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临水照花：民国才女初入凡尘

簪缨世族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年轻的人想着三十年前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老年人回忆中的三十年前的月亮是欢愉的，比眼前的月亮大，圆，白；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色也不免带点凄凉。”这段文字出自张爱玲的《金锁记》，她用一支笔，细细道出了三十年前的故事。

她的三十年前，于我们今天太过遥远，那是月色倾城，遍地是传奇的上海滩；那是烽烟四起，社会剧烈变革的晚清末年；那是兵荒马乱，也要不断上演悲欢离合的豪宅庭院……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每个人都有太多的故事要讲，有太多的故事说不完。她冷眼看世间，用那支孤冷的笔，写尽了人间冷暖，世态炎凉。她不矫揉，不造作，静静书写一个又一个传奇，最终却塑造了自己传奇的一生。

身处乱世，风云骤起，与她亦是无关的，她简静清朗，只过自己安静的小日子。李白有诗云：“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的确，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江山如何翻云覆雨，那轮圆月始终挂在天上，又圆又大又凄凉。

今天我们不讲繁华喧嚣的上海滩，亦不讲可悲可叹的晚清遗少，而是讲一讲这位与上海滩和晚清遗少有关联的女子——她叫张爱玲。在讲故事前，请您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再寻个月亮又大又圆的夜晚，且听我慢慢道来。您这一炉沉香屑点完了，我的故事也该完了。

这故事还得从“中兴第一名臣”李鸿章讲起。说起李鸿章，那是无人不知，不人不晓，他在朝四十余年，官至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授文华殿大学士，代表清政府签订了《马关条约》《中俄条约》《辛丑条约》，是中外人士皆知的清末政治人物。

在那个满朝都是学富五车之士的清末年间，有一个叫张佩纶的人凭着克己奉公的性格，如同一股清流，走进了光绪皇帝的心里。

张佩纶（1848—1903年），清朝末年官员，字幼樵，原籍河北丰润。他自幼十分聪慧，凭借敏捷的思维，出众的文章，在同治十年（1871年）考取了进士，之后在朝廷大考中，摘得第一名。在光绪年间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史，是“清流党”的重要人物。

张佩纶早年生活贫困，苦读出身，看到清末政治腐败，一心想要报效国家。他原本为官清廉，生活穷困，政治理想端正，深得光绪皇帝的喜爱，却因刚正不阿的性格惹来大臣们的弹劾。不过，那时他在官场如日中天，任谁拿他也没办法。1884年，法军在越南起了冲突，张佩纶和其他清流党人士竭力主战。李鸿章为了保存实力，不愿展开战争，多次委曲求全交涉后仍然失败。山西、北宁相继失守后，慈禧大怒，清流党几位主将在官场中遭受到了挫折，张佩纶以三品钦差大臣会办海疆事宜，兼署船政大臣的名义被派到福建马尾督军。

那时张佩纶常发表关于军事、国防的文章，李鸿章认为他能文能武，想借此机会纳入自己麾下以拓展自己的实力，但张佩纶实则并无军事、国防经验，一切只是纸上谈兵。当他带着军队南下，任何地方官员都不放在眼里，更不倾听他们的进言，仅靠上谕和李鸿章的电报作为布置战守的依据。结果在这场战争中，不战而败，之后，张佩纶被发配到张家口，直到1888年4月14日，才返回津门，在李鸿章都署内工作。4月27日，李鸿章在给台湾巡抚刘铭传的信中，提到他想将自己的女儿李菊耦许配给张佩纶。对于这门亲事，他十分满意，他在信中写道：“幼樵塞上归来，遂托姻亲，返仲萧于张掖，至欧火于许昌，累世旧交。平生期许，老年得此，深惬素怀。”年过四十的张佩纶早有妻室，菊耦给他做继室，到底是有些委屈。李鸿章的夫人赵继莲反对这门亲事，李菊耦却对母亲说：“爹爹已经许配，就是女儿也不肯改悔！况且爹爹眼力，必然不差的。”

那年，他四十一岁，她二十二岁。无论李鸿章眼力多好，张佩纶在官场上大势已去，一直到他去世也没能东山再起。不过，李鸿章终究对得起他们，给了女儿殷实富足的嫁妆，房产、田地、古董数不胜数。几十年后，仅分给张爱玲父亲名下的财产，便有花园洋房八处，另外，安徽、河北、天津等地均有大宗田产。

自甲午战争爆发后，大清被迫签下《马关条约》，李鸿章因此成了历史的罪人，曾经的风光不复存在。没多久，李鸿章便在悲叹中死去了。而张佩纶也没有好多少，少了李鸿章这个依靠，终日借酒浇愁，颓废度日，抛下妻女爱子抑郁而终，终年五十六岁。

