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 德国历史学派对东亚各国现代化思想的影响

一、德国历史学派

这一讲的主题，要求我准备一张与其他各讲不同的心智地图——它缩小到1/10的比例，就是图3.1，许多细节无法放大到清晰程度。故而，你们可能需要查看原图。

1.坎蒂隆的经验主义思路

我们在第二讲看到，杰文斯询问政治经济学的国籍问题，他认为坎蒂隆才是第一位合格的政治经济学家。哈耶克撰写长篇文章考证坎蒂隆的身世和思想，因为他发现坎蒂隆的经济学与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十分相近，尤其是企业家概念和关于“市场过程”的想象。

罗宾斯深受哈耶克影响（根据当时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回忆），或许因此，他的《经济思想史》演讲录第八讲标题就是“坎蒂隆”，如图3.2，并且他声称坎蒂隆的《商业性质概论》在许多方面可与斯密的《原富》媲美，如图3.3。

我多次建议你们读罗宾斯的这部《经济思想史》，况且有中译本呢。第八讲的这张截图，罗宾斯回顾了经济学的古典作家们，洛克和配第，然后他指出坎蒂隆之前的经济学思想缺乏系统性，“没有从整体上论述经济体系”。我们知道，洛克和休谟或许缺乏经济实践，关于社会经济的宏观秩序，他们或许难以形成让他们自己信服的图景想象。配第有经济实践，他为克伦威尔管理爱尔兰的土地和税收时赚了大钱，但他似乎更热衷于“国家术”（统计学）。

与上述三位古典作家相比，坎蒂隆显然有更丰富的金融实践。而且他是一位成功的金融家，故而他关于社会经济金融的宏观想象（例如图2.13）更可能是正确的。坎蒂隆的思想方法大约与斯密类似，凡事都要基于经验，但他又有金融头脑，于是很愿意将经验转换为更精确的计算。例如，他说欧洲的土地平均而言每年的产量是种子用量的6倍，所以扣除种子之后，盈余是种子的5倍。租地农场主通常取得产量的2/3，其中一半是成本（佣工、肥料、种子、其他投入品），另一半（种子用量的2倍）是利润。他得到推论，土地产量的1/3（种子用量的2倍）是地租。因此，经营农场的人，只要估算每年种子用量，大致即可预期自己的利润，但是产量随年成好坏有很大波动，故而租地农场主是风险承担者。坎蒂隆将人群划分为两类——承担风险的人和不承担风险的人，后者将自己的劳动或土地出租给前者，根据契约取得回报，旱涝保收。

配第也观察农业，并计算劳动与土地的比价。他的观察是，有劳动投入的土地，年产量大约是60日的口粮，如果不投入这一劳动力，则土地产量是50日的口粮，所以，投入这块土地的劳动力价值是10日的口粮。

对坎蒂隆而言，一名农业劳动者的价值大约等于用来生产维持他的生命所需投入品的土地的2倍。坎蒂隆的观察是，人口与土地的比例，长期内相当稳定。坎蒂隆的社会经济秩序的想象很可能是这样的：人类靠土地生活，所以一切价值都应而且能够被还原为土地。

坎蒂隆的描述通常足够精确，从而可以转换为数学模型。所以在法国重农学派那里，坎蒂隆思想导致了魁奈的“经济表”（循环和均衡）；而在斯密那里，上面引用的坎蒂隆关于农业劳动力价值约等于维持生存所需物品之2倍土地，这一结论被引用，出现在《原富》第一卷第八章“论劳动工资”。图3.4即这一段文字的截取。斯密的这段引述确实很长，以致不仅引起杰文斯对坎蒂隆的关注，而且引起哈耶克的更多猜测和考证。

斯密的引述，注意，并非坎蒂隆原文，而是根据马尔萨斯“工资铁律”对坎蒂隆重新解释之后的见解。故而，斯密在这里多次强调，坎蒂隆的计算适用于农业当中“地位最低”（the lowest species of common labourers）的劳动者的劳动力价值计算。他随后承认他自己对这一问题没有定见，但他指出了一些情形，在这些情形里，哪怕地位最低的劳动者的工资也可能大幅度增加。接着，他用更长篇幅论证了“工资基金”这一概念，并以中国为案例。

