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市群研究的繁荣发展阶段

1945年以后到20世纪90年代，是国外城市群研究的繁荣与发展阶段。

“二战”以后，世界各国社会经济从战争的废墟中得到了快速复兴与飞速发展。以整个世界范围的视角来看，工业化的不断深化是城市化得以快速发展的推动因素；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心城市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动力源与增长极。在经历了“知识爆炸”与科技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等一系列浪潮冲击之后，许多崭新的科学方法与技术手段开始被大量引入城市群研究领域之中，无论是在理论研究还是实证分析领域均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1947年，英国地理学家迪肯森（R. E. Dickinson）在考察了欧洲多个城市之后，结合前人关于城市研究的论著，将历史发展与地带结构加以综合，他对伯吉斯（E. W. Burgess）的同心圆理论倍加推崇，据此进一步提出三地带理论（Three Zone Theory），即城市地域结构从市中心向外发展按中央地带（Central Zone）、中间地带（Middle Zone）和外缘地带（Outer Zone）或郊区地带（Suburban Zone）顺序扩展，揭示了城市成长引起的城市影响力扩大的趋势，开创了城市边缘区研究的先河⁽¹⁴⁾。

（一）城市区域扩展的研究

作为一种经济空间现象，与城市产生一样，城市群的形成都是在经济发展、技术创新、制度变革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将关注点转向大都市外围地区以及大都市间的区域发展问题，而经济学家则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与范围探讨了城市群的发展机制。

1953年，瑞典学者哈格斯特朗（T. Hagerstrand）在熊彼得创新扩散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空间扩散理论，在其论文《作为空间过程的创新扩散》中首次提出空间扩散的问题，并揭示了城市群空间扩散的多种形式，但在当时其重要意义并未引起充分重视⁽¹⁵⁾。此后直到1959—1960年哈格斯特朗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执教后，关于空间扩散的研究才逐步盛行，并与克里斯塔勒首先提出的中心地理论一起，被共同誉为20世纪人文地理学研究中两项最重大成就⁽¹⁶⁾。

1955年，法国经济学家弗朗索瓦·佩鲁（Francois Perroux）对经济增长遵循均衡路径这一传统观念进行了质疑，具有开创性地提出了重要的“增长极理论”⁽¹⁷⁾。认为经济增长源于一个“推动型单位”，而这个所谓的推动型单位，其优势则主要来自于规模经济与创新能力；并提出推动性单位诱使经济增长的5方面诱因：①一种工业的发展在某种情况下可能产生外部经济；②一种新工业的建立可能刺激另一些部门的模仿与创新；③一个部门的扩展对另外一些经济部门产生乘数效应；④一个支配厂商可能通过经济斗争诱使另一些厂商实行削价战略和创新；⑤一种工业内的新投资可能对经济有乘数效应和加速效应⁽¹⁸⁾。

此后法国经济学家布代维尔（J. R. Boudeville）和拉塞（J. R. Lasuen）两人通过引入区位论观点，进一步发展了佩鲁的增长极理论，从理论上将增长极概念的经济空间推广到地理空间。他们认为一个增长极或者增长中心的形成，与一个城市的集聚优势和多种功能是分不开的，其扩散则要遵循中心地的等级扩散规律，从而有机联系了增长极的发展功能与城市的集聚体系。

1957年，美国地理学家乌尔曼（E. L. Ullman）提出了空间相互作用理论，他认为相互作用产生主要有互补性、中介机会和可运输性三个条件，他的理论对研究城市群区域内外空间相互作用机制的专家与学者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¹⁹⁾。

1963年，塔弗（E. J. Taaffe）、加纳（B. J. Garner）和蒂托斯（M. H. Teatos）扩展城市空间的研究范围，进一步发展了三地带理论，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提出了由中央商务区、中心边缘区、中间带、外缘带、近郊带五大部分组成的城市地域理想结构模式。

