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崛起”及其它——与谢冕同志商榷
谢冕同志的《在新的崛起面前》一文，一开头便认为“一批新诗人在崛起，他们不拘一格，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写出了一些‘古怪’的诗篇”。专以这些“古怪”诗篇颂之为“新的崛起”，我认为是不恰当的。
谢冕同志所谓崛起的是“古怪”诗篇，即文章后边所称许的：“它带来了万象纷呈的新气象，也带来了令人瞠目的‘怪’现象。的确，有的诗写得很朦胧，有的诗有过多的哀愁（不仅是淡淡的），有的诗不无偏颇的激愤，有的诗则让人不懂。总之，对于习惯了新诗‘传统’模样的人，当前这些虽然为数不算太多的诗，是‘古怪’的。”这实际上根本不能代表新的崛起，而只是在借鉴外国诗歌实践中，很少数的青年作者的一部分诗作表现出来的盲目追求，生硬模仿西方现代派诗歌的诗风、情调、手法、形式等的不良倾向，是吸收外国诗歌过程中，少数人的消化不良的现象。这种现象，本可以在许多革命老诗人的引导帮助下，在他们自身发展过程中，会不断扬弃，不断克服的。这种朦胧的飘忽不定的形象，闪烁的怪诞的思想，扑朔迷离的诗意，不可捉摸的让人不懂的诗句，处处搞意象，处处搞象征的形式主义，以及伴之而来的颓废的、感伤的诗情，是西方落后的诗歌对我们青年的毒害；这种情况是沉滓的泛起，决不是“新的崛起”。对此，人民群众和有识之士是早有预料、早有议论的，这种现象和时髦青年不注意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赶紧搞四化建设，而专门追求奇装异服，专门欣赏西方的靡靡之音的情况颇类似。自视高明的使人不懂的诗，被猎奇者刊出，而群众看了，只撕来上茅厕。根本上说，这种“古怪”诗，是受“四人帮”祸害的小知识分子中的很少数人苦闷彷徨，到西方现代诗歌中（实际是到象征派、意象派、现代派中）寻找出路而误入歧路，在诗歌领域的反映。实际在文化思想领域的其他方面也有反映，已引起党和人民的关注和重视，各条战线正在加紧青年的疏导工作，把年轻的一代引导到正确的轨道上来。新诗中出现的一点不正之风，也正在得到老诗人和评论家们的细心诱导而不断纠正。引导、诱导、疏导青年，是为了新诗人少走弯路，更健康地成长，把不良倾向纠正过来，这难道就是违背“容忍和宽容”的态度而不利于新诗的发展吗？难道反对别人引导，而自己一个劲地往歪风邪气方面引导，就有利于新诗的发展吗？
对新诗现状的估计，对新的崛起的认识，谢冕同志重在“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并认为这是“开始在更广泛的道路上探索——特别是寻求诗适应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适当方式”“在某些方面它的气氛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为了说明其“酷似”，文前就对“五四”时期的新诗运动进行了歪曲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混乱，我认为同样需予廓清。
略有新诗发生发展常识的人都了解，“五四”新诗革命成功，是由当时中国人民在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下，以反帝反封建来争取民族解放与人民民主自由的社会要求所决定的。诗歌应反映要科学要民主的思潮，抒写对祖国大自然的热爱，对剥削制度的憎恶，对自由婚姻的追求，对个性解放的向往，对社会革命的憧憬。这种新的思想内容，这种革命的炽热的情感，青年人的理想和情怀，都要求使用一种比五七言旧体诗的形式格律广为自由的诗体，即由近代民歌所开拓、由现代民歌所奠基的格律形式，大为解放的诗体和接近人民日常口语的白话来表现。白话新诗是应新的内容的需要而兴盛起来的。新诗既有对旧诗革命的一面，又有继承的一面，并没有割断历史，是中国诗歌本身运动发展的结果。在诗人没有采取用白话新诗之前，人民群众、民间的作者早已根据社会变化而出现的新生活新内容的需要，根据当时汉语的规律和韵律，创造了不同于旧体诗词的，格律形式很自由的杂曲、小曲、俚歌、俗曲、小唱等民间诗歌，经分析研究，这些形式和它的格律要素与后来新诗人采用的形式和格律要素写作的自由体是基本相同的。当然在“五四”时期，在为文人采用时，又受了古典诗歌和外国诗歌的影响，但决不能认为自由体形式是外来种。这个问题，本来在延安时代的争论中已辨析清楚。而且我们从郭沫若、胡适、刘半农、刘大白、朱自清、王统照、谢冰心、蒋光慈、蒲风、冯至、闻一多、殷夫、柯仲平等新诗早期创作者的作品中得到印证。郭沫若受惠特曼的影响也好，谢冰心受泰戈尔的影响也好，闻一多受英国诗的影响也好，首先还是学这些外国诗歌的进步精神和现实主义传统，其次才是学表现形式，即便在采用外来形式上，从西方的十四行诗（起于民歌的一种流行诗体）到东方的十七字诗（日本俳句）等外国格律体，从惠特曼的不押韵的自由体到现代西方多数民族押韵的自由体；只要用现代汉语来写，就不能不给以适当的改造，就不能违背现代汉语的格律和韵律，就要遵守近代和现代民间诗歌已经铺设起来的诗歌轨道、格律要素及其丰富多样的形式。郭沫若本人也讲过：“五四以来的诗歌，虽然受外来的影响，但它总是中国人用中国话写的诗，要守一定的规律，在这个规律里面活动。”