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当天上午我打扫公寓，出门采购晚餐，熨平白色大桌布，拿出加长餐桌的活动桌面，铺好，擦亮餐具和烛台，叠好餐巾，把装水果的碗放到桌上，这样在客人们七点钟登门的时候，这里将熠熠发亮，闪耀着中层阶级的体面。最先到的是安德斯和海伦娜，还有他们的女儿。海伦娜当初跟琳达的母亲上课时就和琳达认识了，虽然她比琳达大七岁，她们还是成了好朋友。安德斯和她相好已有三年。她是个演员，而他……嗯，要算某种罪犯吧。

我打开门时，他们站在楼梯间里，微笑着，脸冻得发红。

“嗨，老兄！”安德斯说。他戴了一顶有护耳的棕色皮帽，穿一件很大的羽绒衣，一双黑色的好鞋。优雅谈不上，但和海伦娜在一起，他还是能以某种古怪的方式跟她般配，海伦娜穿着白色外套和黑色靴子，头戴白色裘皮帽，自然十分优雅。

他们的女儿坐在身边的婴儿车里，目光严肃地打量着我。

“嗨。”我看着她的眼睛说。

她脸上的皮肉毫无反应。

“快进来！”我说着后退了几步。

“我们能把婴儿车拿进来吗？”海伦娜问。

“当然可以，”我说，“你感觉进得来吗？要不我把另一扇门打开？”

海伦娜往前推着童车，耐心地把它挤起门框之间，这时安德斯已经在走廊里脱下了自己的外衣。

“喜扭丽达[5]在哪？”他问？

“她在休息。”我说。

“都还好吧？”

“都还好。”

“太好了！”他边说边搓手，“外头真他妈的冷死了！”

海伦娜在我们眼皮底下进了门，双手紧紧抓着童车的扶手。她打开制动，抱出女儿，让她一动不动地站在地板上，然后给她摘掉帽子，拉开红色连衫裤的拉链。她下面穿着一件深蓝色的裙子、白色的连裤袜和白色的鞋子。

琳达从卧室出来了。她满脸笑容，先拥抱了海伦娜，她俩抱了很长的时间，盯着对方的眼睛看了又看。

“看你多漂亮！”海伦娜说，“你怎么打扮的？我记得我九个月的时候……”

“只是一件旧的孕妇装。”琳达说。

“是啊，可是你从头到脚都这么美！”

琳达开心地笑了，倾身向前抱了抱安德斯。“好大的桌子！”海伦娜一进客厅就大叫起来，“哇！”

我不太清楚自己该做什么，于是进厨房，作势要查看什么，或者说在等她们消停下来。很快我听到了另一声门铃。

“怎么？”我一开门盖尔就说，“你打扫完卫生了吗？”

“不知道你们俩要来，”我说，“咱们不是说的星期一吗？我们这儿正要开新年派对，所以我担心现在不是特别方便。可是我们说不准能把你塞进……”

“嗨，卡尔·奥韦，”克里斯蒂娜说着给了我一个拥抱，“你们一切都好吗？”

“都好。”我边说边退后，给他们腾出地方，好让琳达上前欢迎他们。又一轮拥抱，又一堆脱掉的鞋和外套，大家都进了客厅，安德斯和海伦娜的女儿已经开始到处乱爬，在最初的几分钟里她成了受人欢迎、惹人注目的焦点，此后的场面才渐渐安定。

“看样子，你们保持了圣诞节的传统。”安德斯说，他朝角落里那棵巨大的圣诞树点了点头。

“它花了我们八百克朗，”我说，“只要还有一丁点儿绿，它就得在那儿立着。我们家可不乱花钱。”

安德斯哈哈大笑。

“老板开始讲笑话了！”

“我什么时候都在讲笑话，”我说，“只有你们瑞典人听不懂我说什么。”

“好吧，”他说，“至少刚开始的时候我听不懂你的话。”

“所以你们给自己买了一棵暴发户的圣诞树，对吗？”盖尔说。另一边，安德斯以瑞典极为常见的方式讲起了混杂的挪威话，包含一个音调拉高的kjempe（大的），一个偶尔出现、瑞典人听起来十分滑稽的gutt（男孩），语调热情洋溢，每句话的结尾都要上挑。这跟我的口音没有任何关系，可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那就是“新挪语”。

“这是个意外，”我笑着说，“我承认，这么大一颗圣诞树确实有点儿让人难堪。可我们买下它的时候，它好像蛮小的，等把它搬进来才看清它多么巨大。不过我对比例的感觉一向有问题。”

“你知道kjempe是什么意思吗，安德斯？”琳达问。

他摇摇头。

“我知道avis。还有gutt。还有vindu。”[6]

“它跟jätte一样。jättestor就是kjempestor。”[7]

琳达认为我被冒犯了，还是怎么着？

“我花了半年才弄明白，”她接着说，“它的用法一模一样。肯定有很多词我以为自己懂，可其实不。真不敢想象两年前我还翻译了塞特巴肯的书。那个时候我一点儿挪威语都不懂。”

“伊尔达懂吗？”海伦娜问。

“她？不。她知道的比我还少呢。但是我不久以前又看了看前面几页，好像还行。对了，有一个词不好。一想到这个我就脸红。我把stue，意思是客厅，译成了stuga……所以变成‘他在stuga[8]里’，而这一段文字是说他坐在起居室里。”

“那么stuga用挪威语怎么说？”安德斯问。

“Hytte。”我说。

“噢，是hytte呀！好吧，当然有点区别……”

“可是还没有人说过什么呢。”琳达说。她大笑起来。

“有人想来点儿香槟吗？”我问。

“我去拿。”琳达说。

她回来的时候还一块拿了五个酒杯，然后开始拧松固定瓶塞的铁丝。她把脸微微扭开，眯起双眼，好像预感到了剧烈的爆发。最后噗地一响，声音里带着黏涩，瓶塞落入她的手中，香槟汩汩而出，她拿起酒瓶，对正一只只酒杯。

“你真行。”安德斯说。

“很久以前我在餐馆工作过，”琳达说，“但是有一样我总也做不来。我对深浅没什么概念，给客人倒酒总是把握不好。”

她直起身，把冒着气泡、嘶嘶作响的香槟挨个儿递给我们。她给自己倒了一杯软饮。

“干杯吧，幸会了各位！”

我们干杯。喝完香槟，我进了厨房准备龙虾。盖尔跟在我身后，坐到桌子边上。

“龙虾，”他说，“真不敢相信你这么快就适应了瑞典社会。你搬到这儿才两年，我来你家过除夕，你都能开始弄瑞典传统的新年食物了。”

“我又不是一个人。”我说。

“对。我知道，”他笑着说，“有一次我们还在家里过了个墨西哥圣诞节呢，克里斯蒂娜和我。我跟你讲过吧？”

“讲过。”我说，随即把第一只龙虾切成两半，放进盘子，再弄下一只。盖尔开始谈他的书稿。我用半只耳朵听着。噢，是吗？我偶尔搭一下茬，表示在听，可心思却在别处。他不能跟每个人谈自己的书稿，只有在这儿才有机会，所以等我出去抽烟，他便看到了时机。他已经写了一份初稿，为此花了十八个月，我已经看过并提了意见。我的评论既全面又详细，写了九十页，但不幸的是，批评的调子常常带着讽刺。我曾以为盖尔什么都能承受，可我早该知道没有谁能承受一切，最难的莫过于应对别人对自己作品的讽刺。可我控制不了自己，这跟我写审读报告时一样，讽刺挥之不去。他手稿的问题，他自己知道也承认，在于叙事与事件的距离过大，往往许多东西没有写出来。只有旁观者能对此给以纠正。这就是他的所得。但我总是带着讽刺，太多的讽刺……这大概出于我潜意识里的一种欲望，定要赢过他一次，让这个在别的方面向来门门拔尖的人低一回头，是这样吗？

不是。

不是？

“我正在祈祷，求你原谅。”我说着把第三只龙虾仰面摆好，切开肚皮位置的壳。这比蟹壳软，而黏滞度带来的某种感觉让我想到这是人工制品，像塑料一样。那红红的颜色不也带着某种非自然的性质吗？还有这么多微小、美丽的细节，如爪子上的凹槽和铠甲般的尾壳：它们看上去难道不像是在文艺复兴时期某个匠人的作坊里锻造出来的吗？

“你是该如此，”盖尔说，“为你堕落的、罪孽深重的灵魂念十遍《圣母经》。天天守着你的评论，任由自己受到嘲笑，这种日子你能想象吗？‘你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吗？’没错啊，我看我是……”

“那只是个技术性问题。”我一边说，一边用刀来回切着虾壳，抽空瞅了他一眼。

“技术性的？技术性的？你说得轻巧。你能花二十页描写一次厕所之旅，还能让读者欲罢不能。可你认为有多少人能这样做？如果他们有这个能力，会有多少作家会不这样做？你认为为什么有人肯花时间修改自己的现代主义诗歌，哪怕每页只有三个单词？这是因为他们没有别的选择。看在老天分上，过了这么多年你必须明白这一点。如果他们能做，那他们肯定会做。你能，可你对它并不认可。你看不起它，你宁愿耍聪明，用一种散文的风格来写。可散文人人都能写！这是天底下最容易的事。”

我看着白色的虾肉，红色的纤维——虾壳一破就会出现。隐隐闻见了海水的味道。

“你说你写作时看不到字母，对不对？”他接着说，“我除了那些该死的字母什么都看不到。它们纠缠在一起，像我眼前一张该死的蜘蛛网。什么东西都通不过，也出不去，你知道的，所有东西都往里头钻，就像脚趾甲长进了肉里。”

“你写了多久了？”我问，“一年？那不算什么。我现在已经写了六年，能拿得出手的东西只不过是一百三十页关于天使的愚蠢的散文。回到2009年，我更有可能为那个时候的你感到难过。我读过的那部分还是蛮好的。不可思议的故事，很棒的采访。细心核对一遍就行了。”

“哈！”盖尔说。

我把切成两半的龙虾装进盘子，虾壳朝上。

“你知道的，其实这是我唯一能拿得住你的地方。”我说着抓起最后一只龙虾。

“不是吧？”他说，“我至少还有一两件短处你是知道的，可千万不能让别人也知道。”

“噢，那个，”我说，“那完全是两码事。”

他大笑起来，声音响亮，发自肺腑。

随后的几秒钟，他一个字都没说。

他在生闷气吗？

我开始拿刀切龙虾了。

那是不可能说出口的。如果我伤害了他的感情，我也永远不会知道。他既骄傲又自负，既自大又忠诚。他失去了一个又一个朋友，也许正因为他总是不肯让步，而且从不惧怕说出自己的想法。没有人，或者说几乎没有人喜欢他的想法。一年前的冬天，我们之间出现了一种非常恶劣的气氛。只要我们上街，基本上都坐在酒吧的高凳上沉默无言，但凡说话，通常是他针对我或我家人的刻薄评论，而我也在竭力回敬。后来他突然没了消息。两个星期之后克里斯蒂娜打来电话，说他去土耳其做实地采访了，要走几个月。我很吃惊，因为这是个意料之外的变化，还有点儿受到冒犯的感觉，因为他对我只字未提。几个星期之后，我从一个住在挪威的朋友那儿听说，《每日评论》在巴格达采访了盖尔，他在那儿志愿当人体盾牌。我心里一乐，这真是典型的盖尔做派，可仍不明白他为什么对我保守秘密。后来我才知道自己有些地方惹得他生气，但我永远不会知道到底什么地方冒犯了他。过了四个月，经历了好几个星期的轰炸之后，他带着一大堆录满采访的微型卡带回到斯德哥尔摩，好像一下子恢复了活力。上一个秋天和冬天危机四伏的沮丧情绪一扫而空，我们也恢复了友谊，和好如初。

盖尔和我同年出生，在相隔只有几公里远的地方长大，我们分头生活在阿伦达尔城外的两座海岛——希斯岛和特罗姆岛，但是就在高中有可能把我们带到最初那个自然接触点出现之前，我早已去了克里斯蒂安桑。我第一次遇见他，是在卑尔根的一个派对上，我们都在那里上学。他处于阿伦达尔帮的外围，而我通过英韦和这帮同乡有些松散的联系，我跟他一说话，就感到他可能正是我一直没有找到的朋友，因为那个阶段，在卑尔根的头一年，我一个朋友都没有，整天跟英韦厮混。我们一起出去玩了几个晚上，他笑声不断，有一股我喜欢的“我乐意”的劲儿，对周围的人怀有真挚的兴趣，说起他们也头头是道。他是那种直抵核心的人，因此也是能左右局面的人。我找到了一个新朋友：这就是1989年春天包围着我的那种美好的感觉。可是后来我才知道，他还要继续闯荡，卑尔根不是他扎根的地方，考试一结束他便收拾行囊去了瑞典的乌普萨拉。那年夏天我给他写过一封信，可是从来没有寄出，再后来他就从我的生活和头脑中消失不见了。

十一年后，他给我寄了一本书，写的是拳击，名叫《断鼻子美学》。只读了几页，我便认识到他那种“我乐意”的态度和直抵核心的能力不仅完好如初，而且在我们的学生时代后还大有一番长进。他在斯德哥尔摩一家俱乐部打了三年拳击，就是为了近距离体验他要描写的故事背景。一些已经毁于福利社会的价值观，如男子气概、荣誉感、暴力和疼痛，还在那些场所保持着，而对我来说，有趣之处在于，用他们存留的那一套价值观、从那样一个角度看到的社会，是多么不同。艺术就是你在没有了从另一个世界带来的任何东西的前提下，直面这一个世界，去努力去看清它本来的面貌，也就是说，以其自身的条件观之，然后把它当做一个平台，再次远眺。于是一切看起来都不同了。盖尔在书中借助伟大的古典反自由主义文化，把他看到的和描述的东西联系起来了，其脉络从尼采和云格尔一直延伸到三岛和齐奥朗。里面没有可以买卖的东西，没有可以用金钱价值衡量的东西，设身处地，或者从这种观点出发，我发现很多范围广大的事物——过去我一直以为它们浑然天成，几同我自身的一个部分——其实正好相反，它们是相对的和偶然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盖尔的书对我而言变得重要起来，一如米歇尔·塞尔的《雕像》，让我们现下且一直沉浸其中的古老过去以一种令人惶恐的清晰浮现出来，米歇尔·福柯的《词与物》曾经同样对我非常重要，现时代与当代语言对我们的观念和现实概念的把握在书中得以明确呈现，我们看到一个概念上的、我们完全沉浸其中的世界怎样被另一个世界所取代。这些书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建立了一个外在于当前或处于其边缘的参照点，就像那家拳击俱乐部一样，是一块留存着近代或历史深处某些最重要价值观的飞地，到了这些地方，我们之所是或想象中的我们之所是完全转变了。也许我已经在朝着这一点慢慢前行，渐进地摸索着道路，几乎不为自己的思想所知，后来，这些书进入了我的生活，几乎是重重地落到我面前的桌子上，而某些新东西在我眼里变得清晰了。书常常产生当头棒喝的效果，它们赋予文字以我心目中曾经可疑的东西，感觉，预感。一种模糊的不安，一种模糊的不快，一种模糊的、无目标的愤怒。但是没有方向，不清晰，不确切。盖尔的书对我如此重要也和我们的背景如此相似不无关系——我们年龄一模一样，我们认识来自相同地方的相同的人，我们都把成年以后的时间用于阅读、写作和钻研——所以，他最后到了这样一种极为不同的境地，怎么可能呢？从我刚刚上小学的时候起，我，还有身边的所有人，就被鼓励要批判地、独立地思考。三十岁之前我一直没有做到，这种批判性的思考只有到了某一点才会发挥出益处，否则就转变到相反的方向变成一件恶事，甚至邪恶本身。有人也许会好奇，为什么这么晚？一部分原因在于我甘做追随者的天真性格，那种乡下表亲般的轻信，固然有可能对某些见解产生怀疑，却从不质疑这些见解的前提，因此从来不问“批判的”是不是真是批判的，“激进的”是不是真是激进的，“好的”是不是真是好的，而那些有智慧的人一旦脱离了自我沉醉的掌控，摆脱了年轻时受制于情感的观念，都会这样问；另一部分原因在于，像许许多多的同辈人一样，我是受过抽象思考训练的，也就是说可以从众多领域的众多思想流派获取知识，以一种多少有些批判的方式加以复述，乐于和其他的思想流派进行对照，然后据此评判，但有时这样做是为了我自己的见识，我自己对知识的好奇，这没有给我的心理带来逃避抽象的动机，以至于最终思考完全成了一种在派生现象中发生的行动，在哲学、文学、社会科学、政治学中出现的世界，然而我在其中居住、睡眠、进食、讲话、做爱和跑步的世界，那个有气味、有味道、有声音的，会下雨、刮风的世界，而那个你能在自己皮肤上感觉到的世界是被排除在外的，算不上思考的主题。其实我是思考那个世界的，但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一种更实际、每个现象逐一对待的方式，也是为了其他原因：当我在抽象现实中思考以图理解，我也在具体现实中思考以图应对。在抽象现象中，我能创建一个自我，一个有见解的自我；在具体现实中，我就是我，一个身体，一个目光，一个声音。这是一切独立的基础。包括独立的思想。盖尔的书不仅是关于独立的，也是展现独立的。他只描写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当他试图描写所见所闻的时候，所用方法是成为其中一员。这也是一种深思的形式，最贴近他要描写的生活。评判一个拳击手的永远不是他说什么或想什么，而是他做什么。

