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及核心议题

现在我问你们，课堂讨论，自由发言——假设你生活在斯密以后的时代里，你感受到的最重要的经济学问题是什么？想象你是斯密，或更早时的洛克，那时你是贵族，有良好教养，你总要做一些事情嘛，否则你就虚度年华，而你不甘心虚度年华。那么，你要提出什么问题呢？

彭博渊（旁听生）：强国。

丁丁：对，这是一个重要问题。

彭博渊：为了强国就要有财富。

丁丁：正确，所以，财富及其增长，是最重要的经济学问题。还有哪些重要的问题？

彭博渊：为了财富的增长，必须有社会稳定。

丁丁：很好。你提出的问题就是斯密在“政府原理”（法学讲义手稿）里论述的一项基本原理。

彭博渊：还有个人自由。

丁丁：对，我们知道个人自由是财富增长的或许最强烈的激励因素。一方面，必须有社会稳定，另一方面，要有个人自由。你看，此处有一种权衡。如何权衡？这是“社会选择理论”的核心议题。

苏格兰启蒙时期，大约以1750年前后50年为限，现在出版了不少作品试图解释这100年间在地球上被称为“苏格兰”的这块穷乡僻壤为何涌现了如此多的天才——哈奇森、休谟、斯密、里德、弗格森、瓦特……而且就是在两座城市——围绕着格拉斯哥大学和爱丁堡大学。其中一本书的中译本副标题，我记得是“天才辈出的时代”。那时，瓦特还没有成名，他在斯密的格拉斯哥大学另一位教授那里帮忙维修机器，我记得斯密在财务方面对瓦特有所帮助。关键是不仅有瓦特，那时候苏格兰社会是天才辈出的时代。社会风气崇尚创造发明，据说每一户人家的后院都有一些未完成的发明。什么是“天才辈出的时代”？如果纵观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或许我们可以设想人类没有被扼杀的全部天才人物平均分布在时间维度上，例如，服从均匀分布。当然，天才人物的分布不是均匀的。于是，我们可以设想全部天才人物在各社会各历史时期的不均匀分布。所谓天才辈出的时代，意思是在那一时期，例如100年时间里，天才人物的出现密度特别高。

人类进步，我相信，受益于天才人物的程度成千上万倍于受益于我们普通人。你们在政治教科书里知道有奴隶史观，有英雄史观，有其他历史观。我相信的，可称为“天才史观”——历史是天才创造的。与我的天才史观可能类似，塔勒布说“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刚才我介绍的余英时晚年那篇文章，主题是探讨“轴心时代”的政治背景。雅斯贝尔斯注意到，公元前700年至公元后300年这样1000年的时期内，在东方和西方的各古代文明出现了许多天才人物——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老子和孔子、耶稣基督和释迦摩尼……这里列出的只是代表人物，通常，众星拱月，我们根据古希腊各学派的盛况和中国诸子百家时期的盛况，不难想象这些代表人物的周围，群星灿烂，聚集着许多天才人物。正是这些天才人物的精神，雅斯贝尔斯指出，奠定了后来2000年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路径。他称这1000年为“轴心突破的时代”。

余英时在2014年6月领取台湾“唐奖”的获奖感言中指出，西方历史上只有轴心时代和文艺复兴这两段时间是“天才辈出的时代”，因为思想最自由，故而天才辈出。天才密度如此高的时代之后是一个天才密度极低的时代，大约也是1000年，西方人称之为“黑暗时代”，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回顾我们中国文明史，我认为，最近这1000年，堪称中国文明史的“黑暗时代”。钱穆的判断与我的不同，他认为唐宋之际，大约600年乱世，是中国历史的“黑暗时代”。冯友兰的判断是，先秦“子学时代”是中国文明的黄金时期，然后一代不如一代，汉唐宋是“经学时代”，勉强延续，元明清至今，中国文明“命悬一线”。

在迅速变迁时期，我推测经济学家的群体感受是，财富、增长、创新，这是三个最重要的经济学议题。此外，当然还有经济学以外的重要议题，例如权力寻租和收入分配。不过，与我们中国当代情形有实质差异，19世纪的英国仍相当普遍地尊重每一个人的层级或社会地位。此外，当然也还有经济和政治以外的文化议题，例如上述的黑暗时代，中国文明“命悬一线”，陈寅恪写柳如是，王焱考证说，那是因为陈寅恪注意到每当中国文明命悬一线时，文明的种子往往依托于边缘人物——柳如是即一例。新儒家代表人物唐君毅先生概括中国文明命悬一线之后，还有一句概括——花果飘零。因为命悬一线，所以，文明的种子寄托于边缘人物。现代中国的边缘人物，大多在海外生活，所谓“花果飘零”。图2.7概括了我刚才讲解的全部内容。

1.中世纪晚期：从人文主义到古典经济学

现在我介绍古典政治经济学开端之前，中世纪晚期的思想状况，图2.8提供了一份年代清单。这段时期，我用竖排写着：从人文主义到古典经济学。在这张图里，我用小字写出名字的，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有重要影响的学者（培根、霍布斯、配第、坎蒂隆、斯密），用大字写出名字的是重要的思想家（格劳秀斯、笛卡尔、帕斯卡、斯宾诺莎、莱布尼茨、休谟）。思想家当然也影响古典经济学，以间接方式。

中世纪晚期最重要的人文主义者是格劳秀斯。在他之前，对古典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培根；在他之后，对古典经济学产生重要影响的是霍布斯。他本人被法王路易十三称为“荷兰带给我们的天才”（他担任荷兰大法官时不过30岁），那是1621年，他38岁，躲在一只书箱里逃出荷兰监狱。格劳秀斯之后，现代思想的真正开端，是笛卡尔，然后是帕斯卡。根据帕斯卡的传记资料，我们知道笛卡尔是帕斯卡在“智力方面的竞争对手”。例如，笛卡尔不相信真空，而帕斯卡论证真空存在。1658年，帕斯卡偶然牙疼，为转移注意力而研究旋轮线并因此推动了积分学的发展。归根结底，完全不同于笛卡尔对人类理性的自信态度，帕斯卡对人类理性有一种深刻悲观主义的态度，他用“问题意识”这一法语单词（problematique）刻画人类无药可救的处境——人类不可能解决自己的问题。也因此，1980年代中国知识界引进“问题意识”这一短语时，林毓生批评说这是一种不恰当的翻译。不过，我询问毓生教授应怎样翻译帕斯卡的这一术语，终无结论。与帕斯卡同年出生、被称为古典经济学开端的是配第。然后是斯宾诺莎，我为本科生写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介绍过这位伟大思想家。斯宾诺莎之后的两位伟大思想家，刚才我提到了，他们都被认为是千年一遇的天才人物：莱布尼茨和休谟。

现在请你们注意，在莱布尼兹和休谟之间的这位古典经济学家，坎蒂隆。哈耶克仔细研究了坎蒂隆的传记资料，并为坎蒂隆唯一著作的英文版写了长篇导言。今天我们能够读到的关于坎蒂隆的传记资料，哈耶克的这篇报告仍是最令人信服的。

图2.8中最后一位学者，斯密，他确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学院派地位。在他之前，配第和坎蒂隆，首先是实践者，其次是经济学家。稍后我要讲述坎蒂隆的故事，两年前，在我的思想史课堂上，我讲过配第的故事。配第和坎蒂隆，不论用当时的还是用现在的标准衡量，都是十足的传奇人物。图2.8列出的这些思想家，为斯密提供了思想资源。此外，斯密的宗教信仰为他提供了另一些思想资源。

中西古今，文明的命运概如上述：命悬一线，花果飘零。古罗马的文明，汉唐文明，都是如此。文明被轴心时代的天才们创造出来，必定要经历韦伯描述的那些坎坷：创建时期的奇里斯玛人物死去，并且通常只能由平庸的官僚集团接班，于是文明逐渐衰落。有鉴于此，汤因比相信每一文明都有自己的生老病死，当一个文明无力回应挑战时，它就死去。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为汤因比略有“机械论”之嫌的“挑战—回应”学说提供了来自社会内部的文明兴衰之解释。当参与社会过程的精英群体无力感受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时，文明怎能回应挑战呢？于是，文明就要消亡。当然可以有其他的社会成员，他们感受到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可是，他们不是精英，故而缺少话语权力，这就意味着他们的发言很少被倾听。那么，为什么精英群体缺乏必要的纵向流动性，可以让有重要性感受能力的社会成员进入精英群体呢？这是因为，奇里斯玛人物消失之后，如韦伯指出的，社会治理的官僚化之后果。所以，文明的生老病死，似乎是文明的命运。但是，文明若仍有它的内在魅力，就可在衰亡时期扩散至更广大的范围，通常是野蛮民族的世界。典型的例子是希腊化时期，雅典衰亡，但希腊文明扩散至远比希腊世界广大的范围。文明衰亡时期的扩散过程也即是走向边缘的过程，唐君毅先生名之为“花果飘零”。

2014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百年纪念，国内的期刊发表了一些纪念文章，其中一篇引我关注，它的论点是，精英失灵导致了世界大战。于是，我和周濂在杭州对话时，恰好谈及精英失灵问题，我引入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与周濂探讨精英问题。所谓精英失灵，用奈特的社会过程学说解释，就是精英群体丧失了重要性感受能力，并且精英群体的官僚化程度阻止有重要性感受能力的人成为精英。于是，很可理解，精英失灵使一个社会不能及时发现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当然就可能引发战争——从社会外部解决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还有一种精英失灵，直接就是精英都被消灭了。前几年，由普京确认，我们知道，斯大林秘密处决了两万名波兰精英，唯一目的就是让波兰民族瓦解。另一案例来自德鲁克的《旁观者》（Adventures of a Bystander），这是他的传记，但他不写自己，只写他以“旁观者”身份看到的精英人物。这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随身带着，直到我读完它。德鲁克相信，第一次世界大战毁灭了老欧洲三分之二的精英，以致战后欧洲势必走向衰落。当时老欧洲各国的贵族子弟纷纷走向战场，维特根斯坦、怀特海的儿子……许多精英的名字，当时阵亡者名录定期发布在报纸上，德鲁克说，每一个家庭几无例外都失去了自己的一个或几个儿子。于是，我们不妨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各国精英的互相残杀。

与西方相比，咱们中国人非常幸运。因为，文明在中国不论怎样兴衰，却从未使汉字传统灭绝。在西方，雅典文明或罗马文明的衰落直接导致希腊文和拉丁文传统的灭绝。回到图2.8中列出的思想家，他们各自有母语，例如，格劳秀斯和斯宾诺莎的母语是荷兰文，莱布尼兹的母语是德文，笛卡尔和帕斯卡的母语是法文，休谟和斯密的母语是英文。尽管有自己的母语，但学术语言却必须是希腊文和拉丁文，中世纪后期，主要就是拉丁文。

凡理解语言的本体论意义的同学，大致可以理解我此处描述的西方思想家在中世纪后期至18世纪下半叶这段漫长时间里陷入了何种困境。对罗马人而言，从四周持续入侵的，都是蛮族。然后，在几百年里，庞大的帝国被蛮族入侵和来自它内部的各种因素摧毁了，它瓦解之后，入侵的各蛮族经历了几百年的拉丁化时期——犹如雅典之后在更大范围内各蛮族的希腊化时期。

例如，意大利的桂冠诗人但丁始终以罗马诗人维吉尔为“老师和最高的榜样”。他在维吉尔的引导下通过炼狱和地狱，并由维吉尔介绍给一位圣洁女性指引他进入天堂。但丁虽然用拉丁文写作，他还大力倡导用本土语言写作。马基雅维利为表达重要性感受，用拉丁文写作《君主论》，为通俗的缘故，他增加了意大利文注释。

格劳秀斯的作品大多以拉丁文流传，培根的作品也如此。在他们生活的时代，拉丁文是思想的载体，本土语言因为蛮族文明化的时间还嫌太短，不足以成为思想的载体。我们可以想象思想陷入的困境：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具有重要性的问题，他们使用本土语言。同时，他们必须从拉丁文传统里寻找可借鉴的思想资源，从而可以使本土问题获得合法性。

作为对比，我在美国留学，然后回国，我感受生活，同时从汉语传统和英语传统里寻找可借鉴的思想资源。尤其是，我在汉语传统里可以追溯思想资源到几千年前，没有语言和生活的断裂感。

我希望你们自己思考西方思想家从中世纪后期至启蒙时期遭遇的这一语言困境，同情地理解他们的作品（表达）。再例如，因为汉语传统没有断绝，汉唐之间几百年乱世，社会精英几乎毁灭殆尽。可是，李世民只要请孔颖达担任国子监祭酒，《五经正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很快就完成了，几乎是孔颖达一人之力。事实上，尽管是公认的天才，他凭一人之力也不可能短期内完成这一宏大事业。此事能成，主要是汉语传统那时保存着汉代以来南北经学家们的工作成果，由孔颖达融会贯通而成“正义”。

总之，斯密之前的这些思想家几乎只用拉丁文写作，这件事的意义非同小可。英语世界，直到莎士比亚才系统创立了英文传统，莎士比亚的身世尚不清楚，据说他是培根的笔名，不论如何，他是培根的同时代人。

德语世界呢？直到路德宗教改革时期，那时路德要翻译《圣经》，从阿拉伯人那里传来的《圣经》是希腊文的，他系统翻译为德文，于是才有德文传统。在这些本土文字传统之内，才有本土文明的传承。然后，学者们浸淫在自己的文明传统之内，才有了本土的问题意识，以及由不可化解的问题激发的天才人物。只有法文直接继承了拉丁文传统，所以近代最初的300年，法国思想家领先欧洲各国。

可见，苏格兰启蒙思想发端于上述这样一个“文字传统的转型期”——各民族国家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字传统，同时，各民族国家的学者仍要从拉丁文传统寻求思想资源。

你们也可参阅约翰·桑兹（John E.Sandys）的《西方古典学术史》（A History ofClassical Scholarship）。这部著作的第三编是罗马时期的拉丁学术，第四编是罗马时期的希腊学术——这里记述的是拉丁文传统如何吸纳了希腊学术，也就是说，罗马学者怎样从希腊文传统寻求思想资源。

从甲骨文字到今天，其间积累的中文传统带给我们的思想资源，实在是中国人的一项优势。当然也因此常常成为中国人的思想负担。作为对比，欧洲各国当时的君主完全没有这种负担，他们很自然地聘请外国学者担任本国要职。因为，反正各国共享的就是拉丁文传统，相当于有一个“欧洲共同体”。所以，格劳秀斯担任了瑞典国王的外交使节，奔赴威斯特法利亚，但中途船难，他被海浪冲到罗斯托克海滩，幸存但已患病，为参加1645年在威斯特伐里亚的议和会谈，他继续赶路。