20世纪40年代，阿根廷著名的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oal Prebish），作为20世纪拉美历史上“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中心—外围模型，普雷维什指出：“在拉丁美洲，现实正在削弱陈旧的国际分工格局，这种格局在19世纪获得了很大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一种理论概念，直到最近仍继续发挥着相当大的影响。在这种格局下，落到拉丁美洲这个世界经济体系外围部分的专门任务是为大的工业中心生产粮食和原材料”⁽²⁰⁾。

19世纪60年代，弗里德曼（J. Friedmann）将中心—外围理论的概念引入区域经济学，发展了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的中心—外围模型，对经济发展与空间演化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解释。

1964年，弗里德曼（Friedmann）和阿隆索（Alonso）结合罗斯托（W. W. Rostow）的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共同提出了“核心—边缘”的经济发展与空间演化模式，从而反映了城市群的不同发展阶段与过程⁽²¹⁾；他们认为所有国家的区域系统，都是由核心和边缘两个子空间系统组成。资源、市场、技术和环境等的区域分布存在客观差异，要利用独有的地理优势或者历史传统首先把中心区域发展起来，使要素不断向这个区域聚集，形成区域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并且随着市场扩大、交通条件的改善和城市化加快，核心与边缘的界限会逐步消失，最终推动空间经济逐渐向一体化方向发展⁽²²⁾。

1969年，英国学者惠贝尔（Whebell）在实地考察中发现，绝大多数城市或者城镇总是沿着发达的现代运输干线分布，而这些干线就类似于走廊的功能串联起这些功能、特色各异的城镇形成城市群；于是就用“走廊”这一概念表示由高度发达的现代化运输线连接起来的若干主要城镇构成的线状模式，提出了“走廊理论（Theory of Corridors）”⁽²³⁾，分析阐述了这一走廊经济景观五个阶段的演变过程：初始占据、商品交换、铁路运输、公路运输网与大都市区的形成⁽²⁴⁾。

1971年，I. B Kormoss和P. Hall分别对西北欧城市群和英格兰大都市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²⁵⁾。

1975年，C. H洛斯乌姆（Russwurm）从城市地区和农村腹地之间联系的角度，提出城市地域应由城市核心区（Core Built-up Area）、城市边缘区（Urban Fringe）、城市影响区（Urban Shadow）和乡村腹地（Rural Hinterland）四部分组成⁽²⁶⁾。

1977年，哈盖特（P. Haggett）⁽²⁷⁾和克里夫（A. D. Cliff）从相互作用（Interaction）、网络（Networks）、节点（Nodes）、等级（Hierarchies）、面（Surfaces）、扩散（Diffusion）6个角度，对区域城市群空间演化模式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²⁸⁾。

1980年，K. Lynch在其研究中构建了扩展大都市（Disperpersed Metropolis）的模式⁽²⁹⁾。

1981年，穆勒（Muller）利用范斯（Vance，1977）的城市地域（Urban Region）概念，对日益郊区化的大城市进行了研究，对哈里斯和乌尔曼的多核心理论作进一步扩展后建立了大都市空间结构模式，又称为多中心城市模型，该模型由衰落的中心城市、内郊区、外郊区和城市边缘区四部分构成，在外郊区有正在形成的若干个小城市⁽³⁰⁾。

布赖恩特（Bryant，1982）等人提出了“城市乡村”（City’s Countryside）理论，研究了与区域性城市结构相关的城市周围乡村地区类型，对“城市乡村”发展动力机制进行了探讨⁽³¹⁾；布鲁恩和威廉斯（Brunn & Will-Jams，1983）的“城市系统（Systems of Cities）”和怀特汉德（Whitehand，1988）的“城市边缘带（Urban Fringe Belt）”从不同的侧面对城镇密集区的概念进行了阐释。

以上相关经济理论从不同方面对城市群空间发展过程和形成机制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支持。此后欧美学者对城市群的研究主要以大都市带理论为依据，以全球一体化和美国新经济为背景，从理论探索开始逐步向微观实证和机制研究转变；在研究中发现与验证了都市圈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重要因素，例如，人口、知识和产业结构等。