张佩纶的爱子，是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廷重），爱女是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张佩纶去世时，男孩七岁，女孩两岁。李菊耦1901年丧父，1902年丧兄，1903年丧夫，接连不断的打击，让三十七岁的她情绪沉郁，没多久便得了肺病，1912年，刚搬到上海不久也去世了，终年四十六岁。那年，张志沂十六岁，张茂渊十一岁。

张爱玲的父亲张志沂，出生在没落的贵族家庭，做了时代的悲剧人物。他自幼熟读八股文，学习四书五经，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李鸿章和张佩纶去世后，李菊耦对他寄予厚望，希望他能重振当时的家族威望。可惜清王朝败落，科举制度废除，张志沂英雄无用武之地，只能在家族的阴影里活着。他是前朝名臣后裔，有着自己的骄傲，可又在新时代里活得不尽人意，他在新旧社会里活得进退两难，只能靠祖上留下来的家产度日。

李菊耦去世后第三年，张志沂和黄素琼（逸梵）结婚了。黄素琼出身名门，祖父黄翼升是李鸿章淮军初建时的副手，他去世后，儿子黄宗炎袭承爵位。黄素琼和张志沂一样苦命，她和双胞胎弟弟出生没多久，父母便去世了，由黄宗炎原配夫人养育着。等黄素琼长大成人，再由黄宗炎原配夫人做主，把她许配给了张志沂。

对于这场包办的婚姻，黄素琼极不情愿。她没有上过新学堂，还是一位缠过足的旧式女子，可她对新潮思想极为渴望，崇尚独立，不喜欢自己的命运被他人安排。对于母亲黄素琼，后来张爱玲说她“踏着这双三寸金莲横跨两个时代”。

婚后，张志沂继续读他的四书五经，虽然也学习西方新思想，为此还专门去学习英文，可在他的思想观念里，到底有些循规蹈矩。新式思想于他而言，不过就像茶余饭后的小甜品，尝尝即可，不会当作人生主食。可对于黄素琼，五四风潮的新思想，是她人生中的主旋律。她是民国初期的时尚新女性，弹钢琴、出国留洋、学习绘画雕塑，不断地丰富着自己的人生。张志沂生存在新旧夹缝中，既不够新，也不够旧，更不得志。没多久，他染上了坏风气，抽鸦片、捧戏子、纳妾……

一位是名门公子，一位是名门千金，他们是旁人羡慕的金童玉女，却在婚后渐行渐远。他们各有各的执着，她劝过他，为了孩子也曾努力过，可坏风气只会让人迷失心性，再也找不到自己。所以，她干脆再不见他，跟着张茂渊出国，自己躲得远远的。她不仅对丈夫张志沂不闻不问，甚至连自己的一双儿女也舍下了。

张爱玲就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是被黄素琼丢弃在家的孩子，是日夜看张志沂在烟榻上吞云吐雾的孩子。她的出身，她的家世，她的经历，注定成为传奇。

这位叫张爱玲的女子，穿过民国烟雨，带着浅淡的微笑，着一袭华美的袍，就这样向我们走来。如同她的笔，沉着地诉说着一段段往事。不过，这次诉说的是她的人生，她的惊涛骇浪，她的岁月静好。

张爱玲说：“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你也在这里吗？”她轻轻地问。

“是啊，我也在这里。”我们轻轻地答。

凄凉的贵族血统

世间因缘和合，并非偶然，皆是命数。一个人的出生，自己做不了主，无债不来，无缘不聚，不管你如何不情愿，自降临的那一刻起便再无选择。此后，是平庸，是绚丽，是惊世，是远走他乡，都与家族无关，可又与家族有关。它影响着你，你改变着它，它静默地淌在你的血液里，你赤诚热切地活一生。或喜，或悲，或恨，或怨，都摆脱不掉家族的烙印。于赤贫者，簪缨世族是一个梦，是今生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超越的天花板；于名门，它是牢笼，是骄傲的资本，同时，也是一个人颓败的开始。

生死轮回，日月更替，由盛而衰，是世间自然而然的规律。清醒者，懂得顺势而为，在家族没落时养精蓄锐，方便以后东山再起；陶醉者，为保家族颜面，奢靡度日，醉生梦死地沉下去。在民国初年，没落的贵族数不胜数，他们儿时享尽荣华，后来即使跌落人间变为寻常百姓家，亦不肯简朴度日，终成一声叹息。