辩论嫌忌，对文字的不信任，一如皮浪和皮浪怀疑主义的观念；这是通往作家的道路吗？一切能用文字讲述的事也都能和文字相抵牾，那么论文、小说、文学的意义何在？或者换一种说法：不管什么东西，你说它是真的，但总有人说是假的。这是零点，由此出发开始散播的只能是零价值。但这不是绝地，对文学而言也不是绝地，文学不只是文字，文学是文字在读者身上唤醒的东西。正是这一种超越性让文学获得了存在的理由，而不是像许多人相信的那样是它自身形态的超越。保罗·策兰神秘的、密码般的语言与难解或密闭无关，恰恰相反，它关乎开放，那是语言通常无法触及的开放，但我们仍然在内心深处的某个地方知道它、认可它，如果还不知道，那就由我们去发现它。保罗·策兰的文字不可能与文字相抵牾。它们内含的东西是不可能转变的，词语只在那儿，在每一个理解它的人心里存在着。

与此相关，美术作品，某种程度上还有摄影作品，对我而言非常重要。它们不包含文字，没有概念，观看它们的时候，我的体验，让它们如此重要的体验，同样是非概念的。这其中有个毫无智性可言的愚蠢之处，我认知或接受起来仍有困难，但那可能是我想做的事情里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了。

读过盖尔的书六个月之后，我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给他，问他是否有意为《流浪者》写篇随笔，我当时在那儿做编辑。他说行，我们的邮件往来总是正式而务实。一年后，当我离开托妮耶，离开我和她在卑尔根共同的生活时，我写了电子邮件问他知不知道斯德哥尔摩有什么可以落脚的地方，他不知道，但是我在找房子期间可以跟他住。我愿意，我写道。那好，他写道，你什么时间过来？明天，我写道。明天？他写道。

过了数小时，乘坐卑尔根到奥斯陆的夜行火车和奥斯陆到斯德哥尔摩的早班火车，我拖着行李，从月台下到斯德哥尔摩火车站的地下通道，寻找足以把两件行李全装下的寄存柜。我一路上都在读书，避免去想前几天发生的事，每件事都是我离开的理由，可现在，置身于区间列车上下车的密集人流，我已经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不安。走进地下通道，我感到寒意直入心底。我把两件行李分别塞进两个寄存柜，又将两把钥匙装进我通常装家门钥匙的口袋，然后进了厕所，用冷水洗个脸，好让自己感觉多几分生气。我看着镜中的自己，端详了一会儿。我脸色苍白，略显浮肿，头发蓬乱，眼睛……是的，我的眼睛……它们凝视着，却是没有朝气也不外向的样子，虽然它们在寻找着什么，但更像目光所及的东西被吸进了眼底，仿佛它们吞噬着一切。

我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这样的目光？

我打开热水阀，双手放到下面冲了一会儿，直到热乎乎的感觉开始沿着手掌蔓延。我从纸筒里扯下一张纸，擦干手，把纸扔进洗手池旁边的废纸筐。我体重二百零二斤，未来毫无希望。可现在我到了这儿，很了不起啊，我想，然后出门，走上楼梯，走进广场，站在中央，周围各个方向都是人，而我还在想方设法做个计划。刚过两点。我应该五点钟在这儿跟盖尔碰面。有三个小时来消磨。我得吃点儿东西。我需要一条围巾。我还应该理个发。

我走出车站，在一处出租车落客点停下脚步。天空又灰又冷，空气潮湿。往右是一片杂乱的道路和水泥桥，后面有个湖，再往后是一排极具历史感的建筑。往左，一条空阔的大街，车水马龙；在我的正前方，街道沿着一道污秽的墙朝左拐下去，远处有一座教堂。

我该往哪边走？

我一只脚踏上长凳，卷了一根烟，点着，然后开始往左走。走了一百来米我停住了。看来不对头，这条路上的一切都是为了汽车高速行驶而建的，于是我掉头往回走，试一下相反的方向。这一方向街道宽阔，街对面有一座砖石结构的大商店。往外围可算一座广场，几乎陷进了地面，它的右侧伫立着一座很大的玻璃建筑，上书红字“文化宫”。进门，搭自动扶梯上到二楼，那儿刚好有家咖啡馆，我买了一份长棍面包，配肉丸和紫甘蓝色拉，坐到窗边，从这儿可以看到商场前面的广场和街道。

我要留在这里吗？这就是我现在要生活的地方吗？

昨天早晨我还在卑尔根的家中。

昨天，那是昨天了。

托妮耶陪我到了车站。月台上方的非自然光，车厢外的旅客，他们已经为夜晚做好了准备，压低嗓音交谈，行李箱的轮子滚过路面。她哭了。我没哭，只是抱了抱她，擦掉她脸上的泪水，她含泪微笑，我一边登上火车，一边想我不要看她走开，不要看她的背影，可还是无法克制地望向窗外，目送她走下站台，穿过出站口消失了。

她会留在那儿吗？

在我们的房子里？

我咬了一口面包，望向下方黑白格的广场，以转移思绪。对面那一溜商店都是黑压压的人。他们在通往地铁站的门里进进出出，从通往画廊的通道进进出出，乘自动扶梯上上下下。各种雨伞，外套，夹克，手提塑料袋，背包，帽子，婴儿车。在它们上方，是小汽车和巴士。

商场外墙上的钟显示两点五十。我想，也许最好现在就去理发，免得最后赶时间。我上了自动扶梯，边下楼边取出手机翻看通讯录里保存的人名，但我感到没人可以联络，要解释的东西太多，要说的东西也太多，能得到的回馈又太少，所以当我再次走进这沉闷的三月的午后，少量厚重的雪花开始从空中落下的时候，我关掉了手机，把它放回衣袋，然后走上女王街，一路留心寻找着理发店。商场外面有个男人在吹奏口琴。更准确地说，他不是在吹奏，只是在吹，用尽了气力，身体前后猛摆。他头发很长，脸上饱受摧残。他散发出的巨大的侵略感直直地朝我冲击过来。走过他身边时，恐惧在我血管里撞击。在他身后一家鞋店的大门口，有个年轻女人正俯身从婴儿车里抱起一个小孩。那小孩裹在一个有毛皮内衬的口袋里，头上扣着一顶有毛皮内衬的帽子，直愣愣盯着前方，好像对眼前的一切无动于衷。她单手把孩子紧抱在胸前，另一只手打开鞋店的门。飘落的雪一接触地面就融化了。一个男人坐在折叠椅上，手拿大告示牌，上面写着左转五十米有家餐馆，你可以花一百零九克朗买一份铁板牛排。铁板牛排？我很好奇。路上很多女人的样子都差不多，她们五十多岁，戴眼镜，体形饱满，身穿大衣，手提标志各异的袋子：奥伦斯、林德克斯、北方百货、科普或亨雪普。同样年纪的男人要少一些，但很多人的模样也差不多，只是表现不同。眼镜，浅黄色的头发，灰暗的眼睛，绿色或浅灰色的夹克，带着几分随意，瘦的比胖的多。我渴望只有自己，却没有可能，只好漫步街头。我看到的都是陌生面孔，这种情况还要持续几个星期、几个月，因为我在这儿不认识人，但这没有阻止我产生受人监视的感觉。就连我远远地住在海中小岛，除了我岛上只三位居民，我照样感到受人监视。我的外套有什么地方不对吗？领子不该翻成这个样子吗？鞋没个鞋样？我走起路来怪怪的吗？也许头低得太厉害了？噢，我是个白痴，十足的白痴。愚蠢的火在我体内熊熊燃烧。噢，我多么白痴啊。我他妈是个多么愚蠢、白痴般的白痴啊！我的鞋子，我的外套。愚蠢，愚蠢，愚蠢。我的嘴巴，不成样子，我的思想，不成样子，我的感情，不成样子。一切都是软塌塌的。任何地方都不稳固。没一样牢靠，没一样必不可少。软，烂，蠢。我操。哎哟我操。哎哟我操，我可真蠢。在咖啡馆我依然片刻不得安宁，下一秒我就开始提防店里的每一个人，而且会继续提防下去，朝我的方向飘过来的每道目光都会扎进我心底，搅得翻江倒海。我做的每个动作，即便翻翻书，都是我愚蠢的信号，无一例外向外传送给他们，每个动作都在说：“这儿坐着个白痴。”所以最好还是走路，这样一来那些面孔就会一个接一个消失，尽管会有别的面孔入替，但它们没有时间留下印象，过来一个白痴，过来一个白痴，过来一个白痴。这就是我走路时听到的合唱。我知道这不合情理，不过是我在自己脑子里一手制造出来的声音，但毫无帮助，他们照样进到里面，深入我的自我，他们在我体内轰鸣，甚至这些人当中最格格不入的，甚至他们当中最丑的、最胖的和衣服最破旧的，甚至那个大张着嘴巴、目光漠然、面带痴相的女人，甚至她也能看我一眼，然后说我有什么地方不对头。甚至是她。就是这么回事。我在这儿，走在人群中，在黑暗不断加重的天空下，穿过坠落的雪花，经过灯火通明的一家又一家店铺，一个人来到这座新的城市，全不想将来怎样，因为没有什么不同，真的没有什么不同，我只想着必须熬过这一切。“这一切”就是生活。熬过去，这就是我要做的。

我找到一家理发店，它位于一座大商场旁边的过道上，第一次经过时没注意到。我只好坐下了。没有洗手池，头发是用瓶子里的水打湿的。理发师是个移民，我猜是库尔德人，问我怎么剪，我说剪短，又拿拇指和食指比划了一下应该多短，他问我做什么的，我说我是学生，他问我从哪儿来，我说挪威，他问我是不是来度假，我说是，然后再也没说别的。我的头发掉在椅子周围的地上。它们几乎是全黑的。这很奇怪，因为照镜子的时候我明明一头金发。过去一直是那个样子。如今即使知道自己头发是黑的，我也看不见。我看见的还是金发，就像我童年和青少年时代的样子。即使在照片上，我看见的也还是金发。只有当头发剪下来，可以孤立地加以看待，有白色的地砖映衬，比如说在这儿，我才能看到它们是黑色的，近乎纯黑。

我半个小时后出门上街，冷空气像钢盔一样包裹着我剪过发的头。快到四点了，天已近全黑。我走进一家先前看到的H&M店想买条围巾。男装部位于地下。我找了一圈，没发现有围巾卖，所以走到柜台向站在那儿的一个年轻姑娘打听围巾在哪儿。

“Vad säger du?”[9]她说。

“你们把围巾放哪儿了？”我又问了一遍。

“Jag fattar tyvärr inte vad du sager.”[10]说完，她又用英语问，“对不起，你说什么？”

“Skjerfen，”[11]我边说边把手放到脖子上，“哪儿有skjerfene？”

“我听不懂，”她说，“你能说英语吗？”

“Scarves，”我说，“你们有scarves吗？”

“噢，scarves，”她说，“我们叫halsduk。对不起，没有。已经过季了。”

重新上了街，我稍稍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进名叫奥伦斯的那家大商场去找围巾，我打消了这个念头，这一天下来干的蠢事已经够多了，于是我又开始沿街而行，走向两年前的那个夏天待过的寄宿公寓，没什么别的理由，只是走起路来有个目标总比没有好。途中我进了一家二手书店。里面书架很高，相互之间隔得非常近，简直没有转身的余地。我漫不经心地扫视了一下那些书脊，就要出门却一下子看到有本荷尔德林，在柜台角落一堆书的最上面。

“这个卖吗？”我问店里的伙计，一个和我年纪相当的男人，已经盯着我看了一阵子。

“当然。”他说，脸上毫无表情。

书名是《Sånger》。也许是《祖国赞歌》的译本？

我翻到版权页。出版年份是2002年，所以此书相当新。但是根本没有关于书名的信息，于是我翻阅起了后记，碰到斜体字的单词就停一下。有了，找到了：Die vaterländischen Gesänge。[12]可他们究竟为什么把书名译成了Sånger[13]？

无所谓。

“我要了。”我说。“你想卖多少钱？”

“Förlåt？”[14]

“它多少钱？”

“我看看，看一下……一百五十克朗，谢谢。”

我付了钱，他把书装进一个小袋子，连收据一起递给我，我把收据塞进裤子后面的口袋，然后打开门走出书店，袋子还吊在手上。外面下着雨，我停住脚步，摘下背包把袋子塞到里面，再背上，继续沿着灯光闪亮的商业街前行，那场下了几个小时的雪已踪迹全无，只剩下一层灰色的泥遍布大地上的一切表面：挑檐，窗台，雕像的头，门廊的地面，凹陷的、使鼓出的帆布贴近框架的遮雨篷，墙头，垃圾桶的盖子，消防栓。但街道没有。街道漆黑，湿润，在橱窗和街灯的照射下闪闪发亮。

理发师抹到我头发上的一些发胶，因为雨水的缘故正顺着我的前额淌下。我用手擦掉，再抹到牛仔裤的裤腿上，发现街道右侧有个小门洞，便走过去点烟。里面是一座长长的花园，坐落着至少两家不同的餐馆。中间是口小池塘。门边的墙上则是瑞典作家协会的铭牌。好兆头。我早有意打电话给作协这样的机构，好打听个住的地方。

