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给迈克尔·查德伯恩·米尔斯

我开车去医生办公室,像是正主演一部菲利普在观赏的电影——开着车窗,头发飞扬,单手扶着方向盘。当我在红灯前停下时,依然故弄玄虚地直视前方。她是谁?人们或许会猜测。那个开着蓝色本田汽车的中年女人是谁?我信步穿过停车场,走进电梯,用漫不经心的贪玩的手指按了12层。正是那种可以做任何事的手指。门一关上,我就照了照天花板上的镜子,练习脸上的表情,以防菲利普在候诊室。吃惊,但又不过度吃惊,而且他不会在天花板上,所以我不用像这样伸长脖子。我在走廊上一路练习着表情。哦!哦!你好啊!直到门口。

延斯·布鲁瓦亚尔医生

色光治疗

我推开门。

菲利普不在。

我过了一会儿才缓过来。差点就要转身回家了——但是这样就不能打电话感谢他的推荐。接待员给了我一张夹在写字板上的新病人登记表;我坐在软垫椅上。没有地方写“推荐人”,所以我在最上面写了菲利普·贝特尔海姆让我来的。

“我不能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的,”菲利普在掌心机构募捐会上说。他穿着一件很衬他胡子的灰色羊绒衫。“因为在苏黎世有一位色疗医生和他不相上下。但是延斯是洛杉矶最好的,也肯定是西部最好的。他治好了我的脚癣。”他抬起脚来,又在我还没有闻到的时候放下。“他一年里大部分时间在阿姆斯特丹,所以他在这里很挑病人。告诉他是菲尔·贝特尔海姆让你来的。”他在餐巾纸上写下电话,跳着桑巴离开了。

“菲尔·贝特尔海姆让我来的。”

“没错!”他扭头喊到。接下来的夜晚他都在跳舞。

我看着接待员——她认识菲利普。他或许刚刚离开;他或许现在就和医生在一起。我没想到这种可能性。我把头发掖到耳后,看着通往诊疗室的门。过了一会儿,走出来一个带着小男婴的苗条女人。婴儿在玩一块挂在绳子上的水晶。我检验了一下我和他之间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感应可以强过他和母亲之间的连接。我们没有。

布鲁瓦亚尔医生有着斯堪的纳维亚人的长相,戴着小小的严肃的眼镜。他查看我的新病人登记表时,我坐在一张对着日本纸屏风的弹性十足的皮沙发里。视线所及没有什么魔棒或者水晶球,但是我为了表格上的内容打起精神来。如果菲利普相信色光疗法,对我来说就足够了。布鲁瓦亚尔医生压低眼镜。

“嗯。癔球症。”

我开始解释那是什么,但是他打断了我。“我是医生。”

“不好意思。”但是真正的医生会说“我是医生”吗?

他平静地检查了我的脸颊,同时用红色钢笔在一张纸上戳戳画画。纸上有一张脸,这张通用的脸上标着谢丽尔·格里克曼。

“那些记号是……?”

“你的酒渣鼻。”

纸上的眼睛又大又圆,反之,我的眼睛笑起来就看不见了,而我的鼻子更像土豆。也就是说,我五官之间的距离比例完美。至今还没有人注意到。还有我的耳朵:可爱的小贝壳。我把头发掖在耳朵后面,横着走进拥挤的房间,好让别人先看到耳朵。他在纸上的喉咙处画了一个圈,用交叉线小心地填满。

“你有癔球多久了?”

“时不时地有三十年了。三十或者四十年。”

“你治疗过吗?”

“我试过想做手术。”

“手术?”

“把喉咙里的球取出来。”

“你知道那不是一个真的球吧。”

“他们是这样说的。”

“通常的治疗是心理疗法。”

“我知道。”我没有解释说我是单身。而夫妇才接受心理治疗。以及圣诞节。以及露营。以及海滩露营。布鲁瓦亚尔医生咔咔打开装满小玻璃瓶的抽屉,取出一个,上面标着红。我眯眼看着这清澈的液体。联想起很多水。

“这是红的精华。”他唐突地说。他能感觉到我的怀疑。“红是一种能量,但是在天然形式下却只是一种颜色。现在服用三十毫升,以后每天早晨第一次小便前服用三十毫升。”我吞了一滴管。

“为什么要在第一次小便前?”