张御史家的少爷，黄军门家的小姐，他们门当户对，年纪相当，是人人称羡的金童玉女。这对人人艳羡的璧人结婚了，五年后，也就是1920年9月30日，农历八月十九，他们的第一个孩子诞生了，小名叫小煐，这便是后来的张爱玲；次年12月，他们又生下一子，小名叫小魁，是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

张爱玲出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这是一座清末民初的老洋房，房子是李鸿章给女儿的嫁妆。这座老宅，带着先人的余温，带着旧时的贵族气息，尽管已经没落，可终究家底够厚，足以让小煐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提及张爱玲的童年，晚年的张子静回忆道：“那一年，我父母二十六岁。男才女貌，风华正盛。有钱有闲，有儿有女。有汽车，有司机；有好几个烧饭打杂的用人，姐姐和我还有专属的保姆。那时的日子，真是何等风光啊！”

张志沂幼年时也曾锦衣玉食，不过及至童年，家族便开始节俭度日。张佩纶是个清官，家中所有财产都是李菊耦的陪嫁。表面上，李菊耦料理着家务，实则真正当家的是张佩纶的二哥。他不喜奢华，李菊耦也赞同节俭过活。他们都懂得家族日渐衰落，总有坐吃山空的一天，若后人不争气，家族便再无重整旗鼓的机会。

李菊耦对张志沂寄予厚望，将重振家族的重担落到了他的肩头。她对他的教育甚为严苛，除了读书识字，更是严格限制他与富家公子哥来往，怕他染上恶习。母亲的含辛茹苦，让张志沂感觉到了压抑，同样是富家子弟，为什么别人可以做的事偏偏他不能做？他一直压抑着自己，尽量读好书，识好字，在母亲面前做一个乖巧的儿子。谁知多年后，这位知书达理的名门之后，开始结交酒肉朋友，花天酒地，嫖妓女，吸鸦片，养姨太太，别人说这是因为科举制度废除，他英雄无用武之地，可谁又能说不是对之前教育的反抗呢？

张志沂受够了压抑的日子，更讨厌节俭度日，他想彻底解放自己。刚结婚不久，他和黄素琼便想和二伯父分家，搬出去过自己的小日子。没多久，他托人在津浦铁路局找了一份英文秘书的工作，才顺理成章地分了家。1923年，他和妹妹张茂渊一起从上海搬到了天津，很快便开始了奢靡颓废的生活。

张志沂和黄素琼的矛盾，也由此开始了。

黄素琼出身传统世家，接受的是三从四德的教育，可她本人却从不保守。她讨厌男女不平等，对旧社会腐败的习气深恶痛绝，还对传统旧式女子的唯喏，对男人纳妾、吸鸦片、养妓女等行为不齿。当她看着自己的丈夫一天天堕落下去，她不像旧式女子咬牙忍耐，而是与丈夫对抗，对他的种种行径提出批评。

张茂渊也看不惯哥哥如此堕落，选择和嫂子站在一边，时时鞭策着他，希望他能清醒一些。可是，一个人压抑许久，终于释放了自己，又怎能再回到桎梏与牢笼中呢？张志沂对她们的劝阻听也不听，视而不见。

当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还没有完全失望，劝了许多也没有效果后，唯一能做的便是狠下心来，做最后一次的挣扎。没多久，张茂渊提出出国留学的请求，希望哥哥能答应。表面上看来，她是出国深造，实则是对哥哥的行为提出抗议。黄素琼对丈夫再也看不下去，趁此机会找借口说，要出国照顾小姑，陪同她一起出国。

张志沂对她们的决定十分恼火，甚至偷偷地藏了她们的行李，让她们好自为之。张志沂的小把戏在黄素琼和张茂渊的眼里，是压死她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的行为幼稚可笑，简直是小人所为，连最后的“圣贤”品格也丢了。她们重新打包收拾，不顾一切，抛家弃子，飞去了遥远的英国。从此之后，黄素琼再不叫黄素琼，而是改名为黄逸梵。这也如同她的人生，再也回不去了。即使后来也曾归来，但这个家留给她的只有无尽的愤怒和失望。

那年，张爱玲四岁，她什么都不懂，也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次见到母亲。她对母亲的印象，被记录在了《私语》里，她写道：“我记得每天早上女佣把我抱到她床上去，是铜床，我爬在方格子青锦被上，跟着她不知所云地背唐诗。她才醒过来总是不甚快乐的，和我玩了许久方才高兴起来。”

张爱玲从小对母亲的印象，是一个观察者，而不是一个参与者。母亲对她来讲，似乎不是那么重要，她的离开或是存在，都没有影响她正常成长。有人说，黄素琼太过无情，一心只为自己快活，连孩子也不顾及了。可是出身名门的人，身边用人一大堆，父母陪伴的时刻又有多少呢？对于他们来说，从一开始父母就是高高在上，用来跪拜、行礼、教自己做人的“先生”吧，不过与先生不同的是，他们的名字是“父母”。纵然有血浓于水的亲情，可也有大家族背后看不到的冰冷的一面。