我点着香烟，拿出刚买的那本书，靠到墙上，有一搭没一搭地开始翻看。

我对荷尔德林的名字熟悉已久。这并不是说我系统地读过，完全没有，加在一起也只是奥拉夫·海于格的挪威语译作集里那两三首零散的诗，此外，尽管是以最肤浅的方式，我也知道一些他遭逢的命运，在图宾根塔楼里度过的疯狂岁月，但他的名字已伴随我很长的时间，大致从我十六岁的时候开始，比我母亲小十岁的舅舅谢尔坦第一次谈起他。兄弟姐妹中只有他还住在儿时的老屋，外松恩地区南伯沃格一座简朴的小农场，守着父母，我外公当时年近八十，仍然很有活力，行动全无障碍，而外婆已处在帕金森症晚期，几乎事事要人帮忙，此外，小农场虽然不过两公顷，打理起来也需要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而照料母亲事实上是份全天候的工作，他还在二十多公里外的一个船厂里做轮船上的管子工。他是个不多见的敏感的人，像最纤弱的花草一样纤弱，对生活中身体力行的方面没有一点儿兴趣也没有天分，所以面对着构成日常生活基础的每件事情他都得强迫自己才行。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不折不扣的、毫无松懈的毅力。为什么这样？你或会猜想这归因于他从未成功告别自己的出身，只因为熟悉而待在熟悉的环境里。不完全如此。这更像他敏感天性的结果。七十年代中期，一个带有理想和完美倾向的年轻人能反对什么呢？假如他是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青年，像他父亲一样，那种曾经席卷我们的文化，至少在新挪威语写作中风行一时的、充满活力的、热爱自然的潮流也许会让他感到如沐春风，并从中求取答案，奥拉夫·尼加、奥拉夫·迪恩、克里斯托弗·乌普达尔和奥拉夫·艾于克吕斯特都在这一潮流中写作，后来的奥拉夫·海于格将把它带进我们的时代；如果他是五十年代的青年，也许他会吸收文化激进主义的观念和理论，除非正好相反，苟延残喘的文化保守主义先入为主地占据他的头脑。然而他的青年时代既不是在二十年代也不是在五十年代，而是在七十年代初度过的，所以他加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工人党，而且用当年的话说，把自己也无产阶级化了。他开始在船上做管子工，因为他相信一个比这更好的世界。跟大多数同志不一样，他不是只干几个月或几年，而是差不多二十年。在时代改变时，他这样的人非常少有，不放弃理想，而是继续坚信，尽管要为此付出社会性和个人方面的双重代价，而随着时间流逝代价只会越来越大。在农村社会身为共产党员和在城市环境下做共产党员是两回事。在城里你并不孤单，还有其他同样思想的人，一个集体，你的信仰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显得突兀。在农村则是“那个共产党”。这是他的身份，这是他的生活。在七十年代初当共产党员可谓应运而生，但到了八十年代，所有老鼠在很早以前便弃船而逃的时候，仍然身为共产党员便是迥然有别的另一回事。一个孤独的共产党员听上去有点儿自相矛盾，但谢尔坦正是这样过来的。我记得那些年，我们在夏天去看外公外婆，我父亲跟他有过讨论，大家准备睡觉了，他们的高声对话从楼下客厅传了上来，尽管那时候的我说不清道不明，也能感到他们之间的分歧，而这种分歧是根深蒂固的。对我父亲来说，讨论有限定的范围，唯一的功能是向谢尔坦指明他的妄想，而在谢尔坦眼里这是生与死的问题，泾渭分明。因此才有我父亲声音里的恼怒，谢尔坦声音里的激情。同样很明显，至少对我而言很明显的是，我父亲的话是基于现实世界的，他所说、所想都属于这里，和我们有关，和我们的学生岁月、足球比赛、连环漫画、钓鱼旅行、铲雪，还有星期六的米粥有关，而谢尔坦说的是别的东西，与另一个地方有关的东西。他当然不能接受他倾其一生所信仰的东西与现实无关，而我父亲和其他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场合都是这样声称。现实不是谢尔坦描绘的样子，永远不会那样。这表明他是个梦想家。可他恰恰没有做梦！他谈论的恰恰是具体的、物质的、身体的、切切实实的现实！此种情境充满了高度的反讽。他捍卫着凝聚与团结的理论，可他正是那个遭到排斥和孤立的人。他才是那个用理想化和抽象化的目光观察世界的人，灵魂比其他所有人更高洁的人，是那个负重与搬运的人，锤打与敲击的人，焊接与旋紧螺丝的人，在一艘又一艘船上匍匐和攀爬的人，是那个给奶牛挤奶和喂食的人，是那个把牛粪铲进粪窖又在春天把它们扬到地里的人，是那个收割牧草并青贮饲料的人，修葺房舍并照料母亲的人，每过一年，她都需要更多的帮助。这成了他的生活。共产主义在八十年代初开始衰落，他就各个方面所展开的激烈讨论也不知不觉地减少了，直到有一天完全消失，这些事实也许改变了生活的意义，却没有改变其内容。生活像从前那样继续，沿着同样的航线：破晓时起床挤奶，喂牛，搭乘公共汽车到船厂，干一整天的活，回家照料父母，如果母亲能下地便扶着她在客厅地板上走几圈，不然就坐下，俯身为她按摩两腿，协助她上厕所，也许还要给她准备第二天的衣服，干户外一切必须要干的活，不管是牵牛，挤奶，还是别的什么，然后回他自己的屋子，吃晚饭，睡到第二天早晨——除非外婆病得厉害了，外公不得不在夜里把他叫走。这就是谢尔坦的生活，从外面看它就是这个样子。他的共产党员时期开始的时候我只有两三岁大，而当它结束，至少是那种活跃的、华丽的部分结束时，我才刚刚念完小学，所以等我到了十六岁，开始对人们“是”谁产生兴趣时，他那段经历只不过是我对他的印象中一片模糊的背景罢了。意义远为重大的印象是他写诗。不是因为我喜欢诗歌，而是因为诗里面“说出”了更多关于他的事。若非必须，你是不会写诗的，也就是说，你是诗人才要写诗。他不和我们谈写诗的事，但也没有隐藏。总之我们知道。有一年，其中一些诗在《日与时》上发表了，还有一年《阶级斗争报》也发表了几首，写的是产业工人的现实生活，小而简单的印象，别看所占版面很小，可它们还是在喜欢读书的哈特勒于家赢得了声望。当他有一首诗在文学杂志《窗》的封底发表，旁边还印了他的一幅小像，接着，几年之后他的诗在同一家杂志上占去了两个整版，此时他在我们眼里已经是个正当盛年的诗人了。他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读哲学。一个夜晚，他坐在高临于峡湾之上的房子里，翻开《存在与时间》，啃着海德格尔艰深至极的德语——也许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下读，因为以我的了解，他自打离开学校以后就再没有读过或讲过德语——还有海德格尔笔下的诗人们，特别是荷尔德林和他提到过的前苏格拉底时代的人，以及尼采，尼采。他后来形容，读海德格尔就像回家。毫不夸张地说，他从中得到了极大的充实。这是一种宗教式的体验。一次觉醒，一次皈依，旧世界里倾注了新的意义。那时我父亲已经抛弃了家庭，所以英韦、母亲和我开始到外公外婆家过圣诞节，谢尔坦此时三十五六，仍然以此为家，在这儿工作。毫无疑问，我们在那儿过的四五个圣诞前夜是我圣诞经历中最难忘的几次。外婆病着，瘫坐在桌边，直打哆嗦。她的手颤抖着，她的胳膊、头和脚都在颤抖。她时不时一阵抽搐，此时必须把她放到椅子上，用力将两腿弯折，然后给她按摩。但她的意识是清晰的，眼睛是清晰的，她能看到我们，而且很高兴看到我们。外公小个子，圆滚滚，活泼风趣，一有机会就给我们讲故事，总是被自己的故事逗笑，他哈哈大笑时会涕泪横流。但这种情况出现得没那么多，因为谢尔坦在，他已经读了一整年的海德格尔，脑子里全是海德格尔，身处无休无止、没有意义的辛劳之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和他分享，因为方圆几公里之内都没有一个人听说过海德格尔，也没人想听，哪怕我感觉他做过这样的尝试——他肯定这样做过，他是如此的着迷——但是毫无结果，没有一个人理解，没有一个人想要理解，他只能自得其乐。后来我们一家到了，他姐姐西塞尔是护理教师，对政治、文学和哲学都有兴趣，还有她正在读大学的儿子英韦——谢尔坦一直梦想着能读大学，最近几年想得愈发厉害——还有她儿子卡尔·奥韦。我那时十七岁，读高中，虽然他的诗我一个字也不懂，但他知道我读书。对他来说这足够了。我们一进门他就打开了话匣子，过去一年里积聚的种种想法一泄而出。我们不懂也不要紧，赶上圣诞夜也不要紧，咸羊肋排、土豆、芜菁甘蓝泥、圣诞啤酒和阿克维特酒统统上了桌也不要紧；他谈起了海德格尔，自成一统，与外面的世界全无通联，“此在”和“常人”云云，特拉克尔和荷尔德林，伟大的诗人荷尔德林云云，赫拉克利特和苏格拉底，尼采和柏拉图云云，树上的鸟儿和峡湾里的波浪云云，人的此在和存在的出现云云，天上的太阳和空中的雨，猫的眼睛和垂直下落的瀑布云云。他头发蓬乱，正装歪斜，领带上污渍斑斑，坐在那儿口若悬河，两眼放着光，当真在放光呢。我一直忘不了那一幕，屋外黑沉沉的，雨水敲打着玻璃窗，那是在挪威，1986年的平安夜，我们的平安夜，礼物堆在树下，人人盛装，谈话的唯一主题是海德格尔。外婆哆嗦着，外公端坐，正啃咬一块骨头，妈妈听得入神，英韦已经听不动了。至于我，我对一切漠不关心，尤其是过圣诞节的快乐。但是，尽管谢尔坦说的和写的我一个字也听不懂，他满怀激情赞扬的那些诗我也一窍不通，但凭直觉我的确认为他是对的，的确存在着这样一种至高无上的哲学和至高无上的诗歌，就算你不懂、无法参与其中，也只能怪自己。从此以后，只要一想到至高无上，我就会想起荷尔德林，当我想到荷尔德林，就会想到高山与峡湾，夜与雨，天空与大地，还有我舅舅闪闪发光的两眼。

从那时起，尽管我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我对诗歌的态度基本上是相同的。我能读，但诗歌从来不会对我打开自己，这是因为我无“权”要它们这样做：它们无意于我。当我接近它们，我感觉自己像个骗子，我甚至总是不加遮掩，因为这些诗也总是在说：你以为你是谁，竟然跑到这儿来？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的诗这样说，埃兹拉·庞德的诗这样说，戈特弗里德·贝恩的诗这样说，约翰内斯·波勃罗夫斯基的诗这样说。你得证明自己有读诗的资格。

怎么证明？

很容易。你打开书，读。如果诗对你打开自己，你就有了资格，如果它没有打开，那你没资格。二十岁出头时，我脑子里仍然装满了自己能做什么的想法，相当困扰我的是，我是一个诗歌不肯为之打开的人。其结果很严重，远不止被排除在一种文学体裁之外那么简单。这也等于对我下了判断。诗歌探究另一种现实，或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解读现实，比我所知的方式更为真实，无法获得这种解读的能力，而这又是某种你要么拥有要么没有的东西，这一事实等于判给我一个低层次的人生，是的，它让我成了低层次的一员。这种省悟带来的痛苦十分强烈。而严格来说只有三种应对方式。第一种是承认并接受现实。我是一个普通人，将要过普通的生活，将从自己的处境，而不是从别的任何中找到意义。现实看上去也确实如此。我喜欢看足球，只要有机会也踢球，我喜欢流行音乐，每周一两次在一支乐队里打鼓，我到大学听课，晚上相当频繁地跟当时交往的女人外出娱乐，或是和她躺在家里的沙发上看电视。第二种方式是否认一切，告诉自己它在你身上存在着，但尚未成熟，然后以文学为业，也许当个评论家，也许到大学教书，也许当作家，因为无需文学向你打开，你也完全能那样混下去。比如说，你能写整篇的荷尔德林论文，描述一下他的诗作，探讨一下它们触及的东西，主题用怎样的方式得以表达，通过诗里的遣词造句和想象的运用，你可以写希腊风尚和基督教风尚之间的关系，可以写他诗歌中乡村的作用，天气的作用，写这些诗怎样与作为其诞生背景的、真实的政治历史现实发生关联，而与是否把重点放在生平——例如他的德国新教徒背景——还是法国革命的巨大影响上无关。你可以写他与其他德国理想主义者之间的关系，如歌德、席勒、黑格尔、诺瓦利斯，或是他与品达晚期作品的联系。你可以写他对索福克勒斯的非正统翻译，或根据他在书信中关于写作的见解来读他的诗作。你还可以参考海德格尔的理解来阅读荷尔德林的诗，或再跨一步，写一写海德格尔和阿多诺围绕荷尔德林展开的论战。你还可以写他作品由始至终的接受史，或翻译史。所有这一切很可能无需荷尔德林的诗歌打开自己便能完成。对所有诗人都可以同样处置，自然一向如此。如果你愿意付出艰苦的工作，如果你是那些诗歌不肯向之打开的人中的一个，你还可以亲自写诗；毕竟只有诗人才能看出诗与貌似是诗的诗之间的不同。在前两种方法中，接受现实更好，但也是个更困难的选项。第二种方法，否认，要更容易，也更令人不快，因为你发现自己不断处在顿悟的边缘，明白你正在做的事情其实毫无价值。如果身处文坛，那么你要寻找的恰恰就是价值。第三种方法的基础是把整个议题抛开，因此也是最好的。再无能出其右者。不存在享有特权的理解。不存在比其他一切理解更好或更真实的理解。诗歌不对我打开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必然低人一等，或是我作品的价值必然少于别人。不肯自打开自己的诗歌和我写的东西本质上是相同的，两者都是文本。如果我的作品确实更差——当然这就是事实——那也不是一个因一项无法弥补的、我不具备的条件而造成的结果，而是某种艰苦的工作和增益的经验能够改变的东西。当然到了一定限度，才华和品质等概念仍然不可或缺，并非每个人都能写出佳作。关键是在具备它的和不具备它的人之间、在看见了的和没有看见的人之间，鸿沟并不存在，没有什么是不可逾越的。相反，这是个同一范畴内的问题，只是程度不同而已。这是个令人满意的想法，不难进行证明，毕竟这种思考方式已经统治了所有的艺术和批评领域以及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的大学。有些观念在我心里生发得如此自然，我甚至没有认识到它们也是观念，因而从来没有表达出来，只是体会到，即便如此它们仍左右着我的思想，用老话说，这便是最纯粹的浪漫主义。少数严肃地投身浪漫主义的人专注于那些与当代世界的观念相契合的特征，如残缺与讽刺。但对我来说浪漫主义并非重点所在——如果我对哪个时代感到有亲和力，那便是巴洛克时期，它的空间感，它令人眩晕的高度和深度，它对生活和戏剧、镜子和身体、光和暗、艺术和科学的信念，吸引着我——重点是我站在本质之外，站在最重大的事物之外，在构成存在的事物之外的感觉。这种感觉是否属于浪漫主义无关紧要。为了减轻它引起的痛苦，这些年来我一直使用上述的全部三种方法来保护自己，并且在很长的时期内对它们深信不疑，尤其是最后一种。我认为艺术是燃烧着真理与美的火焰的地方，是仅存的能让生命展现其真实面貌的最后的地方。这种观念很疯狂，会不时破茧而出，不是作为想法，因为它存在与否仍然有待商榷，而是一种感觉。我深知这种观念纯系谎言，我在欺骗自己。这就是2002年三月的一个下午，我站在斯德哥尔摩瑞典作家协会的大门口，翻看菲奥雷托斯翻译的荷尔德林最后的伟大颂歌时产生的想法。

老天爷，我真可悲。

连绵不绝的人流从门前经过。一盏盏灯挂在街道上方的电线上，鼓鼓囊囊的夹克衫和购物袋、柏油碎石的路面和金属都反射着灯光。微弱的人声和脚步声在两侧的房屋之间来回激荡。两只鸽子一动不动地站在二楼的窗台上。水在突出于墙外的雨篷横杆末端一颗颗沉重的水珠里汇集，时而松脱，坠落到地面。我已经把书放回了帆布背包，现在从夹克口袋里掏出手机，看看时间。屏幕是黑的，所以我一边开始走路，一边开机。有一条短信。是托妮耶发来的。

你到了吗？在想你。

这两句话让她一下子浮现在我眼前。她的形象，那个我眼中的女人，片刻之间完全占据了我的头脑。不是当你想到某个认识的人时那样，只有她的面容和举手投足，而是她的面容能够成为的每一样东西，一切难以描述的特征，却无比清晰，那是一个人辉映着那些爱它们的人。但我是不会回复的。此行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逃离她，所以随着一波悲伤的潮水涌过周身，我删掉这条短信，退回锁屏画面。