（《答〈诗刊〉社问》见《诗刊》1959年1月号）因此，即使对受外来诗歌影响深的诗人，也不能说“他们的运动带有明显的片面性，这就是当时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更不能说：“新诗的模式主要是西洋诗。”尤其不能说：“他们以引进外来诗为武器，批判地吸收了外国诗歌的长处，而铸造出和传统的旧诗完全不同的新体诗歌。”这么说，有什么根据呢？谢冕同志是系统地研究过新诗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的，是曾写过《新诗发展概况》的作者之一，直到粉碎“四人帮”之后，仍然著文坚信：“今天的诗歌，是历史的诗歌的一个发展。推陈而出新，旧诗变新诗。而新诗的发展，当然有其自身的规律，但仍离不开历史的渊源，离不开诗歌遗产的批判继承。”“我国古典诗歌遗产，真正是个宝库。创造性地继承这一遗产，将在各个方面促进新诗的民族化，群众化。”这些话大抵是中肯的。并且批判了“四人帮”一伙“是破坏古为今用，破坏批判继承诗歌遗产的恶棍”，既揭了他们“是拜倒在古人脚下的‘复古主义’”，又揭了他们“极力鼓吹他们的‘新纪元’，宣判古典文学谈不上推陈出新，不能批判继承的民族虚无主义”。（均引自《北京书简——关于批判继承诗歌遗产》1977年11月《诗刊》）这无疑也是批判得很正确的。我们今天仍然应防止“四人帮”的民族虚无主义余毒在新的情况下发酵，有继续清除余毒的责任。而谢冕同志这些多年治学，对新诗历史的正确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不知怎么在“大胆吸收西方现代诗歌的某些表现方式，写出了一些‘古怪’的诗篇。越来越多的‘背离’诗歌传统的迹象的出现，迫使我们作出切乎实际的判断和抉择”时，就“学会了适应这一状况”，放弃了正确的新诗发展观，迁就了不良倾向，——至少，这在客观上可能把少数青年作者引向歧途。
产生于“五四”时代的新诗，主要是继承了古典诗歌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吸收了民歌的，也批判继承了古典诗歌的营养和形式，也受了外国进步诗歌的促进，而融汇发展的结晶，诗人们往往三种影响兼有而又有所侧重。是在中国土地上成长起来的诗花，新诗几十年来形成了革命现实主义为主流的好传统和战斗精神。这些是毋庸置疑的。
“五四”新诗革命的成功经验，无疑是值得今天学习的。学习新诗革命的精神，即革命的现实主义精神，和为人民歌唱的方向，向民族化群众化努力的方向。这也就是我所说的真正新的崛起的新诗所坚持的正确方向，这确实“与‘五四’当年的气氛酷似”。至于那种为数不算太多的“古怪”诗篇，则实在不能与“五四”新诗革命的精神相比。如果硬要比一下，则只能和大革命失败后诗歌界的某些情形相比，这即是后期的新月派、象征派、印象派和现代派，虽然今天的“古怪”诗远没有走到李金发等人那么远，结局则很可能像当年受现代派迷惑的青年诗人一样，终将在人民革命事业的发展中，走向人民诗歌的战斗行列，像戴望舒、何其芳等诗人曾走过的弯路似的。但象征派和现代派本身的活动，它对许多青年（比现在出现的多得多）的迷惑，决不是那时“新的崛起”，而只是以蒋光慈、殷夫，蒲风、柯仲平、臧克家、艾青、田间为代表的真正的新的崛起之前的一种过渡现象。他们或者是消除了现代派的影响，或者是与现代派作了斗争而崛起的一代。
以天安门诗歌运动为起点的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正气歌”，近三年来得到了发扬光大，继承了新诗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探索表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生活新内容的新的表现手法和艺术形式的新诗，朝民族化群众化方向过了一大步，恢复了新诗在人民心中的战斗声誉，这是当前新诗的主流。在浩荡主流的突奔的带动下，误入歧途的回环支流，终将汇入主流中来，形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时期新诗的洪流，涛声澎湃地向前涌去。这是一支革命现实主义诗歌的奔流不息的江水，在广袤的大地上无法阻挡地流奔而去，这是新诗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时代潮流。
谢冕同志还以公允调和的样子，反对别人“干涉”。难道你的反对别人“引导”，本身不是在进行“干涉”吗？搞诗歌评论工作，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诗歌创作，对诗歌评论的一种“干涉”。你要以你的方式，“把它（指“古怪”诗——引者注）引向促进新诗健康发展的路上去”，这难道不是“干涉”，不叫“引导”？只不过我认为谢冕同志的引导和干涉，未能“把它引向促进新诗健康发展的路上去”，而是把它引向不健康的路上去。所以我沉不住气了，来对这种观点“采取行动”，“干涉”一下。我讲的如果不在理，不是以理服人，也请大家对我“采取行动”来“干涉”一下，“引导”一下。这对我们的新诗评论，对新诗的健康发展，或许大有益处。
原载《诗探索》198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