我们知道，格劳秀斯的主要作品大多涉及战争与和平，他的名篇《海洋自由论》1609年发表时，他才26岁。这次他要为结束这场最残酷的战争而努力，结果，他未能抵达和会地点就病死了，终年62岁。

你们知道“三十年战争”吗？如果查阅历史书，你们可能只知道那是一场宗教战争。至今，那场战争的真实原因，我还是不清楚。我们知道那场战争异常残酷，雇佣兵如瘟疫般横行乡里。据史书记载，那场战争之所以结束，是因为贵族精英早已灭绝，最后的停战原因是，各国雇佣兵已不愿意继续打仗。你们知道吧，雇佣兵是为钱而战的，连雇佣兵都不愿意打仗了，这场战争多么令人疲惫不堪，威斯特伐里亚和会从1643年就开始谈判，三十年战争是1618—1648年，也就是说，谈了整整五年。

笛卡尔也是因为瑞典女王克里斯提安娜邀请他去讲学，结果他到了那儿就发现，只有熊、冰和冷漠，不久就患了感冒和肺炎死在瑞典，终年54岁。据传闻，瑞典的这位年轻女王是笛卡尔的情人，不过这类传闻从无证据。西方的民族国家崛起，也就是民族意识的觉醒，大约在1500—1800年间。所以，这段历史充满了各种战争。我年轻时喜欢背诵战争年表，因为我注意到世界史几乎就是许多战争构成的。

我第一讲列出的那些“经济学思想史”参考书，你们是否读了其中任何一部？我比较喜欢的是罗宾斯的《经济思想史》讲义，因为罗宾斯可能是最渊博的经济学家。他是大家，所以有能力褒贬各家思想，很独特，让我们能够窥见罗宾斯的思维方式。熊彼特当然也是大家，不过他死于1950年，去世太早。关于熊彼特，我讲一个故事，是德鲁克回忆录里写的。德鲁克的父亲鲁道夫，在奥匈帝国是有功勋的人，与熊彼特是朋友，亦师亦友。很多年以后，熊彼特在美国，可能病很重了，德鲁克陪着父亲去看望他，那时，德鲁克想起熊彼特年轻时许过三大愿望：（1）他要成为维也纳最伟大的情人，（2）他要成为奥地利最伟大的骑手，（3）他要成为全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根据德鲁克的评价，熊彼特可能实现了愿望（3），肯定没有实现愿望（2），是否实现了愿望（1），德鲁克不置可否，也可能实现了吧（满场笑声）。熊彼特的三卷本《经济分析史》，与罗宾斯风格类似，以大家风格褒贬人物。

至少，你们如果没有时间读书，可以读一篇文章，例如，我讲解过的菲尔普斯的诺奖演说。读这些文献，目的就是要对斯密之前和之后时代的经济学家有某种同情理解。

哈耶克也敢于褒贬各家学说，因此，他写的思想史文章特别重要。哈耶克是考据高手，很难得。经济学思想史权威布劳格评价哈耶克时开篇就说：这是一位为资本主义世界编织了经纬的人。想想，哈耶克的思想和视野多么宏大。民国初期，梁启超在中国知识界的地位或许可与哈耶克相类。张荫麟（1905—1942）纪念梁任公的文章说：“任公才大工疏，事繁鹜博，最不宜于考据，晚事考据者，徇风气之累也。”不难推测，梁启超考据的功夫不及哈耶克。后者的考据功夫，堪比张荫麟。

张荫麟是史学天才，容我从靳树鹏2013年11月20日在“共识网”发布的文章“不该忘记张荫麟”引述下列记载：（1）陈寅恪的评价，“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偿之成绩，或在此一人之身也。”（2）熊十力的评价，“昔明季诸子，无不兼精哲史两方面者。吾因荫麟先生之殁，而深有慨乎其规模或遂莫有继之者也。”（3）《吴宓日记》1942年10月26日，“吴晗接电，知张荫麟10月24日病殁浙江大学。英年早逝，殆成定例。宓素以荫麟为第二梁任公。”（4）吴晗《记张荫麟》，“为了他生前的工作和成就，为了他的书仍然被青年所喜爱，我想，这个人是不应该被遗忘的；虽然，就我个人说，恐怕终我这一生，也很难对这样一个人失去记忆。……为了给荫麟留个永远纪念，我和贺麟先生、冯友兰先生一些朋友，在那生活极端困难，教书人无法撑下去的年代，一百元二百元地募集了一万元基金，决定在清华大学历史系和哲学系合设一个荫麟记念奖学金，以利息所得大约每年二千元来补助两系的高材生。因金额少，而荫麟又兼两个系的工作，因此，决定两系轮流，隔年补助。这笔钱交由冯友兰先生保管。可是，如今，不但每年两千元的补助无济于事，即连基金总数也不够一个学生一星期的伙食！”（5）浙江大学迁在黔北山区，缺医少药。1941年12月张荫麟鼻出血，校长竺可桢为之延医诊治，并决定派校车送往贵阳就医，因鼻血止住未去。1942年10月张荫麟又病倒。史地研究室主任张其昀亲赴重庆请名医专车来遵义，途中知张已气绝。蒋介石送赙仪万元，教育部拨丧葬费五千元。竺可桢参加对张氏的公祭、送葬、纪念周和追悼会。浙大史地研究室为张氏专设“东莞室”，并设张荫麟奖学金；（6）后来，张其昀在台湾担任“教育部长”，1957年他设法接张荫麟1940年离异的妻子伦慧珠带着她与张荫麟的一儿一女到台湾暂住，一双儿女均在政治大学完成学业后去岛外发展；（7）关于张荫麟的情感生活，我推荐“新浪网”“柴中的博客”，2014年3月16日，“张荫麟的情感生活”（上篇、下篇）。

2.坎蒂隆：经济学的开端

你们当中是否有谁听说过坎蒂隆这个人？请注意图2.9，首先，右下角是哈耶克1931年为坎蒂隆1755年法文本《商业性质概论》（Essai sur la Nature du Commerce en Général）的德译本撰写的导言，我译为“坎蒂隆事辑考”。然后，哈耶克这篇文章的英译本，于1985年发表于《古典自由主义研究杂志》（Journal of Libertarian Studies）。其次，图2.9的正中，是坎蒂隆1730年的著作《商业性质概论》的最新英译本，标题改为《经济理论》，副标题才是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这本书的电子版2010年发布于米塞斯研究所主页，免费下载，简称“米塞斯研究所英译本”。在这一新的英译本之前的权威译本是希格斯（Henry Higgs，1864—1940）发表于1931年的英译本，简称“希格斯英译本”。更早的权威译本，应当就是杰文斯1881年的英译本。第三，图2.9从哈耶克的坎蒂隆文章，向左延伸的分支，我在那里写着：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商务印书馆1986年余永定中译本。这位译者就是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的余永定，1948年出生，人称“老余”。何帆写过一篇文章介绍老余，很感人。

据哈耶克考证，坎蒂隆没有见到他的著作《商业性质概论》于1755年发表。因为……哈耶克也考证了“坎蒂隆之死”，大致可信的是，坎蒂隆在1734年死于一场大火。他很可能对仆役们态度恶劣，故与他们结仇。他以前的一位男仆于是勾结其他仆役，于深夜潜入坎蒂隆在伦敦的住宅，进入楼上卧室，以刀刺死了坎蒂隆。然后，为灭迹，纵火焚毁了坎蒂隆的豪宅。

坎蒂隆1680年代稍早出生于爱尔兰。至今，我们完全不知道他早年的生活。传记资料表明，他于1711年受雇于英国公爵布里奇斯（James Brydges，1673—1744）。这位大公爵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1701—1714）是英国“主计大臣”（Paymaster General），相当于中国的现金出纳总管。他于是挪用公款，在股市上赚到了特别多的钱。然后他大兴土木，多年兴建自己的宫殿——他的宫殿以巴洛克风格闻名于世。不过，那时的英国风气，以公职牟取私利的人不受谴责或法律惩罚。坎蒂隆受雇于大公爵，他的工作是——对我们而言很奇怪，但却是战争期间各国公约的必要条款——在西班牙境内，组织对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英军被俘人员的军饷发放。可以想象，这类组织工作使他有机会结识许多上层人物。有资料表明，在财务方面给他帮助最大的，就是那位公爵。虽然，公爵本人的大部分财富在“南海公司泡沫”中灰飞烟灭。

大约1714年，坎蒂隆在巴黎开设了或控制了一间私人银行，他成为当时活跃于英法之间的一位重要金融人物，擅长外汇交易。你们是否听说过股票市场历史上著名的“密西西比案”（The Mississippi Bubble）？没错儿，那是很著名的一次股市泡沫，与荷兰的“郁金香泡沫”和英国的“南海公司泡沫”并称欧洲股市早期三大泡沫。此案发生于1719—1720年间，主角是苏格兰人John Law（1671—1729），中译名“约翰·劳”（又译“罗”）——熊彼特评价他是“任何时候都堪称欧洲第一流的货币理论家”，很可能，他是凯恩斯货币理论的先驱。坎蒂隆于1718年成为劳的“高级合伙人”——第三位合伙人是金融大鳄盖奇（Joseph Gage，1687—1766），他从坎蒂隆那里借钱买卖“密西西比公司”和“南海公司”股票赚了大钱。其实坎蒂隆才是这次泡沫的主角，他预先想到了这一泡沫的全过程（公司股票疯涨然后狂跌），并据此通过他自己的银行操纵他的那些“金融影子”在巴黎和伦敦股市里买卖金融证券，在股票价格的顶点，他的外甥根据他留下的一条指令卖出全部股票，同时，他的另一个影子根据他的另一条指令借入大批股票“卖空”，随后，在股票价格跌至最低时，他的影子们根据他的最后一批指令买入大批股票平仓。在这场投机狂潮中，他至少赚了600万英镑，被认为是当时欧洲首富。关键是，他得以合法逃脱，由劳替罪。劳当时是法王路易十四实际上的金融与财政两门总督，一手遮天，权势显赫，但“密西西比泡沫”导致许多王公贵族的巨大财富损失，劳只好潜逃，几年后客死他乡。于是法国人继续追究坎蒂隆的责任，那时坎蒂隆已离开法国，狡兔三窟，哈耶克考证，坎蒂隆在欧洲的七座城市里拥有豪宅。再后来的故事，众说纷纭，哈耶克认为，若干年后，坎蒂隆得以无罪返回巴黎，带着他的数百万英镑财富。

这一时期，坎蒂隆开始写作《商业性质概论》（1730—1734），流传的文本是法文，正式出书的年份是1755年。那时，哈耶克注意到，法国重农学派领袖们，诸如魁奈和杜尔阁以及米拉波，在写给卢梭的信里纷纷引述坎蒂隆的观点。很可能因此，写《原富》时，斯密多次引用坎蒂隆的观点。哈耶克指出，斯密在著作里很少引述他人观点，却毫不犹豫地引用坎蒂隆的观点。哈耶克考据的功夫，集中表现在“坎蒂隆事辑考”这篇长达66页的文章里，他甚至指出马克思在引用坎蒂隆思想时的一处错误。

重农学派的领袖们和斯密如此大量地引用坎蒂隆的观点，为何世人仍不晓得坎蒂隆此人呢？因为，坎蒂隆化名太多——哈耶克指出的马克思所犯错误，也是误将坎蒂隆的化名认为是坎蒂隆本人。所以，没有谁真知道此人是谁，最为人知的只有一句话：此人在巴黎有自己的银行。他如此神秘，以致他的著作刊行于他死后21年的1755年。

哈耶克以及多年之后米塞斯研究所对坎蒂隆的强烈兴趣，是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为自己的学派建构思想史渊源的努力之一。刚才我提及坎蒂隆这本书有至少三个不同的英译本，其中，米塞斯研究所的英译本的编辑导言，提及哈耶克1931年写作“坎蒂隆事辑考”的动机：他认为坎蒂隆的经济学思想包含相当多的“奥地利因素”（Austrian elements）。

检索“坎蒂隆”，你们最应研读的是维基百科词条“Richard Cantillon”。现在这一词条被标注为“featured article”，意味着它是维基百科全部词条当中“最靠谱”的那一类。我引用过尼克发表于《文景》2012年7月的文章“百科全书死了。百科全书万岁！”关于维基百科和大英百科错误率的研究报告，根据尼克的报告，《自然》杂志曾对这两套百科全书抽样调查错误率。维基百科平均每篇4个错误，大英百科平均每篇3个错误。显然，维基百科的文章质量比多数人预期的要好得多。注意，尼克文章所指包括全部词条。我推测，“featured article”的错误率可能比大英百科的还要低。

你们读坎蒂隆的词条，首先就可读到他最著名的一些经济学观点，其中，列在第一的，通常是说，坎蒂隆是首次定义“企业家精神”的人。这里，我给出坎蒂隆的定义：entrepreneur as risk-bearer（企业家之为风险承担者）。关于“风险”，我们知道奈特区分了“不确定性”与“风险”——只要有概率分布可言就仅仅是风险，而不是不确定性。不过，坎蒂隆的时代，还没有出现奈特这样的概念区分。比坎蒂隆稍早的经济学家是配第——第一位试图运用统计方法于政治经济学的古典经济学家，配第的《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之后，才有了“统计学”（statistics）这一名称，因为统计学的词根是“国家”（states）。也就是说，统计学最初，在配第那里，是“国家学”。迟至德国历史学派的罗雪尔时代，经济学仍是“国家科学”的一部分。所以，坎蒂隆定义的企业家，也就是奈特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理解的企业家。

罗宾斯主持伦敦经济学院时期，特别聘请了哈耶克担任教授，他当然深受哈耶克影响，至少在一段时间里如此。我在第一讲讲解图1.10的时候介绍过的经济学家鲍莫尔，那一时期恰好是罗宾斯指导的研究生。不难想象，深受哈耶克影响的罗宾斯指点鲍莫尔的时候，传达了多少奥地利学派的思想。

我读思想史的时候喜欢跟踪师生关系，并由此观察思想发生后续作用的时间。凯恩斯的推测是50年以上，如果一个重要观念对后代有影响的话。我的观察，在转型期社会，稍短一些，可能是10—30年。可是在几千年的长期视角下，我们看到了全世界都在迅速转型的时期。那么，重要观念的影响，可能要短很多年，或者，越来越短。

坎蒂隆终于被杰文斯发现，并由杰文斯论证成为学院派承认的第一位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杰文斯是经济学“边际革命”三大领袖之一，马歇尔时代公认的天才。但他没有学生，47岁英年早逝，在哈斯廷斯海边游泳溺水而死。这是一位传奇式的经济学家——你们稍许检索，即可明白我的意思。