顺便提及，斯密的《原富》（通常译为《国富论》），我检索英文原版，只看到一处，斯密索引了坎蒂隆，且有坎蒂隆的真实姓名。这一处索引就是上面我转述的，斯密关于工资问题的探讨。当然，如果斯密很少索引其他作者，那么，由于斯密这部著作传世太久且流行太广，他哪怕只索引一次的作者，也可能引人关注。

斯密称中国为最丰裕的社会，不过，他立即指出，中国最底层的人口，例如在广东，大多极贫困且生育率极高——每天夜里每座城镇的街头都可见到弃婴。另一方面，他注意到中国或许在马可波罗的记述之前已停滞在目前状态。由这两方面的观察，斯密推论说，想必中国极低的“工资基金”仍足以维持底层人口的再生产过程，如果不发生大规模饥荒的话。类似的长期稳态，即马尔萨斯“人口陷阱”的实物工资，或现代经济学家所说的“制度工资”的水平，斯密指出，在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控制下的印度各邦也大致如是。但是在英国本土，根据斯密的观察，最底层劳动者的工资基金肯定超过了维持生命所必需的水平，而且，这一章大部分篇幅用于引述他在各方面的观察：不论物价（尤其谷物价格）如何波动，劳动者的收入呈现一种长期稳定增长趋势。故而，在斯密看来，英国人口已走出或正在走出马尔萨斯陷阱。

可见，从坎蒂隆那里，后世经济学家也可以发展经验主义的思路。这一思路在德国19世纪中期，结合着德国的历史情境，形成了最初的历史学派。这一学派的思想，最早由李斯特（Georg Friedrich List，1789—1846）表达出来，见图3.5，1841年，《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中译本）。

2.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使命

维基百科中文版“李斯特”词条，毫无内容可读，实在很失败。相比之下，“百度百科”的这一词条精彩了许多，就是图3.5中间那块截图，但其中关于李斯特被迫移居美国的原因等语焉不详，必须参考“李斯特”英文词条。图3.5右下方的截图，取自大英百科。由此，我们知道李斯特试图推进的司法改革旨在增加司法程序的公开性，1825年改革失败，加罪于李斯特，于是他被迫出走美国。

据维基百科英文版“Georg Friedrich List”词条，李斯特的父亲是当地相当成功的皮匠，但他不愿继承父业，全凭自修成为政府财会人员，并呼吁政治改革。1816年，他晋升为本地政府的副部级官员，1817年又成为图宾根大学“政治与管理”教授。两年后，政府被颠覆，李斯特辞职，遂以符腾堡议会副议长身份推动司法改革，并于1822年改革失败后被判处10个月监禁——以服苦役的方式。从服役地，他逃亡，流窜至法国和英国，于1824年返回德国，要么继续服刑，要么移居美国。他选择了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1825年，他在那里购买了大片土地。稍后，他不满足于经营农业，转而投入报业并主编了一份德语报纸。此外，他还积极参与兴建美国铁路。李斯特对美国经济和这一经济体系的缔造者们的经济思想印象深刻，于是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据史家考证，李斯特研读了汉密尔顿的著作，又从林肯总统的首席经济学顾问亨利·克莱（Henry Clay，1793—1879）的作品中（如图3.6）懂得了“国民体系”（national system）这一理念。