“在你起身走动之前——走动会提升你的基础体温。”

我想了想。如果一个人醒来以后,在小便前立刻就做爱呢?这样肯定也会提升基础体温。如果我是三十岁出头,而不是四十岁出头,他会说在第一次小便之前还是性交之前?和与我年龄相当的男人在一起时会有这个问题,我不知为何比他们老。菲利普六十几岁,所以他可能把我当成年轻女人,几乎是个女孩。并不是说他心里有我——我只是某个在掌心机构工作的人。但是这种情况随时可能改变;本来今天在候诊室里可能已经发生了。如果我打电话给他,现在还是可能会发生。布鲁瓦亚尔医生递给我一张表格。

“把这个交给前台的露西。我安排了一次随访,但是如果在此之前你的癔球情况变糟,你可以考虑咨询服务。”

“我会不会有一块水晶?”我指了指挂在窗上的一串水晶。

“太阳能量?下次吧。”

接待员复印了我的保险卡,解释说色光治疗不包含在保险里。

“下一次的预约时间是六月十九日。你希望是早晨还是下午?”她一头及腰灰发乱七八糟。我的也是灰的,但是很整洁。

“我不知道——早晨吧?”现在只有二月。等到六月,菲利普和我可能已经在一起了,我们会手拉着手来见布鲁瓦亚尔医生。

“还有没有早些时候的?”

“医生一年里只会来这间办公室三次。”

我环顾候诊区域。“谁给植物浇水?”我俯身把手指插进蕨类植物的泥土。是湿的。

“还有另外一个医生在这里工作。”她敲了敲装着两沓名片的有机玻璃陈列架,布鲁瓦亚尔医生的和执照临床社工蒂贝茨医生的。我试着用不脏的手指各拿了一张名片。

“九点四十五怎么样?”她问,递过来一盒纸巾。

我双手拿着手机,飞奔着穿过停车库。车门一锁上,空调一打开,我就拨了菲利普电话的前九位数字,然后停了下来。我从来没有给他打过电话;过去的六年都是他打电话给我,而且只以董事会成员的身份打到掌心机构。这可能不是一个好主意。苏珊娜会觉得是。她先追的卡尔。苏珊娜和卡尔是我的老板。

“如果你觉得有戏,不要害羞。”她曾经说。

“怎么叫不要害羞。”

“让他感觉到热情。”

我等了四天,问了些其他问题,然后又问她如何让他感觉到热情。她长久地注视着我,接着从垃圾里翻出一只旧信封,在上面画了一只梨。“你的身体是这个形状的,看到了吗?上面很瘦,下面不那么瘦。”然后她解释了下半身穿深色,上半身穿亮色所造成的错觉。我看到其他女人穿着这种颜色组合,都会看看她们是否也是梨形身材,往往都是——两只梨骗不了对方。

她在画的下面写了一个她觉得比菲利普更适合我的人的电话号码——一个离婚的酗酒的父亲,叫马克·权。他带我去贝弗利大道上的“小福餐馆”吃了晚饭。之后事情没成,她问我是不是她搞错了方向。“可能你不是不喜欢他,而是你不喜欢男人?”大家有的时候会这样想,因为我的发型;碰巧很短。而且我喜欢穿适合步行的鞋,乐步鞋或者干净的跑鞋,不穿奢华的高跟鞋。但是一个女同性恋会在看到一个穿着灰毛衣的六十五岁老头时心跳加速吗?马克·权几年前再婚;苏珊娜特意来告诉我。我按下了菲利普电话号码的最后一位数。

“喂?”他好像在睡觉。

“你好啊,我是谢丽尔。”

“哦?”

“掌心机构的。”

“哦,你好,你好!募捐会很成功啊,我玩得很尽兴。有什么事吗,谢丽尔?”

“我就想告诉你,我见了布鲁瓦亚尔医生。”长长的停顿,“那个色光治疗师。”我补充。

“延斯!他很出色,对吧?”