16:21。

跟盖尔见面之前我还有半个多小时。

莫非我们说的是四点半？

不是吧？

该死，就是！我们要四点半见面，不是五点。

我转身就跑。一两个路口之后我不得不停下来喘气。有个男人双手抱着一块箭头形状的牌子，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我把它当成路标，于是拐进箭头所指的街道。等我到达街道另一头的十字路口，火车站果然就在我正前方，有条很短的小巷，我在路边墙上看到一个黄色的标牌，上书“阿兰达特快”。这趟火车开往机场。现在是16:26。如果我要准时到达，还得跑完最后一段。过马路，进机场线候车室，下月台，进门厅，经过一溜报亭和咖啡厅，长椅和行李寄存柜，进入大厅，然后停下，我上气不接下气，不得不弯下腰，双手扶膝。

我们约好在大厅中央的圆形栏杆处见面，从那儿能看见下面一层。等我直起身往上寻找栏杆，便看见墙上的钟正好指着半点。

就是那儿。

我选了条有点儿迂回的路线，就在那一溜报亭和咖啡厅旁边，靠墙等着，隔了些距离，这样就能在盖尔看见我之前先看见他。上一次见他已经是十二年以前，但即使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只是两个月见四五次面而已，所以从他回复我电子邮件并说我可以和他住在一起时，我就害怕到时候认不出他。“认出”也许是个不恰当的词，因为我一张他的照片都没有。想到盖尔，我眼前出现的不是他的脸，而是他名字里的字母，G-E-I-R，以及关于某个人笑声的模糊记忆。我记得的唯一一个和他在一起的场景，是在卑尔根的费克特洛夫泰特。他边笑边说：你是个存在主义者！我搞不清为什么偏偏记得这件事。也许因为我不知道“存在主义者”是什么？因为我得意于自己的看法竟与一个广为人知的哲学流派不谋而合？

我仍然不知道存在主义者是什么。我知道概念，能说出几个名字和大致的时间，却想不起准确的定义。

一知半解大王，这就是我。

我摘下背包放到两腿之间的地上，活动一下肩膀，看着栏杆周围的人。没一个像是盖尔。如果有人看上去符合我少得可怜的记忆，我就走上前，希望他认出我。再不济也能问一句：“你是盖尔吗？”

我抬头看了看大厅尽头的钟。三十五了。

难道我们说的是五点？

出于某种原因，我能确定他是个守时的人。既然如此，我们肯定约的是五点。我在大厅看见过有家网吧，于是我又等了一小会儿，然后去那儿作个核实。我还感到需要再读一遍他的电子邮件，揣摸一下语气，也许能让即将出现的场景少一些突兀。

此前遇到的语言问题促使我只和柜台后面的姑娘说了三个字：“互联网？”她点点头，指了指其中一台电脑。我坐下，进入我的邮箱，看到有五封新邮件便大致浏览了一下。都是《流浪者》的编辑们发来的。虽然不到一天之前我还坐在卑尔根，但屏幕上普雷本、埃里克、芬恩和约尔根之间的讨论已恍如隔世，而我不再属于其中。仿佛我越过了一道界线，仿佛我说什么也回不去了。

昨天我还在那儿啊，我对自己说。而我仍未决定要在这儿待多久。如果我愿意，过一个星期我就能回去。或者明天。

可这不是我感觉到的样子。我感觉自己仿佛永远也回不去了。

我扭过头看着汉堡王的方向。离我最近的桌子上有个被打翻的可乐纸杯，黑色的液体形成了一条长长的、椭圆形的水潭，正顺着桌子边沿滴到地上。桌子后面坐着个男人，两膝紧并，好像受罪似的吃着东西：有片刻光景，他的手在装炸薯条的纸盒、装番茄酱的小盒子和咀嚼的嘴巴之间加快了速度，然后他完成吞咽，双手抓起汉堡，送到嘴边，咬了一大口。他一边用力咀嚼，一边还抓着汉堡，仿佛时刻准备着，离嘴边只有几公分，然后再咬一口，用一只手的手背抹抹嘴唇，另一只手举起可乐杯，瞟一眼邻桌正在聊天的三个十几岁的黑发女孩。她们当中有一个朝我这边看，而我赶快瞅了一眼门口，两个穿制服的空姐穿门而入，走进了大厅，各自拉着一只带滚轮的行李箱，我重新注视着电脑屏幕，耳中是她们鞋跟清脆的声音，很快就听不见了。

我要是再也不回去了，会怎么样呢？我一直盼着这一天。在这儿，一个人，在异国的城市。无亲无故，谁也没有，只有我，自由地做我想做的事。

那为什么还有这种忧愁的感觉？

我点开盖尔的邮件，开始阅读。

亲爱的卡尔·奥韦，

想法好极了。如你所说，乌普萨拉是座大学城，毫无疑问。此城可以和世纪之交的南挪威做一番比较，是个可以把孩子送去学习怎样发出喉音r的地方。斯德哥尔摩是世界上最美丽的首都之一，可是一点儿都不悠闲。瑞典同样是个绝妙的悖论，一方面以好客闻名，另一方面又是欧洲最隔绝的国家。如果你不喜欢乌普萨拉，我会建议你住在斯德哥尔摩。（不管你怎么选择，坐火车的话，两地也只隔了四十到五十分钟的车程，火车每隔半个小时一班。）

要搞到出租的公寓、工作室和房间可绝不容易。乌普萨拉若有不同，也只会更糟，全是因为新生的缘故。难，尽管不是不可能。我一下子想不起来谁有房间出租，但我会打听一下。如果我理解正确的话，你并不是搬来就不回去了，而只是先住到年底，那么搞一套这儿所说的二手公寓应该是有可能的。有中介行做这个。你有没有联系一下瑞典作家联合会？他们很可能有房子给外国作家住，最起码也知道哪儿有房子。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打电话给中介公司和作家组织问一问。

今天是三月十六日，星期六。你愿意挑个周末过来吗？也许周中更好，所有地方都开门，先看看你喜不喜欢这里。或者你已经作出了决定？不管是那种情况，一到下星期我都会开始打听能住的房子。无论如何都欢迎你过来，不管是度假还是找住的地方。

我还没有你的电话号码，在电话上标记计划更简单一些。如果你在挪威有收入，瑞典现在很欢迎你在这里生活。你打算每月付多少钱？一居，两居，还是三居室？

期待见到你。

盖尔

卡尔·奥韦，

如果你还没上火车，请一到奥斯陆或斯德哥尔摩就给我打电话！不要浪费钱去住旅馆，也不要不好意思。我这样做有自私的动机：你挪威语张口就来。我的词汇量正在萎缩。顺便说一句，乌普萨拉大学创办于1477年。

我在斯德哥尔摩的电话是708 96 93。

盖尔

这么说你不喜欢用电话？那咱们说好就在中央车站（你下车的地方）见，今天下午17.00。大厅中央有一圈圆形栏杆（当地人叫“菊花圈”）。我在那儿见你。但是如果你耽搁了，请给我打电话！（你不能这样仇视电话。）

盖尔

信文如上。我不怀疑他邀我同住的诚意，但仍觉得难以接受。找个地方见个面，喝杯咖啡。或许更合适这种情况。另一方面，我也不会有什么损失。他是从希斯岛来的嘛。

我关闭了信件，看了一眼那张桌子边上的三个女孩，然后抓过背包站起身。正在讲话的那位带着愤愤不平的腔调，强烈的自我肯定，并且受到同样愤愤不平的附和。如果她们不开口，我会认为她们大概十九岁。现在我知道她们至多十五岁。

她们当中离我最近的一位扭过头，和我四目相对。什么都没给我，连个和善的表情都没有，只是为了证实我在看她。但它还是带来了某种东西。稍纵即逝的欢乐。然后，当我走到收银台付款脑中的惊雷才姗姗来迟。我三十三岁了。一个成年人。为什么还像二十岁那样思考问题？什么时候这种年轻人的幻想才能离我而去？我父亲三十三岁时已经有了两个儿子，一个十三岁，一个九岁，他有房子，有汽车，有工作，他那个时候的照片看上去像个男人，我记忆当中他为人处事也像个男人，我边想边站到了柜台前。把一只热乎乎的手放到冰凉的大理石台面上。收银员从椅子上起身，过来收款。

“多少钱？”我问。

“乌晒克达？”

我叹了口气。

“埋单。”

她看了一眼面前的屏幕。

“十块。”她说。

我递给她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克朗钞票，

“别找了。”我说完就走开了，免得她有机会再来一句“乌晒克达？”，这个国家好像到处都是这句话。大厅墙上的钟显示还有六分钟到五点。我站到自己的老位置上，看着铁轨边无所事事的人们。没有一个人值得我多看几眼，我让目光游走于站内那些来来往往的人身上。从另一边的报摊处走过来一个男人，大脑袋，小身材，外貌实在不同寻常，看得我目不转睛。他五十多岁，淡黄色的头发，宽脸膛，小眼睛，大鼻子，嘴巴略显歪斜。他看上去就像个地精，但穿了正装和外套，一只手拎着精致的皮制公文包，腋下塞着一份报纸，也许在这副都市的外表下有另一个自我在奋力向前，这让我的目光紧紧粘在他身上，直到他走下台阶消失不见，那里通往区间列车发车的站台。突然，我再次看见了，这一切何其老旧。一个个后背，手，脚，头，耳朵，头发，指甲；大厅内川流不息的那些身体，每一个部位都是老旧的。他们发出的嘈杂的人声是老旧的。甚至他们的快乐也是老旧的，甚至对未来会带来什么的希望和期待也是老旧的。但又是新的，对我们来说未来是新的，对我们来说，它属于我们的时代，属于外面排队候客的出租车，属于咖啡馆台面上的咖啡机，属于报亭里摆放杂志的货架，属于手机和iPod、戈尔特斯防水外套和他们装在包里、穿过车站、带上火车的笔记本电脑，属于火车和自动门、售票机，以及被照亮的、不断变换目的地的告示板。老年在这里没有容身之地。但它完完全全地主宰着一切。

这是个多么糟糕的想法啊。

我把手伸进衣袋，看看寄存箱的钥匙在不在。还在。我又拍拍胸口看信用卡在不在。在。

我面前拥挤的人群中出现了一张熟悉的脸。我心跳加速。但那不是盖尔，是别人。一个我认识但相隔遥远的人。朋友的朋友？某个和我一起上过学的人？

想起来了，我咧嘴一笑。是汉堡王那个男人。他停下来看了看告示板上的发车时刻表。他提着公文包的手的拇指和食指之间捏着一张车票。他核对车票上的时间跟告示板是否一致，连着公文包一并提起，手凑到离脸很近的地方。

我看了一眼大厅尽头的钟。还有两分钟。如果盖尔像我认为的那样守时，他此时应该在车站里的某个地方。我有条不紊地扫视着正在迫近的人流中所有的脸。先左边，然后右边。

有了。

那真是盖尔吗？

是的。是他。我一看见那张脸就想起来了。他不仅正在朝我走过来，而且目光紧盯着我不放。

我笑了，尽可能慎重地在大腿上蹭了蹭手心，等他在我面前停下，我伸出手。

“嗨，盖尔，”我说，“好久不见。”

他也笑了。差点儿没握到我的手。

“就是，”他说，“你一点儿也没变。”

“是吗？”我说。

“是啊。就像在卑尔根见你时一样。高个子，一脸严肃，穿外套。”

他大笑起来。

“咱们走吧，”他说，“对了，你的行李在哪儿？”

“在楼下的寄存柜里，”我说，“要不咱们先喝杯咖啡？”

“好啊，”他说，“去哪儿？”

“哪儿都行，”我说，“大门口有个咖啡厅。”

“那好。就去那儿。”

他走在前头，在一张桌子前停下，没回头问我要不要牛奶或糖。趁他去柜台我摘掉背包，坐下，掏出烟口袋，看着他和女招待说了几句什么，又见他递过去一张钞票。虽然我认出了他，把他和我潜意识里的印象对上了号，但他的状态还是和我预想中的不同。他远远谈不上虎背熊腰，几乎完全看不到我臆想中的大块头。我之所以那么想，大概因为我知道他做过拳击手吧。

我感到一阵强烈的睡意，想找间空屋躺倒，关掉灯，从世界上消失。这就是我渴望的东西，而等待我的却是好几个小时的社交义务和闲聊，简直难以忍受。

我叹了口气。天花板上的电灯把光铺向了车站大厅里的一切，处处都有映现：玻璃板，一片金属，一块大理石瓷砖，或一只咖啡杯，这本该足以让我感到快乐，因为我在这儿，能看到。几百个人在车站大厅的地面上以这样一种幽暗的面貌来回漂流，这本该足以让我感到快乐。我和托妮耶一起共度了八个年头，跟她分享我的生活，生活很美好，她也很美好，这本该让我感到快乐。和我哥哥英韦还有他的孩子们见面，本该让我感到快乐。包围着我的音乐，包围着我的文学，包围着我的艺术，一切都本该让我感到快乐，快乐，快乐。世界上所有的美，本该不忍直视的美，让我无动于衷。朋友们让我无动于衷。生活让我无动于衷。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它怎样持续了这么长的时间，直到我再也忍受不了而决定做些什么。我想要再一次快乐起来。这听上去很愚蠢，不能告诉任何人，但就是这个样子。

我把卷到一半的烟拿到嘴边，舔了舔涂胶的部分，双手拇指下压，让它与烟纸粘到一起，掐掉两端松脱的烟丝，放进白色衬里闪闪发亮的烟袋，拉直袋口，让它们滑落到纠缠成团的浅褐色烟丝上，合上烟袋，塞进搭在椅子上的外套口袋，把烟卷捅到嘴里，用打火机高高颤抖着的黄色火苗点着。盖尔取了两个杯子站在那儿倒咖啡，女招待把找零儿搁到柜台上，扭头招呼下一位顾客，一个头发很长的男人，五十来岁，戴着帽子，穿着靴子，身着一件披肩似的、南美雨披样式的外衣。

不，盖尔一点儿虎背熊腰的样子都没有。自从他不再和我有眼神上的接触，自从他没主动握我的手，并且左顾右盼，他一直处于坐立不安的状态。他似乎想要不停歇地活动下去。

他一手拿着一杯咖啡走过来。我禁不住笑了。

“这么说，”他说着把杯子放到桌上，拉出一把椅子，“你要搬到斯德哥尔摩来了？”

“看来是的。”我说。

“谢天谢地，”他说，眼睛都没看我，死盯着桌面，手摸着杯子柄，“我不知道我跟克里斯蒂娜说过多少次，希望有个对文学感兴趣的挪威人搬到这儿来。然后你出现了。”

他把杯子拿到嘴边，吹了吹才开始喝。

“你去乌普萨拉的那个夏天，我给你写过一封信，”我说，“一封长信。但我一直没寄出去。它还放在我母亲家里，没拆开过。我都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了。”

“你开玩笑吧！”他瞪着我说。

“你想要吗？”

“当然想！千万别拆开。就放在你母亲那儿。那是一片封冻的时光！”

“也许是吧，”我说，“那个时候的事我一件也不记得了。我把那段时间写的日记和手稿全都烧了。”

“烧了？”盖尔问，“不是扔掉而是烧了？”

我点点头。

“戏剧化，”他说，“但你后来到卑尔根的时候还是那个样子。”

“是吗？”

“是的。”

“可你不是那样吗？”

“我？不。不，我没那样。”

他哈哈大笑，扭过头看来往的人流，又扭回头看咖啡厅里别的顾客。我往烟缸里弹了弹烟灰。门开开关关，香烟升起的烟雾在气流中轻柔地翻滚。我看抬眼粗粗地看他几眼，动作几乎难以察觉。他给人的印象仿佛与他的面孔毫无干系，他目光灰暗，充满悲伤，但样子没有一点儿灰暗或悲伤的感觉。他看上去开心而羞怯。

“你了解斯德哥尔摩吗？”他问。

我摇摇头。

“不是很了解。我到这儿才几个小时。”