如果杰文斯有学生，那么，英国的经济学就不会是马歇尔学派了，应当就变为杰文斯学派了。我这样判断是有依据的，我读了足够多的马歇尔传记资料——当然，足够多只是相对于马歇尔传记资料相当稀少而言。马歇尔对杰文斯评价极高，他说，杰文斯的经济理论是百多年来最富建设性的，或许只有李嘉图堪与比拟。杰文斯死后，马歇尔成为英国经济学界无可匹敌的教父。

杰文斯的经济学是数理逻辑类型的，因为他是英国当时最优秀的逻辑学家，1862年，他发表《政治经济的一般数学理论》（A General Mathematical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1864年，他发表《纯粹逻辑》（Pure Logic, or, the Logic of Quality apart from Quantity）探讨定性逻辑问题，基于布尔（George Boole）1847年发表的逻辑体系。1870年，他为皇家学会展示了他1869年制作的“逻辑钢琴”——钢琴键盘可输入逻辑运算指令，他为这台钢琴设想的普适原理是“相似性的互替原理”，他相信，全部相似的东西都可互相替代，这是宇宙和人间的普适原理。有鉴于此，1874年，他发表《科学原理》（Principles of Science）。

杰文斯19岁时家境中落，于是他放弃学业，远赴澳大利亚金矿做了一名试金师；5年后返回伦敦，继续学业，在伦敦大学学院。1866年，在欧文斯学院，他被选为逻辑学、心智哲学与道德哲学教授。10年后，1876年，他成为伦敦大学学院的政治经济学教授。但是杰文斯体弱，尤其神经衰弱，他日益感觉日常教学工作太沉重，故于1880年辞去教职。

浏览杰文斯在逻辑学、科学、经济学和其他领域发表的这些作品，我的第一感受就是，如果他不溺水而死，那么他是剑桥大学马歇尔的经济学前任教授离开后的最可能人选，于是，他将使经济学成为一般均衡经济学，而不是马歇尔的局部均衡经济学。然后，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的芝加哥学派经济学。

杰文斯重新发现了坎蒂隆和古诺，于是经济学家就都知道这两位传奇式的先驱了，再传，就到美国经济学家的领袖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所以，古诺的著作在美国出版时，费雪作序并附一份勘误表——修正古诺著作原版的错误。总之，你们必须阅读这些文献。

现在，看图2.10，我在这里引用坎蒂隆《商业性质概论》（余永定中译本）第一章“论财富”的第一段文字，财富的定义：土地是所有财富由以产生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是生产它的形式；财富自身不是别的，只是维持生活、方便生活和使生活富裕的资料。

再读英文版（米塞斯研究所的译本）：

Land is the source or matter from which all wealth is drawn; man's labor provides the form for its production, and wealth in itself is nothing but the food, conveniences, and pleasures of life.（土地是一切财富由之引出的源泉或质料，人的劳动则为财富的生产赋形。财富自身不是别的，而是生活之愉悦、便利和食粮。）

在图2.10的右下角，取自杰文斯的文章“理查德·坎蒂隆和政治经济学的国籍”，是余永定中译本的附录，出自希格斯1931年的英译本。希格斯在英译本“导言”里介绍这篇文章时写道：本书收录了杰文斯在发现原书而产生的狂喜中所撰写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无论在形式还是实质上，都配得上与本书联系在一起。

杰文斯这篇文章的标题意思很清楚，在他看来，政治经济学不再始于配第或斯密，而是始于坎蒂隆。可是，因为坎蒂隆的神秘身世，于是政治经济学的国籍成为问题。

这一段文字，杰文斯说：斯密引述坎蒂隆，因为他很少引述他人观点，所以，这位被斯密引用的名字就随着斯密著作而获得了不朽性。然后他讲述坎蒂隆的故事，批评经济学界误认为坎蒂隆的思想沿袭了休谟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真相是，他说，坎蒂隆的思想及流传实在早于休谟的思想及流传。我们知道，那时书籍的出版周期很长。重要思想总是先在友人之间流传多年，然后获得机会出版。

在最后一节，杰文斯问读者，如果说坎蒂隆的《概论》是政治经济学的真正摇篮，那么这门年轻的科学的诞生地又在哪里呢？……如果我的仔细而艰苦的考证没有错的话，则情况是这样的：第一部系统论述经济学的著作《概论》似乎出自一位银行家之手，该银行家具有西班牙人的名字，出生在凯里郡一个爱尔兰人的家庭里，在哪里长大我们不清楚，后来在巴黎经商。但显然是在阿尔比马尔大街被人暗杀的。《概论》是用英文写的还是用法文写的，无人知晓；在巴黎首次是以法文译本的形式刊印的……众所周知，法国学派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富论》的基础，而且就该学派的许多学说来看，它注定将被人们认为是经济学中真正科学的学派。那么，经济学是什么国籍呢？这个问题现在读者可以自己去回答。

经济学的国籍，以后我们还将看到另一可能的解答，就是西班牙中世纪鼎盛期的萨拉曼卡学派（School of Salamanca）。熊彼特在《经济分析史》里宣称，经济科学的真正起源，在萨拉曼卡学派。

说实话，我在整理上面这段录音稿时，颇费时间在网上检索古诺的传记资料。主要因为我住在东京一间宾馆里写这部讲义，无法接近JSTOR。感谢“微信”，让我以最快速度找到了我的博士生陈慧，从东北财经大学校园里，用了不到5分钟，关于古诺“性格悲剧”的两篇文献就送到我信箱里了。

继续探讨图2.10坎蒂隆的“财富”定义，因为这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或许是唯一核心的概念，全部理论都围绕这一概念展开。坎蒂隆这一定义，可明显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传统，即“质料—形式”这一对范畴。

我们知道，在千年长期视角下，坎蒂隆生活的时代属于迅速变迁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最重要的经济学议题是：财富、增长、创新。作为对比，配第为“财富”提供的定义是：土地是财富的母亲，劳动是财富的父亲。显然，配第的定义不如坎蒂隆的更富于学术气息。杰文斯说坎蒂隆的《概论》是“第一篇经济学论文”。

我在图2.11里描述经济学家怎样想象宏观经济图景。左下角，一位经济学家，他一方面必须亲自体验现实经济生活，例如观察中国古代的“井田制”，这就是所谓“微观体验”。然后，另一方面，他有了足够丰富的微观体验之后，就要试图“上升”到更抽象的想象，所谓“宏观想象”。如此想象之后，如斯密所言，人类理性或许可以窥见神的先定和谐秩序的一部分。这种宏观想象的特征就是“秩序”感，否则就无从谈论经济学理性——很少经济学家宣称“无序”或“混乱”是他想象中的经济的宏观图景。

现在，我为坎蒂隆的故事和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端作一总结：通常所说经济学开端于配第或斯密，这一说法必须修正。事实上，斯密1759年发表了《道德情操论》之后，没有急于写作任何经济学著作，直到他访问了巴黎，从重农学派领袖们那里获得了关于经济学的最前沿的观点，当然，史家也提出了其他方面的原因，但我认为都不是主因。斯密有了紧迫感，开始写《原富》，很短时间就完成并出版了。

休谟的性情是很好的。所以，卢梭猜忌长期给他提供财务帮助的休谟，朋友们大多同情休谟。我们看休谟的肖像就可看出来，无忧无虑，胖胖的，带着微笑，和善的目光，透着智慧。斯密的样子就很糟糕……你们知道斯密长什么样子吗？（全场笑）不知道也没有关系啦。反正，我读过的一本传记里面描写斯密走路的奇怪样子，说他如一条大虫子在街上蠕动。我们从现在常见的斯密肖像，大致可以推测他相貌不很好，但无法推测他身材。其实他形象极糟糕，弯腰弓背缩脖儿大头，而且两条腿似乎长短不齐，所以走路时扭动着身躯。休谟是斯密的学长，在当时名气已远超斯密。不过，他俩是公认的至交（稍后我们知道这是不真实的），他们约定谁先死去，则后死的那位就是先死那位的遗嘱执行人。很遗憾，休谟先死。根据约翰·雷（John Rae，1845—1915）于1895年发表的《斯密传》——这是刊行于世至今仍最权威的斯密传记——中译本第19章“休谟之死”，休谟死前请求斯密主持在他死后出版《自然宗教对话录》——斯密明白这是教会强烈反对的一部无神论作品，于是推诿再三，休谟反复请求而反复被斯密委婉拒绝。临终前的几天，休谟终于对这位置至交之情于不顾的老友完全失望，转而将遗著委托他人出版。

休谟活着的时候，根据雷《斯密传》第5章，1752年当斯密从逻辑学教授转任道德哲学教授时，休谟写信给格拉斯哥大学申请斯密留下的逻辑学教授职位。那时惯例是前任教授有权建议接任人，而斯密又是休谟的密友。况且，坊间关于“柏克也递交了申请信”的传闻已被柏克本人否认，这样，休谟就是唯一有竞争力的申请人。但是，斯密写给格拉斯哥大学的信，我引用雷的原文：“他充分注意到，如果休谟那样的著名怀疑论者得到上述任命，将会招致苏格兰社会的批评，从而有损于大学的利益。”虽然，休谟是公认最合适的人选，但他落选了。“一个名叫克劳的年轻的非正式牧师接任了逻辑学教授职位。这个青年当时毫不为人所知，以后也是湮没无闻。”

如此一个斯密！在纪念休谟的文章里，他这样写：

我们最杰出、永垂不朽的朋友就这样逝世了。对于他的哲学见解，人们无疑会各执一说，或赞同且予以证实，或相左而施加诋毁，但对于他的品格和为人，则很难会有不同的意见。他的脾气，窃以为实际上比我所认识的任何一个人也许要和蔼可亲。俭朴固然属必需，而在他也是一项美德，但即使身处于最不幸状态之下，他待人也从来都宽大为怀，慷慨大方。这种俭朴，其根底不是贪婪，而是不愿受制于人。他在性格上非常温和，同时，思想也很坚定，一旦下了决心，绝无动摇之时。他毕生幽默诙谐，而且文雅大方，朴实无华，这是他的好性格、好脾气的真实流露，至于恶意，则连一丁点迹象都没有，而这，常常是他人身上所以有那种叫作理智的讨厌的根源。……生性快乐而善交际者，往往是同时兼有另一面浮躁、浅尝辄止的品质的，但在他则不然，他是专心致志、学而不倦、勤于思考、在每一方面都力求全面能力的人。总而言之，我始终认为，他无论生前死后，总是在脆弱的人性所许可的范围内，接近于一个全智全德的人的理想。

但是斯密对待休谟临终时的期望和恳求表现出的令人愤慨的种种推诿、冷漠和自私，实在辜负了公众对他与休谟至交的预期。而且，休谟的判断正确，他告诉斯密说，那部作品可能引发的争议甚至小于休谟已发表的其他作品。事实上，《自然宗教对话录》发表之后，并未引发教会的批评，约翰·雷《斯密传》的解释是：“人们显然听腻了神学争论”。由此，我们更有理由批评斯密过于考虑自己的利益，或许仅仅因为休谟去世的当年斯密《原富》也要出版，故而斯密担心因与休谟关系太近可能拖延自己著作的出版。

回来继续总结第二讲，如果斯密不是经济学的开端，如果坎蒂隆是经济学的开端，那么，李嘉图的思路将成为主流。请你们浏览第二讲心智地图，如图2.12，这里有两个不同但同样有力的方法论思路：其一是斯密代表的经验主义和历史学派的思路，其二是李嘉图代表的抽象逻辑和一般均衡的思路。

3.李嘉图：抽象逻辑与一般均衡的思路

关于李嘉图的故事也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有三位经济学家是他们当中的首富，其一是李嘉图，其二是凯恩斯，其三是萨缪尔森。这三位首富谁是最富的，尚无定论。萨缪尔森2009年辞世，于是有人研究萨缪尔森的财产状况，初步结论是，萨缪尔森参与创建了美国最早的对冲基金，他在股市里赚的钱远远超过他从《经济学》大半世纪的版税总收入。凯恩斯善理财，上一讲我已介绍过。

李嘉图是理财高手，维基百科“李嘉图”词条已有记录。请注意检索，Ricardo这一姓氏的词尾不像是英语，更像是西班牙语，所谓“拉丁裔”的姓氏。我的检索是，李嘉图家族属于一个人数极少的犹太分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Sephardic Jews）——在现代英国只有不到8000人，而在李嘉图的时代大约不到800人。之所以人数很少，直接理由是，中世纪晚期以来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宗教主流是天主教，那里的犹太人必须经历数百年宗教迫害（著名如“1506 Jewish Massacre in Lisbon”，里斯本1506年屠杀犹太人）而仍不改宗，才被记录为“Sephardic Jews”。宗教迫害的历史甚至比数百年更悠久，可追溯至穆斯林统治西班牙的时代，从公元711年开始。另据一个“反犹太”网页的记录，犹太人的文化传统，第一特征是尊老，远比中国人更尊老，例如，犹太人的命名惯例，长子和长女从祖父母的名字，仅当祖辈的名字用尽，父母才可自己命名。也因此，犹太家庭有极高的生育率。至今，以色列国内妇女平均生育率仍超过3.5，这是人口生育率迁移之后的数据，是按照人均收入归入“发达国家”当中最高的生育率。

普林斯顿大学的人口学泰斗，阿什利·约翰森·科勒（Ansley Johnson Coale，1917—2002）在编制世界人口史的时候，特别研究了人类生育率的上限，注意，不是真实生育率“fertility”，而是生育能力“fecundity”，类似于经济学家所说的“产能”，当产能过剩时就有生产能力的闲置问题。为此，他研究美国少数族裔“亚美什人”（Amish people）的生育率。我们知道，亚美什人拒绝商品经济和货币，他们保持了传统生活方式，而且绝不控制生育。他发表了这项研究结果，成为我们人口学的经典文献。根据他的研究，那里的育龄期妇女平均生育16.5个孩子。

继续讲述李嘉图的故事。根据维基百科“李嘉图”词条（2014年7月23日最后修订），李嘉图家族源自葡萄牙。不久前，他的父辈从荷兰移居伦敦。他父亲是成功的股票交易商，并深信这些财富来自上帝的恩宠，故而他要求家庭成员的一切生活细节严格遵循教派信条。李嘉图是17个孩子的第三个，他对这样的生活十分厌烦。我刚刚提及的人口学知识，17个孩子，几乎超过了人类生育率的上限。在他14岁那年，为帮助父亲，他以秘密身份进入股票事务所工作，而且很成功，立即表明他有金融天赋。但是，21岁那年，他无药可救地陷入一场爱情——与一位“震颤派”女孩。