1985年，美国著名学者隆弟莱里（D. A. Rondinelli）对城市群区域空间发展中存在的联系进行了划分，总结了区域城市群体间7种类型的相互联系，主要包括自然联系、经济联系、人口运动联系、社会相互作用联系、服务传输联系、信息联系以及政治、行政和组织联系等，这些联系组成了错综复杂的联系网络⁽³²⁾。

瓦恩斯（A. M. Warnes，1991）通过对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伦敦地区人口发展过程的研究，发现伦敦都市圈的发展与城市人口的聚集和扩散有关；随着城市人口的集聚与分散，郊区化过程开始出现，从而使得大伦敦地区的城市发展逐渐超出都市区范围，成为英格兰东南大都市带的核心部分；埃伯纳（M. H. Ebner）通过对新泽西普林斯顿地区发展过程的研究，探讨了教育、科研以及信息等产业在都市圈形成中的显著作用⁽³³⁾。

上述关于城市地域结构模型的理论虽然重点都放在大都市内部，但专家与学者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在集聚与扩散作用下城市形态由单核向多核城市地域结构的转变，因此这也标志着相关研究开始由传统城镇个体空间结构向城镇群体空间结构转变。

（二）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研究

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工业化不仅成为城市化发展的“助推器”，而且也促使城市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源”。随着北美、西欧以及亚洲部分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开始进入城市化的中后期阶段，城市区域空间结构的演化开始出现一种全新的发展趋势；开始出现以大城市为中心，连同周边受其辐射的邻接地区所组成的巨型城市区域集合体（City-Region Agglomeration），这种城市区域集合体现象无法用传统城市空间结构理论进行圆满解释，从而导致城市空间结构理论产出巨大变革，最终诞生了以法国经济地理学家戈特曼（J. GottMann）的大都市带（Megalopolis，1957，1961，1966，1987，1990）理论；加拿大地理学家麦吉（T. G. McGee）的城乡一体化区域（Desa Kota Region，1985，1987，1989，1991）理论；以及美国新闻记者佩尔斯（N. R. Peirce）的城市主导区域（Citistate，1993）理论三种等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区域集合体理论，尤其是前两种理论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³⁴⁾。

1. 大都市带理论的研究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伴随着西方发达国家和地区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进展，城市地域空间范围也在不断扩展，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城市空间形态——大都市带在西欧、北美、日本等地相继涌现，并且引起了相关领域众多学者的关注。

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J. Gottmann）是现代意义上的城市群研究开拓者，他在考察了北美地区的城市化之后，于1957年发表了论文《大都市带：东北海岸的城市化》（Megalopolis or the Urbanization of the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在文中他非常具有开拓意义地提出了“大都市带”（Megalopolis）的概念，戈特曼对“大都市带”的空间生长模式进行了理论探讨，指出“大都市带”是一个由若干个大都市相互连接所构成的一个面积广大的城市化区域，是一个具有相当人口密度分布的都市地带，而并非是简单的一个城市或是一个大都市的概念⁽³⁵⁾。

戈特曼的大都市带理论被视为是全新的城市群体概念，得到了学术界广泛推崇：“戈特曼选择了古希腊时代建立的一个理想中非常大但从未发展到这么大的城市的名字Megalopolis（即非常大的城市）来称呼这个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超过3000万的超级大都市区”⁽³⁶⁾。

1961年，戈特曼一方面通过对世界上几个主要大都市带进行实地考察，另一方面结合自己对大都市带的认真思考与深入研究，厚积薄发，从而出版了《大都市带：城市化的美国东北海岸》一书，被认为是关于大都市带演进理论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这一著作不仅从理论上对大都市带的内涵加以界定，认为大都市带是一个特殊的区域，其大部分为建成区，空间上由各个社区和产业区交织成星云状空间结构；而且对大都市带的特征、功能、形成的影响因素和发展阶段等方面都做了深入研究⁽³⁷⁾。

1966年，戈特曼与哈珀（Robert Alexander Harper）合作，对大都市带做了进一步阐述，出版了Metropolis on the Move：Geographers Look at Urban Sprawl一书⁽³⁸⁾。