张爱玲对于先前沉重的历史过往并不了解，她不知道这种距离感是什么。她和父亲母亲都不够亲，跟从小体弱多病的弟弟也不亲，她在浮华的表象下，过着被用人宠爱的小日子。风云变迁，家族没落，与她又有何干？小小的她，还不知道这些表象意味着什么，她体会不到母亲的无奈，父亲的放纵，只知道静静地观察，试图找到关于人性的真相。

不管名门家族的血液如何“冷”，她亦是爱的，甚至有一点点骄傲。后来，她说：“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我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

是啊，如何能不爱呢？在当时十里洋场的上海滩，并不缺才华出众的大作家，可谁又有她这般显赫的家世呢？提及张爱玲，任谁也要说一说李鸿章、张佩纶、黄翼升等历史名人。当《孽海花》以真实历史故事为背景，在书里细细道来那些陈年旧事，任谁也要抬起骄傲的头。

张爱玲是骄傲的，她的一生，如同那张尘封多年的黑白照片，照片里的女子穿一件华丽绸缎旗袍，昂着高贵的头，孤傲默然地看着世间的一切。她不喜，亦不悲，带着极致的美，坚定地选择孤独。

在不曾邂逅爱情之前，她一直如此骄傲，一直冷眼看世界，不参与任何人的儿女情长，包括自己的。当她走过几度春秋，遇到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她如同家族的没落般，沉下去了。她的头，低到了尘埃里，可即使如此，也要开出一朵花来。

这是她的命数，也是她的劫数，她无从选择，就像无法选择自己的家族出身。但是我们知道，如果让她做一个凡尘百姓家的女子，她亦是不肯的。

一点欢喜一点悲

纷乱河山，荆棘岁月，痛了，悲了，伤了，喜了，佛说一切皆空。可是，这山河动荡，草木有情，也是事实。所以，佛又说，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人生在世，终究不过尘埃一粒，等到一切成空，还能剩下什么。

人生如梦，有梦的人都不愿醒，在梦里看着，听着，观察着，却忘记了，自己也是梦里的人。张爱玲在《造人》里说：“小孩是从生命的泉源里分出来的一点新的力量，所以可敬，可怖。小孩不像我们想像的那么糊涂。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而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

惊世才女张爱玲，观察着家中的一切变化。她以为看透了大人，以为不会为母亲的离去而伤感，也不会因短暂的快乐而失去理智与冷静。可是，她到底是一个孩子，那被观察的对象终究与她有关。或许，在她看来童年是不尽人意的，可她也快乐，也有值得留恋的童年过往。

张爱玲两岁那年，举家从上海搬到了天津。这是坐落在英租界的一座洋房，房子是张佩纶为自己结婚购置的。张志沂来到这里，再无人干涉，便有恃无恐地尽情享乐。反正，他有花不完的钱，黄素琼的陪嫁也足够让他逍遥一生。

只是他没有想到，这位大家闺秀走了，带着她的家当，飞去了英国。那时，她已不再叫黄素琼，而是改叫黄逸梵了。少了她的阻碍，他更加开心自在，奢靡无度。他将在外面包养的妓女带回了家，唤她老八。他吸食鸦片常常过量，搞得用人们担心不已。

他认为，这是快乐，他要去追求。在张爱玲看来，他的内心总有一股无所适从的寂寞。她记得，小时候常见到父亲屋子里胡乱摊着各式小报，还常常读《红楼梦》和《三国演义》等作品。她看着他在房间里一坐就是一下午，在那里坐得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了。

老八的到来，给家里增添了不少欢乐，她置办酒宴，歌舞升平。她在《私语》里写过这位姨太太：“母亲去了之后，姨奶奶搬了进来。家里很热闹，时常有宴会，叫条子。我躲在帘子背后偷看，尤其注意同坐在一张沙发椅上的十六七岁的两姊妹，打着前刘海，穿着一样的玉色袄袴，雪白的偎倚着，像生在一起似的。”

张爱玲早见过老八，张志沂带她去过风月场所。老八是妓女，过惯了骄奢淫靡的生活，脾气十分暴躁。她经常打骂用人，有时还与张志沂交手，可是，她对张爱玲却是喜欢的。

她给张爱玲吃奶油蛋糕，给她鲜艳的糖果吃，还给她做雪青丝绒短袄长裙。她私下里问张爱玲：“看我待你多好！你母亲给你们做衣服，总是拿旧的东拼西改，哪儿舍得用整幅的丝绒？你喜欢我还是喜欢你母亲？”

