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2017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总指数及排序

按照同样的计算方法对2017年我国地方经济增长质量分项维度和综合指数值进行合成，并对2017年各省份经济增长质量的现阶段状态进行综合评价，所得到的测度结果如表0-7、表0-8所示。

如图0-2所示，2017年经济增长质量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广东、北京、江苏、浙江、上海、天津、山东、辽宁、福建、内蒙古，其中，前9位都是相对发达的东部省份，前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值为0.460。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陕西、广西、青海、新疆、宁夏、江西、山西、云南、贵州、甘肃。除广西以外，均属于中西部内陆地区，排名后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为0.242。排在前10位省份的经济增长质量指数平均值是排名后10位的1.9倍，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质量显著优于中西部地区。

经济增长的效率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上海、北京、天津、江苏、内蒙古、广东、青海、吉林、宁夏、浙江，平均经济增长效率指数值为0.104，说明这些地区在2017年度里经济增长的效率发展水平较高，然而经济增长效率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分别是四川、河南、河北、新疆、云南、山西、江西、贵州、安徽、甘肃，平均经济增长效率指数值为0.032，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效率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经济增长效率值的3.25倍。可以看出，经济较为发达的东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指数排名较为靠前，而大多数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效率发展落后，尤其是贵州、安徽和甘肃等地区，在未来经济增长中亟须考虑效率因素，通过提高区域发展的全要素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

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海南、黑龙江、浙江、上海、江苏、北京、广东、四川、福建、江西，平均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值为0.071，意味着在2017年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结构发展水平较高，然而，经济增长的结构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河南、湖北、青海、内蒙古、甘肃、湖南、山西、宁夏、吉林、陕西，平均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值为0.045，排在前10位的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结构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经济增长结构值的1.58倍，结构层面发展较好的地区与发展落后的地区差异较大，两极分化显著，意味着我国区域之间结构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亟须重视。经济增长结构发展较好的地区普遍落入东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以及东南沿海地区，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结构较为缓慢，调整地区经济增长结构，尤其是产业结构、城乡二元结构是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当务之急。

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辽宁、内蒙古、甘肃、新疆、吉林、天津、北京、黑龙江、广西、青海，平均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值为0.062，说明这些地区经济增长稳定性较高，受外界影响产生的波动性较小，经济增长抗冲击能力较强，而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安徽、河北、重庆、江西、宁夏、湖南、贵州、福建、四川、上海，其平均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值为0.026，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经济增长稳定性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将近2.38倍，可以看出，经济增长稳定性较高的地区多数落入东北地区以及西北内陆地区，在稳定性方面，东部地区的天津、北京、广西对比上一年度有所进步，而东部以及南部大部分地区经济增长稳定性依然较差。总体来看，东部地区、南部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虽然快，但波动性较大，经济发展易受外部环境、内部变动影响而大起大落。相对而言，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的稳定性较强。因此，要对东南部地区的经济短期波动进行调整，并且与长期趋势的影响相结合，以熨平经济增长的波动性，促进地方经济增长质量持续发展。

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山东、宁夏以及河北地区，平均经济增长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为0.087，排在前10位的地区与2016年排前10位的地区区别不大，河北地区的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有所增长，已进入前10位。总体来看，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较高的这些地区均是经济增长发展较快、经济增长质量程度较高的发达地区，意味着经济增长较为发达的地区也更注重福利分配以及人民生活的福利最大化，重视人民共享经济增长硕果，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而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吉林、广西、重庆、黑龙江、贵州、安徽、四川、江西、云南和甘肃，其平均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为0.046，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1.89倍，福利变化与成果分配指数值较为落后的地区多处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与东部地区依然存在明显的差距。这说明落后地区对基本社会福利的关注程度较低，在民生方面相关制度政策不健全，亟须促进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综合发展。

经济增长的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北京、天津、山东、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湖北、河北，平均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值为0.066，总体来看，东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代价相对其他几个地区较好，近年来大部分东部地区都在注重环境污染治理的改善，在向环境友好型社会不断推进，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重庆、辽宁、广西、山西、甘肃、云南、贵州、新疆、宁夏、青海，其平均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值为0.035，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1.89倍，说明中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代价偏高，且与东部发达地区差距较大，由于中西部地区传统工业基地密集，使得产业耗能严重，大量的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使得生态环境岌岌可危，因此，在开发利用本地资源的同时，也要不断进行治理和改善，实现自然资源的良性循环。因此，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代价排名靠后的地区应当全面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应推广生产方式的低碳、清洁和减量化，促进工业化和信息化的“两化融合”，及时将信息化、智能化、绿色化引入产业的升级发展之中，通过绿色高新技术的嵌入，实现供给端绿色产业的转型和升级、绿色产品的质量供给，加强绿色化的优质供给，并且形成绿色、高效、节能、循环的生产方式。

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依次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北京、上海、安徽、河南、湖北、四川，平均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值为0.111，2017年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在前10位的地区与2016年排前10位的地区差别不大，四川的国民经济素质水平有所提升，已进入前10名的行列。国民经济素质指数排在后10位的地区依次是山西、广西、黑龙江、甘肃、吉林、内蒙古、宁夏、海南、新疆以及青海，其平均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值为0.016，排在前10位地区的平均国民经济素质指数值是排在后10位地区的6.94倍，差距较大，东部地区国民素质水平最高，尤其是广东、江苏、浙江、山东、北京、上海等地区，近年来在国民经济素质方面一直保持领先地位。这些地区的创新能力和信息化能力对于新时代经济背景下新动力的转换起到了推动作用。然而，中西部地区以及东北地区的国民经济素质水平偏弱，说明这些地区对于科学创新能力的培育及重视度并不高，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较弱。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不突出，且科技创新的社会文化意识薄弱。与此同时，社会服务水平不高，国民基本素质能力低下，要保持未来经济增长质量的持续稳定增长，提高国民综合素质能力、大力支持科学创新事业、提高地方自主创新实力应成为伟大而深刻的变革方向。