“这是座漂亮的城市。但是像冰一样冷。你可能在这儿生活一辈子都不会跟别人发生密切的关系。一切都以人和人不应互相亲近的方式构成起来。看看那架自动扶梯，”他说着朝大厅的方向努了努嘴，我猜那就是扶梯的位置，“站着的人在右边，走路的人在左边。我在奥斯陆的时候很吃惊，因为动不动就碰到人。老是这儿顶你一下，那儿蹭你一下。在街上迎面遇到什么人，总是你先往左，再往右，然后再往左，你看，这种事在这儿就不会发生。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要往哪儿走，每个人都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在机场有条黄钱，就在行李传送带旁边，你不能过线。那就没人过线。取行李是个既舒服又规矩的过程。在这个国家，谈话也是用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有一条谁也不准越过的黄线。每个人都讲礼貌，每个人都举止端正，每个人都该怎么说就怎么说。处处避免冒犯别人。如果你习惯了这些，再读挪威报纸上的论战会吓一大跳。受不了那股子火药味儿！他们竟然互相喊叫！在这里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你在这儿的电视上看见一个挪威教授——这种事极少发生，因为没人关心挪威，挪威在瑞典是不存在的，极少数情况下他们会露面——他看上去也像野人一样，乱七八糟的头发，一副邋遢相，要不就穿着不正经的身服，说着不该说的话。挪威学术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你知道的，就是教育没有也不应该兼顾任何外在的表现……或者说，学者的外在表现应该反映出个人喜好和个人特征。不像这里，是普遍和集体的。但是当然了，没人理解这一点。在这儿他们只看得到野人。在瑞典，他们都认为瑞典的方式是唯一的方式，把任何与瑞典方式不一致的方式都看作不足和缺陷。这种东西光想一想就能把你逼疯。”是的，我此前见过的挪威作家约恩·宾就是这个样子，看上去疯癫癫，长头发，小胡子。我觉得他穿的是一件手工织的羊毛衫。

“瑞典学术界的人外表整洁，做事也整洁，用大家都都能预期的方式，说着大家预期他说的话，这里每个人的举止都是这样整洁。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活在公众当中。街上的情况有点儿不同。几年前他们把这个国家所有的精神病患者都放出来了。所以你到处都能看到他们走动着，嘟哝着，喊叫着。他们做了安排，好让穷人住在一些特殊的区域，富人住在特殊的区域，文化界的活跃分子住在特殊的区域，移民也住在特殊的区域。等你看到就明白了。”

他把咖啡杯端到嘴边喝了一小口。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我刚从挪威到这儿之外，他这番话与当前的氛围并不搭界，又以这种方式说出来，组织得这么清晰流畅，仿佛事先有过准备。我猜这就是他说的东西吧，这也是他喜欢的一个话题。以我跟这种喜欢此类话题的人打交道的经验，重要的是保持耐心，直到最糟糕的、受压抑的情绪恢复平静，因为最后等待你的多半会是一种不同的关切和表现。他的意见对不对，我不知道，但直觉告诉我，这些话是出于沮丧，他所表达的正是引起这种沮丧的感觉。也许是瑞典。也许是他内心的某种东西。这对我来说无关紧要，他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好了，我不是为了这个才坐在这儿的。

“体育和学术在挪威合流了，喝啤酒和搞学术也是如此。”他说，“我记得在卑尔根就是这样。体育是学生们的大事。但在这儿它们是势不两立的不同实体。我说的不是科学家，而是知识分子。在这里的学术圈内，智识是最重要的，它无处不在，一切东西在智力面前都要俯首称臣。例如，身体是完全没有位置的。反之，智识在挪威受到了轻视。因此在挪威，学者平易近人不会有什么问题。这种观念大概是说背景应该允许智识像钻石一样闪光。在瑞典，智识的周围也得闪光。对高雅文化来说都是一样的。在挪威它受到了轻视。事实上都不允许它存在。不允许精英文化存在，除非它同时也是属于平民的。在瑞典它很受看重。平民文化和精英文化势不两立。你应该在这儿，别人应该在那儿，两者之间不应该发生易位。有例外，总会有例外，但规则就是这样。挪威和瑞典之间另一个重要的不同与角色有关。上一次回家，我搭公共汽车从阿伦达尔到克里斯蒂安桑，司机唠叨个不停，说他其实不是公共汽车司机，他其实干的是别的营生，他干这个只是为了在圣诞节补贴家用。然后他说我们应该在过节期间互相照顾。他是用扩音器说的！在瑞典无法想象。在这里你和你的工作是一体的。那是你怎么也甩不开的角色。角色里没有豁口，没有地方让你把脑袋探出来说：这才是真正的我。”

“那你为什么住在这儿？”我问。

他飞快地看了我一眼。

“如果你想不受打扰的话，那么这是个完美的国家，”他说，目光再次飘忽不定，“我不反对冷淡。我不想让它进入我的生活，但生活在其中我也能过得挺好，如果你理解不同之处的话。看起来很不错，也可行。我蔑视它，但也从中受益。要不咱们走吧？”

“好啊，走。”我说着掐灭纸烟，喝掉最后一口咖啡，从椅子上摘下外套穿上，把背包甩过肩膀，跟着他走进大厅。等我走到他旁边的时候，他扭过头对我说：

“你能走那边吗？我这只耳朵听不清。”

我照他说的做了。注意到他的脚有点儿外八字，像鸭掌。这种事我总是马上就能注意到。芭蕾舞演员走起路来就是这个样子。我曾经有个女朋友是跳芭蕾的。她几乎没有我不喜欢的地方，但这就是其中一项，走起路来脚往两边伸。

“你的包在哪儿？”他问。

“往下走，”我说，“然后右转。”

“那咱们下去。”他说着就往车站一头的楼梯走。

就我所见，这里的人在举止上与奥斯陆中央车站的人并无不同。至少没有明显的不同。他一直在说的不同似乎微乎其微，大概是浪迹多年才增加的吧。

“这看起来跟挪威给我的感觉蛮像的，”我说，“就跟在这儿碰见了另一个挪威一样。”

“走着瞧。”他看了我一眼，笑着说。那是一种坏笑，一种“我比你懂”的笑。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我受不了，那就是“我比你懂”，不管它以什么形式表现出来。它认定了我知道得少。

“看那儿。”我说着停下脚步，指着我们上方的电子公告牌。

“怎么了？”盖尔问。

“到站时刻表，”我说，“这就是我为什么来了这儿。就是这个原因。”

“什么意思？”盖尔问。

“看。南泰利耶。尼奈斯港。耶夫勒。阿尔博加。韦斯特罗斯。厄勒布鲁。哈尔姆斯塔德。乌普萨拉。穆拉。哥德堡。马尔默。有某种极具异国情调的东西在里头。瑞典的东西。语言差不多一样，城镇差不多一样。你能看到，瑞典的农村和挪威的农村都是差不多的模样。只有细节上的不同。正是这些小的变异，这些小的不同，几乎是熟悉的，几乎是相同的，却不熟悉也不相同，让我发现有着难以置信的魅力。”

他用不相信的目光盯着我。

“你疯了。”他说。

接着他哈哈大笑。

我们继续前行。这种话一点儿也不像我说的，完全出乎意料，但我感到我应该为自己找到理由，而不能由着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我一向能感受到那种魅力，”我接着说，“印度、缅甸、非洲都不行，太不一样了，从来提不起我的兴趣。但日本行，举个例子。不是东京，也不是那些城市，而是日本的农村地区，临海的小城镇。你见过那种景色和咱们挪威有多么像吗？但是文化，他们的房屋和风俗，却完全不同，完全不可理解。还有美国的缅因州？你见过那儿的海岸吗？地貌和南挪威像极了，但一切人造的东西都是美国式的。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懂，但我听着呢。”

“我说完了。”我说。

我们走进同样人潮涌动的地下广场，前往行李寄存柜。我拽出两个包，盖尔提了一个，然后我们穿过广场，走向几百米外的地铁站台。

半小时之后，我们步行穿过一座五十年代远郊小城的中心，街灯照亮了三月的黑暗，小城看来完好地保持着原貌。这里叫韦斯特托普，所有建筑四四方方，都是用砖建造的，彼此只有尺寸上的不同——四面八方皆为高楼环绕，市中心却是低层建筑，一楼开有各种各样的商店。松树静静伫立于楼群之间。许多门窗透出灯光，好像从地面向上照射，借着它们，偶尔能看到一抹山色、一线湖光。盖尔滔滔不绝，他的话匣子在来这儿的地铁上一直大开着，主要在讲解我们看见的什么。报站名的声音穿插其间，何其美妙又何其陌生：斯卢森，马利亚托格特，津肯斯达姆，胡恩斯图尔，利耶霍尔门，米索马克兰森，德律风普兰……

“到了。”他说着指了指路边的一幢房子。

我们走进一道大门，上楼梯，进屋。靠墙的架子上放着书，书架后面，一排紧凑地挂在衣架上的夹克衫，别的什么人在这儿生活的味道。

“嗨，克里斯蒂娜，你不跟咱们的挪威朋友打个招呼吗？”他看着左边的房间里说。我走上前，一个坐在桌子后面的女人抬起头，她手里拿着铅笔，纸摆在面前。

“你好，卡尔·奥韦，”她说，“见到你很开心。久闻大名！”

“真不好意思，我还没怎么闻过你的大名，”我说，“对了，盖尔的书里倒是有一点点。”

她笑了，我们握手，她清理桌面，端来咖啡。盖尔很快带我参观完公寓。有两个房间，每间都有从地到顶的书架。其中一间用作客厅，有个角落给克里斯蒂娜工作；盖尔在第二间屋子工作，那是卧室。他打开几个玻璃柜，给我看他的书。它们如此整齐，你简直会以为他用尺子量过，书是按照系列和作者而不是按字母表顺序排列的。

“你很有条理，我看出来了。”我说。

“我每件事都有条理，”他说，“绝对是每件事。我生活中没有一件事不是计划过或斟酌过的。”

“听起来好吓人。”我说完看了看他。

他笑了。

“对我来说，吓人的是见到某个头一天才张嘴，第二天就搬到斯德哥尔摩的人。”

“我必须。”我说。

“希望也就是必须希望，”他说，“就像《皇帝与加利利人》里的马克西莫斯说的。或者准确地说：‘活着有何价值？尽是游戏和愚弄——希望也就是必须希望。’[15]这就是易卜生试图以智者形象示人的剧。博学之士，至少是。他想用这个造一个特他妈大的合题。‘我不再承认必然性！我决不再为他服务！我自由了，自由了，完全自由了！’[16]有意思。‘糟糕透顶的好戏，’正如贝克特在谈到《等待戈多》时所说。我读它的时候着实被它吸引住了。它打通了一个过去的时代。所有作为前提的学识都消失了。非常有意思。你读过它吗？”

我摇摇头。

“他的历史剧我一本也没读过。”

“它写于一个一切都要重新评估的时代。这就是他做的。你知道的，喀提林是变节的象征，但易卜生给他翻了案。这简直就像我们给吉斯林翻案一样。他写这个剧的时候很有胆量。但他修正的价值观全都出自古典时期，这就让它几乎不可能为我们所理解。我们不读西塞罗了对不对……嗯，写一出要把皇帝和加利利人团结起来的戏剧！他失败了，当然失败了，但最起码他失败得很风光。他这剧太符号化了。但也很大胆。你能看到他多么想风光一回。易卜生说他只读《圣经》，我才不信。这里也有席勒的份儿，《强盗》中也有一个反叛者的角色。就像克莱斯特的《米歇尔·戈哈斯》一样。对了，比昂松写过同样的东西。是《西居尔恶王》吧，你记得吗？”

“我对比昂松一无所知。”

“我认为就是《西居尔恶王》。那个行动的时代。行动还是不行动，典型的哈姆莱特，做自己人生中的行动者还是旁观者。”

“那你呢？”

“问得好。”

一阵沉默。然后他说：

“我大概要算旁观者吧，带着精心设计的行动的元素。但也不是特别的清楚。我感觉我内心有很多看不到的东西。因此它们就不存在。你呢？”

“旁观者。”

“可是你到了这里啊。昨天你还在卑尔根呢。”

“是的。但这不是任何行动的结果。这是被迫的。”

“也许这是另一种做决定的方式，对吗？任其发生，替你做主。”

“也许吧。”

“这就怪了，”他说，“你越不加思考，就越容易付诸行动。你知道，我写过的拳击手有着惊人的存在感。但这意味着他们不是自己的旁观者，所以他们什么都不记得。一件都不记得！此时此地的事跟我说一说，这个他们可以做。这对他们当然是有效的，他们总得再次钻进绳圈。如果你在之前的比赛里挨过重拳，那么最好还是不要记得太清楚，否则那可就真是个事儿了。但他们的存在感绝对令人称奇。它充满了一切。深思的生活还是行动的生活，我看它们是两种形式对不对？当然，这是个老问题了。所有的旁观者都深受困扰。但行动者不会。这是个典型的旁观者的问题……”

在我们身后，克里斯蒂娜把头探进了房间。

“你们要不要来点儿咖啡？”

“要。”我说。

我们走进厨房，坐到桌边。透过窗子可以看到街灯下空寂的道路。我问克里斯蒂娜，我们进门时她在画什么，她说她在画鞋子的图样，给瑞典顶北部的一家小鞋厂。跟两个我不熟悉的人一起坐在瑞典一座远郊小城中心的厨房，这种荒诞的感觉一下子击中了我。我在干什么？我在这儿干什么？克里斯蒂娜开始做晚饭，我和盖尔坐在客厅，告诉他托妮耶的事，我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什么，我在卑尔根的生活。他以同样的方式总结了十三年前离开卑尔根以后在生活中发生的事。我最爱听的是他在《瑞典日报》跟人打笔仗，有位瑞典教授让他着实动了肝火，于是某天早晨，宛如路德再世，他把最新的毁谤性论点钉到了乌普萨拉城堡的大门上。他还要往门上撒尿，好在克里斯蒂娜把他拽开了。

我们吃了碎羊肉汉堡、煎土豆和希腊色拉。我像一头饿狼，盘子瞬间空空如也，克里斯蒂娜一脸愧疚。我用反道歉迎接她的道歉。她明显和我是同一类人。我们喝了些酒，聊了瑞典与挪威的种种不同，我心里暗想，不，瑞典不是那个样子，挪威也不是那个样子，但我点着头，一个劲地附和。十一点左右，我已经快睁不开眼了，盖尔拿来床单被罩，好让我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当我们拉平床单时，他的脸突然变了。他的脸完全不一样了。然后它又恢复了原貌，而我必须努力让它固定住，这才是他的模样，这才是他。

它又变了。

我把床单最后一条边折到褥子下面，然后坐到沙发上。我两手直哆嗦。怎么回事？

他朝我转过头。他的脸又一次变成了我在中央车站看到的样子。

“你的小说我还什么都没说呢，”他说着坐到桌子另一边，“但它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看完之后我深受震动。”

“为什么这么说？”我问。

“因为你走得太远了。远得难以置信。我很高兴你这么写，我坐在这儿，笑眯眯的，因为你写成了。我们刚见面那会儿，你想当作家。别人都没有这种想法，只有你有。然后你做到了。但这不是我受到震动的原因。原因是你走得太远了。你真有必要远这么离谱吗？我那个时候想。真让人害怕。说到我自己，我可不会走那么远。”

“你什么意思？你说我走得太远了，什么意思？那只是一部普通的小说。”

“你把跟自己有关的骇人听闻的那些事都讲了。根本就不是那个十三岁小孩的故事。打死我也想不到你真敢。”

我心里一凉。

“我不太明白你在说什么，”我说，“我瞎编的。大概跟你想的不一样，其实没花那么大力气。”

他笑了，直视着我的眼睛。

“咱们在卑尔根的时候，你告诉过我那段恋情。你是前一年夏天从北挪威回来的，但仍然满脑子北方发生的事。你说的也是那些事。你父亲，然后是你十六岁那年的恋爱经历，你把自己比作汉姆生笔下的格拉恩中尉[17]，你还说你在北挪威当老师的时候跟一个十三岁的有过恋情。”