在这之后的数十年间，戈特曼一直致力于对大都市带的相关理论进行不断丰富与完善。1987年戈特曼出版了《大都市带的再考察：二十五年后》（Megalopolis Revisited：Twenty-five Years Later）一书⁽³⁹⁾。这一著作集戈特曼大都市带理论于大成，标志着大都市带理论已经成熟。在书中，戈特曼从产业结构变动、人口分布、劳动力构成、土地利用形式等多个视角，对美国东北海岸大都市带的特征进行了探讨，对于自然地理、社会变迁以及经济基础进行了分析，从而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大都市带理论体系⁽⁴⁰⁾。

正是由于戈特曼对于大都市带所做的开创性研究，引起了众多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对这一领域的关注。

随着地理学家、经济学家等专家学者对大都市带理论开展研究，区域与城市规划学者也普遍接受了这一理论，并且得到重视，在区域与城市规划中加以广泛应用。著名的希腊规划学家杜克西亚迪斯（C. A. Doxiadis）就是其中之一。

希腊学者杜克西亚迪斯（C. A. Doxiadis）、帕佩约阿鲁（J. G. Papaioannou）、加拿大地理学家纳什（P. H. Nash）以及美国学者墨菲（E. F. Murphy）等都是戈特曼观点的热情支持者。

希腊学者杜克西亚迪斯（Constantinos A. Doxiadis）认为，从人类社会居住形式的演变过程来看，城市群以一种全新的结构体现了人类社会对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集约利用，代表着未来世界的发展方向⁽⁴¹⁾；他认为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地方出现的多个都市区沿着发展轴线扩展相连的事实表明，无论从形式还是功能上看，它们都与单个都市区有显著不同的特征；存在于这种系统内部各个都市区之间以各种流的形式表现强烈的交互作用，促成了这一现存最大尺度的人类居住的地域空间形式的形成⁽⁴²⁾。

希腊学者帕佩约阿鲁（John G. Papaioannou）根据自然、人类、社会、物质外形和网络5个因素特征，对人类社会居住的空间形式作了理论上的逻辑分类，共划分出从最小的个人（Anthropos）到世界大都市带（Ecumenopolis）共15种类型，认为世界大都市带将是人类社会居住形式发展的最高阶段⁽⁴³⁾。

2. 城乡一体化区域理论的研究

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是在工业化推动下完成的，具有明显的自上而下发展的特征，呈现出一种内生增长、自我发展的路径模式；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工业化则是在全球产业转移的大背景下开始启动，其城市化的进程则是一种外力推动的结果，从而呈现出显著的自下而上的特征。19世纪60年代以来，东南亚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巨型城市区域集合体越来越成为主宰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导区域与重要动力。

加拿大地理学家麦吉（T. G. McGee）经过对东南亚发展中国家城市密集地区多年考察与研究之后，认为在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核心区域，例如，泰国的曼谷、印尼的爪哇、中国的上海等城市，已经开始出现与西方大都市带类似而发展背景又迥然不同的新型城市空间结构⁽⁴⁴⁾。

1987年，麦吉在《城镇化还是乡村城镇化？亚洲经济交互作用新型区域的出现》一文中，对这种与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城镇化机制完全不同的城乡联系空间结构，他用了Kotadesasi一词加以描述，并且对Kotadesasi的空间范围和基本特征进行了探讨⁽⁴⁵⁾。

1989年，麦吉在《亚洲巨型城市区域的出现》⁽⁴⁶⁾（The Emergence of Megaurban Regions in Asia）和《亚洲新型城乡一体化区域的出现：对国家和区域政策的启示》⁽⁴⁷⁾两篇论文中，对该理论做了进一步完善，采用Megaurban region、Rural-urban mix两个新词⁽⁴⁸⁾。