克莱是宾夕法尼亚人，在美国以倡导“关税保护主义”闻名，他的经济思想收录于他1851年的著作《利益的和谐：农业、制造业和商业》，他将美国体系与英国体系视为两种对立的体系，并认为美国经济繁荣得益于关税保护政策。很可能受到克莱思想的影响，1827年，李斯特写了一本小册子《新政治经济体系概述》。也在那时，李斯特的土地，因发现了煤矿而增值，使李斯特不再有任何生计之忧。1830年，李斯特代表美国出使汉堡，船到欧洲时，他才得知美国国会未能通过他的任命，于是他在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返回美国，并于1833年转赴莱比锡，承担一部分领事工作，同时，他积极参与修建了“莱比锡—德累斯顿”铁路（1837年开通）。这些活动耗尽了李斯特的钱财，他筋疲力竭前往巴黎。1837—1843年间，他在巴黎和德国办报，鼓吹德国各邦的产业贸易联盟，并在1841年出版了这部传世的著作，同年，他因身体欠佳不得不辞去科隆市自由刊物《莱茵通讯》的主编，由马克思接替。1844年，他访问奥匈帝国。1846年，他访问英国——试图协调德国与英国的贸易联盟，以失败告终。随后，一次金融危机，他在美国的财产损失殆尽。毕生奔走毫无进展，生活潦倒，身心憔悴，1846年11月30日雪夜，李斯特开枪自杀，时年57岁。

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译本“著者自序节录”中，李斯特写道：“我对于一般流行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真实性曾有所怀疑，对于在我看来的错误以及发生这类错误的根本原因拟加以探讨；自从怀有这一企图以来，直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十三年以上的时间。”由此推算，他对斯密和魁奈的经济学产生深刻怀疑是在他不到20岁的时候。他的发现是，魁奈鼓吹自由贸易政策是因为法国各省间取消关税当然有利于法国经济发展，斯密鼓吹自由贸易政策是因为英伦三岛由同一个政府治理故取消关税有利于经济发展。所以，魁奈和斯密的经济理论完全符合他们各自的常识。成为严重问题的是，当其他国家的经济学家不加思考地照搬自由贸易理论时，尤其在德国，就是完全脱离常识的了：“与我同时代的德国人当不会忘记德国的幸福生活于1818年已经衰退到了什么程度。”

由此追究斯密和魁奈的经济理论，李斯特指出，为了使经济理论具有更大的普适性，他有必要修正这一理论的前提：“我所发觉的是流行学派并没有考虑到国家，它所顾到的，一方面是全人类，另一方面只是单独的个人。”于是，在第二编“理论”的开篇，第十一章“国家经济学与世界主义经济学”，李斯特为政治经济学引入了下列政治前提：（1）区分“个人经济”与“社会经济”；（2）在社会经济中，区分“国家”与“世界”。每一个人都承认个人经济与社会经济之间的本质差异，类似的，他的常识也会告诉他，世界大同的社会经济与世界被分隔为国家的社会经济之间存在本质差异。如果德国政府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实行关税保护政策，那么，根据自由贸易理论，可以预期这项保护主义政策将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但是如果德国本土制造业的生产力在保护时期结束前可以达到与发达国家自由竞争的程度，那么，关税保护所产生的经济损失就是合算的。

所以，李斯特论证，政治经济学——德语称为“国民经济学”——的使命应当是具体研究各国社会经济的历史，并据此决定关税保护的强度和期限。有鉴于此，李斯特在这部著作的第一编“历史”，具体讨论了9个族群（意大利人、汉撒商人、荷兰人、英国人、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法国人、德国人、俄国人、美国人）的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以第十章“历史的教训”结束。

现在，我介绍李斯特“理论”编的大致思路，开篇是这样写的：

在魁奈一派法国经济学家以前，只有在实地应用下存在的政治经济学，那是由公务人员或行政官员们来执行的；至于叙述这类问题的作者，他们所写的只是属于他们自己国家的农工商业与海运业事项，完全以这一范围为限，关于财富的起因这类问题是不加分析的，关于全人类利益这类问题是绝对不予考虑的。首先把研究扩展到全人类、不以国家概念为考虑对象的是魁奈，普遍自由贸易这个概念也是从他开始的。他把他自己所写的那本书命名为《重农主义，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支配力量》，他要求我们必须具有这样的想法：所有各个国家的商人是处于一个商业联邦之下的。魁奈所谈的无疑是世界主义经济，是从事研究如何使全人类获得发展的那种科学；它与政治经济学，即研究如何使某一指定国家（在世界当前形势下）凭农工商业取得富强、文化和力量的那种科学是对立的。