一个单纯的孩子，不懂老八要拿她的母亲做比较，也不懂人与人之间的你争我斗，更不懂有些笑里藏了刀。她只知道，老八待她好，比母亲好，母亲不让她多吃奶油蛋糕，不给她新衣穿，也不让她多吃糖果。两者相比，她开心地回答：“喜欢你。”

一句无心童言，长大之后的张爱玲为此内疚了一辈子。她觉得自己见利忘义，实属不该。遥想离开的天，黄逸梵也是伤心的。她对子女怎能不爱，只是她必须为自己寻个活路。张爱玲在文章里写道：“上船的那天她伏在竹床上痛哭，绿衣绿裙上面钉有抽搐发光的小片子。佣人几次来催说已经到了时候了，她像是没听见，他们也不敢开口了，把我推上前去，叫我说：‘婶婶，时间不早了。’（我算是过继给另一房的，所以要称叔叔婶婶。）她不理我，只是哭。她睡在那里像船舱的玻璃上反映的海，绿色的小薄片，然而有海洋的无穷尽的颠波悲恸。我站在竹床前面看着她，有点手足无措，他们又没教给我别的话，幸而佣人把我牵走了。”

不管黄逸梵多么不舍，她走后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离别的愁绪属于大人，对于孩子而言，一颗糖果便哄好了。张爱玲和张子静有保姆照顾，对于母亲的缺失，并没有太大遗憾。保姆“何干”对她很好，张子静的保姆“张干”待他也不错。因为爱玲是个女孩，何干自觉心虚，便凡事都让着张干。也因此，张爱玲小时候便升起了男女平等的思想。她不服气，她要锐意图强，务必胜过她的弟弟。可弟弟张子静说，张爱玲的要强是多余的，因为她不必锐意图强，就已经胜过他了。确实，张爱玲天资聪颖，弟弟有点不争气，他从小体弱多病不说，还很喜欢哭，好容易生得大眼睛长睫毛，还有点糟蹋了。他后来逃学、忤逆、没志气，更是让爱玲看不起。

小爱玲四岁不到时，家里便为她和子静请了私塾先生，他教他们诵读诗书，教他们用毛笔蘸了水写大字，还讲《三国志演义》给他们听。爱玲喜欢他，给他取名叫“毛物”，毛物的妻子取名叫“毛娘”。毛娘艳若桃子，生着一张鹅蛋脸，还有些才气，也深得爱玲的喜爱。爱玲在日常里，编织着自己的故事，在秋千架上放飞着自己要强的梦想。她不时会收到母亲从英国寄来的衣服，这是她最开心的时刻，每次穿上新衣，便觉得如新年般喜气洋洋。她也收到过母亲寄来的各种玩具，她一个，弟弟一个，这很像平淡生活里无意中遇见的小惊喜，让她欣喜不已。

日子，就是这么悲喜交加地过着，有快乐，亦有悲伤，快乐短暂，悲伤且长。在她的记忆里，有一位唤作“二大爷”的老人，她每次去请安，老人家永远坐在藤椅上，问她：“你认了多少字了？”或者就是“背个诗给我听”。

小爱玲喜欢读书，更喜欢吟诗作对，老人家考不倒她。可是，每次他听到“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时，眼圈就会红，接着便流下了泪。她功课好，难道不是一件令人开心的事吗？

他和父亲一样，喜欢坐在椅子上，就这样沉下去。她不懂前朝遗风是什么，不知苍凉为何物，更不懂热泪下的悲戚。可是，她亦是看懂了的，她说，大人不懂孩子，可是孩子却看透了大人。

许是见惯了生命的一声声叹息，才成就了她笔下一个个落寞苍凉的故事。甚至，连她的人，也活出了孤寂，活成了天上的一轮圆月，永远干净纯粹，永远孤傲苍凉。

回到上海

人生中，许多值得回忆的片段，往往是悲伤多过快乐。记得有人说，作品只有悲伤和痛苦才是深刻的。于是，许多艺术家为了艺术上的成就，宁愿选择孤独与痛苦。要知道，江山更替，沧海桑田，无论繁华盛世，还是动荡乱世，人们永远有堕落的借口，却无好好活下去的理由。多少人，被时代的大风吹干了眼泪，被历史的枪炮弹药击得满身是伤，但物换星移，就算能回到盛世平宁又如何，一个人想要堕落，与时代终究是没关系的。