此处，我还要补充一些知识。怀特海是震颤派教徒，而且特别虔诚。这是一个奇特且值得关注的教派，英文是“Quakers”——属于更广泛的“朋友教会”（Religious Society of Friends）。震颤派反对教会的科层组织以及以“经文”和“仪式”为核心的宗教活动，他们以教友们的“聚会”为唯一重要的原则，任何在场的教友都可发布演说，只要他能感动其他教友。根据维基百科“震颤派”词条，第一个震颤派组织，17世纪中期出现于英国，与当时的英国教会严重冲突。1656年，震颤派领袖詹姆斯·内勒（James Nayler）忍受了烙铁穿过舌头的刑罚。2007年，全世界成年震颤派教友的“聚会”多达36万个。为什么“震颤”？我的理解是，这一派信徒极关注内在的宗教体验，他们在相互感动的时候，可能常有震颤现象。宗教民主化的经济后果是，震颤派在农业、工业和金融业都有令人关注的发展。

回到维基百科“李嘉图”词条：随后他改宗“神体一位派”——这是新教的一个派别，坚持上帝与圣灵有同一位格，因此反对“三位一体”（又译“三一教派”）信条。这样的离经叛道，使李嘉图的父亲公开“disowned him”——不再承认有这个儿子。自此，李嘉图与家族不再有联系。由于他的金融天赋，他得到一家著名银行的财务资助，有了自己的股票事务所。在滑铁卢战役期间，他巧妙地发布自己的股市操作消息，在今天被称为“内幕交易”及“操纵股市”。具体的操作过程是：（1）以战役观察家名义发布战况；（2）巧妙暗示法军已赢得战役；（3）大量公开抛售英国股票，从而引发市场恐慌；（4）以极低价格大量买入英国股票。结果是，1823年9月14日《星期日周报》在“李嘉图讣告”中披露，李嘉图在这次“滑铁卢战役操作”中获利至少百万英镑（也有一说是60万英镑）。

你们必须想象，李嘉图上述股市操作的历史情境，尤其在英吉利海峡对面，在法国发生的那些重要事件，首先是拿破仑，他不仅是李嘉图的同时代人，而且他的生卒年份几乎与李嘉图的完全重合——生差3年，死差2年。拿破仑1804年称帝，所向披靡，直到在莫斯科遇到库图佐夫。40万法军士兵，可能多半冻死少半战死。拿破仑兵败回到巴黎，1814年，保留皇帝称号，被遣送到厄尔巴岛。英国是法国的主要敌人，为抵抗拿破仑，英国人组织了6次国际联盟军队。莫斯科战役发生于1812年，九死一生，只有不足4万法国士兵幸存。随后，拿破仑拒绝议和条件，法军与第六次国际联盟军队开战并失败。滑铁卢战役发生于拿破仑“百日政变”时期，1815年，拿破仑只带几名随从，2月26日，从厄尔巴岛乘船，两天之后返回法国大陆。沿途遇到的各种法国军队，不费吹灰之力，都归顺了皇帝。士兵们拒绝向皇帝开枪，他们追随拿破仑进入巴黎，那是3月20日。到6月上旬，拿破仑聚集了20万军队，决定主动出击。6月18日，滑铁卢战役开始，英普联军的指挥官是惠灵顿将军——他成功抵抗了法军的轮番冲击。这一天的战斗，可谓“悬念重重”，但毕竟，惠灵顿胜利了。拿破仑返回巴黎，发现自己的威名不再有感召力，于是果断退位，被英国人送到很远的地方，这一次是非洲附近的圣海伦娜岛。他的死亡，不像李嘉图的那样明确，据说，他的随从按照英国人的嘱托在他的日常食物里放了毒药。总之，拿破仑的遗骨，经化验，似乎是慢性砒霜中毒。

如果将李嘉图的股市操作与滑铁卢战役想象为平行的电影画面，我相信，可以得到强烈的戏剧效果。

或许我们难以想象这笔财富的规模，不过，这里有一例：1818年8月，已然决定成为国会议员的李嘉图出资4000英镑，为一位上院议员的自治辖区融资25000英镑——这笔交易使李嘉图顺利成为国会下院议员。比李嘉图早几十年，斯密年收入达到600英镑时，他就辞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的职务了。比斯密早大约100年，牛顿在剑桥大学担任卢卡斯讲座教授时，年薪不过22英镑。可见，百万英镑是足够李嘉图相当奢华地度过余生的一笔财富，于是在41岁时，李嘉图宣布退休。根据某一传记，李嘉图全家过着随意挥洒金钱的奢华生活，也就是咱们所谓“土豪”生活，他有8名子女，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他父亲的17名子女。然而命运如此，10年之后，他突然死了。

李嘉图的死亡可算另一种传奇。据另一更权威的传记，李嘉图的某一只耳朵痒或疼痛，有两年之久。不过，可能因为医疗服务那时还很不可靠，总之，他没有就医，只是用手指伸到耳朵里挠挠。大约在1823年9月初，他突感头疼，医生从他的耳朵里放出一些浓汁，头疼缓解了两天，随后，头疼更严重了。后来人们推测，想必是中耳炎扩散至颅内。此后，病况迅速恶化，只不过10天，李嘉图辞世，死因是败血症。他比拿破仑晚生3年，又比拿破仑晚死2年。在另一意义上，这是命运的安排。

在古典经济学家当中，李嘉图被认为“来自月亮”，或者用咱们现在很流行的描述，他来自星星，相当于“都教授”。

如果说，如图2.13、图2.14，坎蒂隆《商业性质通论》提供的是经济学的第一幅宏观经济图景，魁奈的“经济表”——几乎是坎蒂隆图2.14的完全模仿，提供了第二幅宏观经济图景，如图2.15—2.17，那么，李嘉图想象的宏观经济图景，则是经济学的第一个数学（几何学）模型，如图2.18。现代宏观经济学并未超过坎蒂隆太远，例如，图2.19取自曼昆《宏观经济学》（N.Gregory Mankiw, Macroeconomics）。

图2.13取自坎蒂隆《经济理论》米塞斯研究所英译本。值得关注的是，在坎蒂隆的宏观经济图景中，见该图右上角，企业家被单独列为一个群体，这一群体的社会职能，坎蒂隆的想象是：（1）向农夫提供商品并获取利润；（2）向工匠提供商品并购买投入品；（3）向土地所有者提供商品并购买投入品。

图2.15取自魁奈著作，图2.16和2.17取自《魁奈经济著作选集》吴斐丹和张草纫中译本。可见，魁奈的宏观经济想象类同于坎蒂隆图2.14的想象。魁奈是法国宫廷的内科医师，他熟悉血液循环模型，故而很容易就接着坎蒂隆的想象，在人体和经济体之间看到类似关系。

4.斯拉法：典型的一般均衡经济学

斯拉法著述不多，甚至可说很少，他最重要的学术工作是耗时多年编辑出版了《李嘉图作品与通信全集》，共11卷。此外，他还有几篇论文，发表于剑桥大学经济学刊物《经济学杂志》，每一篇都重要。最后，他有一本小册子传世，1960年发表的，《用商品生产商品》，巫宝三先生翻译的，是权威译本。这本书至今仍对许多博士生的论文产生决定性影响。斯拉法的思路，典型的一般均衡经济学，对我们这些从数学系毕业的经济学博士生影响很大。斯拉法对维特根斯坦的重大影响，维特根斯坦写在自己晚期最重要的著作《哲学研究》前言里了。维特根斯坦认为，他的思想之所以在晚期发生断裂性转变，是因为受到斯拉法和拉姆齐（Frank P.Ramsey）的思想冲击。斯拉法还对森产生了重要影响，写在2004年森发表于JEL的文章里。根据森的记录，他很怀念年轻时常常陪斯拉法散步的那段时光，受益匪浅。斯拉法年轻时是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学术秘书。后来，墨索里尼将葛兰西投入监狱。在葛兰西写作《狱中札记》期间，斯拉法负责在监狱内外传送文稿。斯拉法从葛兰西那里传承的是“实践哲学”的思想——黑格尔左派的实践哲学在葛兰西那里发展成为“新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哲学。然后，他的实践哲学思想对维特根斯坦的思考产生了巨大冲击。

葛兰西的经历远比斯拉法坎坷，据一份传记资料，他出生时，他父亲的财务状况已非常恶化，以致全家多次迁徙。葛兰西童年营养不良，且因肺结核导致脊椎变形，毕生身高低于5英尺（相当于1.5米）。但是他学习能力极强，两次辍学，全凭自修，1911年获得土伦大学奖学金，与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同班。青年时代，他参与社会主义运动，于1913年加入意大利社会主义党。他深受意大利思想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的影响，并由此浸淫于黑格尔左派的“实践哲学”领域。

据维基百科英文版，克罗齐，贵族身世，以美学名世，在墨索里尼之前的政府里担任教育部长，深受黑格尔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潮的影响，也参与政治，并与李卜克内西（Karl Liebknecht）、倍倍尔（August Bebel）、恩格斯、考茨基和拉法格等欧洲共产主义者过从甚密，但一度支持墨索里尼，稍后脱离政治。他的主要著作是《美学》（1902）、《逻辑学》（1908）和《实践哲学》（1908）。他是1949—1952年间的国际笔会主席。

据维基百科英文版“葛兰西”词条，1919年，葛兰西与陶里亚蒂等人创办《新秩序》，随后，意大利社会主义党加入列宁的“第三国际”，在党内各派当中，陶里亚蒂和葛兰西领导的“新秩序”派被列宁认为是布尔什维克党最亲密的盟友。稍后，1921年，意大利共产党正式成立。根据森的记录，同年，斯拉法加盟《新秩序》编辑部，而且，斯拉法1919年开始就为这份杂志撰稿，在编辑部工作期间，他与葛兰西关系密切，深入探讨了许多议题。1922年葛兰西以意共代表身份赴俄国，与那里的一位小提琴家恋爱，并于1923年结婚，同年，他离开莫斯科去维也纳，试图重组被墨索里尼一网打尽的意大利共产党。1926年，围绕支持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这一关键议题，他与陶里亚蒂发生严重分歧，自此二人分道扬镳。同年，根据森的文章，1926年11月8日，葛兰西被捕，在狱中生活至1934年，因健康恶化保释出狱。1937年，他46岁，死于罗马的一所医院。

这样一位思想家，在监狱里生活了8年，留下近3000页的“日记”——其实是他对许多重大问题的思考，史称《狱中札记》。斯拉法婉拒凯恩斯1927年来信传达的请他担任剑桥大学经济学讲师之邀，倾力帮助葛兰西狱中写作。为此，根据森的记录，斯拉法在米兰的一家书店在葛兰西名下开设了由斯拉法管理的无限透支外汇账号。不难想象，在这些年里，斯拉法必定深得葛兰西思想精华——除了实践哲学，引人注意的还有，葛兰西对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经济决定论的批判，以及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批判。

上引森的那篇JEL文章特别要从《狱中札记》探究葛兰西与斯拉法讨论的那些议题当中，葛兰西的哪些思想后来通过斯拉法影响了维特根斯坦。森的考证表明，正是斯拉法将葛兰西的语言哲学传达给了维特根斯坦，根据森这篇文章的第4节“The Gramsci Connection”，围绕斯拉法与葛兰西探讨过的一个关键概念——“自生自发的哲学”（spontaneous philosophy）。何为自生自发的哲学？根据森的考证，葛兰西认为，必须彻底批判以往关于哲学是象牙塔专业的误解。每一个人都是哲学家，只要他使用语言。因为语言整体性地确定了概念的涵义，通过习俗与规则——维特根斯坦称为“语言游戏”，在葛兰西那里称为“以人类学的方式讨论语言”。

我于是必须引述葛兰西的《狱中札记》，从第31页“言语、语言和常识”开始：

通常称为“日常知识”或“常识”的那种东西，它的价值到底在什么地方？不仅在于常识是利用因果性原则（即令它不公开承认这一点），而且在于从其意义来看一种局限性更为巨大的事实上——即常识在许多判断中确定一种明白的、简单的、易懂的原因，不容许任何形而上学的、冒充意义深刻的、冒充有学问的以及诸如此类的奸计和机智把自己引入歧途。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人们不能不称颂“常识”……假使我们确定哲学是世界观，并且已经不仅把哲学活动看成是“个人”制定形成为一个完整的体系的概念，而且也（特别是）看成是文化领域中为了改造人民的“智能质”和为了传布那些会具体地也就是历史地和社会地成为普遍的限度内证实其“历史的正确性”的哲学方面的新事物而进行的斗争，那么言语和语言的问题“在技术上”就应该被提到第一位来。……因此，“语言”现象在现实中原来是许多现象，它们或多或少地有机地彼此联系着，互相依赖着；……由此产生文化因素在实践（集体）活动中也有的重要性；任何一种历史的行动只能由“人的集体”来完成。这一点预定要达成一种“文化—社会的”统一，在这种统一之下追求各种目的的分散愿望在同样的和统一的世界观……的基础上，为了同一个目的而结合在一起。正因为这一切都会是这样发生的，所以关于语言的一般问题的重要性，也就是关于集体制造同样的文化“气候”的一般问题的重要性，就很明显了。……一个“思想家”假使满足于自己的“主观地”也就是抽象地自由的思想，那在我们今天会令人发笑的，因为科学与生活的统一，正是积极的统一，只有在这种统一中才能实现思想的自由，这是教员和学生的关系，哲学家和他在其中活动并从其中抽出要求提出和解决问题的文化环境的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哲学和历史的相互关系。

在这样引述了葛兰西的思想之后，我立即看出，他的这一思想，与我在《新政治经济学讲义》里阐述的“实践智慧”传统是一致的。并且，葛兰西的上述观点对我们理解经济学思想史的核心议题——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之间的紧张关系——具有奠基性的意义。

森继续讲述他陪斯拉法散步的故事：所以，在斯拉法看来，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思路，完全是走错了。恰如葛兰西批评的那样，年轻的维特根斯坦误以为他能够“单独地”自由思考。可是他使用的语言呢？那绝不是他能够单独创造出来的，于是他陷入两难困境，要么为了不受任何人的影响于是必须不用语言思考，要么彻底放弃自己的思路。

现在我要进入森在这篇文章的第5节讨论的主题——“资本定价与社会交往”（capital valuation and social communication），因为这一主题与这门课程贯穿始终的“未来经济学”（见心智地图第八讲）必须解决的主题——收益递增经济学和存量经济学——密切相关。这件事要从斯拉法1926年在EJ（Economic Journal，剑桥大学经济学刊物）发表的一篇批评（可以说是颠覆了）马歇尔经济学的文章说起。我先索引这篇文章：据森报告说，这篇文章1925年意大利文发表时已广受赞扬，第二年以英文发表，想必引起剑桥学派的关注，遂有凯恩斯邀请函。