然后，他继续考察：

斯密也在同样扩大的意义下研究他的学说，尽管重农主义者违反了自然法则，违反了逻辑，发生了严重错误，他仍然以阐述全世界范围的商业绝对自由原则作为他的任务。……他对于真正的政治经济，也就是各国为了改进它的经济状况所应当遵行的政策这方面，却极少过问。……一切后来的作家都陷入了这个错误，不能自拔。

此处，他列举了萨伊和西斯蒙第（Jean Charles Leonard de Sismondi，1773—1842）。他的结论是：

我们如果想对于逻辑、对于自然法则信守不渝，那就必须使个人经济不与社会经济相混淆，关于后一项，又必须把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与世界主义经济划分开来。政治经济或国家经济是由国家的概念和本质出发的，它所教导的是，某一国家，处于世界目前形势以及它自己的特有国际关系下，怎样来维持并改进它的经济状况；而世界主义经济产生时所假定的是，世界上一切国家所组成的只是一个社会，而且是生存在持久和平局势之下的。

虽然，李斯特相信，技术进步迟早可将全世界纳入同一个社会经济。

对一切国家、对整个世界进行教化，是全人类应该共同担当的任务，从那些不变的自然法则来看，这一点是显然的，文明国家被不可抗拒的势力所推动，不得不把它们的生产力扩大或转移到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我们到处可以看见，在文明的影响之下，人口、智力和物质资本达到了这样的规模，就势所必然地要向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倾注。

然后，他批判了马尔萨斯人口规律，他指出，文明进步将使同样面积的土地养活越来越多的人口。但是——

为了使自由贸易能够获得自然的推行，必须首先用人为方法，把那些比较落后的国家提高到曾经用人为方法使英国达到了的那个文化阶段。……在这个目标下实行这个制度有两个步骤：首先是把外国工业品逐渐从我们市场排除出去……其次是在我们的保护制度下，国外工人、才能和资本流入时应受到鼓励……政治科学是以历史为依据的，它要追究的是，英国在以前曾否使用过这样的方法，从而由德国、意大利、荷兰、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获得了大量生产力。它要问，世界主义学派对于保护制度的利弊，自以为是权衡过轻重的，那么对于上面所说这个制度所造成的一些非常显著的情况，为什么完全置之不顾呢？

在接下来的那一章，李斯特首先讨论生产力理论：

财富的原因与财富本身完全不同。一个人可以据有财富，那就是交换价值；但是他如果没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价值，他将越过越穷。一个人也许很穷；但是他如果据有那份生产力，可以产生大于他所消费的有价值产品，他就会富裕起来。由此可见，财富的生产力比之财富本身，不晓得要重要到多少倍；……个人如此，拿整个国家来说，更加是如此……

然后，他这样批评斯密：

像斯密具有这样明澈理解力的一个人，说是完全不理会到财富与财富原因之间的差别以及这类原因对国家状况的莫大影响，那是不可能的。……他是深通世故的，他不会不懂这个道理……他是蓄意要把分工原则作为书中的绪言与读者见面的。斯密的打算没有落空，他那部大作的开宗明义第一章就使他站稳了脚步，成为经济学权威。但是在我们方面却深信我们能够证明，正是要把“分工”这一重要发现摆在显著地位的这种热情，妨碍了斯密，使他不能深入探讨“生产力”的思想内容……