同样的时代，黄逸梵选择了抗争，不管世人如何说她冷酷无情，她都要为自己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而张志沂选择了就此沉沦，他抱怨自己不得志，抱怨民国不如前清，在悲叹中日渐萎靡。同样的出身，张爱玲要打破男女不平等的枷锁，强过弟弟，而在家里吃香的男孩子静，却活得不争气。张爱玲不怨天尤人，她的骨子里有母亲的倔强与坚强，她孤傲、冷漠，亦有父亲对于世事的悲叹。

爱玲幼时抓阄，亲朋好友都来参加这场盛大仪式，他们对爱玲充满期待，希望她将来是一个温柔可人、读书知礼的女子。大人们伸着手，带领着她，希望她走到书籍、派克笔、绣花布前。爱玲有些茫然，眼神带着疑惑，对大人的笑脸却是不屑的。她连走带爬，一步一步往前挪，最终选择金锭不放手，任谁也不能拿走。

大家闺秀，一身铜臭成什么体统。她的抓阄令人失望，众人不欢而散，可她却啃金锭啃得笑了。她高贵，她孤冷，可她也活得现实。后来，她为了稿费，字字计较，为了省钱，在家里存印刷纸。她一直懂得，钱能给女人尊严，赚钱能证明她的价值，她从不认为低头求生活是卑微的姿态，反而看不起饿肚子的假高贵。

黄逸梵刚走，老八就住了进来。她不讨好老八，对她的示好也不拒绝。她就是这样看着，看她雍容华贵，看她娇艳欲滴，看她和张志沂打架。骨子里高贵的张志沂，连妻子和妹妹的话都充耳不闻，对这个大打出手的女人又如何能忍？他们打了几次以后，老八再也受不了了，凶神恶煞地拿起痰盂朝张志沂丢了过去。她在气头上，力道太大，痰盂落在张志沂头上，顿时血流如注。家族人听了这件“丑闻”，建议张志沂将老八赶出家门，好保住家族颜面。他再也不能忍了，一个妓女而已，又不是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的女人，何必受她的窝囊气？

一个女人，从进门便注定了结局，她的下场早可预见。她在这座豪宅里风光过，奢华过，即使被赶出去，也不过是回到从前，没什么失去的。她走的那天，爱玲坐在楼阁的窗台上，看见她走出大门，大门里缓缓开出两辆车，据说都是她要带走的银器古董。见她远去，用人们松了一口气，都说：“这下子好了！”爱玲心无波澜地看着这一切，她早已经历别离，母亲的离开都不伤感，老八的离去又有何悲伤？

老八走后，热闹喧哗的家骤然变得安静，如同一杯混浊不堪的水，静置后有些东西也便浮出了水面。近些年来，张志沂吸鸦片、养妓女、和姨太太打架等丑闻传遍大街小巷，在津浦铁路局里的同事很是瞧不起他。他的工作，是个闲职，不过是为了有个脸面。如今，他的恶习牵连到堂兄被迫免去了交通部部长的职务。他失去靠山，人品又差，受到上司和同事的排挤，只能辞职离开。

情场、职场双失意，孤独无助的张志沂冷静下来后，回忆起曾经的往事来。那时，他有一双儿女，有一个奋进的妻子，她虽然唠叨，但一切都是为了他好。他给远在英国的黄逸梵写信，承认错识，痛改前非，决意戒掉鸦片，不再纳妾，只求她回到他身边。

黄逸梵同意了。她当初离开，并非对家庭死心，而是对这个男人死心了。如今，他主动提出改变，她又怎能不原谅呢？后来，她对爱玲说：“有些事等你大了自然就明白了。我这次回来是跟你父亲讲好的，我回来不过是替他管家。”

这一年，张爱玲八岁，她在天津的快乐生活也将戛然而止。她听父亲说，他们一家要回到上海。上海是哪里，她不知道，她只知道，那是一个陌生的地方，如同即将回国的母亲。她离开太久，久到快要忘记她的样子了。

爱玲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船，这是她有记忆以来第一次登船。船上一切都是新鲜的，快乐的，她后来在文章里写道：“坐船经过黑水洋绿水洋，仿佛的确是黑的漆黑，绿的碧绿，虽然从来没在书里看到海的礼赞，也有一种快心的感觉。睡在船舱里读着早已读过多次的《西游记》。”

船只抵达上海，这座风起云涌的大都市是陌生的，它比天津更繁华，更令人目不暇接。“到上海，坐在马车上，我是非常侉气而快乐的，粉红地子的洋纱衫袴上飞着蓝蝴蝶。我们住着很小的石库门房子，红油板壁。对于我，那也是有一种紧紧的朱红的快乐。”

