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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害者都跟男人没有任何关系。根据后来了解的结果,男人只是个过着极典型、极普通生活的“平凡人”。他大学毕业,在中小企业做了十几年的业务,却因经济不景气而遭到突如其来的组织变动。后来虽然拿退休金开了家炸鸡店,但不到两年就关门了。其间还欠了债,家人也都离开他,而后男人便足不出户,就这样过了三年半左右的时间。他住在半地下室,除了去附近超市买东西,偶尔去逛逛国立图书馆外,只待在家里。

他从图书馆借的书大部分是与武术、防身术,还有刀术等相关的书籍。而在他家里发现的,却是些成功的法则、如何养成正向思考习惯之类的自我启发性的书籍。而男人空荡荡的桌上,放着一张好像故意要让人发现的,用又大又潦草的字体写成的遗书。

今天,不管是谁,只要是笑着的人,都将跟我一起离开。

男人的日记里留有他憎恨这个世界的痕迹,每当他看到在这个让他感受不到快乐的世界上那些微笑着生活的人,他就兴起杀意。随着男人的生活和日记渐渐浮上台面,大众的关注焦点也从事件本身,转到他为什么不得不做出这种选择的社会层面。觉得自己的人生跟男人差不多的中年男子陷入叹息,对男人同情的舆论出现后,焦点便转移到发生这种事的韩国社会,而谁死了这些都不怎么重要了。

事件让新闻有东西可播报,打上了“是谁让这个男人变成了杀人犯”“笑就该死的国家——韩国”等标题。然而,没过多久,就像泡沫破灭一样,人们就不再谈论这事了,而从发生到落幕不过才十天。

唯一幸存下来的人是母亲,但医生说她的大脑进入了深度睡眠,醒来的可能性极低;就算醒过来,也不再是我认识的母亲了。死者家属半推半就地合办了葬礼。除了我之外,所有人都在哭泣,那是站在惨死的罹难者家属面前,任谁都会有的表情和举止。

一名前来参加葬礼的女警向家属答完礼后便哭了起来,哭得一发不可收拾。没过多久,我看见她站在走廊深处被年纪较大的警察训斥:“以后这种事不计其数,所以要学着迟钝一点。”那瞬间我们四目相交,他打住了原本要说的话,我则若无其事地行个礼后走向厕所。

葬礼这三天总能听见他们议论面无表情的我。那些人交头接耳地进行各种猜测:一定是打击太大才会这样的;还这么小哪懂什么啊;妈妈跟死人没两样,他现在就等同孤儿,应该是还没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才会这样吧。

也许别人期待我会感到悲伤、孤单或茫然。但对我来说,比起那些情绪,更多的其实是疑问。

到底什么事那么好笑,让母亲和外婆笑成那样?

如果没发生那件事,我们从冷面店出来后又会去哪儿呢?

那男人为什么要那么做?

为什么不去砸电视或是摔镜子,而要杀人?

为什么没人早一点出手相助?

为什么?

每天我都会把这一个又一个问题问自己数万次,但最后都回到原点,从头来过,因为没有一个答案是我知道的。我也把心里的问题都告诉警察,还有忧心忡忡的心理咨询师,希望他们能说点什么,但是没有人能回答我。大多数人都沉默不语,有几个话说到一半又沉默不语。也是,既然没人知道答案,的确有可能会这样。外婆还有那个男人都死了,而母亲也进入永远无法说话的状态。我那些问题的答案也永远消失了,因此我决定不再把那些问题说出来。

能确定的是,母亲跟外婆都消失了,外婆的灵魂和肉体都消失了,母亲只剩躯壳。以后除了我,再也没有任何人会记得她们的人生,所以,我要活下去。

葬礼结束,确切来说,是在我生日后第八天。我多了一岁,就这样十七岁了。这次真的只剩自己一个人,留下来的只有堆在母亲旧书店里的无数书籍,其他大部分都没了。以后,在家装饰花灯和闪闪发亮的灯泡、默记“喜怒哀乐爱怨欲”表,还有为了庆祝生日出去吃饭、穿过人潮到市区的那些理由,都消失了。


[1]为韩国综艺节目,通常分两队进行比赛。

[2]意即述情障碍,是最早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被报道的情绪性障碍。会因童年时情绪发展不完全、经历过创伤或先天杏仁核过小导致此现象。杏仁核过小时,尤其不太能感觉到恐惧。但有报告指出,与恐惧、不安等情绪相关的部分可通过后天训练成长。本书是作者根据事实再加上自己的想象来描写述情障碍的。

[3]布罗卡氏区和韦尼克氏区。

[4]这里指的是韩元。

[5]原文为Oramdy,是韩国专治口腔溃疡的药膏。

[6]“知恩”与韩文“作者”的发音相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