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19
我每天都去医院报到,母亲静静地躺在那里,只是呼吸着。原本待在重症监护病房的母亲,没过多久便转到了六人房。我每天都坐在母亲旁边陪她晒太阳。
医生冷漠地说母亲不可能醒来,往后除了维持生命,也没什么意义了。护士面无表情地帮母亲清理大小便,我们两人合力定时帮母亲翻身,以避免身上出现褥疮,就像处理偌大的行李箱一般。医生要我做好决定后告诉他,我反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说他是在问我,要继续支付住院费这样维持生命,还是要转移到比较低廉的郊外疗养院去。
外婆的死亡保险金供我短时间内吃住不成问题。那时我才知道,母亲担心留下我一个人,已经把这些都准备好了。
我去民政事务所申请外婆的死亡证明,那里的职员默默地转过头叹了口气。不久后民政事务所派来的社工找上门,看了家里的状况后,说因为还是青少年,所以有可能被送到机构,问我觉得如何,像少年之家或安置机构之类的地方。我请他们给我时间思考,其实要他们给我时间思考,并不是真的要在那段时间里思考,只是想争取些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