1991年，麦吉提出了“城乡融合区”（Desakota）的概念，在《亚洲城乡一体化区域的出现：扩展一个假设》⁽⁴⁹⁾一文中，他开始用Desakota region一词取代Kotadesasi等词，并且对Desakota region的形成条件和动力机制进行了阐述。他认为随着东南亚地区经济的飞速发展，类似于西方大都市带的空间结构已经逐渐开始出现；而这些亚洲大城市区域的扩展发生在地区之间交通走廊地带的农村地区，并以劳动密集型工业、服务业和其他非农行业的迅速增长为特征，商品和人流之间的相互作用十分强烈；这类由数个通过交通走廊联系的大都市及其周围或其间的Desakota组成的巨大地域组织，麦吉将其命名为“Megaurban”，即“超级城市区”⁽⁵⁰⁾。

1995年，麦吉进一步阐述了Megaurban的概念，与罗宾逊合作出版了《东南亚的超级城市区：亚洲的城市化》一书⁽⁵¹⁾。

3. 城市主导区域理论的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全球经济进程日益加速。作为区域经济力量主要载体的城市，具有比地方政府更加灵活的资源支配性功能；凭借其全球性的产业链，城市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全球范围内的资源优化配置。

美国记者佩尔斯在其1993年出版的《城市主导区域：城市化的美国如何在竞争性世界中繁荣》（Citistates：How Urban America Can Prosper in a Competitive World）一书中，对美国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如凤凰城（Phoenix）、西雅图（Seattle）、巴尔的摩（Baltimore）、欧文斯伯勒（Owensboro）、达拉斯（Dallas）和圣保罗（Saint Paul）等进行了深刻剖析，创造性地提出Citistate这一新词汇。

他认为，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城市聚集区（Conurbation）等概括城市区域集合体所使用的词汇，已经远远不能揭示城市量级和空间结构巨变的本质，只有Citistate一词才能揭示区域主义超越主权国家主义的新现象，完整反映美国乃至全球现已形成的城市区域集合体的全部意义。他预言，21世纪经济活动、政治管辖和社会组织的主导区域将会是这些Citistate。

佩尔斯认为，现代的Citistate与3000年前古希腊出现的Citystate（城邦）之间存在继承与渊源关系。Citistate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产物，具有“自然的政治和经济实体”的特征，更着重强调城市经济职能，由具有内在联系的城市中心地带、城郊区、乡村腹地等部分组成，有着共同经济、社会发展前景。Citistate的空间结构呈现出非连续性和跳跃性特征，其腹地可以随着经济联系而向全球扩展，与以往的城市区域集合体有着本质差别。

（三）城市体系结构的研究

“二战”以后，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在全球范围内的深化，关于城市的一些矛盾与问题日益突出，人们对于从城镇体系的角度研究城市和区域的重要性有了深刻认识。

1950年，邓肯（O. Duncan）在其著作《大都市与区域》中首次引入“城市体系”（Urban System）的概念，并对城市体系研究的实际意义进行了阐述⁽⁵²⁾。

1954年，数量地理学家布赖恩·贝里（B. J. L. Berry）展开了一场数量革命，用数理统计方法对中心地学说进行了许多实证性研究，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和专著，把城市人口分布与服务中心的等级进行了有机联系，使城市地理研究从形态学的城市景观转移到了空间分析领域；他的《城市作为城市系统内的系统》（Cities as Systems Within Systems of Cities）一文是城市系统研究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如果说克里斯塔勒是城市系统研究的理论家、奠基人，那么，贝里就是城市系统研究的实践者和推动者”⁽⁵³⁾。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逐渐进入稳定发展阶段，有关城镇体系研究开始进入高潮时期，一大批丰硕成果相继涌现；其中最为著名的是美国地理学家贝里（B. Berry）和豪顿（F. Horton）的《城镇体系的地理学透视》（1970），以及加拿大学者鲍恩（L. Bourne）和西蒙斯（J. Simmons）的《城镇体系：结构的发展与政策》（1978）等两部著作⁽⁵⁴⁾。

1986年，弗里德曼（J. Friedmann）对城市体系的等级网络进行了研究，认为城市体系的等级关系将会成为跨国公司纵向生产地域分工的体现，并提出了世界城市理论（Global City Theory）⁽⁵⁵⁾。弗里德曼认为，“世界城市的本质特征是拥有全球经济控制能力，这种控制能力主要来源于聚集其中的跨国公司总部，它既是生产和消费中心，更是信息、娱乐及其他文化产品的生产与传播中心”⁽⁵⁶⁾。