斯拉法这篇文章之所以颠覆了马歇尔经济学，要点在于：马歇尔假设市场是完全竞争的，故而企业面对水平（弹性无穷大）的需求曲线；另一方面，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为确保市场均衡的稳定性，必须假设市场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从而与向右下方倾斜的市场需求曲线有一个稳定的交点。斯拉法指出，如果企业内部存在规模收益递增的生产方式，那么，供给曲线可能向右下方倾斜——价格随市场扩展而下降，从而市场均衡未必稳定。马歇尔于是假设企业内部收益递减，而在企业外部可以存在收益递增，但这样的收益递增只能局限于行业内部。斯拉法指出——这样的规模收益递增现象根本不存在！

斯拉法的这一挑战，始终未有达成共识的解决方案。我在第一讲介绍卡尔多的时候提及，在战时的经济政策论证中，卡尔多提出“平均成本定价”原则。斯蒂格勒1951年在JEP的文章“The Division of Labor is Limited by the Extent of the Market”，试图弥补马歇尔经济学体系被斯拉法1926年文章拆解的基础。他将“企业”视为“功能”（functions）的组合，其中可以有一些功能是收益递增的，但因为其他功能收益递减故企业生产整体而言是收益递减的，并且因此，行业内部也不存在收益递增。

奈特认为，经济理论必须在逻辑上严格区分静态分析和动态分析，他指出，马歇尔的均衡分析是静态分析不是动态分析，但收益递增或收益递减应在动态分析框架内讨论，否则就可发生斯拉法指出的这种内在矛盾。

不论如何，斯拉法提出的收益递增经济学问题，继续成为对新古典经济学的挑战。英格丽·利玛“Increasing Returns, New Growth Theory, and the Classicals”（2004）这篇文章表明，芝加哥学派的新增长理论家们忘记了（或误解了）杨格“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演说的要点——收益递增不仅导致向右下方倾斜的市场供给曲线，而且导致市场需求曲线向外移动（分工和专业化降低了商品价格，从而购买力普遍提高）。对斯密、马歇尔、杨格和卡尔多而言，这才是经济发展的真实过程。新增长理论的要害在于，它仅仅关注均衡（一般均衡及其稳定性）问题，为了顾及人类弱得可怜的数学想象力，它必须忽略收益递增引发的不可忽视的需求扩张及需求结构变迁。充其量，它试图用拉姆齐效用函数和代际重叠消费者选择模型（这一模型要求消费者预知未来各期的贴现率）来容纳收益递增的需求效应。

十几年前，我批评过保罗·罗默尔1990年发表在JPE的文章——他试图使技术进步成为内生于一般均衡的过程，这一目标因其荒谬故而不可能实现。浏览利玛2004年的这篇文章，我还意识到，罗默尔似乎是作者的主要批评对象。因此，我建议你们读这篇文章，从而能对“新增长理论”或“内生增长理论”有更全面的理解。所有这些内生增长模型（例如罗默尔1990年JPE文章）都没有使贴现率或利率或利润率内生决定，而这才是要害问题。我在第六或第七讲，若有时间，将详细介绍弗里德曼《价格理论》最后一章和张五常最新版《经济解释》关于“存量”的经济分析框架。如奈特所论，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是“存量”（资本、资源、劳动）变化的过程，而存量的定价是利率或利润或贴现率。

斯拉法1926年发表于EJ的这篇文章，根据森的回忆，引发了许多后续的研究工作，包括1933年同时形成的剑桥大学罗宾逊夫人的“不完全竞争理论”和哈佛大学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我的移动硬盘里保存了许多当时发表的文献，尤其是斯拉法与其他作者的讨论文章，关于规模报酬的EJ论文，持续到大约1931年，经济理论的争论焦点才逐渐转移到福利经济学领域。现在我们可以理解，1928年英国人邀请杨格担任皇家经济学会主席并发表题为“收益递增与经济进步”的就职演说，恰逢其时。

刚才我们看到，如图2.13，在坎蒂隆的宏观经济想象里，企业家扮演价值创造的角色，从而在实际上，如图2.19，曼昆描述的经济循环或GDP是不断扩张的，也就是说，代表GDP的箭头越来越粗。但是在曼昆图2.19的宏观经济想象里，只有“企业”而没有企业家，利润是对资本的回报，工资是对劳动的回报，租金是对土地的回报。那么，创新呢？如果没有企业家创新活动，租金和利润的涵义是什么？这些概念于是变得含混不明。在重农学派想象的经济循环图示里，农民承担了企业家创新的职能——持续改良农业技术。也因此，这一学派被称为“重农的”或以农业为本的经济学，前引吴斐丹和张草纫翻译的《魁奈经济著作选集》收录了魁奈为米拉波著作《农业哲学》撰写的第七章。

对重农学派而言，经济循环或GDP是否持续扩张，取决于农民怎样处置利润，农民不会随利润消失而消失。对曼昆而言，GDP是否持续扩张，取决于企业怎样处置利润，企业不会随利润消失而消失。只有在坎蒂隆这里，企业家是利润的人格化，当利润消失的时候，企业家随之消失。

我讨论规模收益的递减或递增时，总要想到与阿罗分享197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希克斯。他曾这样询问，是什么因素使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向右上倾斜？或者，我引述他晚年接受一位经济学家访谈时的表达：

For long period problems, well, I still feel I don't know.……I am thinking of the determination of profits.……It is not at all evident to me that if one does not assume……（在长期内有什么问题困惑我吗？我认为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想不清楚，那就是利润是怎样决定的。我完全不明白，如果不假设……）

访谈分为两次，1988年是最后一次，他1989年辞世。这篇文章发表于JEP（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经济展望杂志》），希克斯临终前数月曾审阅文稿。JEP是美国经济学会主办的一份面向经济学学生的杂志，它不接受投稿，只邀请权威作者撰稿。也许这是他在临终前的最后一次访谈，在访谈即将结束时，他说他认为自己最好的一篇文章是“The Valuation of Social Income”（“社会收入的评价”）。那时各国没有GNP或GDP这类统计指标，希克斯这篇文章的主旨就是为国民收入统计提供经济学基础。他特意澄清了“社会收入”与“国民收入”的差异，前者不是个人收入之和。希克斯在这里讨论的“社会收入”概念，似乎与费雪定义的“社会收入”概念一致。希克斯指出，社会收入很可能是关于总成本的统计指标，而不是总效用的统计指标，而且，如果不存在完全竞争这样的世界，那么，总成本指标与总效用指标通常不一致。很遗憾，他说，那篇文章至今没有引起学术界重视。不过，根据我收录的另一篇希克斯文章，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之研制国民收入统计体系确实深受希克斯影响，并且他与希克斯在1940年多次探讨这一主题。

希克斯在1986年的访谈中指出，他的真实收入概念大致与弗里德曼的“永久收入”概念差不多，只有观察到了真实收入，才可能计算真实利润。但他相信，真实收入永远不可观察。

在1988年的访谈中，希克斯承认他自己更像是一位思考“资本”问题的会计师。希克斯说他观察过现实世界里企业怎样作决策，基于资产平衡表，因为企业必须考虑资产的流动性，而现实经济中没有哪一家企业享有无限的流动性。他认为资产平衡表是一种不错的理性决策方法，可是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数学模型，包括他自己的，都是漂浮在空气里，这些模型不再是脚踏实地的。谈到新古典经济学模型，偏好、约束、理性选择、动态最优……希克斯说他现在可以很大胆地承认他认为新古典经济学完全走错了路。

让我们回到希克斯的询问：是什么因素使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向右上倾斜？如果同一行业有许多工厂，为什么成本最低的那家工厂不持续复制它自己呢？希克斯相信，最终的原因是：企业家能力的耗尽，使企业规模不可能无限扩张。

从上面引述的访谈，我们知道，希克斯是凭借直觉思考经济学问题的。所以，我们应重视他为规模收益递减写出的原因，企业家才能，这是企业扩张遇到的最终约束。或许我们可以从另一角度来论证希克斯的直觉，那就是科斯（Ronald H.Coase）在他的名篇“企业的实质”里采取的交易费用视角。科斯考察了美国制造业之后写了这篇文章，他说，企业和市场的边界最终取决于“buy or make”（购买或制造）哪一方式成本更低。这是基于常识的判断，张五常在香港观察“车衣业”，基于常识，他写了“企业的契约实质”，从而将科斯关于“buy or make”的常识扩展为契约包含的各种条款之交易费用总和的高或低。于是，企业在张五常这里成为“一束合同条款”。我认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广义的企业（或市场）定义。根据这一定义，微观经济学的厂商理论必须转化为交易费用理论。我的意思是，根据希克斯的直觉，降低交易费用，需要有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所以依赖于企业家能力。

现在你们看到，微观经济学不仅要回答斯拉法的收益递增挑战，而且要回答希克斯的企业家能力挑战。换句话说，图2.20取自范利安（Hal Ronald Varian）《中级微观经济学》（Intermediate Microeconomics：Modern Approach）2005年英文第7版第21章“成本曲线”，我们在黑板上随意画一条澡盆形曲线，在横轴上写“单位时段的总产量”，在纵轴上写“成本”，我们不假思索就说这是一条标准的平均成本曲线AC，其实这条曲线的收益递增阶段和收益递减阶段有截然不同的理由。然后，我们再画一条MC边际成本曲线，图2.21取自安德鲁·斯科特（Andrew Schotter）《微观经济学》（Microeconomics：A Modern Approach，2009）第14章“Perfectly Competitive Markets：Short-Run Analysis”，从AC的最低点自下而上穿过，并且指着MC在与AC的交点右侧的那一段曲线，继续不假思索地说那是“供给曲线”，其实“完全竞争”已经排除了任何企业家活动。我的意思是，在思想史视角下，所有这些不假思索的曲线和命题都潜藏着以往引发争论且至今尚无定论的重大议题。

我继续讨论森2003年那篇JEL文章的第5节，“资本定价与社会交往”。斯拉法1926年文章的思路延续至1960年他的小册子《用商品生产商品》，注意，他试图建构的是利润率内生的经济增长模型。森的论点是——

（1）“资本”之为生产函数的一项要素，必须经过某种程度的集结，使微观层面的各种资本品——锅炉、卡车、办公桌、楼房、电脑……姑且不谈“人力资本”如何集结，而任何集结都意味着基于某种“模型”——微观经济的宏观想象。森指出，这些经济模型的学术合法性完全基于经济学家们通过社会交往（学术共同体）达成的共识。可是，斯拉法和葛兰西的学术共同体使用的语言很可能完全不同于英美经济学界使用的语言。于是，以人类学方式，斯拉法的颠覆性批评很可能被英美经济学家们误解。

（2）新古典经济学的学术共同体达成共识使边际定价成为资本模型的核心原则。斯拉法却认为，资本的边际生产率与利润率是同时被决定的，经济学家不应假设利润率（利率）由资本边际生产率决定。而且，经济学家也不可能按照资本密度将各种生产技术加以排列，因为生产技术的资本密度随利率而变化。

我记得以前读斯拉法《用商品生产商品》的印象是，虽然，他的一般均衡模型允许利率内生决定，但他假设投入产出技术是给定的。不论如何，在斯拉法的一般均衡模型里，利润率和工资率构成一对矛盾，当利润率上升时，工资率就下降，反之亦然。一旦给定了利率或工资率，其他全部商品的价格就都被决定了。因此“资本—劳动”关系，如恩格斯所言，是我们理解资本主义社会的“轴心关系”。如果你们读森这篇文章，在第6、7、8节，可以读出我的这些感受。

图2.22取自我2011年经济学思想史研究班课程第五讲，用来说明弗里德曼在《价格理论》最后一章试图建立的“存量”经济学与他的货币理论之间的思想联系。从这里可以看到，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不仅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议题，而且也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核心议题，只不过，在现代的经济学教材中，这一议题退为全部理论的背景。

此处，在介绍芝加哥学派货币理论时，我总是希望同时介绍奥地利学派的货币学说。图2.23取自2011年我的经济学思想史研究班课程第五讲。对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而言，货币通过影响“市场过程”而对经济产生影响。因此，货币流量而不是货币存量，在奥地利学派的视角下，是更重要的现象。例如，一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首先关注新增加的货币是从哪些人手里进入市场过程的，这些人多大程度上履行着企业家创新职能。如果中国政府通过国有银行系统向实体经济注入4万亿贷款，如果最初获得这些贷款的是国有企业，如果国有企业的经理人员的行为模式是官僚化的而不是企业家的，那么，这笔新增贷款能否刺激经济增长，就很令人怀疑。此处，我写了“规模经济原理”——企业家是这一原理在现实世界里的人格化身，这就是“坎蒂隆—杨格”的宏观经济想象。

我们浏览这门课程的心智地图，一定要注意，在第二讲列出的如此庞杂众多的学派当中，如图2.24，在经济学思想史意义上，芝加哥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融合百家，故而最可代表现代经济学思想。这两派各自都容纳了逻辑方法与历史方法，以十分不同的形态。芝加哥学派对历史的关注，表现在这一学派坚持始终的实证主义方法。奥地利学派对历史的关注，表现在这一学派坚持始终的市场过程思想。企业家创新是市场过程的核心，虽然，奥地利学派很难或根本不同意用数学模型来刻画这一核心因素。

与芝加哥学派不同，我们知道，在奥地利学派内部，关于数学和统计方法的运用，门格尔、庞巴沃克、米塞斯和哈耶克等人的观点有相当显著的差异。例如，门格尔最接近李嘉图学派的公理化立场，他与德国的新历史学派之间有过一场长达十年的“恶战”。这是事实，当时，德国历史学派主导的各大学经济系已达成默契，不聘任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但是，庞巴沃克在与费雪的十年“资本”论战中表现了强烈的背离门格尔立场的倾向。这是因为，庞巴沃克理论的核心概念“迂回生产方式”（round-about production），很难或不可能表达为数学模型。

所以，切勿“贴标签”，我们在每一学派内部需要认真辨析每一经济学家所处的特定历史情境和特定思路。在这一意义上说，每一经济学家都具有“唯一性”。只不过，在我的感觉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相互之间的差异远比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们的显著。也因此，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们从未汇集为芝加哥学派这样的学术强势，事实上他们也无意于此。

例如，另一显例是熊彼特。他是庞巴沃克的弟子，却写了举世闻名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1942），是著名的社会主义的同情者。庞巴沃克，也是举世闻名，在很多年里被社会主义各国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死敌”。