为什么有些国家由贫致富，而有些国家由富返贫？斯密没有讨论这类问题，而李斯特有切身感受，并感受到这是具有根本重要性的问题：

促使头脑和手足从事生产、从事于这类活动的是什么？我们说，这是对个人有鼓励、激发作用的那种精神力量，是使个人在这方面的努力可以获得成果的社会状况，是个人在努力中能够利用的天然资源；……谈到社会状况，这就是说，科学与艺术是否发达；公共制度与法律对于宗教品质、道德和才智、人身和财产安全、自由和公道这些方面是否能有所促进；国内的物质发展、农工商业这些因素是否受到一视同仁的、相称的培养；国家是否有足够强大的力量，可以保障它的国民在财富和教育方面世世代代发展下去，可以使他们不仅能够充分利用本国的天然资源，而且通过国外贸易和殖民地的占有，还能够把国外的天然资源供他们自己来利用。斯密，一般说来，对于这些力量的本质极少认识，甚至不认为维持法律与秩序、培养和促进教育、宗教、科学、艺术的人的精神劳动具有生产性。……因此他的论点很快就越来越深地陷入于唯物主义、狭隘观点和利己主义。……他走错了路，他要从物质环境和状态来解释精神力量，就由于这一点，他奠定了这一学派的种种错误和矛盾的基础……

德国新历史学派领袖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1838—1917）认为，李斯特“把欧洲的经济经验和美国的经济经验，把历史的知识和生活的实际体会以宏伟的气派结合起来”。他不仅“提出了一个生产力的学说”，而且还“对文明民族的国民经济的历史发展进程有所阐述”，他的出现“毕竟形成了我们这门科学的转折点”。

李斯特对斯密的批评如此尖锐，以致要给读者留下“诛心”的印象了。毕竟，李斯特有很强的理据。将心比心，你们如果生活在1930年代，谁会相信日本与中国的“大东亚共荣圈”（自由贸易联盟）有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李斯特考察各国历史之后提出了一个关税保护的最长年限，30年，如果在这一期限内，国内制造业仍不能获得国际竞争力，政府就应放弃保护政策。

3.罗雪尔的历史学派宣言

从上面引述的李斯特最后一段文字，不难看到他开创的德国历史学派与美国制度学派之间的思想联系，见图3.7，注意，旧历史学派的领袖罗雪尔的位置，在二者之间。百度百科提供了一份相当完整的“罗雪尔”词条，此外，百度百科的“德国历史学派”词条也值得你们浏览。总之，关于罗雪尔的生平，我们知道得很少。但很可能因为他的学院派生活极其简单，而且他写了太多著作，以致除了日常生活之外他不可能有时间从事任何其他活动。在很多年里，当政治经济学家们评论一个人是否足够渊博的时候，罗雪尔教授是标准。或者，当一位作者足够肯定他发现了新观点时，他会说：罗雪尔教授不知道这一观点。直到很多年之后，马歇尔有了类似的名声，局限于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群体之内。那时，他们若要说服某人相信某一观点不是新的，就会说，那已经写在马歇尔的书里了（“it is in Marshall”），以致鲍莫尔的那篇文章（参阅第一讲的文献介绍）的标题是“关于20世纪经济学有马歇尔不知道的什么吗？”哈耶克在为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写的序言里声称，门格尔的文献知识之广博，只有百科全书式的罗雪尔堪与之媲美。

与李斯特完全不同，罗雪尔是学院派学者，哥廷根大学毕业，1844年就任哥廷根大学教授，他的职称论文就是1843年出版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讲义大纲》，史称“历史学派宣言”，中译者朱绍文是樊纲的博士导师。根据朱绍文的“中译本序”，1848年，罗雪尔转赴莱比锡大学担任政治经济学讲座教授，他在那里任教共达46年之久，在这样漫长的时间里，他以惊人的努力，陆续发表了他在《大纲》里预定要写的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庞大的多卷本著作。其中最主要的是五卷本的《国民经济学体系》：第一卷《国民经济学原理》（1854），见图3.8；第二卷《农业及类似原始产业的经济论》；第三卷《商业及工业的经济论》；第四卷《财政学体系》；第五卷《济贫、救护及济贫政策》。此外，他还发表了《16、17世纪英国国民经济学说史》（1851—1852）和《德国经济学说史》（1874），《殖民、殖民政策、移民》（1848），还有从1843年开始撰写的《奢侈论》等15篇论文的汇编《历史方法的国民经济学探讨》，以及1892年发表的《政治论：君主政治、贵族政治、民主政治的历史自然论》。他71岁时，才从这一讲座教授的职位退休。死后，他的儿子卡尔，一位古典语文学家，整理了他在家中保存的各类训示及文字摘要，汇编成书《一个经济学家的精神世界》（1895），在这本书的“序言”里，卡尔介绍了父亲的生平和宗教思想。哈佛教授阿什利（参阅第一讲）在1894年为《大纲》英译本作序，并将部分序论译为英文时，称《大纲》为“1843年罗雪尔的纲领”。