张志沂没有回到二伯父家中，他们住在石库门房子里。回到上海，他心力交瘁，加上旅途劳累，为缓解疲惫，打了过度的吗啡，差点死过去。他独自一人坐在窗子前，不开任何一盏灯，伴着南方特有的阴冷潮湿的雨，像疯子一样说着胡话。爱玲看着父亲，第一次感到害怕，好在一切有惊无险。

家里的用人喜气洋洋，不断地跟她说，母亲和姑姑要回来了，她应该高兴点。确实，离人归来，应该有所期待，更何况是她的母亲。她没有，只是静静地看着一切发生，看着母亲和姑姑风风火火地回来。她感觉不到温情，无法体会父母之爱，对于这个在外漂泊四年的女人，她对她的感情一点儿也不深。

后来，张爱玲遇到胡兰成，他说她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他也说她是个无情之人。张爱玲是无情的吗？不，不是的。她说过：“见了他，她变得很低很低，低到尘埃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从尘埃里开出花来。”

她自然不是无情的，不然不会为了爱变得很低很低。只是，她出生在这样的大家族，更加懂得那份欢喜要放在心里。母亲离开，父亲荒淫无度，她能去爱谁？如果投入太多情感，他们的冷漠注定把她伤得千疮百孔。淡漠爱恨，是自保的最佳方式。

不过，她说过，她是爱着她的母亲的。因为她像母亲，她懂得母亲的选择，所以，在于母亲，她选择了慈悲。

不再完整的家

是的，在旧时代，不管多么前卫的女人，对于丈夫的种种恶习，仍然要选择原谅。原谅，不是委曲求全，而是相信他愿意真心悔过。她是女人，是女人就渴望有一个家，更何况她家中还有一双儿女。她在外漂泊太久，有些疲累，有些担心家中的孩子们，他们到了入学的年龄，她必须亲自回国安排。

黄浦江上，无数艘轮船来来往往，它们送客旅，也迎归家的远方游子。张志沂一封决意悔改的信，劝回了黄素琼和张茂渊。她们一路风尘仆仆，几年国外时光，早已不知今日的大上海是怎样一番景象。

爱玲记得，母亲回家那天，她穿上了最喜欢的小红袄，母亲看到她的装扮有些心疼：“怎么给她穿这样小的衣服？”黄逸梵在外漂泊许多年，今日的大上海逐渐与国际接轨，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她的一双儿女却还活在旧时传统中。张子静说，母亲回国，一方面是为了挽救婚姻，另一方面是他和姐姐到了入学的年龄，希望他们能摒弃旧时私塾教育，去学校接受多元化教育。

张志沂看到黄逸梵回来，激动万分，发誓改掉恶习，留住他的妻子。他被送到医院，接受戒毒治疗，这个家一时间变得其乐融融，一片祥和。他们一家搬进了宝隆花园的一幢欧式洋房里，屋顶是尖的，一共有四层，门前有小花园，客厅很大，还有壁炉。张爱玲在《私语》里记述了这个家：“我们搬到一所花园洋房里，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陡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

爱玲很喜欢这个家，她和弟弟欢喜地在楼梯间跑上跑下，常常开心地大笑。她还喜欢抱着狗，跟狗狗做游戏，给它读童话书。她有专门的房间，墙壁可以按自己的喜好随意调配颜色。爱玲第一次感觉到了自在，她仿佛住进了童话的世界，有了属于自己的城堡。她开心地给之前在天津时的玩伴写信，告诉对方自己现在的生活，房子的样式，甚至画了几个图样给她看。爱玲没有收到回信，她暗暗地想，这样粗俗地炫耀，如若她收到这样的信，也定是不会回的。

黄逸梵注重儿女的教育，让他们学习绘画、弹钢琴、英文。那种西洋式的浪漫气息影响着爱玲，让她对母亲有了新的认识。关于她的母亲，她后来也说过：“因为我一直是用一种罗曼蒂克的爱来爱着我母亲的。她是个美丽敏感的女人，而且我很少机会和她接触，我四岁的时候她就出洋去了，几次回来了又走了。在孩子眼里她是辽远而神秘的。有两趟她领我出去，穿过马路的时候，偶尔拉住我的手，便觉得一种生疏的刺激性。”

母亲时尚，穿漂亮的洋装，弹钢琴，会跳舞，告诉爱玲伦敦是一个怎样的城市。听着母亲这四年的故事，爱玲心里常常伤怀，母亲的世界她无从参与，只能像听一段段历史过往，有时听着听着，竟掉下泪来。世间冷暖，也并非母亲口中说得那般繁华，她懂得那些华丽的外表下，一定藏着一颗孤寂的心。