“哈哈，”我说，“那也不是很好笑吧，虽然你可能那么觉得。”

他收起了笑容。

“你是说你不记得了吗？她上你的课，你全身心爱上了她，我是这样理解的，但样样事都弄得一团糟，你说的，别的不论，你在一个派对上和她母亲讲过话——你跟我描绘过的那个场面和你小说里写的一模一样。但也不一定事事都错，说真的，如果知道那种欲望是彼此共有的话。但怎样知道的就是另外一码事了。这才是问题所在。我有个老同学把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弄怀孕了，对了，他当时十七岁，你当时十八，但是去他妈的吧，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把它写出来了。”

他看着我。

“怎么了？你像见了鬼一样。”

“你没当真吧？”我说，“拿我说的当真？”

“是的，我当真了。你就是那样说的。都烙在我记忆里了。”

“可那不是真的。”

“你说过那是真的，绝对说过。”

我感觉万箭穿心。他怎么能这样说呢？这么大的事情，我潜意识里能压得住吗？随便把它丢到一边，忘得一干二净，然后再把它写出来，一点儿也不想想它是不是真的？

不。

不，不，不。

无法想象。

绝对地，彻底地无法想象。

他怎么能这样说？

他站起身。

“对不起，卡尔·奥韦，”他说，“但你确实说过。”

“我不明白，”我说，“但你又不像在撒谎。”

他摇摇头，笑了笑。

“那就睡个好觉吧！”

“你也是。”

我睁眼躺着，凝视着房间深处，耳中是两口子在门后卧室宽衣上床的窸窣声响。屋里弥漫着窗外街灯暗弱如月的光。我冥思苦想，希望就盖尔所言找到解决的方案，但情感已经在声讨我了：万箭穿心的感觉如此强烈，竟至于全身上下隐隐作痛。偶尔传来一声低沉的叹息，我猜那来自几百米外的地铁，让我从中寻得几分安慰。还有更低的，像是远方的怒吼，如果我所知不多，会以为那是海洋的声响。但我在斯德哥尔摩，想必那只是附近一条很大的公路罢了。

我拒绝接受，这么重大的事情我绝不可能封存得住。但我的记忆里确实有大的黑洞，我住北方时常常喝得烂醉，像那些年轻的渔民一样，周末出门闲荡，一瓶烈酒一晚上喝个精光，最少一瓶。整夜整夜的记忆消失了，好像在我心里留下一条条坑道，满是黑暗、阴风和我的情感漩涡。我干了什么？我都干了什么？我在卑尔根上学时状态依旧，整夜整夜的记忆消失不见，我在城里放浪形骸，就是那种感觉，我回家时夹克的胸前可能沾满了血。出什么事了？我回家时穿的衣服可能不是我的。睡醒时可能在某个房顶上，也可能在公园的矮树下，有一次我是在某个收容所的走廊上醒过来的。后来警察来了，带走了我。接着开始盘问：附近有人破门而入，偷了钱，是不是我？我不知道，但我说不是，不是，不是。这所有的黑洞，所有无意识的黑暗，多年来笼盖着，神秘的，近乎幽灵般的，事件可能慢慢浮现，在我记忆的边缘，让我充满罪疚，过度的罪疚，而当盖尔说我曾经说自己在北挪威和一个十三岁的小孩发生过关系的时候，我不能问心无愧地说我没有，因为有疑问存在，那么多的事情都发生过了，为什么就没有这件事呢？

这种负担也有一部分是我和托妮耶之间发生的事，而且还包括将要发生的事。

我已经离开她了吗？我们共同的生活已经结束了吗？或者这只是一次短暂的停顿，分开几个月，好让我们俩都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把一切想个明白？

我们在一起已有八年，期间做了六年的夫妻。她仍然是我最亲近的人，不到一天之前我们还在共枕同眠，如果我现在扭过脸，不看另一个方向，生活还能保持原样，因为我能感觉到这取决于我。

我想要什么？

我不知道。

我躺在沙发上，置身于斯德哥尔摩的郊区，一个人也不认识，里里外外都处在混乱和不安里。不确实性渗透到我最要命的地方，直抵那定义着我是谁的东西。

一张脸出现在通往小阳台的玻璃门后。我定睛一看，它又消失不见。我心跳加速。闭上双眼，那张脸又出现在同样的地方。我从侧面看见它，它转过来直视着我。它变了。它又变了。它又一次变了。这些脸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但每一张都极其真实，无比紧要。这是怎样的一种展示？然后那鼻子变成了喙，眼睛变成了猛禽的眼睛，突然，一只鹰盘踞在我心里，怒目而视。

我翻了个身，侧躺过来。

我只想做个正派人。一个善良、诚实和正派的人，能正视别人的眼睛，也能得到每个人的信任。

但情况并非如此。我曾经是个逃兵，我做过可怕的事。现在我又一次逃掉了。

第二天一早我被盖尔的叫嚷弄醒了。他坐在沙发另一头，端着一杯滚烫的咖啡朝我凑过来。

“早上好！”他说，“已经七点了！不跟我说说你是个夜猫子吗？”

我坐起来，怒视着他。

“我一般下午一点才起床，”我说，“而且起床后一个钟头以内我不跟任何人讲话。”

“真倒霉！”盖尔说，“不管怎么说，我都不是自己生活的旁观者，那样完全不对。我观察别人，我长于此道，但我不看自己。不可能。再说了，旁观者在这种语境下也许是个错误的字眼。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真正的问题在于你有没有行动的能力。要不要咖啡？”

“我早晨都是喝茶，”我说，“但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就喝这个吧。”

我接过咖啡，喝了一小口。

“接着把话说完，”他说，“《皇帝与加利利人》基本上是失败的，和《查拉图斯特拉》失败的原因一样。但重点是，昨天我没时间说，重点是它们表达的东西只能作为失败的结果才能表达出来。这一点很重要。”

他看看我，好像在期待回应。我点了两下头，又喝了一口咖啡。

“说到你的小说，让我感到震惊的首先不是那个十三岁小孩的故事，而是你走得这么远，触及自己又这么多。这是需要勇气的。”

“和我无关，”我说，“我不在乎自己。”

“可这是显而易见的！有多少人这么干，你觉得呢？”

我耸了耸肩。我想缩回到沙发上接着睡觉，但盖尔在另一头手舞足蹈。

“进城转转怎么样？我好带你到处看看。斯德哥尔摩没有灵魂，但是漂亮极了，不可能不去看看。”

“好吧，”我说，“不过用不着马上就去吧？现在到底几点？”

“八点十分，”他说着站起身，“把你那身破烂穿上，咱们吃点儿早饭。克里斯蒂娜在做火腿煎蛋呢。”

不，我不想起床。就算逼我起了床，我也不想出门，我只想在这一天余下的时间里盘踞在沙发上。吃完早饭我试图拖延出门的时间，但盖尔的活力和毅力简直就是铁面无私的代名词。

“走几步路对你有好处，”他说，“你状态这么消沉，老待在屋里会死的，你自己也知道。好了，起来！快点儿！咱们这就走！”

前往地铁站的路上，他大步向前，我跟在后面，他回头看着我嘴一咧，我权当那是个微笑。

“现在你从潜意识里把北挪威那些事找出来了吧？或者还是没有反应？”他问。

“我睡之前把那段感情琢磨清楚了，”我说，“我不想瞒你，但我得到了解脱。有一阵子我以为你是对的，我确实把整件事封存起来了。这没什么特别的。”

“那你是怎样解释的？”

“你把三个不同的故事搞混了，混成了一个，不管是当时还是你看那本书的时候。我在那边有过一个女友，但她那会儿十六，我十八。哦，等一下，她十五，也许十六。我记不清了。反正不是十三岁。”

“你说过你跟你的一个学生谈恋爱了。”

“我不可能那样说。”

“你他妈当然说过，卡尔·奥韦。我又不是猪脑子。”

我们在检票口前停下，我买了一张车票，然后我们沿着长长的混凝土地下通道走向月台。

“是有个女孩爱上我了，我记得。你记得的肯定也是这个。所以你把她跟确实和我谈过恋爱的那个女朋友搞混了。”

“也许如此，”他说，“但你当时可不是这么说的。”

“行行好，快打住吧，我来斯德哥尔摩不是为了再找罪受。我只想远远地离开那些问题。”

“那你找对人了，”他说，“我不会再多说一个字。”

我们搭地铁进城，一整天在车站进进出出，每次都有新的城市景观展现在眼前，每一个画面都非常美丽。但我无法把它们合成一体，四到五天中从清晨到临近傍晚的时间里，我们各处漫步，但对我来说斯德哥尔摩只是一些互不相干的碎片。我们并肩而行，他指一指左边，我们就往左边走，指一指右边，我们就右转，一路用响亮而热情的声音说着话，津津乐道于我们看到的和一切跟他有关的东西。有时我厌倦了这种失衡的、由他决定一切的权力关系，便张嘴说不，咱们不走左边，咱们走右边，于是他微笑着说，行啊，如果你开心的话，或者说，好的，如果这样能让你好过一些。我们每天换一个不同的地方吃午饭。在挪威我习惯了吃面包片，我大概一年在外面吃两顿饭，盖尔和克里斯蒂娜天天下馆子，经常午饭和晚饭都在外面吃，跟挪威相比几乎跟不要钱一样，而且有着海量的选择。我出于本能的建议是到学生咖啡馆吃饭，因为这与我在卑尔根时了解的东西最为符合，但盖尔拒绝了，他已经不再是二十岁的人了，如他所言，不想和青年文化发生什么关系。到了下午和晚上，他便逼我联系我认识的所有瑞典人，我在《流浪者》期间打过交道的所有瑞典人，我们主编认识的所有瑞典人，因为他说想在城里找到一个住的地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事都要靠关系来解决。我不要联系别人，我要睡觉、闲逛，但他唠叨个没完，这事非办不可呀，没别的办法了嘛。我们去了一个很大的诗歌朗诵会，丹麦、挪威、瑞典和俄罗斯的作家朗读自己的作品，挪威诗人斯特芬·瑟吕姆也在其中，他的开场白是：“斯德哥尔摩，你好！”好像他是某个该死的摇滚明星，我真替自己的国家脸红。丹麦的英厄·克里斯滕森朗读了。一个俄罗斯人醉醺醺地在台上蹒跚而行，高呼没人喜欢诗歌——你们统统讨厌诗歌！他这样号叫着——他的瑞典翻译，一个腼腆的、身后背着小背包的男人尽力让他平静下来，并终于趁他在台上沉默地来回踱步时努力读了些诗。这一幕最后以热烈的和解告终，俄罗斯人先捅了捅翻译的背，然后拥抱了他。毕斯科普斯—阿尔内北欧人民高等学校校长英玛尔·莱姆哈根坐在观众中间，他认得所有人，于是通过他我设法溜进了后台，向在场的瑞典作家们打听有谁知道可以落脚的地方。拉塔马说他有套公寓，其实下星期就能让我搬进去，没问题。我们和大伙一起出了门，先去马尔门旅馆。到了那儿，瑞典诗人玛丽·西尔克贝里够到我面前问，为什么她偏偏应该读我的小说，我想不出更好的回答，就说也许这是那种你一下子就能看进去的书，听了这话，她报以一个短促的微笑，随后便打量着周围准备找别人说话，这动作既不是太快，不至于无礼，也不是太慢，以至于失去了意义。她是个诗人，我是个写消遣小说的。后来大家都去她家喝酒。盖尔和我不一样，他对诗人和诗歌充满了蔑视，他看着他们时的目光带着憎恶，最后到底和西尔克贝里闹得不欢而散，只是因为他暗示在这样一个中心位置，住这么大的一套公寓肯定没少花钱。凌晨我们步行前往斯卢森时，他谈起了文化中产阶级，他们享受着种种特权，而文学只不过是一张迈入社会的门票，他还讲了他们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他谈到他们与弱势群体所谓的团结，他们与工人阶级的调情，以及他们对这些概念造成的品质上的损害，而从属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品质无异于灾难，不只文学如此，大学亦然，最终腐蚀整个社会。我无力把其中任何一点和我所知道的现实联系在一起，我偶尔反驳他几句，说他是妄想狂，吹毛求疵，人人都脱不开某种意识形态，但有时听任他一路说下去。“不管怎样，”当我们就要通过车站的检票口踏上自动扶梯的时候，他说，“英厄·克里斯滕森是独一无二的。在她自己那一行里，她是极为出色的一个。虽然人人都这么说，你也知道我对主流意见的态度，但她确实出色。”

“是的。”我说。

在我们下方，火车驶近时的气流从月台上吹起了一只塑料袋。火车就像一头野兽，前照灯如同眼睛，出现在黑暗的尽头。

“她是完全不同的阶级，”他说，“世界级。”

她朗读时我没有任何特殊的体会。但朗读开始前，我对她颇感好奇：一个矮小、丰满的老太太，手臂上挎着提包，在吧台前喝酒。

“《蝴蝶谷》是十四行诗的组诗，”我说着踏上月台，火车正进站停稳，“这是最严格的形式，必须由每一首的第一行构成终章作结的那一首。”

“对，哈德勒有几次想解释给我听，”盖尔说，“但我死活没记住。”

“卡尔维诺在《如果在冬夜，一个旅人》里干过同样的事情，”我说，“但当然又不完全一样。每个故事的标题到最后便自行构成了另一个小故事。你看过它吗？”

车门开了，我们走进车厢，面对面坐下。

“卡尔维诺呀，博尔赫斯呀，科塔萨尔呀，这些东西还是你自己留着吧，”他说，“我不喜欢幻想文学，我也不喜欢建构。我只把人当回事。”

“那克里斯滕森又算什么呢？”我说，“碰上更懂建构的作家，你得把眼光放长远些。她所做的有时候更像是数学。”

“那我可没听出来。”盖尔说。我看了看窗外，火车开始动了。

“你听到的是声音，”我说，“它盖住了所有的数字和规则。博尔赫斯同样如此，至少在他最好的时候。”

“没什么区别。”盖尔说。

“你不想读一读吗？”

“不想。”

“那好吧。”

我们坐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羁于全体乘客同样深陷其中的沉默。一道道空虚的目光，一具具静止的身体，火车的内壁和地板轻轻震颤。

“参加诗歌朗诵会就像去医院，”我们驶离下一座车站时，他说，“一屋子神经病。”

“克里斯滕森不是吧？”

“明确地说不是，这正是我要讲的。她做的不一样。”

“也许是你不会接受的严密建构抵消了那种感觉？让它变得客观化了？”

“也许吧，”他说，“但是对她来说，这个晚上完全是浪费时间。”

“有公寓那家伙，”我说，“拉脱约马，他是叫这个吗？”

这一天上午，我打了拉塔马给我的电话号码。没人接听。当天和第二天，我接二连三地打。没人接。他始终不接电话，所以第三天我们去了他应该出席的另一个活动，坐在马路对面的一家酒吧里等活动结束。他一出来我就迎了上去，认出我之后他低下了头，真遗憾，太迟了，公寓没了。通过盖尔·古利克森，我约到了诺尔斯泰特出版社的两个编辑。我跟他们吃了午餐，他们给了我一份可供联络的作家名单——“他们不一定是最好的，但一定是最好打交道的”——并且说我可以在出版社的客房住两个星期。我接受了，暂住期间我收到了约尔·蒂贝里鼓舞人心的回复，《流浪者》发表过他的一首诗，很长的一首，他在《文字战线》杂志有个认识的姑娘要出门一个月，我可以住在那儿。

我隔三差五给托妮耶打个电话，讲讲我的近况和在干什么，她也告诉我那边发生的事。至于我们真在干什么的问题，谁也没有问过。

我开始跑步。我也又一次开始写作。自从第一本小说问世，已经过去了四年，我一无所成。待在租来的女性气息浓烈的房间里，我躺在水床上，要在两个方案中确定一项：其一，开始写自己的生活，就按照现在的样子来写，像日记，对未来开放，记录近年来像黑暗的潜流一样发生过的一切——我暗自把它称作《斯德哥尔摩日记》；其二，继续写来这儿前三天动笔的小说，讲述我十二岁那年前往岛礁的夏夜旅行，爸爸捉螃蟹，我发现了一只死海鸥。那种氛围，炎热和黑暗，螃蟹和篝火，英韦、爸爸和我穿过小岛，海鸥尖叫，保卫着它们的巢，有东西可写，但恐怕不够，不足以撑起一部长篇。