那么，凯恩斯学派呢？难道凯恩斯不是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当然是，不过，凯恩斯一定颇感困惑，如果他被今天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尊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的话。我认为，他使经济学成为经邦济世之学，而不是象牙塔里的数学模型，且因此他不会被今天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尊为最伟大的经济学家。我还认为，凯恩斯这样一位经邦济世的经济学家，从不认为形成一个“凯恩斯学派”或一个“凯恩斯主义”有多么大的意义，相反，任何意识形态化的学派都可能妨碍他的自我实现。芝加哥学派的领袖贝克尔1998年接受我的访谈时声称，为解释现实世界，他随时准备放弃新古典经济学的任何基本假设。

举凡经济学界的思想者，几乎必有上述态度。在经济学视角下，知识的官僚化，知识在各学派之内的意识形态化，以及与知识相关的既得利益，这三件事很可能是激励相容的。

5.李嘉图与斯密：方法差异

在这一讲的结尾部分，我试着解释为何李嘉图的经济学方法本质上是抽象的、公理化的、逻辑分析的，从而非常不同于斯密的方法。你们阅读这两位作者的经典作品，其实不很费时。因为，斯密《原富》最重要的是第一册的前三章，而李嘉图《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最重要的是第一章和第二章。英语写作与德语或欧洲大陆的语言相比，在这方面表现出极大的优势，就是，作者通常用第一章或导论概括全书要点。而我在阅读欧陆作者的文章时，就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只读开篇常会错失很多重要的思想。奈特虽然不是欧陆作者，但他显然深受欧陆思想传统的影响，于是他写的文章，重要思想可能随时出现，而且通常不会在第一段或导言部分有任何概括。

但是读斯密《原富》之前，我要提醒你们的是他生活的时代，那一时代的苏格兰文风，据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校区专研斯密和康德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教授弗莱施哈克尔（Samuel Fleischacker）考证，十分不利于现代读者。他说，斯密在修辞学讲义里特别强调，文风是作者希望营造的人格之反映。例如，西塞罗的文风，简朴深沉，有强烈的贵族思想家气息。又例如，克里斯多芬的文风戏谑啰嗦，让读者想象他是一个玩世不恭且阅历丰富的人。由于斯密在修辞学里特别关注上述两人的文风与身世之间的关系，斯密自己的文风为何更接近克里斯多芬的而不是西塞罗的，就是可理解的了。但也因此，读者必须耐着性子，从斯密略带调侃且十分冗长的铺叙中抽取重要思想。

相比之下，我们读李嘉图的作品就不会遇到斯密这样的文风。这是因为，首先， ；李嘉图不善写作，这是他自己承认的，他甚至不知道怎样安排《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的章节，坚持让穆勒（就是小密尔的父亲）来做此事。当然，如果不是穆勒坚持要李嘉图写出这本书，多数论者认为李嘉图永远不会动笔写作，当真是永远，因为死神造访他，实在是很突然的。由于穆勒亲自安排此书章节，并且由于穆勒有严格的逻辑和文字训练，故而，李嘉图这部作品是很容易阅读的。

第二点，也很关键，我要指出，斯密和李嘉图的时代，（1）经济学尚未独立于政治，所以是政治经济学；（2）学术语言尚未独立于修辞学，所以，他们两位的语言，凡涉及政策建议的部分，主旨就是强化自己建议的说服力，于是，如斯密在修辞学讲义里教导的那样——夸大有利论点而隐去不利论点。此处参考文献，我的索引仍是弗莱施哈克尔上面那部著作的第一章第二节“修辞学”。

第三，我引约翰·莫里斯·克拉克（John Maurice Clark，1884—1963）的观点，这位克拉克是最著名的老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1847—1938）的儿子。现在我们关注的每年颁发一次（2009年以前每隔一年颁发一次）的克拉克奖，只颁发给40岁以下的经济学家，是用这位老克拉克的名字设奖。老克拉克的儿子，在这篇文章里考证，与思想史方法完全一致，斯密的思路当然受到他所处的历史情境的影响甚至是塑造性影响。

第四，我现在索引的这篇文献对你们理解李嘉图和斯密的思想差异很有帮助：Robert A.MacDonald，“Ricardo's Criticisms of Adam Smith”（1912）。不要忘记了，QJE（《经济学季刊》），即哈佛大学创设的那份经济学刊物。

最后一点，斯密的宏观经济想象，主要依靠直觉。我索引这篇文献：Roger Frantz，“Intuitive Elements in Adam Smith”（2000）。其实很合理，因为斯密想象的不是宏观经济，而是斯多葛学派所谓“宇宙秩序”。人类社会嵌入于这一秩序，斯密在自然法传统之内想象人类社会的秩序，经济嵌入在这样的社会秩序之内，只是社会生活诸多方面之一。所以，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假说，只在现代人看来是假说，在斯密的想象里绝非假说，而是神的“先定和谐秩序”。因此，Andy Denis的“The Invisible Hand of God in Adam Smith”（2005），论证斯密的信仰其实是他的“看不见的手”学说的前提。但是，另一方面，斯密仍接受洛克和休谟的产权学说。那么，如何论证私有产权制度与神的先定和谐秩序之间的相容性呢？这就是斯密的直觉，凭直觉，或凭了他的斯多葛情结和他的宗教信仰，他不怀疑二者之间的相容性。

斯拉法编辑的十一卷本《李嘉图全集》，第一卷《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第一章“论价值”第一节，摘要如下：

The value of a commodity, or the quantity of any other commodity for which it will exchange, depends on the relative quantity of labour which is necessary for its production, and not on the greater or less compensation which is paid for that labour.（一件商品的价值，或它可以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数量，取决于生产这一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不取决于该劳动所得的多寡。）

这样的开篇，表明他要澄清斯密关于商品价值与劳动工资的糊涂观念。以谷物为例，给定一块土地，一定量的劳动被投入这块土地，而后产出一定量的谷物。销售谷物得到的是总收入，它将分配为三个部分：工资、地租、利润。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议题是：在总收入中，这三部分收入各自所占比例由怎样的原理决定？

以下摘录，取自郭大力和王亚南的中译本，李嘉图对斯密的批评是：斯密如此精确地说明了交换价值的原始源泉，他要使自己的说法前后一贯，就应该认为一切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的生产过程中所投下的劳动量成比例；但他自己却又树立了另一种价值标准尺度，并说各种物品价值的大小和它们所能交换的这种标准尺度的量成比例。这里所说的劳动已经不是投在任何物品生产上的劳动量，而是该物在市场上所能换得的劳动量。好像这两种说法是相等的；也好像是，因为一个人的劳动效率增加了一倍，因为他所能生产的商品量因此增加一倍，他用这商品来进行交换时所获得的量也必然会比以前增加一倍。如果真是这样，如果劳动者的报酬总是和他的生产量成比例，那么，投在一种商品内的劳动量和该种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就会相等，两者之中的任一种都可以准确地衡量他物价值的变动。可是两者并不相等。前者在许多情形下都是能够正确说明他物价值变动的不变标准；后者却会和与之相比较的商品发生同样多的变动。斯密在非常恰当地说明金银这类变化无常的媒介不足以决定他物的变化无常的价值以后，自己又由于选定了谷物或劳动，而选择了一种同样是可变的媒介。

在斯密关于经济秩序的想象中，首先是劳动分工的三大好处，其次才是商品的价值决定原理。斯密《原富》第一册第一章“论分工”，根据他观察的制针业，介绍了劳动分工的三大好处：

（1）the improvement of the dexterity of the workman（工人的手的灵活性的改善）。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的“人力资本”概念。

（2）the advantage which is gained by saving the time commonly lositn passing from one sort of work to anothe（由节省工作转换时通常浪费的那些时间而来的优势）。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经济学家最早提出的“组织创新”概念。

（3）Men are much more likely to discover easier and readier methods of attaining any object, when the whole attention of their minds is directed towards that single object, than when it is dissipated among a great variety of thing（当人类心智朝向一个目标时，与当心智发散配置于许多不同事物时相比，更可能发现达成目标的更容易或更现成的方法）。我们可以认为，这是经济学家最早提出“技术进步”的概念。

全部后来的增长理论，无非是基于上列三项因素：人力资本、组织创新和技术进步。斯密的观察是，这三项因素全都是劳动分工的后果。在斯密观察的例子里，劳动分工将使劳动生产率（单位时段内单位劳动力的产出量）提高至少200倍。严译的这一段很值得引用：

不见夫业针者乎？使不习者一人而为之，穷日之力，幸成一针，欲为二十针焉，必不得也。今试分针之功，而使工各专其一事，拉者，截者，挫者，锐者，或磋其芒，或钻其鼻，或淬之使之犀，或药之使有耀，或选纯焉，或匣纳焉。凡为针之事十七八，或以手，或以机，皆析而为之，而未尝有兼者，则计一日之功，可得八万六千针，而或且过次数，次见诸实事者也。使以十八人为此，是人日四千八百针也。往者不分其功，则一人之力虽至勤极敏，日不能二十针，今也分其功而为之，则四千针而裕如。然则以分功之故，而益人力二百倍有余也。治针如是，他制造可类推矣。吾故曰：益力之事，首在分功。分功之为事，大抵分之愈简，则其益力愈多，而民生日优，则分功之事日细，盖二者皆有相资之用焉。今夫野蛮之国，其一民之业，在文明之国皆数人分治而不足者也。……其分功之多，有不可胜数者。夫如是，则即分功之繁简，又可以觇人国治化之浅深矣。……功分则收效益多，收效益多，则生财之能事愈大。此其所以然之故由三：事简而人习，一也；业专而玩愒不生，二也；用意精而技巧出，三也。

我们不妨认为，这是经济学家最早提出来且由中国人翻译的最早的经济增长理论。严译《原富》的目录、发凡、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就是北大的校长）吴汝纶的序，以及我检索得到的吴汝纶的简介等等，见图2.25，你们可以在第二讲心智地图放大几十倍之后，仔细阅读。

斯密在进入第三章“论劳动分工受限于市场广度”（严译是“论分工交易相为广狭”）之前，遵循经验描述的基本原则，写了第二章，标题是“Of the Principle Which Gives Occasion to the Division Of Labour”，严复的翻译是“论分工交易相因为用”，严译名著，贺麟的评价——追求“雅”，而常不顾“信”和“达”。

我引严复译本，主要是提供一种清末民初的视角。因为，首先，严复尝言：译事有三难，曰信，曰达，曰雅。三者当中，至少斯密这本书的翻译，“达意”是他遵循的主要原则。严复翻译的章节标题，以达意为主，不求信守原文。因此，仅从标题的翻译，常可见严复理解的中西历史与强国策略。其次，严复常在斯密原文翻译之后附“案”，以表达他自己的见解。例如，在第一章结尾处，严案：“斯密氏之论分功也，可谓辨析矣。虽然，自后之计学家观之，犹有未尽者。……”此处，“计学家”是早期汉语的翻译，今译“经济学家”，严复脚注有一定义——“理财明富名曰计学”。又在第一章第一页内，严案：“斯密氏成书于乾隆四十年，去今百余岁矣，故其所言多与西国今日之情形异。今日大制造，多萃于一场一肆之中。盖铁轨既通，会合綦易，一以省中侩之费，二以交相保险，而收利不畸重轻，此虽大制造所以不散处也。”

在斯密《原富》阐发了分工原理之后，李嘉图的使命是寻求正确的价值决定原理。一物的价值，斯密只概括以往的学说，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种标准，而斯密从未就何者是价值准则给出清晰界说，故而陷入“钻石与水”的迷思——交换价值远高于水的钻石，使用价值远比水低，那么，是使用价值决定了交换价值呢，还是反之？李嘉图开篇即试图澄清钻石与水的迷思。不过，那时还没有发生经济学“边际革命”，李嘉图的解决方案是“劳动价值论”。钻石或许交换价值远高于水，那是因为生产钻石必须投入的劳动量远高于水。假如我们被困在沙漠里，不难想象，为找水而必须投入的劳动量可能远高于生产一块钻石所需的劳动量，于是，此时此地，一瓶水的交换价值可能远高于一块钻石。在第一章的开篇，李嘉图总结了斯密的双重价值标准之后，立即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Possessing utility, commodities derive their exchangeable value from two sources: from their scarcity, and from the quantity of labour required to obtain them.（由于具有用性，商品从两个来源获得其交换价值：从它们的稀缺性，以及从获取它们所付的劳动量。）

然后，他承认，有些物品，其稀缺性不能由增加投入劳动量而降低，例如珍贵的雕塑或绘画，善本书籍或珍稀古币，以及某年的葡萄酿制的葡萄酒。他随后指出，但是这类商品只构成全部商品的极小一个部分，经济学家或可忽略不计。国计民生大宗商品则是全部商品的主要部分，这些商品的稀缺性可由投入劳动量的增加而降低，而且只要投入劳动，人类似乎可以无限地增加其产量。

所以，计学家（理财明富）应当研究的，是上述占商品总数绝大部分的商品的价值决定原理。这样我们就回到了上面的谷物生产的例子，工资、利润、地租，分别由哪些原则决定？李嘉图首先讨论地租，这是第二章的标题“论租”，第五章标题是“论工资”，第六章是“论利润”。因为熟地稀缺，劳动投入量的增加或许不能降低这一稀缺性，于是谷物价值就要由稀缺性而不是由所投入的相对劳动量决定了。至少，生地可投入劳动而改造为熟地，于是降低了熟地的稀缺性。但是由此而发生的，就是李嘉图所谓“级差地租”——生产力较弱的土地需要投入更多劳动量，于是，优质土地和劣质土地产出的同样一单位谷物，就要按照劣质土地产出的一单位谷物所含劳动量来计算交换价值，优质土地产出的一单位谷物由此获得高于一切必要补偿的交换价值，这就是“租”。

参阅图2.18，这是萨缪尔森的图示，概括了上述李嘉图的第二至六章内容（李嘉图著作的不同版本在这里发生较多变更，故表明这部分内容使他自称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萨缪尔森解释说，在土地上投入的资本的回报率（利润）是由资本市场决定的，故而在李嘉图的谷物模型里是外生的。此外，李嘉图的工资学说是从马尔萨斯那里照搬的，也就是说，是维持劳动力简单再生产所必需的消费而投入于生产这些消费品的相对劳动量决定的价值，史称“制度工资”，对李嘉图谷物模型而言，它是外生的。在萨缪尔森这一图示里，横轴代表的投入单位是由给定的生产技术按照固定比例投入的“土地—资本—劳动”的量。其中，土地级差假设为连续的量。因为利润率和工资率都是外生给定的，故如图2.18所示，只有土地和地租率是内生的，由长期需求曲线与长期供给曲线（是一条水平直线）的交点E（长期均衡）决定。在E这一点投入的单位土地（边际土地），不能获得任何级差地租。地租总量就是标记为Rent的那块面积，与利润和工资三者刚好将总产出分配完毕。