黄逸梵留洋回来，见识过外面男女平等的世界，她不想让爱玲重蹈覆辙，决意让她接受西式教育。张志沂不愿意在这方面花钱，坚持认为私塾教育更好。他们再次争吵，声音越来越大，偶尔还夹杂着母亲的哭声和摔东西的声音。张干和何干陪着两个孩子，无奈地叹息：“又吵起来了！”

吵就吵吧，在子女教育上产生分歧，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只是，张志沂出院后并没有信守承诺，又开始吸鸦片，让黄逸梵对这段婚姻失去了最后一丝期望。她不顾张志沂的反对，坚决送爱玲去美国教会办的黄氏小学做六年级的插班生。“十岁的时候，为了我母亲主张送我进学校，我父亲一再地大闹着不依，到底我母亲像拐卖人口一般，硬把我送去了。”

这一年，爱玲十岁了，因为有之前的国学基础，直接跳到了六年级。在报名处，黄逸梵为爱玲的名字犹豫，总觉得“张煐”不够响亮，不够生动。一时间，她又想不出更好的名字，她嘴里轻轻念着“Eileen”，想了想给这个英文名字译成了中文，写下了“张爱玲”三个字。黄逸梵想着，名字是暂时的，日后想好了再改也不迟，只是她没想到，张爱玲三个字会被写进历史，会成为日后风靡华人世界的名字。

尽管对“张爱玲”这个名字并不满意，甚至觉得恶俗不堪，不过她最终还是从容地接受了。她说：“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作为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与太阳之中去寻实际的人生。”

黄逸梵也想把儿子“偷”出来，张志沂有了前车之鉴，对儿子看护得更紧了，黄素琼只好作罢，让他继续接受私塾教育。这样一个固执己见的男人，思想中的浅陋如同他的鸦片，是再也戒不掉了。他曾经信誓旦旦地承诺改掉恶习，如今又欣然毁约吸得没完没了。她提出离婚，他不同意，他怕她像之前一样说走就走，便再次使用小伎俩，不再为家庭支付生活费用，让她花钱贴补家用。他想的是，等黄逸梵花光了积蓄，便只能在家里相夫教子了。

这种卑劣的行为，不是留住她的方法，而是更加坚定了她离婚的决心。她在他面前，从不妥协，之前不，现在也不。她找了外国律师，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办理手续时，张志沂犹豫徘徊，几次拿起笔又放下，长叹一声又再次拿起笔。律师看他如此不舍，问她是否要改变心意，她绝望地说：“我的心已经像一块木头！”

张志沂听完，无奈地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黄逸梵这次离开，仍然把一双子女留给他。在离婚协议里，她放心不下子女的教育，特别强调，日后爱玲要进什么学校，都必须经由她的同意，教育费用仍由张志沂负担。

两人终于离婚了。经历了日吵夜吵，爱玲并不希望这段婚姻维系下去。因为再继续吵下去，只怕有更大的破碎要来。父亲喜欢鸦片，母亲喜欢自由，两人离婚各自解脱，又有什么不好呢？

只是，对于张志沂的行为，爱玲是鄙视的。她后来写的小说《金锁记》《倾城之恋》《小艾》等，都出现过男人企图欺骗女人钱财的情节。钱，到底是什么？之前，她并没有深刻的认识，这一次她意识到，有了钱就能获得自由。假如，母亲没有丰厚的资产，她又如何能潇洒地说走就走？

母亲搬走了，和姑姑张茂渊搬到法租界的一座西式大厦，买了一部白色汽车，雇了一个外国人司机，还请了法国厨师。母亲的日子时尚而优雅，生活更是完全西洋化。这个家有耀眼闪烁的吊灯、牛皮沙发、专门的绘画室，地上铺了瓷砖，洗手间装了浴盆，厨房使用的是煤气。爱玲喜欢这个家，常常一待就是一天，与母亲相比，张志沂离婚后带着全家从原来的洋房里搬了出去，在弄堂里将就生活着。

他有了她，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了，可他不懂珍惜；他少了她，日子越发颓废，沦落得只剩下最后一点儿尊严。之前，她是他的女人，他们门当户对，金童玉女；之后，他们各自奔天涯，再不是同路人。她一直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包括这段不堪的婚姻，也是想清楚之后的回归；他一直被迫选择，哪怕挽回她，也不过是人生失意时的无奈之举。

姻缘天注定，既然如此，就顺其自然地走下去。父母离异，他们都没有征求过孩子的意见。爱玲想让他们彼此解脱，但她也不尽然全是祝福，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受伤也是在所难免的。只是，她只能顺其自然地走下去，无论这条路多艰难，都必须云淡风轻，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