白天我在床上读书，盖尔不时来访，然后我们出门吃午餐，晚上我写东西，跑步，不然就搭火车去盖尔和克里斯蒂娜家。在这两个星期里，我和他们变得亲近了。谈话涉及文学，以及总是由盖尔挑起话头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形态论题，此外，我们也不断谈起与自己更为接近的话题。拿我来说，话题是无穷无尽的，一切历历在目，从童年琐事到父亲的死，从南伯沃格的夏日到遇见托妮耶的那个冬天。盖尔非常敏锐，身处局外，但总是旁观者清。他的故事后来才慢慢成形，好像一开始他得先肯定我是可以信任的。这些故事与我的截然不同。他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父母没有任何野心，家里也没有一本书能摆到书架上，而我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父母为了出人头地都在接受成年教育，世界文学作品应有尽有，随手可及。他在学校打架，受过处分，还给送去看学校的心理医生，而我总要讨老师的喜欢，尽可能表现优秀。他跟当兵的打成一片，梦想有一天能拥有自己的枪，而我踢足球，梦想有一天成为职业球员。我在高中的模拟选举辩论会上为社会主义左翼党拉票，还写了一篇关于尼加拉瓜革命的论文，而他加入了青年国民卫队和进步党青年团。我看过《现代启示录》之后为断臂的儿童和野蛮的人性写诗，而他在考察有没有可能成为美国公民，好去那儿参军。

撇开这些不论，我们能谈得来。我理解他，他理解我，这是成年以后我第一次可以把内心所想毫无保留地告诉某个人。

我决定投入螃蟹和海鸥的故事，写了二十页，写了三十页，我的短跑路线变得越来越长，很快就跑遍了南马尔姆上下，与此同时我的体重在一斤一斤地流失，和托妮耶的谈话也越来越少。

然后我遇到了琳达，太阳升起来了。

我找不到更好的表达方式。太阳在我的生活中升起来了。起初只是天际线上现出曙光，好像在说，这就是你要看的地方。然后，第一道阳光出现了，每样东西都更清晰、更亮堂、更活泼了，我也越来越快乐，然后，这太阳就高挂在我人生的天空，照耀着，照耀着，照耀着。

我第一次留意到琳达，是1999年夏天在斯德哥尔摩城外的毕斯科普斯—阿尔内为北欧新人作家举办的一个研讨班上。她站在屋外，阳光洒在脸上。她戴太阳镜，穿白色圆领衫，前胸印有红色条纹，军绿色的工装裤。她又瘦又美。她的气质是黑暗的，放荡的，色情的和破坏性的。我输掉了一切。

我第二次见到她时，已经过去了半年。她坐在奥斯陆一家咖啡馆的桌边，穿皮夹克，蓝牛仔裤，黑靴子，那么脆弱，疲惫和不知所措，让我只想把她搂进怀里。我没搂。

我来斯德哥尔摩时，除了盖尔，她是唯一一个我认识的人。我有她的号码，所以到那儿的第二天我就从盖尔和克里斯蒂娜的公寓给她打了电话。毕斯科普斯—阿尔内的旧事已经死掉了，埋葬了，我心里对她已毫无感觉，但我需要城里的关系，她是作家，她肯定认识不少人，也许某个可以提供住处的人就在其中。

无人接听。我放下电话，转向盖尔，他假装自己刚才什么都没听见。

“家里没人。”我说。

“那晚点儿再打。”他说。

我是这么做的。但一直没人接听。

在克里斯蒂娜的帮助下，我在斯德哥尔摩的几份报纸上登了广告。挪威作家求租写作之地或公寓，广告上就是这么写的，我们反复磋商才决定如此行文，他们认为定会有许多文化狂热分子因为“作家”一词而积极现身，“挪威”则代表随和与无害。果然他们说对了，电话令我应接不暇。提供的大部分出租公寓位于城郊，我都回绝了，困在森林某处的一幢塔楼里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于是，在等待更好的房子期间我先搬进了诺尔斯泰特的公寓，随后去了那处女性气息浓烈的闺房。一个星期之后，房子来了：有人想出租一套南马尔姆的公寓，我去了那儿，等在门外，两个女人下了车，她们五十岁上下，长相一样，必定是双胞姐妹，我跟她们问好，她们说自己来自波兰，想外租这套公寓至少一年，我说听起来不赖，她们说那就上来吧，如果你愿意咱们马上签合同。

这套公寓相当不错，一间半的屋子，大约三十平方米，带厨房和卫生间，标准合适，地段完美。我签了。但是有什么东西困扰着我，什么地方总觉得不对劲，可又说不上来。我慢慢走到楼下，止步于楼内住户名单的告示牌前。我首先看了看地址，布兰许尔卡街九十二号，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这个地址，但是在哪儿呢？在哪儿呢？我一边想，一边往下看着住户名单。

我操。

琳达·博斯特伦，上面写着。

我脊背一阵发凉。

那是她的地址！就是，我给她写过信，为《流浪者》约稿，信就是寄到了这该死的布兰许尔卡街九十二号。

发生这种事的几率有多大呢？

这座城市生活着一百五十万人。我只认识其中一位。我在报上登了广告，得到一个让我很感兴趣的回应，来自一对素昧平生的波兰双胞胎，结果房子就在同一幢楼！

我缓步走到地铁站，一路不安地在座位上蠕动，回我春光无限的闺房。如果我搬到琳达楼上，她会怎么想？会以为我在跟踪她吗？

这可不行。我不能。尤其是在毕斯科普斯—阿尔内那样恐怖的事发生之后不能。

我一进家门做的头一件事，便是打电话给波兰姐妹，说我改了主意，那房子我不想要了，有人开出了更好的条件，实在抱歉，实在抱歉。

“没关系。”人家说。

然后重新开始。

“你疯了吗？”盖尔听我讲完之后说，“你拒绝了南马尔姆中央的一套公寓，更别提到手的价钱还很便宜，就因为某个你根本算不上认识的人可能感觉自己被人跟踪了？你知道我花了多少年一直想在那个地段弄套房子吗？你知道有多困难吗？困难到不可能。你倒好，跌跟头捡金条，挑了一套又一套，然后说不要！”

“总之已经这样了，”我说，“我隔三差五过来一趟行吗？你们有点儿我亲人的感觉了。我这就过来，跟你一起吃顿星期天的午餐，行吗？”

“今天是星期一，先不说这个，我也有同样的感觉。但我发现这很难跟父子关系对上号。所以应该是凯撒和布鲁图斯之间的关系。”

“咱俩谁是凯撒？”

“别问得这么愚蠢。早晚你会在我背后捅刀子。不过尽管来吧。过来咱们接着聊。”

我们吃过饭，我上小阳台抽烟、喝咖啡，然后盖尔也出来了，我们讨论了面对世界时共有的相对主义态度。当文化发生变化时，世界也在变化，然而一切总是这样的，你看不到外面有什么，因此它们并不存在，还讨论了这种观念的确立是否由于我们上大学时正值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如日中天，人人都在读福柯和德里达，或者它是否真的如是所是，那么它是否就是我们要否认的固定不变和非相对主义的论点。盖尔告诉我，他有个熟人在他们讨论完实在与相对之后，再也不肯和他讲话。我心里暗想，在这样一个奇怪的点上也太较真了，但最终什么也没说。盖尔说，对我而言，社会就是一切。人，我对超出这一范畴的任何东西都不感兴趣。我说，但我有兴趣。盖尔说，噢，是吗？说来听听。我说，树。他哈哈大笑。植物里的图案。水晶里的图案。石头里的图案。在岩层里。在星系中。你在说分形吗？是的，举个例子。但一切东西都结合了活的和死的，所有现存的优势形态。云！沙丘！这让我很感兴趣。盖尔说，噢，天啊，多么无趣。我说，不，不无趣。他说，无趣，就是无趣。我说，咱们进屋吗？

我又给自己倒了一杯咖啡，然后问盖尔我可不可以用一下电话。

“当然可以，”他说，“你打给谁？”

“琳达。你知道，那个……”

“知道，知道，知道。那个让你放弃公寓的女人。”

我拨了号码，这也许是第十五次。没想到她接了。

“琳达。”她说。

“噢，嗨，我是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我说。

“嗨！”她说，“你打电话找我？”

“对。我在斯德哥尔摩。”

“是吗？度假？”

“嗯……我说不好。我还在考虑要不要在这儿住一段时间。”

“是吗？酷！”

“是的，我来这儿有几个星期了。我给你打过电话，但没人接。”

“对，我去维斯比待了一段时间。”

“噢？”

“对，我在那儿写东西。”

“听起来蛮好的。”

“对，是挺好。没写多少，但是……”

“没错。”

片刻的沉默。

“琳达，我在想……你想哪天喝杯咖啡吗？”

“行啊。我近期都在。”

“明天呢，也许？你有时间吗？”

“我觉得有。得上午。”

“太好了。”

“你住哪儿？”

“尼托格特旁边。”

“噢，太好了！那咱们就在那儿见？你知道街角那家比萨店吧？马路对面就有一家咖啡馆。就在那儿？”

“行。你什么时间最合适？十一点？十二点？”

“十二点吧。”

“太好了。到时候见！”

“好的。再见。”

“再见。”

我挂了电话，去找盖尔，他坐在沙发上，手拿杯子看着我。

“怎么样？”他说，“终于上钩了？”

“是的。我明天见她。”

“好啊！那我晚上过去，你好好跟我讲讲。”

我比预定见面的时间提前一小时到了那儿，带着一部要写审读意见的手稿，克里斯廷·内斯的小说新作，坐下开始工作。只要想她，便会有细微的、因为期待而生的颤抖滑过心头。这不是说我对她仍怀有什么企图，我已经一劳永逸地抹除了那些想法，这更关乎不可知性，关乎即将发生什么和怎样发生。

她在外面跳下自行车时我就看见她了。她把前轮推进铁架，锁好车，看一眼窗子，也许是看自己，打开门进来。店内几乎满座，但她马上看到了我，走了过来。

“嗨。”她说。

“嗨。”我说。

“我要去点点儿东西，”她说，“你要什么吗？”

“不了，谢谢。”我说。

她比以前丰满了，这是我注意到的头一件事。那种男孩似的精瘦样子消失了。

她把一只手放到柜台上，朝侍者的方向伸出头，此人站在嘶嘶作响的咖啡机后。我心里忽然空落落的。

我点了支烟。

她回来了，把一杯茶放到桌上，然后坐下。

“嗨。”她又一次说道。

“嗨。”我说。

她的眼睛是灰绿色的，我记得它们能无来由地突然放大。

她取出滤茶器，把茶杯端到唇边，吹了吹。

“好久不见，”我说，“都还好吗？”

她喝了一小口茶，把杯子放到桌上。

“是的，”她说，“都还好。我刚去过巴西，和一个女友。然后就去维斯比了。我还不算真的住在这儿。”

“但你在写作？”

她做了个鬼脸，低下头。

“写写看。你呢？”

“一样。写写看。”

她笑了。

“你说你要在斯德哥尔摩住下来。当真吗？”

我耸耸肩。

“起码先住一段时间吧。”

“太好了，”她说，“那我们能见面了。我是说一起做些什么。”

“是的。”

“你在这儿还认识别的人吗？”

“就一个，他叫盖尔。挪威人。别人没有了。”

“米丽娅你多少认识一点儿吧？我说的是毕斯科普斯—阿尔内的那个。”

“噢，非常不熟。对了，她怎么样？”

“挺好的吧，我觉得。”

我们坐了一会儿，什么都没说。

有太多的东西我们谈不了。有太多的话题我们无法触及。但现在我们坐到这儿了，好歹得谈点儿什么。

“你在《流浪者》发的那个短篇非常棒，”我说，“非常棒，真的。”

她笑了笑，低下了头。

“谢谢。”她说。

“你语言的爆发力简直不可思议。嗯，就是非常漂亮。就像……怎么说呢，很难讲，但是……就像催眠术一样，我感觉我说得不太清楚。”

她仍然低着头。

“你现在还在写短篇吗？”

“是的，正要写呢。不过是散文。”

“好，挺好的。”

“你呢？”

“没，什么也没写。已经四年了，我一直在尝试写个长篇，但就在动身之前，我把它全推翻了。”

又一阵沉默。我点燃了另一支烟。

“再见到你真好。”我说。

“我也是。”她说。

“你来之前我正在看稿子，”我说着，朝沙发上放在我旁边的那摞纸努了努嘴，“克里斯廷·内斯。你知道她吗？”

“知道，其实我认识她。我没看过她写的东西，但我去毕斯科普斯—阿尔内的时候她正好去那儿访问，跟两个年轻的男作家一起。”

“可不，”我说，“很奇怪。她写了毕斯科普斯—阿尔内。一个挪威女孩去了那儿。”

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在瞎说些什么？

琳达笑了。

“我读书不多，”她说，“我都不知道自己算不算真正的作家。”

“当然算！”

“但我记得那几个挪威来的作家。他们身上的那种雄心叫我都不敢相信，尤其是那两个男孩。他们对文学真是非常了解。”

“他们叫什么？”

她深吸了一口气。

“一个叫托雷，我可以肯定。他们是《流浪者》的。”

“噢，那就是了，”我说，“托雷·伦贝格和埃斯彭·斯蒂兰。我记得他们去过那儿。”

“对，就是他们。”

“他们俩是我的好朋友。”

“是吗？”

“是的，但他们现在像猫和狗一样没完没了地打。你再别想把他们关进同一个房间了。”

“这么说你和他们分头做朋友？”

“对，可以这么说。”

“我对你也蛮有印象的。”她说。

“对我？”

“是啊。你没来之前很长时间，英玛尔·莱姆哈根就在谈你的书。我们在那儿的时候他想谈的也只有这个。”

又一阵沉默。

她站起身，上厕所去了。

我心里想，这可真是没救了。我坐在这儿都说了些什么蠢话啊？可不然你还能说什么？

说实在的，人到底在谈什么？

咖啡机嘶嘶作响，一阵劈啪。排长队的人带着焦躁的身体语言站在吧台前。外面灰蒙蒙的。下面公园里的草又黄又湿。

她走回来坐下。

“你白天干什么？你开始熟悉这个城市了吗？”

我摇摇头。

“一点点。还没有，但我写东西。然后每天去梅德博亚广场的游泳馆游泳。”

“是吗？我也在那儿游。不是每天，但也差不多。”

我们相视而笑。

我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

“恐怕我这就得走了。”

她点点头。

“但咱们还能再见面吧？”

“能，肯定能。什么时间？”

她耸耸肩。

“给我电话就行，好吗？”

“好的。”

我把书稿和手机放进背包，然后起身。

“那我给你打电话。再次见到你真好！”

“嗨多。”她说。

我手拿背包，大步走到街上，从公园旁边经过，进入公寓所在的宽阔街道。什么都没有改变，我们没有改变任何东西；我们离开时，一切都和我们见面之前一样。

可我又曾期待什么？

我们终究无缘。

我没问公寓的事，也没让她介绍熟人。什么都没提。

而且我是个胖子。

我把自己反锁在屋里，躺到水床上，端详起天花板来。她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几乎换了个人。

在毕斯科普斯—阿尔内，她气质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倔劲儿，这一点我马上就感觉到了，并且深深为之吸引。它已经消失了。那种冷酷，近乎无情，又像玻璃般脆弱，也已经消失了。她仍然给人某种脆弱的感觉，却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这一次我不觉得她会突然垮掉或碎裂，但以前我有这样的感觉。她现在的脆弱融入了柔和，而她漠然的一面，意思是你永远无法接近我，也已经变了。她是腼腆的，但某种程度也是开放的。她从未表现出开放的一面吗？