后来，当然是受了上述理论的启发，马歇尔将李嘉图的租概念引入于产业研究，得到“拟租”（quasi-rent）概念。他的宏观想象是：有许多企业，使用不同的生产技术，生产同一种商品。于是，这些企业的平均成本曲线依照单位成本的高低可以排序在横轴上，相当于土地依照优劣级差排序在李嘉图模型的横轴上。给定长期需求曲线和长期供给曲线（水平直线）的交点E，在均衡点E的企业，平均成本等于商品价格故不能享有级差地租，那些排序在左侧的企业，自右向左逐渐享有越来越高的级差地租，也就是马歇尔说的“拟租”——与土地的租不同，因企业竞争引入最佳生产技术，拟租迟早要消失。

回到前引李嘉图《政治经济与赋税原理》第1章“论价值”第一节的摘要：“一件商品的价值，或它可以交换的任何其他商品的数量，取决于生产这一商品所必需的相对劳动量，不取决于该劳动所得的多寡”。这里“不取决于该劳动所得的多寡”，他试图澄清货币存量与商品存量之间的比价。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在1569年发表的《国家六书》（见图2.26）——1606年的英译本标题是“The Six Bookes of a Common-Weale”（直译“关于共同财富的六本书”）——中提到的“货币数量论”，在休谟和斯密的时代已成为政治经济学家的常识。

商务印书馆1984年陈炜中译本《休谟经济论文选》中，胡企林撰写的“简评休谟的经济理论”，其中引述马克思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的概括，值得转引于下：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将休谟的流通理论归结为以下三条原理：一、一国中商品的价格决定于国内存在的货币量；二、一国中流通着的货币代表国内现有的所有商品，按照代表即货币的数量增加的比例，每个代表所代表的被代表物就有多有少；三、如果商品增加，商品的价格就降低，或货币的价值就提高。如果货币增加，那么，相反地，商品的价格就提高，货币的价值就降低。

就是说，根据马克思的概述，在休谟关于社会经济秩序的宏观想象中，经济循环中的货币量和商品量之间有相对比价的关系。请回忆图2.11，这是已知最早的关于经济循环图景的想象。根据这一图景想象，重商主义政策很可能导致货币存量的相当大部分仅仅被储藏为财富，即退出经济循环（流通领域）。虽然，被储藏的货币仍是货币存量的一部分，故仍参与决定一国之内循环着的商品的价格水平。

不论如何，李嘉图在这里批评斯密误将劳动的报酬（劳动的交换价值）等价于劳动价值本身。假如，李嘉图想象，一件商品所含的劳动量的交换价值因为突然发现的黄金储藏而增加一倍，斯密因此而相信该商品所含的劳动价值增加了一倍，是十分荒谬的。解决之道，李嘉图相信，是接受马尔萨斯的“工资铁律”，于是工资是参量而不再是变量。鉴于国内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常常介绍马尔萨斯的“工资铁律”，我随手在百度百科检索，得到词条“工资钢铁规律”的解释：

工资铁律是一条关于劳动市场的经济学定律，它声称实物工资处于长期将永远倾向接近于仅可维持工人生活所需的最低工资额，因此这理论也称为工资的最低生存说。这个理论由19世纪中德国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斐迪南·拉萨尔命名，理论的文献记载最早见于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论》和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在1776年，杜尔阁已经提出了该思想。

不难看到，为了寻找决定劳动价值的经济学原理，在古典经济学家们想象的宏观经济图景里，不仅要有参与流通的货币总量和商品总量，还要有劳动存量。类似地，为了寻找决定土地和资本价值的经济学原理，不仅要想象劳动存量，还要想象土地和资本的存量。这样的图景，弗里德曼在《价格理论》的最后一章描写过。

结束这一讲之前，请注意，李嘉图的级差地租，在萨缪尔森画的图示里（图2.18）已经是一条需求曲线了。李嘉图没有见过20世纪美国的大农业，很可能因此，他没有想象过农业供给可能过剩。他认为，只要有人开发劣质土地，就意味着对谷物有足够的需求，因此谷物价格当然由投入劣质土地的劳动量的价值决定，或者用李嘉图的同时代人萨伊的名言——每一项供给都自发创造对它的需求。

6.从古诺到边际革命

如果说李嘉图的描述足够精确，以致萨缪尔森据此给出了数学模型，那么古诺是第一位直接写出需求曲线数学表达的数理经济学家或数学家，在他1838年出版的《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一书中。图2.27取自这本著作1897年费雪的英译本第四章“需求定律”第21节，以及这一节稍后出现的“图1”（见图2.28）。

费雪感慨，古诺这本书出版几乎40年之后，才被经济学家重新发现，1871年以后，杰文斯、瓦尔拉、艾及沃斯，都写文章介绍古诺的生平和著作。可是，那时，古诺已快走到生命终点了。这位数学家和哲学家的一生，尽管目前为世人所知并不多，仍有一些传奇性质。最初的阅读，你们可检索维基百科“Antoine Augustin Cournot”词条。但这一词条很短，关于生平的那段文字几乎等于“留白”。大英百科有这一词条，但要收费。另一主页，“School of Mathematics and Statistics at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Scotland”，提供了关于古诺生平的更多资料，这一词条是1996年发布的。我在百科主页“Encyclopedia.com”找到的“古诺”词条，有更详细的生平介绍。最详细的是1905年QJE发表的文章：Henry L.Moore，“The Personality of Antione Augustin Cournot”。这位作者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他直接从古诺的外甥得到了古诺撰写的“自传”手稿。所以，这篇英文相当于古诺的传记，夹杂着大量古诺手稿里截取的法文。此外，我还收集了其他传记资料，例如，古诺在里昂大学教授数学期间，他的一位学生是瓦尔拉的父亲。后来，古诺和瓦尔拉的父亲一起说服瓦尔拉研习经济学。

古诺祖父是300年前欧洲黑死病大流行时古诺家族的幸存者，他于是努力繁衍后代，而且这些后代似乎聚族而居，以致古诺的童年几乎是在长辈们的包围之中度过的。那时正值法国大革命后期，拿破仑开始征服世界。古诺的长辈们大多是革命派，只有一位是强硬的保皇党。尽管在宗教和政治问题上有如此尖锐的冲突，古诺是在自由阅读和独立思考的氛围中成长的。也因此，古诺后来担任巴黎总学督时期，特别强调儿童时期家庭教养的决定性作用。虽然缺乏足够证据，但我们可以断定，古诺的性格不是“趋社会的”，甚至可以说是（在艾森克人格学的意义上）“反社会的”。

不论如何，他学习能力极强，15岁以前已读完大部分伏尔泰，并开始秘密阅读帕斯卡的“致外省人信札”，然后，他从法国农村考入当时最著名的巴黎高师，那是1821年。次年巴黎高师被关闭，古诺在索邦继续准备数学教师资格考试，也是那时，他和德国数学家迪利克里（Johann Peter Gustav Lejeune Dirichlet，1805—1859）建立了亲密友谊，他俩共同的数学教师当中最著名的两位是拉普拉斯和拉格朗日。据古诺回忆，拉普拉斯是将数学当成生命的教师，拉格朗日是将数学当成生命诸多游戏之一的教师。1823年，阴错阳差，古诺找到一份工作——朗·古维翁-圣西尔元帅的儿子的家庭教师。不过，他的卓越判断力立即被元帅发现，于是被延聘为元帅本人的回忆录的写作助手。根据古诺的回忆，他不仅是元帅的助手，而且很快就被引为值得信赖的朋友。关于这位军事领袖与拿破仑的关系，你们检索维基百科“Laurent de Gouvion Saint-Cyr”词条，可知他也有一番不寻常的经历。

古诺有特别出色的判断力，传记资料提供了一个例子：元帅的四卷本回忆录1829年终于完稿，元帅叮嘱古诺送两套抄本给一位报界朋友，古诺认为一套足矣，故提出委婉反对。果然，那位报界朋友错误判断局势，将元帅送的两套抄本理解为，其中一套应转交给梯也尔（Marie Joseph Louis Adolphe Thiers，1797—1877）。梯也尔是法国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也是法国大革命史的权威。古诺判断正确，梯也尔读了元帅的书稿之后，写了一篇非常负面的评论，给元帅带来极大伤害。不久，元帅就死去了。这套未完稿于是留给古诺继续编辑，又耗时一年才完工，那是1832年。

古诺在元帅家里逗留了10年，除了日常工作之外，他在包括哲学和历史在内的许多领域里发表论文，尤其是他发表的数学文章，引起巴黎大学拉普拉斯之后的数学掌门人泊松（Simeon-Denis Poisson）注意，故引出古诺后半生的一连串重要事件。传记资料表明，通过元帅，他结识了当时巴黎上流社会的主要人物。泊松急于为古诺在学术界安排一个与他的数学能力相符合的职位，几番周折，终于在1834年，里昂大学刚创设的“分析与力学”教授席位，被泊松紧盯着交给了古诺。又过了一年，古诺旅行到瑞士时，无法预先通知古诺，泊松径直提名古诺为格勒诺布尔大学校长。尽管缺乏行政管理经验，古诺的卓越判断力再度表明他是很合格的大学管理者。他的发言始终简明扼要直指要害，不会吹捧任何人，也不因私人关系批评任何人，他总是耐心倾听，并使每一位发言的人感觉到他的尊重，总是迅速作出判断，不论局势多么复杂，而且事态发展通常表明他最初的判断是正确的。

古诺在巴黎教育界的声誉继续提高，不久，1836年，他被提名接替刚刚辞世的物理学家安培成为巴黎大学总学督。1838年，泊松健康恶化，提名古诺代替自己授课，这或许是当时法国数学家的最高荣誉。也是1838年，不要忘记，古诺发表了《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1844年，困扰古诺一辈子的眼疾日益严重（我认为是“青光眼”）。传记资料表明，古诺常常坐在那里思考，然后继续思考，因为他的眼睛不允许他写作，他思考的时候，手里拿着他这一辈子唯一的奢侈爱好——鼻烟壶，一只腿搭在另一腿上，着力的那只脚紧张地抖动，如是，几个小时之久。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1851年路易-波拿巴（Charles Louis Napoleon Bonaparte，1808—1873）发动“雾月政变”，次年登基称帝，他的荒唐政策使毕生坚定的保皇党古诺大失所望。1854年古诺拒绝担任图卢兹大学校长，稍后，他同意返回故乡担任第戎学院校长。1862年，古诺辞去全部公职，退休，定居巴黎。

古诺是第一代数理经济学家们（杰文斯、瓦尔拉、艾及沃斯）公认的第一位数理经济学家，可是他在《财富理论的数学原理研究》里常谈论更遥远和更伟大的话题，例如在第一章，关于“财富”的字源学考察。这样的文风可能与他在哲学和历史领域里多年的思考有关。古诺深得泊松赏识，因为他的文章表现了深厚的数理统计学功底，不过他绝非另一个伽罗华（Evariste Galois，1811—1832）。古诺经济学的另一特征是，每次引入一个新的数学符号时，必求证于常识和统计学方法。例如，在第四章“需求定律”中，反复求证于常识和统计学之后，他假设在市场需求D与市场价格p之间存在某种函数关系。然后，他假设这一函数关系D=F（p）具有某种连续性。为论证这一假设的合理性，他再度反复求证于常识和统计学。

由于第一章中古诺关于“财富”一词的字源学考察以及财富历史考察，在古诺的想象中，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就是他拥有的全部物品的交换价值的总和。所以，在第十一章“社会收入”中，古诺进一步想象，社会总收入就应当是全部交换价值的总和，可用集结之后的公式pF（p）来表示。由此，我们立即可以想到今天教科书里的货币数量公式PQ=vM，左侧就是流通领域里全部交换价值的总和，右侧是有效货币（单位时段内货币循环次数乘以货币数量）总量。

仅当“社会收入”被限制在一国范围之内时，它转换为“国民收入”，这是第十二章也是最后一章的主题。在最后这一章，古诺相当明确地不同意斯密和李嘉图对重商主义经济学的批评。在全书结尾部分，他是这样写的：

……诸如贸易自由这样的问题，既不能靠科学家的论断，也不能靠政治家的智慧来解决。一种更高的力量驾驭着国家走向这个或那个方向。而当一个体系的日子已成过去，再好的理由也只是徒托空言，而无法使它恢复已失去的活力。政治家的技艺就在于缓解革新精神的狂热，而不是以无望的挣扎对抗自然的律令。掌握稳妥的理论，有助于在日夜辛劳中抵制突兀的变革，促成体制之间的平易递嬗。对争执中的焦点了解得越多，越能平息争执引起的创痛。体制都有狂热的支持者，继承它的理论则否。最终，即使与社会组织有关的理论不是当时体制的行动指南，它们至少阐述的是既成事实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之内，经济理论对社会的影响，能以语法学家对语言的影响来比拟。语言的形成无庸语法学家的首肯，语言的败坏，语言学家也无能为力。然而他们的著作阐明了语言形成与败坏的规律，而他们的规则，既加速一种语言趋于完善的进程，也稍稍延缓了不规范和不得体对语言的侵袭。

读完上面这一段文字，你们就应联想到德国历史学派。古诺在这里表达的，正是“国家艺术”或罗雪尔阐述的“国家科学”的精要。德鲁克回忆说，他毕生受益于两位作者的著作，其一是托克维尔，其二是滕尼斯。从他们那里，德鲁克懂得社会必须在变革与保守之间寻求平衡，而这种平衡的艺术指导他毕生的管理学研究和实践。

古诺的一生颇具悲剧性，首先，他晚年自述，在法国，他是唯一的经济学家，但他的经济学作品从来不被引述，而且，或许他还要引述他们。其次，他生命的最后十几年，双目几乎完全失明，迫使他停止写作，尽管他的头脑仍在紧张思考——他似乎无法停止思考，因为他没有其他的生活乐趣。假如他能继续写作十几年，据说，世界将不再需要另一个瓦尔拉或另一个费雪。第三，当他听说小瓦尔拉已运用他几十年前发现的数学方法于经济学并因此功成名就时，他决定接受朋友们的建议，再写一本经济学著作，可是在这本新书即将出版时，他去世了。