（四）日本地区城市群的研究

1. 关于都市圈的研究

早在1954年，日本行政管理厅统计标准部就开始仿效美国标准大都市区（Standard Metropolitan Area，SMA）的概念定义了“标准城市地区”，用来表示城市的功能地域；后来这一概念又被进一步具体化为各种“城市圈”，例如，被广泛使用的生活圈、通勤圈、商业圈等概念。这些概念是指以一日为周期可以接受城市某一方面功能服务的地域范围；1960年又提出了“大都市圈”的概念和划分标准⁽⁵⁷⁾。

日本学者对大都市圈的研究源于20世纪5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起飞，出现了大都市急剧扩张的现象，这一时期主要围绕着大城市的空间扩散开始展开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郊区城市化和卫星城的建设；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由于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公务性行业在大城市高度集中，研究方向开始转向大都市圈的商业行政职能；70年代以后，对大都市圈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对大城市圈层结构和空间增长过程的探索方面⁽⁵⁸⁾。

20世纪60—80年代，这一阶段日本对于都市圈的研究多集中在对都市圈内单一要素，例如，产业和人口等要素的分布、演变及其成因分析上，如1965年石水照雄对东京大都市圈人口集聚与扩散过程进行的研究和桧垣松夫对北九州工业区进行的研究等，这其中板仓胜高等人（1968）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板仓胜高通过对阪神都市圈内工业企业分布的实证研究，推翻了日本都市圈是由大型重化企业控制的传统观点；研究结果显示：日本都市圈产业的基本特点是由一系列规模不等、产业性质各异的企业组成的工业聚集体⁽⁵⁹⁾。日本东京都市圈产业分布概况如图2-2所示。

金斯伯格（Ginsburg，1961，1988）通过对日本大都市带的重点研究⁽⁶⁰⁾，总结出其特点：人口稠密、市郊化（Suburbanization）和城市远郊化（Exurbanization）过程与主导产业部门的分散相关联等，并以此为基础提出符合日本实际情况的“分散大都市带（Dispersed Metropolis）”概念，以这一概念定义一个由众多专业化职能城市中心构成的多核系统⁽⁶¹⁾。

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于都市圈的研究开始逐步转向对空间结构变化的总结上，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研究主要有：津川康雄（1982）通过研究京阪神都市圈内部三大城市的人口和零售商业分布以及由此决定的城市中心性的空间变化，发现在城市核心地区中心性降低的同时，都市圈逐渐走向均衡发展⁽⁶²⁾；山鹿诚次（1984）对日本大都市圈的内部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富田和晓（1988）从批发、服务业的区位变动入手，对东京、阪神、名古屋三大都市圈结构做了对比研究，认为集中分布相对减少、多中心成为日本都市圈发展的普遍现象⁽⁶³⁾。1985年日本都市圈状况如图2-3所示。

藤井正（1990）通过分析根据通勤定义的都市圈在解释郊区化现象时的局限性后，提出了从更大地域范围内解释大都市圈空间结构新特点的崭新思路；山鹿诚次（1984）对日本大都市圈的内部结构进行了系统研究⁽⁶⁴⁾。

日本富田和晓教授（1995）的《大都市圈的结构演变》⁽⁶⁵⁾一书以都市空间为经，结构演变为纬，从人口、产业、居住、消费、通勤、中心地等级和职能等广泛的角度对日本三大都市空间结构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⁶⁶⁾。

2. 关于都市带的研究

1967年，日本地理学家石水照雄和木内信藏率先翻译介绍了戈特曼的著作；1969年日本城市社会学家矶村英一为北海道千岁市进行城市规划时，尝试应用了Megalopolis概念，虽然并未获得成功，但却引发了日本学术界对都市区和大都市带的研究兴趣。

