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三江源区生态环境现状

近年来在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共同影响下，三江源地区草场退化、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河流径流量减少、冰川萎缩和湖泊水位下降等生态与水资源问题严重，三江源区生态环境自然演变呈现不断退化的趋势，直接影响着牧民群众的脱贫致富和经济社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对我国大江大河的流域生态环境造成严重损失，甚至对我国及全球的气候可能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三江源头生态环境的恶化不仅严重制约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危及了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乃至全国的生态安全。同时，由于青藏高原本身生态环境的脆弱性，以及草地管理制度不完善，致使草畜矛盾日益尖锐，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尤其是境内草原生态系统构成十分脆弱，草原植被结构简单，稳定性较差，系统内物质、能量流动缓慢，抗干扰和自我恢复能力低下，畜牧业基本属于游牧、半游牧状态，草原资源自我更新的有限性，草畜供求的年度、季节不平衡性，草原畜牧业靠天养畜的制约性等矛盾无法消除，在这种严酷的气候条件下，传统的近乎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不仅不利于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而且因牲畜自身过大的代谢消耗和牲畜的大批殒亡，牧草转化率及饲草报酬均很低。

1.2.1　草地生态系统脆弱，管理经营水平低下

三江源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便、经济基础和技术力量薄弱、经营管理水平落后。近年来草地畜牧业生产虽然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仍未从根本上摆脱逐水草而居、靠天养畜、单一的经营方式。人口和牲畜的迅速增长，进一步突出了草地资源短缺的矛盾。由于草地投入产出比例严重失调，忽视了草地资源的保护和建设，从而加速了草地的退化，使草地的生态环境恶化，生产力水平下降。三江源区草地畜牧业主要依赖于天然草地和以放牧利用为主的经营方式，自然条件严酷，青草期短，枯草期长，牧草的现存量和营养成分含量的季节和年间差异显著^［8］。潘竟虎、王根绪等利用1986年和2000年两个不同时期的卫星遥感数据，对黄河、长江源区近15年来的土地利用类型的时空变化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源区草地退化、湿地萎缩、土地荒漠化现象十分明显，由此改变了土地覆被的空间分布格局并使该区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因此草地畜牧业生产很大程度上受环境条件的制约，草畜之间供求不平衡的矛盾导致了“超载过牧—草地退化—草畜矛盾加剧—生态环境恶化”的恶性循环。

1.2.2　过度放牧乱采滥挖，草地退化比例高

据统计，青藏高原现有各类牲畜约7000万头只，家畜存栏数相当于20世纪50年代的3倍，各地超载过牧的现象普遍存在^［6］。长期的粗放经营管理，超载过牧，加之人为不合理的开发利用，乱砍滥伐乔灌木和挖掘固沙植物、药用植物等，使大面积草场植被破坏、地表裸露、覆盖度减少、土壤蒸发量增大，在冻融、水蚀、风蚀共同作用下草场严重退化，其余草地也处于不同的退化阶段，平均产草量下降了20%、50%。超载过牧不仅使草地初级生产力下降，而且使草场质量变劣，优良牧草减少，毒杂草增加。由于优势植物资源位的变化，使植物群落结构和外貌发生变化，草场植被向退化演替方向进行。

1.2.3　草地鼠虫危害严重，加剧生态环境恶化

三江源区主要害鼠有高原鼠兔、达乌尔鼠兔、高原鼢鼠等，鼠害发生面积约1740万公顷，约占青藏高原草地面积的13.64%^［6，9］。这些害鼠不仅与牛羊争食，消耗大量的牧草，而且使草地经受反复的挖掘、啃食，原生植被破坏，并形成斑块状的次生裸地。尤其在鼠兔和鼢鼠共同生存的地段，洞和土丘纵横交错，经风蚀、水蚀等因素的作用，次生裸地不断扩大，相互联片，使表土层流失，岩石裸露，土壤养分大量流失，最后形成寸草不生的“黑土滩”^［10］。

1.2.4　水土流失严重，生态平衡失调

三江源区生态环境严酷，由于水蚀、风蚀等因素，使表土层流失，岩石裸露，土壤养分大量流失。如青海省天峻县快尔马乡，轻度鼠害地区损失腐殖质7121.93kg/hm²，氮素310.51kg/hm²，中度鼠害地区损失腐殖质21365.79kg/hm²，氮素915.20kg/hm²，重度鼠害地区损失腐殖质40357.61kg/hm²，氮素1769.53kg/hm²。青藏高原“黑土滩”，退化草地面积以703.19万公顷计，每年可损失有机质1455×10⁸kg，氮素62.33×10⁸kg。草地退化不仅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而且使水资源受到严重污染。据黄河吉迈水文站21年的实测资料表明，多年平均径流量为38.569×10⁸m³，年平均输沙量为20.5×10⁸kg，最大日含沙量为4.92kg/m³。如此大量的水土流失不仅使黄河、长江源头生态环境遭受破坏，而且严重威胁着黄河、长江中下游的生态环境和区域经济的发展^［6］。

综上，草场退化、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减少、冰川退缩、湖泊萎缩、湿地退化等是当前源区面临的主要生态环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