从古诺1838年的这本书到1871年“边际革命”，为何几乎40年里完全没有进展？我们说，思想的传播主要是通过一系列偶然因素实现的。从古诺的时代到杰文斯的时代，中间只有一个小密尔的时代。我们知道，小密尔的时代主题，不是数理经济学，而是欧洲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在我的三维理解框架里，这一时代主题属于“社会生活”维度。此外，在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维度，经济学边际革命需要等待心理学的革命。小密尔早年追随英国的社会改革家边沁，这一人生目标是老密尔与边沁共同制订的，希望小密尔成为边沁功利主义学说的伟大接班人，为此，老密尔以独特方式将小密尔培养成为公认的天才少年。我推荐《约翰·穆勒自传》商务印书馆1987年吴良健、吴衡康中译本。这个中译本所据的英文版“序言”是1926年伦敦经济学院的政治学教授拉斯基（Harold Joseph Laski，1893—1950）撰写的，他早期是费边主义者，后期则是英国工党左翼领袖。这篇序言中，拉斯基对穆勒自传评价极高，他说这是19世纪知识分子历史中头等重要的文件，理由之一就是，这部传记记录了小密尔亲自接受的卓越教育经历，对大多数人来说，此种经历读起来像是中世纪苦役。

我在为本科生撰写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里用相当篇幅介绍了小密尔的生平，尤其是他的情感生活。去年，如图2.29，我在经济学思想史研究班再次探讨他的情感体验与他的思想倾向之间的密切联系。事实上，小密尔在《论自由》序言结尾部分特别提到他的思想受台劳夫人的影响之深，此书出版时斯人已逝，但他永不能忘怀（参阅严复的译本）。

马歇尔在英国经济学会第一次年会发言指出，英国的政治经济学自从小密尔之后就陷入停滞，中间只有一位杰文斯，再无杰出者。小密尔1848年《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章节安排完全遵循古典经济学的思路：（1）生产，（2）分配，（3）交换。又因小密尔早年深研逻辑学，故而他这本经济学著作逻辑严谨，叙述缜密，思路清晰，出版之后即成经典，在至少30年内，主导了经济学的演化路线。

穆勒（小密尔）经济学叙事的特质，如他自己的序言里指出的，就是要将原理与社会哲学的运用紧密联系起来。因此，这本书的副标题显得更重要。他在序言里评论斯密的《原富》：他在政治经济学的应用方面经常进行远多于纯政治经济学的思考——他对为了实践目的来掌握这一主题的原理，提出了有充足理由的看法。由于这一点，在众多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只有《原富》这部著作，不仅受到一般读者的欢迎，而且在上层社交界人物和国会议员们的心中都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小密尔相信，一本在目的和总概念上类似于斯密，而与现代更广泛的知识和进步观念相适应的书，是目前政治经济学所需要的贡献。他指出，严格意义的政治经济学从斯密以来已有长足进展，而社会哲学（实际上斯密从未使他所论述的特殊问题与社会哲学分开）虽然尚处于发展的最初时期，但与斯密时代相比也已大为进步。“还没有人做过将他探讨问题的注重实际的方法和已增加的知识结合起来的尝试，或者像他使那个时代的哲学同社会经济现象相联系并取得那么令人钦佩的成就那样，坚持用现代最好的社会思想来说明社会经济现象。”——这就是小密尔为他自己这部著作设定的任务。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是“财富”，小密尔在“绪论”开篇这样写着：

政治经济学家们声称是讲授或研究财富的性质及其生产和分配规律的……研究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富裕，和研究一个国家如何才能自由、公正或在文学、艺术、军事、政治方面声名卓著，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问题。实际上，这些事情全都间接地有联系并且相互影响。一国人民有时会先富起来才得到自由，有时又先自由了才富起来。一国人民的信仰和法律对他们的经济状况起很大作用，而经济状况通过对智力发展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又作用于人民的信仰和法律。……一代人的普遍信念——若不靠智慧和勇气进行非凡的努力，当时便没有人能够摆脱它——常常到下一代时会变得如此明显地荒谬可笑，以致唯一的困难就是去想象当时人们怎么会相信它。

我读小密尔的“绪论”，就联想到德国历史学派和法国人古诺的类似见解，就连小密尔在绪论里长篇大论讲述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也像是历史学派的叙事风格。从发表时间看，小密尔这部著作比罗雪尔的著作晚几年，比古诺的著作晚十几年。我更愿意设想，古诺、罗雪尔、小密尔，他们相互并无思想交流，他们见解之所以相似，只因为他们共同生活的时代，以及他们感受到那一时代的重要问题。

继续引述小密尔的“绪论”：

在财富的生产和分配方面，人类各民族之间的这些显著差异，同所有别的现象一样，肯定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把这种差异完全归因于人们在不同时间和地点对自然规律和工艺技术掌握程度上的不同，是不够的。……就原因是道德的或心理的，依赖于各种制度和社会关系，依赖于人类的本性而言，这些则不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而是属于道德和社会科学的范畴，是所谓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政治经济学把这些有关外部世界的事实同有关人类本性的其他真理结合起来，试图探索出一些次要的或派生的规律；这些规律决定了财富的生产，可用来解释现在和过去贫富的差异，以及预言财富会有什么样的增加。

分配，我认为是小密尔政治经济学关注的核心。第二编第一章“论所有制”，第二章“续论所有制”，可见这一主题之重要。他从“私有产权”引出他的分析。批评私有制原则的思路有两类：其一是共产主义者的替代方案及其可实施性；其二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们的实验。逐一分析之后，他认可私有产权的合理性，也认可防止私有产权被滥用之合理性。在私有产权基础上，生产的成果可由“土地”、“资本”和“劳动”三要素分享，取决于分配制度。在私有制的支配下，产品的分配是两个决定性力量——竞争和习惯所造成的结果。他指出：

政治经济学家一般都惯以为常地特别重视第一种力量，即夸大竞争的作用，而忽视另一种力量和相互矛盾原则。英国政治经济学家更是如此。他们容易在一切情况下把竞争想做到的事当成实际做到的事。如果我们考虑到，只有通过竞争原则政治经济学才配得上称为科学，则重视竞争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理解的。只要地租、利润、工资、价格是由竞争决定的，就可以确定各种有关的法则。……但是如果认为竞争实际上具有这种无限制的支配力，这是对人类事务实际进程的一种很大的误解。

接着，他用很大篇幅讨论习俗之为另一种支配性力量。这里，我引述一段：

……在保护弱者的法律或政府都不存在的地方，习俗是弱者的唯一保护者。……在一个兵荒马乱的社会里，对勤劳的人们来说，竞争自由是句空话。他们决不会由此处于对他们有利的条件下。……但虽然法律是最强者决定的，无限制地滥用法律也不符合最强者的利益，通常他也不会这样做。法律的每一次放宽都会变成一项惯例，每一项惯例都会变成一项权益。这样权利就出现了。

这里是另一段文字，也是小密尔的，很精彩，是张五常《卖桔者言》的先驱：

我们最常听到的说法是，在同一个市场上不可能有两种价格。毫无疑问，这是竞争在无所阻碍的情况下必然产生的结果；然而每个人都知道，在同一市场上几乎经常存在两种价格。不仅在每个大市镇，几乎每个行业中都有价格便宜的店铺和价格昂贵的店铺，而且同一家店铺也常常按不同的价格把同样的商品卖给不同的顾客。作为一种普遍规则，每个零售商都按其所料想的顾客等级采用不同的价格。……在批发市场上，一般地说，确实同一物品在同一时候不会有两种价格。……但零售价格，即由真正的消费者支付的价格，它所受到的竞争的影响看来极为缓慢和不完全。

这样的思路，小密尔说，主导了下面的四章内容。所以，我跳到第十一章“论工资”。这里，小密尔的思想远比斯密和李嘉图更清晰：“工资取决于对劳动的需求和供给，换句话说，取决于人口和资本。”然后是两章的篇幅，讨论“补偿低工资”的公共政策。接着是第十四章“论工资因职业而异”，第十五章“论利润”——在这里，从现实观察，小密尔认为，利润由三部分构成：（1）为生产垫支的资金而应获取的利息，（2）为承担风险而应获取的保险费，（3）为监督生产过程而应获取的工资。然后是第十六章“论地租”，他说，地租是自然垄断的结果，因为——

除了劳动者和资本家之外，只有一种人，必须经他承诺才能进行生产；因此，他可以要求分得一部分生产物，作为承诺的代价。只有这种人，在社会制度上，对于某种自然的要素，拥有独占的权力。在可以被占有的各种自然的要素中，土地是主要的要素。对于使用土地所付的报酬，叫做地租。只有地主这一阶级，不论其人数多少或重要性如何，他们所占有的某种东西（土地），既不是他们自己生产的，也不是其他任何人生产的。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占有这种东西，要求在生产物的分配中分享一份。如果还有与此性质相同的其他情况的话，那么，在了解了地租的性质和规律之后，对于那些情况也就容易理解了。

浏览小密尔这部著作，我没有看到他重提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事实上，小密尔在脱离边沁学派之后，有过一次精神危机，大约在1830年以后，很可能因为并借助于台劳夫人对人类社会各种实际事务的杰出判断力，他才逐渐确立了理论自信。在第三编“交换”——前两章关于价值理论和价格形成机制即供求均衡的分析，小密尔的讨论格外精彩。限于篇幅，我不可能继续引述。下卷由第三编的续篇“金融市场与国际贸易”、第四编“社会进步对生产和分配的影响”——其中第七章“论劳动阶级可能的未来”对我们的思想史课程而言至关重要——以及第五编“论政府的影响”构成。但是我将回到小密尔的自传，因为在我看来，读他的自传可以让我们更熟悉思想史方法。或者你们去读我为本科生撰写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七讲“成本、收益和利润”的附讲——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生平及其思想。

回到前述的经济学“边际革命”，我说过，这场革命需要等待心理学的一次突破，就是“韦伯—费希纳”定律（Ernst Heinrich Weber，1795—1878；Gustav Theodor Fechner，1801—1887），大约在1860—1870年代陆续发表（详见我为本科生撰写的《经济学思想史讲义》第四讲“财富与效用”）。大致而言，韦伯定律是说，我们主观感受到的“刚好能够注意到的两个刺激之间的差别”与客观刺激强度成正比。例如，在很安静的环境里，很轻微的声音也能被我们注意到。在很嘈杂的环境里，就要很大声音说话才可被注意到。费希纳试图精确规定韦伯定律，例如，用对数关系。我们主观想象的刺激强度，与客观刺激强度的对数成正比。但是，现代的研究表明这一关系不是对数的，而是指数的，或者服从“幂律”的。这些心理学实验的结论，为经济学“边际效用递减律”提供了科学论据，使它成为令人信服的定律。于是，当现代经济学家讨论两种商品对任一位消费者的替代效应时，他可以画一条或一组无差异曲线，凸向原点，而不是从原点向外凸，这就使得均衡的消费行为是稳定的，而不是不稳定的，假设预算约束是直线。

现在我们可以读杰文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这里，经济学著作中第一次出现了边际递减律的几何表达，图2.30取自这部著作的第二章“快乐与痛苦论”。在给出这张图之前，杰文斯在第一章概述了情感的测度问题。他的结论是：（1）在目前阶段，每一个人自己的情感毋庸置疑是可以有“量”的估算的。（2）在目前阶段，每一个人自己的情感估量与另一人的情感估量，二者之间不可比较。（3）在目前阶段可以假设我们的意志活动只为两大类的刺激所推动；在每一个驱使我们活动的情形内，都藏有现在的或未来的快乐，或藏有现在的或未来的痛苦。吸引我们为某种行为的动机，统称为快乐；阻止我们不为某种行为的动机，统称为痛苦。一个单纯的较高级的快乐，有时可以中和许多个继续的较低级的痛苦。（4）我们假设，每一个劳动者在没有他种动机时，皆献其能力以积蓄财富。在说明他如何能依最善的方法利用财富以为自己的福利并为他人的福利时，较高的道德是非的计算是需要的。（5）较高级的动机，可以适当地压抑较低级情感的各种考虑；但较高级的动机不加干涉时，多种较低级的动机可能适当地相互抵消。（6）杰文斯反对将经济学转为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宁可完成并发展我们所已有的，但同时在历史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科学”。这一将来的新的社会科学，他相信，就是“社会关系进化之学”。（7）目前阶段，经济学应完善自己成为“效用与自利心的力学”。（8）经济学考察的量，不仅是连续的，而且是可微的。

回来讨论图2.30，杰文斯说：讨论快乐与痛苦之量怎样可以计算时，我们必须接受边沁关于这个问题的意见。他说：“对于个人自己，快乐或痛苦本身的价值，依下述四种情形而定：（1）强度（intensity）；（2）历时（duration）；（3）确实性（certainty or uncertainty）；（4）远近性（propinquity or remoteness）。以上四种情形，即计算快乐或痛苦本身时所应考虑的。”边沁还举出三种别的事情，说它们和行为或感情之最后的完全的结果有关。即（5）多产性（fecundity），一种感情引起的同种感情（即快乐引起快乐，痛苦引起痛苦）的机会；（6）纯洁性（purity），一种感情不引起相反感情的机会；（7）范围（extent），一种感情影响所及的人数。

杰文斯在图2.30里假设只需考虑强度和时段，即上列（1）和（2）两因素，那么，情感的强度随着情感延续的时间而递减，从而，情感体验的总量就是这条单调递减的情感曲线下方的面积，即沿着情感发生的时段求积分。然后，杰文斯讨论对未来情感的预期，即上列（3）和（4）两因素。第三章“效用论”，讨论“效用”之为函数和“边际效用”概念，并引述前人著作论证“商品最后效用程度递减的原理”其实早已被发现，只是没有明确写出罢了。第四章“交换论”，证明了有效率的状态（均衡）必定满足“边际替代率”处处相等，即郭大力翻译的“无差别法则”。

第五章“劳动论”，见图2.31，注意，这张图的解释文字值得你们细读。杰文斯图示了劳动之为快乐源泉的阶段，即当劳动是自由的时候。然后，如果持续劳动超过一定时间，劳动就成为痛苦的源泉了。在劳动之为快乐源泉的阶段，劳动生产率是最高的，然后逐渐递减。

第六章“地租论”，杰文斯继承李嘉图的学说并以图示。第七章“资本论”，杰文斯的论述明显需要改善，例如，等待费雪的论述。第八章“结论”，杰文斯讨论了人口问题。

这样，我概述了杰文斯的这部著作。与古诺相似，杰文斯的一生也颇具悲剧性。只不过，与古诺的情形不同，杰文斯溺水而死，所以无法写一些自传留给我们，至今，我甚至收集不到足够多的杰文斯传记资料。

边际革命的第三位领袖是瓦尔拉，如前述，他由他的父亲和古诺说服转入经济学研究。关于洛桑学派的经济学研究，涉及一般均衡理论的发展史和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以及洛桑学派与奥地利学派之间的关系，我需要再写一个附录。边际革命的第二位领袖是老门格尔，奥地利学派经济学的创始人。这一讲的附录，最初的标题是“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译丛》序”，是我2003年写的，介绍“奥地利学派”的历史背景。现在经过仔细修订，成为这一讲的附录，也可认为是这一讲的最后一部分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