我说我觉得他简直惊人。

这是我的计划,使用他在募捐会上形容我的项链时候所用的相同的词语。他拿起我胸口沉甸甸的珠子说:“这真是太惊人了,你从哪里弄来的?”我说:“从农夫市场的小贩那里买的。”接着他拽着珠子把我拉向他,“嘿,”他说,“我喜欢这个,这是手工的。”像基金拨款员仲子这样的局外人可能会觉得这种时刻有辱人格,而我知道这种羞辱只是一个玩笑;他在嘲弄那些举动轻浮的男人。多年来他都是如此;有一次在董事会议上,他坚持说我上衣背后的拉链没有拉好,然后他大笑着拉开拉链。我也笑了,立刻背过手去拉好。这个玩笑是,你能相信这些人吗?他们做的那些蠢事?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因为模仿愚蠢的人也是一种解放——像是假装成孩子或者疯子。只有和你完全信任的人在一起时你才会这样,他们知道你实际上是多么有才能和多么好。等他松开我的项链,我稍稍咳嗽了一阵,于是就谈起了我的癔球和色疗医生。

惊人这个词语没有引起他的任何共鸣;他在说布鲁瓦亚尔医生很贵,但是值得,然后他的声音上扬着要礼貌地结束对话。“好吧,那我们就董事会的时候再见吧,明——”他还没有说出天,我打断了他。

“你疑虑时,就告诉我一声!”

“什么?”

“我支持你。你疑虑时,就告诉我一声。”

多么安静。宏伟的圆顶大教堂也从未容纳那么多的空无。他清了清喉咙。声音在穹顶间回荡,惊起了鸽子。

“谢丽尔?”

“嗯?”

“我该挂电话了。”

我什么都没有说。他得踩过我的尸体才能挂电话。

“再见。”他说,然后停顿了一会儿,挂了电话。

我把手机放回包里。如果红已经起了作用,那么我的鼻子和眼睛现在应该被美丽的刺痛感穿透,一百万根细小的针,在咸咸的洪流中达到顶峰,耻辱随着眼泪流出,淌入沟渠。喊叫攀爬到我的喉头,膨胀,但是它没有冲破,反而盘踞在好斗的球里。癔球症。

有什么东西撞到我的车,我跳起来。是旁边那辆车的车门;一个女人正把她的孩子塞进婴儿座里。我屏住喉咙,俯身望去,但是她的头发遮住了它的脸,无法判断它是不是属于我的宝宝中的一个。不是生理意义上的属于我,只是……亲近。我把它们叫做库贝尔可·邦迪。只需要一秒钟检验,往往我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在检验,就已经检验好了。

邦迪一家是我父母在七十年代早期短暂的朋友。邦迪夫妇和他们的小儿子库贝尔可。后来我向母亲问起他时,她说她很肯定他不叫这个,但是他叫什么呢?凯文?马可?她不记得了。父母们在客厅喝葡萄酒,我被派去和库贝尔可玩。把你的玩具给他。他安静地坐在我的卧室门边,拿着一把木勺子,有时候用它敲敲地板。黑色的大眼睛,胖嘟嘟的粉红色脸蛋。他是个小男孩,非常小。差不多刚刚一岁。过了一会儿他扔开勺子开始哭。我看着他哭,等着有人过来,但是没有人过来,于是我把他抱到我的小膝盖上,晃动着他胖胖的身体。他几乎立刻就安静下来。我抱着他,他看着我,我看着他,他看着我,我知道他对我的爱超过了对他父母的爱,而且他以某种真实而永恒的方式属于我。因为我只有九岁,所以不太清楚他是以孩子还是以配偶的形式属于我,但是没有关系,我感觉自己在迎接心痛的挑战。我把自己的脸颊贴在他的脸颊上,抱着他,为了某种永恒。他睡着了,我自己也在意识间游荡,不再受到时间和标度的约束,他温暖的身体忽大忽小——接着一个自认为是他母亲的女人突然把他从我怀中夺走。大人们一边往外走,一边疲惫地大声说着谢谢你们,库贝尔可用惊恐的眼睛看着我。

做点什么。他们要带我走。

我会的,不要担心,我会做点什么的。

我当然不会让他驶入黑夜,不会让我亲爱的小男孩驶入黑夜。住手!放开他!

但是我的声音太小了,没能离开我的脑袋。不一会儿,我亲爱的小男孩就驶入了黑夜。不再相见。

然而我确实曾再次见到他——一而再再而三。有时候他是个新生儿,有时候他已经蹒跚走步。我开出停车位的时候,看清了旁边车里的宝宝。不过是某个小孩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