在我们待在毕斯科普斯—阿尔内之后的那个秋天，她就和阿尔韦[18]在一起了，正是通过他，我听说了琳达在那年冬天和转年春天发生的事。她经历了一个躁郁症发作的阶段，最后进了精神病院，再多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在几次躁期当中，她给我打过两次电话，问我能不能联系一下阿尔韦，我都照办了，请他的朋友们转告，让他给我打电话，他打来的时候我能听出他的失望，因为要找他的其实是琳达。还有一次，她打过来只是为了和我说话，当时是早上六点，她说她要开始上创意写作课了，再过一小时就出门去哥德堡。托妮耶醒着，在卫生间里，很奇怪谁会在这样一个疯癫的钟点给人家打电话，我说，琳达，你知道的，我碰见的那个瑞典人，她跟阿尔韦在一起。托妮耶问，她为什么给你打电话？我说，不清楚，我想她正在躁期当中吧。

这件事我们根本不能谈。

如果这件事我们不能谈，就别想谈任何事。

坐在那儿说嗨，嗨，对，对，你好吗，有什么用？

我闭上眼睛，想看看她的模样。

我对她有感觉吗？

没有。

噢，是的。我喜欢她，也许在那些事发生之后对她产生了某种温情，但仅止于此。别的东西我都已置诸脑后，一点儿含糊都没有。

这样最好。

我下床，把游泳裤、毛巾和香波塞进包内，穿上夹克，走到梅德博亚广场，进游泳馆。白天这个时间里面几乎空无一人，我换衣服，走到池边上跳板，一个猛子扎下去。我游了一千米，三月苍白的阳光透过尽头的高窗洒落，我游过去，游回来，游过去，再游回来，忽而水下，忽而水上，什么都不想，只在心里默念着米数和分钟数，一心做出完美的击水动作。

之后我去了桑拿房，记起自己有段时间有些小的想法，想写成几个短篇小说——比如一个装假肢的男人进了游泳馆的更衣室——却不知道写什么、为什么写，或是怎样写。

大的想法又是什么呢？

一个男人被捆在卑尔根某处公寓房间的椅子上，最后头部中枪，死了，但在文本里还活着，自我意识一直持续到葬礼和坟墓。

装腔作势，这就是我一直在干的。

而且干了这么久。

我拿毛巾擦掉脑门上的汗，低头看着肚子上一圈圈松垂的肥肉。白而肥且蠢。

可是在斯德哥尔摩！

我起身，走到淋浴的地方站到一只喷头下。

在这儿我谁都不认识。我是完全自由的。

如果我离开托妮耶，如果我走这条道，那么我可以这儿待上一两个月，也许整个夏天，然后去……嗯，随便什么地方都成。布宜诺斯艾利斯。东京。纽约。直到南非，再搭火车到维多利亚湖。为什么不去莫斯科呢。一定很棒。

我闭上眼，用香波洗头，冲洗干净，走到储物柜前，开门，穿衣。

我是自由的，只要我想要自由。

我不需要再写作了。

我把毛巾和湿裤衩放进包里，走出门，走进灰色而清冷的日间，走到菜市场，靠柜台站着，吃了个拖鞋面包。回家，提笔，想写点儿什么，又盼着盖尔比说好的时间提前到。上床，看电视，一部美国肥皂剧，我睡着了。

我醒来时天已经黑了。有人在敲门。

我开了门，是盖尔，我们握了握手。

“嗯，”他说，“怎么样？”

“挺好，”我说，“咱们去哪儿？”

盖尔耸耸肩，转了一圈，查看屋里的各种装饰品，止步书架，然后转过身。

“不管去哪儿你都能发现同样的书，这难道不奇怪吗？我是说，她大概二十五岁对吧？在《文字战线》上班，住在南马尔姆对吧？可这就是她的书，没别的了。”

“是，是很奇怪。”我说。“咱们去哪儿？金猴？磨坊？鹈鹕？”

“不去磨坊，说什么也不去。要不金猴？你饿了？”

我点点头。

“咱们去那儿吧。那儿的菜还行。鸡不错。”

外面给人感觉随时可能下雪。阴冷而潮湿。

“说来听听，”我们快步前行时，盖尔问，“哪方面挺好？”

“我们见了面，聊了聊，然后就完了。大概就这些。”

“她还是老样子？”

“嗯，有点儿不一样了，也许吧。”

“哪方面？”

“这事你要问多少遍？”

“我是认真的。你看见她时有什么感觉？”

“没我以为的那么有感觉。”

“那是为什么？”

“为什么？这算哪门子鬼问题？我怎么知道？我只能感觉我感觉到的东西，不可能辨别出每一次细微的心潮起伏，那种事只有你才相信。”

“可你不就是靠这个吃饭吗？”

“不。我吃饭靠的是我一次又一次出洋相。两码事。”

“这么说有过心潮起伏喽？”

“到了，”我说，“咱们要吃饭，你说过吧？”

我开门入内。前厅是酒吧，后面才是餐厅。

“干吗不呢？”盖尔说完，穿过前厅，我跟在后面。我们坐下看菜单，侍者一来便点了鸡肉和啤酒。

“我告诉过你我曾跟阿尔韦来过这儿吗？”我说。

“没有。”

“我们来斯德哥尔摩那回，最后跑到这儿来了。嗯，一开始我们到了一个地方，现在回想起来肯定是斯图雷广场。阿尔韦进去问人家知不知道斯德哥尔摩的作家都在哪儿喝酒。他们笑他，还用英语答话。所以我们瞎转了一会儿，很糟糕，真的，因为我认为阿尔韦非常厉害，他是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在《流浪者》了，当时我们在机场见面，我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几乎是个哑巴。在阿兰达降落，我说不出话。进斯德哥尔摩，找住处，什么也没说。上街吃饭，无言。一个字都没有。我知道唯一的机会就是靠酒来突破音障。在女王街喝完一瓶啤酒，就跟人家打听哪个地方好玩，他们说去南马，找金猴，我们就打车到这儿来了。我喝了烈酒，话匣子差不多打开了，偶尔能迸出一句。阿尔韦凑到我耳边说，那个姑娘在看你，你想让我走开你俩好单独待一会吗？我问，哪个姑娘？阿尔韦说，那个。我看了看她，妈的，这妞真好看！但这反应大部分是因为阿尔韦要我看才产生的。是不是有点儿奇怪？”

“没错。”

“我们喝醉了。用不着再说话。我们在这儿的街上闲荡，天快亮了，我脑袋里几乎一片空白，后来我们看见一个啤酒屋，就进去了，气氛热烈。我脑袋里一团糨糊，边喝啤酒边听阿尔韦谈自己的孩子。他突然哭了起来。我听着，又没在听。后来他用双手捂住脸，肩膀抖个不停。他哭得发自脏腑，我想着自己的心事。后来人家打烊了，我们打车去更远的地方，他们不让我们进门，我们找到一块很大的空地，一头有个亭子，可能是国王花园，我觉得应该是。那儿有些带有铁链的椅子，我们把椅子举过头顶，扔到墙上，疯跑，完全精神不正常了。还纳闷居然没把警察招来，他们也真没来。我们打车回了客房。上午醒来时已经过了火车开车时间两小时。但我们不在乎，晚了就晚了。我们去了车站，搭下一班火车，一路上我都在说话。没完没了。好像憋了一年的话这时候统统倒出来了。阿尔韦有什么东西打开了我的话匣子，我不太清楚那是什么，过去和现在都不清楚。他有一颗巨大的包容的心。不管怎么说，他听完了整个故事。爸爸怎么死的，地狱搬的经历，处女作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跟他讲完这些我还在往下说。我记得我们在车站等出租车，周围一个人也没有，只有我和阿尔韦，他看着我，我说啊说啊。童年，青春期，没有一件事不说的。全是我，没别的。我，我，我。一肚子的话都倒出来给他了。他有什么东西打开了我的话匣子，理解我说的和想的一切，我以前从未碰到过这样的人。总是有各种限制、各种态度、各种需要，以致话到嘴边某个节骨眼上又咽了回去，或者被引到某个特定的方向，总是把你说的话改造成别的东西，根本不可能以本来的面目示人。但是那一天，我感觉阿尔韦是个真正开放的人，有好奇心，而且始终在尽力理解自己看到的东西。但他的这种开放没有功利性，不是那种该死的心理学家的开放，他的好奇也毫无功利性。他对人情洞察得很练达，因此处世精明，而且像任何一个久经世故的人一样，大部分时间笑个没完。在面对人的行为和观念时，最合适的方式的确只有哈哈一笑。”

我理解这一点，同时利用了这一点，因为我不够强大，不足以抗拒他给我的所有开放，这让我感到害怕。

他知道某些我不知道的东西，他理解某些我不理解的东西，他能看到某些我看不到的东西。

我把这话跟他说了。

他笑了。

“我四十岁了，卡尔·奥韦。你才三十。这是个很大的区别，想必你也注意到了。”

“我不这么想，”我说，“还有些别的东西。你拥有一种看透本质的洞察力，而我不具备。”

“接着说！接着说！”

他哈哈大笑。

一双黑色的、真挚的眼睛是体现他气质的中心地带，但他本人并不黑色。他常常大笑，微笑难得离开他微微歪斜的嘴唇。他的气场很强，是那种你不会视而不见的人，但这与体格无关，因为你不会特别留意他单薄、瘦削的身体。总之我没有。阿尔韦，剃着光头，一双黑眼睛，常驻的微笑和衷心的大笑。对我而言，他的论证总会得出意料之外的结论。他对我的开放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期。突然之间，我能说出迄今为止憋在心里的一切了，更有甚者，我好像受了传染，我论证起来也一下子变得出人意料了，还给了我一种感觉，一种希望的感觉。也许我终究算是作家了？阿尔韦是。可我凭什么？凭我那么多平常之处？凭我耽于足球和电影的生活？

我可以说个没完。

出租车到了，我打开行李箱，瞎说一气，酒劲儿还没过去。我们把两件行李放到里面，上了车，我一路瞎说，汽车载着我们，穿过瑞典乡间前往毕斯科普斯—阿尔内，研讨班很早已经开始了。我们爬下出租车时，他们刚吃午餐。

“就是这样继续的？”盖尔问。

“就是这样继续的。”我说。

一个男人迎上前，自我介绍说叫英马尔·莱姆哈根。他是导师。他说他很喜欢我的书，这让他想到了另一位挪威作家。“谁？”我问。他苦笑了一下，说这得等我们在大会上讨论我的作品时再说。

我想，会不会是芬恩·阿尔内斯或昂纳尔·米克勒？

我把行李放在外面，走进大厅，往盘子里铲了些吃的，大嚼大咽起来。一切都在摇晃，我仍然醉着，但不再那么厉害。我能感觉到胸膛里因为到了这儿而生出的兴奋和快乐。

他们带我看了房间，我放下行李，直奔研讨班上课的那幢楼。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看见了她。她靠墙站着，我什么都没跟她说，周围有很多人，但我看着她，她身上有某种我想要的东西，我看见她的那一刻它出现了。

一种爆发。

我们分到了同一个小组。组长是个芬兰女人，我们就座的时候她什么也没说。她在使用某种课堂上的把戏，但没人上当，最初的五分钟里所有人都保持沉默，直到气氛变得实在不舒服，才有人主动开腔。

我留心她的一举一动。

她说了什么，她怎么讲话，最要紧的还是仪态，这屋子里的那个身体。

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我当时所处的状态，让我更容易接受她的外表或她这个人。

她作了自我介绍。琳达·博斯特伦。她的处女作是一部诗集，名叫《为那伤口给我安慰》。她住在斯德哥尔摩，时年二十五岁。

课程持续了五天。我一直围着她转。到了晚上我就喝醉，有多醉喝多醉，几乎不睡觉。有天夜里，我跟着阿尔韦进了一间教堂地库模样的地下室，一下去他就跳起舞来，一圈又一圈，根本没法和他交流，我们离开的时候，我意识到了他的不可企及。我哭了。他看到了。他说，你哭了。我说，是的，但是到明天你一定会忘记的。一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早晨五点最后一拨人回去睡觉时，我出门到森林里走了很久。太阳出来了，我看到鹿在树龄很久的阔叶树之间跳跃，感到了一种自己无法言明的神秘的幸福。课程期间，我写的东西异乎寻常地出色，仿佛接触到了一眼泉水，某种全属于我又陌生于我的东西喷涌而出，清澈又新鲜；又或许，只是这种愉悦感让我产生了误判。我们在一起上课，我坐在琳达旁边，她问我记不记得《银翼杀手》里有一个光透过窗子的暗落下去的场景。我说记得，猫头鹰转头是整部电影里最美的时刻。她看了看我，一种带着疑问的表情，并非赞赏。导师审读我们写的东西。他们审到了我的作品。莱姆哈根开始点评，他的话仿佛越拔越高，我从没听过有人用这样的方式谈论一部作品，只把最本质的东西提出来，他不管人物、主题或是表面上的东西，只管隐喻和它们所起的看不见的作用，把所有东西放到一起，让它们组合成一个近乎有机的整体。我从来不知道这是我弄出来的，但现在经他一说，我知道了，对我来说它就是树和叶子，草和云彩，是炽热的太阳，仅此而已，我据此理解一切，莱姆哈根的解读也是如此。

他看了看我。

“这尤其让我想到挪威诗人托尔·乌尔文的散文。你熟悉他的作品吗，卡尔·奥韦？”

我点点头，然后垂下了脑袋。

谁也不要看我血管里汹涌的血流，听我心里号角的轰鸣，还有骑士往来驰骋。托尔·乌尔文，那可是巅峰啊。

噢，但我知道他误会了，过誉了。他是瑞典人，也许不能很好地理解挪威语言种种的微妙之处。可只要他一提乌尔文的名字……我竟然不是一个低俗小说作家？我的作品竟然还有可以让人联想到托尔·乌尔文的东西？

血在咆哮，喜悦沿着一条条神经轴突在发出得意的尖叫。

我低着头，强烈地希望他赶快打住，继续点评下一个人。当他说完，我带着解脱的感觉消落回了原貌。

当晚，大伙到我房间继续饮酒。琳达说我们关掉烟雾报警器就可以抽烟，我照做了。我们喝酒，我播放了威尔可合唱团的《夏日牙》，她看起来对此不感兴趣，我给她看了一本古罗马烹饪书，这是我在前一天去乌普萨拉远足时买的，我认为用罗马人的方式烧菜是一件特别棒的事情，但她不这么认为，相反，她突然转了头开始用目光搜寻别的东西了。众人开始渐渐离去，各回各屋，我希望琳达不会，但她也走了，于是我再次走进森林，散步到七点，回来时一个怒气冲冲的男人冲过来抓我。他吼叫着：“克瑙斯高，你就是克瑙斯高？”我说：“对呀。”他在我面前停下，开始辱骂我。他喊叫着，火警，危险，不负责任。我说，是的，对不起，没想到，抱歉。他站在那儿瞪着我，眼睛里喷射着怒火，我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管他呢，于是回屋上床睡了两个小时。我去吃早餐的时候莱姆哈根走过来，为此前发生的事百般道歉，看门人太过分了，这种事决不会再次发生。

我实在摸不着头脑。他是来跟我道歉吗？

在我看来，这种事颇为吻合我在这段时间里变成的那个人：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我的感情变成了十六岁少年的感情，行动变成了十六岁少年的行动。突然之间，我捉摸不透原来的我。大伙集中到一个房间，我们要朗读自己的作品，一个接一个，用意是全体形成合唱，个人的声音融入其中。莱姆哈根指向某人，此人开始朗读。接着他指了指我。我看看他，茫然无措。

“我现在就读吗？他还没读完呢。”我问。

哄堂大笑。我的脸涨得通红。但我们开始以后，我能听出来自己写的东西有多么好，远远好过别人的作品，它植根于某种完全不同也更具活力的东西。

我们到外头站在砾石上谈话时，我把这种感觉告诉了阿尔韦。

他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