斯塔夫单手半抬致意。

然后我们进了过道。我拍拍弗丽达的肩膀，以引起她的注意。她正靠墙站着，面带笑容地全神贯注于地板上的游戏。

“我们走了，”我说，“谢谢你邀请我们。真是可爱的派对，非常棒的聚会。”

“可是万妮娅不钓鱼了吗？”她说。

我扮出一脸苦相，潜台词是“你知道小孩子做事有多莫名其妙”。

“也好也好，”她说，“好吧，感谢光临。路上小心啊，万妮娅！”

米娅搂着特雷莎站在一旁，说：

“等一下。”

她弯腰钻过被单，问蹲在地上的埃里克能不能给她一个礼包。他说当然可以，于是米娅把礼包给了万妮娅。

“给，万妮娅。你可以把这个带回家。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分给海蒂一点儿。”

“我不想。”万妮娅说着，把袋子抱在了胸前。

“非常感谢！”我说，“嗨多[2]，各位！”

斯黛拉扭头看见了我们。

“你要走，万妮娅？为什么？”

“再见，斯黛拉，”我说，“谢谢你邀请我们参加你的派对。”

我转身离去。走下黑糊糊的楼梯，穿过门厅，走到街上。说话声、喊叫声、脚步声和马达的声音在街道上此起彼落。万妮娅双手搂着我的脖子，脑袋靠着我肩膀。她平时不是这样的。海蒂才喜欢这样。

一辆出租车亮着顶灯快速驶过。一男一女推着婴儿车经过我们身边，女的扎头巾，很年轻，也许二十岁。他们走过去的时候她的长相我只看了个大概，不过她脸上擦了很厚的粉。男的岁数要大一些，我这个年纪，一直心神不安地左顾右盼。婴儿车很可笑，车轮部位伸出一根细细的、花茎般的杆子，上面是孩子的座兜。一帮十五六岁的年轻人从马路对面走过来，全是黑发、背头，黑色皮夹克，黑裤子，其中至少两人穿着商标印在鞋尖位置的彪马运动鞋，我一向觉得这愚蠢至极。金链子在他们脖子上轻轻摇晃，双臂难看地摆动着。

鞋！

该死，那双鞋还在别人家里。我停下了。

留在那儿行吗？

不行，那太说不过去了。我们就在门口。

“咱们得回去，”我说，“忘了拿你的金鞋。”

她挺直了身体。

“我不想要了。”她说。

“我知道，”我说，“可是咱们不能把鞋留在那儿。得拿回家，但你不必非得留着。”

我再度冲上楼梯，放下万妮娅，打开门走进屋里，目不斜视直接抓起那双鞋，但直起身时还是没躲过本亚明的目光。他穿着白衬衫坐在地上，一只手里拿着辆小汽车。

“嗨多！”他说，然后摆了摆另一只手。

我笑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