罗雪尔运用萨维尼的法学研究的历史方法于政治经济学，为德国历史学派经济学奠定了基础，也因此成为这一学派公认的创始人。此后，李斯特被称为“德国历史学派的前父”。

朱绍文接着介绍，罗雪尔承接李斯特的思路，提出国民经济的生命周期假说：每一个国民经济都要经历四个发展阶段——幼年、青年、成年和老年。三项普适的经济要素——自然、劳动、资本，依照顺序先后主导国民经济的发展阶段。在幼年和青年时期的主导要素是“自然”，青年和成年的主导要素是“劳动”，成年和老年的主导要素是“资本”。

这位朱绍文老先生1915年出生，1934年赴日留学，1945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经济学部，精通日文、德文、英文。1943年他的博士论文标题是“李斯特的国民生产理论研究”。1944年，他在日本宣传抗日，被宪兵逮捕，严刑拷打，右耳失聪，十余年在日本的藏书被洗劫一空。所幸，日本宪兵队不能将东京大学的学生随意处死，稍后，东京大学提出抗议，朱绍文被释放。1945年日本战败，朱绍文全家乘货轮经由朝鲜辗转返国，1950年调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并在辅仁大学（后并入北京师范大学）任经济学教授，1957年被划为“右派”，1979年平反，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任职。樊纲、左大培、阳春学，是他指导的三名优秀博士生。2011年，朱绍文辞世，享寿96岁。

因为多年留日，朱绍文的中译本，用词考究，例如，“财富”在他的解释里，与“财”的意思十分不同。财多曰富，故他的翻译，通常所见的财富，在他这里只是财，图3.9是罗雪尔《大纲》中译本目录第1页，其中就有这个“财”字。这份目录的全部，我已贴在第二讲的心智地图里了。年轻时读书，博闻强记是必要的前提。中年时，记忆力开始衰退，理解力和判断力于是成为学问的基础。老年时，我读书的捷径是浏览目录。

罗雪尔《大纲》开篇就对比了两种方法的差异，在“序论”第一节“关于国家科学的方法”的第一段“历史方法同哲学方法的区别”：哲学家尽量抽象地、脱离一切时间和地点的偶然性去寻求概念或判断的体系；历史家则尽量忠实地描绘现实生活，寻求人类的发展及其关系的记述。

在第二段“哲学的国家理想之主观性”中，罗雪尔说：哲学的国家学说最通常的表现形式是理想国的形式，其表现有各种各样，其根据和结果也极不相同。但几乎所有的国家理想，尽管看来好像是抽象的，其实都不过是它的作者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或它的作者所属党派力求实现的政治状态的一种不甚高明的描绘罢了。

第三段“历史的方法”，他以这段文字开端（我在第一讲引用过）：对于人类政治激动的分析——这只有通过对一切已知的国民进行比较，才可能明确。各个国民发展中的类似性，可归结为一种发展规律。历史家的工作同生物学研究者的工作相似，这种历史的方法，只要不完全走入迷途，任何时候都具有客观的真理性。实践家从它获得的教益最多——但并非通过直接的命令，而是相反地通过形成一种政治的观点而达成的。历史方法的最高目的在于以科学的形式将人类所已获得的政治成果留给后代。历史学派是对康德和黑格尔理念主义的反叛，主导了欧陆思想几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