日本关于大都市带的研究与日本都市圈的建设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5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城市化进程加速化，导致了人口与产业向太平洋沿岸地域不断集聚，形成了太平洋沿岸的京滨、中京、阪神等大工业地带；而且随产业结构变化、技术进步、交通运输方式改变出现的临海、临空型产业布局模式，大大促进了东海道大都市带的形成⁽⁶⁷⁾。日本东海道都市带，是从千叶向西，经过东京、横滨、静冈、名古屋，到京都、大阪、神户的整个范围，该城市群包括东京都市圈、名古屋都市圈和大阪神户都市圈三个组成部分；在这个面积只占日本全国国土面积6%的区域内，却拥有日本人口的60%和工业总产值的75%⁽⁶⁸⁾，如图2-4所示。

日本学者丹下健三（TangeKenso）曾主持1960年东京规划，他在1965年出版了《日本群岛的未来》一书，总结了战后日本城市发展的过程，对日本全国特别是东京湾的城市发展前景作了预测；他的观点深受杜克西亚迪斯的影响，认为大都市带化（Megalopolitanization）正成为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大都市带则是人类社会未来的蓝图⁽⁶⁹⁾；同一时期，日本著名学者山鹿诚次出版的《东京大城市圈之研究》（1967）和服部圭二郎的《大城市地域论》（1969）也涉及了对东海道大都市带的研究⁽⁷⁰⁾。

1972年6月，作为竞选纲领，田中角荣正式提出了“日本列岛改造”的构想；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交通通信、科学教育等各个方面，重点解决三个部分问题：工业重新布局，改造旧城市和建设“新25万人口城市”，建设交通通信网络。田中上任组阁后，以“列岛改造”思想为指导方针，重新对“全国综合开发计划”⁽⁷¹⁾加以调整和修订，建立起更大规模的“新全综”，即“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以筑波科学城建设为代表，日本城市分散化倾向日渐明显，东海道大都市带的发展进入成熟阶段，日本的城市发展逐渐开始进入郊区化阶段。

20世纪70年代，日本学者小林博氏对东京大都市圈进行研究后，在归纳与总结前人的观点基础上强化了城市群发展过程的3个概念：大都市地区（Metropolitan Region）、大城市区（Metropolitan Area）与城市化地带（Urbanized Area）⁽⁷²⁾。

田口芳明（1981）经过对京阪神大都市圈1970—1975年中心市和外围地域的不同产业的就业人口变化特征研究后指出，日本城市化模式正在发生着质的变化，扩散型城市化将成为城市化的主要形式；并认为居住的郊区化为郊区化第一阶段，相应的大都市圈的地域结构为球心型的地域结构；产业郊区化为郊区化的第二阶段，该阶段球心型的地域结构将向多核心地域结构转换；因此，必须从通勤、购物行为等角度对大都市圈地域结构重新研讨。其后，以三大都市圈为对象，从就业、通勤、零售商业区位变化、居民的购物行为等侧面的实证研究日益增多⁽⁷³⁾。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对于大都市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无论是深度还是在广度上都取得了很大进展。政治地理学家宫川康男（Yasuo Miyakawa，1990）从日本明治维新后国际关系演变入手，分析了东海道大都市带的形成演化过程；森川洋（Hiroshi Morikawa）改变了以往日本都市圈连绵区域之间没有联系指标的状况，利用干线公路车流量普查资料，结合人口迁移指标，对全日本的大都市圈做了新的划分，提出地域轴的概念，并对各种等级、类型的大都市圈的空间特征做了分析；秋元耕一郎（1993）则从区域城市发展的轴线系统入手，对各行政单元（县）的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进行分类并提出了促进合理发展的政策措施；这些从不同方面进行研究的成果，为日本大都市带的研究引入了新的视角和方法；日本学者对于都市带研究所做的贡献之处还在于将城市地域系统划分为日常城市系统、区域城市系统和国家城市系统3个层次，以分别对应于都市圈、大都市圈和大都市带，从而使得都市带的研究层次更加清晰；日本学者关于都市带丰富的研究成果与实践影响很大，日本也被戈特曼称为是除美国之外接受大都市带概念最早、影响最广泛的国家（Catharine Nagashima，1981）⁽⁷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